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抗日爱国将领)_百度百科

苗可秀

抗日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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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可秀(1906-1935),原名苗克秀,字尔农,出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村一农民家庭。1914年入私塾,1919年8月入下马塘高等小学,1922年8月考入沈阳第三中学,1926年8月中学毕业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预科,1928年8月升入本科。1931年9月因“九.一八”事变流浪北平,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组建东北学生军,任大队长。1932年3月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到辽东活动,6月于东北大学毕业,7月参加邓铁梅组建的东北民众义勇军,8月任军官学校教育长,9月任总参议。1933年3月离开邓铁梅部。1934年2月1日任中国少年团总裁、同心会会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1935年6月21日被日军逮捕,7月25日就义于凤城南山沟。 [5]
2015年8月24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
别    名
苗景墨 [2]
而农 [2]
所处时代
中华民国
出生地
辽宁本溪
出生日期
1906年4月25日
逝世日期
1935年7月25日
本    名
苗克秀;苗可秀
毕业院校
东北大学

人物生平

播报
编辑
1906年出生于辽宁本溪县下马塘苗家村。
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预科,后升入本科。在大学读书期间,苗可秀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十分愤慨。他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日商被抢,在济南大肆杀戮中国官民,并且非法攫取吉会筑路权,引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反抗。这年暑假回本溪时,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他宁肯徒步,也不乘坐日本人经营的安奉路火车。
1931年9月27日,由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发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苗可秀和一大批流亡学生经常到抗日救国会活动。为了集中人才,以备东北民众抗日之需,车向忱、苗可秀、张希尧、高鹏等人组织了东北学生军,在北平江西会馆设了总部,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属救国会直接领导。
1931年11月5日,苗可秀和一部分东北学生军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并且是请愿团的负责人之一。苗可秀在参加这次请愿活动中,进一步看清了南京政府妥协、投降的真面目。他原来曾迷信过国家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还抱有一定幻想,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必须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御外敌,东北青年更要作全国青年的先声,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杀敌救国。赴京请愿团返回北平之后,东北抗日救国会为充实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领导骨干,选拔一大批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各大、中学的学生,分派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 [6]
1932年5月,参加邓铁梅部义勇军,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7月,任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学员400余人,参加了自卫军数次反围斗争。1933年底,由于自卫军战斗频繁损失惨重,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934年2月,创建中国少年铁血军,任总司令,率部参加沙里寨、大岔沟战斗。 [4]
1935年春,日军调集重兵在凤城、宽甸等地“讨伐”抗日部队。苗可秀沉着应战,指挥所部与日军周旋,待机歼敌。同年6月12日,铁血军由凤界渡大洋河向峡岩方向移动,途经羊角沟时,突然被日军包围。苗可秀带领部队备力突围,不幸中弹负伤,遂留在密林深处医治,后被密探侦知将他俘获,押至凤城县,日军以高官为诱饵,劝其归顺,遭到拒绝后,又以严刑拷打相威逼,他宁死不屈。日军见其志不可夺,便决定将他处死。当时一位日本翻译官前山,对苗可秀的爱国行为很是敬佩,便请他最后题字留念,他当即书写“正气千秋”四个字赠给前山;作“誓扫奴不顾身”诗一首以明其志。1935年7月25日,苗可秀被日军枪杀,英勇就义,时年29岁。 [2]

主要事迹

播报
编辑
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
抗日将领苗可秀
1932年3月初,苗可秀到达邓铁梅的司令部。邓铁梅欢迎苗可秀到东北民众自卫军任职,苗可秀表示回北平请示救国会后即来投效。1932年5月末,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情况。这时东北大学已经在北平彰仪门里正式复校,苗可秀与在北大借读的王尧庚等同学回东大参加了6月份的毕业考试。毕业后,许多同学在京津两地谋职,而苗可秀却马上返回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7月,苗可秀回到安东三角地带,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辅佐邓铁梅参赞军务。苗可秀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迅速培养训练大批骨干。于是在部队打完岫岩之后,他便提出成立军官学校的建议。邓铁梅欣然同意。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于1932年7月建立,校址在邓铁梅部义勇军司令部所在地尖山窑(今属岫岩大营子镇),邓铁梅亲任校长,苗可秀任教育长,实际工作由苗可秀主持。学员包括中、小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以及一部分青年农民,主要是培养训练自卫军中的下级军官。全大队约有400余人,分三个中队,预计四个月为一期。军官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军事训练为主,也进行政治教育。每周安排两个半天讲政治课,由苗可秀亲自任教。他给学生大队讲政治教育课时,尖锐批评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鼓励学员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坚持抗日到底。苗可秀对于国内各阶层各团体的抗日主张表示欢迎,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表赞同。军官学校为义勇军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和少年铁血军的领导骨干。 [6]
组建少年铁血军
苗可秀在几年的抗日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试图摸索到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鉴于过去东北各地义勇军瓦解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主要是义勇军的组织松散,目标太大,无力对付敌人强大兵力“围剿”,以致失败。要想使抗日组织更坚实、有力,必须在义勇军中另外组织一个秘密团体,并以此为核心,培养骨干,坚持长期斗争。于是,在1934年2月,他另创了一种抗日武装组织。这个组织政治上叫“少年团”,军事上叫“少年铁血军”,其宗旨是“用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革命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公推苗可秀任铁血军总司令,下设六个大队,12个分队。铁血军的主要成员是邓铁梅部队中的学生队和凤城、岫岩、庄河、安东几个县境内的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员和青年农民。
少年铁血军发展很快,到1934年末人员已有300名,这期间曾与日伪军进行过多次战斗。
1934年4月,铁血军刚组建不久,苗可秀、刘壮飞在凤城境内沙里寨与日伪军相遇,双方激战两小时,敌军伤亡十余名,匆忙逃窜。同年5月,苗可秀率第一、第二大队150多人,在大岔沟与敌军300多人遭遇,铁血军占据有利地形猛击敌人,激战半日,敌军伤亡20余人,内有中尉军官一名。铁血军以少胜多,未受损失。
1934年5月,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捕,9月间牺牲。苗可秀从义勇军斗争失败受挫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抗日军队各部必须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形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到1934年,三角地区的各部义勇军,除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余部——“少年铁血军”外,其他如刘景文、李春润、李子荣部均已溃散。而此时在杨靖宇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已由长白山区转移到安奉路以东的宽(甸)、桓(仁)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4年秋冬,苗可秀曾派赵同、刘壮飞等人过安奉路东找杨靖宇联系。1935年春,杨靖宇派金参谋带20多战士化装成日军,过安奉路到岫岩县三道沟街会见苗可秀,就如何坚持抗日斗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约定联合协同作战,拟定攻打鸡冠山车站的计划。金参谋离开岫岩以后,安奉路西侧敌人加紧了“讨伐”,致使两军联合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铁血军决定单独攻打火车,战斗中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名,后因日军铁甲车增援,铁血军撤出战斗。 [6]
密写信件
1934苗可秀给抗日救国会张德园密写信 [3]
在辽宁省丹东市档案馆里,保存着四件抗日民族英雄苗可秀的实物档案,那就是1934年苗可秀写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的密写信。
在东北大学就读时,苗可秀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东北大学迁移至北平。苗可秀和他的老师车向忱等人辗转来到北平(今北京),借读于北平大学。在北平期间,苗可秀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同救国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组织了东北学生军,他担任大队长。在此期间,他曾几次冒险到辽宁一带侦察敌情,并组织训练学生军200余人,以备抗敌。他所训练的学生军有百余名被救国会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活动。
1932年3月,东北民众救国会派苗可秀回到辽东三角地区,与邓铁梅取得了联系。当时邓铁梅在辽东三角地区创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凤岫安庄”(凤凰城、岫岩、安东、庄河)地区与日本侵略者经常发生战斗,已经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苗可秀照片
不久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派遣,来到了邓铁梅部。邓铁梅委任他为司令部总参议。苗可秀协助邓铁梅做了大量工作,一时军威大振,队伍不断壮大。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苗可秀向邓铁梅建议成立军官学校,培养有战斗力的抗日骨干,邓铁梅欣然同意,宣布自任校长,委任苗可秀为军校教育长,主持军校日常事务。军官学校主要招收农村中小学学生和农民中的知识青年,因而这个军官学校也叫“学生大队”。
东北抗日联军
日本当局将这支民众抗日力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地集结兵力进行围剿,但屡屡不得手。这4封密写信就是苗可秀从北平来到邓铁梅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向北平东北民众救国会负责人王化一、张德园等人汇报工作的信件。信的正面均为用毛笔书写的家书,表面看与平常家书没有任何不同,而背面则是用特殊材料书写的密信,需要用特殊方法处理才能现出文字。这4封密写信的主要内容是苗可秀汇报自己在“自卫军”中的工作情况、当时辽东地区抗日战况、战争形势以及东北抗日组织面临的经济、枪支弹药等方面的困难。苗可秀在其中的一封密写信中介绍了由他组织的在“凤岫庄营海安”等多个城市张贴标语等抗日活动的情况,信中说:“我等在三角地带作一次普遍的同一标语运动,以凤岫二城为主干,其他各镇则零星散见——此次标语计岫岩城内散布五寸长一寸宽之小标语,城外粘贴五色纸标语一千张,凤城内四千张,安东、庄河、营口、海城等处各千余张——此次运动之目的,就是为了振作城市内死气沉沉的民众和扰乱伪国军心……”
这四封有“血色”的密写信,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辽东地区民众抗日组织与侵略者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