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玘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1]
“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人物简介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代表作品：《鹊桥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文学作品
秦观墨宝文人评价
苏轼：“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王安石：“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
张炎《词源》：“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张耒：“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为忧者之辞，殆出此耶！”
周济《介存需论词杂著》曾经引用前人评语评秦词说：“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
冯煦：“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王士祯说：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书法作品
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人物简介
黄庭坚文学作品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主张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创新力度更大。)。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从而在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特点
黄庭坚墨宝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书法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评价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书法作品
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人物简介
晁补之人物生平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评价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特点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耒来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糜粥。豆叶黄，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著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晁补之的词风颇能追步苏轼。如《洞仙歌·填卢仝词》就是效法苏轼的《哨遍》之隐括陶潜的《归去来辞》的。《摸鱼儿·东皋寓居》则被公认为其代表作：“买陂塘，旋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识破。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幕。”
此词先是描述归来园的清丽景色，充分呈现啸傲风月、寄兴诗酒的意趣襟怀；过片转而悔痛年轻时徒然为馆阁侍臣消磨岁月，接着迭用旧典坐实儒冠误人，一时的荣华显赫也不足恃，总不如归隐高蹈。证诸有关史实及他的生平，就会明白晁补之心中实在是积郁着一股不易消解的愤懑，所以才激出“功名浪语”的反笔，质率径直，酣畅奔泻，以气象的阔大见长，全然不同于传统艺术规范的密丽婉曲。故《气概》卷四说：“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东皋寓居》之波澜也。”此外，如《一丛花·十二叔节推以无咎生日，于此声中为辞，依韵和答》二首，简直同《摸鱼儿》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些句子情绪更加激切，吐属更为率直发露，犹似骨鲠塞喉，尽出方快。这与含蓄曲幽、婉而不露的流行风格实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说晁补之属豪放词家，师承苏轼，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晁补之全部词章中，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的作品仍占约半数之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合乎词的当行本色。如他的《引驾行·梅精琼绽》一词，起首说春光满园，人却独自落泪，中间略事点染，歇拍便揭示出“忆年时，把罗袂”的缘由：全在旧情难忘啊！过片转过笔意呼应，只写了恋人留在印象最深处的一个细微动作，则她的风采便跃然可见。那艳红的樱桃仿佛一根基线，将今春与去春连缀起来，韵华依然，芳姿历历能迹，人竟一去无音讯，当时的离别实出无奈，但此情有谁知，又堪向谁人道呢！全词用铺叙手法，章法缜密不懈，不作大幅度跨跃摇曳，率拙间饶见浑厚气，表现出作为驾驭长调的能力，得益于柳永处实多。
又如《鹧鸪天》，上阕先以“欲上面湖”虚似，暗示蛰居贬地的苦闷，随之点明“还思”齐州风物景光的本旨，见出眷念挚情。下厥慨喟年华渐老去，犹自连蹇仕途，以后纵或有幸重游旧境，只怕也没有当时豪兴了。词中即景言情，于轻歌微吟间透出流连迟回的惆怅，虽淡淡，却余味缭绕不尽，全在情思的厚重真切。
晁补之画迹人物作品
《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另补之间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味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