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金川：互助，是一種生活態度

現在的醫學教育在訓練一個好醫生時，往往最重視專業教育，其次是一般知識。但是專業知識只是工具而已，究竟要怎麼運用這些知識，必須架構在最基層的公民意識、品格教育和價值觀上面，才能對社會有真正的貢獻。而這方面的教育必須從小學、中學教起。一百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有能力、也願意為其他九十九個人承擔、付出，這就是公民意識。

公民意識包括的要素很多，如尊重別人、懂團隊合作、如何和別人互動、利他等等都是，必須從小點點滴滴培養起，從朋友、父母、師長身上學習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所以環境非常重要，我們的社會有義務為年輕人塑造這樣的環境。

其實，我們從小學開始，就有公民課和社會課，但公民指的是什麼，其實就是很基礎的人與人的互動，你和父母的互動、和家庭的互動、和同學的互動，未來長大出去社會，就跟社會互動，就這樣而已，你要為這個互動負起責任。

國小教育如果能做到兩件事，就算成功：一是讓孩子健康，二是讓他們有公民意識。這比國文、數學都重要，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只要方向對，永遠可以走到目的地

因為只要方向對，永遠都可以走到目的地，問題是如果方向不對，就會愈走愈遠，而且走得愈快的人，就愈偏離正軌。所以建立基礎的公民意識非常重要。喜憨兒也許只懂得把麵包從這裡端到那裡給你，但是只要去做，他對社會仍然有他的貢獻。無論只做到一分、兩分，只要方向正確，就有價值。相對而言，有的人也許能力高強，對社會的貢獻卻是負一百分。
當初在生涯選擇上，和師長的互動曾經帶給我很大的影響，台大公衛系陳拱北老師一手把我帶進公共衛生、社會工作的領域。

讀台大醫學系和公衛研究所的時候，我參加了很多次陳老師帶領的醫療服務隊，到偏遠地區或山地部落服務。其實學生能做什麼？最常做的就是幫忙抓頭虱、到小學發蛔蟲藥。但是你會看到，今天開給他蛔蟲藥，明天在路上看到排泄物裡就有蛔蟲，孩子漲漲的肚子就消了。

從陳老師身上可以看到，醫生所能做的只是點的貢獻，對少數個人的服務，而公共衛生的工作，卻可以一次救很多人，全面性地改善醫療環境，影響既深且廣，我就這樣被他從醫療拉進公衛的領域。他讓我覺得，可以做點不一樣的事情，如果能讓事情更好，就大膽去做。

去年SARS最嚴重的時候，我進去和平醫院前後十天。當時大家都認為很危險，但是我不認為我冒著風險有多大，因為我的專業背景是醫學和公共衛生，而專長正好是動員、組織和管理一群人。

抗煞勇氣　來自從小培養的助人意願

SARS的情況算是臨時急救，就好像看到有個小孩快被車撞死了，必須有人趕快去拉他一把。你剛好在現場，在可以做事的位子上，而且又有這個能力拉他出來，就去做了。也許很多人會說，那跟我無關啊，我幹嘛去救他，沒有助人的意願，或也可能擔心自己要冒很大的風險，因此沒有足夠的勇氣。當然，意願還是最重要的。但是沒有錯，如果你判斷錯誤，可能自己也會被撞到，其中不是沒有風險。可是相對而言，我面對的風險還是比較低，因為如果是其他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可能就得冒更大的風險。所以，有時候也必須以知識為後盾，才能激起大家助人的勇氣。助人的意願必須是從小從和他人、和團體的互動中，培養起正確的價值觀，但能力就必須包括你長期累積下來的領導能力、專業知識、或信譽，都加在一起。

歐洲國家非常強調團結互助。團結互助的觀念原本起源於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歐洲的工人覺得必須團結在一起，才能發揮力量，對抗資本家，不會受到剝削，後來就慢慢發展為互助的觀念。每個國民都講團結互助，從托兒所、小學一直到國中，一直在教互助、利他的觀念，團結互助就變成歐洲人的核心價值觀。例如瑞典的憲法規定，國家GDP的某個比例，必須用來從事國際救援。他們推動環境保護，也是為整個地球做環保。正因為從小建立了互助的核心價值觀，許多歐洲人學校一畢業，就去非洲從事志願服務。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從生活實踐，價值觀就會改變

西方人很快就能認同社區或更大的團體，因此比較容易推動互助的價值觀。但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我們的核心是家庭，總是第一先顧自己，然後照顧家人。要跨出第一步，從關心家庭進而到關懷社區，就會面臨一大挑戰，更不用說認同地球村的觀念了。但是談互助就必須擴大認同的範圍，跨出個人和家庭，認同和我們在同一社區、同一社會的人。只要跨出第一步，後面就容易多了。

其實全民健保、社會保險，都是以互助為核心思想，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支柱，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從台灣推動全民健保的例子來看，台灣還是可以改變的。由於全民健保的觀念很清楚｜｜我們需要幫助老弱婦孺，因為每個人有一天都會生病或老去，因此大家很快就接受了疾病互助的觀念。而願意接受全民健保的人，不見得都是體弱多病、需要用錢的人，也有很多人願意出錢，發揮互助的精神。

要去和別人談「利他」，通常比較難，但是如果談互助，大家七、八成都可以接受。這是一種信念，一種價值觀，認為大家都是生命共同體，我們應該把這種互助的價值觀變成社會的常態。

這種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態度。如果從小不斷受到父母、師長、朋友、周遭環境的鼓勵，就能從生活中學習，形成價值觀。例如，十五年前，台灣民眾還認為抽菸是個人的自由，別人管不著。但是經過董氏基金會多年推動，鼓吹戒菸、拒菸，菸是有害的，每個人都有權拒吸二手菸，逐漸成為普遍的信念和生活習慣，後來又促成菸害防治法通過立法。現在在公共場所，如果有人菸癮犯了，幾乎都會自動到戶外去抽菸，拒菸已經變成普世價值。由此可見，價值觀不是不能改變的。

所以談互助，最重要的還是去做，Just do it。只要能走出狹隘的個人主義，生活周遭就是每個人最好的實踐場所。

慈濟功德會就非常強調從生活中學習，從「做」中學習，也就是所謂「甘願做，歡喜受」。無論濟貧或推動環保，做資源回收，都從改變生活態度開始，先在生活中實踐，久而久之，更深層的價值觀也隨之改變。

而當你服務別人，或當別人有難，拉他一把時，每個人心中都會湧現一種無法言喻的滿足感、充實感和成就感，感到自己很有用，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另一番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