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結束了」：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
香港——頗受歡迎的香港報紙《蘋果日報》長期以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它大力支持親民主抗議者，對官員展開積極調查，還嘲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現在，中國已實際上壓制了這份報紙，同時也壓制了一個最敢挑戰中共的批評聲音。
《蘋果日報》被迫停刊是對香港本身獨特性質的一記重擊。該報曾大量炮製名人八卦和聳人聽聞的醜聞，同時也發表犀利的政治新聞和分析，但總帶有明顯的反政府傾向，該報的不恭與中共在大陸允許發表的東西完全對立。即使面對廣告商的抵制、記者受到攻擊和燃燒彈襲擊，《蘋果日報》仍堅持出版並保持興旺，仍是香港讀者最多的報紙之一。它曾是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仍享有許多自由的活生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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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展示的是，我們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前民主派議員劉慧卿說。「但明天之後，《蘋果日報》將不復存在。」
「這表明，當中國政府決定採取行動時，它能非常迅速地行動，而且有時極其殘暴，」劉慧卿說。
當局首先在去年逮捕了《蘋果日報》好鬥的創始人黎智英，並以違反國安法的罪名起訴了他，最高可能判處他終身監禁。在被拘留期間，他還被以非法集結的罪名判處了20個月的有期徒刑。
上週四，數百名警察突襲了《蘋果日報》編輯部，沒收了電腦，凍結了資產，並逮捕了高級編輯和高管。當局依據國安法指控《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和母公司壹傳媒首席執行官張劍虹與外國勢力勾結。他們被拒絕保釋。
在突襲後的幾天裡，《蘋果日報》被當地一些像波波·張(Bobo Cheung)這樣的讀者搶購一空。張女士是一家小餐館的主管，她將報紙陳列在餐館的窗框裡，分發給前來就餐的顧客。
「沒想到蘋果會成為禁果，」張女士說。「感覺好像一個時代結束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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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警方逮捕了《蘋果日報》記者楊清奇，他以李平的筆名撰寫專欄和評論。黎智英去年8月被抓後，楊清奇已看到了自己僱主面臨的不祥之兆。中共及其在香港的盟友「決定扼殺《蘋果日報》，扼殺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楊清奇寫道。
「即使民主世界加大了對他們的制裁，他們也只會加大對《蘋果日報》的壓制和起訴，希望他們屈服於壓力，投降或停止出版，」他寫道。
《蘋果日報》本身反映了其創始人黎智英的身份。黎智英小時候從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後來從打工者變成了服裝大亨。1989年中國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民主抗議者後，他開始涉足出版業。他1995年創辦的這份生機勃勃的報紙和他一樣，固執地支持民主、攻擊中共。
「我相信通過傳遞信息，媒體實際上在傳播自由，」他去年對《紐約時報》說。
黎智英早就激怒了北京，他把1989年下令鎮壓的中國官員李鵬稱為「王八蛋」。那之後，北京曾威脅要停止他的服裝公司佐丹奴(Giordano)繼續在中國大陸運營。他被迫在服裝業和媒體之間做出選擇，於是在1996年出售了佐丹奴的股份，轉向專門經營新聞業務。
黎智英的出版物和他一樣堅持不懈，以同樣的熱情追蹤名人八卦和政治醜聞。該紙經常刊登新星的艷照，爆出名人出軌的消息。早期的報紙甚至開設了關於色情和妓院的專欄評論，這些內容被縮減之後，讀者們還有過抱怨。
但除了醜聞和八卦等娛樂信息，《蘋果日報》也調查過當地的腐敗，揭露過幾名香港官員如何非法擴建自己的住房。該報經常關注香港巨大的貧富差距和難以負擔的住房等社會問題。該報積极參与當地政治，號召讀者上街遊行，甚至印製供他們攜帶的標語。
該報對運動的參與招來了許多批評者，其中包括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2003年，身為官員的葉劉淑儀曾試圖讓立法會通過一項地方安全法，她的努力部分由於該報公開煽動公眾抵制而流產。
「《蘋果日報》對媒體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葉劉淑儀說。「許多人曾起訴該報誹謗、編造假新聞，對他們不喜歡的人進行惡意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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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報將庸俗和高尚的內容混在一起的做法，創始人黎智英認為並無不妥，他把《蘋果日報》比作一個用多種顏色和風格來吸引顧客的服裝系列。
隨著中國對香港的態度在過去一年裡變得強硬，黎智英預計他報紙的日子不多了。去年5月，他應邀在時報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中寫道，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中共「不僅會日益厭倦香港的新聞自由，也會厭倦它自由的人民」。
在黎智英去年被捕後的幾個月裡，該報的許多記者對追蹤報導有了更大的緊迫感。
「我們不想等死，」專題新聞編輯諾曼·蔡(Norman Choy)說。「所以我們更加努力地去尋找更多的新聞、更多的故事，進行更深入的挖掘。」
但他說，編輯們也試圖更謹慎：該報不再稱新型冠狀病毒為「武漢病毒」，並迴避了涉及對香港和中國制裁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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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蘋果日報》停刊的逼近，屬於該報約700名編輯和製作人員團隊的記者們聚在一起，有時含著眼淚，討論是早點離開以降低被逮捕的風險，還是繼續留下來堅持到底。
在公司把他們從地鐵站送到新聞編輯部的班車上，一些人開玩笑說，有點像是去參加葬禮的感覺。一名記者開始起草一封給她父母的信，詳細說明如果她被捕，他們應該怎麼做。一些人開始為他們稱之為「訃告」、將於週四出版的最後一期報紙準備內容。
資深影片記者馬可·張(Marco Cheung)週一在新聞編輯室與團隊成員一起權衡自己的選擇。警方在突襲中沒收了他們的硬盤，他們擔心會被逮捕。團隊的編輯們原本希望收集一些以前製作內容的亮點，但未能在突襲之前做完。
一個寫著「辛苦曬！各位同事！」的巨大紅色橫幅懸掛在編輯室上空。張先生和其他二十多名同事聚集在辦公室裡，觀看晚上9:30播出的當天新聞匯總，這是該節目的最後一集，有些人留下了眼淚，有些人相互擁抱。「前路難行，」節目主持人說。「祝願大家都平安。」
在收拾辦公桌時，張先生注意到貼在玻璃擋板上的該報1999年6月4日的頭版報導，那是為紀念「六四」事件十週年發表的。他小心翼翼地將剪報從玻璃上揭下來，交給了一名同事。
「是社會變得太快還是我們跟不上呢？」張先生後來在接受採訪時說。「可能就是我們習慣了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而我們還未適應原來社會應景很快變了。如果在香港要做傳媒的話，我們還未適應應該怎麼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