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体现了严格的实录精神。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虽然很谦虚地不承认是自比于《春秋》，但实际他正是仿照《春秋》的原则而作的，他说《春秋》之作，“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的《史记》正是以此为榜样来写的，而且比《春秋》写作有更进步的指导思想，他敢于面对现实，真实的记载历史事实，不像《春秋》那样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他把陈胜、吴广列为世家，项羽列为本纪，都说明他能力求不以统治者偏见来歪曲事实，努力做到客观的叙述历史真实。实录虽系史学写作原则，但由于《史记》的人物传记运用了文学创作方法来写，是水平极高的传记文学，因此实录原则也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后来很多文学家皆以实录精神来衡量创作，故也是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原则。刘向、扬雄、班固都充分肯定了他《史记》写作中的这种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对他的实录写作原则曾作了如下总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最可贵之处是“不虚美，不掩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