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烽火中的大愛》選摘(2)-風傳媒

不速之客:《烽火中的大愛》選摘(2)

2019-11-2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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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介民、姚明珠。(圖/福地炎黃微信公眾號)

薛介民、姚明珠。(圖/福地炎黃微信公眾號)

一九五六年春天,介民突然接到一封來自新加坡的航空信,寄信人是明珠的二姑的兒子,表弟黃重仁。怪異的是: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竟然是:「台灣空軍部薛介民收」。只能說台灣的郵政很有效率吧,信件送到了台北空軍總部,由空總的傳達室交到了介民手中。

黃姓表弟在信中報告福建家中、尤其是介民母親的近況,口氣顯然是仁民的;雖然所說有限,但這是介民自從五○年代初期台海兩岸封鎖之後,第一次得知家鄉老母親的訊息,當然非常激動。但他也不是沒有戒心的,便由八歲的兒子小龍執筆,以航空郵簡寫了一封回信給祖母,託黃姓表弟轉寄,同時告之以後來信請寄明珠工作所在的基隆市立醫院。

兩個月之後,黃姓表弟又來信了,這次附來老母親給孫子的信,談家事、談自己的情況。有了母親的親筆信,介民便也提筆回信了。

黃姓表弟第三次轉來家信時薛家還住基隆,這封信裡黃表弟只談自己新加坡家裡的瑣事。秋天,來了不尋常的第四封信。這封信裡只有仁民的親筆信,除了述說家中大小情形外,竟有「肖釗」兩字出現,而且是「肖釗夫婦」!不消說,「肖釗」就是林城的妻子鄭肖釗,寄信人必是覺得林城的名字太敏感,用「肖釗」就不會引起注意。信裡用仁民的口氣說:「肖釗夫婦問安你們,請把你們詳細地址告訴,有機會他們會叫朋友去看你們的小孩。」

介民、明珠不知道的是:林城已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由香港調回上海,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年他在蘇聯進修,所以這年(一九五六)「肖釗夫婦」根本不可能跟仁民來往。可見命令仁民寫信的是另有單位,然而這點介民、明珠當然無從知曉。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福醫同學張元凱的幫助下,薛家搬進張醫師的「康德診所」對面巷子一間簡陋的租屋(長春路一二○巷二弄十號)。基隆台北之間奔波的人從介民換成了明珠——明珠仍在基隆市立醫院看門診,下午趕回台北在軍眷第二診所兼職半天;直到九月間才辭去基隆的職務,改成每天上午在台北市西邊的三重鎮華南織布廠醫務室擔任主任半天,下午仍在軍眷診所兼職。以當時台北的公共交通條件,明珠上下午分別在當時算是市郊的三重鎮和市內兼職,其辛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她有時還在「康德診所」兼任婦科和產科醫生,因為張元凱醫師只看內科和兒科。

(若干年後,她的長成為少年的兒子回到康德診所,還依稀記得診所後進的一個小間,正是小時候媽媽照顧病人的地方。其後他便在那裡住下——這是後話了。)

介民還是偶有文章投稿。《中央日報軍事週刊》刊登了一篇介民關於「米格十五」飛機的文章。

米格15。(圖/維基百科)
米格15。(圖/維基百科)

一九五七年夏,黃姓表弟又轉來一封仁民的信,內容談些家事。介民回信囑黃將信寄康德醫院吳珍玉(張元凱醫師的夫人、明珠二姑的好友)轉交,理由是:他們家白天沒人,而信件寄到醫院總會有人收,不易遺失;再者,吳女士小時跟「二姑」亦即黃表弟的母親是好友,代為轉信當然不成問題。

同年秋天,薛仁民果然通過黃表弟轉信,寄康德醫院吳珍玉轉交一封「家書」給介民,內容令人警覺;因為這次不僅「肖釗夫婦」又出現了,而且口氣鄭重:「肖釗夫婦好久不見,你們忘了嗎,他們要介紹朋友來看你們,希望你們好好接待。」

「你們忘了嗎?」、「希望你們好好接待」,這樣生分而且帶有命令的口氣,並不像是出自林城。但筆跡是仁哥的,而「肖釗」等於是林城的代號,介民必須給出肯定的回覆。

結果這位「朋友」直到一年之後才出現。此人一出現,一扇地獄之門即自那一刻開啟。

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是介民和明珠生命的翻轉之年。四月,姚明珠醫師的「育德診所」開業了,地址是台北市信義路四段二○八號;診所以婦科、產科為主,兼及兒科。當年明珠高中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就是福建涵江育德小學教員。以「育德」兩字為診所命名,既紀念了她家鄉的小學,也含有「生育」之意。兩層的小樓,樓下看診,樓上住家,明珠從此可以不必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奔波了。開業資金來源是向「合作金庫」貸款(張元凱作保),以及同學好友籌借資助,並起了兩個集資的「會」,每月付款兩千,債務三萬。航校在台北的同學們合資贈送候診座椅兩排,以作祝賀。

從決定就讀醫學院開始,明珠就懷抱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的志業。國家民族固然是她獻身理想的最高點,但落實到眼前身邊的還是「人」,尤其是千百年來最受壓迫的婦女同胞。所以她的專業志趣一直是婦產科、兒科——她的關注重點就是婦孺和新生命的健康。這些年來明珠隨著介民的工作地點遷徙,輾轉於各個醫院、診所、單位的醫療室之間,甚至上午下午趕到不同地方、不同的看診處所,不僅身心飽受奔波之苦,對於一個盡責敬業的醫生,沒有固定診所也是一種專業上的困擾。在一個屬於自己的診所行醫是她的一大心願。這年的春天,願望終於實現了。雖然背負了債務,但明珠並不擔心:在女醫生還不多見的年代,憑她的醫術,只要全心盡力投入,「育德」一定會廣為人知的。診所僱用一名護士,介民在下班之後和週末也會幫忙,診所業務很快就上了軌道。

(示意圖)奈及利亞警方破獲「嬰兒工廠」,未成年少女被迫懷孕,產下的孩子將被人口販運集團奪走販賣。(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當時剛滿十歲的小龍,對新家的裡裡外外至今還有一些清晰的記憶:樓下診所的格局,候診室、看診間、藥局、樓梯的位置,樓上的房間……最特別的是房子後方不遠處有一片曬穀場——當時信義路四段三張犁一帶還有大片的稻田,稻子收成後在曬穀場上捆紮成堆;這時就有歌仔戲班來搭台唱戲。他看著那燈火燦麗的野台戲,聽著喧鬧的鼓點,卻更著迷於後台那些卸了妝、或者正準備粉墨登場的真實人生,心中泛起難以敘說的感受,便開始試著用文字寫下來……這個男孩其後的人生,始終與文字很親。這又是後話了。

保存至今有三張在新家、也是新開的診所前拍攝的照片,一張是一家五口,一張是三個孩子,一張是六歲的小凰攀爬到診所窗戶上。孩子們臉上那樣歡快燦爛的笑容,從前沒有見過,後來更是再也沒有了。從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九月,從春天到秋天,快樂時光只有短暫的五個月。

當時的歷史背景:一九五八年八月,發生了金門砲戰,亦稱「八二三砲戰」、「第二次台海危機」;共軍發動激烈的砲火攻擊金門、馬祖,國軍隨後亦反擊,緊張形勢持續兩個多月後才逐漸減緩,雙方維持「單(日)打雙(日)不打」的局面,直到一九七九年。那段時日,國府的危機感和島內的肅殺氣氛可以想像。

介民可能感到通過台灣郵政由黃姓表弟轉信的不妥,正好一位十二特班的同學(已故)有個僑生親戚,可以託正要回鄉的友人親自帶信去新加坡,再轉寄給仁民。可惜,他的警覺來得太遲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仁民寫一信託黃表弟轉給介民,說:「肖釗夫婦近況如恆,前數日他們來我這裡玩,並說最近會託親戚去看你們的孩子,我想您們一定很高興接待。」但這封信因黃表弟事忙忘了轉寄,仁民收不到回音,便於十一月十九日再寫一信給黃提醒,黃才於次年(一九五九)一月二日將此信轉出,寄去信義路家中。而這時,「家」已人去樓空一片狼藉。介民、明珠已經「離家」三個多月,三個孩子也已流落他處了。

事情要從兩年多前說起。一九五六年二月,原任職於重慶中央信託局的張為鼎(化名張大仁、張偉),被組織派赴香港,用半年時間學會通信技術之後送來台灣,任職裕隆汽車公司(當時還叫「裕隆機器製造公司」)。十月,張的妻子羅秀雲也從香港來台。張、羅夫婦,是由香港某「聯絡處」負責人彭高揚授予任務,命他們來台北找一名國民黨空軍人員寇新亞。寇是河南洛陽人,空軍載微波通信大隊中校副大隊長,一九四九年在南京服務於空軍運輸大隊,當時便與彭高揚有過從,因為彭是寇新亞妻子彭文斌的叔父。寇還有一個兒子留在大陸。彭既是寇氏夫婦的親族長輩,託張、羅夫婦到台灣時探望寇和他的妻子,看起來理所當然,不會啟人疑竇。彭交予張、羅夫婦來台的具體任務,是通過寇新亞收集空軍情報、伺機策反空軍人員。彭並囑咐他們:聯絡上寇新亞之後,通過寇「先尋覓(空軍裡的)張紹楨醫師,以看病為由與其認識,然後向張打聽薛介民的狀況」 。

次年(一九五七)春天,張、羅夫婦才聯絡了寇新亞。又再過了一年多,他們才「找到」薛介民。

根據寇新亞、彭文斌夫婦的審訊材料內容:一九五七年初,張為鼎、羅秀雲夫婦來到寇家拜訪。他們攜帶了預先約定的聯絡「信物」——一件衣料,邊上的小塊布角已在先前由彭高揚剪下寄來寇家了。那天寇不在家,寇妻接待了他們,張羅夫婦沒有說明來意。一週後,張單獨再上門,跟寇見到面,核對布角與衣料無誤。寇便將張延入臥室裡關上房門,開大收音機的音量,開始談話。

張首先告知寇,他留在大陸的兒子的近況及家中房產的情形,然後向寇交代任務:設法取得空軍有關機場、機種、編隊、雷達、尉級以上人員名單、「聯合作戰中心」等情報,盡可能利用此間電台與大陸通報,或自設發報台。寇答應了,於是相約下次晤面時取件。兩週後,寇又在臥室接待張,從床褥下取出自己蒐集的空軍編制機種別,及空軍各正副聯隊長姓名階級、基地等情報交給張;同時表示有急用需要錢。張允諾幾天之內會叫妻子送過來。

四月初,張寇又晤面,一同研討設立發報電台的事;寇認為器材管制嚴密,表示無能為力。四月中,兩人再度晤面,寇交給張空軍情報一件及發報機線路圖一紙,同時又向張索取錢款。第二天,張的妻子就又送給寇新台幣一千元。(民國五十年,即一九六○年左右,一名普通公教人員的月薪是新台幣七百元。館子裡一碗帶肉的麵只要二元。一千元不是小數目。)

並非出於一份理想和使命感而承擔了這樁任務,寇新亞雖然有錢可拿,但內心忐忑。他知道萬一事情敗露的嚴重後果,令他越想越恐懼,以致寢食難安;妻子發覺有異,問他卻不肯說,只是煩躁地叫她不要多問不要管。終於,他選擇了告發出賣。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寇新亞向空軍總部政戰部檢舉張為鼎、羅秀雲夫婦為「匪諜」。

「空總」憑空獲得如此重要的情報,當然要善加利用。七月,「國防部總政治部」會同「空軍總司令部」,成立了「捕鼠專案」,利用張、羅夫婦進行反間計。於是寇其後一直在空總政治部第四處的指導下,按時與張接觸、假裝合作,提供假情報給張長達一年之久,還誘騙到一萬元港幣,直到次年秋天張、羅夫婦被捕為止。共方與張的聯絡方式,大多是利用收音機單程通訊,到張被逮捕為止收到共方約五十餘次訊息;張向共方遞送情報或其他報告則用「漏格法」密寫(即「以字代碼」,約定用毛姆的小說《人性枷鎖》一書裡的文字,用密碼選取書中某頁某段的個別文字,串成情報信函內容),到被捕為止發出了約四十件密函,其中至少有十幾件是故意設置的假情報。共方也利用這個方法來函二三次。此外還有一種化學藥品密寫通訊,及「聯絡信箱」方法。

同年夏,張為鼎接到「指示」,要他「與空軍薛介民、醫師姚明珠夫婦聯絡,授其祕密通訊方法,繼續為組織工作」;不知何故,張遲遲未遵命採取行動聯絡薛、姚夫婦。而這條訊息,極可能當場就被正在嚴密監控他的調查單位截獲。但張本人還蒙在鼓裡。

次年(一九五八)七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和空軍總部認為時機成熟,決定收網,動手逮捕張為鼎、羅秀雲夫婦,並利用他們繼續進行反間計、繼續「釣魚」。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三時許,國防部總政治部、空軍總部、會同警備總部保安處,在台北中正路與延平北路拐角老和豐號(即宏大橡膠號)逮捕了羅秀雲——羅約了寇新亞當天在那裡交換情報。於是當場人證俱獲,搜出情報資料,緊接著隨即捕獲了張為鼎。從那一刻開始,張、羅夫婦便充分合作,配合總政戰部的「反間諜」運作。幾乎是被捕之後的第一時間,張立即主動供出薛、姚兩個名字,而且配合演出了一場戲——第二天就照劇本上演。

(後來張、羅夫婦因「在運用期間績效顯著」故「從寬處理」,僅「交付感訓三年」。但一九七○年一月十四日國防部會同總政戰部又組專案,再度逮捕張、羅夫婦,「並偵辦澄清寇新亞涉嫌部分」。寇新亞及妻子彭文斌也於一九七○年一月再度被捕,寇並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以「叛亂罪」被判十二年徒刑,一九七二年二月更進一步改判死刑。這個下場,是寇當初決定告發出賣張羅時萬萬沒有料到的。)

監牢。(Pixabay)
(示意圖,Pixabay)

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個看起來再平常不過的星期天。前一天的晚上,「育德診所」一位孕婦因為生產不順利,折騰了一夜;明珠和幫她忙的介民都徹夜未眠。孩子生下之後,兩人才累極睡去。

下午兩點左右,診所來了一名陌生男子,說找薛介民。護士陳小姐見此人並未伴隨女人小孩,又不是找姚大夫,顯然不是來看病的,直覺必有要事;雖然先生正在補眠,她決定還是上樓悄悄叫醒他,但盡量不要驚動姚醫師。

介民聽到「有人找先生」,便起身下樓,看到一個從未見過面的男子站在門口條椅旁邊,神色顯得很不自在。男子問:「你是薛介民?是福建人?」介民說是,來者卻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有什麼事嗎?」介民問。

「你哥哥的信收到了?」陌生人說。

介民警覺起來,「什麼信?」

「林建『成』你知道吧?」

介民立即想到仁哥信中說有「朋友」要來,便問「貴姓?」來者說他叫「張偉」,可是後來又改口稱「張為」。介民延他進入看診室坐下,自己坐在室門口的椅子上。「張偉」隨即急促的說:他是「上級」派來聯絡的,需要介民提供台灣高射砲的數量的資料。介民當然

不會貿然承諾,只是謹慎地回答「這個我不知道」。

「那我來辦好了,」張說。接著又問:「那八架投誠的米格機,是否有這回事?」

介民觀察著這個神色不定的男人,依然謹慎地未置可否:「我們空軍命令不准談這件事。」

張追問:「那你的看法如何?」

「八架?不可能吧。」介民隱約感覺對方在套他的話。

張便轉換話題,問介民開設診所的經過。「靠同學幫助的,」介民實話實說。

「你們十年來很艱苦過生活,需要錢我可以給你。」張說。介民說不需要,反問張來台多久了?

「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來的。來的時候帶了些錢,有需要就可以給你。」來了三年才聯繫自己?介民再次婉拒「不需要」。

「我來過這裡三次都沒見到面。」張說。介民心想:你知道我平日白天不會在這裡的,

「我要上班的。」

「你幾時有空?」張站起身,似乎很想趕快說完話就走人,連珠炮般的說:「那麼下禮拜天下午三點鐘到植物園荷花池旁見面,你帶小孩子來。這次見面我們彼此不大了解,下次我帶文件來,裡面有通信的方法,你看過就明瞭了,不清楚的問我,看完就燒掉……」

介民越發起了疑心:這人固然有可能是自己人來探路的,但也不無可能是個圈套陷阱,否則何以沒有「信物」,而且言詞閃縮,為什麼有東西不能面交,還要再約到外頭見面?但「張偉」堅持要等下次再說,連著三次叮囑「下禮拜天見面」,然後匆匆告辭。介民送他到門口,指給他看路對面公共汽車的站牌,卻見他跳上一輛路邊的三輪車走了。

還容不得介民把這件突發狀況在腦中分析整理,幾乎是緊跟著「張偉」離去的背影而同時出現在診所前後門的,是兩部軍用車和從裡面跳出的兩車人。他們進來後即向還來不及走到樓梯口的介民表示:「政治部」找他去談話。(「政治部」即當時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後更名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是國民黨軍隊的政工體系。)

來得這麼快!介民鎮定自己,表示需要上樓換件衣服,還問為首的人:需要穿什麼服裝?意思是要不要穿制服。回答隨便就可以,於是其中兩個人尾隨他上去。進了房間,介民對已經聞聲驚醒的明珠說:「政治部找我去談話。」明珠當即明白:自己也要有所準備了。

然而她已經沒有時間了。

明珠也沒有料到:此刻一為別,下次再見到介民,竟是四年之後了。

介民換了一身乾淨衣褲下樓,跟隨幾名陌生人上車離去。其他幾個人開始翻箱倒櫃搜查診所和家中物事。之後,明珠也被帶走了。

當時龍、鳳、凰三個孩子分別是十歲、八歲和六歲。他們對那個不尋常的星期天下午竟然都沒有記憶,甚至是他們在多久之後被送到舅舅家、以及舅舅當時有沒有告訴他們父母親發生了什麼事等等,種種有關的情節,全都被深深埋進記憶深處一個再也不願碰觸、不敢打開的鐵盒裡,任其鏽蝕沉埋。

*作者為知名作家,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小說與散文著作繁多。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白鴿木蘭:烽火中的大愛》(印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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