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说的“江南”包括哪些地区/城市？

翻开我国数千年的地名演变史，有一些地名沿用到了今天，比如“河北”；有一些地名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比如“西域”；还有一些地名名称依旧，但所指范围早已不同，比如“山东”。

种种变化，既体现着时间的磨洗，也彰显着空间的位移。

其中，另有一些地名，其内涵的演变，不仅蕴含数千年时空的变幻，更集经济、文化等多重意象于一体。比如咱们下面要说的——“江南”。

早期的“江南”一词，既不是专指今天的长江下游一带，也跟“水乡”“繁华”这些意象没有任何关系。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且听小生慢慢讲来。

第一阶段：从“荆州”到“扬州”

首先应当声明，全长数千里的长江，流域范围极其广大。从字面意义上讲，但凡符合“长江以南”这个条件的，都有资格被称作“江南”。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笔下，“江南”一词的指代范围，也各有不同。

但至少有一点，学界业已达成共识：早期的“江南”，更多时候，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的这一区域，即今天的湖北中南部至湖南一带。

【典籍中的江南

“魂归来兮，哀江南”——《楚辞·招魂》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韩非子·初见秦》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史记·货殖列传》】

这些句子中的“江南”，指的都是这一区域。甚至王莽时期将夷道县更名江南县，地点仍在这一区域。

即以楚国故都江陵为中心，向南发散的地理单元，既是秦末三楚中“南楚”的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十三部州内“荆州”的主要区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荆楚之南”。而今天被我们称作“江南”的长江下游地区，此时还叫“江东”，归属“扬州”管内。

然而，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江南”与“江东”的概念，开始混同，而这种混同，是以长江以南政治中心的东移为背景的。

自东吴、东晋至于南朝，南方政权皆以建业/建康（今天的南京）为政治中心，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江南”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中，增加了“江南政权”这一层含义。而作为江南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以今天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常成为“江南”一词的指代对象。从此，下游开始取代中游，“扬州”逐渐压倒“荆州”。

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军事地位，一直极为重要。前有孙权开府武昌（今湖北鄂州），后有桓玄、萧衍自中游起兵争夺皇位。

侯景之乱以后，西魏攻破萧梁重镇江陵，俘虏暂居江陵的梁元帝，文学家庾信以此为背景，留下传世巨作《哀江南赋》……围绕“江南”一词的归属，中游与下游，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拉锯之战。

南北统一以后，唐朝设立了幅员辽阔的“江南道”，将中游与下游全部囊括在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漫长拉锯的结果。

当然，如此广大的行政区域，管理上总有着相当的困难。最终，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江南西、黔中三道，分别进行管理。从此，中游与下游，再不曾同在一个行政区划中。

第二阶段：长江下游的内部演化

在从中游迁至下游以后，“江南”的具体范围，各个时期又有不同。

在节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后期，江南东西两道，又被划分为不同节镇。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节镇，其余仍称江西；江南东道则衍生出浙西、浙东、福建等节镇。

浙西一镇管辖今天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包括苏州、湖州、常州、杭州、润州（今镇江）、睦州（今建德）等地。

浙东一镇管辖今天浙江东南部，包括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台州、温州、衢州、婺州（今金华）、处州（今丽水）。

从唐朝白居易《忆江南》中的苏杭两地，再到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镇。

自唐末五代到南宋，浙西、浙东两镇或分或合，总称“两浙”。这一地区，构成了两宋时期“江南”的核心区域，也总体符合我们今天认知中江南地区的范围。

特别是在宋室南迁之后，“江南”再次成为江南政权的代称，《元史》所谓“至元十三年，平江南”者是也，而南宋统治核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此时的“江南”，便常常与“两浙”互为表里。

明朝建立以后，对浙西进行了拆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直隶南京，其余杭、嘉、湖等地归浙江布政司管辖，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两省边界。

清朝攻克南京后，废除其国都地位，在原直隶南京管辖的地区添设江南省，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之和，这也是“江南”一词，最后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区划之中。

然而，明朝对浙西的拆分，不足以割裂“江南”各地的联系；清朝江南省的设立，也无法将长江以北纳入“江南”之中。明清语境中“江南”的核心范围，大致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应天（江宁）以及后来从苏州分离出来的太仓直隶州。

这八府一州，既有江苏，又有浙江，早已超越行政区划的隔离。而广义的“江南”，还包括安徽的徽州、浙江的绍兴、宁波等地，与今天“吴语区”的概念，多有重叠，具备独特的经济、文化象征意义了。

第三阶段：成为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象征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屈原获罪，放逐沅湘；贾谊遭忌，安置长沙。“江南”一词在指代长江中游一带时，常常是与“地广人稀”“尚未开发”“流放”“早夭”这些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到了唐代，贬谪永州的柳宗元，还留下了“永州之野产异蛇”的记载，其生活条件之艰苦，恐怕无须赘述。

至于现在的“江南”，当时的“江东”，条件也难与北方相抗衡。但自从六朝政治中心转向长江下游之后，上到门阀士族，下至普通百姓，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进而促成了两个结果，一是经济的发展，二是文化的腾飞。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一条大运河，将江南的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两朝科举制，免不了要考盛行南朝的骈体文。

唐德宗时期藩镇作乱，攻破长安，朝廷流落汉中，全靠浙东浙西两镇的财赋沿运河送往汉中，唐朝的天下才得以延续了一百余年。

韦庄在天下将乱之时，感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钱镠割据两浙施政得当，以致“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农业素称发达的基础上，工商业蓬勃发展，进而为史学界留下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重要命题。同时，江南八府一州也成为全国进士最主要的来源地，没有之一。

如此高的“成材率”，使得朝廷中江南籍官员的数量居高不下，与原本雄厚的经济、文化积淀相结合，江南一地，便具备了足以撼动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尾声

我们不难看出，“江南”一词的含义，完成了“三级跳”式的演变。从中游到下游，是“第一级跳”；从迁至下游到明确范围，是“第二级跳”；从明确范围到具备经济文化意象，是“第三级跳”。

然而，从古到今，“江南”一词的具体指向范围，从来不曾真正明晰，与今天的“吴语区”“包邮区”等概念，也不完全重合。以至于人人都知道“江南”所指的地理区域，却无法精准划出“江南”的边界。

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一些概念，却没有处处都给予其精准的定义，一如我们今天说话一般。推究“江南”一词的源流，多是拥有话语权的人，站在此岸眺望彼岸的结果。

站在江陵的角度向对岸眺望，“江南”便指荆楚之南；站在北朝的角度向南方眺望，“江南”便指南朝腹心；站在全国的角度向发达地区眺望，“江南”便成了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碧波荡漾、草长莺飞的——“梦之彼岸”。

陆土根：明清太湖平原与江南形象的重叠。

最广义的江南，是指宜昌以东的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区，这个概念，在今天的气象节目中还可以看到。

对应的，长江中下游北岸则被分别命名为江汉、江淮。

江汉、江淮、江南，合起来就是对应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个区域的核心在中部的平原地区，也就是中游的云梦、鄱阳，下游的皖江、淮东、太湖五块。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长江沿岸的冲击平原，水网密布、湖荡潋滟，洞庭、鄱阳、巢、太几大淡水湖均落在这些区域。

这些地方稻作、渔业发达，是典型南方的鱼米之乡，广大平坦的平原大地上圩田遍布，水稻与油菜构成美好的农耕画卷。

进入唐宋后，这一片的重心逐渐集中到长江下游，以及长江中游的江西一带。

长江下游毗邻运河，又临东海，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商业贸易中都有极大的交通优势。

江西板块虽不临海，但通过长江与当时全国最大出口贸易中心广州的商路，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明后期开始，太湖板块开始发力，成为全国蚕桑业、棉花业的主体，其中蚕桑区占据了全国九成以上，从而奠定了此地的经济优势。

至清代，随着沿海暂时海禁，后又限制非广州地区与西洋通商，浙东元气大伤；海禁解除后，国内贸易大走海路，江西的过境贸易也受到一定冲击，太湖板块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最繁荣的部分。

“江南”印象的核心定格于太湖平原，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时间的具体起止，应当是明嘉靖到清嘉庆的“两嘉”时代，也是古典时代的末尾。

因为时间最靠近近代，保留下来的建设遗迹、典章书籍以及民间记忆，也就最庞大、最完整，共同构建起了“江南”的文化符号体系。

而两嘉时代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异军突起，更为这一时期的江南印象留下了不少文墨，诗词歌赋、散文笔记，都所见较多，形成了有力的文化输出。

总体来看，“江南”核心的太湖平原，最狭义上指太湖东岸的湖东平原地区，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太仓五府一州平原地区（下文简称五府平原），兼带杭州、镇江平原部分。

五府属于太湖西岸的丘陵地区，以民国县份计算，如宜兴、安吉、武康、孝丰，则因地形有所差异，不计入在内，属外围地带。

杭州、镇江仅包含杭县、丹徒、丹阳三个平原较多县份。附近临安、余杭、溧阳、金坛等均不包含。

其中，镇江府金坛、江宁府江宁、溧水、句容三县，可与五府丘陵归为一类。

“江南”核心有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般特点，鱼米之乡是其农业场景的底色，这是太湖孕育的庞大水系带来的。

但伴随着手工业发展，这一带除了水稻、小麦、油菜以外，又广种桑树、棉花，却是相对特色的特点。

桑棉带来了丝织业、棉纺织业，生产出丝绸、棉布，而贯穿期间的运河，毗邻东岸的海洋，则为这些产品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进而孕育了这一带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多层次的市镇都会体系。

其中，各种专业市镇异军突起，是最为显著的特点，这其中除了丝、棉，还有米、油、酒等。

今天我们对“江南”的印象，也大多不是乡村，而恰是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小桥流水、白墙黛瓦，石板路，弄堂里，各种店坊铺行，这都是典型的市镇景观。

“江南”有时候还被泛化为整个“南方”的概念，例如认为南方都是水乡、南方都爱吃甜、南方都是白墙黛瓦，但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很局部。

大体来看，水乡范围最大，包括所有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吃甜范围最小，只局限在太湖平原，且都市重于乡村。

白墙黛瓦的范围处于中间，则大致是长江下游南岸，即旧吴语区部分，也就是今天的苏南皖南浙江上海。

纵观江南五府平原，这些地方相对周边，又有其比较不容易从表面看出来的，社会内在结构独特之处：

一是乡村的小家庭化，宗族组织薄弱。这与皖南、浙东差异很大，村落没有“祠堂～水塘”结构，部分村落只有祠堂。房屋也大多是三三两两，沿河排列，没有同族紧密聚居。

二是市镇的常市化，定期集市较少。本地没有浓厚的“赶集”概念，这不仅迥异于周边，也几乎是全国唯一的，这可能是商业发达的原因。五府定期市主要是市镇的庙会。

三是地主的城居化，乡居收租地主减少。这较大的地主一般居住都市，且参与商业，住在乡下的单纯收租地主较少。这在全国最为突出，另一个地主城居率高的地区是四川盆地。

四是佃户的半自耕农化，普通佃户少。田地一般有双层地权，佃户实际为半自耕农，人地关系稳定。这种双层田广泛分布在长江下游、江西、福建，但以五府占总体租佃田比例最高。

五是家庭的高度场坊化，女性劳动率高。由于桑棉广泛种植，手工业变得异常重要，男性主导大田劳作，女性主导手工业是常见的搭配，且收益趋近。其他地方此种分野、分配大多没有五府彻底和均衡。

六是士绅的集团化，自治力量强盛。五府城居的有功名商业地主较多，通过联姻、收族构成庞大的乡党集团，主导城乡社会秩序，在全国，此种自治力量可能是最强的。

太湖西岸、南岸丘陵处，即今皖南、浙东等，商品经济繁荣处也满足第二条，也有“古镇”，但不满足第一条。在这一带，传统村落多有富丽祠堂，规模很大，今天留下不少旅游“古村”。

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淮东地区，亦为平原，满足第一条，宗族组织也很薄弱，但大多不满足第二条。在这一带，商业市镇密度偏低，规模偏小，今天也较少听到旅游“古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