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良

1934年，在蘇聯烏拉山區，一名來自白俄羅斯的十七歲女工芬娜，結識遠從中國前來的蔣經國，當時的蔣經國，因為國共交惡，在蘇聯成為“人質”，並曾被蘇共當局“下放”到西伯利亞。蔣經國思鄉思母，情緒低落，遭跟監的同時，只有辛勤投入工廠生活來暫時忘卻煩惱。芬娜在這個時候出現，愛情帶給蔣經國莫大的安慰。這段異國戀情，使少女改名“蔣方良”，從而也改變了一生。1935年3月，這對異國戀人結婚。12月他們的兒子蔣孝文出生。1938年又添了女兒蔣孝章。

1937年4月，芬娜的人生更有了轉變，她遠離故鄉，和蔣經國回到了中國。蔣經國給她起了一個漢名“方良”。不僅如此，她必須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並且要適應丈夫的“太子”身份所帶來的種種變化。

1945年，蔣方良生下次子蔣孝武。

1948年，三子蔣孝勇誕生。

1978年蔣經國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蔣方良從當年的副廠長夫人，成為台灣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蔣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調，她鮮少在媒體露面，台灣百姓對她極為陌生。她與一位平凡無怨的主婦毫無不同，當丈夫經常加班或出差時，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雖有傭人，卻常親自動手洗窗簾。蔣方良和蔣經國一樣，生活上不改當年在烏拉山區的簡樸習慣。

1988年蔣經國逝去之後，打擊接踵而至，三個兒子的相繼過世。

1989年，因糖尿病長年卧病在牀的長子孝文，患咽喉癌過世。

1991年，患有慢性胰腺炎的次子孝武突然暴斃。

1996年在12月的酷寒中，蔣孝勇在病房與母親永別。

2000年，與蔣方良親如姊妹的傭人“阿寶姐”，在服侍蔣方良五十多年後，回到大陸定居，蔣方良為此情緒低落。她的女兒蔣孝章則長年定居美國。眾所同情的，蔣方良是一位痀僂孤寂的孀婦，似乎只有在1992年當她接見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長，才是她神情最開心的一天。

在台灣，蔣經國任職後，方良雖是“第一夫人”，卻鮮少表現，有如傳統中國深閨婦女。在整個政治生涯中，除了關乎國民黨的重大事故以外，她通常與公眾保持距離，因此外界對她所知甚少。

蔣方良與蔣經國及其母毛福梅(2張)

1936年12月，斯大林終於允許蔣經國回中國。在杭州被蔣介石和宋美齡接受後，他們到浙江溪口舉行了第二次婚禮。除了學習漢語、普通話之外，蔣方良也學習寧波話。蔣經國夫婦與蔣經國的媽媽毛福梅居住，並相處良好。在蔣經國擔任“總統”後，方良雖是第一夫人卻很少表現，像一個傳統中國婦女。在她的整個政治生涯中，除了關乎中國國民黨的重大事故以外，她通常與公眾保持距離，因此外界對她所知甚少。在中華民國曆來的領導人夫人和後來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夫人中（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李登輝夫人曾文惠、陳水扁夫人吳淑珍、馬英九夫人周美青），蔣方良是公認“最沒有聲音的一位”，也是最儉樸、平實的一位。自20世紀30年代隨蔣經國來到中國以後，蔣方良再也沒回過她出生的國家。

蔣經國與蔣方良有三兒一女，三個兒子分別是蔣孝文、蔣孝武和蔣孝勇，女兒是蔣孝章。兒子都已經過世。而蔣孝章當初因婚姻不獲家庭認同，已遠居美國。

蔣方良生前一直反對章孝嚴及已離世的章孝慈（蔣經國與情婦章亞若之子）認祖歸宗改回蔣姓。據媒體報道，當章孝嚴爭取改回蔣姓時候，還非常驚訝的詢問身邊的人“怎麼會有人要認祖歸宗？”。但對於這件事情，蔣方良不知道多少，又知道多少？始終是個謎。蔣方良拒絕了國史館的歷史口述邀約，使得許多有關她的生平如今是無緣得知了。

2004年12月15日，因肺腫瘤導致呼吸衰竭，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88歲。

距1935年3月俄羅斯少女芬娜與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副廠長尼古拉的跨國婚禮已近68個年頭，婚禮歌聲早已遠去，異國情緣的少女芬娜是今天病逝的蔣方良，俄文名字尼古拉的蔣經國則已辭世16載。走過蔣家媳婦的時光、走過“第一夫人”的尊崇，蔣方良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令人好奇。

蔣方良多數時間戴着太陽眼鏡，一頭白髮的耄耋老人比起當年冰天雪地下金髮碧眼的俄羅斯少女芬娜，外型已有很大的不同。

1935年，她剛從工人工藝學校畢業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處處受蔣經國副廠長照顧，而蔣經國也在到俄羅斯的第十年與蔣方良結下白首之盟。

1935年12月，蔣方良生下長子艾倫即蔣孝文，1938年再生女兒蔣孝章，蔣孝章後來嫁到美國做了俞大維的兒媳婦。蔣方良與蔣經國共育有三子一女，但蔣經國及她的三個兒子先後辭世，不論蔣家掌權時代或是政黨輪替，不論威權體制、宮廷內鬥或蘇聯解體告別冷戰，蔣方良幾乎從沒有公開談話，今天與往常的日子一樣，她是完全無聲地面對塵世。

念舊的蔣方良很少買新衣，她認為舊有的衣服補補就能穿了，而且生性儉僕的她請求廚房一天只要中午煮一餐即可，晚上燙熱再吃。每年在蔣經國辭世紀念的這一天，蔣方良照例中午與兒孫們只吃一碗麪，以一項簡單的儀式紀念前人。

2001年6月，媒體曾傳出七海官邸預訂了赴美國的機票，有人揣測蔣方良可能赴美探視蔣宋美齡？或轉機赴俄羅斯，回到她睽違多年冰雪故鄉？但，當時的蔣方良反而因病住院，這數十年她沒有踏出台灣。

蔣方良19歲就嫁給蔣經國，遠離故鄉到中國，再隨蔣經國來到台灣。19歲的俄羅斯少女芬娜已經遠了，白髮素樸的蔣方良的身影也離我們遠了。

蔣孝章。在蔣經國死後，她的三個兒子也相繼去逝。但是外界對於蔣方良知不知道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婚外情、什麼時候知道的、又知道多少，始終是個謎。蔣方良拒絕了“國史館”的口述歷史邀約，使得許多有關她的生平如今是無緣得知了。至於章孝嚴，據聞他的身份證上“父親”一欄已改成“蔣經國”，因此，當蔣方良離世以後，這個妨礙他改回蔣姓的唯一障礙已經消失。

雖然蔣方良是蔣家第二代唯一代表人，但蔣經國過世後，接連三子也相繼離世，讓蔣方良的悲苦人生，更添淒涼。年輕時活潑開朗的她，在台灣歷經半世紀的日子，卻少有聲音，到晚年更讓人忘了她的存在。歷經了喪夫、連續喪子之痛後，蔣方良最後幾年的歲月，不僅精神上鬱鬱寡歡，健康狀況更差，身上的病痛，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炎、氣喘、心臟病、糖尿病及輕微腦中風，以及上年八月發現的肺腫瘤。

蔣方良獨自居住在台灣七海官邸，思念家鄉，懷念親人，長期寡言已成習慣。最近幾年，由於年事已高，加上身體狀況不好，只能坐着輪椅，更少出門，只有每年到慈湖謁靈時，才看得到她的身影。

在蔣經國去世後，她經濟拮据，精神上也鬱鬱寡歡。蔣方良追隨蔣經國到中國大陸、到台灣，她一直努力想融入生活的環境，只是一直都來不及。但是無論如何變化，她還是選擇留在台灣，因為這裏是她永遠和最終的故鄉。

蔣方良。在蔣經國死後，她的三個兒子也相繼去世。據媒體報導，當前幾年章孝嚴爭取改回蔣姓時候，還非常驚訝的詢問身邊的人“怎麼會有人要認祖歸宗？”

1935年，19歲的芬娜是一名蘇聯共青團團員，嫁給了25歲的作為蘇共候補黨員的中國青年尼古拉（蔣經國），開啓了一段傳奇的異國婚姻。芬娜當時不知道她所託付終身的中國青年（蔣經國）有着龐大權勢的家庭背景。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的同事的眼中，尼古拉和芬娜不過是一對平凡快樂的新婚夫婦。由於蔣經國身份特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動盪不定，所以蔣經國和蔣方良夫婦倆的生活時好時壞。1936年蔣經國的處境十分不利，蘇共中央通知烏拉爾黨委會撤除蔣經國的副廠長和《重工業日報》主編的職務，並且取消他蘇共候補黨員的資格。剛結婚而且有了兒子的蔣經國失去了工作，生活頓時成了問題。這段艱苦的日子一共維持了6個月，一家三口只有依賴蔣方良在工廠做工的微薄工資過活。蔣經國被革職時，正好是蔣介石調派大軍準備對陝北紅軍展開最後攻擊的一刻。不過西安事變和平落幕後，國共關係好轉，中國內部矛盾整合完成，開始集中力量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此時，蔣經國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斯大林，要求立刻返回中國，沒想到一週後便獲得批准。

1937年，蔣方良和蔣經國抱着兒子回到浙江溪口，拜見蔣經國的母親毛福梅。此時取了箇中文名字叫"方良"，即端莊友孝的意思，生活作風跟着調整。毛福梅為兒子和媳婦補辦了中國婚禮，穿上旗袍的蔣方良從此不再是活潑多言的俄羅斯少女，而是克勤持家的中國媳婦，學習中文，學講寧波話，伺候婆婆。1949年跟着丈夫遷到台灣，成了台灣最有權勢男人背後不現身影的女人。

多年來，儘管蔣經國地位顯赫，其仍甘為平凡之家庭主婦，從不介入政治，亦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深受台灣輿論界稱道。

蔣家的女人大多長壽，宋美齡過世時已年逾百歲，蔣方良也年近九十高齡；但蔣家的男人卻相反，蔣介石和他的兩個兒子蔣經國、蔣緯國都早已先後過世。而他的4個孫子蔣孝文、蔣孝慈、蔣孝武、蔣孝勇，蔣家第三代的4個男人都已先後去世。如今蔣家的男人，只有蔣經國次子蔣孝嚴（蔣經國與秘書章亞若子）和蔣緯國的兒子蔣孝剛，以及作為蔣家第四代的蔣孝嚴的一個兒子、蔣孝慈的一個兒子、蔣孝武的一個兒子、蔣孝勇的三個兒子了。在女眷中，除了蔣方良外，蔣緯國夫人丘如雪也已80有餘；第三代還有蔣孝章(蔣經國獨女)、徐乃錦(蔣孝文夫人)、黃美倫（蔣孝嚴夫人）、趙申德（蔣孝慈夫人）、蔡惠媚(蔣孝武夫人)、方智怡(蔣孝勇夫人)。也就是説，蔣家第二和第三代的八位女人仍都在世，不過其中六位寡居。

蔣方良雖是一位沒有聲音的蔣家遺孀，但她面對人生逆境表現出的堅強和毅力，卻是蔣家的兒孫們的表率，更是蔣家六位遺孀的精神支柱。

她和蔣經國是在蘇聯認識的，那時的蔣經國正在莫斯科留學。二人在婚後先後生下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三男一女，全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在台灣。蔣介石對於這位身材高大、金髮藍眼、高鼻樑的俄羅斯媳婦，起先有些不習慣，在此之前，蔣經國曾寫信告訴他父親這樁婚事，蔣孝文出生的時候，還寄了一組黑白照片給他，所以，他對蔣方良還不算陌生，直到發現她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要求，是標準的賢妻良母型，蔣介石相當高興，於是替她取了一箇中國名字，叫“芳娘”，這也等於是對這位媳婦的肯定。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三個兒子也相繼去世。接連不斷受到打擊，蔣方良過着孤寂的晚年。蔣方良行事低調，深居簡出。蔣經國在世時，蔣方良公開露面的時機，不外乎兩個場合：一個是蔣經國出訪時，她會到機場迎送，或有外賓來訪時，她迎送賓客和出席宴會；另外一個時機是每逢大小選舉，她和蔣經國總是一道去投票。

蔣經國於1925年底，也就是他剛滿16歲的時候，由蔣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學。沒想到蔣經國這一去幾乎回不了中國，且差不多要了命。但蔣經國在蘇聯幸運地遇到了蔣方良女士，結為異國鴛鴦，而蔣方良也由此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

1931年，蘇聯發生大饑荒。消費品、食用品，如魚、肉、糖、肥皂、牙粉、鞋、襪等，不論城市農村，一概奇缺，蔣經國被送到農村體驗生活。這對蔣經國來説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以後，蔣經國又到工廠去工作。在工廠裏，蔣經國節節高升，被任命為工人航空學校招生委員會的主席，為工廠寫“改良工廠生產組織建議書”。翌年，晉升為副廠長，兼工廠報紙的主編。事業得意，並帶來了愛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慧眼獨具，看上了蔣經國。芬娜是個孤兒，金髮藍眼，有一種俄羅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處處受到尼古拉(蔣經國的俄文名)副廠長的悉心照顧，內心感激不已。蔣經國卧病，她悉心奉侍湯藥，情意綿綿。1935年3月，在悠揚的《國際歌》聲中，一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據日本人所寫的《人間蔣經國》一書記載，蔣經國是在1934年擔任重型機械工廠作業所主任時，認識蔣方良的，當時蔣方良剛自技術學校畢業。有關蔣經國認識蔣方良的經過，台灣曾流傳了一段神話般的故事。故事説，在蔣經國派到那家工廠做工的時候，有一晚加班到11點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個大漢擋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蔣方良。大漢意圖不軌，這時蔣經國來了，大漢起初並不以為然，因蔣經國個子不高，以為沒什麼本事，沒想到蔣經國體格壯碩，胳膊很粗，兩三拳就把大漢打倒了。蔣經國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這位俄國女子的青睞。

芬娜女士嫁給蔣經國後，同年12月，生下長子愛倫，中文名字蔣孝文；1938年， ^[1]  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愛理，學名孝章。蔣經國事業、家庭，樣樣得意。蔣經國於1937年4月，從蘇聯帶着妻子蔣方良回國，手上還抱着他們的愛情結晶，總計前後在蘇聯住了將近13年。出去的時候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少年，回來的時候卻已偕妻抱子，能不感慨萬千?他和蔣介石久違已12載，臨別前，蔣介石曾有不少叮嚀，想到他寫的公開信對蔣介石批評指責，倍感不安，一旦見面，如何解釋?而且他和蔣方良的婚姻，這位洋媳婦，他的父母能看得慣嗎?蔣經國感慨萬千，於1937年3月25日踏上歸途。他的歸來對於毛太夫人是極大安慰，她對着這位紅眉毛、藍眼睛、高鼻樑的媳婦感到很奇怪。可是，那個活潑又有趣的孫兒卻使她愛不釋手。這位洋媳婦穿起旗袍，學着用筷子，慢慢説起寧波話來了。蔣介石讓經國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層的目的。溪口非常安靜，可以讓蔣經國從容不迫地修身養性，慢慢熟悉周圍的環境，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萬機，焦頭爛額，沒有時間去照顧兒子，又怕和後母宋美齡合不來，引起誤會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經國盡點孝，讓她冷寂的心靈能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蔣介石對於這位身材高大、金髮藍眼的俄羅斯媳婦，起先心中還是有點不能適應，直到相處兩三個月後，他才發現這個俄羅斯媳婦，個性温柔婉約，孝順公婆，體貼丈夫，又照顧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要求。毛氏覺得稱小輩娘啊孃的，是個罪過，於是給改為“方良”，取方正賢良之意。

蔣方良中文一竅不通，總不是辦法，需從頭學起，請位慈溪籍的女老師，教她學中國語文。蔣經國為了討媳婦的歡心，在剡溪之邊，文昌閣之下，特建洋房一幢，供小兩口居住。

1939年，蔣經國被派到江西南部當贛南專員，從事他第一次的公職生涯。蔣方良母子則留在老家，開始過一位平凡中國主婦的生活。她起先不會説中國話，蔣經國臨走時，給她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教她學習標準的國語，不教她有濃重口音的浙江官話，她在1年後就可以很順暢地用國語和人交談。平時蔣經國在家的時候，他們就用俄語交談，但她的幾個子女中，除了獨生女蔣孝章會説一點俄語外，其餘3個兒子都不會説俄語。

蔣方良初到中國，比較不習慣的是飲食，不論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臘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鹹，吩咐廚子煮淡一點。她在俄國的時候，吃奶酪，夾一片黑麥製成的麪包或紅燒一盤馬鈴薯，很簡單的一餐就解決了，她沒想到中國菜的名堂那麼多。蔣方良到中國後，真正與蔣經國相處的機會並不多，直到抗戰勝利後，一家團圓的時間才比較多。1945年，生次男（蔣經國四子）蔣孝武，隔了三年，生三男（蔣經國五子）蔣孝勇。在4個兒女中，蔣孝章最體貼懂事，平常在家裏也很乖巧聽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最受祖父母的鐘愛。

1945年，她們舉家來到上海郊外，這時蔣經國在大江南北跑來跑去，很少在家。

1949年到台灣初期，蔣方良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條，差不多在長安東路附近的巷子裏，那裏房子不大，附近住家環境又複雜，加上政治局勢混亂，那幾年住得很不舒服。她很不習慣台灣的炎熱氣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熱得要命。在西伯利亞，一年約有七八個月的時間温度在5℃以下。冬天氣温平均都在零下4、5℃。初到中國的時候，江蘇、浙江都屬温帶，她已覺得有些不習慣，但總比較暖和一點，夏天也不至於太熱，到了亞熱帶的台灣，四季不分，夏天熱到30℃，這是她難以想像的。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時候，台灣輕工業還在初級階段，只有老式電風扇，吹起來吱吱作響，不用説有冷氣機了。那幾年她確實相當不習慣台灣的氣候。

在台灣30多年，是蔣方良到中國後生活最安定的時期，幾個子女逐漸成長，蔣經國的事業也一帆風順，她幾乎一直就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只管相夫教子，其他方面，特別是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的，這不單是環境的特殊，也由於她的個性使然，她學的是工程，屬理工科，對社會人文科學方面興趣不大，自從與蔣經國結合後，心力都投注到子女身上。她的幾個兒女都沒讓她失望，只有蔣孝文後來長期染病，比較讓她傷心。據傳聞，蔣方良平時沒有什麼特別嗜好，偶爾會找一些朋友在外打小牌。因為她的形象特殊，加上個性使然，不常在公眾場合露面。在稱謂方面，蔣方良不習慣被稱為蔣夫人，即便是後來宋美齡離台赴美，蔣經國當選為“總統”，她貴為“第一夫人”時，她還是堅持不要稱呼她為蔣夫人。

蔣方良千里迢迢從西伯利亞大草原到中國，她的心境如何呢?其對家鄉的感情又如何呢?這是許多人感興趣的。在抗戰開始的第二年，亦即她生下獨生女孝章不久，她曾獨自返回故鄉一次。隨後到抗戰結束不久，她又回去了一趟，這次是帶着蔣孝文、蔣孝章同行，蔣經國還派了兩位貼身侍衞同行。到台灣後，差不多有20年的時間沒有回去過。據傳説，1968年6月，蔣方良按捺不住思鄉心切，再次返回蘇聯探望家鄉的親人。蔣方良在家鄉停留一個星期後，終於揮別黃昏的故鄉———俄羅斯大草原，搭機按原來的路線返回台北。

1988年蔣經國病逝，這對有着五十多年夫妻情分的蔣方良來説無疑是巨大的打擊。為了寄託不盡的哀思，她經常到蔣經國的房間裏摸摸丈夫曾經用過的東西，並經常要求隨從帶她去大溪———蔣經國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丈夫的遺容。一年後，當她還未從失去丈夫的悲哀中恢復過來，就又接連不斷地遭到喪子的劇痛。長子蔣孝文病逝的噩耗傳來時，對蔣方良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靂。1991年5月，四子蔣孝武為了照顧母親方便，請辭所謂“駐日代表”，返回台北任公司董事長，這令蔣方良特別高興。誰料想，距此不到兩個月，蔣孝武卻因急性心臟衰竭突然病逝於台北。次子的死對於蔣方良來説來得太突然、太意外，她趕到醫院撫屍痛哭。她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上蒼對她的愛子為何這樣殘酷。次子走時年僅46歲!然而，悲劇並未結束，1996年，她又送走了最後一個兒子蔣孝勇，他也只有48歲。兒子們的英年早逝是蔣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

蔣方良恐怕是台北最孤獨的女人了———沒有朋友，晚輩大多定居異域，惟有她守着與蔣經國共同生活過的地方不肯離開，在對離去的親人的思念中過着孤寂的晚年。

蔣經國和蔣方良夫妻之姻緣際會，本質上源於患難之交。留蘇時期，蔣經國因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搞小組織，被蘇共開除黨籍和團籍，受流放西伯利亞處分，因而和女工蔣方良結識(按：她的俄國名字叫“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蔣方良”是她到中國之後。由蔣經國為她取的)。

蘇聯流放時期的蔣經國，身處異邦極寒之地。人生地不熟，幸虧得助於蔣方良，得助於蔣方良故鄉的基本人脈資源，才能在冰天雪地攝氏零下—二十度的北國異地有吃有穿，總算可以苟活性命。有謂蔣經國在蘇聯．曾對蔣方良有“英雄救美”之恩，但是，吾人寧願更傾向相信在蔣方良祖國，蔣方良才是救蔣經國一命的再造恩人。假如不是認識了擔任女工的孤兒蔣方良，不是蔣方良同情蔣經國這個藉藉無名的瘦小中國青年，給他家庭般的温暖，給他暖烘烘的食物、冬衣，蔣經國怎能在極度艱困惡劣的異邦，苟活到蔣介石透過外交渠道，要求斯大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1937年春天，蔣經國攜同蔣方良回到中國，形勢易位，中國對蔣方良來説，成了異邦，蔣經國回到祖國，而且他的父親蔣介石，已經是這個動亂國家惟一的軍事強人。在俄國，蔣經國要依賴蔣方良。回到中國，形勢逆轉。蔣方良處處要依靠蔣經國。但是，我們倒要看看蔣經國是如何報答過去蔣方良對他的“患難真情”。

蔣方良為他生下一對子女——孝文、孝章之後。適值抗戰爆發。蔣經國受父親蔣介石之命，擔任江西贛南行政專員，蔣經國舉家遷居江西。受父蔭保護的蔣經國，初得官位．志得意滿，風流好色的潛意識，卻在此時逐漸高漲。章亞若適在蔣經國專員公署做文書工作，等於是蔣經國的秘書。近水樓台之便，蔣經國和章亞若從眉來眼去，發展成兩性關係，進而珠胎暗結。高明的蔣經國，似乎深得“最危險之處即是最安全之處”的箇中三昧，竟然還命章亞若擔任蔣方良的中文教師。為太太惡補中國話和中文，忠厚老實的蔣方良完全被矇在鼓裏。

章亞若明地裏是蔣方良的中文“啓蒙師”，暗地裏則是她的“情敵”。可憐方良竟然到了風燭殘年，才得知“小老師”章亞若竟是蔣經國婚外情對象，還為蔣經國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蔣經國是以“劈腿”，來揭開回報昔日霜方良對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從此之後，蔣方良即無日無之地生活在接二連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戰八年，蔣經國行蹤如謎似幻，蔣方良以一個外國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蹤底細，而蔣經國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戰八年，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勝利復員，蔣經國舉家遷居杭州。當年陪同甫自蘇聯歸國的蔣經國夫婦，晉見父親蔣介石的杭州市長周象賢，抗戰結束之後，又重做馮婦，回鍋當杭硝前市長。杭州的兩年放浪形骸歲月，周象賢上下張羅，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塔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蔣“太子”侍候得無微不至。杭州時期。是蔣經國在大陸。揹着蔣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歲月。蔣方良對那個階段的蔣經國卻依舊“所知有限”，偶爾靠屈指可數的姐妹。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徑，但仍然無法嚇阻蔣經國在外的為所欲為。蔣方良沒有什麼籌碼嚇阻蔣經國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國，方良完全要依靠蔣經國，對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變成拋妻棄子的“陳世美”，夫復何求?

蔣經國把“歡樂”留給自己。卻將“孤獨”送給蔣方良。這是青年蔣經國回到祖國之後，回報給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禮物”。

國民黨大陸垮台之後，周象賢曾任第三任台北陽明山管理局局長。此時，侍侯蔣經國的已經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邊緣化，“局長”一職，是周象賢在台灣的最高頭銜。

周象賢雖然邊緣化了，但是，杭州時期他介紹給蔣經國認識的一羣鶯鶯燕燕，卻還有人側身台北官場，即使嫁作高官婦，卻仍與蔣經國維持私下來往，並且是蔣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誠。蔣方良甚至到壽終正寢之日。都還不知道此妹曾經是丈夫密友。

從章亞若以來，這位杭州姑娘之後台灣時期圍繞在蔣經國周遭的幾位女人。除了焦鴻英和丈夫眉來眼去，被蔣方良當場戳穿西洋鏡之外，對周遭的中國女人。蔣方良幾乎完全不設防，完全沒有“敵情觀念”。來台初期的蔣方良，和大陸時期的她一樣，幾乎無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陰影之中。

利用蔣方良的單純，利用蔣方良的寬厚，是蔣經國得以恣意縱情的根本原因。講得直接一點，蔣經國吃定了蔣方良對他無可奈何，吃定蔣方良必須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國異邦安穩過日子。

歷經憂患和挫折，也歷經了各種風雨飄搖，各種大風大浪、飛短流長，從未讓蔣方良對丈夫的情感絲毫動搖。蔣方良雖為俄國籍，若論她對中國“三從四德”之服膺，則猶為中國婦女之所不及者。即使發現蔣經國有不軌的跡象，蔣方良不像一般中國婦女，善於“一哭二鬧三上吊”，縱使打翻醋罈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後向來是既往不咎。從這裏可以看出她因為身處異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賴蔣經國。她的無奈與無助，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她解決。她成長於典型東正教俄國農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關係，東正教的精神特別注重家庭價值，所以她終生依附於蔣經國身邊，過的生活即使再苦悶、再艱辛，亦從來沒有一絲怨艾。

儘管生活在不斷被背叛的陰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紀60年代初期，這十三四年當中，毋寧亦是蔣方良生命最有光采、最富活力的一段歲月。我相信認識蔣方良的官太太，應該都會認同，長安東路時期的蔣方良。其實才是真正開朗的、陽光的蔣方良。蔣經國自己忙着當花蝴蝶，他自然無暇對蔣方良多所幹預。

剛來台灣，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實。由於官太太當時都很年輕，蔣方良剛屆近不惑之年，大家適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會活動的機會也很多。加之蔣經國那時的職位比較低。不用講究太多的官場忌諱，和親朋故舊之間來往，也比較沒有強烈的階級觀念。他不但不限制蔣方良和官太太們經常往來．也經常吆喝男士們一塊兒加入太太的行列．時常在一起宴飲歡樂。

最常到長安東路18號和蔣方良聚會的，包括了張師太太、王叔銘太太、趙聚鈺太太、衣復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闆的太太等人。還有少數幾位住在台北的白俄婦女，他鄉遇故知，和蔣方良偶有往還。基本上蔣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蔣經國親朋舊部的太太為主。

長安東路房子比較窄狹，不適合打牌，不過偶爾有官太太起鬨，湊夠了牌搭子，還是可以在房裏作方城之戲。

有氣不發，有志難伸，終究是會悶出病來的。剛開始時，沒有人知道蔣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鬱症，但見她樓上樓下到處漫無目的地來回走動，到處翻箱倒櫃。書把箱子裏的衣服全部翻出來，一會兒又把首飾盒裏的首飾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內凌亂不堪。

更嚴重的時侯，蔣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唸唸有詞，煩躁地滿屋子裏到處跑，總管阿寶姐見狀急得滿屋子追蔣方良，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體。之後又請榮總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幫蔣方良看診。

醫師初步診治，確認她得了精神躁鬱症。醫師開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藥丸。要她按時服用；如果病症轉劇，則酌加藥量。

寓所總管阿寶姐從此以後多了項任務，即是監看蔣方良精神躁鬱症發展情況。只要一發現蔣方良又在翻箱倒櫃，就要逼蔣方良趕緊吃藥，以控制病情。

在榮總醫師的悉心診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鬱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惡化。但是，原本為她看診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後因為退休離職，臨時換了另外一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榮總精神科主任。這位新來的精神科主任，第一次為蔣方良看診，很詳細地追根究底，不厭其煩地詢問她的病史。醫師目的無他，不過是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對症下藥。未料此舉卻引起蔣方良極度不悦，當場翻臉，帶着責備的口氣對這位醫師説：“你把我當神經病啊?我又不是發瘋的神經病。你問這麼多過去的事情幹什麼?”

説完，蔣方良鐵青着一張臉，叫阿寶姐送客。這位精神科大夫就這麼給蔣方良嚇跑了．從此再沒上過蔣家。可見蔣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當成精神狀況有問題的人。

幸運的是，這次事件之後，蔣方良的精神躁鬱症基本上控制得宜，並未再惡化下去。除了榮總醫師的控制得宜，阿寶姐的時刻留意。亦功不可沒。要不是阿寶姐一旁照料，無微不至，恐怕蔣方良早就發瘋了 。

如果蔣方良沒有阿寶姐，給她生活上諸多關照，幫助她融人中國社會．蔣方良能不能度過在長安東路及七海寓所的漫漫長夜，都還是未定之天。

阿寶姐是影響蔣方良最深刻的一個人，可以從學國語這件小事來印證。前面我們提及章亞若是最早教蔣方良講中國應酬話的啓蒙師，而阿寶姐則教導蔣方良日常生活細節，教她如何錙銖必較，指點她一點一滴節省過日子的生活大師。更重要的。阿寶姐也教導她有關中國人社會的人際關係、人情世故，使她能更融人中國人的團體裏邊，生活得更歡愉些。因此，蔣方良在很多方面都有阿寶姐的身影，晚年蔣方良在日常生活方面對阿寶姐倚賴程度也最深。彼此形式上是主僕關係，實質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她平日操持寓所總管職務，不捨晝夜，盡心盡力，一絲不苟。阿寶姐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做事要對得起自己的道德良心。“道德良心”四字箴言，成為阿寶姐畢生座右銘。秉此精神，她連出門都不坐寓所的公務車輛，情願自己打電話叫計程車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車資，絕不揩公家的油。好幾次，蔣方良司機胡獻堂主動想載送她到市區，阿寶姐一口回絕，堅持自己花錢坐計程車。而她對蔣家的付出，更遠遠超出了蔣家付給她的薪水。長安東路時代，蔣經國家裏四個孩子(按：如果加上蔣經國夫婦領養的邱明山，則一共有五個孩子)，除了孝文、孝章大一點，孝武和孝勇年紀都還小，需要大人的照料：公館裏上上下下，所有的家務事，凡是吃重的工作，起先都落在阿寶姐的肩頭。搬到七海寓所之後。孝字輩孩子固然早已長大成人，但是，整個寓所的雜務，責任幾乎還是落在她的肩頭。

阿寶姐在台灣單身—人，本地沒有任何親人，和蔣方良同樣流落異鄉。阿寶姐把全付心

力都投注在她的工作上，每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阿寶姐最大的優點，除了吃苦耐勞，她更是謹守分寸，從不挑撥是非；假如她聽到了什麼不公平的事，總是鋤強扶弱，愛幫弱勢者的忙，肯出面撐腰講公道話。

楊煥金師傅最初在蔣寓所，曾經飽受某些人的壓制和排擠。最慘的時侯。是阿寶姐扶了楊師傅一把，安排他到孝文家裏幫忙燒飯，等到風頭過了．再想辦法把楊煥金弄回七海寓所。

蔣方良跟她的婆婆蔣宋美齡比較起來，有人説蔣方良是一位永遠沒有聲音的“第一夫人”，尤其在蔣經國去世之後，蔣方良深居七海官邸，除了每年為故“總統”謁陵，幾乎看不見蔣方良的身影。當年跟隨在夫人身邊的老隨扈逐漸凋零，更讓蔣方良備感唏噓，數十年來她從來沒有回過家鄉。

她一生都小心翼翼地深藏在公婆、丈夫身後，這位異國女子自進入蔣氏家族，就一直以中國傳統婦女美德要求自己，她有個典型賢妻良母的名字：蔣方良———沉默寡言、不問政事、勤於內務、足不出户的蔣方良，被稱為“最沒有聲音”的“第一夫人”蔣方良。

外界對她的集體關注，始於她不斷從大直官邸到榮總醫院往返的路上，那是她最不想走，但不得不走的一段傷心路：1988年1月13日，“總統”丈夫蔣經國永遠離開了她；一年後的4月14日，她的長子蔣孝文病逝；1991年7月1日，二兒子蔣孝武去世；1996年12月22日，又是在榮總醫院，三子蔣孝勇被死神奪走。

蔣孝勇生前曾説過，他的母親蔣方良是一個苦命的女人；而蔣方良的長媳蔣徐乃錦在外界詢問蔣方良屢遭打擊後的心境時，亦曾有過一段令人動容的解説：“她內心的痛苦到什麼程度，那你要再多40歲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