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這道理很多人都懂，這也是我過去一直以來主張的，台灣在招收境外生的戰略考量上，過去太專注於人口基數不小、中文能力佳的馬來西亞華人來台，而近年來在新南向政策的效應下，越南、印尼人數開始追上來。根據教育部今年8月更新的統計，在109學年度，越南學生以1萬7534人位居台灣第一大境外生來源國，而馬來西亞倒退第二，僅1萬3964人，而印尼緊追在後，有1萬3804人。

在探討馬來西亞學生人數減少的現象前，我們先來「瞧瞧」僑生在台灣的歷史吧，這樣更能站在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馬來西亞學生減少的現象。

冷戰與僑教

如果大家還記得今年9月國民黨主席選舉的話，當時黨主席參選人張亞中為證明自己有募款能力，公佈三張「本票」，宣稱2017年黨主席選舉時，他到馬來西亞募款，當地有位「僑領」稱如果洪秀柱當選，就捐款500萬美金。由於後來洪秀柱自己募款成功，因此這500萬美金的捐款並未兌現。

另一方面，對於這場黨主席選舉，張亞中還比喻為「辛亥革命」，要效仿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如果大家熟悉黃花崗72烈士的話，其實當中有不少人是來自南洋的華僑。

無論這所謂的馬來西亞「僑領」是否存在，都說明了一件事，對國民黨而言，「華僑」的存在有著用於彰顯自身「正統性」的工具性價值。

1949年國民黨敗逃台灣後，為彰顯自身仍為「正統中國」，以及感念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貢獻（同時也統戰海外華人），1950年代恢復在大陸時期實施的僑教政策。雖然國民黨當局曾因財政困難，打算把僑委會裁併，但1950年韓戰的爆發，開始改變了僑委會的命運。

試想一下，如果1949年國民黨沒敗逃台灣，繼續在中國大陸統治的話，那回「祖國」留學的僑生可能不是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而是去開辦給華僑學生的福建廈門大學和廣州暨南大學了。

1951年，國民黨政府推出「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該辦法在1958年被「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取代，並沿用至今。而僑教的擴大與奠定基礎，則是1954年獲得美援後才開始的。

1953年，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在結束東南亞行訪問後到訪台灣。尼克森在台中東海大學的動土典禮上演講時表示，他發現許多東南亞華僑受到共產主義的薰染而到中國求學，他建議國民黨當局應招收更多僑生來台，以免東南亞被赤化。最終尼克森返回美國後，也成功爭取到給僑教的美援經費。

1954年起，在美援的挹注下，國民黨政府獲得美援蓋校舍、提供獎助學金津貼、僑生來台旅費等經費。對美國而言，僑生們來台後能接受「較」自由民主的思想，返回東南亞後傳播自由民主意識，以遏阻共產黨對東南亞的「紅色滲透」。

那對當時的大學而言，美援的到來有如天降甘霖，起初各大學基於資源有限而不積極招收僑生，後來為爭取更多美援以獲得發展校務的預算，才開始廣納僑生，如1953年全台僑生人數約427人，隔年僑生人數躍升至1058人，此後一直到美援完全停止的1965年，每年赴台升學的僑生人數都穩定地維持在一兩千人左右。

當時僑教利用美援的方式是，每招收一名僑生，就補助大學1萬元，意即大學的僑生人數收越多，爭取到的經費就更多，如最熱門的台大就收了相當多的僑生，因此蓋了僑生宿舍、體育館（舊）、僑光堂（現名為鹿鳴堂）等建築物，還有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也是受惠良多。

在這裡要提醒的是，50年代的冷戰距離二戰結束不遠，當時東南亞地區仍處爭取民族獨立的年代，而分散在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確實在法律身份上屬「中國」的「僑民」，因此許多「美援一代」的僑生，當中許多人確實在個人國族認同上是心向「中國」的。

那隨著各東南亞國家脫離殖民獨立，近年來台求學的大部分僑生，早已都是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外籍人士，如多年來位居僑生來源國榜首的馬來西亞，早在1957年獨立建國。因此對許多馬來西亞華裔而言，仍稱他們是「回國」的華「僑」，是相當與時代脫節的事情。

那為何僑生這身份至今還延續呢？主要還是攸關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的利益，在本位主義、因循守舊的思維下，自然不可能捨棄這重要的業績，若僑生身份的認定改變，僅認定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才能成為僑生的話，那每年「回國」的僑生人數必定銳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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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學生到「兩岸」留學的消長

根據馬來西亞留台校友聯合總會的說法，第一位來台就學的大馬僑生，就是出生於東馬沙巴州亞庇市的楊來添。1953年，楊來添赴台就讀台北市的建國中學，1956年考上了政大新聞系，1960年畢業返鄉。

也就是說，楊來添赴台升學時，馬來亞還沒獨立，其家鄉也還是英國的殖民地，而他畢業返鄉時，馬來西亞也尚未組成，可見當時南洋華僑學生赴台升學的歷史相當早，而且當時國籍身分上，也確實是「回國」就學。

根據四年前的統計，從台灣畢業的大馬校友已超過6萬人，相信幾年後大馬留台校友人數還是有望突破10萬。這數字會比到從中國畢業的大馬校友還多，那為何會有這種情形呢？

由於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堅持反共的國策，因此馬國在1964年與中華民國互設領事館，而1966年在馬國擔任領事的前副總統蕭萬長，也鼓勵了馬方開放更多學生來台求學。

隨著第二任首相敦拉薩在1970年上台，外交政策轉向與中共當局交好，因此在197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也在同年把在台北的領事館撤出了。不過，儘管馬中兩國建交了，但民間的往來仍有限，馬國學生仍不被允許到中國留學。

在冷戰的國際格局下，馬國仍忌諱盤據在馬泰邊境的馬共，而馬共背後仍有中共的支持。一直到馬共在1989年「和平解散」後，馬國在90年代才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馬國學生在90年代才得以合法地到中國留學，到了2005年才出現「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意味馬國近代「留中生」的歷史比留台生短。

隨著中國在進入21世紀後「大國崛起」，中國政府積極向海外輸出「軟實力」，如在各國廣設孔子學院、提供許多獎學金給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學，而「一帶一路」在2013年被提出後，也吸引了更多馬國學生赴中留學，且其中有不少大馬非華裔（馬來裔、印裔）學生是去學中文的。故相比在台灣留學的大馬人幾乎九成九都是華裔，在中國留學的大馬學生的族群分佈更為多元。

此外，中國在2000年後與東南亞各國華人社團合辦舉辦各類「尋根之旅」，或是「中華文化冬令營」等活動，也吸引了不少東南亞華裔學生參與。

隨著留學中國對東南亞學生的吸引力不斷增加，不僅給正推新南向政策的台灣感到壓力，而馬國華人社會也給台灣不少「政治壓力」。

大約在2017年10月，馬國多所華文獨立中學（以下簡稱獨中），收到了呼籲家長勿讓孩子來台留學的「黑函」，信中呼籲該讓孩子到中國留學，並稱留台生返馬後的適應率僅有10%，面臨各種求職問題。而馬國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於同年12月的「馬來西亞升學輔導研習營」上對媒體回應稱，該黑函內容與數據有偏差，無論是教育界還是企業界，仍對台灣畢業的人才有需求。

由於當時馬國媒體沒有刊登這黑函內容，而我從不同管道取得這黑函後，就報導了這起事件，當時台灣官方也站出來回應信函內容嚴重悖離現實。

黑函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反映了近年來馬國華人社會的「恐慌心理」。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以及香港爆發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等事件，開始讓傳統上「親中」的大馬華人社會，尤其長輩們，開始萌生了大馬年輕人到台灣留學，就會變成支持台獨、港獨的「反中份子」。再加上美中「新冷戰」、兩岸局勢緊張，也確實加劇了部分大馬華人對送孩子到台灣求學的不安。

此黑函事件發生在2017年10月至12月，無獨有偶，根據馬國董總學生事務局的統計，華文獨中畢業生赴台灣、中國留學的人數在2017年出現黃金交叉點，當年赴台學的新生是1273人，中國（不含港澳）則是863人，隔年赴台新生是1198人，而赴中新生猛增至1307人。難道這是黑函事件的衝擊嗎？不完全是，是趨勢，赴台新生在2015年的1616人後就開始逐年下降，而同年赴中新生還只有175人。

馬國的董總是管理全國60多所華文獨中的民間單位，儘管並非所有來台求學的馬國學生都是獨中校友，也有國立學校體系畢業的，但獨中校友仍有一定的高比例。

若董總的數據不全面的話，就看台灣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吧。根據截止109學年度的統計，在籍馬國學生僅有1萬3824人，最高峰是106學年度的1萬7419人，隔年（2018）人數開始驟降。同時，根據馬來西亞留華同學會統計，2018年留學中國的馬來西亞學生有8000人，在2019年已成長至9500人，成長率接近20%。

由此可見，雖然2017年出現的黑函內容所言並非全是事實，但儼然是個預言，隔年起到「兩岸」留學的馬國學生人數已呈現黃金交叉的趨勢。另一方面，縱使沒有黑函，沒有華人家長對台灣政局的憂慮或誤解，如今新進大學的年輕人，也已多是在中國流行文化影響下的「00後」，在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輸出，也一定程度影響了他們選擇是否到中國留學的意願，如同早年台灣輸出流行文化到東南亞般，影響了數代的大馬華人來台求學。

至於這一年多來全球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給台灣、中國的高教市場帶來的衝擊為何，則還有待觀察了，因為中國仍禁止留學生舊生與新生入境，而台灣儘管有開放新生入境，但高昂的旅費、隔離檢疫費也讓許多新生卻步。

綜上所述，無論是1950年代只能到「自由中國」留學的冷戰年代，或是如今已有的選擇，可到共產中國或到「亞洲民主燈塔」台灣留學的新冷戰背景下，馬國華裔學生的個人選擇，仍擺脫不了外在的意識形態輻射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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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