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