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防疫警戒升高，不過，中央防疫指揮中心限令高中以下及大專院校師生學期內禁止出國，引發違憲爭議；國民黨立委費鴻泰提醒行政院長蘇貞昌，「沒有法源就會變成獨裁國家。」曾為美麗島律師團一員的蘇貞昌搬出「防疫及紓困特別條例」第七條、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和憲法第二十三條，強調「獨裁」是一個人獨，但特別條例就是立法院通過的法源，蘇貞昌自認有理，但顯有商榷餘地。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第八條保障人民的身體自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從第十條到十四條，列舉居住及遷徙、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結社等自由，均受保障；第二十二條，還加碼「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深怕對人民自由的保障掛一漏萬；第二十三條，則是「保障的例外」，「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換言之，憲法固然保障各種「自由的權利」，「不得以法律限制」，但遇有必要狀況即「得以法律限制」。這也是為什麼現行法律對國民入出境管制，有極嚴格的規範，包括案件偵查中的檢察官和法官才有權發出管制令，境管要件訂得非常明確，包括犯重刑、無居所、有逃亡串證滅證之虞等等，簡單講憲法明定的「例外」是以「涉嫌犯罪」─不論是重大刑案或經濟犯罪。
台灣經歷過政府隨意對人民境管的威權時期，即使如此，蔣介石還是大費周章地制訂《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取代憲法，開宗明義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的需要，接下來才有一連串動員戡亂時期法律，賦予政府境管人民的權力，以及境管的「犯罪」要件，比方不得違反憲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主張分裂國土等等，從法律程序與形式而言，蔣介石當然不是「一個人的獨裁」，臨時條款經國民大會通過，各種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動戡法律經過立法院三讀，而且政府播遷來台，國共內戰尚未結束，隨時有「被解放（併吞）」的危機，難謂不符「緊急危難」。
蘇貞昌為防疫搬出憲法第二十三條，豈不反襯當年蔣介石的「威權統治」合憲合法？蔣介石應該感激涕零，那麼民進黨蔡政府促進轉型正義到底促什麼？轉什麼？何況為防疫境管高中以下及大專院校師生，到底符合不符合「緊急危難」，大有疑問；雖然防疫視同作戰，雖然國際間不乏視疫災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警覺，台灣確診病例破百，是否已達「緊急危難」，就算為「超前部署」視為緊急危難，擔負此一緊急危難之責的又豈能只限定一干書生們？
蘇貞昌認為特別條例第七條已經授權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命令或措施」，但法律授權的行政處置─不論是規定或命令，不能超越憲法，尤其法律平等原則不能只管制特定身份，遑論禁止學校師生出國，未必能完全阻止境外移入。
至於《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明定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防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發生；傳染病已發生或流行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有效預防措施應該不包括「違憲」；該法第五章「檢疫措施」，確實規範「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的傳染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一旦治癒無傳染他人之虞時，再通知解除境管；換言之，政府只能境管「病人」，而非一體適用於健康人。
這也是為什麼疫情緊張，會有要求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呼籲，以讓指揮中心取得憲法保障的例外權柄，蔡英文總統則強調，此刻的疫災和過去發布緊急命令的天災事變狀況不同，既提早因應，也快速立法（特別條例），未來是否有發布緊急命令的需求則要疫情發展而定。從這個角度看，蔡英文對節制總統權力頗為自覺，對此舉是否擴大民眾恐慌，甚至影響國際對台灣疫情「可能瀕臨崩盤」的錯誤印象，也極為謹慎。
疫災衝擊全球，台灣防疫節奏進退有度，這是考驗民主體制能否「因應疫災之變」的重要時刻，總統節制權力，政府無違憲法精神，民間自主管理，則為民主台灣之幸；舉例而言，就算政府沒有禁令，「疫邦不入」也該是每一位國人自保的常識，民間企業大可暫緩或要求員工出國採報備制，或不待政府通告就限期員工暫緩出國，這屬民間契約的自主行為，非關國家機器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壓制（校園自主亦然），誰曰不可？防疫是全民的大事，不能一股腦都推給政府，更不能因恐慌放任政府壓縮人民自由權利而喜不自勝，否則，台灣距離「再戒嚴」也將只有一步之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