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为何取代台南成为台湾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不是日本人的關係，是列強，尤其是英國人。

因為在二次鴉片時天津條約中還偷渡了一個“淡水開港”(原本一開始只要求台南跟高雄)，這條是造成了台灣經濟中心開始北移的主要分界點。當日本人打入台灣時，實質上台北已經超越了安平 (台南) 作為第一大商業中心了。

一個最簡單的舉證: 你知道1894年甲午戰爭的時候清朝有幾條鐵路嗎?

答案是兩條，第一條是北京到天津(跟周圍一些延伸的鐵路)

第二條是台北到基隆 ................... (是的，當時連上海都沒有鐵路，因為天才的清朝花了十萬兩白銀

買下了英國佬自己蓋的鐵路...然後就拆了...後來1898才開始重建。)

當然清朝會在台北蓋帝都外地一個鐵路是有現實的戰略防禦考慮，但台北顯然也有相當的經濟基礎才能支持。

首先分析為何在此之前中南部人多，答案主要是“米”

台灣南部是大平原，而台灣雖小，但嘉南平原實際上的耕地比到處是山的福建省還多，很適合種稻，這當然是對於新開發社會中最必要的，也是許多福建移民一開始最渴望的。

不論是以單獨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或是與福建結合，顯然一開始台灣最大的優勢是在產米這部分。 這也是為何一開始的中心是在中南部，尤其是安平 (台南) 跟鹿港(與泉州直線最近)

那麼為何會轉北? 主要是因為"錢" 或是更正確來說是 "茶"

本來嘉南平原大約到台中左右，在此以北的苗栗/新竹/桃園 三縣屬於丘陵地為主，也就是為何比較後來的客家人大多被泉漳潮三州的閩南系人推到這裡居多，以米為核心的經濟來說這裡確實不理想，不但缺少平地，而且也沒有像樣的灌溉條件，很難搞梯田。

但在開港後，在那時代台灣主要貿易的產品很快就轉向是茶，因為當時世界航道的霸主是英國，而他們一開始搞鴉片戰爭的主要問題除了鴉片外更原始的就是茶。 而很快的台灣北部發展出了以茶為中心的貿易。

而另外一個重點是"淡水河" 台灣南部的一大弱點是河川基本上連小船都無法航行

(這是台灣中南部水系的常態，由於山高而集水區小，因此幾乎所有水系都是這樣子，平時非常淺，但一旦大雨來時卻又變成恐怖的急流大河，不論是在哪種狀態都幾乎無法航行。即使只是小舟。)

(但北部的淡水河流域算是唯一例外，至少可以行小舟。到下游點可以航行當代的遠洋船)

這是整個淡水河流域，我標出的幾個點就是經典的"茶葉集散地" 也就是背靠丘陵種茶區而接上淡水河流域的幾個點， (我就住在大溪/三坑一帶所以很熟)然後靠著小船運到艋舺 / 大稻埕，也就是今天的萬華區/ 大同區集結後賣給外國人。

雖然台灣中南部也有地方可以種茶，但丘陵相對少而且缺乏了水運之便，就是無法競爭，而且更糟的是主要的幾個對外港口(安平跟鹿港)淤積嚴重，實際上鹿港還沒到天津合約時就已經幾乎無法運用了。這也是逼著當時原本聚集在鹿港的許多富商開始另尋開發地點。(對台灣茶有點研究的都知道今天最出名的頂級茶大多是種植在中南部高山的，但實際上論總產量還是舊台北縣最多)

(這是今天安平古堡位置，本來是在後面的港口早就沒了。以前沙洲才能到的也看不出 )

例如相當出名跟有爭議性的辜家，就是源自鹿港，那為何會在鹿港呢?因為辜顯榮的祖父輩同時有功名也是跟南洋華僑圈很有關係。而辜顯榮搬到台北去發展就是一個相當明顯的案例。

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幾乎是化外之地，所以清政府管的很少，也因此等於是實現了自由經濟發展的一個現象，而且畢竟是新開發之地，舊有的利益糾結相對比較少，因此這個台北茶經濟圈發展得非常蓬勃。而到了日本入侵後，進一步跟政治中心結合就變得牢不可破了。

台北茶經濟在日本人占領的時代盛極而衰，這中間有許多層面的原因，包含了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茶生產開始成形 (其實錫蘭到了1870才開始種茶，大約到了二十世紀前後才開始真的比較有規模)，以及日本人自己的私心，畢竟對他們來說台灣人主要就是要生產米跟糖養日本人就好，種高級茶賺錢這事情應該留給高貴的日本人去做，而當然到後期跟歐美的關係惡化更是一大問題，而且隨著工業時代的推進，淡水河水運之便的意義越來越低 (卡車，大船，自己的淤積等等) 等到了運輸大隊長接手時，雖然台灣茶經濟還是有相當水準，但早已不復清末的全盛時期了。國民黨一早期開始搞得出口主要方向還是只能順著日本人留下的條件，以中南部的糖鹽米作為主要出口物品。

還有補充，在這個清朝後期到日本前期的時段，臺灣還有金礦，以及一個真正的外貿大秘寶，現代人大多遺忘的東西

樟腦球這東西今天大部分人認知就是個老一代用來驅蟲的東西，但是其實在19世紀末20初的時候它的經濟效益極大，包含早年的影片照片通通得要用它，諾貝爾最出名的火藥也是要用它

而這個東西當時「全世界」只有台灣能量產，也因此雖然茶糖是台灣出口的主要量的來源，但樟腦根本變成了戰略物資了

樟腦後來逐漸變石化工業的發展而淘汰，導致現在大家都遺忘了

最後說一個，台北在茶經濟衰退後並沒有跟著衰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台北一帶作為初期工業化的條件比較好，其中原因主要有二

1. 水資源比較豐富，淡水河水比較多而且農田使用較少，可以支撐比較高的都市人口。
2. 台灣北部有產煤，對於初期工業很有幫助，這今天很多人都忘了，即使台灣本地年輕一點的根本都不知道台灣以前煤礦產量不少，實際上島上最後一個煤礦是2000年才關閉的，而在運輸大隊長的時代台灣有超過300個煤礦，大多是在北部。

在述說「為何」之前, 先說「何時」開始。

臺北約莫是在進入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漸取代臺南,

而成為臺灣的經濟重心。

而「為何」能取代?

見到

兄將原因就只單一的推給日本人, 且為「重要原因」。。。另也常見有大陸的朋友

把對於臺灣的過去或現狀有不明其原因的地方, 就一股腦的拿日本人當成第一因甚或單一因。

很抱歉, 那似乎是有受「日本情結」影響, 那會是太瞧得起日本人, 也有簡單化了。

臺灣先民在臺灣, 以及在臺灣北部的先民的過去的歷程,

不是從1895年才開始。

也因此, 請容我就著題目, 以臺灣且以北部為主軸的相關開發史來較為詳述回覆:

(為求較為周延, 而有背景介紹, 寫多了些,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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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這塊土地有外來移民較大規模的農作開墾, 是從十七世紀二零年代開始。

當時除了初期另有顏思齊等人在今雲林或嘉義(因為不能確定地點)的沿海一處開墾,

以及因崇禎年間(1628-1644)福建大旱, 鄭芝龍與巡撫熊文燦共議招饑民來臺, 這些零星

但可惜頗有語焉不詳的記載之外, 是1624年到臺灣的荷蘭人以政府管理形式, 積極

且持續的招徠閩粵先民開墾, 並以現在的臺南市近海處, 當時稱為「大員」的地點

來做為政經跟貿易中心, 在臺灣西岸往南跟往北向外輻射。

[打個岔, 容我在地形地勢上提醒一下：臺灣被縱貫南北高聳的中央山脈, 分隔成東西兩部分, 而且在現代能以諸多橋梁打通之前, 也被會視季節雨水而湍急且河床不定的諸多東西向河川, 來構成臺灣南北交通的阻礙。因中央山脈的阻隔, 即使到十九世紀末清領結束, 東部的開發仍頗疏鬆, 全島它處特別是中央山區, 多有官府勢力不及之處。荷鄭跟清領那段時期的開發, 絕多是在西海岸跟中央山脈之間的平原和丘陵地帶。因此, 我在上面有那「西岸」的限定語。在看臺灣那段歷史時, 尤其是中央山脈這個地理現象, 請不時放在概念裡當底。另, 現今行政區劃為臺北市跟新北市所在的地方(我下文中依臺灣的一般習慣, 以臺北來概括稱呼), 是個盆地, 中間低平, 有幾條河川流經其間, 周圍則被山丘環繞, 但在盆地西北方被淡水河切開一個缺口可通外海。]

但是, 以南部為中心的荷蘭人, 於1642年驅逐了佔領北部的基隆跟淡水16年的西班牙人之後, 雖然也同樣有招商跟招墾, 但因當時北部能交易的商品就只硫磺、籐、鹿皮鹿脯以及當地原住民所生產的米糧和福建商人所運來販賣的米糧, 等等少數貨品; 而且荷蘭人跟先前的西班牙人一樣, 與當地原住民多有武裝衝突, 難以控制跟維護當地安全, 因而在貿易及墾殖規模一直頗為侷限, 不若在南部那麼順遂, 甚至還需要從大員提供駐在人員給養。(註: 原住民 － 在臺灣以及在本文中, 這個語詞是指在臺灣世居至少數千年的原住民, 不論居平地或山區。是和後來才由閩粵等地移民而來的人對稱的詞。)

因此, 荷蘭人在北部基本上就是守著西班牙人所留下來的淡水跟基隆置兩個沿海據點, 作消極防範, 以防其它勢力來佔有而已。1664-1668年間, 荷蘭人雖然又重佔他們在1661年自行撤離的基隆來做為基地, 企圖藉以恢復被鄭氏所佔有的大員跟已開發的南部。但因清廷實施防鄭的海禁而商旅不振, 且人員水土不服多有死病, 其間也曾和後來佔領淡水的鄭軍交戰, 與清廷聯絡夾擊鄭氏亦無功而返, 見恢復無望, 是徒費軍力財力, 且無利可圖, 便自行撤離基隆。

1662年鄭氏繼荷蘭人在南部的基礎, 在那二十一年當中屯墾擴大開發及於中部。

但在北部也不甚積極, 雖在北部有設據點跟駐軍,

仍是以臺南為中心的南部為重點開發。

1683年鄭氏遭清廷攻滅。在1684年決定領有臺灣的清廷,

就也順著這個既有基礎上的方便, 將政軍重心放在臺灣南部。

綜觀清領開始到1875年當中, 清廷在臺灣是消極被動, 基本上是採取

為了防臺而治臺, 且企圖以小規模治理來達到此目的之政策方針。

就軍事佈防來看, 清領初期甚至有放棄一些鄭氏已闢之地不問。而在北海岸, 西/荷/鄭時期留下來的淡水城, 雖然官府在初期設有輪番戍守的汛地, 然因「人至即病, 病輒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之遣, 皆欷歔悲嘆, 如使絕域」, 兵丁視為畏途; 這是據十七世紀末年, 1697年, 為採買硫磺而到過臺北的郁永河所聞所述。且當時「惟安平水師撥兵十人」到淡水, 但是「扁舟至社, 信宿即返」, 「汛守之設, 特虛名耳」, 等同於虛應故事, 頂多只在北海岸的海上巡哨。防戍的重點仍是在南部。

此外, 對於至晚在唐宋元以來便有航海傳統且即使在內縮且厲行海禁的明代也未中斷, 有因山多田少須以海為田向海外發展的傳統的閩粵先民, 不若現代的境管, 那個時代的官府效率跟人謀不彰, 是難以真正遏止有干犯禁令向海外經商跟找尋新天地的活力。然而, 除了有前往海外它地的禁限之外, 清廷在1875年之前, 有一再特別重申渡臺禁限令, 其中有 須經官府給照方能渡臺, 禁攜眷以及渡臺後不能接眷等令。這顯然是有篩選人員同時以家眷為質, 希冀能季節性往來, 以避免後來者落地生根而生亂。是有以防逆防反為著眼。雖然在那段期間當中, 這種禁限令是時弛時嚴或鬆或緊不定, 但是, 並不能真正阻止為找尋新天地的先民的偷渡, 而間有的不准攜眷跟接眷的禁令, 使許多移民在臺無家累來助穩定心性, 反易讓本就不穩定的移民社會更多變, 是反效果。那段期間, 臺灣的狀況有所謂「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之說, 其來有自。這反多事, 讓官府更疲於奔命, 甚至有驚動愛新覺羅皇帝撥調它地人力物力渡海來解決, 耗費更多。

而1684-1875這約兩百年間, 清廷在臺灣一直僅僅設一個臺灣府, 府城是繼承荷鄭, 同樣是置於現在的臺南市裡, 以之為政軍中心(清領後稱為臺灣府城, 直到1887年建省分南中北三府時, 方改稱臺南府城。 為避免混淆, 我在本文中皆以臺南或臺南府城稱之)。臺灣府起初下轄三個縣, 之後跟著或者有請准或者就是犯禁違限而來墾殖的移民的腳步後面, 被動陸續增加地方衙署。 到1812年(嘉慶年間)增到轄有四縣三廳, 但仍僅僅是以臺南為中心的一個府。另, 在臺灣府之上, 清廷另置有個臺灣道(十八世紀後期加軍權, 稱兵備道, 與駐臺總兵互為牽制)。臺灣道的道臺, 是清廷建省前, 在臺灣的最高行政長官, 也在臺南。

因此, 位在南部的臺南府城, 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一大半都是臺灣的經濟跟政治中心,

因而能吸引較多資源, 也較易有圍繞首府的人文薈萃, 且有所積累, 亦構成文化中心。

該是題主對此有所知, 因此題主的題目裡面提到了臺南。

那麼, 臺北「為何」能取代臺南成為中心?

臺北盆地於後來能夠取代臺南成為臺灣的政經文中心,

是要進入十九世紀方見其端倪。

而臺北在清領初期的狀況如何?

上面提到在十七世紀末到過臺北的的郁永河, 當時不是從福州取前個時代的貿易海路直航就在對面的淡水, 而是從福州出海往南先到廈門這個臺閩對渡口, 渡海到臺南府城, 張羅其採買硫土後煉製硫磺所需的工具以及米糧, 分裝兩艘船走水路北上。而他則和隨行給役者一行近六十人從府城走陸路北上。包括中間碰上一次溪流暴漲無法渡越而耽擱的九天, 他在第21天才抵達淡水。

據他在《裨海紀遊》所總結, 在各住宿點的途中「涉大小溪九十有六; 若深溝巨壑, 峻坡陡崖, 馳下如覆, 仰上如削者, 蓋不可勝數。平原一望, 罔非茂草, 勁者覆頂, 弱者蔽肩, 車馳其中, 如在地底, 草梢割面破項, 蚊蚋蒼蠅吮咂肌體, 如飢鷹餓虎, 撲逐不去」。而且越往北走, 路途更艱難, 所見越荒涼「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 這是過了半線(今中部的彰化市)之後往北行, 就有如到了另個世界。在更往北「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 這是已經到了北部地區, 在當時從竹塹(今新竹市)到南嵌(今桃園市旁的南崁)途中所見, 或有所「不見」。

而進入臺北盆地, 現今的平原區在他當時所見是個大湖, 據住在當地的一個姓張的人告訴他, 是1694年(康熙甲戌)「地動不休」「俄陷為巨浸」(不過, 至晚在十來年後, 水該就有退去, 因為已有人就這塊地來申請開墾執照)。 進入他在臺北盆地內的宿地, 週圍環境是「出戶, 草沒肩, 古木樛結, 不可名狀; 惡竹叢生其間, 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癭項者, 夜閣閣鳴枕畔, 有時鼾聲如牛, 力可吞鹿; 小蛇逐人, 疾如飛矢」,「夜半猿啼，如鬼哭聲」。而如同西荷鄭時期的遭遇, 當地的原住民當中有人會獵殺侵入者。他入宿當地的第一夜, 就有與他隔河而居的一個漁人在睡夢中遭射傷; 又, 他到了不久就另外聽說那幾天有人被原住民「殺於途」。他也見到和西班牙人, 荷蘭人以及鄭氏駐軍所碰上的疫癘的狀況「居無何, 奴子病矣」; 從臺南同行而來的「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 乃至庖人亦病, 執爨無人」; 而跟他從福州來的一位姓王的同事「染危痢, 水漿不入; 晝夜七八十行, 漸至流溢枕席間」, 一晝夜拉稀七八十次, 慘狀若此。或許因為郁永河體質較佳, 對異地水土較能適應, 倖免於此, 不止能安排將這些病號「以一舶悉歸之」, 還能留下來直到完成任務。

這些, 是郁永河在十七世紀末, 於臺灣內陸北上旅途中以及在臺北停留期間,

所親歷親見親聞而留下來的寶貴記錄, 讓我們得窺當時往北部的交通

以及在北部和臺北盆地的狀況之一斑。

然而, 之前除了在今淡水一帶有原住民早已開墾的農作熟田, 臺北盆地的

較大規模開墾, 在1709年便有閩南先民向官府申請墾照的記錄。

歷經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前期, 經由先民百來年的開墾跟建造灌溉溝圳塘埤的發展,

臺北盆地以及周邊, 在當時以農林為主的經濟上, 與以臺南為中心的南部地區來相較,

已有後來居上之勢。

在十九世紀前期, 也有影響臺南跟臺北經濟發展的一點：

緊鄰臺南府城的安平港, 在1823年因豪大雨造成港內淤積難以出入。此後由大陸來的海船,

進出便多仰賴離府城有相當距離, 而且港口條件亦不甚佳的兩個外港(四草湖港及國賽港),

因而須再經接駁轉運至城內。這使得臺南府城對外交通頗為曲折不便。

而在臺北盆地裡的淡水河及其支流, 當時多可行船, 構成內河航行網路, 方便

將盆地內跟周邊丘陵及山區的物產運送集散。而對外方面, 大陸來的海船,

有可直接溯淡水河到現今臺北市西南的河港, 來交易載運; 若不然, 貨物可

藉由小船沿著支流或淡水河上下, 在西南的河港或直接於河口的淡水港集散

(當時稱滬尾, 位於今新北市淡水區)。這是方便吞吐貨物, 也方便人來人往。

海洋不是阻隔而是寬廣的通路, 這點對海島的臺灣尤然。

而對於以海洋為通路的臺灣, 即使是到了十九世紀末的西岸平原,

南北陸路交通仍極為不便, 多要靠成本頗高昂的人力擔挑來運輸。

十九世紀上半已經有所開發且內部水運方便的臺北盆地,

在區域內及對外海運交通上, 相較於臺南又佔了這一點優勢。

1842年開放五口通商後, 往來於大陸的通商口岸行經臺灣海峽的西洋貨船, 就有私自到臺灣

各港口來直接從事交易的記錄; 這到1850年代更趨密集。在臺灣的官府要不就無力阻止,

甚或就有跟英國和美國, 以交換條件(藉其船隻協助打擊海盜等條件)來個別協議允許貿易者。

地方官府的那種協議, 是不只打破了清廷規定臺灣只限於對福建三個對渡口岸來互通有無

(一開始僅廈門跟臺南的安平港對渡, 十八世紀末期增加泉州蚶江港以及福州五虎門港。

對福建輸出以米糖為大宗, 輸入則多為手工藝日用品), 那也是臺灣於荷鄭之後, 在有清一代

中斷了約一百五十年, 至少有地方官員對外允許的直接貿易的重新開始。

這段非正式通商期間, 外商已經有採購臺灣南部少見, 然而北部及中部可充分供應的樟腦。

[化學合成樟腦製程在廿世紀初才發明出來, 能夠量產之前, 只能靠樟樹煉製出來的天然樟腦。臺灣的樟腦出口量在十九末便佔世界首位, 而且是高單價的產品, 更也是十九世紀後期發明的賽璐珞及軍火所需的無煙火藥生產時的重要原料。]

而西洋船隻, 特別是軍艦, 因為已經進入以燃煤作動力的蒸氣船時代, 遠距航行更須要有地方

可作補給, 燃煤成為重要的戰略物資。距離臺北不遠的基隆港附近的豐富煤礦藏, 更受矚目,

也為北部的經濟添加重要性。

1860年之後, 因天津/北京條約, 將臺南府城的安平港(如上述, 出入已有不便) 以及北部的

淡水港, 來正式開放做為對外通商口岸。1863年有彈性解釋條約, 以安平跟淡水為「正口」,

另以「子口」的名義, 增添開放了兩處臺灣口岸, 各分別附屬於安平跟淡水。

這兩處子口(或稱「外口」): ---

其一是南部的高雄港(當時稱打狗港, 閩南語音Ta-kau, 1920年雅化寫成日文漢字近音的高雄);

另一是天然條件比高雄佳, 位在北部的基隆港(本稱雞籠, 1875依官話音字來雅寫成基隆),

這更讓臺灣北部地區的經濟, 有長足發展的機會。

而由於臺灣口岸正式開放所帶來的機會, 當時的北部地區增添了一項大宗產業 － 茶。

1860年代中期, 蘇格蘭商人John Dodd(有音譯為 陶德, 杜德 等)見到商機, 以外銷導向

為著眼, 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到氣候適宜種茶且運輸方便的臺北盆地周邊,「勸農分植,

而貸其費, 收成之時, 悉為採買, 運售海外」, 並且還從福建引進人員跟技術來設廠製茶,

開啟了北部大宗外銷的茶產業。

茶, 是讓當時北部地區的經濟更添重要的一項關鍵性產業。從上文已可見, 這雖然不能說

是讓當時南北經濟地位逆轉的唯一原因, 然而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在短短幾十年當中,

不只吸引了資金也吸引了更多人口來到北部。所以我在這裡多著墨一些。

野生茶葉不計, 臺灣茶葉的人工栽植, 雖然從嘉慶年間起, 已有福建先民陸續引進茶種到臺北周邊丘陵區跟中部鹿谷山區等地種植的記載, 並有從淡水銷售毛茶(粗製茶, 尚待加工精製)到福州的記錄, 但是數量不多。而能讓臺灣茶成為當時北部的重要產業, 是淡水正式開放成為對外口岸之後, 由上述的John Dodd開設於臺北的「寶順洋行」(John Dodd & Co.)來啟其端。他先在澳門等地試銷後, 1869年,「寶順洋行」打著 "Formosa Tea" 之名的第一批臺灣外銷茶, 共2,131擔(一擔約合60公斤), 裝於兩艘帆船, 由淡水出海航向美國, 數月後抵達紐約, 銷路極佳,「一泡而紅」。第二年出口銷美國數量暴增五倍達10,540擔, 售價也由每擔15美元倍增為30美元。

這為臺灣茶打開了海外市場。有其他外商以及本地跟閩粵商人見此, 也紛紛投入資金參與

這個行業。海外市場不限美國, 同時也有銷到歐洲跟東南亞; 有由淡水直接出口, 或透過廈門

跟福州轉口外銷。銷歐美多為烏龍茶, 銷東南亞則為經薰花的包種茶。 由於利潤頗為豐厚,

因而從種茶, 製茶跟銷售這整個的產業鏈, 蔚然興然。

為讓對於「利潤頗為豐厚」有個概念, 我在這裡提供個資料做為註腳, 使能對清末臺灣北部農民種茶的利潤窺其大概。據日本人於1896年(日本領臺後第二年)在臺北盆地南邊跟西北角兩處茶區, 對茶農所作的一份調查, 當時茶葉從耕作到製成毛茶的利潤, 兩處是各為50%跟44%, 而另在新竹的調查, 利潤更有達76%者。毋怪乎打開外銷市場後, 農民趨之若鶩, 紛紛投入茶葉種植, 茶區也不斷擴大。而該份在臺北地區的調查, 成本方面以雇工採茶工資最高, 占總成本約三成, 其次是資金借貸利息, 這就占了兩成(資金多有由下游的茶商來提供借貸), 耕作成本在12%到一成半, 製毛茶所需的薪炭跟工資在一成左右, 茶稅則在8-9%之間, 其餘則是器具保修跟搬運費。毛茶由茶販或茶商直接收購後, 絕多在今臺北市西南的大稻埕這個河港來精製跟包裝後出口。雖然當時的精製廠以及銷售這兩層面的利潤率資料闕如, 但以農民的收益如此之高(且其生產成本包括了會有給茶商提供的資金的利息), 以及廠商紛紛投入資金長期參與並多有致富來看, 下游產銷利潤應也相當豐厚。也有因這項產業, 大稻埕取代了較上游的艋舺而成為當時臺北最繁華的地區。

由於茶業不僅是資本密集也是人力密集的產業, 特別是須要大量人力在春夏秋三季來採茶以及後續精製時揀茶, 讓當時的北部充分就業, 也吸引更多本地跟閩粵先民, 尤其是做為產茶製茶重鎮的閩南安溪一帶的先民, 來到臺灣北部或墾地種茶或採茶或製茶, 且或季節性往返, 或就落地生根。這種情況在清廷總算於1875年正式取消渡臺禁限令且採取較積極的開山政策之後尤然。這種情況也持續到1895年之後, 只不過因為馬關條約, 則是有另一種限制了。

茶的出口總量雖不及砂糖, 但由於單價高, 因此出口總值高於砂糖(砂糖多由南部的安平跟高雄通關輸出)。依據當時海關資料, 在1868至1895年間, 茶、糖、樟腦這三樣產品的出口總值, 占臺灣出口總值約94%, 其中茶業就佔了約54%, 而糖則佔約36%, 也多由北部淡水關出口的樟腦則占約4%, 也就是說, 近六成出口值的貨品是由北部輸出。

在上述三項重要產品對外貿易上的這種比例, 反轉成北重南輕的情況, 至晚

在1878年就出現。這是就當時由海關記錄貿易額的數字, 可明顯見到

在經濟重要性上的南北易位。

而從官方視之, 茶葉的出口旺盛, 最大的利益來自稅收 － 對內釐金與對外關稅收入的增加。依連橫《臺灣通史》, 在1884 年至1895 年間, 臺灣的歲入, 茶釐的收入占了第五位, 僅次於關稅(這也包括茶的出口關稅)、鴉片釐金、商務局及煤務局的收入(再提醒一下, 煤是產於北部基隆一帶。南部無煤礦藏)。從海關記錄的關稅額方面來看, 臺灣開港後, 1863年關稅只有36,249 海關兩(或稱關平兩, 為93.5成色銀, 約38克); 十年之後的1873年增加至226,207 海關兩, 之後成長幅度更快, 1887年增加到872,100 海關兩。1863 -1887年那25年期間, 平均每年海關收入為331,205.6 海關兩。而1888到1985年這八年期間, 每年平均海關收入更上升到973,396 海關兩, 成長速度十分驚人。出口值占了當時臺灣出口總值約54%的茶葉, 對關稅收入的增加當然是居功厥偉。這也相對突顯南北在經濟上的輕重。

至此, 佔十九世紀後半的臺灣經濟重要地位的產業, 除了傳統大宗的米跟糖之外,

當時臺灣南部所無的兩項高經濟價值且是外銷導向的大宗農林產品 － 茶跟樟腦,

多是在北部生產跟加工集散, 由淡水港輸出。 另有上面提到過的,

在基隆附近, 有其重要地位的煤礦。

即使在十九世紀中期便可見的經濟發展背景, 而且從1840年開始就有來自海上的戰爭跟威脅, 卻也要1874年在恆春半島的牡丹社事件做為觸媒, 有從北方而來, 直接威脅到臺灣的戰事, 清廷方開始真正注意到臺灣的重要性, 特別是海防上的重要性。

經來臺處理該事件, 由參與洋務運動, 觀念較開放的沈葆楨奏准, 清廷方於隔年的1875年(距1895年僅20年了), 除了正式解除渡臺限禁令, 同時配合「開山撫番」政策來鼓勵移民用以實邊之外, 也在臺灣增設行政區, 將之前的一府四縣三廳的行政區建制, 在當年規劃宣布分為二府八縣五廳。

這也是自1684年清領到1875年共一百九十二年以來, 第一次增設一個府, 稱為臺北府。

當時臺北府的轄區, 大致是從現今的苗栗縣往北包括臺北,基隆, 並繞到東北角的宜蘭縣這一大片北部地區。這是從行政上對臺北的經濟跟軍事重要性的正視。

1879年臺北府正式開府, 府署設在臺北。而為防備所需的臺北城, 經研議規劃選址, 定址於現今臺北市西南, 緊鄰大稻埕跟艋舺這兩個當時最發達的河港商業區之間。經籌資包括地方仕紳捐輸, 臺北城在1882年開工, 於1884年底竣工。

臺北設府及築城, 本是清廷有因牡丹社事件, 為防備隔海的日本從北方而來的威脅所為。

不意新城即將正式落成, 戰爭卻來自另個方向, 而且來犯者顯然亦有見到臺灣北部的重要性,

要優先奪取, 而使其成為戰爭的第一線。

1883年中法安南戰爭開戰。1884年七月初在清廷跟法國談判陷入僵局之前, 法國已有意將臺灣「據地為質」, 用以脅迫清廷在法國所要求的巨額賠款上讓步。談判僵持的同段期間, 有法國戰艦進入基隆港強行要求提供煤跟必需品, 之後離去。這更暴露其意向。七月中旬, 清廷授劉銘傳以福建巡撫職, 來臺灣主持軍務。劉銘傳以南部由人在臺南府城的兵備道劉璈負責, 而由他自己在臺北府城負責北部防務。

八月, 戰爭從海上波及臺閩(臺灣當時稱這場有本土各地鄉勇得以加入保鄉衛土的戰爭為「西仔反」)。

1884年8月5日, 法艦砲轟基隆, 開始了中間雖有間歇但長達十一個月的「西仔反」戰爭。(當月下旬泊在福州港內的閩海艦隊遭法軍艦砲摧毀, 失去作戰能力。法艦從此在海上暢行, 得以無礙的繼續執行攻臺)。臺灣本島的陸上戰事, 都在北海岸的基隆跟淡水兩處進行。法軍在八月欲佔基隆受挫後, 十月捲土重來, 總算攻佔了基隆(後續仍有基隆周邊險要高地的陸戰攻防); 而同月緊接著在可順流而上進入臺北盆地, 做為臺北門戶的淡水一戰失利之後, 法軍轉而實施海上封鎖。雖然宣布全島封鎖, 但只能也多只在北部海面執行。次年三月法軍見攻臺不易, 分而佔領澎湖。1885年六月, 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簽定和約, 結束戰爭, 法軍撤出基隆跟澎湖。

同年, 1885年, 清廷即宣布臺灣建省, 以劉銘傳任第一任巡撫。1887年正式建省, 析臺南府轄區(以及十年前方設置的臺北府的一小部分轄區), 於中部再劃出一個府, 並計畫將臺灣省城置在該處。但是, 一直到1891年卸任的這段期間, 劉銘傳的巡撫衙門均設在臺北城內, 臺北成為最高行政中心。劉銘傳所規劃跟實施的新式建設, 因為首長就在此, 也絕多在以臺北為重心的北部。繼劉銘傳之後, 中間隔個在職僅五個月的沈應奎代理巡撫, 同年由邵友濂接任巡撫, 以經費不足, 不止宣布停止劉銘傳所規劃的絕多基礎建設, 也宣布停建中部的省城, 同時明定臺北為省會, 更進一步改變了臺灣自十七世紀以來南重北輕的狀態。而在甲午戰爭期間於1894年10月接任巡撫的唐景崧, 亦蕭規曹隨, 開府臺北。

十九世紀後半, 臺灣北部不只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已經超過臺灣南部, 而從劉銘傳於「西仔反」

戰爭前夕來臺的1884年起算至1895年, 歷時十一年, 臺灣的政治中心也已從臺南轉換到臺北。

在當時跟之後, 做為臺灣的政經中心城市,

臺北跟臺南易位, 態勢已定。

接著就是1895年的馬關條約, 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6月2日,「交割臺灣全權大臣」李經芳在基隆外海的日艦上,

與日本所派的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 簽署交接臺灣文據。

從北到南遭遇到奮力抵抗, 後仍餘波盪漾, 方能有效佔領接收臺灣的日本統治者, 除了不能不考慮到上面所提到的, 北部地區當時已有相較優越的經濟條件, 以及有隨其後而至已歷十一年的政治中心的基礎之外, 臺北距離日本本土較近(臺灣南北間的海路有三百多公里), 且基隆港條件較佳, 也該是其主要考量。在承繼這個已有基礎上的方便, 將首府跟重心繼續放在臺北也是順理成章。另, 且不論其動機也不細究和當時日本在其本土的投資是否有差別待遇, 在日領的五十年當中的經營跟各項建設雖然遍及全島, 但是做為首長的總督所在地的臺北, 所得當然最多, 那讓臺北發展更容易。在政經的相輔相成之下, 也有助於讓臺北成為文化中心。

1945年, 以及接著的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 亦接續將臺北定為首府。

狀況就如今可見。

至於在廿世紀九零年代因為威權解體, 還政於民, 以民為主, 臺灣開始有要求位在臺北的

中央政府在資源分配上須各區域平衡的這種呼聲不斷, 也可看到了一些成果(如增設直轄市)。

這則是進行中的狀態, 有待後續觀察, 也是另個題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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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書目, 論文及互為比對之網站：

--《雞籠山與淡水洋》－ 陳宗仁, 聯經出版社

--《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 － 戴寶村, 玉山社2011年版

--《海洋臺灣》－ 蔡石山(原著名: Maritime Taiwan), 黃中憲 譯, 聯經出版社

--《臺灣茶》 － 陳煥堂/林世煜, 貓頭鷹出版社2001

--《清代臺北城》 － 徐逸鴻, 貓頭鷹出版社2001

--《清末臺灣茶業的發展》

－ 張遵倩, 2010。

(這是我文中關稅和種茶成本相關數據的主要來源)

-- 茶輸出同業公會

--《清代臺灣的綠營》－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網路上可下載)

--《裨海紀遊》－ 郁永河 (網路上可下載)

--《臺灣大百科全書》相關條目

-- 維基百科相關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