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晋纪总论》里的这段话？

谢各位邀……

其实只要看懂了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所表达的历史认识，就不难理解这段话了。

首先，《总论》探讨了整个西晋的兴衰，高祖司马懿“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于是“故贤愚咸怀，小大毕力”，司马懿知人善任，才能够“西禽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神略独断，征伐四克。”奠定了西晋的根基。

而武帝司马炎“正位居体，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从而使得国家兴盛，“民咏惟新。四海悦劝”，出现了“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馀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於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的局面

但是在惠帝时期，皇帝“树立失权，讬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所以“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於成败，毁誉胁於势利。於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网解纽。”

在这个阶段，《总论》的阐述仍然以传统史书的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方式，但是《总论》的史学价值就体现在它开始跳出这个框架，对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理性的总结，提出了“盖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也。”的观点，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崩坏，不仅仅是统治者个人的品质决定的，“由是毁誉乱於善恶之实，情慝奔於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的社会风气才是国家陷入败坏局面的关键，“故贾后肆虐於六宫，韩午助乱於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

除此之外，《总论》还大力抨击了魏晋之际玄学风气的盛行，“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认为西晋亡国与崇尚玄学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可以看出的是，干宝虽然身处玄学盛行的东晋时期，但他的思想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後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笃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於家闾，邪僻销於胸怀。”这是非常典型的孔孟仁政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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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在这段话之前有一句话“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就是说天下大势已经完蛋了，不是天命之英雄是没法挽救了，愍怀太子身居正统，淮南王司马允忠勇壮烈，成都王司马允功勋卓著，长沙王司马乂权倾朝野，还是一个个送掉了性命。

然后又说，怀帝登基之时有一段谶语，到了愍帝登基之时正好可以对上，所以说愍帝是天命之人，但是仍然不能坐稳皇帝之位，祸辱及身，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将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难道是上天选择了愍帝，然后又反悔了？到底是人事听天命，还是人事行天命？

所以说最后这段话实际上是在对《总论》之前提出的观点做一个论证，国家的兴亡，天下大势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无论你是正统继承人，还是各有所长的宗室诸王，抑或是天命所归之人，都是没用的。“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天命确实归于元帝，但是如果你不行仁政，即便你是正统，有能力，天命所归，也只能“卒于倾覆”。

关于元帝即位的问题，在排除他姓牛的前提下，是具有高度合法性的，首先愍帝投降后诏曰“琅邪王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以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邪，共济难运。”——《晋书·列传第五十六》实际上就是将法统移交到了元帝手上。

刘琨在《劝进表》中也提到“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亿兆攸归，曾无与二。”元帝是高祖司马懿的直系后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南阳王司马保在元帝登基前就有称帝之意，但他是司马懿四弟司马馗的后人，属于宗室疏属，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支持，所以一直拖延到319年才自称晋王。当然，司马懿的直系后人也不止元帝一人，后来帮助明帝重振皇权的南顿王司马宗和西阳王司马羕等人也都在，只不过元帝在愍帝时期就已经身居高位并占据江东之地，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即位的最优人选了。

戴生之答^[1]甚廓开大恉、今管见一二、陈之以附骥尾。

此题前後、主要是「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2]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長安^[3]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一段。若点读之如左。

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诚如戴生之答、晋怀司马炽、晋悯司马业、看来都有些異象昭示天命、然而非但不能成事、联一己的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全。《豈上帝臨我而二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难道是上帝对我怀帝变了心意吗。恐怖是因为是人能成就道、而非道成就了人吧。》「將」、吕叔湘指出、中故表示偏肯定的揣测、完整形式是「將無」、「將非」、「將不」、犹唐宋言「莫須」、今言「恐怕是」、「别是」。是诂、这一二句不是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了问题。干宝的立场首尾一致、天命不在五行、乃在人惪、这是对汉代纬学、汉朝纬学的颠覆、又是对先秦孔门礼乐人道传统的复归。然而这不是反动、反而是超越、因为正如戴生指出的、干宝已巠引出「民情風教」作为新的重心、这比止知道君子之礼以约小人、上国之乐以诱下民的孔尼子丘迈出了何其超远的一步。其重民似乎出於孟轲、而尚制实则㝵自荀况、但由《節制》、《仁谊（「義」）》到《治理》、转而留意於民间的实情、无疑是任何先儒都不曾教给他的、或者还是汉魏循吏、名臣的影响更大些、止是我未能尽徵秦汉晋诸子之书、无以勾勒其全程了。蒙文通以为、汉儒言为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反而以为《在治人、不在治法》、中间一千年、干宝显然构成了某种过渡环节。

由此反顾、其批判玄风还不是诸子学的门户之争、更是疾於务虚不务实的见实政风。最大的危险可能还不在此。此上长篇引證了周革商命诂事、《自后稷之始基静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云云、厚养民力、而晋氏承汉季之弊、累岁丧乱、人物十不一存、可谓先天不足。人事何如。篇首历爯晋宣、景、文、武之惪、都是好话、至此又重述了其作为一遍、却已见隐患。三国战乱不提、司马姓可以负责者、魏晋嬗代之际太骤、旧境内尚有淮南三叛、又是檄蜀、征吳以至一统、劳动远过周氏、可说司马姓是为帝位透支了晋氏的元气、无異於先天不足者逞能争勝、又落下个後天的病根。太康之治不长、晋武司马炎晚年已稍骄太、《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实在是生聚无多。顾念此时、干宝忧心忡忡、以为《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材（「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㝵（「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略有不慎、就是《板》、《荡》的境地、《又況我惠帝以蕩蕩^[4]之惪（「德」）臨之哉》、果然竟是家国一並《傾覆》了。这二种原因、马艳晖《评析》作成统治基本与世风的分别、^[5]犹未通其理、实则政本与政风皆本乎为政之治理而已。

由此、隐然亦引出一种新的正统观、或曰天命观。华喆生有论文、从高贵乡公曹髦问《书》事著眼、指出、郑学以《有图錄（「录」）之名》为《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凭證、因知天意、而王学径以《稽故（「古」）》为《顺攷（「考」）故（「古」）道》、则唐虞之际古为典刑、天人去就在焉。「假如认为禅让基于天命，曹氏登基时有谶纬、祥瑞，是天命所钟的依据，作为统治者尚未失德，司马氏没有谶纬、天命等依据，要求禅让就缺少理由；假如认为禅让在于遵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古道”，那么司马氏在政治上更有力量，也就有理由要求禅让。」^[7]鬥争的结果自然是、司马姓的晋氏勝了。代价却是、皇皇亖百年的道统亦被踏在脚下了。

干宝自然认为、禅代还是天意、这在《晋纪》《论晋武革命》更直白。但其言天者、亦已超出王肃的单纯的故制、正如《总论》之意、在《弘道之人》、而非《弘人之道》。干宝註《易》、今存註「雜卦」末「夬」卦佚文云「凡易既分爲六十四卦以爲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爲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蒼精受命短長之期備于此矣而夫子又重爲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夬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閱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囘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囘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聖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若点读之如左。

凡易既分爲六十四卦、以爲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爲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蒼精受命短長之期備于此矣。而夫子又重爲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夬、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閱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囘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囘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聖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

居然以卦象之大衍为人事之迭代、可见其问题意识。而坦言、《堯、舜禪代》、《湯武逆取》、《伊尹廢立》、《周公攝政》、创业之君、监国之臣皆非正巠、乃由变权、是非係於一心耳。是诂、《同不是、異不非》、唯《俟聖人》乃可以《不惑》。好一篇聖人用捨行藏文章、下可以启宋儒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矣。王肃止是审慎的怀疑的动使、在庾峻还是投機的遊走於其为儒的天道之远与其为臣的人事之迩之间的动使、笼罩着全部後汉代统治阶级的动使、干宝坚定的重新提了出来、而且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董仲舒、许慎以王者一身以通三才、干宝联这一点亦废除了、从今一就是一、三倒要从一中生出。聖人不再是素王、因为王者必䇓成聖。可怜六代之君大抵资性平庸、怎及周氏一十八世㝵天独厚、这些歧路的亡羊望门投止、天下苍生亦随其任性、动荡三百年之久。

由此反顾《总论》、则篇首叙懿、师、昭、炎之迹、不过谓晋朝有天下之正而已、却无补于其享国、与下陈亖世之失並不矛盾。

至于晋元司马睿之事、「淳耀」据旧註、就是个神化的典诂、而曰其「烈未渝」者、我更相信是《积善而有馀庆、先人之泽未竭》、天下事尚且可以收拾、至少可以收拾一隅、而天下人亦还无有亡了晋氏、若得其人、「大命」犹能「重集」、这就是司马姓的中宗。

上面主要回答了答主的弟一个问题、即干宝说的晋元有天命究竟是什么道理。至于弟二个问题、干宝的学说、其取径应该是独特的、但时人从其他角度、亦可以认为司马睿有天命、如戴生之言。

附材料於後。

@戴万琦

参考

1.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496745/answer/232462466
2. ^「之」、《五臣註》本作「文」、斯从《李註》本、补之。
3. ^《五臣》无下「長安」、斯从《李》、补之。
4. ^「蕩蕩」、《五臣》作「放蕩」、斯从《李》。
5. ^据《晋、宋、梁三朝总论评析》「他深入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淫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马艳辉，《河北学刊》第26卷第2期，2006年3月。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d2ef2e3ca188c3e12127a0c9904d78c3318947a18e7f9386.html
6. ^据《高贵乡公太学问〈尚书〉事探微——兼论“天命”理想在魏晋的终结》，华喆，《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22cde1e97521595bd45eec2a595bfe53318947a18e7f93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