蔣王論戰
蔣王論戰，也被稱為王蔣論戰、王蔣大論戰，是於1981年時，蔣碩傑與王作榮透過報紙投書與社論展開的一場辯論，這場辯論影響了台灣日後的經濟走向，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史上重要的一次論爭。
當時的人形容這是一場「李斯特（政府干預）大戰史密斯（自由市場）」的辯論，或是「學院派與社論派之爭」[1]。這是台灣的經濟學家公開討論政府經濟政策的開始，也是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思潮進入台灣的開端。
背景[编辑]
當時國際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机，台灣因為主要能源皆仰賴進口而受到嚴重衝擊，國內物價快速上升，經濟增長衰退。
蔣經國政府希望採取凱恩斯主義，壓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增加出口，以提高經濟成長率來渡過危機。此派以王作榮為代表，希望先全力追求經濟成長，擺脫衰退，再回頭來改善社會貧富不均的狀況。但蔣碩傑認為這個作法會造成社會不公、資本家得利、貧富差距擴大，因而主張控制貨幣，以穩定經濟和社會為主要訴求。
雙方立場[编辑]
1981年3月5日至6日，蔣碩傑在《中央日報》發表〈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一文，主張控制貨幣供給增加率和維持利率自由化以穩定物價。他批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作法，引起時任《中國時報》總主筆的王作榮在社論上展開反擊。
王作榮主張，物價上升是由於供給面帶動的物價上升，而台灣民間尚有許多資金，應該採用低利率政策並且增加貨幣供給，以增加需求面，帶動經濟成長。
1981年6月20日，蔣碩傑先生於《中國時報》發表〈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反駁王作榮。在此之後，台灣的經濟學者紛紛發表意見，形成一場大論爭。
1982年7月18日至20日，蔣碩傑在《中央日報》發表〈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強烈批評銀行業者透過「五鬼搬運法」[2][3]及「金蟬脫瞉法」[4]，假借投資之名，將資金融通給工商業者。當資本家無法還款時造成銀行呆帳，再透過政府向全民徵稅來補貼。如此一來，將造成貧富差距擴大。這篇文章引起台灣資本家及銀行業者強烈的不滿與反彈。
1982年9月5日，夏道平先生於《中央日報》以〈討論經濟問題應有的共識〉，為蔣王論戰作了一個總結。
注释[编辑]
- ^ 王作榮先生時任《中國時報》及《工商時報》總主筆，負責社論撰寫。
- ^ 蔣碩傑〈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假使有人既不從事生產或服務，又不肯以適當之代價向人告貸，而私自製造一批貨幣，拿到市上來購買商品，那就等於憑空將別人的生產成果攫奪一份去了一樣。這不是和竊盜行為一樣麼？而且這竊盜行為是極神秘而不露痕跡的。它能夠不啟人門戶，不破人箱籠，而叫人失去財物。吾人不妨戲稱之謂『五鬼搬運法』。這種法術，費景漢教授曾稱之為凱因斯的魔法。」
- ^ 1992年，蔣碩傑〈海耶克與凱因斯的貨幣理論〉：「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那就是羅柏森教授依傳統的經濟學說而說的銀行界的一種『盜竊行為』﹙act of burglary﹚。因為銀行的正規職務是『仲介行為』﹙act of mediation﹚，即將他人委託存放在銀行的貨幣轉貸他人。如果銀行將此正當行為棄而不顧，而竟以擅自私造的新貨幣，來代替公眾委託存放在他那裡的貨幣來貸放出去，結果這些新製的貨幣必將與舊有的貨幣相競爭，而奪取其未來可能購得的商品之一部份。這即是傳統經濟學所指責的銀行『盜竊行為』或『五鬼搬運法』。」「所以銀行增發貨幣，乃被視為增加全社會的『流動性』的好事，而不再被視作『盜竊行為』了。因此，在凱因斯學派盛行之後，通貨膨脹之風氣，瀰漫全球。尤其在政治道德較差的開發中國家，其當權者都利用銀行信用膨脹，貸款私人親友，以收『五鬼搬運』之實效。以致財富集中，所得重分配日益不平，老百姓則痛遭通貨膨脹之疾苦。」
- ^ 蔣碩傑〈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現代的鄧通們聰明得多了。他們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鈔票的特權，而只慫恿政府銀行去大批增加貨幣供給，用極低的利率來貸款給他們，由他們去使用以購取財貨。其結果也同樣的能以非從事生產所獲的新製貨幣來攫取別人生產的結果，而他們卻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們一筆低利貸款，就遠遠超過漢朝鄧通一輩子可能鑄造的錢。至於他們因此積欠銀行的負債，他們另有一套『金蟬脫殼之法』來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