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
华语辩论

辩论赛：沉默和舆论哪个更可怕？

很不明白这个辩题的交锋点在哪里，感觉完全没有可以交锋的事例，沉默意味着不发声，舆论则是发声，这两个该如何比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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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交锋的事例是什么意思？分分钟给你找出来。

我不会打辩论，就是罗列一些文献方便检索，赢了是你们攻防好，输了是我文献没给对。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不怕听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在马伯庸发表于2005年第5期《科幻世界》的中篇小说《寂静之城》[1]中，我们还能看出监控形象的纷繁复杂与强烈的互文性，但这些大多都必须依赖智能手段才能完成：

身份唯一性确认：在互联网的使用下，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都有一个网络编号，没有这个编号，就无法连接进互联网络。每一个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是使用者在网上的唯一代号，既不能修改，也不能取消。

表达唯一性确认：所有人只能通过“网络健康语言词汇列表”的词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开始美国政府只是单纯地屏蔽敏感词汇，但这几乎无用，用户会熟练地夹杂数字与字母绕过检查，通过屏蔽单词也不行，人们还很快就发明了同音或谐音表达，再封掉全部同音字也不行，“美国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使用隐喻，借代、类比、引申及其他修辞方法，或者将一个敏感词用数个不敏感的字来代替”，直到健康词汇表的出现。不过美国人依然不断地顽强抗争，他们挑选健康词汇列表中的合法字眼来表达不合法的意思：两个连续的“稳定”意思就是“反对”，“稳定”加“繁荣昌盛”则暗示“屏蔽”。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动向保持着警惕，并日复一日地将更多的词汇从健康词汇列表里删掉，禁止大众使用。直到最后“他掏出今天新发布的健康词汇列表，发现上面是一片空白——终于连最后一个词组也被有关部门屏蔽了”。

行为唯一性确认：每个人出行都必须佩戴“旁听者”，这是一种便携式的语言过滤器，当携带者说出敏感词汇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发出警报。与健康词汇列表相似的是，旁听者也随着技术进步变成了大型的公共设施“街道内侧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隐藏着一个类似雷达天线的东西，其造型很像是两个背部贴在一起的大碗。阿瓦登心里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这正是他负责软 件设计的大功率主动式“旁观者”，这造型他很熟悉。这装置可以主动发射电波去 探测人们的声音，并检查其中是否存在敏感词汇。主动式旁观者的强大刺探电波会轻易刺穿她家中的铅质窗帘，把所有成员的话原封不动地传到有关部门耳朵里”。


[1] 该作品讲述的时空发生在2015年的美国，主角是瓦尔登主要负责修改更新每日的健康词汇列表，无所不在的互联网网管和电子监控设备（“旁听者”）接收和甄别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个信息。当局每天公布“健康词汇列表”，任何人除了里面的词汇外不允许使用其他词表达自己的观点。该作品于2005年获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这部作品当时亦被称为“中国版《一九八四》”


如果电幕能起到完美的监控效力，那要思想警察干什么呢？同样是以全方位为视觉范围的监控形象，智能机械与思想警察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和作用。如果以人工智能体全面替代思想警察，就有很大可能带来类似《北京折叠》式的问题，大量的就业问题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人工智能体亦是无法进行消费活动的，不能消费的人群在资本家看来，是有必要将其驱离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符码群落的，但不能消费的机器人却无法驱离，因为资本家高度依赖于这些科技。不仅如此，高度发达的电幕还能取消掉“行业分工”，“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1]，尽管每一次科技进步都违背了所谓《资本论》所说的工人数量应该减少，但那是因为科技进步实际上加剧了行业分工，过去任何一种技术都是对分工的一种肯定，对商品经济的肯定；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熊彼特称这一过程为“创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期间，千万以上人口即可维持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次到第三次期间，就需要上亿人口维持，所以只有美苏日少数工业体系；在今天，需要十亿级人口才能支持分工，所以全世界成为了统一的工业体系。

但电幕式的人工智能体并不能增加分工，而是大面积减少分工，因为一个智能体能够直接协同化约掉多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和“不完整的机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正是因为这点，才直接诞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能够自我复制的人工智能体（哪怕是监控手段）的前提下，工人失却了工作的身份，亦失却了消费的身份，“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3]资本循环的萎靡状态就一定会出现不可逆的结果，而不是循环的经济危机能够解决的，其中最好的情况如刘慈欣的《赡养人类》里提到的，全世界所有财富集中于“终产者”[4]手中，对于终产者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和《黑客帝国》式或定景凝视监狱式的世界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在任何一个敌托邦世界里，不管是老大哥式的威权统治还是美丽新世界式的娱乐统治，为了限制后现代语境下的监狱的过分普及，又为了保持监控过程的有效持续性本身，思想警察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存在，彼此伴生的一定有被排斥出的异己分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认为，“告密、揭发、外调式的思想警察运动频繁出现。个人档案、日记、书信、私聊、情人密语这些都成为搞臭搞死一个人的弹药。而如今，微博记录了我们那么多真实的想法，微信掌握了我们那么多私人聊天的记录，如果在出现思想警察式运动，其杀伤力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5]有学者反驳到“当时的运动需要告密是因为当局不掌握个人隐私，只能发动群众相互揭发；现在大数据隐私都在老大哥手里，从个人邮件到街头监控到社交言论。所以，现在不需要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运动了——现在一有敌人就可以定点清除。”但这个反驳并非是有效的，因为如此运动必须遵循一个前提，民众是愿意接受后者式的“定点清除”管制方式，而在长期的敌托邦式文学作品传播影响过程中，如《华氏451°》式的全民直播追捕已经失却了其信任度，民众获得了对非民众式机械传播的免疫，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数据、新概念、场景等。

毕竟在前面的各色监狱语境下，若工人习得了以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所言“解放性的暴力之二：什么都不做的暴力”，进行不抵抗暴力时，资本家与政府都毫无办法。《人类清除计划4》里，作为人类清除计划系列的前传，美国政府妄图通过12小时内任何行为皆免罪的“大扫荡计划”，在史泰登岛试点，鼓励杀戮以解放民众心中对恶之欲望的渴望，为了保证参与者的积极加入，建国元勋甚至称“任何在实验期间选择留在岛上的市民能得到五千美元的补偿金，而参与者也会赠予更多补偿。”但事实是大部分市民没有参与任何杀戮行为，同时还恪守“绝不能做任何违反道德法律的事情”这一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只在进行无休止的狂欢派对。后来突然爆发了无差别杀戮，其原因是作为监控者的美国政府发现该项实验根本不按照他所设想的那样进行，便派遣大量戴上面具的外国雇佣兵前往岛屿杀戮。被当地的黑帮分子成功抵抗，并知道该法案的真相，“作为新执政党的建国元勋为了满足将当今的犯罪率降低至1%以下的政绩，以及为了消除贫困人口，减轻政府福利制度负担的利益考量”。尽管该项实验在12小时结束后，岛屿上的人成功地反抗住了自己内心的黑暗和政府的镇压，政府依然对外宣布实验取得巨大成功，需要全国推行，当然“十级以上的政府高官或者公众人物拥有豁免权，在杀戮日中依然能受到保护”[6]。故而我们知道，民众并不是天然如勒庞所言是“乌合之众”，而是有着自己相对确定的道德系统，不会受到政府的引导，除非政府在其中安插人员装作民众。而通过干预实验过程诱导预设结果发生的事件，正是心理学社会实验里强烈反对的做法，也是斯坦福大学津巴多监狱实验遭到强烈质疑与攻击的部分。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有着高度发达的各种监狱，但政府依然不允许民众完全服从于这些监狱的管理，如果真的毫无保留地服从就会带来实质上的抵抗，鲍曼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结语部分就对此详细阐释道：

“真正发生的是，通过放弃投票人们实际上取消了政府——不只是在推翻某个既存政府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而是更加激进。为何政府会对选民弃权如此恐慌？因为它被迫面对这一事实，它的存在、它对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其臣民接纳、即便是以拒绝的形式接纳时才是可能的。弃权行为比政治内否定和投不信任票走得更远，它所否定的是整个决策框架……什么都不做，比参与那些其最终作用是使系统运作得更顺畅的本地化行动/具体化行动（locaised acts）（诸如为大量新型主体性提供空间的行动）更好。今天的猥亵不是被动性，而是伪行动（psuedo activity），那种“变得活跃”、去“参与”的冲动掩盖了行进中的虚无。……加入我们口中的暴力是指基本社会关系的彻底动摇，那么不论这听起来有多疯狂和缺乏品味，我还是要说，那些屠杀了几百万人的历史怪物的问题在于他们其实不够暴力。有时，什么都不做就是最暴力的行动。”[7]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不怕听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故而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最后反抗，往消极方面阐释，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自我毁灭式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大前研一在他的《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写道，“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无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而30岁前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年轻人对于买车几乎没有兴趣，奢侈品消费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能打发就行。日本已经陷入低欲望社会。”往积极方面阐释，则是一种彻底的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理论下对资本主义网络的无声控诉，一位学过马克思理论的年轻人曾说：“我不买房，不消费，不借贷，不结婚不生孩子，不给他培养下一代劳动力，他还怎么剥削？我就是要从我这一代，葬送资本主义的未来。”[8]

当然这种情绪的积累并非立时三刻就有，如果我们认真检索作品，就会发现在过去30年里的敌托邦作品中，有大量“英雄打败极权”的主题（尤其是游戏行业），显然玩家更喜欢选择一个英雄角色，一路披荆斩棘打败象征着极权的政府制度，对抗着“高墙”。诸如流行过数十年的《马里奥兄弟》系列为代表的以“友情、热血、奋斗”为口号的日式作品和超级英雄系列为代表的以“反思、力量、团结”为口号的美式作品。但在2016年之后，这种情况大为变样。一切都是因为2013年的斯诺登[9]事件，这个事件影响了未来两年的敌托邦题材作品[10]。2016年，Osmotic Studios工作室推出了一款模拟监视游戏《奥威尔》[11]，讲述的是玩家扮演敌托邦世界中的监视者对底层人民进行事无巨细的监控，自此整个敌托邦主题游戏的主角对象从“英雄人物”骤然变成了“敌托邦统治的协从者”。

《Inside》同样与监控、逃离、反乌托邦有关。过去的一年里，具有影响力的同类游戏还有《指尖战争》《旁观者》《这就是警察》[12]，再往前推一点，还有《请出示证件》与《西港独立报》，他们共同的原因都是斯诺登事件的影响：

斯诺登事件直接刺激了《奥威尔》的诞生。无独有偶，韩国开发者SOMI制作与手机监控有关的《指尖战争》，也是受到类似事件的震动：韩国国家情报院宣称使用一款黑客软件监视朝鲜，却被曝出该软件也被用于监控本国网络。《西港独立报》的作者Potus则意有所指地表示：“新闻自由，对于任何一种体制的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而民众对于媒体所传递的内容，也要批判性接受。”[13]

棱镜门事件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改变了人们对敌托邦一开始的指向性定义，倡导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竟然也做着和他们所反对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在一如《奥威尔》等游戏展现的画面姿态下，玩家对待“监视别人”这一行为出现的较大的反省，游戏评论区的留言，很多人都阐述了一种不安，觉得自己变冷漠了，甚至事后才意识到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是侵犯隐私。

这套做法正中游戏设计师的下怀。首席艺术家兼商务经理梅兰妮·泰勒（Melanie Taylor）在一次采访中说：

“游戏的最初，你只会很好奇，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并不想告诉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被一部游戏或者电影推向某一面观点的感受是很不好的，我们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现在这里有一场爆炸，你要搞清楚是谁做的，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你会开始质疑‘我真的有权去了解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情感生活，又或者是他们正在联系的人吗？”[14]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30年，就会发现，对思想警察的迷思亦并非是最近对棱镜门事件的反思，在二战后30年的被雪藏，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对立占据了上风，对自己所在的美好世界当然竭尽全力歌颂。

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最为人知的三部曲“基地系列”里，直接为未来世界里思想警察拥有一席之地定了性，“后期的科幻作家中，似乎少有人能够找到不对未来抱持悲观的理由。在他们的洞察中，未来不仅不会光明，只会比现在更糟。于是他们召唤出一个人间地狱，让思想警察将公民困于其中，再让工业寡头利用广告来统治人类，然后消费疯狂攀升，而权贵的生活极度奢侈腐化。”[15]

而对于大数据智能体的关键问题是，计算机要求公开、透明的算法，哪怕是屏蔽敏感词。在马伯庸的《寂静之城》里，全面推行健康用词表之前，美国政府使用的就是禁词表，规则相当粗暴——只要文本内容包含禁用词，则无法发送，或发送后仅自己可见。在到了互联网2.0时代之后，传统禁词方案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首先，词库只能做到精准匹配，无法处理对原词的演绎；其次，许多敏感内容是事件，无法仅用单个词描述。面对这些问题，各种消灭敏感内容的计算机算法开始被研究出来，从“正向最大匹配法”到“分词概率算法”。但对于联想类敏感词和事件类敏感内容，还是需要其他算法的加持，如贝叶斯算法。按此方法可以计算出每个词的敏感概率，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该文本为敏感内容的期望，再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阈值进行处理。当然，贝叶斯算法是有缺陷的，即需要需要大量语料数据作为其先验概率的支撑，但在进入大数据3.0时代后，深度学习算法逐渐成熟的今天，距离完全消灭敏感内容的最后屏障就是样本的数量。

但这种审查方式，透明、公开、可计算，一方面成熟的程序员可以研发出反算法程序，既能成功地规避所有敏感词，又能准确地表达信息；另一方面，普通的大众在表达某些特殊事件时使用的语句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会出现大量误伤和漏网。尤其是在00后大量涌入网络世界的今天，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缩写和代称描述事件，也会以语C的方式表达情绪，互联网上流行的“XXX-bot”[16]就是一个典型meme，这是算法始终无法屏蔽的样本，更为棘手的是，bot类账号的内容几乎是提前摘选、定时发布的文本，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典型的“语录分享型”的人工智能，无法判断为人的操作，也就无法对此进行定量删除。就算是监控工人的工作时间，亦能看出其问题：数据本身并无法捕捉人们的创造过程，也无法理解工作的异质性特征。

故而动用思想警察进行审查的方式，能有效地将这种看似有专业壁垒黑箱实则能找到规律破解的审查方式彻底随机化和黑箱化，美国政治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在《吊灯里的巨蟒》一文中列举了思想警察审查时采用“模糊指控”的几大特点与好处：

1.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吓很多人。透明是审查制度用来针对某些个别的行为时才使用的。当审查制度想恐吓许多人时，模糊更有用得多。
2. 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其它许多活动。如果民众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就会在方方面面对国家的禁令多加注意。对关键词语的定义故意地含混不清，只有负面含义才是不可置疑的。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甚至自己成为审视自己行为的警察。
3. 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尽可能多地有所收获。警察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你的罪行的详尽的信息，审讯你的目的不是获得信息，而是通过你在口供方面的表现考验你的诚意。实际上，这通常是个谎言。实际的目的是榨取新的信息，用来针对你或他人。透明的指控明显地会破坏这个审讯策略。
4. 模糊的指控能允许掌权者滥用职权。这是独断专行的领导喜欢掩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领导的面子代表了他的德行，而德行则是政治前途的基础。因此一个人将自身的行为粉饰的既合法又合乎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当领导的道德败坏时，这种粉饰的需要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对这些领导就非常有用。[17]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曾写过《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房间里的大象”来自于一句英语谚语：“大象”被用来比拟某种巨大、因而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则表明，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该事实确凿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却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伊维塔·泽鲁巴维尔从“房间里的大象”入手，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称之为“合谋性沉默”。这种隐喻对思想警察来说太过温和，大象会一直想办法展现自己的存在感且不会主动攻击他人，而思想警察则正好相反，他们总是想办法隐匿自己的身形且躲在暗处不断攻击别人，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威慑力，并诱导民众进行精神上的自我阉割。所以该文题目《吊灯里的巨蟒》这个意象显得更为贴切：原文题目为：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其中Anaconda是南美洲的巨蟒，是全世界重量最重、身长第二的大蛇。这个词同时亦代表了圣经《启示录》中出现过的、集邪恶于一身的“大红龙”，而且它阴险地躲藏在红色的吊灯中，如果不仔细观察，无法发现它的存在。而作为巨蟒，它无须随时准备致命毒液、也不需要昂首示威，它本身如此巨大有力，就可以把猎物给紧紧缠绕、窒息致死，然后一口一口慢慢吞下去。

一个极为宽泛的指控条件，不仅为思想警察给予了足够强大的自由权，而且还给思想警察们增加了一个英雄幻象，自己代表了权力本身，独裁者是不会因为自己的僭越（在宽泛的条件下不存在僭越）而降罪于自己。这些思想警察的结果并不都如人意，在《狂野郎2030》里，游离于Genom统治外的桃源夜警国的国民，每一个都曾经是大日本帝国的思想警察，是丑陋的告密者，他们“群情激愤地鼓噪着，举报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把无数无辜的M型基因携带者送上了绞架，自己则获得微薄的奖赏。最终他们也被剥夺了家庭和财产，送到绿洲农场服苦役，直到逃到这个世外桃源，这个看似无忧无虑的理想国。然而一旦感受到外力的压迫，他们内心的恐惧阴影复现，以民主的名义再次把帮助他们的人送上了绞架。”[18]

而这点在被思想警察倾轧的无产者看来是分裂的，一部分无产者认为思想警察代表了权力进而会噤若寒蝉，另一部分无产者则看出了其中的脆弱之处，他们开始通过“告密”这种手段更加思想警察化的极端监控手段，成功地打击现存的思想警察，思想警察的“举报”手段轰然失效。如果说“举报”只是为了限制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那么“告密”就是为了将人们在非公共场合的行为公开化，杨青青在《胡同生存空问中的权力实践》一文中，就谈到本来是作为“非公开场合”的大杂院是如何在人们的相互窥视中变成一个公开场合的“圆形监狱空间”。与此同时，受到斯诺登这类通过告密的方式抵抗政府在大数据监控方面的殉道者式宣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会用这种姿态对抗高墙，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科尔曼，于正在写作一部关于“匿名者”黑客组织书籍里提到：“这些强烈抵制情绪通常会激发政治动员，加深认同，我觉得我们正在这样的曙光之中。”一种制度性的告密的养成，说明了极权主义的全面铺开，斯坦·林根在《完美的独裁》中提到：“与民主制度全面的自我怀疑不同的是，独裁政权要求进行毫无批判性地赞美壮观的表现，特别是赞美专制秩序和力量的堂皇展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和平演变与柔化政策不同的是，独裁政府要求全方面的意识形态叙事与信仰系统，许诺未来的胜利天堂，但代价就是当下必须忍受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的必要牺牲”[19]。而当制度性的告密裹挟了极权主义与网络正义的理由后，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告密者、告密规定制定者的未来是被这种行为反噬。

当然，更加激进的无产者学会了马克思式的不抵抗暴力，推波助澜地让思想警察的危害性扩大，让民众从不敢发声变成懒于发声，直到房间里的大象撑破房间，才能更好地打破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以期后来者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有效性而不断自我反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6页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97页

[4] “终产者”一词来源于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赡养人类》。在文中刘慈欣设想了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一名巨富拥有该星球的一切，这个人被称作“终产者”，星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及海洋，这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宪法仍然有效，社会机器仍在忠实地履行着它的职责，保护着那一个富人的私有财产。而剩下的二十亿穷人家的生态循环系统恶化崩溃，无法生存，他们孤注一掷地跑出各自住宅，等待执法机器的处决。终产者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人，所以阻止了人工智能体对剩下的20亿穷人的屠杀，但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他提供两万艘巨型宇宙飞船里面的资源储备足够剩下的所有人支撑5万年生活，以这种方式将其他所有穷人都撵出了第一地球。kanunu8.com/book3/6631/

[5]weibo.com/1609257011/GC

[6] 该项规定在第三部《大选之年》时被废除，因为反对党领袖的竞选口号是“废除杀戮日”，执政党NFFA（美国新建国元老会，New Founding Fathers of America）为了合法暗杀反对党领袖，故而在大选前日的杀戮日将此项进行了修改。

[7]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第189-190页

[8] zhuanlan.zhihu.com/p/37

[9] 2013年6月，前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在香港向《卫报》与《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有关“棱镜计划”（PRISM）的秘密文档。这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棱镜计划中可以获得的数据包括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十大类。通过棱镜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凤凰网，2013）

[10] 英雄击败极权题材的游戏在冷战之后的近三十年里逐渐成为了主流的大众传媒，生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受控于资本与体制，而2014年后的协从加强极权题材的游戏多见于独立游戏。

[11] 该游戏获得了2016年The Game Awards“年度影响力游戏”提名

[12] 《少数幸运儿》也在同时段发行，它的游戏玩家不是协从者，也不是英雄角色，而是逃离者

[13] 2016年，在密集成群的反乌托邦游戏中展望1984 王恺文 网址：jiemian.com/article/106

[14] 《游戏会让人变冷漠吗？当一把“老大哥”就知道了》小一 网址：15yan.com/story/0TYunLd

[15] sohu.com/a/256989681_36

[16] bot 是“ robot ”的缩写，放在微博上就成了不带主观感情地定期更新投稿内容的机器人——当然它并不是什么人工智能，只是加了一层无人格的设定。社交网络上的 bot 账号在 Twitter 上也能找到类似的范本，也都是冷冰冰地输出投稿状。qdaily.com/articles/571

[17] 该文发表于《纽约书评》杂志2002年6月30日时评文章。电子版收录时间为4月11日：nybooks.com/articles/20

[18] huxiu.com/article/25501

[19] h5ip.cn/vjBI


威权国家为什么允许公开表达意见？

max.book118.com/html/20


埃尔斯特同意法国文化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对“酸葡萄”的政治见解。韦纳指出，“酸葡萄很容易让臣民赞美统治者”。埃尔斯特补充道，奴隶敬爱主子是一种意识形态，奴隶敬爱主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已经处在了奴隶的位置，没有其他的选择。其次，奴隶可以因此憎恨主子，但他偏偏选择了敬爱。主子可以压迫奴隶，但无法强迫奴隶从心底里敬爱自己（当然可以装装样子），敬爱是奴隶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臣民敬爱主子是一种适应性选择，一种在得不到葡萄的情况下，为自己编造的“柠檬甜”神话。在奴隶的“柠檬甜”神话里，压迫不再是压迫，而是变成了“爱护”“关怀”“保护”。奴隶靠主人过日子，在主人锅里吃饭，就不能砸主人的锅。埃尔斯特认为，这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解，归根结底，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是主子的压迫，而不是奴隶的适应。他对此指出：“被压迫者（奴隶）也许自动编造了压迫的合理性，但这不等于说压迫是他们发明的”。（115）

在奴隶不得不接受压迫，不得不当奴隶的情况下，较仁慈的主子比残暴的主子要好。因此，奴隶经常会对较仁慈的主子（往往是与非常残暴的主子比较出来的）感恩戴德，报以热爱和歌颂。埃尔斯特指出，这是一种酸葡萄机制的“操控”（manipulation）效果，“酸葡萄可以让人们满足于自己所能得到的那一点点东西”。（115）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很容易满足于统治者给予他们的恩惠，尤其是物质享受和提供安全感的稳定。有了这些“好东西”，他们对得不到的其他好东西变得不再那么有兴趣，甚至把有些好东西当成坏东西来加以排斥。例如，他们会告诉自己，那些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自由、权利、尊严——原本来就是不值得希求。这也就是埃尔斯特所说的，“故意给人们一些选择，目的是排除他们对另一些可能选择的向往”。（114）

“酸葡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因作用，而不能用外因来解释。臣民习惯于听天由命，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是，要让臣民们能够听天由命，……则需要他们觉得听天由命对他们自己是最有利（最好）的选择。”（116）

这种制度在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最为有效，也最能保持稳定。这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从来就不知道自由究竟为何物。所以最可能以一种怀疑、抵触的态度对待自由。让人民不爱自由的最佳方法不是批倒、批臭自由，只要让他们怀疑自由就可以了。由于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亲身体会自由好处的机会，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相信，他们所没有的自由是不好的（酸的），而他们目前的处境要比有自由好得多（是甜的）。

酸葡萄是一种不自由状态下民众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其适应性选择趋向于过度适应。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有“一做奴隶，就会争取做超级奴隶”的现象，埃尔斯特认为，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118）

他指出，酸葡萄的过度适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旦如此，便欲罢不能。但是，这种欲罢不能与普通的“上瘾”又有所不同。上瘾只是无法摆脱，而适应性选择欲罢不能，则是因为这一选择所包含的以付出代价，这就像结了婚的人，重新选择会有许多现实的障碍。另作选择意味着浪费已付出的代价，因此其实是无法回头另作其他选择。（121）许多人入了帮派组织，即便后来极度失望，也再也难以退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了贼船”。他们只得硬着头皮，打肿脸充胖子，声称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拉·波埃西极力赞美自由，极其推崇雅典人、斯巴达人、威尼斯人，他们崇尚自由，视自由为人生最高价值，但拉·波埃西又不得不承认习惯对人的腐蚀，认为习惯具有比天性更大的威力。拉·波埃西在此揭示了人的最大弱点。恐怕不需要了解多少古今中外的历史，谁都能够理解拉·波埃西揭示的道理：自由多么珍贵，丧失多么容易；头颅多么高贵，低首多么容易；天性多么自由，习惯多么强大；自由何等骄傲，奴役何等容易；意志多么刚强，心灵多么脆弱。中国古人说：性相近，习相远。这也是说后天的习惯比天性更厉害。习，就是学习、训练、适应；惯，就是学习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奴役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以适应的，只要假以时日。

拉·波埃西以古希腊和罗马的众多例子来说明暴君奴役民众是多么容易。他们可以装神弄鬼，声称拥有神通，能够治愈不治之症，让瞎子复明，让瘸子不瘸。愚昧的民众非但对此深信不疑，还要编造更加离奇的神话故事，结果在奴役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或者暴君只要稍微动用一些国库资源，如邀请十人队这种社会基层组织的人员赴宴，马上就可以听到民众高呼万岁。至于如何腐蚀民众，让他们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他们根本忘记自由，只要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民众陶醉于各种游戏之中。愚化、腐化、弱化，这就是暴君巩固暴政的几大法宝。人民的愚昧无知，他们对自己的自然权利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奴役状态麻木不仁，拉·波埃西对此感慨万分。他对无知的民众，一方面哀其不幸，同时又怒其不争，这正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

拉·波埃西还揭示了皇权的构成及其运行的奥秘。君主一人高高在上，他如何统治王国？实际上，主要并非他在统治，而是他手下的5至6人，正是他们一方面控制了君主，同时又以君主名义统治王国。当然，他们手下还有600人，600人手下又有6000人，再往下，则有10万人，百万人…。从上到下形成一张巨网；据拉·波埃西估计，或多或少从奴役获得好处的人，他们的人数极为庞大，几乎和崇尚自由的人一样多。一旦有暴君出现，马上就会吸引社会上三教九流各式人物，其中当然不乏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就会立刻投靠暴君，献计献策，为暴君效力；如果他们碰到一个大暴君，那么他们自己就要做小暴君。如此看来，暴政绝不仅仅是暴君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其中人民大众就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支持了暴政。是否可由此说：有什么样的暴君，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或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暴君？暴君和人民，人民和暴君，真是难分难解啊。

自願為奴，為何人們甘願放棄自由？ | 故事

除了上述二者外，拉．波埃西亦指出了幾個人民自願為奴的原因，首先是愚民，或說過度的安逸。統治者以各種娛樂和享樂，或以金錢的誘惑，或以新奇的消遣，讓人民對統治無感，而安逸於奴役。

其次是造神，也就是透過各種傳說、故事、碑文等方式，傳頌統治者親民、具有特異能力、悲憫、具有雄才大略等形象，並以各種華麗的詞藻訴說著共善、公益，統治者又不忘為自己加上「護民官」的稱號，讓人民歌頌著對其堅定不移的崇拜。這些統治者死後，人民甚至立碑稱其為「人民之父」，除了繼續服從統治之外，還複製了這套對統治者的崇拜及這些話語所型塑的神話／化。

上述四點，拉．波埃西認為是對於中下階層統治的方式，而利益，則是另一群人願意自願為奴的原因。他說：「維護僭主的永遠都只來自四、五個人，也是這四、五個人讓整個國家維持奴役狀態。」

這些人有野心或者貪婪，包括家奴、寵臣、巨賈，聚集在僭主身旁，為了維持他們的利益，在僭主之下，他們會自身再建立小統治集團。這些小集團透過對僭主的忠誠並相互裙帶為龐大的統治集團，再施予小利給社會其他各階層，讓一般百姓誤以為小確幸就是他們的利益，因此就會有上百萬的人通過這些統治集團的連結，捆綁於統治者之手。

這些統治集團並不在乎是否有自由、僭主是否行暴政，他們僅以僭主之樂為樂，揣測僭主的任何嗜好和想法，以便在僭主的厚愛下，靠剝奪別人來豐厚自己的財產。同樣的，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會允許下一個階層的人，去壓迫、剝削或排除任何更無力的公眾。

在分析完自願為奴的幾個原因之後，拉．波埃西此書的第三個貢獻，就是說明如何以非暴力、不服從的方式，奪回人民天生的自由。

站在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呢？


作为大众的眼睛和耳朵，作为这个世界上可能离黑暗面最近的一群人，他们对舆论和沉默的选择可否作为一个出发点？

推荐看看陈铭老师的一场辩论“新闻价值比人伦道德更重要”，可能有所启发。

作为被舆论引导的一方，大众在网络暴力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沉默和舆论的选择又是一层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