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宣帝、文景二帝比武帝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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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是国家不幸，史家幸。

所以史书越热闹越精彩的部分，在历史上往往越惨烈。

文景时期有和藩王们的对抗和匈奴的内忧外患，孝武帝时期就根本没有一天闲着。

这么多事儿纷至叠呈的，史官记的不亦乐乎，自然热闹好看令人印象深刻。

宣帝时除了初期政治斗争，郑吉开西域都护府，这么两件大事儿，太惊悚的事儿基本没有了。

一方面是因为宣帝时比较太平富足，史家没啥好写的。

另一方面是文景孝武这祖孙仨，把该折腾的都折腾完了，也该好好修养民生发展经济建设了。

没有王爷们闹别扭了，掌权的太后们也死光了，根深蒂固的外戚都伤了元气。

匈奴也被日复一日折腾的乱了营，郑吉这条小狼狗又在西域把不服管的车师打烂了。

没啥好折腾的了，那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体现在史书里，就是汉宣帝下诏嘚吧吏务平法嘚吧个没完，不如卫青霍去病们的武功好看。

光知道是盛世，但实在没啥好聊的。汉宣帝作风又很正，没什么绯闻，八卦都没得谈。

后人很少提及，恰恰说明当时的老百姓过得很幸福。

孝文、孝景、孝武、孝宣，这四位皇帝比起来啊，只能说各不相同。

汉朝的幸运之处就是，这四位皇帝都有其擅长的领域，而历史让他们都在最适合的时机登台了。

没有文帝谨慎稳重的韬光养晦，不会有景帝后来平定七国的资本。

景帝不是个仁厚朴素的熊孩子，也不会有机会镇服诸王，与民休息，积累财富，为武帝积蓄国力。

有了能赚钱的还得有会花钱的，如果武帝不是这么个鹰扬伟烈、锐意进取的硬汉，之前文景积攒的那些财富，也未必会花到正确的地方去。

换个性格稍微仁厚点的君王，真未必能狠下心跟匈奴死磕，砸的自己民疲国敝，终于把人家砸烂。

到了孝宣帝，如果不是这个在民间生活二十来年深深体会民间疾苦的君王，也就无法从孝武帝造成的困顿局面中走出，并保持扩大了孝武帝的战果，让汉朝老百姓真正过上国泰民安的好日子。

历史这一次展现了她最大程度的仁慈。

把四个各不相同互有短长的帝王，在最适当的时候一一送上他们最适当的位置。

这四个人可以相提并论，但无法横向比较。

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期肩负了不同的责任，并无一例外获得了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成果。

起，承，转，合。完美的节奏。

應劭『風俗通義』載劉向與漢成帝論世俗所傳文帝事並及宣帝云：

「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結，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駱驛，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文帝）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宣帝）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閒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當作「中」）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加，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有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慚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癕瘍癑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諫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言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呂思勉『秦漢史』引之，云「然則文帝乃中主，雖有恭儉之德，人君優為之者亦多。即以西漢諸帝論：元帝之寬仁，殊不後於文帝，其任石顯，亦未甚於文帝之寵鄧通也。文景之致治，蓋時會為之，王仲任（王充）治期之論，信不誣矣。」

當然以鄧通和石顯比較而立論這一點我持保留意見，畢竟石顯職典中書，「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而文帝未委鄧通以權。

以上文帝與宣帝

錢穆『秦漢史』云：

「文帝雖仁慈亦非不知政治之不能終以無動無為，一務恭儉玄默以為長治久安之計也。賈誼所言，文帝且一一行之。⋯⋯強弱之勢難於驟變。其時漢中朝之政令，既不能行於王國，而漢帝威權，亦不能大伸於中朝功臣之上。⋯⋯然文帝以慈祥愷悌默運於上，二十三年之間，而中央政府之基礎日以穩固，外有以制諸王，內有以制功臣；則文帝之賢又豈僅於慈祥恭儉而已哉！景帝雖遵業，慈祥之性，不能如其父。為之謀臣者如晁錯又以深刻主促七國之變。⋯⋯然自高祖以來，功臣、外戚、同姓三系紛紜之爭至此告一結束。而中央政府一統之權能遂以確立。景帝又用郅都、甯成，務為嚴酷，痛誅游俠之徒；宗族豪傑盡為惴恐。⋯⋯從此內力充盈，乃生武帝，雄才大略，得所憑藉」。又云「自文景以來，恭儉苟且，而臣下日趨於驕奢」。

按日本増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觀點，漢初任俠之習俗尚流行，各階層多以任俠之情感相結合，在上者則制定約束，客觀上強化了此種結合關係。而漢初社會復行黃老學說，文帝本身即好刑名、竇太后好黃老之術，漢初名臣如陳平、曹參、汲黯、鄭當時、田叔等皆好任俠、學黃老之術，於是武帝以前皆重「高皇帝約束」（如「九章律」等皆是，不單刑白馬之盟），以為「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而貴清靜無為，于欲為改定法令等種種革新之賈誼晁錯張湯諸人則斥為「紛亂諸事」、「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作消極之抵抗。武帝時內則諸王國獨立化之傾向顯著，外則與匈奴作戰，須籠天下資財，則必要于政策法令有所改革，破壞此種傳統的生活感情，于是惟有強化君權，用酷吏將全官僚組織之統制權掌握手中，以前漢儒教主流之公羊學粉飾其獨裁及法術。

而在此背景下，文帝尚令張蒼等對刑法作了較大改革，雖「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然我以為實為不易。文帝因循苟且非必不及武帝開創之功。

以上文帝與武帝

班固「兩都賦」云「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宣帝之於武帝行事則多效法而總結潤色之，所謂「頗修武帝故事」。如錢穆『秦漢史』云「漢武武功，實至昭宣以後始得遂成也」，「漢自宣元以後，儒術日盛」。及『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以武宣二朝人材並列等。有研究者認為所以效武帝在欲證明其正統性。

朱熹云「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武帝則為開創制度之主，宣帝則以之「練群臣，考名實」。武帝征伐四夷而至凋蔽民生歷來多有論及，然武帝於汲黯卜式尚能優容之，宣帝則不然。呂思勉以為宣帝「勤於察吏，寬以馭民」，又云「然帝雖有閱歷，而無學問。故能理當時之務，而不能創遠大之規。王吉勸其述舊禮，明王制，則見為迂闊。鄭昌勸其删定律令，以開後嗣，則不暇修正。又其天資近於刻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骾之士。其所任者，若魏相、丙吉，實皆規模狹隘，謹飭自守之人；黃霸傷於巧偽，陳萬年則姦佞之流耳。忠直之臣，如楊惲、蓋寬饒等，則多不得其死。宮室卑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信任中尚書宦官。弘恭石顯亂政雖在元帝時，任用實自帝始也。先漢之衰亂不得不歸咎於帝之詒謀不臧矣」。

此論未免于宣帝諸臣求全責備，如魏相，後人多以北宋李沆並論之，不必謂其器局不大。輿服盛于昭帝，信任中尚書事，亦祖述武帝故事，武帝則司馬遷任中書令，必明故事，宣帝時恭、顯亦明律令故事，能稱其職，其間中書未見亂政，且石顯亂政實由元帝「不親政事」且「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而遂任之，不由宣帝。惟摧折士風一節，宣帝似不能免其責。

以上武帝與宣帝

文頗零亂，未知對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