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究竟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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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的危害性大家都答得差不多了,我偏个题,来说说关于鼠疫的一个人


国士无双

零、前言

鼠疫在历史上有着三次大爆发

第一次,起源于公元542年
爆发于查士丁尼大帝统治下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对,就是搞了《国法大全》的那位。
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
(引用部分来自百度,下同)

第二次,起源于中世纪,延绵数百年。也正是这一次的恐怖,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恐怖名头。
1348~1351年在欧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内即死,3年内丧生人数达6200万(有的说是3000万),欧洲人口减少近1/4,其中威尼斯减70%,英国减58%,法国减3/4。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
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

第三次,则来到了我们中国。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一、乱起

1910年,末代大清,
鼠疫从西伯利亚肆虐而至,很快蔓延到女真龙兴之地,日俄争霸之锋,中国东北。
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报告出现在满洲里
10月27日,哈尔滨被鼠疫攻克
10月30日,长春告急
11月02日,沈阳沦陷
11月15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数万中国人聚居的傅家甸因感染死亡人数过多被隔离

大清朝野震惊。
日俄均以防疫为由,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各国外交使团频频施加压力。
时任外务部右丞,年仅33岁,因为冷静果断处理1908年伊藤博文案而声名鹊起的政治新星施肇基挺身而出,请求担任防疫大臣。
施肇基先生是中国的外交先驱,中国历史上首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学生,先后获得本科、文学硕士以及PHD。作为一位外交家,防治鼠疫只是他的一次友情客串而已。除了之前提到的伊藤博文案,之后他三度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大清一次,民国二次,其中1935年升级为大使后成为中国首位驻美大使),一次担任驻英公使(民国),二战后担任中国联合国代表团高级顾问。
而对于中国教育洗礼的同学们来说,他代表参加的最出名的一次会议,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参加者除了时任驻英公使的他之外,还有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比公使魏宸组,以及,另一位广为人知的杰出外交官,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

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年少得志的施肇基。
施肇基在当上了防疫大臣后,遍邀名医去东北主持防疫工作。
但是均遭到了婉拒。
行医而已,谁也不希望把自己搭进去。
直到他找到了那个比他还年轻2岁的医生。
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年仅31岁的他带着自己的助手兼学生林家瑞以及简单的医学仪器,
两个人迎着汹涌的逃难人潮,向东北出发。
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到达哈尔滨,一座已经被鼠疫统治的死城。

鼠疫可以肆虐多久?
第一次爆发是2个世纪
第二次爆发是4个世纪
而这一次在哈尔滨,这位医生到来之后,仅用67天,就将鼠疫扼杀。
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
国士无双,伍连德。


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史记·淮阴侯列传》


二、缘生

施肇基作为中国近代史首批学霸,手握康奈尔三个学位外加首位康奈尔中国毕业生的名头,自然可以藐视众生的。
但是正所谓人间自有妖孽在,学霸之外有学神。
第一个进入剑桥的华人,24岁就拿到剑桥大学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的伍连德呵呵一笑。
很遗憾,严格来说,他不是中国人,只是华人。
伍连德,字星联 ,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当时为英属),祖籍广东新宁。
1896年,17岁的伍连德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
1903年,7年时间拿下5个学位,师从诺贝尔奖得主Elie Metchnikoff教授与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教授。
1905年,伍连德与施肇基相识。谁都没想到,5年后他们会再一次站在一起。
1907年,28岁的伍连德受袁世凯邀请,归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将和大多数首批留学生一样,
在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巨变中,如无根之萍,随波沉浮,
最终化成一声悲叹,飘散在图书馆厚厚的典籍杂文中。
但是,1910年底,在离1911年10月10日,20世纪中国历史剧变的开始仅仅不到一年,
他出现在了哈尔滨。
这一刻,命运选择了他,
或者说,他选择了命运。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公孙丑上》


三、狂澜

2003年,非典爆发。
历时四个月,内地13亿人口中,共确诊5327例,死亡349人。
帝都全城恐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口罩、白醋、板蓝根飙至天价,千金难求。
军队出动,仅仅数日,小汤山医院拔地而起,京城各大医院专家入驻。
全国各地组织顶尖医疗团队赴京增援。
全球实验室马力全开,以求找出病源。
举国之力,抗击非典

1910年,东北鼠疫。
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余人,感染者不计其数,仅傅家甸死亡就超过总人数1/4。
东北地区甚至没有像样的西医医院,医生数量将将达到两位数。
横尸遍野,疫水横行。
口罩手套很少人使用,对于文盲率接近100%的中国人来说,“传染”“隔离”实在是很难理解。
千里之外,英国一个叫弗莱明的年轻医生刚刚取得了自己的外科资格证书,并决定留在母校跟随老师,从事痤疮和梅毒的免疫研究。
直到19年后,他才在因缘际会之下,发现了抗生素。
当时的东北,药品储备基本是个笑话。
而伍连德手上,只有自己的学生,和之前在东北的两位连“接触患者时自我保护”都不知道的医生。
时值年末,除夕很快到来,大批闯关东的汉子们要带着他们一年的收成,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带着他们身上的鼠疫杆菌和因为鼠疫死亡的亲人的尸体,回到关内。
全国大爆发近在眼前。

伍连德到达后立刻用英文电报向施肇基报告了现状:
(1)医无素养之困难;
(2)药品无储备之困难;
(3)财政应付不及之困难;
(4)病院隔离筹备不及之困难;
(5)断绝交通之困难;
(6)焚毁尸体、物品隔离之困难。

无人、无药、无钱、无地、无权、无力。

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孙子兵法》


对面是肆虐人间上千年的妖魔,
这边,只有一己之力。

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亮剑》


浮云生死,此身何惧!
战斗,开始了。


四、谋定

北里柴三郎,日本细菌学家。
履历无比炫目:师从发现了结核杆菌的德国科赫教授,世界首位分离出破伤风杆菌(1889),将免血清免疫的方法应用于白喉和破伤风的治疗,开启了血清学领域。回国后自建细菌研究所,指导志贺发现了志贺杆菌(1898),后在如今日本的首相摇篮,庆应义塾,创办了医学部。自己也加授男爵。
而在他履历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于1894年,第三次鼠疫爆发之后,分离出了鼠疫的致病原——鼠疫杆菌。

在当时的医学界,在对鼠疫杆菌进行了初步研究后,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们普遍认知是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而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
因此,对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灭鼠!

伍连德到了哈尔滨,很快发现了问题。
哈尔滨的冬天动辄零下数十度,老鼠怎么会大规模活动?
就算天地有异变老鼠乱跑,跑一次也应消停了,怎么疫情还在不断加重?

他仔细调查了爆发最严重的傅家甸,发现发生在这一区域瘟疫之疫源,来自满洲里的一个俄国人和当地人捉土拨鼠的窝棚。
土拨鼠,亦称旱獭,属啮齿类,主要生存在蒙古、俄国贝加尔湖和中国东北地区,是一种穴居于干燥寒冷地带的小动物。要注意的是,学名是旱獭,和老鼠并不是同一个物种。


当时的东北,尽管俄军新败于日本,仍有大量俄国人在此。俄国人钟爱紫貂皮毛制作的各类服饰用于御寒。可人多貂少,一皮难求。而中国自古以来悠久的山寨传统,自然有许多精明之士想到了皮毛肤色相近的土拨鼠来代替紫貂。到了1910年,市场上的假紫貂皮已经到达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50万件。
伍连德立刻让助手想办法找来土拨鼠进行研究。

12月27日,一位旅店的店主患鼠疫而死。
伍连德赶到后,立刻问小厮:之前是否有皮毛商人入住?
小厮说:有,一周前刚走。

传染链渐渐浮出了水面,接下来只需要在死者和土拨鼠体内找到鼠疫杆菌,就能明确病魔所在!
但是当时清政府禁止尸体解剖,同行的两位医生极力劝阻,伍连德不为所动,毅然不顾风险,和助手二人就地解剖尸体,获取了重要的脏器和血液标本。
回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很快在器官,尤其是心、肺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
经过培养,三天后出现了大量鼠疫菌团。
而与此同时,在土拨鼠体内,也发现了大量鼠疫杆菌团!

伍连德确定这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唾液的传染,而并非鼠传染给人。
立刻给施肇基发电报,要求想办法让政府予以配合进行隔离。
在他的心中,征服鼠疫,指日可待。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


五、惊变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尤其是傅家甸所有的公共设施,旅馆、饭店、商店,均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对有可能接触病人者,必须呆在家里自行隔离。
然而很遗憾,当时在东北的话事人,并不是中国人。
而是把东北当成了殖民地的各国友人们,尤其是日本及俄国。
想要控制疫情,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伍连德首先拜访了俄国时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俄国当时已经派了医学专家依沙恩斯基过来。所以拜访时,二人并不相信一个来自中国的医生会有什么样正确的看法。
但是伍连德张口就是流利的英语,让二人震惊不已,收起了藐视之心。伍连德告诉他们,他已经通过尸体解剖、样品观察以及细菌培养,得出了此地流行鼠疫的结论,并阐述了该病菌是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播方式。霍尔瓦特出于保护俄侨的考虑,很快就将1300节火车车皮(内置取暖火炉)批给了伍连德医生,使医生有了一个较宽裕的临时疫病隔离所。伍连德说服那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并陆续将他们安置到这里。病人则送到防疫医院。相关家属和一般接触则在家里自行监测。

接下来是日本。哈尔滨瘟疫刚刚爆发之际,日本同样也派了一名医生来调查。这位医生,恰好就是北里柴三郎教授的学生。同样,出身名门大派的他看不起来自中国的赤脚医生们。
直到伍连德的助手林瑞生告诉他,伍连德医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
但是,他仍然坚持着师门的“鼠疫源于鼠传染人”的思想,在之前已经解剖了数百只老鼠,并请伍连德观看他解剖老鼠的样本,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因此,哈尔滨流行的并不是鼠疫。
对方毕竟是鼠疫杆菌鼻祖的得意门生,伍连德深感难以说服对方,只得做罢。

1911年1月2日,政府第一批增援赶到。
仅有一人。
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时年45岁,比伍连德大13岁。
与日本人一样,傲慢的法国人并不相信伍连德的“人人传染”的说法,坚定地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在谈话中,他控制不住自己,面对伍连德挥舞双手,瞪大眼睛喊叫:“你这个中国佬竟敢蔑视我,目无你的尊长。”甚至还要与伍连德抢夺防疫控制权。

无人信,无人服,隔离工作举步维艰,鼠疫发病和死亡人数每日飙涨,人人自危,户户惊恐。
伍连德陷入了绝境,向施肇基求救。
施肇基上报清廷。然而,在那个西方医学远盛于东方的年代,无数西方专家的反对下,一个仅仅初出茅庐的伍连德的说法,又如何能够让清廷大人们相信呢?

历史在此时展现出了它黑色幽默的一面。
当时已经有很多人逃回了关内,鼠疫的恐慌开始在全国弥漫。
东三省与北京近在咫尺,清廷也开始了恐慌,担心有朝一日,这个恶魔狞笑着扑向紫禁城。
而伍连德所提出的隔离患者,全城戒严的方法让清廷大喜过望,
对施肇基的奏章,毫不犹豫地批准,直接任命任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并且免去梅斯尼职务。

但是仅仅有朝廷的支持是不够的。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想要真正掌握话语权,还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而历史再一次垂青了伍连德,用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他扫清了所有障碍。
这个悲剧人物,就是梅斯尼。
被清廷停止职务后,不甘束手的梅斯尼去了俄方医院,现场查看病人。为防止感染鼠疫,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胶皮手套来隔绝一切可能的与老鼠接触的部位。
但是很遗憾,他仍然没有相信,那个比他小13岁的年轻中国医官所说的,鼠疫会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染。
所以,他没有戴口罩。

1月5日,梅斯尼被停职后立刻去看病人,之后从医院回到住处,一切正常。
1月8日,梅斯尼开始出现低热,头痛,发烧。夜里烦躁不安。
1月9日,凌晨开始出现咳嗽伴有咳痰。立刻被送至俄方医院抢救。
1月10日,注射免疫血清,连续治疗24小时后病情仍在加重,开始大量咯血,很快失去意识。血中检测出鼠疫杆菌。
1月11日,梅斯尼死于鼠疫。距离他来到哈尔滨,仅仅9天。

梅斯尼之死震惊了所有在哈尔滨的各国使馆,以及当地政府。
如果连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都不能幸免,那么没有人是安全的。
在死亡的恐慌下,关内来的医生们得到了无比的优待,政府高官们甚至腾出自己的官邸,请他们和自己同吃同住。
而伍连德,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信任。

尽管在大人们的眼中,这些关外匪民的生死远不及自己身家性命紧要。
但无论如何,在清廷、当地政府和霍尔瓦特的强力支持下,防疫控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留侯论》


六、烟横


为了控制疫情,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域,隔离监控。
开始训练大量医务人员取代警察进行疫情监测。
同时,调动了数百名军队及警察封锁隔离区,尤其严禁毛皮商人进入。
最重要的是,有了人事大权之后,果断撤职了一些无能的医官和隔离区官员。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杀伐决断之下,渐渐稳住了人心。
但是面对鼠疫,仅仅有雷霆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千金妙方。

尽管已经隔离,但是城中死尸无数,卫生状况极差,处处危险,步步惊心。

伍连德在梅斯尼的死上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开始设计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
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
这种口罩,后世被称作“伍氏口罩”
(图片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副研究员马学博)

学过生物的同学都知道,
传染的三大要素是: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没什么好说的,只要不是外星人,都是鼠疫的易感人群。
口罩解决了传播途径问题,那么最后,就到了解决传染源的时候了。
其时土拨鼠已不多,真正威胁最大的传染源,是那些死尸。
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且冬天木材紧缺,大量死者无法下葬,随意抛在街道中。
伍连德当机立断,上书请求准许火葬。


1985年2月8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国土葬改革拉开大幕。
其时中国刚刚经过建国后近三十年动乱,尤其是十年浩劫已将旧社会的礼义廉耻冲击地七零八落。
就在这种情况下,火葬推进的过程中,仍然产生了无数阻力,在基层,火葬和计生成为了官民对抗的焦点,全国各地每天都爆发着流血事件,延绵十余年。

而在1911年的清朝,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更是最根本的伦常道德。
伍连德的提议掀起了轩然大波。
幸运的是,他的身后,始终站着那位比他大两岁的友人,施肇基。
靠着自己精纯的政治手段和圆滑的外交技巧,加上鼠疫巨大的恐慌,施肇基成功说服了清廷,同意将弃尸予以火葬。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

1911年1月31日,大年初一。破旧岁,迎禧福。
傅家甸却全无过节氛围。
24000名中国人里,已经有超过1/4死于鼠疫。
两千多具疫尸曝于荒野。
防疫人员将尸体堆成22堆,每堆100具。
伍连德要求文武官员全数到场,同时还有大量百姓围观。
倒上煤油,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集体火化。

同时,大量发放传单,鼓励百姓在新年里多放鞭炮。
不仅仅在心理上让百姓们有了消灾辟邪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利用鞭炮散发出的硫磺味道灭菌,有良好的消毒效果。尤其是在全城燃放鞭炮,对弥漫在空中的病菌是一次极好的驱赶和灭杀。

2月6日,俄医务总监马里诺夫斯基医生扺哈,经过认真考察,他立即在俄侨聚居地效仿伍连德的做法,开始焚烧病尸。俄国人共焚烧了1416具疫尸,其中1002具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后,再进行焚烧。
同时,也对疫情严重地区患者接触过的家具、生活用品等一并焚烧。
(图片来自《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1932年出版于上海)

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七、辟易

焚烧过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也越来越少。
1911年3月1日,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67天。
深夜,所有防疫人员聚集在总部内,就像《环太平洋》的基地一样,仰头观看时钟。
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24小时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
之后数日,均无感染及死亡。

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并亲率防疫人员走进居民区看望市民。
百姓走上街头欢庆,喜极而泣。
劫后余生,恍若隔世。

此次东北的鼠疫流行,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其中傅家甸为7200余人。
在此次防疫行动中,参与工作人员2943名,297人殉职,其中包括梅斯尼医生。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鼠疫,用自己的生命为后来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研究资料。
让我们对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图片来自《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1932年出版于上海)

鼠疫结束了,但是伍连德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根据在这次鼠疫中得出的成果,他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
从这项理论开始,鼠疫在后世的研究中逐渐分成了腺鼠疫(鼠传染人),肺鼠疫(人人之间可传染),败血症鼠疫等等。

1911年4月3日,他邀请11国专家,于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年仅32岁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而担任副主席的,正是鼠疫鼻祖,北里柴三郎。
会议上,伍连德主持,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

(图片来自《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1932年出版于上海)


(大会会议录,图片来自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程光胜)


1913年,他整理的相关文章发布在了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Lancet》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






1926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26,肺鼠疫论述)。这部480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威德遐被,四方宾服” “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成祖本纪》

八、百战

1918年,乱世开端。
刚刚当上山西王不久的阎锡山,之前在段祺瑞和孙中山护法军的战争中站在了段祺瑞一方,最终导致手下精锐第一混成旅全军覆没。只得老老实实在山西休养生息。
然而,命运却没有给他修养的机会。
1918年1月1日,北洋政府接到急电,山西鼠疫爆发。
但是好在,命运给他关上了门的同时,还给他开了一扇窗。
这扇窗的名字,叫做伍连德。

北洋政府委派伍连德全权负责。
在伍连德的指导下,
1月5日,山西军政当局下令“遮断交通,严密检查,则南下行旅不可复返”。
之后,阎锡山调动所有部队,围绕疫情最严重的临县组织起三条防线。
时近年末,无数商旅企盼归家。
但是在军队的强力弹压下,疫情没有过度蔓延。
虽然蔓延28县,导致2667人死亡(多为疫情中心的临县及兴县),
但是,疫情在蔓延74天后,即被扑灭。

1920年10月,东北鼠疫再起,仍然是从满洲里传至哈尔滨。
驻守东北多年的伍连德早有准备,尽管在乱世,手中无权无钱无人,仍然成功将死亡人数控制在5000人以内。

1911年万国大会后,他被皇帝亲自加封医学进士。
国际医学联盟授予“鼠疫斗士”称号。
晚年梁启超评:“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梁启超手书



鼠疫的战争结束了。
但是仍然有许多战场等着他去开拓。

他先后两次杜绝了哈尔滨霍乱的大流行,杜绝了上海爆发的中国最大的霍乱的流行。
他负责成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

他一生致力于禁毒事业,无奈在那个鸦片泛滥,甚至民间流传着鸦片能预防鼠疫的年代,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专注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亲手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即今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作为中方代表,陪同并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人员,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
伍连德博士与洛克菲勒基金会Welch 医生和 Victor G. Heiser 博士在PUMC。(礼露 供图)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军行》


九、衣锦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在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他在上海的寓所,妻子黄淑琼去世。
他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故乡,马来西亚的槟城。成为了一位普通的医生。
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他为之付出了青春与热血的东北。

1959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他的英文自传:《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
尽管今日,很多人认为他只是华侨,
但是在他心中,自己就是一位中国人。

而写作这部传记的提议,来自一个更加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伍连德的剑桥师弟,李约瑟。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后来,这个问题在当代的中国大学考场上折磨过无数大学生: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没有人能够回答。
但是,曾经有一个人,用他伟大的努力,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在科学领域做到世界顶尖。
只是当时,这个人已经无法再回答了。
1960年1月21日,槟榔屿邹新庆律卅九号,一位伟大而平凡的医生因心脏病逝世。
1月27日,《泰晤士报》写道:伍连德是“流行病的英勇斗士”,“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The Old China, to which the author had devoted the best part of his life, from the later days of the Manchu Dynasty throug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is still fresh in the minds of many, 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ascendency of the new Chines People’s Government may result in the continued happiness and prospersity of that great country, which in the course of its 4000-5000 years of history has seen so many triumphs and vicissitudes before achieving its present status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Wu Lien-Teh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伍连德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
——《贺新郎》


十、沧桑


诺贝尔奖规定,获得提名但未获奖的科学家只有在颁奖50年后才能解密。
在2007年,诺贝尔官方公布了1901-1951年的所有获得提名的科学家。
在生理和医学奖中,50年来,只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他获得提名的理由是“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
193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提名:伍连德。

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
后经多次修订,覆盖了所有常见传染病。
无数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如艾滋、甲流、非典、梅毒、血吸虫病、炭疽、结核、伤寒、猩红热、狂犬病、乙肝、疟疾等等,都排在了乙类传染病。
危害最大的甲类,始终只有两种,
鼠疫,霍乱。
鼠疫,又名:一号病。

在21世纪初的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里,
我坐在图书馆民国史书架旁,看着军阀们在纸卷油墨中纵横驰骋。
直到,翻到了一本《国士无双伍连德》。
“这货是谁?国士无双?打仗像韩信一样厉害?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自言自语,打开了这本书,走进了百年前一位前辈的世界。

民国,不仅仅有北洋军阀,文学大师
也有着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然而今日,我们熟知鲁迅巴胡适的轶事,了解中正百川的趣闻,
却没有人曾经记住那位拯救了无数人民的医生。

杀戮者长享纪念,作文者永垂不朽。
救人者,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临江仙-渔樵问答》

完。


参考文献
1、《国士无双伍连德》王哲著,2007年出版
2、《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等译,2011年出版
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发表最高国际顶级期刊的人是谁?》科学网秦逸人博客
4、《铭记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科学网秦逸人博客
5、《伍连德医生——纪念伍连德医生扑灭东北鼠疫100周年》阿成,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7日12版
6、《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曹树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7、《伍连德博士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礼露,中新网2007年10月14日

谨以此文致敬伍连德先生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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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专业人士,只不过几天前恰好看完《鼠疫围城》,今天又恰好在知乎看到这个问题,所以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献上我的知乎处女首答来混混眼熟,内容就当作对众多回答的补充吧。

1940年至1945年在宁波、衢县、金华和常德等地曾爆发大规模鼠疫。在民国政府档案中常德城有姓有名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为36人,然而在经过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30多年的统计常德鸡鹅巷作为第一传染圈死亡人数达294,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南坪岗乡死亡38人;芦山乡死亡218人;德山乡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石公桥镇属于第二个传染圈死亡了1017人。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染源,向它周边的乡镇扩散:镇德桥镇(死亡329)、白鹤山乡(死亡31)、大龙站乡(死亡30人)、双桥坪乡(152)、周家店镇(死亡1537)、中河口镇(死亡21)、蒿子港镇(死亡20)、韩公渡镇(死亡347等全部染疫。于是以这些第三阶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阶梯传染,如韩公渡镇,从周家店染疫后,从这里又传到牛鼻滩(死亡31)、)贺家山(死亡1),洲口镇(死亡139),洲口镇又成为第四阶梯的传染源,再传到文尉乡(死亡30)、鸭子港乡(死亡78)。而为这些鼠疫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互为疫源,随着人、物的流动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传染。

常德鼠疫扩散图

然而每一位中国人都需要知道的是这场鼠疫并非来自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惩罚,它是来自于死亡工厂的人工制造,是阴谋的投放,是滥杀无辜的战争谋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清晨,日军驾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细菌

『大雾天一大早,一架飞机独自飞临常德,它飞得很低,低到离地面只有20多米,它从西边进入城市,沿着繁华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庙街,然后又折回,在中心区低空盘旋了三周,扔下些什么东西,就飞走了。』

『“当时是秋天,阴历九月十六日,日照时间短,六点半钟后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后才被清道夫随同垃圾扫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遗留最多,时间最长,清道夫摇铃铛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围着这些东西看,猜测日机扔下的是什么东西,议论纷纷”。张礼忠老人说。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

『“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1972年谭学华在劳改农场写道。
当时的送检物里,并没有跳蚤。为了排除敌人“使用精神恐怖战术”谭学华决定进行细菌培养。
“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1972年回忆。』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挥部出面召开警察局、卫生院、县政府等人员的座谈会上,谭学华提出此次空投极为可疑,鉴于曾经有日军在浙江金华、衢县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发的消息,提出四点建议:1、由警察所负责组织居民收集、打扫空投物并用火焚之;2、在报刊上宣传鼠疫症状及防御方法,并开展灭鼠;3、立即打电话给湖南卫生处,要其派鼠疫专家来;4、找一合适房子做防疫医院,一旦流行,可作为隔离处。
谭医生的建议在事后只得到了部份落实。省里迟迟没有回电,到了8号再报,则只要求“切实查明据报”,没有派专员来。实际上省里将消息报往国民政府,但得到的回电是:“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防疫医院由常德卫生院落实,但因为“该院院长怕负责任,未能及时做到”。谭学华说。』

随后常德城里出现了第一例被确诊为鼠疫的患者。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

『次日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为了确定死因,医生在对蔡桃儿父母反复劝说后对蔡桃儿进行了解剖,被诊断为鼠疫。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纪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号发高烧,13号死亡。此时,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安会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蔡桃儿家住在鸡鹅巷,鸡鹅巷作为第一传染圈死亡人数达294人。

『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21岁,产后九个月零十天,11月8日9时许,为了增强乳汁,要丈夫去鸡鹅巷买了一碗饺子面来,张吃后几个时辰,突感不适,高烧,抽筋。全家看到张氏突发疾病,惊吓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虽为名医,事发突然,对此病既无认识,也无主张,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张礼忠说。
程家是中医世家,父亲程星吾和儿子程志安都坐诊行医,在常德城里很有名望。但他们面对媳妇奇怪的病也毫无办法。张氏娘家来人,看到女儿“面色乌黑,口挂血泡”认定是被程家下药毒死,告官不说,还要将9个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闹到常德专员欧冠那里,后法医和广德医院医生共同鉴定,张氏死于鼠疫。但是程张家两家从此绝交,几十年再没说过一句话。张氏留下的女儿程启秀直到1996年才见到自己的姨妈张桂丽,解放前夕,张家人去了台湾,“母亲死后54年,我才又见到了母亲娘家人”,两家人因为亲人突然离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消解。』

『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里老鼠多,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随后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

陈文贵出于严谨检查了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但是却由于距离投放日已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这份“严谨的报告”使得当时英国最权威的波顿研究所,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1941年1月中旬,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不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919年他就到来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中国东北正爆发鼠疫。在哈尔滨,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国际联盟出版的伍连德《肺鼠疫疗法》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内容都是伯力士撰写的。东北鼠疫之后,他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建立联系,成为国联的中国鼠疫专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合影(红圈为伯力士)

『1月,他解剖了24只老鼠,发现其中有5只染疫,染疫率达20.03%,2月解剖168只,染疫鼠32只,染疫率19.04%。
“当这些老鼠17%携带感染了鼠疫菌时,一场流行病马上就要蓄势待发了。”
尽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经超过了界线,但是一切静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余绪,整个一月、二月都在平静中渡过。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发现疫鼠181只,染疫率达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达到了159只,染疫率达到了44.29%!』

『常德城内3月20日出现第一个生病者,向玉新,男,50岁,住在华严庵,是一个商人,24日死亡,败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连续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发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败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个叫陈刘云的住在法院西街34号的33岁主妇发病,4月9日住院治疗,11号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烈性鼠疫的传染——肺鼠疫。
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整条街都用滴滴涕来灭鼠消毒,34号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留观。这天下午6时,常德防疫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主席报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号发现最危险之肺鼠疫,此项疫患可由病者说话与呼吸及飞沫传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换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无幸免。幸检疫得力、发觉尚早,否则由一人可传至千万人而无止境……”』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开水烫死再用火烧灭;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以筹建鼠疫公墓。』

『参加防疫的刘厚坤医师回忆说,“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时即死的”。』

『伯力士在防疫计划中提以下对策:一,群众卫生宣传,但考虑到大多数贫民不识字和为生计忙碌,他认为只进行报纸宣传、集会宣传是不够的,要进行逐户的讲解宣传;二,预防接种。这一项在常德也极难推进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没有过打针,很惧怕,民间遥传打针会导致妇女流产和孩子死亡,伯力士为了减轻群众的抵触,特意放宽见了至2岁以下儿童、孕妇和结核病、心脏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尽管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常德城的6个城门,水陆码头站点进行预防接种,但到了5月鼠疫爆发最炽烈时,接种也只达到28.6%,于是8月只得改为逐户接种。』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

『然而隔离院的真实情景恐怕只有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才能描绘,但从里面出来的人少之又少。国民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岁的杨志惠(当时名为杨珍珠,文革时改为杨志惠)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留下了口述。
杨志惠和13岁弟弟杨彼德及母亲住在广德医院的对面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为信基督教,父母给两个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两年前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后,一家人靠母亲在家门口的街上摆个香烟杂货摊活命,是常德最贫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砣,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绷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离医院去治疗。”
杨志惠进去的时候,隔离医院里大约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鬼火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来的隔离所极其简陋,室内地面上铺着稻草作病床,一间房里容纳几十名病人。
“进隔离医院头天,我的神智还有点清醒。环顾四周,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有7~8岁的小孩,也有40~50岁、甚至60~70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声,担架越来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担架到了眼前,顿时吓得我脸发白,心乱跳。原来,竹床担架上的死者烧成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哭泣起来。听人群说,这些烧成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的,然后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过去了。”
杨志惠的母亲不断去找同是教会教友的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求他救救她的两个孩子,谭学华将姐弟俩从隔离所转到了广德医院。在广德医院,姐弟俩都被安排在隔离的小房间里,不与外面接触,两人不停地高烧抽筋昏迷,每当抽筋时,母亲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里,防止咬断舌头。后来,杨志惠的腹股沟长出巨大的黑色肿块,“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烂性淋巴腺肿大,给我和弟弟(弟弟长在耳朵后面)做了手术,病情才好转”。经过6个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俩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伯力士、陈文贵等医学专家们或许无法理解,他们在常德解剖尸体的行为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怎样的恐慌。
恐慌的更大来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的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张礼忠老人手绘的焚尸炉

『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
参加细菌战调查后,张礼忠访问了亲眼看见烧尸的满大启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那一年,他读中学,和负责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务排文班长相熟,就要求他带他去看烧尸体。
“走到火葬场时已摆了七具死尸,每具死尸用旧棉絮或被单从到脚严实地裹着,分不清男女,从长短看是五具成人,两具小孩,这是隔离医院送来的。文班长下令士兵开始工作,将死尸装入炉中,尸体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燃火,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喷出,烟囱不高,一阵旋风吹下来,使我闻到像烧焦的猪头的气味”。
文班长告诉满大启,现在烧的是第168具,以后只要见到文班长,他都要问烧了多少人,到焚尸炉停止工作时,文班长告诉他共烧了309具。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但常德各城门都设有岗位,整个城都被围起来,尽管这样,还是阻止不了人们逃离的脚步。
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哭声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2年4月的大流行。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奶奶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奶奶顿时不敢响了。
“奶奶、父母亲、我和大哥五人守护着四弟、五弟,我们悲痛欲绝地眼睁睁地看着四弟、五弟双目紧闭,全身手脚抽搐不止,最后悲惨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泪,小声痛哭!奶奶母亲叫着两人的名字轻轻摇着他俩的身体,‘醒来呀,昨天还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宝贝,好孙儿’。奶奶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声,嘴角都咬出了血,当年秋天奶奶便因伤心过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61岁。”
当时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属必须在隔离医院内设的留验所留验,留验时间得满7天。但留验所设备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险成倍增加,因此没有人愿意送亲人去隔离医院,更没有人敢于接受留验,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全家协助患者逃离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时,张礼忠的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已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挑着出城躲警报而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再也找不到了。
当年在常德市东门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内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从江西老家前来奔丧的伯伯、叔叔,但这6个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门的死亡名单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后不敢送医院,死亡之后通过家里的后门,每次2块银元租个小渔船运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们想尽办法把死去的人藏起来,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岁的老汉死后,家人实在运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后的菜园里,一切处理好后,家人才敢放声大哭。』

『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后来也承认:尽管火葬是阻断鼠疫传染的最好办法,但常德在实行火葬时“布置未周”。火葬炉有时候是几具尸体一起烧,或者用同一炉再烧死亡的老鼠,如此对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属之怨恨及一般民众之反感”。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谣言四起。
“当地民众反视卫生防疫人员为寇仇,竟有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者。同时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卫生人员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因外籍医师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东门的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李宏华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6日的那个早晨。他帮助爷爷李佑生赶着一群猪从家里出发,前往常德。
李宏华今年86岁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闭上眼睛便历历在目: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走,20多头猪们走得很慢,还容易走散。从马鬃岭莫林乡到盘塘再到石板滩再到常德城有45华里,爷爷常走这条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卖,乡里没有的盐、煤油也要从城里挑回来。这一次他赶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闲,贩了一些生猪,赶到城里交易。
走过旱路到水码头的时候,爷爷让李宏华回去,猪上了船后,就一路到常德了,不会再走散了。
爷爷是第二天半夜里回来的,早晨李宏华再见爷爷时,发现他有点没精打采,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劳动时也没精神。:“下午爷爷一头栽在床上,动不了了,高烧。爷爷当时50岁不到,正壮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家人慌了神。奶奶为他烧纸钱,撒鬼饭,一点也不见效”。5月9号见弟弟的病愈发沉重,爷爷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责怪侄儿不带父亲去看病,侄儿说自己也全身无力难受。李耀金见此二话不说,背上弟弟,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漆河镇去看郎中抓药。又翻山越岭地背回来。但回来之后不但没效,还更严重。
“样子非常吓人,剧烈咳嗽,口吐血泡沬,爷爷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跪在身边,给他擦血沬。10号上午9点左右,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咽气了。全身紫一块黑一块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帮着张罗丧事,办棺木、穿寿衣,请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坟前,主丧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连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丧的人刚抬出一个死的,回来又抬着一个半死的,他的样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5月13日发病,15日就暴死。
爷爷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见了什么?
李家请来的做道场的道士,说是妖邪太重了,加紧做坛念经。后来从奶奶、常德和爷爷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华慢慢凑起爷爷在常德这一段的经历:分手之后,爷爷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把猪交了,这是爷爷经常赶猪来交货的熟人,当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饭,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当时的常德城6扇城门都有军警把守,需要注射证才能出入,没有证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说他害怕打针,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注射证。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强壮,没事。他不知道此时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炽烈之时,肺鼠疫暴发已经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转了一天,想买些货物带回来。“下午就感觉到身体不适,想出城门回家,但看到军警持枪把守,就回来绕着城墙走了一段,买了一根绳子,找到一个城墙缺口处,乘着夜色翻墙出城,沿河急走,连夜赶到家中。”
“奶奶起床给爷爷煎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碗棉油饭,爷爷扒了几口饭,觉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给他倒一杯米酒来喝,便脚都懒得洗就上床睡觉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当常德军政联合严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墙范围之内,不想这样一个农民的行动,把肺鼠疫带到了平静安宁的乡里。』

『背李佑生去诊病,又帮着穿衣办丧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于15日死亡;与李佑生第一个接触,并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华的奶奶,陈梅姑,19号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们都是侍奉丈夫、父亲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们都为病人擦拭过咳出来的血痰,怎么可以逃过肺鼠疫的传染?21号这天最惨,死了5个人,上午9、10点钟是李宏华爷爷的第三个儿子16岁的李惠陔,响午刚过是爷爷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李春香,她是听说父母病了赶回家看望的(18号得病,20号送回夫家第八保谢家湾,死在夫家)。下午6点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岁的姐姐李月英和74岁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续到30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李家的隔壁邻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儿、前来探视的亲戚,参加葬礼的亲朋。』

『从10号李佑生死到30号,李家本家、姻亲和邻居向国恒家一共死亡16人。这个名单记载于容启荣的报告书。但报告书里少了一个人,就是来自临澧县王化乡的道士。
这个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时,突然一阵风将祭坛上的灯齐刷刷地全部灭掉,道士被此情景吓呆,扔下祭坛逃走,回到家中,不几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认为遇到了魔力强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李宏华当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发病的还有九个人。鼠疫在这里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华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儿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岁。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讲述了她们十个人生里逃生的经过:“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天,灵柩也没有出,我已哭得再没有泪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陈海燕(于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这个“死人”作活人诊,请来了老中医杨春柏,他来我们家后,将冰糖、甘草、雄黄、石灰、山茶熬成药水,先给我灌了两碗。他见仍不见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这种药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苏醒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便可以坐起来吃饭了,此后,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陈海燕(他后我10天发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杨春柏用这种往鼻子里吹药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后来,我们都叫杨春柏为活神仙”。』

『李家经鼠疫沉重打击,从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没有子嗣,李宏华被过继了过去,叔叔李惠阶,当时没有结婚,在咽气前,把李宏华的弟弟李安谷过继给了他。“我们是一个农耕之家,母亲织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帮母亲踩纺车,一天下来母亲能纺2斤棉花。父亲种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后,我们穷到没饭吃,办丧事欠的帐只能卖地还,仍无法偿的,李家大屋被人围住,强行将大梁拆去抵债”,李宏华说。』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德山乡死亡419人。

『德山乡茶叶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亲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说城里发瘟,快点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家,当天晚上,就四肢无力,头痛发烧。因为家里正在收稻是农忙时节,母亲强打精神做了早饭,中午不到就手脚抽筋不省人事。“我妈就这样死去了。死得好惨,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脚痛苦地卷曲着。我婶娘(已故)给我妈穿衣时费了好大劲才穿好,放进棺材时,我叔父和请的丧夫使劲板压,才把我妈的手脚弄直。我妈死时才36岁。”
母亲葬了不到两小时,37岁的父亲也抽搐死亡。接下来是4岁的弟弟吉云和2岁的妹妹冬枝,最后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个5岁的妹妹桂枝。』

石公桥镇死亡了1017人。

『老人们的记忆里最早死亡的,是30岁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时间。因为是暴死,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杀,目标集中在哥哥身上,石东生结婚后没有和哥哥分家,平时两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渔行张春国的妻子又发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着石冬生的母亲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张春国家,他18岁的大儿子张伯君,还在读书,准备放寒假后结婚。从学校回家来,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为长子张伯君的死悲痛欲绝时,尸体还没有入殓理葬,张春国自己和女儿又同时染病,父女双双惨死。一时间张家全部死绝,尸体摆满厅堂,无人料理丧事。
张家人死绝之时,隔壁花纱行丁长发家也开始死人。丁家开始于女主人丁长发妻子鲁开英,之后,女儿丁月兰,祖母丁刘氏、管账先生魏乐远、丁长发本人、两个弟弟和弟媳,雇工鲁方新,贺第卿等人,一个接一个在一周内全部死亡。
石公桥丁家传出噩耗,丁家未过门的长媳李丽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是我的八字太恶,过门前就克死了婆婆吗?”
李丽枝没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后惨剧的见证者和控诉者。
李丽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学,得到家人惨死的消息,连夜跑到李丽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进门槛,李丽枝见到人世间罕见的悲惨一幕:“大厅里横躺着6具亲人的尸体,两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对这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看公公的遗体,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听人言,死者的眼睛睁着,只要一抹就闭上了。可谁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
周围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没有打预防针,很容易传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话,就是早早离开,留下丁家的一条根。
李丽枝说丁旭章平日里最为孝顺,听到这话,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离。“灵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结婚仪式,因为这天就是我俩的婚期,11月12日,农历9月24。”李丽枝说。
丁旭章自此以后成了一个一生都郁郁寡欢的人,有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对别人兄弟姐妹众多的羡慕,60年代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萧宋成不仅掩埋乡人的尸体,经他亲手掩埋的亲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后,半岁的小女儿还在哺乳中,母亲得病,孩子吃了母亲的奶,结果母女两人双双死去。萧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来周士乡捕鱼仅8个月,萧宋成借他30块大洋刚购置了渔船,结果全家6口加上一个前来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绝;萧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学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后埋尸烧房都是萧处理的。
萧宋成说,当时乡公所虽尽力处理,但无奈地域广大,疫病严峻,加上还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难者难以顾及。据他估计,周士乡染疫死亡人数可达二千余人,以至于解放后,此地每当治水修堤时,就会挖出白骨。』

以下为常德鼠疫亲历且幸存者自述: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的叫熊绍武8岁,小的叫熊绍平5岁。我是父母的么儿,时年13岁,当时家里有3亩地,又租别人8亩种,每年收成不错,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桥小学寄宿读书,在学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当时我读到了六年级。
当年10月,大哥每天驾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桥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听说鱼行丁长发家正在死人,成了镇上轰动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就病倒了,头痛高烧:后来又四肢抽搐,那病厉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惨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从学校赶回家中,看到大哥尸体皮肤乌黑,而我的父母亲和大嫂哭得一会便昏死过去一次。
大哥死后,在村里乡亲们帮助下,埋葬在熊家桥村的坟地里,他的坟今天还在。就在我大哥丧事刚办完毕,谁知第二场悲剧又发生了:我大哥的5岁的小儿子熊绍平病倒了,接着我大哥的大儿子8岁的熊绍武也病倒了,病情与我大哥模一样:高烧、头痛、抽搐,两三天内二人相继死亡。这还没完,接下来我的二哥又以同样的症状发病了,3天后死亡。
就这样,我家在10天内被鼠疫夺去4名亲人的生命,还专挑我家的壮年人,大哥二哥整天种稻田,身体多好啊,还有两个侄儿,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对孩子,此后,大嫂被迫改嫁另找归宿。
我二哥死了之后,我父母眼看着我们家只剩我这根独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绝了后代,断了祖宗的烟火,便督促我赶快回学校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石公桥镇流行的鼠疫,让我大哥得病,并把病菌带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么一眼。
我回学校不久就发病了,头痛、发烧,身上觉得很不舒服,食欲严重减退,吃东西乏味,但还没有发展到我两个哥哥那样四肢抽搐的程度。学校的走读生大都回家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个寄宿生也开始发病,我们班的班主任丁介南老师就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镇上的简易医院,这是常德城里的医疗防治队设立的,专门收治鼠疫患者。医院设在乡公所旁边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医生给我抽血,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作的检查,查完了之后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治疗还来得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叫伯力士,是个外国来的鼠疫研究专家。我们几个患病的学生被医疗队隔离在学校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每天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发药丸,每日服三次,接连打了7天打针后,我的病便开始好了。此时学校也全校停课了,学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开学,开学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读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没有送到防治医院来治,很多都死了。和我当时―同在学校被隔离治疗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还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不幸者中的万幸者。令我终身痛恨的不是鼠疫这种病菌,而是撒播这种病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一家人死了4口不说,帮我家办丧事的人也被传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桥,有防疫队,只知道死人却毫无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参加细菌战调查后,才知道当时全村120多户人家,有73户染疫死亡了人。”』

曾晓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岁,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镇柳溪湾6组。

『曾晓白在乡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镇柳溪湾、他的家乡的瓦垱中学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师毕业。曾老师教初中孩子的语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学生教过日军在中国、在他的家乡使用细菌战的内容,因为教材里没有写,他没有机会教。直到2000年,经日本和平人士发动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中国受害者赴日诉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动本地的乡土教材里写进了细菌战,那是一种高考不会考的辅助性历史教材,曾老师才结合自己的受害经历给学生们讲这段历史,但此时他已经退休了。』

『1942年,周士乡向家榨房的向资行家发生了鼠疫,他的儿子向道华,女儿向兰英,孙女向淑兰三人染上鼠疫后仅两天就相继而亡,此后,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许多农户,我母亲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孙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时间就被中毒身亡:那时,我刚刚两岁,还没有懂事,我母亲23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当时母亲带着我回周家店集镇的外婆家里,外婆家得知亲戚家发生了人瘟死了人,于是我外祖父母和母亲带着我前去吊唁。突然间,我母亲和我身体都感到不舒服,头疼、时冷时热,当时把全家人都急坏了,我祖父曾贵白急中生智,说在石公桥有医院,听说是外国医生能治这个病,于是当机立断,叫人把我和母亲送往石公桥医院,经伯力士医生检查是鼠疫感染,便连忙打针吃药,才转危为安。
我和我母亲都活了下来,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柳溪湾这个小小的村子,当时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当时小,不懂事,后来参与调查才知道有多惨。村里的曾广达,是一个武学教头,在家里办了个武学馆,学生有来自石公桥、镇德桥、大龙站的20多个人。曾广达作为教头天天舞枪弄棒,身体是全村里最强的,可是鼠疫偏偏发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儿子曾绍生,两天之后是他老婆,再接着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这样,人传人,户传户,村传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纪最大的曾广茂,70岁,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岁。不仅人死,猪、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惨,真是无法言表,真正是一场空前之浩劫哪!”』

陈国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岁。世居石公桥镇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

『“1942年10月石公桥流行鼠疫时,我11岁。在石公桥高小读6年级,是寄宿生。石公桥一条街鼠疫先发生在北街,我们学校在南街。开始死人时我们还在上课,后来死人多了学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铣的女儿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权都生了病,开始了发烧、头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父亲到了34、5岁时才生了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当时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桥镇跑,送我去医治。谁知半路上都设了卡子,石公桥作为疫区被封锁了。我父亲又背着我回来,雇请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桥。当时石公桥小学校已改成临时医院和隔离所,我们的教室,都变成了病房,上下铺,一个教室里住着20多个人。我住的教室门口冲着一条大街,我躺在那里,看着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尸的经过,有的时候同时过几组。但我们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复了。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后,我的三个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亲重男轻女啊,那时候女人的命不值钱。当时也是条件太差了,我父亲送我到石公桥还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个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个姐姐却都没了,当时治疗不要钱,要是能送去她们一定也能活下来的,可乡下送不到镇上的医院里啊!
复学了以后,我才知道给我从颈部抽血化验、我们叫他‘俄国佬’的高鼻子医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我才脱离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岁,世居常德周家店镇。

『“我家里当时有父母、一个哥哥和我,过着半耕半农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里打渔,每天收获了鲜鱼后,运到石公桥鱼行里出售,我当时9岁,住在石公桥响水垱村的姨夫家里。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桥鱼行卖鱼时染上了鼠疫,他俩在驾船返回捕鱼地的路上,双双死在船中。家里几天不见人归,便去寻找,才发现他们已经在船里腐烂了,于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们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里并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这里,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时候,我大姨夫的侄儿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两人在同一天死亡。他俩在得病时,我帮助作了些护理的小事,死后我又帮着抚尸入棺。当天夜时,我就开始发烧,头痛,阵寒阵热。家里人怕我也会死,当夜把我往石公桥送,当时石公桥建了一所隔离医院,我被送到一所小学校改的医院里,给我治疗的是一个外国医生,后来我是在进行鼠疫受害调查,查阅当年的防疫资料时,才知道有个外国的防疫专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经过一周的打针吃药,我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才有幸活到今天。”』

『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调查、统筹人,一见面,便用一口纯粹的常德乡音呤出一句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
这是一首他做的词,词牌为《浪淘沙》:
“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换,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他说这是2002年听到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消息时,悲愤的心情难抑,脱口而出的一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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