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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鹧鸪天·桂花》来比欲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等你看她的一生,心中自有分晓


1、生平

1920年9月30日出生於上海,原名张煐。

1922年迁居天津,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

1930年上小学,改名张爱玲。1931年进上海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

1932年在校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

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回到上海投入文学创作。



1944年与胡兰成(1906-1981)结婚,1947离婚。

1952移居香港。1955离港赴美。

1956年与美国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结婚。

1960年加入美国籍。1972年定居洛杉矶。

1995年9月8日被发现于公寓内死去。


张佩纶(1848—1903)

元配朱芷芗生子志沧(早逝)、志潜

继配边粹玉

继配李菊耦(—1912)生子志沂、女茂渊


张志沂(1897—1953)生女爱玲、子子静(—1997)

张志潜(1880—1942)生子子美(—1992)、子闲(庶出)





1.张爱玲传 余彬著,海南出版社1993

2.張愛玲傳-增订版 张均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张爱玲传奇:旧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 胡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

4.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 (台) 王蕙玲著,作家出版社2004

5.张爱玲传奇-第2版 司美娟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6.张爱玲传奇未完 蔡登山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7.张爱玲传 于青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8.张爱玲传 余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沉香屑里的旧事:张爱玲传任茹文, 王艳著,团结出版社2001

10.临水照花人 魏可风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

11.月光下的悲凉:张爱玲传张均著,花城出版社2001

12.张爱玲传 刘川鄂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13.张爱玲传奇-第2版 费勇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14.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 宋明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5.张爱玲传 胡辛著,作家出版社1996







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张爱玲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题赠胡兰成照片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

——胡兰成《民国女子》

2、创作


1939年,在香港以散文《天才梦》参加上海《西风》月刊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获“名誉奖”第三名,发表于次年9月《西风》第48期。此文为张爱玲本人认可的中文创作“处女作”。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1943年上海文坛“张爱玲年”

1943年5月,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开始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连载。

7月,《茉莉香片》在《杂志》月刊发表。

8月,《心经》在《万象》月刊连载。

9月,《倾城之恋》在《杂志》月刊连载。

11月,《封锁》在《天地》发表,《金锁记》在《杂志》连载,《琉璃瓦》在《万象》发表。


1944年8月15日,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初版;9月25日再版。

1944年12月,散文集《流言》由上海五洲书报社出版(总经售)。

1950年,在上海《亦报》副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署名“梁京”。小说1951年11月由上海亦报社出版修订单行本。——1968年改名《惘然记》在台湾《皇冠》月刊连载,1969年以《半生缘》书名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54年1-7月,长篇小说《秧歌》在香港《今日世界》半月刊连载。

1954年10月,长篇小说《赤地之恋》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

1966年,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

1976年3月,小说散文集《张看》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小团圆》与《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等是张爱玲同一时期的作品。她到五十岁以后,小说创作又出现一个高潮,《小团圆》为重头戏,堪称毕生杰作。

——止庵《浮生只合小团圆》

(2009年)

1944年8月杂志社初版


1946年11月山河图书公司增订本


1944年自编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

1947年4月,张爱玲编剧的电影《不了情》由桑弧(原名李培林,1916-2004)导演,文华影片公司出品,上映后被誉为“胜利以后国产电影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

1947年12月,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由桑弧导演,文华影片公司出品。



三个第一:拍摄了1949年后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第一部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

但剧情片《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假凤虚凰》(编剧)更得研究者的青睐,它们的意义被定为对中国城市电影和市民观赏趣味的开拓。

《太平春》、《有一家人家》、《祝福》、《梁山伯与祝英台》、《魔术师的奇遇》、《他俩和她俩》、《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

张爱玲语录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传奇〉再版的话》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象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流言·烬余录》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流言·到底是上海人》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自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原刊1943年8月《杂志》月刊第11卷第5期)


公寓生活記趣

談到“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兩句詞,公寓房子上層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從煤貴了之後,熱水汀早成了純粹的裝飾品。構成浴室的圖案美,熱水龍頭上的H字樣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實際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開錯了熱水龍頭,立刻便有一種空洞而悽愴的轟隆轟隆之聲從九泉之下發出來,那是公寓裏特別複雜、特別多心的熱水管系統在那裏發脾氣了。即使你不去太歲頭上動土,那雷神也隨時地要顯靈。無緣無故,只聽見不懷好意的“嗡……”拉長了半晌之後接著“訇訇”兩聲,活像飛機在頂上盤旋了一會,擲了兩枚炸彈。在戰時香港嚇細了膽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時候,每每為之魂飛魄散。若是當初它認真工作的時候,艱辛地將熱水運到六層樓上來,便是咕嚕兩聲,也還情有可原。現在可是雷聲大,雨點小,難得滴下兩滴生銹的黃漿……然而也說不得了,失業的人向來是肝火旺的。
梅雨時節,高房子因為壓力過重,地基陷落的原故,門前積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幹了,我們還得花錢雇黃包車渡過那白茫茫的護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時候,屋子裏便鬧了水災。我們輪流搶救,把舊毛巾、麻袋、褥單堵住了窗戶縫;障礙物濕濡了,絞乾,換上,污水折在臉盆裏,臉盆裏的水倒在抽水馬桶裏。忙了兩晝夜,手心磨去了一層皮,牆根還是汪著水,糊牆的花紙還是染了斑斑點點的水痕與黴跡子。
風如果不朝這邊吹的話,高樓上的雨倒是可愛的。有一天,下了一黃昏的雨,出去的時候忘了關窗戶,回來一開門,一房的風聲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藍的瀟瀟的夜,遠處略有淡燈搖曳,多數的人家還沒點燈。
常常覺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聲,六樓上聽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個人年紀越高,距離童年漸漸遠了,小時的瑣屑的回憶反而漸漸親切明晰起來。
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裏,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電車的韻味。長年住在鬧市裏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什麼。城裏人的思想、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馳著的電車──平行的,勻淨的,聲響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識裏去。
我們的公寓靠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仿佛不很合適──大家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繫。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吧?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車裏的燈點得雪亮。專做下班的售票員的生意的小販們曼聲兜售著麵包。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著白肚皮。
這裏的小販所賣的吃食沒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們也從來沒有縋下籃子去買過東西。(想起《儂本癡情》裏的顧蘭君了。她用絲襪結了繩子,縛住了紙盒,吊下窗去買湯麵。襪子如果不破,也不是絲襪了!在節省物資的現在,這是使人心驚肉跳的奢侈。)也許我們也該試著吊下籃子去。無論如何,聽見門口賣臭豆腐幹的過來了,便抓起一隻碗來,蹬蹬奔下六層樓梯,跟蹤前往,在遠遠的一條街上訪到了臭豆腐幹擔子的下落,買到了之後,再乘電梯上來,似乎總有點可笑。
我們的開電梯的是個人物,知書達理,有涵養,對於公寓裏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帳。他不贊成他兒子去做電車售票員──嫌那職業不很上等。再熱的天,任憑人家將鈴撳得震天響,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紡綢小褂,方肯出現。他拒絕替不修邊幅的客人開電梯。他的思想也許縉紳氣太重,然而他究竟是個有思想的人。可是他離了自己那間小屋,就踏進了電梯的小屋──只怕這一輩子是跑不出這兩間小屋了。電梯上升,人字圖案的銅柵欄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紅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襯著交替的黑暗,你看見司機人的花白的頭。
沒事的時候他在後天井燒個小風爐炒菜烙餅吃。他教我們怎麼煮紅米飯:燒開了,熄了火,停個十分鐘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爛骨,沒有筋道。
托他買豆腐漿,交給他一隻舊的牛奶瓶。陸續買了兩個禮拜,他很簡單地報告道:“瓶沒有了。”是砸了還是失竊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時,他拿了一隻小一號的牛奶瓶裝了豆腐漿來,我們問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賠給我們的呢還是借給我們的,也不得而知。這一類的舉動是頗有點社會主義風的。
我們的《新聞報》每天早上他要循例過目一下方才給我們送來。小報他讀得更為仔細些,因此要到十一二點鐘才輪得到我們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報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彎曲的門鈕裏。
報紙沒有人偷,電鈴上的鋼板卻被撬去了。看門的巡警倒有兩個,雖不是雙生子,一樣都是翻領裏面豎起了木渣渣的黃臉,短褲與長統襪之間露出木渣渣的黃膝蓋;上班的時候,一般都是橫在一張籐椅上睡覺,擋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時候總得殷勤地湊到他面頰前面,仿佛要詢問:“酒刺好了些吧?”
恐怕只有女人能夠充分瞭解公寓生活的特殊優點:傭人問題不那麼嚴重。生活程度這麼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準備著受氣。在公寓裏“居家過日子”是比較簡單的事。找個清潔公司每隔兩星期來大掃除一下,也就用不著打雜的了。沒有傭人,也是人生一快,拋開一切平等的原則不講,吃飯的時候如果有個還沒吃過飯的人立在一邊眼睜睜望著,等著為你添飯,雖不至於使人食不下嚥,多少有些討厭。許多身邊雜事自有它們的愉快性質。看不到田園裏的茄子,到菜場上去看看也好──那麼複雜的,油潤的紫色;新綠的豌豆,熟豔的辣椒,金黃的麵筋,像太陽裏的肥皂泡。把菠菜洗過了,倒在油鍋裏,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篾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迎著亮,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子上招展著,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其實又何必“聯想”呢?篾簍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夠了麼?我這並不是效忠于國社黨,勸誘女人回到廚房裏去。不勸便罷,若是勸,一樣的得勸男人到廚房裏去走—遭。當然,家裏有廚子而主人不時地下廚房,是會引起廚子最強烈的反感的。這些地方我們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識眉眼高低。
有時候也感到沒有傭人的苦處。米缸裏出蟲,所以摻了些胡椒在米里──據說米蟲不大喜歡那刺激性的氣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揀出來。我捏了一隻肥白的肉蟲的頭當做胡椒,發現了這錯誤之後,不禁大叫起來,丟下飯鍋便走。在香港遇見了蛇,也不過如此罷了。那條蛇我只見到它的上半截,它鑽出洞來矗立著,約有二尺來長,我抱了一疊書匆匆忙忙下山來。正和它打了個照面。它靜靜地望著我,我也靜靜地望著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聲來,翻身便跑。
提起蟲豸之類,六樓上蒼蠅幾乎絕跡,蚊子少許有兩個。如果它們富於想像力的話,飛到窗口-往下一看,便會暈倒了罷?不幸它們是像英國人一般地淡漠與自足──英國人住在非洲的森林裏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進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閒言閒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總得公佈一下。夏天家家戶戶都大敞著門,搬一把籐椅坐在風口裏。這邊的人在打電話,對過一家的僕歐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將電話上的對白譯成了德文說給他的小主人聽。樓底下有個俄國人在那裏響亮地教日文。二樓的那位太太和貝多芬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齒打了他一上午;鋼琴上倚著一輛腳踏車。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湯,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類天生的是愛管閒事。為什麼我們不向彼此的私生活裏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悅?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斤計較了。計較些什麼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屋頂花園裏常常有孩子們溜冰,興致高的時候,從早到晚在我們頭上咕滋咕滋銼過來又銼過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裏磨牙,聽得我們一粒粒牙齒在牙齦裏發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會掉下來。隔壁一個異國紳士氣勢洶洶上樓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話,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擼袖道:“不要緊,我會使他們懂得的!”隔了幾分鐘他偃旗息鼓嗒然下來了。上面的孩子年紀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麗的。
談到公德心,我們也不見得比人強。陽臺上的灰塵我們直截了當地掃到樓下的陽臺上去。“啊,人家欄杆上晾著地毯呢──怪不過意的,等他們把地毯收了進去再掃吧!”一念之慈,頂上生出了燦爛圓光。這就是我們的不甚徹底的道德觀念。
烬余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像艾芙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芙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芙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时吃得特别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撙节,试行配给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莱,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一个大腿上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拾进来了,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门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舌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
开门!开门!”不怪里面不敢开,因为我们人太杂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气得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人,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做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枪。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竞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宇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人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乎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谈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面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〇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〇年”。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摸琳。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竞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学生,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里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技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乓。”(“乓”是广东话,英文pan盆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背后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绘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殿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自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的。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甘岁吧?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起初学生黑压压挤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
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团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那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因之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宇,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妊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惊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小孩”(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其担忧。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后来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运出去变钱,因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婴儿。
论理,这儿聚集了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可是有许多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土比亚——正是大学教育的最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们的同学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徐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按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有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原刊1944年2月《天地》月刊第5期)


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张爱玲《更衣记》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通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传奇〉再版的话》


(《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

2、创作

①畸情小说:《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

②无情的亲情:《花凋》《琉璃瓦》

③乱世男女的恋情:《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

④下层小人物的命运:《桂花蒸·阿小悲秋》《小艾》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点

中西、古今、雅俗的融合


《传奇》卷首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而才斗争的。……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而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真实的。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色,戒》:“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台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

《小團圓》:“他一吻她,一陣強有力的痙攣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覺到他袖子裡手臂很粗……這個人是真愛我的。”

在《色,戒》讓王佳芝魂魄迷失的側臉,一再在《小團圓》中出現,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仍舊是遙坐的時候的半側面,目光下視,凝注的微笑,卻有一絲淒然……倒像有點悲哀。」「她望著他的臉,黃黯的燈光中,是她不喜歡的正面。」


《色·戒》: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金锁记》: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猫)慢慢地不见,从尾巴尖起,一点一点地没有,一直到头上的笑脸最后没有。那个笑脸留了好一会儿才没有。

张爱玲《更衣记》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锁记》在其小说中的地位。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在这篇散文名作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

《更衣记》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锻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许地山

许地山《你为什么不来》:她心中接着想:“因为我约你,所以你不来,还是因为大雨,使你不能来呢。”

《小团圆》: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你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胡兰成《论张爱玲》(1944年)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想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去,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

——胡兰成《论张爱玲》 (1944年)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七巧是男权社会规定的一个角色。她的欲望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男权社会。正如贾母具有中国垂帘政治的全部密码、阿Q具有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全部密码,七巧则包含着男权社会欲望、权力、金钱互动的全部密码。这一密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人类社会,它带有超越中国近代历史世相的人性普遍性。因此,与其说《金锁记》是中国男权社会的历史写照,不如说它是权力社会的一个哲学寓言。

——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绝望感的作家只有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鲁迅虽然绝望,但他反抗绝望,因此,总的风格表现为感愤;而张爱玲感到绝望却陷入绝望,因此风格表现为苍凉。鲁迅看透人生,但又直面人生,努力与人生肉搏,因此形成男性的悲壮;张爱玲看透人生,却没有力量面对人生,结果总是逃避到世俗的细节里,从而形成特殊的女性语言。

——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氛围。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的时候,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

——刘再复《也谈张爱玲》


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

——唐文标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柯灵《遥寄张爱玲》(1984年)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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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结论,不是。

张爱玲的天分绝高,无论是谋篇布局、感受力还是表达力,我觉得跟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世界超一流能打的选手比都不会怵。

但是很可惜,她没能走到那一步,原因是她不肯往前走了。她写的最好的一切是一个二十五岁之前的少女的生活经验,恋慕,勾引,浅尝辄止的性爱,对婚姻的向往和恐惧,对家中长辈命运的管中窥豹,以及一个童女所感受到的无处不在的压迫和黯然。

但是她一写起真正的生活压力,现实婚姻,笔力弱得就有点让人气不过。“他看看他的妻,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我看着这句话觉得有点好笑。张爱玲这样聪明绝顶的人,大概不会和她笔下的白玫瑰这样的“普通人”做朋友,更不会经历过这些“普通人”的恋爱结婚。但是你随便上微博找一个爱吐槽的小妹子,或者和一个你看上去埋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长辈聊聊,任何一个人漫长到八年、有一个七岁的女儿的婚姻,其中都有沉甸甸一堆挣扎,渴望,悲悯,爱怜,仇恨,乃至英雄的勇气,有不为人知的长夜痛哭,内心小剧场导演无数次的绝境求生和迷途知返。可是她写出来,几乎就只剩一抹淡淡的墙上粘的白米粒的影子。

她这个叫印象派文学,她写的其实不是婚姻,是作为童女观察到的他人婚姻的一个印象,一个浮光掠影,她不是进入了他们的故事,而是画下来了作为旁观者的一瞥。

就拿她还算擅长写的旧社会里一个人的沉沦,老舍的《兔》题材很类似,但是在老舍的主角堕落的过程中,有三番五次气得要命警告他的师傅,有一个小人物在穷途末路“为艺术牺牲”的崇高幻想,有叙述者这样的同事始终留着一双同情的眼睛。老舍写的这个才是真实生活,张爱玲写了那么多沉沦的人都写不出来这些。张爱玲眼里人的命运是一颗从炉灰里飞出来的火星,只有冷下去,不会热起来。

张爱玲是太聪明了,她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看透了人并且讨厌这一切,既然她在没有人的地方充满了生命的欢愉,她也就不想到人群中去了,确切地说,她是懒得活一遭了。她活在美丽的光影声色中就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等她真的生活起来了,和美国人结婚多年,并且在异国谋生,她反而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小团圆》这个作品枯竭淡薄到让人喘不过气,毫无任何灵感可言,简直难以置信。她保留了她对真实生活的抵拒,但她用她全部的天才换了活下去这件事,最终高寿死去。这符合一个始终自保的人的逻辑。

有很多少年天才,后来写不下去了,都是这么回事,少年天才们对那些浮光掠影里美都怀揣着为之殒身的渴念,张爱玲看上去再冷漠,她文字里那种沉迷是掩饰不掉的。直到他们发现社会生活比他们想得丑陋无聊,但最后这个外来的怪物占据了他们的整个生命,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的时候,他们就写不下去了。对此我们应该怀着对少年战死的阿喀琉斯的惋惜,而不是嘲讽。美与真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其深千尺的哲学命题,现在活着的最好的学者也未必能提供一个满意的回答,一个像样的都不一定,很少有人知道摸索到暗影的末端是光明还是黑洞。(说到这里顺带所以继续安利马利坦,他简直太棒了)

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必须感激张爱玲的,她属于那个改变了汉语的一代里的佼佼者,她之前最优秀的白话文作者比如说曹雪芹也没有她这样精彩生动的表达,我是觉得她用她的天分成就了现代汉语。那一代里也只有很少的人有这种贡献,可能鲁迅、老舍、沈从文、汪曾祺做到了,冰心,林徽因这样的语言拾人牙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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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问题变成了争议点,我自己也很喜欢《红楼梦》,我绝不认为曹雪芹的表达能力比任何人弱,也不比张爱玲弱。但是语言是在发展的,张爱玲加入了很多新颖的表述和西式的语法词汇,曹雪芹不会使用这样的表述,像“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样的话曹雪芹不会写。这个层面上我们受惠于她,只有这一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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