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文物教育與初中中國歷史科新修訂課程
（五）清代
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據台灣、金門、廈門等地抗清，翌年（1660）實行東南沿海遷界，遷沿海五十里邊民於內地，以困鄭氏。遷界令居民流離，原地屋舍、農田又因風吹雨打，多已殘破、荒廢。今日錦田有一間樹屋遺存¾¾一株古榕樹的根幹之間，夾纏著一石屋的磚牆和麻石門框（圖17）。據說屋主因清初遷界而離開錦田，世遠年湮而形成，可見一斑。康熙四年（1665），廣東巡撫王來任奏請復界；康熙七年（1668），王來任病卒，遺疏仍力陳遷界的弊端和遷民流離失所的苦況。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降清，翌年（1684）廢除遷海令，始盡復界，准許內遷居民返回原居地。然而，香港不稱「復界」，而稱「展界」，早於康熙八年（1669）已可遷回故地了。香港有這樣的優待，得感謝兩位官員的努力。先是廣東巡撫王來任在臨終前仍為民請命，上疏請「展界」，予民「復鄉」。清廷漸知東南沿海居民受遷界之苦，遂下詔查察沿海境況，令稍「展界」。同年秋，兩廣總督周有德奉命勘展邊界，深感遷民之苦，乃上疏請先展界，然後設防。經周、王二公的倡議，康熙八年，居民遂得遷回故地。[32]復界後，居民因感周、王二公之德，錦田鄧氏建周王二公書院（康熙24年建成，圖18）[33]，上水建報德祠。
復界初期，居民流散，遷回者少，荒地連綿，清政府便獎勵客籍人士入遷墾荒。外地入遷的人士，由是大增。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間，從外地遷入者，可分三系：自廣東的東、韓二江流域遷入的，操客語，俗稱客族；自廣東惠州、潮州一帶遷入；自福建沿海一帶遷入，俗稱福佬（今九龍城仍有福老村道）。
在遷海之前，本地盛產海鹽、珍珠、莞香，且多北運販賣。但遷海以後，民人流散，致海鹽、珍珠及莞香三業皆告沒落。及復界後，遷回的不多，遷入的客族，則多以務農為業。在聚居地又漸有墟市的出現，例如大步（埔）墟、太和市、石湖墟、元朗舊墟和聯和墟等。同時，當時人民極重祭祖、科第、祀神等，故各地建有不少宗祠、書室、廟宇等，亦有各地的建蘸特色。
清初，為加強本地的防衛，陸路屬新安營管轄，沿海隸大鵬營，乃建佛堂門、大嶼山炮台。至清中葉，經海盜亂後，增設東涌寨城及石獅炮台和遷建九龍炮台。在中英爆發鴉片戰爭之前，又增設尖沙咀炮台及官涌炮台，戰後建九龍寨城 （1847年，圖19-26），以與英人隔海對峙。
至清道光年間，來華的外人日多，香港位於廣州府的南陲，地位更形重要。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割讓香港島與英國，自是，本區進入另一新紀元。
下編：香港近代史——從開埠到回歸
（一）香港的開埠
清道光年間，鴉片大量流入中國，據道光十七年（1837）兩廣總督給與外商的「諭令」中，明確地指出當時囤積鴉片的躉船，停泊伶仃島一帶，伺機走私偷入尖沙咀，再流入廣東；因此，香港是當時中西接觸的地域。亦由於鴉片的大量走私進入中國，致大量白銀外流，於是，促成了中英軍事上的交接。
清初，清政府雖然設有大鵬協，負責香港的防務。康熙七年（1668）始建九龍墩台；嘉慶十五年（1810）建九龍寨砲台於九龍灣；道光二十年（1840），以英人的威脅日增，築尖沙咀及官涌砲台。顯見清政府在香港的防務，實已盡了很大的努力，例如： 道光十九年（1839），英水兵於尖沙咀醉酒毆斃村民林維喜，朝廷令英人交出兇手被拒，乃令沿岸斷絕英人的接濟。英兵船向九龍山清兵索取糧水，不果。雙方五次交鋒，英軍皆敗北，史稱「九龍之戰」；英軍再攻尖沙咀及官涌，十日內六次交鋒，清軍皆捷，史稱「官涌之戰」[34]。但是，軍事上的報捷，並不代表政治上的勝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歸英國管理。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英軍在香港島的水坑口登陸。稱水坑口，因為該處有條大水坑，故名（圖27）。今日太平山街附近的磅巷，有一「土地」，便是水坑口的「土地」了。英國人稱登陸的地點為 “Possession Point”（佔領角），中國人稱大笪地。英軍在登陸後的翌日舉行升旗禮，表示佔領了香港。大笪地，在今日上環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附近。
英人佔領香港島後，便在當地設立軍營：¬白兵在大笪地營駐守；印度僱傭兵則駐在大笪地旁，今囉街一帶，稱為Lascar Row，意為「東印度海員一排排的房舍」，俗稱囉街。可是，英軍由於瘟疫（黑死病、瘧症，1842）的流行和鄰近華人聚居地（太平山街），故在1843年撤走，軍營轉設中區：興建三軍司令官邸（圖28）、總督府、美利軍營及炮台、校場，繼有威靈頓軍營及炮台，及北營房與皇家炮台的增建。
在1841-1843年間，英人從上環至中環開闢兩條道路：¬當時西區（西營盤）和中區（中環）是行政、司法和兵房的所在地；1841年動工興築一條沿海的市中心大道¾—「皇后大道」；依山（沿山腰）打通大樹林而開築一條「荷里活道」。因當地遍植冬青樹（Holly），故名（Hollywood Road）。
選擇中區建軍營，有其地利。首先，在今日花園道一帶，當時有一條「美莉渠」（Murray Nullah）流經，有充足的水源；其次，背後是一小山崗（皇家山）。如果祗有一座孤立的軍營，恐怕不太安全，乃在軍營旁另築美莉砲台（位於今日中環砲台里【Battery Path】上中區政府合署停車場），加強防禦。
另外，在山腳（今成報大廈）建有一「雪廠」（Ice House），用以貯存外地運來的冰塊。英人初來香港，不太習慣香港夏日濕熱的天氣，加上當時不少駐港英軍染有一種熱症（時為1843），需要冰塊敷額降溫，故冰塊需求量很大。當時本地無冰塊供應，有賴海外運來，故在兵營的附近海邊，撥地建冰廠。後以輸入冰塊的價格昂貴，計劃利用從山上流下的「義律渠」（Elliot Nullah，在今日天主教總堂下流過，渠底鋪有石塊，今流至堅道而止）作製冰用的水源，但因費用昂貴而放棄，故現在祗留下一條「雪廠街」。
香港早期的英國人，對華人的管制很嚴。1842年底，明令禁止華人在晚上十一時後在街上行走；翌年，又規定每晚八至十時，華人上街，必須手持燈籠；十時過後，一律不得外出；故當時的華人，除了一些商人外，對英國人都有仇視感。英軍在華人聚居的地帶居住，不太安全，故東移。因此，當時在灣仔至上環之間，是軍營地帶。當日的美莉軍營，今日中銀大廈的所在地，亦是它的範圍。在軍營北的近海處（今日添馬艦的所在地），屬北軍營（North Barrier），築有皇室砲台，主要在鞏固海防；今日法院道附近，建威靈頓軍營，設威靈頓砲台。在軍營與砲台之間，即今日灣仔警署總部，設有火藥庫，是今日「軍器廠街」名稱的由來。在今軍器廠街附近，當時有一大水坑，是灣仔（華區）與中環（洋區）的天然分隔。
在香港開埠不久，開始有英人東來拓展商務，英人即劃定中區一帶為「女王城」（包括今中環、下環【今金鐘一帶】、及上環部分地區），以「皇后大道」為中心（圖29-32）。1843年，「女王城」正式命名為「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全力發展。在軍事區域的旁邊，興建中央警署（今中區警署，1887，圖33-34）作為本港警隊的核心，俗稱「大館」，以後增建的各地警署，以二號、三號……命名，如此類推；今日以這種形式命名，雖然已成歷史，但西營盤警署，仍稱「七號差館」呢！（灣仔警署是「二號差館」）。
警署的興建，須有警隊組織的配合。在英人管治港島之初，實行軍事管制，後從軍隊中借調一批士兵維持秩序（1841.4.）[35]，1844年，警隊組織始由招募的華人和抽調的軍人組成。當時，香港的主要治安問題是海盜。開埠初期，附近海域常有大小海盜出沒。海盜「亦民亦盜」，平時在村落匿藏，有行動才出海掠奪，頗難清剿。雖然港府與清廷多次會剿，亦未能根本解決問題。例如徐亞保和十五仔（赤柱黃麻角的漁民）兩股海盜，勢力較大。1848年，總督般含（George Bonham，1848-1854）以海盜人多勢眾，遂請英海軍部派遣艦隊協助。1849年秋，英海軍出海剿盜。徐亞保受創，率殘部遁走；同年，又重創十五仔，十五仔遂向清廷投誠。1850年，英艦在大鵬灣遇徐亞保，再重創之。徐亞保由是而有歸順之意，遂輕舟赴粵投誠，途中為部下執獻英人，法庭判以無期徒刑；徐亞保在獄中自縊而死[36]，《香港法律年鑑》第一輯亦記載有此事。至是，香港沿海的海盜禍患，得以平息。
從上述的介紹，反映香港在開埠初期，內部已遇上不少困難，例如華洋的敵對和不法分子的騷擾，直至海軍的協助和警隊的成立，問題才得解決。
1850年以後，香港面對國際的影響；1854年，英國、法國、土耳其等國因宗教和經濟問題，聯手對俄羅斯宣戰，引發了「克里米亞之戰」（Crimean War，1853-1856）。英國為加強戰鬥力，抽調香港及印度的軍隊投入歐洲戰場，遂使香港的防衛空虛。就地理形勢來看，俄羅斯從亞洲的海參威調派軍隊南下，足可威脅香港的安全。當日的香港，對英國而言，是扼守遠東殖民地的前哨：如果香港能穩守，則澳洲、紐西蘭等地，便可安然。由是觀之，香港早期不斷興建軍事設施，正反映了英國以香港為軍事重心的構想。因此，為保香港的安全，香港的外籍人士，於1850年組成自衛兵團；其後，華人亦有參與，稱「義勇軍」（即「皇家香港軍團」，The Royal Hong Kong Regiment 【The Volunteers】，成立於1854年5月）；戰後，稱「香港團隊」；回歸前，團隊解散（1995年9月3日正式解散）。因此，發生在歐洲的克里米亞戰爭，促成了香港自衛組織的發展。
同時，為加強港島的防務，英人在北角炮台山興建北角砲台；在西環（今贊育醫院、喬治五世公園附近）亦增置大炮，成西環防線。由是，港島的防務，漸向東西兩端推展。
1857年（咸豐七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翌年（咸豐八年，1858），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陷北京。中英簽訂「北京條約」，九龍半島南端（今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在內，併歸香港界內（圖35）。於是，整個海港（維多利亞港）都在英人的控制下。英人遂在九龍半島建造四個砲台：¬九龍西一號砲台，位在今尖沙咀水警總部；九龍西二號砲台，位於今九龍公園；®九龍東一號砲台，在今訊號山山腳；¯九龍東二號砲台，在黃埔船塢附近，今日黃埔新，正是當日該砲台的所在地。在黃埔新興建期間，一尊當日鑄造的大炮出土，現安置在黃埔花園船型商場之前，供人觀賞。四座砲台，與港島北岸沿線砲台，互相呼應，穩守海港的安全。
九龍半島既在英人的控制下，港島維多利亞城的安全得著保障，政府進行賣地，俾建商業樓宇，例如拱北行、告羅士打行、太子行等，促進了香港的商業發展。
其後，英人鑑於界限街無險可守，認為有擴展邊界的必要。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當時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1891-1898）向英國建議將香港界址展拓至大鵬灣；1898年初，英國以法國租借廣州灣為藉口，向清廷提出展拓界址的要求。中、英雙方終於在當年的六月初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政府將沙頭角海至深圳灣最短距離直線以南的地域租借與英國，為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施行。在中、英雙方勘界完成後，英人即派員測量新界土地（圖36），登記人口，受到村民的反抗，開挖坑塹，拒阻英兵。於是，英人用兵新界，擊潰反抗的村民。英人在攻潰錦田吉慶圍後，將吉慶圍的連環鐵門取去，運回英國[37]。至1899年，整個新界地區正式歸在香港政府管治；其後，英人與村民經過協商，新界村民仍過農村的生活，一切民生、習慣仍依中國的傳統。
按當日簽訂的條約，九龍寨城仍屬滿清的地方，派置的官員有協調中英糾紛的作用。寨城官員代表中國，尋求一合適的解決方法。但在英人接管新界時，英國政府指責九龍寨城的官員未有予以協助，遂藉平定新界村民反抗的機會，英軍開進九龍寨城，「將九龍城城內官弁兵丁一併逐出」。由是而形成了九龍寨城成為日後三不管（英國不管、台灣不管、中國不管）地帶。直至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九龍寨城的主權問題得以解決，香港政府實行清拆九龍寨城，興建成具中國園林風格特色的公園，並於1995年底開放。
總之，香港開埠初期的發展，是採取軍事發展與土地擴張雙線並行。在軍事發展方面，有設置軍營、興建砲台、組織自衛兵團及完善警隊組織。在維持治安以後，便向外拓展女王城，例如興築貨倉、工廠，修築馬路，發展航運業，繼有銀行業及商業。當時的船運、銀行和商行，集中在中環一帶，故中區是商業中心。貨倉的設置，必須接近市中心區，從中區向東，多集中在今日的灣仔、銅鑼灣一帶。例如銅鑼灣是當日英資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貨倉範圍，今日已發展成百德新街和附近一帶的酒店區；貨倉拆卸了，祗留下了渣甸坊（Jardine’s Bazaar）、怡和街（Yee Wo Street）的街道名稱。北角的貨倉地區，保留時間較長，很多貨倉在戰後仍然存在，包括電燈公司放置煤的倉庫，今發展成城市花園；城市花園旁，發展成和富中心（位於和富道【Wharf Road】，故名。）又從中區向西，從西營盤至堅尼地城的海旁，都有貨倉存在，其中一些已經拆卸，改建成住宅了，例如均益倉已改建為四期的住宅大廈了。由是觀之，開埠時期的發展規劃，中區與九龍半島，屬軍事區域，用作鞏固商業的安全；而商業區向東、西兩翼發展。東向發展成灣仔、銅鑼灣區；西面是堅尼地城。今日一些地區，如堅尼地城，還保留著原來規劃的用途。[38]
在開埠初期的大事中，不可不提的是：香港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發源地；他在1883年初入拔萃書室讀書，1884年轉往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圖37-38）繼續學業，1887年入讀香港西醫書院（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至1892年畢業。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學，啟發了反清的革命思想，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對中國日後的發展，影響至為鉅大。
（二）殖民時代初期（二十世紀初）
1899年，新界納入香港的管治，因此，香港開埠後的發展，可以1900年作一分界。隨著經濟的日漸繁榮，轉口港地位的鞏固，稅收政策的日趨完備，航運、金融百貨業的發展，統一貨幣問題，是急需解決的。英人在佔領香港之初，面對軍事設施的興建、海盜的騷擾、華洋的鴻溝、歐洲政治舞台的變遷等問題，未能全力兼顧貨幣問題。開埠之初，並無獨立而完整的貨幣制度。1842年，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1843-1844，滿清官書譯作「樸鼎查」）頒布貨幣政策，規定西班牙銀洋、墨西哥鷹洋、英國的銀幣及中國的制錢等，都可以在香港流通。今日新界地區，一些廟宇樹立的碑文，有些寫「大元」，有些寫「鷹元」，貨幣並不統一。其後，由於市面銀元及銅質輔幣不足，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59-1865）建議鑄造香港自己的貨幣。英國接納了他的建議，在香港設立造幣廠之前，先由「倫敦皇家鑄幣廠」鑄造一批應用。首批貨幣在1863年在港發行。香港造幣廠於1866年在港運作。造幣廠原在今匯豐銀行地點，後遷至銅鑼灣百德新街前大丸家居廣場，今日該處仍有一橢圓形銅牌，上鑄「鑄幣廠舊址」。不足兩年，造幣廠，因虧損甚大，在1868年停產。以後，面值較少的銀幣和「一仙」銅幣，亦由英國鑄造。
在香港開埠之初，英人著眼於防務與管治，故早期的西式學校教育，多由教會開辦。例如，聖士提反女校於1904年創辦，聖保羅、聖瑪利等，相繼於1920年前建成。換言之，從1900-1920年間，不同的教會在香港創辦了一系列的學校培育人才。教會興辦學校，除傳授知識外，目的在傳教。當時，香港在歐洲教會來說，是可以吸納大批信徒的，而政府亦予以鼓勵，或以撥地、或以廉租形式予教會興建校舍。當時政府選擇給予教會興建學校的地點，以少人居住而又鄰近華人聚居的村落為主。例如：今日的銅鑼灣，當時是一沼澤區，有一大水坑自山上流下，經今大坑而在避風塘出海。當日的銅鑼灣，是一海灣，水源充足，村民在該處洗衣、生活，並有農田。嘉慶年間（1796-1820），已有村民聚居耕作，如掃桿埔村（原名管莆，位在今日的香港大球場）。因此，至1920年時，外國的教會相繼在該地建校，發展教育與傳道；今日聖保祿（法國）醫院附近有大教堂（聖馬利亞堂，St. Mary Church）、修院（聖保祿修院，St. Paul’ Con.，圖39）和學校（聖保祿書院，St. Paul’ Convent School.），是由法國傳道會興辦的。
學校教育，除了教會興辦的的學校外，一直以來，華人亦有自己的塾館教育。塾館教育的學校，稱私塾，俗稱「卜卜齋」。在科舉時代，富有的，一家一姓開辦塾館，請名儒碩學教授子弟；貧窮的，則會合資興辦。當時，南來的知識分子，一些從事教育工作，一些則隱居。在港島方面的書塾，著名的有子褒家塾[39]。
屬政府的官辦學校，1862年成立中央書院，1889年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改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1887年，香港第一所大學專科學院，香港西醫書院（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40]。而香港大學亦於1910年奠基興建，1912年開學（圖40）。
1913年，政府頒布《教育法例》，規定所有學校，包括中文學校、教會學校等，必須向教育司註冊，是香港教育制度發展的一新紀元。
在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與英國人間鴻溝日增（例如：華英學校之別、住宅區之劃分、華人公務員之歧視）、階級矛盾的激化（例如：工人運動、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不過，這時期公共建築增加（例如：學校、醫院、郵局、街市、火車站的建成）、殖民政治制度建立（行政立法局組成、立法行政司法機構建立，潔淨局改為市政局，政治制度緩慢發展）、報業及電影業之發展、軍事力量之擴展（東西入口炮台建設，九龍半島上軍營及警署之設立）及社會建設亦有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中國政局的變動，例如辛亥革命，一批批的滿清親貴和官民南下香港；其後經歷軍閥混戰，亦有大量人士南遷（例如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於1937年底抵港，1940年在香港病逝）；他們帶來不少的財富，帶動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孫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事業，與香港的關係至為密切，例如國父組成的興中會，香港的總部機關便設在乾亨行（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時為1885年）。位於今屯門蝴蝶旁的中山公園內的紅樓，是起事的策劃場所和儲藏軍械火藥的地方[41]。
（三）日治時期的香港（黑暗期）
香港自經歷大罷工後，重新趨向繁榮，加上省港互賴，工業得有發展。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日爆發全面的戰爭；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香港不在戰火之中，局勢較為安定，國人遷入香港者眾。話雖如此，1938年日軍佔領廣州後，英、日關係日趨緊張；1939年，日本加入德、意聯盟，英、德敵對，香港備受壓力。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又是一處重視商業貿易的地區，一直以來又沒有軍事的壓力，故香港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軍事設置與防禦裝備，至1939年，已相當落伍。總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 1937-1940）接受英國的建議：以香港的軍事力量，缺乏對抗日軍的客觀條件，故不用加強防守。1940年，英國駐遠東軍總司令認為香港有防守的價值，乃重新修葺軍事設施，加建砲台，興築防空洞，原本在1937年制定而其後放棄的「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戰前原稱The Inner Line）1940年重新發展。位於九龍北的「醉酒灣防線」，部分地方今日仍然保存¾在城門水塘主壩背後山上的菱形堡壘地帶，開放予市民參觀。防線包括一系列的隧道，時在露天，時在地底，菱形堡壘部分便是「醉酒灣防線」的指揮部了。不過，英國仍然為香港制訂了消極性的戰略，防禦港島是整個防禦計劃的重心。
早在1938年底到任的指揮官（駐港三軍司令格拉錫少將，Major General A.E. Grasett）部署香港的防務：第一道防線是邊界防線，東起沙頭角，西至后海灣；第二道防線是醉酒灣防線，東起醉酒灣，經城門水塘至游塘（今油塘）。其後，當他卸任回國，鑑於香港守軍不足，向加拿大要求增加兵員。加拿大是英聯邦成員之一，同意增兵香港，向報界透露將派一旅兵力（4000-5000人）來港。但是，當時歐洲戰事正緊，英、加兩國疲於奔命。加拿大祗有擢升原來官階是團長的軍官為旅長，率領兩營（共約2000）的加拿大兵團來港增援。
1941年11月援兵抵達；12月8日，日軍發動攻勢，轟炸機在戰機的掩護下，襲擊啟德機場及深水軍營。以軍力而言，日軍遠在守軍之上。日軍渡深圳河，向新界推進；沿途勢如破竹，一日內已攻向沙田。當時日本的攻擊兵力，是香港守軍的三倍。時香港報稱有兵萬餘，實際祗得七千多，日軍卻有二萬軍士，而日本亦相信香港駐有一旅的軍力；至於當時能結集的火力，守軍有炮約三十多尊，而日本則有四百多，實力相當懸殊。當時駐守香港的英國軍官，也明白勢難堅守全境，故防衛重點將放在港島，但仍下達命令；如香港能多守一天，是香港的光榮，也是英國的光榮，以鼓勵士氣。由是，守軍能堅守十八日才投降。
日軍渡深圳河，翌日抵大圍；英軍撤入「醉酒灣防線」。當時負責攻打香港的日軍指揮官，不相信英軍會放棄新界，便下令停止進攻；可是，日本兩位領軍將領不理命令，當天午夜，乘勝進攻城門碉堡陣地。以當段防線而論，約需二百兵員，方可穩守，但當時防線的實際人數僅得三十七名，故日軍輕易打開防線的決口。今日城門水塘上原有防線的兩處入口，一刻上「若林大隊佔領」；另一刻上「西山部隊春日井佔領」。「若林」和「春日井」兩名日軍軍官後以不服從上級指令而調往關島戰場，死於關島。
十日，日軍推進九龍山，守軍退守魔鬼山，香港守軍司令莫德庇（Major General C.M. Maltby）少將下達撤出九龍的命令，守軍乃橫渡鯉魚門撤回港島。英德庇少將重新部署港島的防務，合併從新界、九龍和港島守軍的部隊，編成東、西兩旅。駐守大潭、柴灣，是東旅，今柴灣墳場口的建築物，是東旅的指揮部；西旅指揮部在今黃泥涌峽道油站對面的竹林內小屋。
日軍相信英軍會堅守港島，故從十二月十日開始，日軍炮轟港島，達八日之久，由是，兩軍隔著維多利亞港而展開炮戰。同時，日軍亦於十三日及十七日兩次派員到港島勸降，均遭港督楊慕琦（Mark A. Young，1941-1947）的拒絕（圖41-42）。港島防線，經日軍連日的炮轟，終於崩潰，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日軍登陸港島北角、魚涌及筲箕灣，並迅速向高地推進。日軍相信守軍勢力仍強，乃殘殺守軍，以鐵線紮著被俘守軍雙手，以刺刀刺死；又在慈幼醫院集體殺害傷兵，強姦醫護人員，作為對英人強力抵抗的報復。
其後，日軍繞過大潭，攻打黃泥涌指揮站，攻破黃泥涌砲台。駐守黃泥涌的加拿大指揮官羅遜（Rawson）上校及轄下軍士皆殉職。
港島守軍在灣仔峽、馬己仙峽等處都築有防禦工事，且頑強抵抗。十二月二十日，日軍得援兵的增援，全力進攻，守軍節節失利。十二月二十四日，戰局已至無可救挽的地步，二十五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提出無條件投降。十八日的戰鬥，至此結束，亦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代」。
日軍統治香港的情況，包括：¬設立地方行政部，分十八區，各設區政所；採行「以華制英」及「以華制華」的政策，行法西斯軍事統治。®教育業凋零，倡日文教育，有不少日文書籍出現。¯貨幣方面，改用軍票（軍用手票）為流通貨幣，規定軍票與港幣的兌換率為1:2，1942年7月提高軍票面值為1:4。°糧食方面，日本佔領香港，並不是要將香港作為殖民地，祗是利用香港作為用兵東南亞的物資供應地，支持日本推展的太平洋戰事，故運走物資，因此，在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都是糧食不足，所以時有搶掠的情況出現；為減輕糧食的壓力，大量人口遷回內地。±抗日游擊活動：在日治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如何香凝、茅盾、千家駒、廖沫沙等），為免成為日軍的宣傳工具，便在地下分子的協助下，離開香港。這些抗日英雄，自稱是「華南東部游擊隊」的一分子，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之港九大隊。他們協助軍民（包括英國軍人）離境，及與日軍地下鬥爭。為了感謝、紀念他們的英雄事蹟，在西貢有「抗日英烈紀念碑」；在大埔烏郊騰村村口有「抗日英烈墓園」；中區有「和平紀念碑」的樹立。
在軍人方面，香港義勇軍團在戰時亦負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在戰敗而挽救無望的時候，將軍旗送交位於中區的聖約翰教堂保存。戰後，為紀念、歌頌這群殉難的守土衛士，乃將他們的姓名編入名冊。今日，聖約翰教堂掛有一枝非常殘舊的義勇軍旗，旗上有很多洞孔，便是當日義勇軍團在戰敗後送交教堂保存的旗幟了。又在玻璃櫃內的名冊，上有外國人，亦有中國人，便是紀錄殉難的教徒，供市民憑弔。至於殉職的非教徒軍人名冊，則安放在中環大會堂花園內的涼亭，每年八月的和平紀念日，軍人代表都會在該處致敬。
至於英國軍人的軍旗，當他們節節敗退時，為免軍旗落入日軍手上，便送到英軍軍官指揮部（今茶具文物館）前，埋在地下。在回歸前，值和平紀念五十年，一批當日參與抗日的軍人，返回原地，欲尋回該軍旗，可惜未能如願。
當日軍進擊香港的時候，日軍的軍力，三倍於守軍；守軍實在已竭盡所能，堅守至最後一刻；而且在失敗時，亦不願軍旗落入敵方手中。他們的保疆衛土的精神，是值得表揚的。
1945年，歐戰結束，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8月15日，日皇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1日，英國密令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少將（H.J. Harcourt）速赴香港受降，接收香港（圖43）。按當日本投降的時候，香港屬「遠東軍區」；從1939-1945年間，英、美、法亞洲地區的聯軍指揮權屬中國，理論上，接收香港，應由中國指派。英國急令夏愨少將趕來接收，原因有二：¬英國不願失去香港這一遠東海軍基地、商業中心；英國認為香港是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取去，如果英國不從日本人手中取回，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由是而產生「受降權之爭」。最後，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同意由英國接受駐港日軍的正式投降。
9月1日，夏愨少將成立「軍政府」，進行戰後的重建工作；其後，在瀋陽集中營歸來的戰前港督楊慕琦，於1946年5月重返香港，復任港督，「軍政時期」正式結束。
（四）戰後的香港
戰爭結束後，滿目瘡痍的香港，有待重建。當時的民房多遭破壞，糧食、燃料和日用品嚴重短缺，軍政府先行統制政策，又就近在星馬地區，運來糧食接濟；統制政策實施兩個月後，除部分物資外，恢復自由貿易，故1946年初，香港經濟漸次恢復。
1946-47年，國共內戰，政局動盪，不少人口南遷香港，其中不乏挾擁巨資的富商大賈，帶來了充裕的勞動力和資金；1947年，又取消了出口貿易管制，香港重建自由港的地位；加上英國同意香港進入英聯邦體制，得到英聯邦國家的特惠稅，由是而帶動了香港工業的發展。同時，香港政府對於南來的商人，予以適當的安置，如布業行，安置在中環，今日的蘇杭街，是專門賣布的；花布街則專營上海絲綢；同時，上海的大百貨公司，如永安、先施，先後在港開業，帶動了百貨業的興盛；故戰後貿易、工業、金融業得重新發展。但是，由於工業發展，工人人數大增，勞資矛盾自是而生，1946年發生了工人罷工的工潮，幸而事件很快平息，對工業發展影響不大。
當時，香港工業的發展是多元化的，例如今日已式微的行業，在深水、長沙灣一帶有藤織業（有不少藤製傢具生產）和蔴織業（有蔴包袋、蔴布的製品出售）的發展；一些北來的大型的織造廠，分布於長沙灣、深水、荃灣一帶，形成了香港織造業的大力發展。同時，戰後中國經濟南移，亦加強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在國共衝突期間，香港是華南革命活動的基地，並成為革命輿論的重要陣地，亦促成報業的發展，如大公報、文匯報等。1947-48年初，一群共產黨員在香港設立中國共產黨基地（香港分局）；1949年設華南分局，支援內地的革命。但是，英國政府初期不大支持，屢加防範，並加鎮壓，1946年從今日的新加坡調來軍隊鎮壓。1949年，中國解放軍南下，至深圳而止；英國亦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至五十年代，初期雖有困境，其後工業，如紡織業、塑膠業、電子業等，有進一步的發展，金融業、房地產亦隨之而興旺，旅遊業及文化事業也起步發展。六十年代是各業的全盛時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製造業走向國際化，香港成為國際運輸中心、訊息中心、貿易中心及金融中心。期間，實施了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亦建立了法治的社會。
（五）香港之回歸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訂《聯合聲明》；1997手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對香港的管治告終，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備註：有關圖片載本專輯頁89至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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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棐《粵大記》卷32之〈廣東沿海圖〉
[2] 音「蛇」，今俗讀「斜」。
[3] 蕭國健博士認為香港發現之史前石刻，大致可分「雲雷紋」、「饕餮紋」及「蟠紋」三類。東龍島石刻，屬於「蟠紋石刻」。見蕭氏著《香港發現之史前石刻》一文，載於《香港前代史論集》，頁62-68。
[4] 石刻高約1800mm，寬約2400mm，早見於王祟熙編的《新安縣志》：「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刻。」亦是目前香港發現的最大石刻。
[5] 蕭國健博士在《香港發現之史前石刻》一文，說明這類紋飾，「古人稱之為『雲雷紋』，又稱『回紋』或『雷紋』。此種花紋，大致可分為六種不同形狀： 方形紋； 三角紋； 方旋形紋； 方圓之間紋； 圓旋形紋； 雲頭紋。」（載於《香港前代史論集》，頁62-63。）
[6] 石刻的紋飾，與古代青銅器或同期出土的陶器之圖紋類同，由是推斷石刻的刻鑿年代，和青銅時代大致同期，距今約三千年。
[7] 蕭國健博士在《香港發現之史前石刻》將這種石刻，歸類為「饕餮紋」。（載於《香港前代史論集》，頁65。）
[8] 發表於《香港考古學會會刊》XIV1993-1997的〈元朗下白泥吳家圍沙丘遺址調查試掘工作報告〉指出：「此文化層當屬於戰國¾秦末漢初無疑」（頁35）；「下白泥吳家圍沙丘遺址出土夯土房基和排列有序的51個柱洞，可見是一所面寬6間進深3間、前面出廊的懸山頂式、可間成1廳4房、面積達107.5平方米的大房子。這樣寬大的房子，其房基亦經夯實處理，竟出現在四千多年前的香港，實在令人感到驚奇。」（頁36）
[9] 〈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載於王賡武主編的《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36。
[10] 唐為發展海外貿易，乃置市舶司，《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稱：「唐置市舶司於廣州，以招徠海中蕃舶。」廣州是當日中國對外海上交通的要地，《新唐書·地理志》載「廣州通海夷道」條曰：「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揚帆西行......」；宋周去非《巔外待答》「航海外夷條」云：「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因屯門扼廣東珠江口外交通要衝，坐北向南；每年夏季，來華商舶，抵中國海後，先集屯門，然後再轉棹駛入廣州等地；每年冬季，由廣州出口的海舶，亦必經屯門揚帆南駛，故知屯門不啻是廣州的外港，交通繁忙。
[11] 關於屯門的發展，可參閱蕭國健博士撰述的《屯門考》，載於《香港前代史論集》。
[12]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一〈石灰〉條：「凡石灰，經火焚煉為用。成質之後，入水永劫不壤。億萬舟楫，億萬垣墻，窒隙防淫，是必由之。…… 凡溫、台、閩、廣，海濱石不堪灰者，則天生蠣蚌以代之。」
[13] 蕭國健博士著：《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頁28。
[14] 「鄧符生二子：長子鄧陽，次子鄧布。……鄧布生鄧瑞，鄧瑞生鄧元禎、鄧元亮及鄧元和。」蕭國健博士著：《新界五大家族》，頁7。
[15] 蕭國健博士著：《香港古代史》，頁67，註二十。
[16] 1955年，大嶼山梅窩涌口處發現一界石，頂部刻「李府」兩字，石身四面皆刻「食邑稅山」等字。「觀志書之記載，及該處發現之界石，可證今梅窩涌口等地，實宋李昴英食邑之一部分」。「如今，該石刻存於香港博物館內」。（蕭國健博士：〈宋季明臣李昴英與大嶼山梅窩發現之「李府食邑稅山」界石〉，載於《香港前代史論集》，頁123-127。）
[17] 宋王臺，相傳是宋帝和帝昺的觀賞臺，位於九龍灣西岸的小山崗上，是清代紀念宋帝而刻上「宋王臺」三字。《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政府立例保存。及日治時代，為擴建啟德機場，炸毀該山崗，刻有「宋王臺」三字的石塊，幸未炸毀。重光後，香港政府建「宋王臺公園」，安放刻有「宋王臺」三字的石塊，以為紀念。蕭教授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頁164-165〈清嘉慶年間之宋王台摩崖石刻〉有詳細的解說。
[18] 參考羅香林〈宋王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載於《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頁91。
[19] 詳見蕭國健博士：〈香港侯王廟所祀奉之「楊侯大王」考〉，載於《香港前代史論集》，頁309。又稱為「楊侯王廟」，意即「楊二伯公診候宋王」；其後「候」字誤作「侯」。
[20] 南宋末年，文天祥力抗元兵，兵敗成仁。文天瑞，文天祥的堂兄弟，亦南逃至廣東寶安。文族後人輾轉至新田開基。有關文氏遷入新田的歷史及現存的文物，可參閱蕭教授著《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頁110-114〈新田鄉¾¾文氏元明代開村立業〉。
[21] 最初，部分在粵東地區抵抗蒙古南進而失敗的，他們的親屬及隨從則散居深圳及香港等地，可考的有：屯門、上水的廖氏、屯門陶氏、河上鄉侯氏等，詳見蕭國健博士著：《香港古代史》頁72。
[22] 《明史》列傳18〈何真傳〉。
[23] 朱亮祖的事跡，見於《明史》列傳二十〈朱亮祖傳〉。
[24] 《明史》列傳二十〈藍玉傳〉。
[25] 《明史》列傳十八〈何真傳〉載：「(何)真弟迪疑禍及己，遂作亂，擊殺南海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司發兵討擒之，伏誅。」
[26] 詳見蕭國健博士著《香港歷史點滴》頁24-27〈代弟戍邊之鄧洪儀〉。
[27] 蕭國健博士著《關城與炮台》載：「如今，城牆及舊有建築多已拆卸，只南門及東門城樓、文文山祠、及報德祠仍存，南門直街內仍存前清之東莞會館。南門城樓亦已公佈為文物保護點，供人遊覽憑弔。」(頁32-34。)
[28] 有關葡人東來的始末，可參閱蕭教授《清初遷海前彼香港之社會變遷》一書（頁41-43）。
[29] 蕭國健博士：《香港古代史》頁82，列有地名的名稱；頁93，載有圖中古今地名對照。
[30] 大埔碗在清初遷海後，生產停頓，場廢置。及「展界」後，馬氏從文氏後人購入上碗村的埸，恢復及擴大生產，從製陶工場的規模、製造陶器的種類（包括碗、碟、燭台、燈台等）來看，清代製陶業已重建，亦具規模。蕭國健博士著的《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頁32-39〈大埔碗-陶碗業之興衰〉有詳細的介紹。
31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1587）新安縣西大旱，義倉耗盡，仍未能解饑民之困。岑田鄧元勳慨捐穀米賑濟災民。知縣親到岑田取糧，感岑田土地膏腴，乃改「岑田」為「錦田」，是「錦田」名稱的由來。
[31]
[32] 蕭國健博士著《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頁92-150〈清初遷海與香港區之關係〉有詳細的考論。
[33] 蕭國健博士著的《香港的歷史與人物》頁150-159〈錦田周王二公書院〉有詳細的介紹。
[34] 參閱蕭國健博士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頁124-127〈尖沙咀砲台與官涌砲台〉。
[35] 1843年，香港始招募警察，亦祗得32名（《皇家香港警察隊簡史》頁9）。時警察制服為綠色，故華人稱警察為「綠衣」。
[36] 蕭國健教授的《香港歷史點滴》頁72-73〈開埠初期之寇患〉有較詳細的解說。
[37] 吉慶圍的鐵門，鑄於明代。吉慶圍的鐵門為英軍運返英國蘇格蘭，至一九二五年，英國才歸還鐵門；有關詳情，可參閱蕭教授著《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頁68-72〈錦田吉慶圍-鄧族鐵門抗英軍〉。又有關英人接管新界時與村民發生的衝突過程，可參閱蕭教授著《香港歷史點滴》頁93-96〈新界之租借及接收〉。
[38] 蕭教授在派發的講綱中，並列有香港開埠早期的建築，因無本地建築師，故仿英國風格：金字瓦頂、高地板、闊游廊、柏葉、室內火爐，有獨特的殖民地風格。這些建築特色，蕭教授在中區導賞、介紹舊三軍司令官邸、羅連信樓(Rawlinson House)時，實地解說。
[39] 子褒家塾於1918年設立，位於堅道（31號），後又增設女校於般含道（25號），由陳子褒創立。陳子褒（1862-1922），廣東新會人，深受康有為的影響。1898年，戊戍維新失敗，陳子褒東渡日本，明瞭救國之道，當先發展小學基礎教育；由是而發起組織「教育學會」（1899）。1918年，從澳門遷居香港，設子褒家塾。1922年在般含道校舍內辭世。
[40] 香港西醫學院的創設與何啟律師有密切的關係。1884年，何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病逝，何啟律師捐資興建一所醫院。1887年，位於荷里活道的Alice Memorial Hospital開業，Alice Memorial Hospital亦即那打素醫院（Nethersole Hospital）的前身。何啟律師為培育華人醫生、護士，遂倡議在醫院建西醫書院，得港府支持而成立。
[41] 蕭教授著《香港的歷史與人物》頁160-166〈屯門紅樓¾反清革命策劃場所〉有詳盡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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