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關鍵兩百天 — 從威權走向開明

　驕烈的陽，繃緊的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後。圓山飯店內，謝長廷、陳菊、江鵬堅和其他一百三十多人，舉起右手，宣示成立民主進步黨。
　黨外力量冒著提頭的危險，要鬆動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醞釀著組黨，向威權對抗。
　那個宣示的隊伍裡，許多人像壯士般留下遺書給家小。他們列下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入獄名單，立委費希平、江鵬堅是準備第一批入獄的人選。
　剛從監獄出來不久的陳菊也搶著要放上名單。「大家都被抓，剩我一個做什麼？」她疾呼著。
　另一頭，國民黨鷹派的力量張牙舞爪著。
　他們跑進蔣經國的七海寓所，黨內大老要蔣經國下令行動、抓人，不能讓另一個政黨威脅國民黨的權力；有人甚至要蔣經國不能太軟弱，該把反對者丟到海裡。
　七十六歲的他坐在輪椅上沈思著。
　從今天的角度，很難想像一個黨、一群人的生與死，繫於一位強人的懸念間。
　他下令不鎮壓、不採取行動。反而摸著下巴對大老們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不能太驕傲，太自負。」
　是什麼原因，讓蔣經國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又是什麼改變了強人蔣經國，也扭轉台灣的民主命運？
保守與開明的選擇

　一般而言，他的歷史評價比蔣中正高，雖然仍褒貶互見，他卻是台灣人票選最懷念的總統。
　這位強人的性格、經歷、信仰，決定了他的與眾不同，也決定了這島嶼上，許多人的命運。
　十六歲時被送往蘇聯唸書，在上海啟程往莫斯科的路上，他搭著載著牲口的貨輪，氣味讓人欲嘔；在蘇聯十二年，他過著人質般羈留與放逐的生活，曾被送到西伯利亞的金礦區做工，臥病、飢寒交迫。
　他是共黨領袖托洛斯基的信徒，信奉托派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蔣經國總是告訴自己要做個進步的人，不要做保守派或反動派。
　蔣經國相當西化與開明，他不服用中藥，他親民且簡樸。他穿著米白色夾克上山下海，在停滿蒼蠅的花蓮牛肉麵攤吃麵，也曾好奇台灣人飲食的習慣，嚐過一口檳榔。當他留蘇的好友王新衡棄政從商，進入企業擔任要職時，他曾氣呼呼地說，「我再也不同他來往。」
　但身為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黨總裁蔣中正的長子，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鞏固「反共堡壘」，也為他性格增添幾分老辣。
　在蔣經國行政院長任內，與他多所互動的前立委康寧祥及當時的《中國時報》記者陳浩，形容他是務實主義者，「保守決定放在右手口袋、開明決定放左手口袋，」盱衡時勢，選擇出牌。
　他的保守與老辣作風，像是請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執行「劉少康辦公室」，在黨的體系外創造更集中的權力；透過黨與救國團系統，在學校內建立「孔知忠辦公室」，壓制共產主義或異議的言論。
　一九七二年接任行政院長後，台灣仍是經濟自由、政治高壓；但八○年後幾個重要事件，促使他朝民主改革走去。
改革前夕的幾股力量

　首先是對岸，他在蘇聯時期的同學、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正在進行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一九八○年前後，開始鬆動共產教條、推行市場經濟。鄧小平大他八歲，抽菸喝酒樣樣來，身體卻比蔣經國好。
　在蔣經國歷年談話中，他始終強調兩岸最大的差異，在於中華民國是民主憲政的國家，要在自由、民主、均富基礎上統一中國。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給他壓力。他清楚兩個體系的決戰點不只是經濟，更是民主。
　自蔣經國掌權後，開始重用年輕、高學歷、國際化、本省籍的人才，柔性改造大老、威權充斥的國民黨。
　以當時國民黨培育人才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為例，他擔任革實院主任時期（一九七五 ─一九八八年）的「國建班」（一九七六）、「革實班」（一九八○），博士比重佔了五成、半數在四十五歲以下，台籍菁英比例也有四成。包括前法務部長施啟揚、前大法官蘇俊雄、前教育部長林清江等。
　他也出人意表地提名李登輝為總統副手。李登輝回憶，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二中全會在中山樓舉行，他從中山樓舞台左邊的小樓梯走上去，蔣經國一句「登輝兄，這要提名你當副總統，」自此台灣有了第二位本省籍副總統。
　除了對岸的改革開放，江南案（一九八四年十月）與十信案（一九八五年二月）顯現國民黨的腐敗，他也力圖改善。
　當時，黑道竹聯幫遠赴美國，槍殺《蔣經國傳》作者劉宜良（筆名江南），使得台灣與盟友美國的關係生變。最後調查發現，是情治首長汪希苓所策劃，甚至牽扯到其子蔣孝武。
　情治單位吸收黑社會為人頭，用幫派處決方式行刑，使中華民國號稱民主的形象大打折扣。
　政大社會科學院院長高永光分析，曾掌管軍情系統的蔣經國清楚，一旦情治系統無法控制，國家可能像拉丁美洲、菲律賓或第三世界國家般動盪。
　至於十信案，則涉及銀行近兩億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份借貸人是政府官員。他目睹黨的日漸腐敗。
　這些事讓他大受打擊，痛徹心扉。
　接著，一九八六年三月到十月，台灣的政治出現大轉彎，短短兩百天內，他做出許多影響台灣民主的關鍵決定。
與時間賽跑

　那年的三月底，擺設簡樸的士林七海官邸，蔣經國正蓋著黃色軍毯躺在單人床上休息；前一年進行白內障切除手術，他的視力大不如前，腳部疼痛加劇，他跟醫生說，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般無力。
　房子裡的大掛鐘滴答滴答地走，他知道自己正與生命之神搏鬥。凡事，得加快腳步。
　床沿，距離他的單人床五十公分不到之處，當時駐美代表錢復從美國回台，如昔向他報告近況。語氣中卻有股急切。
　「總統，改革要下決心，我們明明沒有實施全面的戒嚴，有憲法、有國會，但因為缺少給人民的一些自由，在國外擔上戒嚴形象、被視為貪腐的軍人政權，划不來啦！這裹腳布為什麼不拿掉呢？」
　一晃眼，距離三十九歲踏上戰後貧落破敗的台灣，又過了三十七年。他已七十六歲。
　在他的治理下，一九八六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達一一．五％、九四％的家戶有了彩色電視機、六六％的家中開始訂了報紙。平均國民所得快衝過四千美元，而且貧富差距從五．三倍縮小為四．六倍。但開始全面富起來的國民，希望有更多的自由與自主權力，對訓政手段的治理感到不耐。零星的抗爭與運動四起。
親上火線 改革用代號

　一九八六年三月底到十月初的兩百天，蔣經國的動心轉念，推動日後的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啟兩岸交流的重要決策，影響至今甚巨。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身為黨主席的蔣經國提出「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他向中常委和黨內大老宣布，要「以黨的革新來帶動行政的革新」、「以行政的革新帶來全面的革新。」他要中常委研究改革方向。
　時任黨副秘書長的馬英九認為，這是國民黨遷台後重要的變革，「無改革之名，但有改革之實。」因為緊接著四月九日的國民黨中常會，十二位中常委立即被賦予六大議題。而這些文件記錄，都清楚放在黨史館的資料室裡。
　六大議題因為涉及敏感，每個議題都有個代稱。
　例如以「國家安全法的建立」取代「解嚴」；談中央民代改選以「充實中央民意機構」謂之；「開放組黨」則以民間社團的組織討論進行。
　為了得到黨內大老認同，蔣經國經常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會議，安撫疏通反動派，偶爾親自登門拜訪這些身體比他還差、但資歷比他深，風燭殘年的大老，《蔣經國傳》作者陶涵指出。
　執行改革的召集人嚴家淦不巧在此時中風，由副總統李登輝代理。
　李登輝在擔任副手任內，習慣把蔣經國交待的事項記錄下來；在那本白色膠皮的筆記裡，他記錄此次的改革時，以鋼筆橫書寫著：「我有一個深深的感覺，就是雖然國民黨開三中全會聲稱要推動政治改革，並成立十二人小組，但都只是敷衍給蔣經國看，並不是真正進行改革。」
　但當時三十出頭的蘇永欽曾以學者身份，參與小組討論；留德的他被派至歐洲數國蒐集各國組黨、結社、緊急法令的相關資料；在他來看，「蔣經國有整套過渡到民主的思考，只是黨內改革力道慢了點。」
　研議六項革新的同時，蔣經國也首次主動伸出和平的橄欖枝，與黨外勢力互動。
　五月十日，國民黨與黨外進行三十多年來少見的高層溝通。
　來來飯店的湘園廳，國策顧問陶百川、自由派學者胡佛、楊國樞、李鴻禧為橋樑，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三位副秘書長梁肅戎、蕭天讚、黃光平，以及江鵬堅、康寧祥、費希平、謝長廷、游錫?等黨外人士，展開長達五個小時的閉門三方會議。
　國民黨決定漸進對黨外讓步，同意黨外公政會的成立（但要求依法登記，並取消黨外二字），雙方同意為推動民主憲政努力。
　談判連續兩次，島嶼內外在觀望，而國民黨內部風雨欲來。
　參與會談的國民黨代表梁肅戎指出，不少黨員到處散發反溝通傳單，用「打倒現代秦檜」打擊國民黨的談判者。
　九月二十八日，公政會為主體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宣告成立「民主進步黨」。
　島嶼內外摒息，深怕出現鎮壓。警備總部磨刀霍霍。
　蔣經國立即召集五院院長與黨國大老開會。他最後指示六項革新的召集人李登輝，持續採取冷靜、旁觀不取締，並觀察一般民眾的觀感。
　參與三方會議的協調者，中研院院士楊國樞認為，三方會議防止了兩邊大對決式、可怕而流血的衝突。也讓台灣步入兩黨政治。
　他指出，「這是寶貴的資產，兩黨政治出現，沒有血腥壓制，在華人社會是不簡單。」
　若當時蔣經國像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鎮壓天安門前的學生一樣，動手，他的歷史定位肯定會生變。
　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則認為，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台灣因為執政者與運動者雙方的克制，沒有走向過度極端。
　民進黨的成立，像是打破一個長久的禁忌。台灣出現政黨競爭。
　此時的蔣經國，似乎想通了一些事情。
一場訪問，一個關鍵決定

　就在民進黨成立的當月，他請蔣孝武打電話給遠在美國的錢復，代傳一句話說，「想來想去，還是君復的話對了。」（意指民主不是洪水猛獸，可以一步步把權力釋出）
　錢復嗅出中華民國即將有大變化。他積極安排《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來台專訪。
　葛蘭姆是專業的媒體人，廉潔自持，不接受任何餽贈；錢復從自家帶著炒麵、春捲、故宮畫冊，去看葛蘭姆，邀請她到台灣訪問，說服她，台灣正要脫胎換骨。
　十月七日，蔣經國接受葛蘭姆專訪。她的問題個個犀利，包括是否解除戒嚴令？取代戒嚴令的國家安全法，多久後實施？她甚至問及，若蔣經國不復在職，會不會由軍權治國？
　當時坐在兩人中間的翻譯者正是馬英九，但蔣經國顯然脫稿演出。
　他不但表示即將終止戒嚴令，也表達反對黨是政治過程中的現象，並不擔憂；他更說明即使他不在位，也絕不會採取軍事統治。
　訪談結束後，他把先前準備的玫瑰花獻給葛蘭姆，並貼心地把玫瑰花上的刺拔掉。
　不帶刺的玫瑰，就像把戒嚴的恐懼從島嶼上頭卸下，象徵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華盛頓郵報》後來形容蔣經國「神態輕鬆、自信，腦筋清明，」國外媒體紛紛談到中華民國要真正走上民主自由路線，結束戒嚴體制。
　回首一九八六年的兩百天，他推動六項政治革新、啟動與黨外人士的對話、在戒嚴體制下允許組黨。峰迴路轉的歷程，幾乎為台灣後來的民主與兩岸交流鋪出一條軌跡。
　之後一年，政府修訂國安法令、解嚴、解除報禁，並開放大陸探親。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灣地區自零時起解嚴。之後，立法院通過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當年雙十國慶日，蔣經國的慶祝詞說道，「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在我們國家發展的進程上，是進入新時代的一年，是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年。」
　雷震在一九六○年要求組黨的理念此刻才落實；台灣民眾終於透過「制度」的保障來爭取權力，無需藉暴力與流血訴求；隔絕四十年的兩岸也開始有了交流，降低戰爭的威脅。
目光從遠方轉到腳下

　蔣經國的改革是偶然或必然？是自發或外力？每個人詮釋不同。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的詮釋是，內外壓力下蔣經國不得不開放；而長期觀察國民黨體質的政大社科院院長高永光分析，掌權者總吝於分享權力，威權體制如北韓，甚至安排子嗣接班；但蔣經國採取集體領導與民主初步的改革，看得出他對台灣發展有未來的想像。
　在他身旁輔政的李登輝則認為，蔣經國晚年愈來愈表現出對台灣的關心，特別是一九八六年的後半，成為歷史關鍵性的臨界點。
　包括李登輝等人都相信，如果當時蔣經國沒提起解嚴，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提議。而接任的李登輝有可能壓制黨內保守派的反對嗎？台灣民主進程真的能如此順利嗎？
　蔣經國晚年對台灣、對蔣家人，有超越眼前利益的規劃：包括讓蔣家人退出政治，減少政治鬥爭，也讓他的下一代全身而退；他抵抗內部的鷹派力量，決心把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省，把權力漸漸還給人民。
　民國三十九年，從南京、上海、重慶、台灣地面、空中、海面轉進轉出的蔣經國，像復仇的王子，渴望著統一中國的夢想。
　他知道有生之年很難回到溪口，母親毛太夫人養育他長大的地方。一向樂觀的蔣經國不再遙望遠方，而是凝視腳下。
　威權政治在他手上達高峰，也在他手上結束。沒有他，台灣的民主可能出現得更快，也可能來得更慢。
　但他的確使台灣較平順地告別舊時代，開啟民主化、及兩岸交流。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驟然在七海居所吐血而亡。享年七十八歲。他的回歸象徵新起點。
　研究蔣經國十多年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受訪時表示，蔣經國如果還活著，一定樂意看到台灣的民主化能影響中國。只是，中國的民主環境還未成熟，台灣的民主也很顛簸，尚未出現成熟民主社會該有的監督制衡的機制。
　後蔣經國的時代，森嚴的威權大門已經被推出個縫，露出一線民主光芒。民主這二十年或昂起、或沉淪，都溢出了蔣經國的劇本。好的、壞的已與他無涉。而民主的騷動，現在還持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