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即广东商人，在中国历史悠久，是中国经济尤其是近现代商贸流通中的最主要的企业群体，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商帮”。粤商包括广府商帮、潮汕商帮（潮商）、客家商帮（客商）、雷州商帮、海陆丰商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 [1-3]，主要是由广府商人和潮州商人、客家商人所组成。 [4]
“粤商”就是“广东商帮的简称”，从古至今，粤商的形成与发展都存在于一定的经济背景之下，粤商的定义也随着时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的领域、经济活动的内容等不断丰富与发展，使得粤商本身的概念也得以不断丰富。
- 中文名
- 粤商
- 别 名
- 广东商帮
粤商又称为广东商帮，是由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组成，包括广府帮，潮汕帮，客家帮、雷州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商帮。从地域维度来看，粤商应该包含“粤地”、“粤籍”两个方面。所谓粤地，即在广东省境内经营的群体，这其中包括非广东本土人；所谓粤籍，即广东籍贯的商人在外地经营。粤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粤商又与晋商、徽商、苏商、浙商并称为中国历史的五大商帮。
明清时期，粤商主要是由广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组成，粤商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以当代的省份地域来看，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分布的数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东、东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台湾、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明清时期，粤商更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
粤商是近代以来就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工商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使粤商获得了新生，也是旧粤商和新粤商的分水岭，新粤商在继承传统粤商文化的同时，也融合了现代商业文明的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凭借特殊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加上聪明才智，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经广西地区的灵渠桂江通道、潇贺古道至徐闻、合浦出海，并一直绵延了近1000年。直到唐代(716年)，张九龄凿通大庚岭道（梅关古道）以后，灵渠、潇贺古道的通道作用才逐渐走向衰落。这时候，番禺(广州)成为了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了从海外经番禺(广州)口岸进入中原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 [15]。梅关古道的开辟重塑了岭南的商路，便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凡人口迁移、军队调动、商旅往来、使节访问等，大都经过此道。 [16]
广州港口在中唐以后日趋繁盛，到了宋代，经广州进出口的货物以及舶脚的收入，始终都占宋朝总数百分之七八十。同时，邻近广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和江南各地的商贩云集广州。但当时广东人口仍然稀少，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时人口才增加到七十八万四千多。 [17]
明代初期，确立贡舶贸易，规定贡期和限定贡道，岭南主要是东南亚诸国朝贡的必经之地，而民间禁止下海通番贸易。随着永乐、宣德间海禁稍弛，民间贸易逐渐增多。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衰微，商舶贸易公开化，“广中事例”确定，原来对外贸易的“一元中心”逐渐变为澳门、广州“二元中心”，广州国际间定期集市贸易逐步建立。
明代中后期大大拓展了后来的海上航线，特别是运往欧洲、美洲航线的扩展，大大拓展了中外商贸交流的范围和地区，海上航线的交通，奠定了清代海上贸易路线的基础。1553—1640年的88年间，广州在当时海上丝路上充当主角，澳门担负欧、亚、非和美四大洲海上丝路贸易航线中枢的角色。
葡萄牙人每年到广州海珠岛参加定期贸易，可以直接向中国商人采购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运往澳门，而葡人早已开通了通往其都城里斯本以及日本等地的航线，这样，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成为中西方贸易的重要航线之一。 [36]
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它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口岸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18]
当时十三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从此处销往世界各地，大量白银经粤海关流入中国 [21]。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他们都是世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豪富 [18]。十三行也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19]
广东商人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广州失去“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曾设立在广州和香港的洋行纷纷到上海拓展业务。广东人追随洋商的脚步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移民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人多、钱多、影响大。最早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香山人，基本是随洋行北上的香山买办。他们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47]
近代，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当时著名的香山买办、商人都熟谙英文，亲身感受西方科技社会的发展，是那个时代最了解西方、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但同时，他们率先响应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的号召，甚至放弃自己的高薪买办生涯，不惜与昔日的外国老板、同仁周旋商战，积极投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中，开办航运、电报等新兴行业，开矿山、造机器，几乎参与了中国近代新型工业绝大部分项目的投资、运营，是近代中国工商社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这也是近代粤商的突出特点。 [20]
广府民系又称广府人，是指广东省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 [22-23]。广府人主要自唐宋时期经粤北南雄珠玑巷迁入的中原与江南移民所形成 [24]，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清远、三水、佛冈、新兴、高要、高明、佛山、南海、番禺、顺德、广州、花都、从化、中山、珠海、新会、江门、台山、开平、鹤山、恩平、东莞、增城、龙门、宝安、深圳、博罗、惠阳等28个市、县，668个乡(镇)、村 [25]，以及香港、澳门和海外。 [26-27]
广府商人人数最众，财富最多。以清代广州十三行论，“潘卢伍叶，修左徐杨”八大家中，除开潘、伍、叶三家，其余皆是珠玑巷移民后人。而这三家，也都是来到番禺、南海后经历了几代人，渐渐融入到广府人中，才进入到十三行。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广州府香山人。 [28]
现代代表人物有香港“四大家族”中的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 [30]；港英政府时代的香港四大家族周永泰家族、李佩材家族、何启东家族、利希慎家族 [29]；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 [31]；澳门银河娱乐集团主席吕志和 [39]；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 [32]；顺丰速运创始人王卫 [33]；碧桂园集团杨惠妍家族 [33]；腾讯创始人之一张志东 [34]；海天味业董事长庞康等。 [35]
广府代表人物：
清代：唐廷枢、徐润、马应彪、郑观应、陈启沅、薛广森、简照南、简玉阶、唐廷桂、莫仕扬、莫干生、卢观恒、梁经国、吴健彰、陈芳、郭乐、蔡昌、李敏周、黄焕南、梁炎卿、李煜堂、方举赞、郑伯昭、陈炳谦、曾焕堂、唐翘卿 [40]、徐荣村 [41]、冼冠生 [42]、卢根 [43]、罗明佑 [44]、郑翼之 [45]、霍守华。 [46]
现代：李兆基、郑裕彤、郑家纯、杨惠妍、杨国强、何享健、何剑锋、王卫、庞康、梁庆德、梁昭贤、朱江洪、郭得胜、邝肖卿、郭炳湘、郭基俊、郭炳联、郭炳江、李文达、吕志和、罗家宝、何鸿燊、何超琼、何猷龙、梁绍鸿、梁显利、梁安琪、李德义、朱李月华、邓耀、陈谭庆芬、陈曾熙、陈启宗、陈乐宗、马万祺、胡应湘、罗定邦、罗乐风、罗肇唐、陈瑞球、方润华、梁乃鹏、蒙民伟、李东海、罗德丞、李福善、利国伟、杨铁梁、毛钧年、许仕仁、李国宝、钟士元、李国能、任志刚、冯国经、梁智鸿、曾俊华、唐星樵、刘焯华、崔德祺、何贤、何厚铧、崔世安、崔世昌、陈永棋、郑海泉、施祖祥、袁武、郑汉钧、谭惠珠、陈祖泽、何佐芝、黄乾亨、曾钰成、潘宗光、许淇安、任关佩英、叶刘淑仪、周梁淑怡、王志东、张志东、邓裕强、香植球、张瑜平、叶志成、李祖泽、王华生、陈鸿道、蔡达标、王赐豪、冯国纶、叶汉、伍步刚、伍步高、利孝和、利定昌、蔡冠深、张力、翟美卿、苏志刚、黄文仔、郭梓文、陈卓林、王锦辉、蔡建中、王国强、邓崇光、罗启仁、叶剑波、梁麟、李惠文、孙秉枢、李家杰、李家诚、李兆楠、胡兆炽、冯景禧、何善衡、林炳炎、郑志刚、陈泽富、陈国强、伍淑清、伍舜德、黄乾亨、黄笏南、黄英豪、蔡继有、谢瑞麟、伍宜孙、梁球琚、简东浦、周君廉、李华文、胡汉辉、周永泰家族、何启东家族、利希慎家族、李佩材家族、卢础其、黄伟常、李兴浩、岑钊雄、李一萍、叶德林、李旭亮、李朝旺、潘皓炫、黄炳均、古润金、岑松江、霍炽昌、黄联禧、孔健岷、彭磷基、黎经华、潘叶江、邓颖忠、区炳文、袁旭培、
潮汕人是指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汕尾地区的人。潮汕临海，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侨居地区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东南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潮汕也不单指“潮汕地区”这一概念，因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爱行闯天下的个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而恰巧三个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左右，但无论几个潮汕，本土潮汕始终是数千万潮人根的所在，梦的归宿，而海内外难以计数的潮州会馆（同乡会）正是连结这一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驿站。 [1-3]海外粤商群体中，潮商的势力亦最大。潮汕商人具有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潮汕商人敢作敢为，名利双收。注重内部的人际关系，“抱团”意识最为鲜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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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客家人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台湾、广西、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迁徙过来。客家人最重群体精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组织，来保护客家人的安全和群体利益。客家商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勤勉的色彩浓重。客商要名不要利，最能吃苦，最富于开创精神的同时也最恪守诚信之道。客家商人儒家色彩最浓重，历史上曾与徽商有着近似的“红顶商人”文化。如大商人张弼士后来入仕途，先后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光绪帝在1903年曾两次召见，赐侍郎衔（相当于现今副部级），后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张弼士正是客家出身。 [14]
客商代表人物：张弼士、张榕轩、张耀轩、郑景贵、姚德胜、谢枢泗、朱梅麟、曾宪梓、田家炳、罗新权、邹文怀、罗桂祥、李莱生、伍淼源、黄馨祥、熊德龙、彭云鹏、曾立强、管保强、叶焕荣、潘苏通、张旋龙、李元发、魏应州、魏应充、魏应交、魏应行、叶剑桥、温惠仁、林立、朱孟依、李河君、李东生、姚良松、张学政、缪寿良、叶澄海、温鹏程、彭国远、李一峰、李思廉、刘志强、王华君、黄仕坤、涂辉龙、钟乃雄、梁亮胜、杨钊、古少明、黄明智、蓝铧缨、侯沐凯、李金松、伍墨章、杨克林、余德耀、毕传有、他信、英拉、伍捷朴、伍万通、伍伦盼、谢富年、傅志宽、郭桂和、李爱贤、李孝贤、张水宜、翁真如、黄小芬、刘绍柏、刘伟、李新炎、周国辉、冯小华、邹锡昌、蔡荣军、温小琼、温纯青、温志芬、叶远西、郭东林、叶华能、姚良柏、刘水、廖平元、温育青、刘肇怀、林洺锋、李建华、李晓奇、何庆华、钟烈华、刘年新、杨文江、何新明、许应裘、巫金星、罗泽伟、徐永寿、涂善忠、杨华岭、李永军、李永良、李永奎、肖奋、温均生、温木恒、蔡高校、叶家豪、黄少良、陈景河、黄泽兰、李平、杨荣义、钟百胜、杨祥波、邹承慧、石平湘、石思慧、谭伟龙、廖腾佳、罗瑞发、马礼斌、蓝伟光、黄章、吴火豪、廖晓霞、廖晓东、梁桂秋、李彬兰、梁健锋、梁俊丰、刘海云、刘珊、张能勇、彭倩、张波、张频、徐缓、谢小梅、朱桔榕、朱庆伊、朱拉伊、叶红汉、杨钦欢、郭华彬、朱世瑞、鲍洪星、龚斌、管飞、梁世桢、李基昌、宋速刚、蒙乐提、刘正昌、朱长森、蓝方玉、蓝珍、丘德星、丘志明、刘德光、温载伟、朱国盛、陈锡淼、汤新隆、徐锦荣、刘伯群、胡泰兴、侯友芳、黄云辉、朱晴溪、古耕虞、徐统雄、黄云辉、张价城、古今辉、刘佛良、萧耀铭、邹敏初、钟木贤、何清、潘植我、潘立斋、潘祥初、潘君勉、丁家骏、丘细见、郑明如、罗淡芳、萧畹香、夏万秋、梁燊南、梁璧如、谢益卿、谢梦池、谢良牧、谢逸桥、姚永芳、姚美良、曾沐彬、梁密庵、古润金、赖涯桥、张润安、饶耀武、陈廷雷、何尔吉、叶谋迪、叶树林、曾良材、张醒雄、李有权、何侨生、黎守谦、梁福建、叶钢书、罗果强、朱兆祥、余永辉、陈文淦、黎次珊、黎载康、王文康、王俊宏、丘德威、蔡礼任、黄纪达、欧阳秋眉、陈梅冰、朱莲芬、吴惠权、谢俊明、余国春、余鹏春、何冬青、林光如、罗田安、罗琪茵、邱威功、韦鸣恩、李秦、曾沛霖、叶春荣、叶俊晖、何煖轩、丘应桦、曾智明、谢学贤、张学军、李海周、李海元、周福新、赖国传、张大林、陈小斌、蔡志浩、杨汉军、刘德逊、肖德军、卓定华、邓振龙、邓杏飞、刘晓、李颖、曾学忠、郭平、郑志松、刘泽龙、方三文、吴世春、刘伟俊、熊新翔、熊俊、赖霖枫、李兴平、刘榆厚、黄华、廖冬芬、廖淑清、侯薇、刘朝霞、魏美娥、陈云香、杨桂香、徐霞、安丽娇、周辉权、曾云枢、邱伟能、徐旭亮、陈绍常、蔡鸿文、蔡鸿章、蔡雪峰、邓国颂、吴炯声、陈伟东、利焕南、张国辉、陈权中、赖伴来、张景新、张锡复、陈建京、陈衡礼、陈公颜、张坚力、庄重、王志海、曾庆洪、杨显昌、廖国才、王理宗、钟光超、李秉彰、李文燕、陈汉雄、张少林、温仲豪、罗明昌、赖荣火、何爱辉、陈克勇、庄小夸、练卫飞、郑建源、陈刚、刘绍聪、朱连辉、邬志新、欧通国、黄少康、刘小波、魏晋平、温庆青、陈桥顿、钟期、伍建国、赖坤洪、梁林青、郭华忠、石华山、黄雅敏、何全君、俞先禄、黄炳权、余锋光、散打哥、余家红、潘子兵、李兴、袁胜尧、陈科明、张学锋、林刚、钟坚、王令杰、黄文森、周聪伟、张雪莲、陈伟波、罗鑫烘、刘妙锋、陈嘉民、陈思贤、陈文豪、张镇江、温城辉、丁仕源、邹圳超、邓祎祎、陈铮辉等。 [6-13]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茂名商人创办企业超过2万家，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其中上市公司30余家，资产超千万元的企业有2000多家，有8000多家有龙头带动效应，涌现出欣旺达、能兴、绿景、华讯伟业、电白建设、大参林等一批国内外知名茂商企业。其中茂名市民营企业商会、重庆市广东茂名商会、茂名市福建商会被评为全国“四好”商会，欣旺达、电白建设等2家茂商企业荣登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电白二建、宏川集团、永和建设、大参林等6家茂商企业荣登2020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榜。 [38]
提起吴川，人们就联想到吴川老板。在吴商中，资产过10亿元的不少，亿元者大有人在，千万元的数不胜数。据概算，吴商在外拥有1000多亿元资产及数百亿民间流动资本。吴商足迹遍全国，在南海，以陈亚海为代表的一大批吴川企业家将废品回收生意做到数十亿元的规模,每年给当地带来上亿的税收。
吴商在云南的投资超过150个亿。昆明和西双版纳是吴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两地都有吴川街。位于昆明市贵昆路的“吴川轮胎街”，将近200档的大小轮胎商铺，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吴商。而昆明市环城南路的“吴川海鲜街”已饮誉西南几省，当地商贾名流逢有宴请几乎都到“吴川海鲜街”一聚。吴商在广州、虎门、南海等地投资过100亿兴办鞋厂，在全国轮胎生产及销售的行业里控制的资产超过300个亿，在全国的房产建筑行业里控制的资产更是一笔难以统计、不断壮大的数据。 [37]
改革开放，广东得风气之先，取得了“先走一步”的先发优势。开放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濒临港澳台的地理优势，使广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以深圳、东莞等为首的珠江东岸城市配合香港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前店后厂，“两头在外”，这是内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最好选择方式。以廉价的未开发土地以及从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参加国际市场的弈博。珠江西岸的广州、中山、顺德、佛山等城市则凭借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有开放政策的助力，珠江的东西两翼合力，令广东的经济领先全国，不但积极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成为中国经济的催化剂。“广东出品”代表的是新的商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理念。粤商人走遍全球及全国，以全方位的开放心态，对海外、对内地开放都同样有强烈的开放态势。笑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赚，深谙禅理的粤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业哲学、商业智慧。开放是一种长线投资，粤商延续了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商业精神，其具备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