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蔣經國日記　憂國憂民憂子孫，「我就是個苦命的人」

他的日記一路看來，我個人的感覺就是一個「苦」字。

蔣經國日記的關鍵字：「苦」

這個苦一方面是指他一生坎坷，年少遠離家國，回國後正逢艱苦的抗戰，接著是慘淡的內戰。在台灣的前20年力圖向上，而人生最後20年則是台灣最困難的時候，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等等，幾乎沒過上什麼好日子。另方面是他的個性，他是一個多愁善感之人，憂國憂民憂家人，憂心過度，傷神傷身。

說起來，蔣經國的時代跟蔣介石的時代大部份是重疊的，抗戰、內戰，蔣介石背負的責任和壓力更大，可是蔣介石每次遇到過不了的坎，就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自勉一番，然後就暫時放下。

但蔣經國不一樣，一件事情，他會今天想、明天想、後天想，連續幾天都在為同一件事煩惱。

事實上，蔣經國真正當政以後，才是台灣真正艱困的時候。

台灣在50年代早期雖有軍事、經濟上的困難，但52年之後的發展基本是順利的。50年代和60年代其實台灣有一個平順發展的時期。

真正困難的是從退出聯合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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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尼克森訪問北京後，帶動了世界各國跟中共建交，並跟台灣斷交，其中就包括日本。此外，還有1973年開始的幾次石油危機和全球經濟不景氣，而我們的能源都是靠進口，政府的壓力肯定不小。

接著1977年發生中壢事件，過去誰都沒有想過選舉會選成這樣子，民眾把警察局燒掉，把警車給推翻，這是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情。

1979年，我們最重要的盟友美國也跟台灣斷交，跟中共建交。同年又有一個石油危機，然後就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接著，江南案。

蔣經國確實沒有一天好日子過。他一生為糖尿病所苦。年輕時就有糖尿病，抗戰時期，我們國家還沒有胰島素，得向美國人要胰島素。糖尿病會引起很多的其他的病症，例如：心臟病、失眠、末梢神經潰瘍、視網膜受損等等，這些併發症，蔣經國都沒能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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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的晚年日記，幾乎每個禮拜都在生病或感冒臥床。

1979年他寫道：這個禮拜以來身體不好，走路無力，每天的體溫也高，沒法睡覺，胃口差，「我這一生都是背著十字架。」有一天他說，「我就是個苦命的人。」他經常在晚年的日記寫著「很惶不安」、「惶惑不安」、「心神不寧」這樣的文字。

1982年開始，健康急速惡化，至少有兩次動了視網膜手術，又裝了心率調整器，最痛苦就是糖尿病引發末梢神經發炎，疼痛難當，讓他無法入睡。

他幾乎一生都在吃安眠藥，到了晚年，安眠藥都沒用了，要靠打針，甚至打針也沒多大效果。他日記寫著，「服藥物打針後仍終夜未眠，幾乎未睡1小時。」

不但是身體上痛苦，家事也讓他很煩心。

憂國憂民，更憂兒憂女憂子孫

他日記裡很常為家事煩心，為兒孫事痛苦，經常思念他的母親，也疼惜他的妻子方良。他非常愛蔣孝章，也很愛他的3個兒子，可是他的兒女卻帶給他很多的憂慮。他的3個兒子都有糖尿病，所以蔣孝文後來長期的臥床過世。幾年後，蔣孝武又發生同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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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的個性是多愁多慮，少有開懷。日記中真高興日子非常少，最開懷的是見到了外孫俞祖聲（蔣孝章的兒子）。

蔣經國很愛他的兒女，但是兒女也帶給他很多的憂煩。日記中寫到蔣孝勇被陸軍官校退訓，他說，「勇兒以因公務受傷之理由，辦理退學與轉學之手續，明知此為欺人自欺之作，但事實如此，如何使我不自感慚愧耶。」

可見蔣經國對孩子的情況心裡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他不護短。

幾乎每年他去參加陸軍軍官學校校慶都要悔恨、自責一番，「軍校校慶前夕宿於軍校之春暉堂，想起文、勇兩兒先後從軍校退學，實在沒有面目見軍校之師生，深感愧疚。而文兒尚在重病中。兒輩之不爭氣，影響家譽和事業，余身為人父而未盡父職，此心必將一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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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兒女的事，尤其是長子孝文長期臥床，他幾次和夫人方良「抱頭痛哭」。3個兒子都未能正常完成學業，他深以為苦、深以為恥。

他認為兒子沒能步入期望，是他沒有教導好，因此經常自責。他希望兒孫輩都自力向上，而不是坐享其成。

他說，「我希望兒子孫輩時時心存仁慈，處處體察到貧病人群的真實痛苦，由此而發現人生的深刻意義，不要只是站在那裡用手指點著高峰，要我的兒女向上攀登，而是自己應當開始時時向上爬，他們就會跟上來。」

蔣經國非常疼愛孝文的女兒蔣友梅，日記中經常看到對友梅的關愛。

以1976年4月為例，這一個月就有9次談到蔣友梅：友梅該去哪裡讀高中？應該接受什麼樣的教育？但當講到孝文就非常痛心，每次看到跟孝文年齡差不多的年輕人，他就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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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見到他以前在江西的部屬的兒子，又令他感傷，「靈鈞之子年齡與文兒同，是我在江西時候看他長大的。上週見他，不但在學業和事業上有很大的成就，並且一舉一動都很有禮，講話有條理，而文兒則成了沒用的廢人，慚愧。」

蔣經國改革的步伐不斷前進。（天下資料）

蔣介石日記只講國事，蔣經國日記卻常談家事

為了兒女之事，蔣經國經常暗自感傷，這點也顯示蔣經國和他父親蔣介石個性和作風大不一樣。

蔣介石日記談的都是國事，很少談到家事；蔣經國日記談的家事缺相當多，而且常寫到內心的感懷。

有一個特別的事，蔣介石在世時經常會去看蔣經國的日記，尤其是蔣經國剛從蘇聯回到中國的時候，幾乎每個月都去看他的日記，甚至於還在日記上有所批示。

因此，有不少人懷疑2位蔣總統日記的真實性。

迄今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認為蔣介石日記是他自我反省的記錄。他不造假，但有些事避而不寫。

楊天石教授曾說，「讀蔣介石日記，不但要看他寫了什麼，還要看他什麼沒寫。」

蔣經國日記又不一樣，因為父親會查閱他的日記，下筆難免謹慎。

不過1972年之後，蔣介石已經臥床，可能比較少看他日記，他寫的就比較自由些，很明顯，他開始寫家事，尤其是晚年的日記，家事寫得非常多，這可能是因為兒女之事是他心中沉重的負擔。

這裡面有件奇妙的事。我看到1978年1月22日記，提到沈之岳兩次面薦孝武為調查局局長，沈之岳是蔣經國很信任的部屬，做了多年調查局局長。

日記是這樣寫的，「沈之岳竟兩次面薦孝武為調查局長，聞之一驚，沈某幼稚到如此地步，否則就是別有用心，或者對我之為人與人格毫無認識。無論如何，此事不能責沈，而余應自反自省者矣。」

我們讀名人日記，千萬不要只看幾個或幾行字，要了解相關的人事時物，才能真正讀懂其中真味。

蔣經國這則日記傳達了許多信息。第一，蔣經國是了解沈之岳的，所以他很驚訝。但是他沒有責備沈之岳糊塗、如何如何，他反而自問沈之岳這麼做，是否「別有用心」？是否有什麼隱藏的話語？

他沒有責備沈之岳，他是要自反自省：一個跟了我那麼多年的部屬，居然會做這事，是否他有什麼訊息要傳達給我？

此外，他最討厭孔家，特別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

當年他在上海打老虎時，最後沒有辦法打，就是因為抓到了大老虎，卻有人干涉，所以只好輕輕地放下。

他討厭孔令侃，還因為孔對政治始終未放下，孔離開中國大陸後到紐約，經常回到台灣，多次表示願意參與台灣的政治工作，曾想做財政部長或是中央常委等等。

蔣經國日記提到他看到孔令侃的面，「簡直厭惡。」另外，他他也討厭孔令侃的妹妹孔令偉（就是大家講的孔二小姐）。

有趣的是，蔣家父子都討厭孔令侃。蔣介石晚年，孔令侃曾來台，宋美齡跟蔣介石說，令侃來了，我們應該一起吃頓飯。蔣介石不願意，但礙於美齡的面子，勉強跟他們吃個飯，但整個餐會故意不看令侃，就是要讓他覺得不好受。

家事告一段落，我們來看看蔣經國日記中的國事。

選舉勞民傷財，但「不能不辦」

1977年11月19日，台灣進行了地方公職選舉，結果國民黨在20個縣市裡，丟了桃園、台中、台南、高雄，這是國民黨第一次丟了這麼多的地方首長席次。

其中，桃園縣不但選輸了，還發生了群眾暴動事件，把警察局、警車都推了、燒掉。最後，政府要求重新驗票。

當時國民黨籍的省議員許信良想參選桃園縣長，但國民黨沒有提名他，許信良脫黨競選，最後拿下22萬票，當選桃園縣長。這是台灣街頭運動抗爭活動的開端，從此台灣就不一樣了。

一波波的抗爭活動最高潮，就是1979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當時有一個大審，全世界媒體都在觀察台灣，是在全世界矚目下的審判，從此台灣的政治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我不確定蔣經國當時知不知道中壢事件，因為他日記裡沒提。事實上，中壢事件我們當時也都不知道，《聯合報》是10天以後才刊出中壢事件，似乎只有當地和相關的人知道。

蔣經國日記沒寫，事實上，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用「中壢事件」這4個字。似乎他只知道國民黨丟掉了4個縣市。日記中，他在選舉前，就已經感覺到不對，不僅是許信良脫黨競選，還有些候選人眼裡批評國民黨了。

他說，今年的地方選舉，由於匪諜，台獨各種反動分子滲透，本黨組織有形無實，所以面臨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必須要以信心跟決心，來完成這次選舉，」然後發生了中壢事件。

他在日記中寫道，「難道只有選舉才是民主政治嗎？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能不辦。」

「但是又不能不辦」是個關鍵點。

蔣經國雖然對選舉結果失望，也批評某些人是反動分子，是共產黨在後面搗蛋，很麻煩，但是選舉卻不能不辦。有人就解釋成蔣經國是心不甘情不願，我的想法是他明知事情很困難、很麻煩，但是應該做，他還是會做。

選舉期間，批評黨的言論須「採容忍之舉」

然後他說，「此次選舉的挫敗，是我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的打擊。但是我知道這次失敗包含的極嚴重，不利於黨國的危機。」

「我過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輕視反動力量之發展，對於提名之候選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輕信幹部言。……余對選舉失敗應負全責，惶愧交感。一月來坐立不安、夜不成眠，……吾人應從此意傷痛失敗中詳加檢討。」

他在日記裡檢討幾件事：第一，黨的作風落伍。第二，黨的基層組織已經腐爛。第三，黨的幹部腐化而且自以為大。第四，民眾把黨看作是壓迫他們的機構，根本談不上服務。

從11月下旬一直想到隔年1978年1月，整整2個月蔣經國夜不得安眠，日間坐立不安。這都是由於地方選舉慘敗，所受的刺激。這確實是他政治生命中最嚴重，最意外的打擊。

「處此逆境千萬不可動氣，而要內心靜思自反。」他要「虛心檢討此次地方選舉之失敗，因素固多，其要者不是外來而是內到，自滿自大不知改革，腐敗落伍而不知進步，平時不做群眾工作，有事臨時抱佛腳，豈不可痛。」

他虛心檢討，這次失敗的原因不是外部的，而是黨自己內部腐化了，黨幹部「自滿自大不知改革，腐敗落伍而不知進步，平時不做群眾工作，有事臨時抱佛腳，豈不可痛。」

但是，不論如何，對於選舉期間反黨及批評國民黨的言論，必須「採容忍之舉。」而且，這些言論「聽之刺耳，但是聽之有益，聽而能改，則其益更大。」此時（1978年1月），他已下決心要整頓黨務。

黨正面臨大難，但「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作為方法」

很快的，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來了，有不少人以無黨籍的身分來參選。

他認為，美國詭計多端，區域政治發展的情況，反而加深了對他處理內部問題的不利。為什麼他講這句話？

因為1978年後，中共的11次三中全會，總結了文革的失敗，也開始談改革，同時準備調整對台政策，將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這必然對台灣造成壓力。

他決定採取容忍態度應對選舉。

日記寫道，「競選活動已經開始，反動派來勢洶洶，處此時境千萬不可衝動，必須作原則性之容忍。」

他認為，黨正「面臨大難。為黨國甚憂，寢食不安。」雖然如此，有人建議他採取強硬手段處理，但他以為不可，因為「此路不通亦不可走，…… 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作為方法。」

但是很不幸，這次選舉正如火如荼進行中，還不到投票時刻，1978年12月16日深夜（17日清晨），美國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求見蔣經國，說美國將在幾小時後宣布承認中共，並與我們斷交。

為因應這個突來的大事，政府採取一些緊急措施，包括停止選舉。但這次選舉停止，蔣經國並沒有中斷對台灣政治體制、對選舉、對國民黨未來的檢討和思考。

1個月後，1979年1月，他提出「建立新黨風」的主張，包括對黨政各部門弊端及改革建議，並積極推動國民黨部的各級主管換上年輕化。他決心「以死而赴之。」

事實上，蔣經國日記顯示，他早就在1976年5月，離中壢事件還有1年半之前就已經注意到國民黨的問題和危機。

他指出，一黨政治已經落伍了，「黨需要再改造。」「黨務工作人員太多、太保守，本省籍太少，須吸收青年入黨產生新力量。」對於那些反黨、反政府的人士，「應鼓勵其參加選舉。」

同時，他也談到我們只是發展經濟沒有用，必須兼顧社會的教育、社會的福利，方方面面都要跟得上，經濟發展才能使全民得到照顧。

各位請注意蔣經國思維的轉折過程。

中壢事件後，關鍵50天

1977年11月中壢事件發生後，他雖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必須要好好的檢討，但心中對那些批評國民黨的人士還是有怨憤的。

可是，不到50天，到了1978年1月7日，他的態度已有轉變，他說「政敵批評我們用38年（1949年）的方法來處理66年度（1977年）的選舉和政治事務，又說本黨有人不會用，本黨有政策而不能執行，有計劃而無法實施……。」對於這些批評，他認為是有益的，是國民黨改革的動力之一。

這正是蔣經國不同凡響之處。

我們都看到世界各國有很多領導人，遇到挑戰還抵死不改；或者是拒絕批評的言論。

蔣經國在聽到批評，第一反應也是不高興，但他願意聽，而且回去思考、區檢討。

江南案後，他決心加速改革。

民主之路，「我的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任總統。」

為了讓很多抵制改革的人斷念，他在1985年8月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訪問時鄭重宣布，「我的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任總統。」（It can't be and it won't be.）

他保證，「中國國民黨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對不會變更憲法，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

當時，全台灣各大的報紙都是頭版頭條，國際媒體也廣為報導，雖然令人驚詫，但也充分說明蔣經國的決心。

1986年，國民黨成立12人的革新小組，蔣經國小組去研究4個重要議題：結束戒嚴問題；解除黨禁問題；中央民意機關調整問題；地方自治問題。

後來最為人所知的就是黨禁報禁開放、銀行開放，兩岸探親。這一切的工作其實很早就在醞釀了。

偉大的領袖說，「請跟異議人士交往」

蔣經國日記中提到要與「反黨分子」多溝通，我們再看他如何對待異議人士。

根據李登輝寫的《見證台灣》，李登輝當選副總統後，蔣經國給他一個特別任務，請他跟異議人士交往。他說，「蔣經國對於黨外人士的處理，看法是肯定愈來愈堅定，也不想去壓制他們。」

李登輝還提到一件著名的事，1986年9月28號，黨外後援會在圓山飯店宣布組黨，一大堆憲兵警察包圍了圓山飯店，不知該如何處理。

進不進去？抓不抓？李登輝說國民黨內沒有人敢講話，大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都想知道蔣經國的意思到底是什麼？蔣經國在家裡面，可是沒有人敢問，所以最後就請副總統李登輝去請示。

蔣經國的答復是，「此時此地，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採取激烈的行動，引起社會不安。應採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國家的安定為念頭處理事情。對於組黨問題，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內，可研究組黨的可能性。暫以祕密進行。」

李登輝的書裡寫道，「我聽了指示之後，我認為總統真是一個偉大的領袖。」

蔣經國已經過世很多年，現在他的日記開放了，很多人借著日記再進一步地來認識他，他的思想，他的決策。那麼，蓋棺是否論定呢？這要看後人怎麼來看。

一般來說，我們是如何去評價政治人物？哈佛學者傅高義曾說，了不起的政治領導人必須「有敏銳的政治嗅覺，能解決國家問題，並大膽推動改革。」

如果根據這幾點來看蔣經國，他擬定國家的發展方向，他在國家最艱苦的時候帶領軍民解決困難，奮力向前。

他提倡廉政，以身作則，勤政愛民，關心民眾的生活。他打破省籍的界限，大量啟用年輕優秀的本省籍官員。他重用專才推動經濟建設，在他主政期間，台灣的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他更率先推動民主改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等。他還開放探親，打開了兩岸40多年的隔閡，改善了兩岸的關係。

沒有人是完人，蔣經國也一樣。

我們看他在接任行政院副院長之前，他非常努力爭取向上提升的機會，培養自己方方面面的條件，一步一步掌握權力。

那麼，對於競爭者又是什麼樣的態度？他在日記裡面對於吳國禎、孫立人、陳誠等，也有相當多的記載，這些都需要仔細深入去了，也是可留待後人來評價的。

不論如何，蔣經國在1972年全面主政後，台灣經濟迅速發展，GDP每年都是兩位數的成長，特別是1980年之後民主大幅的開放。

李登輝就曾經講過，蔣經國對經濟自由化沒有什麼想法，可是「如果不是蔣經國，他相信台灣民主政治肯定不會那麼快，肯定不一樣。」

蔣經國與李登輝。（天下資料）

用最主觀的日記，客觀反思一個時代的背景

我們了解歷史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當下，為了今天，也是為了未來。

大家都知道日記是非常主觀的，是撰寫日記的人一己之見，所以我們只能參考，不能夠盡信。

研究者必須要旁徵博引很多相關的資料，才能夠對當時所發生的事情或者人，做一個初步的觀察。但領導人物的日記，卻是最能觀察他的內心世界，以及他與其他任務互動的微妙之處。

我們看蔣經國日記，不僅是了解蔣經國對國事與家事的看法，也不是為了要批評或者去贊揚他，更不是為了探尋他個人的八卦。

我們透過他的日記，能深入了解中華民國政府到台灣後的青年工作、政工制度、情治機構的發展、軍事財政政策的制定、對外關係、兩岸問題，特別是與蘇聯的來往等等。

尤其是1972年之後，台灣政經社會的發展，以及國民黨和政府所推動的改革政策。

也就是說，日記顯示了很多事情，特別是那些複雜微妙的政治運作；但這些事情的點點滴滴，交織而成的正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整體發展，過去70年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我們的對策。

蔣經國他的日記讓我們思考今天到底台灣發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人對那麼多事覺得不滿？為什麼現今社會如此分裂？為什麼兩岸關係會弄到劍拔弩張的地步？

如果我們能藉著蔣經國的日記來反省、深思、尋找解決問題的藥方，讓我們的社會更好，國家更安全，這才是我們看蔣經國日記真正的意義。（責任編輯：陳郁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