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朝词人蒋春霖？

以下為吴瞿安先生語。
嘉慶以來，詞家大抵為其年、竹垞所牢籠。皋文、保緒，標寄託為幟，不僅僅摹南宋之壘，隱隱與樊榭相敵，此清朝詞派之大槪也。至鹿潭而盡埽葛藤，不傍門戶，獨以風雅為宗，蓋託體更較皋文保緒高雅矣。詞中有鹿潭，可謂止境。譚仲修雖尊莊中白，陳亦峰亦崇揚之，究其所詣，尙不足與鹿潭相抗也。

詞有律有文，律不細非詞，文不工亦非詞。有律有文矣，而不從“沈鬱頓挫”上著力，或以一二聰明語見長，如憶雲詞類，尤非絶塵之技耳。鹿潭律度之細，旣無以倫，文筆之佳，更為出類。而又雍容大雅，無搔頭弄姿之態。有清一代，以水雲為冠，亦無愧色焉。

復堂論水雲曰：“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之老杜。而晚唐兩宋，一唱三嘆之意，則已微矣。”（《篋中詞》五）。餘謂復堂以鹿潭得流別之正，此言極是。惟以成、項二君幷論，則鄙意殊不謂然。成、項皆以聰明勝人，烏能與水雲比擬？且復堂旣以杜老比水雲，試問成、項可當靑聯、東川矣？此蓋偏宕之論也。

鹿潭不專尙比興，《木蘭花》、《臺城路》，固全是賦體。即一二小詞，如《浪淘沙》、《虞美人》，亦直言本事，絶不寄意帷闥，是眞實力量。他人極力為之，不能工也。至全集警策處，則又指不勝僂。如

《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

又云：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鈎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艫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烟。

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隨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

又云：引吳鈎不語，酒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雲暗，任徵鴻去，莫倚闌干。

《凄凉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自裂。

《唐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塞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

皆精警雄秀，決非局促姜張範圍者可能出此也。

这个问题，刚好可以用刘梦芙的一篇论文作答，就顺手搬过来吧！

刘梦芙《蒋鹿潭词论衡》

兵间无路问吟窗，彩笔如椽手独扛。

常浙词流摩眼看，水云一派接长江。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

一、导言

清词极为蕃盛，词人词作之多，远越前代。从清初的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到清末的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以迄王国维、黄人、吕碧城等，大家名手辈出，其中生活于道咸时代的蒋春霖鹿潭（1818—1868）是公认的、成就颇为杰出的一位词人，在清词史上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蒋氏一生穷愁潦倒，辗转流离，科名仅是监生，所任盐大使不过是一个初入流的小官，只比“吏”稍高一级，在封建社会，其地位是微不足道的。所著《水云楼词》连补遗在内，只有一百六十九首，与清代很多词人专集相比，数量是很少的。然而鹿潭词却极受近现代词学界的重视，选家纷纷甄录。诸如陈廷焯《词则》、《云韶集》、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全清词钞》、梁令娴《艺蘅馆词选》、王煜《清十一家词钞》、陈乃乾《清名家词》、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张伯驹、黄君坦合编《清词选》、夏承焘、张璋合编《金元明清词选》、沈轶刘、富寿荪合编《清词菁华》、钱仲联选注《清词三百首》及所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施蛰存《花间词新编》、陈邦炎《词林观止》、严迪昌《近代词钞》、王步高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词典》等，均录蒋词。其中钱仲联先生所编《中国近代文学系•诗词集》中词部抉择颇严，鹿潭词收至三十首，与所选朱祖谋词数量相当，仅次于郑文焯（三十一首），并列第二位，而于龚自珍、文廷式、况周颐等名家词均只收二十首，由此可见蒋词在近代词坛的显要位置。

对蒋春霖的身世及其词作专题研究者，当代老一辈词学家周梦庄著有《水云楼词疏证》，对蒋词逐首笺释，并附《蒋鹿潭年谱》。此书由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于1989年出版，大陆罕见。红学家冯其庸著《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词辑校》，书中首列《年谱》，其次考证蒋词各种版本及鹿潭之交游，并收入《水云楼词》全编及诗一百零二首，后附《酬唱录》及《词话》。香港大学博士黄嫣梨更是以多年心力穷搜博考，成《蒋春霖评传》一书，详细阐析蒋氏之时代、生平、交友及《水云楼诗词》之思想内容与写作艺术，论定蒋氏在词坛的地位与贡献。全书引证资料四百余种，注文千条，近四十万言，诚为集大成之力作。单篇文章，有唐圭璋撰《蒋鹿潭评传》（收入所著《词学论丛》），谢孝苹撰《读蒋鹿潭（水云楼词）札记》（刊于《词学》第五辑）及《蒋鹿潭在泰州》（《泰州文史资料》第一辑）等。对蒋词的片段评论，散见于晚清及现、当代诸当代诸家词话、词论，其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吴梅《词学通论》、朱庸斋《分春馆词话》、严迪昌《清词史》中，均有重点评析。

对鹿潭词思想和艺术的评价，由于时代背景、史学立场和词学审美观念的差异，词学家们或褒或贬，持论不一，其间颇有相去甚远者。拙文试图结合蒋词，比较辨析诸家之说，从而阐明笔者的看法，力求破除偏执之见，使结论平允切实，以确立蒋氏在清代词坛的适当地位。文中引述若干当代词学家对蒋词的议论，乃黄嫣梨《蒋春霖评传》以及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诸书中未曾转引者，可为鹿潭词研究开拓视野，此亦拙文宗旨之一也。

二、对鹿潭词思想内容的评议

关于《水云楼词》的内容，周梦庄先生认为其作品丰富多彩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把蒋词分为十类：（一）战伐声中，不眠忧世之什；（二）天涯沦落，悲凉身世之什；（三）离亭赋别、寄怀酬唱之什；（四）去国怀乡，欲归无计之什；（五）羁客闲愁，流连光景之什；（六）咏物伤时，意内言外之什；（七）田园佳趣，乐与人同之什；（八）征衫缁染，旅途劳顿之什；（九丨）风月场中，雪泥鸿爪之什；（十）秋宵露坐，思妇悼亡之什[1]。谢孝苹先生亦持此说[2]。唐圭璋先生则认为“不外忆旧、伤别、怀乡”一类，以概括鹿潭词中所抒之情[3]。周、唐之说，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蒋词的内容题材虽较广泛，思想情绪却比较单纯集中，大多抒发身世飘零、家国无依之感。

首先，鹿潭词中最突出的、也最能代表作者创作风格的是吟咏时事、反映战乱之作。但由于这类作品含有谴责太平军起义的思想，当代词学家们对此颇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夏承焘、张璋先生合编《金元明清词选》，于蒋春霖名下简介中云：“其咏时事之作，暴露出反对太平天国的政治态度”，选词仅取小令《浪淘沙》、《柳梢青》、《卜算子》三首，皆非鹿潭力作。钱仲联先生《清词三百首》评鹿潭亦持相同观点：“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词，大量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糟粕’”[4]；且认为谭献之说，“必须批判”（按指谭氏赞鹿潭为“倚声家杜老”，后文将引述）。王步高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鉴赏词典》中选蒋词十首，仅有一首《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是反映太平军战争期间实况的，王庆生撰文鉴赏，文末说“词中……隐含敌视太平军之意，不可不明辨指出”。

然而高度评价鹿潭此类词者不乏其人。唐圭璋先生认为，鹿潭“一种风尘沦落之感，和无国无家的情绪，都写得深透无匹；而一腔温柔忠爱的心迹，竟与屈灵均、杜少陵如出一辙”，“他遭受战乱，所写的词，可谓词史”[5]。龙榆生先生亦云：“所谓‘词人之词’，往往失之纤靡，而鹿潭能兼重大，又充分表现时代精神，此其所以为不可及也。……晚近数十年，世日亟，而词格日高，《水云楼词》遂亦益为世重”[6]。周梦庄先生认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影响社会进程的力量，多数知识分子则处于彷徨、悲观和失望中，蒋鹿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可能有凭自己的主观和直觉来观察战争和解释战争。但他所反映的社会动丨乱图卷又是真实的，他渴望有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过太平的日子。他对生活的憧憬是朴素而又积极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蒋鹿潭用他自己的词笔反映战争，也就是反映了时代，不是无病呻吟，在词的发展上有贡献。人们承认他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是没有根据的”。“反映战争，关心时事，难道不此那些醉生梦死、倚红偎绿的金粉词人，有值得称道之处吗”[7]！黄嫣梨女士持论亦与上述观点相同：“他的作品既反映当时国家社会战祸的实况，亦透彻地使我们看到当时传统典型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巨轮中的内心彷徨与悲哀。……蒋春霖之《水云楼诗词》，可说是清代咸、同间真实的历史图卷，包罗了那一时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景象的史实，其价值之珍贵，无可置疑”[8]。“蒋春霖的思想与行事，都可以印证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出世入世的矛盾和爱国爱民的热诚”[9]。

专治清词的严迪昌先生所编《近代词钞》，则结合建国后的词学研究情况，提出尖锐的批评：“近三数十年来，鹿潭词复患文字之祸，缘其有诋太平军事也。至于新编选名家词之类亦摈弃《水云楼词》以为激进。宗派门户、路线偏见、投机取媚，不一而足，是蒋鹿潭之不幸，亦词学之不幸。蒋氏词为特定时空之产物，可以褒亦可以贬，唯求公允客观耳。回避不可，抹煞尤不可，是乃绝非唯物史观之治学态度也” [10]。

上引诸家之说，或褒或贬，截然不同，其根源是在政治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学观念的差异，焦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如何评价的问题。众所周知，建国后至“文革”期间，对文、史、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其突出论点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文学作品中凡是歌颂农民起义，即是革命的、进步的；否则便是反动、落后，艺术性再高也是毒草，必须严厉批判。蒋鹿潭对太平军持反对态度，当然属于“要清除的封建性糟粕”，其反映时事之作，因此不能入选。而在粉丨碎“四人帮”之后，思想逐渐解放，学术界不断展开争鸣，对“农民战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一论点，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们纷纷提出异议。“农民造反从未起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它在一次又一次地打击、摧毁封建王朝统治的同时，也往往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积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场大的历史战乱过后，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城市破坏，生产凋敝，科学文化成果湮没失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在发展、破坏、恢复这种相互交替中渡过，这是中国历史的大悲剧”。[11]类似的论证颇多，难以尽引。[12]

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观照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以简单粗暴的批判来代替科学的分析，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对学术研究的危害性极大；在阶级斗争路线导引下的“文革”，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更是史无前例。因为蒋鹿潭在词中真实地描写了太平天国期间战乱的情况，就给他扣上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否定其代表性作品甚至艺术成就，在今天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以下结合鹿潭的具体词作，进一步论析之。

在现存一六九首鹿潭词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时事、描写战争的作品约占十分之一。先看其名作《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

泊秦淮雨霁，又灯火、送归船。正树拥云昏，星垂野阔，暝色浮天。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圆。梦醒谁歌楚些，冷冷霜激哀弦。 婵娟，不语对愁眠。往事恨难捐。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

此词是《水云楼词》首卷中的第六篇，排列次序远在反映太平天国战争的诸作之前，应该是鹿潭中年的作品（首卷第一首词《甘州》作于辛亥，即1851年，鹿潭三十四岁）。陈邦炎先生主编《词林观止》中有关此词的讲析，认为“当是作者晚年南归途经北固山有感而作”，在写作时间上判断有误。钱仲联先生评云：“是伤时感事之作。事是词中点睛之笔，是‘往事恨难捐’的往事，词写在鸦丨片战争结束以后。地是英侵略军进攻南京先攻陷镇江的地，秦淮、南徐、北固，交代得很清楚。描写的重心‘钩连更无铁锁’二句，具体道出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因此，对鱼龙睡稳不顾国家命运者流，发出‘伤心付与秋烟’和‘如此山川’的哀叹，这才是一篇悲壮的词史”[13]。谭献《箧中词》评曰“子山子美，把臂入林”，就指的是词中有像庾信、杜甫一样的家国之悲。词中“寂寞鱼龙睡稳”，化用老杜《秋兴》中“鱼龙寂寞秋江冷”诗意，而内含婉讽，《词林观止》中有关注释以为是“感叹英才无处施展”，理解似欠准确。

反映太平天国战争的第一首词为《踏莎行·癸丑三月赋》：

叠砌苔深，遮窗松密，无人小院纤尘隔。斜阳双燕欲归来，卷帘错放杨花入。 蝶怨香迟，莺嫌语涩，老红吹尽春无力。东风一夜转平芜，可怜愁满江南北。

周梦庄先生说：“鹿潭小令，多无题序。……而《踏莎行》则以‘癸丑三月赋’五字为序，可见写此词时之年月非常重要。按癸丑为清文宗咸丰三年，亦太平天国三年，西历1853年也。是年二月十日金陵城破，鹿翁三月倚声，自是有感于此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作”〔[14]。

周先生又指出：“和鹿翁同时代的仁和谭献，颇具灼灼巨眼，评此词曰：‘咏金陵沦陷事，此谓词史’。可谓一语中的。……把鹿翁的词和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读者便会发现‘斜阳’、‘杨花’、‘老红’等字眼，不是哀伤时序，而是感叹清王朝日薄西山、好景不常的凄凉景象。本来，这种隐喻的形式，在唐李义山诗中较为常见，不过像‘药转’、‘锦瑟’一类的诗，隐喻的太绵密了，变成了晦涩难解。而鹿翁却通过题序，巧妙地透露了作者的用心，这种形式，有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之妙”〔[15]。

钱仲联先生注此词亦云：“是比兴体。词中三、四二句，谓太平军于是年春顺长江东下，二月十日，攻破南京。……杨花，指东王杨秀清。二月二十二日，太平军克镇江，次日，太平军克扬州。末二句指此”〔[16]。黄嫣梨女士《蒋春霖评传》亦认为此词暗写太平军攻占南京事，作出详细的解释，读者可参阅，此不赘引[17]。

再如《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阕》：

破惊涛一叶，看千里，阵图开。正铁锁横江，长旗树垒，半壁尘埃。秦淮，几星燐火，错惊疑，灯影旧楼台。落日征帆黯黯，沈江戍鼓哀哀。 安排，多少清才，弓挂树，字磨崖。甚绕鹊寒枝，闻鸡晓色，岁月无涯。云埋蒋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来。谁倚莫愁艇子，一川烟雨徘徊。

此词以赋笔直叙，上阕写战时景象，“铁锁”、“长旗”、“鼓声”、“燐火”与“落日”、“征帆”交织在一起，烘托出阴森可怖的气氛，有声有色。下阕自“安排”至“岁月无涯”，杂用曹操诗及祖逖刘琨事，暗寓志士报国无门之叹。“云埋”以下，融情入景，含蓄地表达出对金陵残破的悲悼与怅惘凄迷的心境。其伤时痛乱之情，委婉而洞达。陈廷焯评曰：“淋漓悲壮，笔力雄厚”（《词则》）。

复如《扬州慢·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贼趋京口，报官军收扬州》：

野幕巢乌，旗门噪鹊，谯楼吹断笳声。过沧桑一霎，又旧日芜城。怕双雁归来恨晚，斜阳颓阁，不忍重登。但红桥风雨，梅花开落空营。 劫灰到处，便司空见惯都惊。问障扇遮尘，围棋赌墅，可奈苍生？月黑流萤何处，西风黯鬼火星星。更伤心南望，隔江无数峰青。

词作于1853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题中的“贼”，当然指太平军。是年十一月，太平军将领赖汉英率众突破清军重围，奔向镇江，清军占领扬州。词纪此史实，写战后荒凉，抒发因黎民百姓遭劫而万分沉痛的心情，较姜白石同调之作，更为凄咽。

鹿潭词中与时事有关的作品颇多，本文限于篇幅，未及遍举。词人没有直接描写两军交战、刀光剑影的场面，而是重点写战时的环境、景物，写被战争连累的人物的悲苦命运（词人本身、友人及民众），从而倾泻其忧世哀时之痛。除两三首词题中提到“贼”字外，词中既未出现污辱太平军的语句，也未为清廷歌功颂德。其政治立场固然是维护封建王朝，但作者身经兵火乱离，纪耳闻目睹之事，词中描写当是客观真实的，大量的史料，足资证明[18]，称之为“词史”，未为过誉。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来写战争题材，前人并不多见。至于其《军中九秋词》，描绘种种军事装备、设施以及军中生活，典雅贴切，更是前人词中所没有的。

词人性格的另一方面，则是对友人、对妻子以及情侣，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写于词中，极为动人。集中大量送别、书寄、怀念友人之篇，皆情意拳拳，语无虚泛，不胜例举。且看其悼念妻子的《庆春宫·秋宵露坐，时妇亡四月矣》：

蚓曲依墙，鱼更隔岸，短廊阴亚蔷薇。露幂闲阶，微凉自警，无人泥问添衣。并禽栖遍，趁星影，孤鸿夜飞。绳河低转，梦冷孀娥，香雾霏霏。 当时曲槛花围，却月疏帘，玉臂清辉。纨扇抛残，空怜锦瑟，西风怨入金徽。近魂烧尽，甚环佩，宵深怕归？茫茫此恨，碧海青天，惟有秋知。

写秋夜凄清之景以寄悲怀，化入元微之、老杜、李义山诗句，浑融一体，情极深挚。另如《渡江云》（春明再到，人事都非，崔护萧郎，一时同感）写旧地重游时对昔日情侣的怀念；《甘州》为友人洪彦先悼秦淮女子失陷于战乱，以寓绵绵长恨，皆委婉凄艳，情辞兼胜。

鹿潭有妻妾，而溷迹于风月场中，这是旧时文人的陋习，逐色征歌、雕红剪翠更是词人常用的题材，《花间》一集，早为滥觞。鹿潭这方面虽未能免俗，但在词中能以庄重、恳挚的态度表现出来，毫无轻薄、淫靡之笔，还是颇为可贵的。集中词如《探春》写阿素，《虞美人》写秦淮女子高蕊，《采桑子》赠顾莺，《西河》悼曹素云，《西子妆》赠叶素兰，描写风尘女子们的娇弱形象及悲苦命运，皆寄以深切的同情。尤以二百四十字的长调《莺啼序》（哀顾莺），宛转铺叙，凄切缠绵，写生欢死别，字字皆成血泪，在情感的深度和用笔的力度上，都超过了吴梦窗同调之作。

《水云楼词》中尚有多篇咏物写景、节令抒怀之作，虽未脱传统题材，但大都能自出新意，深于寄托，笔致灵动婉妙，非一般徒摹物象、中空无物者所能企及。这类作品待专论蒋词艺术时再作分析。

总之，鹿潭词中的大量篇章，真切生动地描绘了鸦丨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历史画卷，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特定环境中传统文人的忧世心绪，从而凸现出词人鲜明独特的自我形象，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我们今天研究鹿潭词的思想内容，应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对鹿潭词艺术成就的评议

近现代乃至当今的多位词学家，对《水云楼词》艺术的评价，观点很不一致。有称扬备至者，有泛泛道好者，有先褒后贬者，亦有贬多于褒者，甚至有持论互相矛盾、分岐极大者。辨析比较其间的异同，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是颇为必要的。评论词艺，当然离不开词的思想内容，只是有所侧重而已。

与鹿潭同时、为其词作序者，如徐鼐 、何咏、李肇增、褚荣槐、宗源瀚等，对《水云楼词》评价虽高，但多流于肤泛，未能引起读者的重视。而高度赞誉鹿潭词，影响颇大的是年辈稍晚于鹿潭的著名词学家谭献（1832—1901）。他说：

“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已微矣”（《箧中词》）。又云：“《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复堂日记》）。

谭献认为鹿潭词虽是“清商变徵之声”（意谓蒋词中有激烈凄厉的声调），“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为“第一流”之词，稍致不满的是“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已微矣”（即有欠温柔敦厚、含蓄蕴藉，未达到谭氏心目中最高的审美标准）。他将鹿潭与纳兰性德、项鸿祚并列为清代二百年词坛中三鼎足，又称鹿潭为“倚声家杜老”，可谓推崇备至。但这两个论点，在后世颇有争议。

钱仲联先生谓“倚声家杜老”之说“论断未免失当”[25]，但未作具体辩驳。周梦庄先生《水云楼词疏证·前言》中则有详细的分析，认为“三鼎足说法，不符合有清一代词坛实际情况”。“容若华阀世家，兰绮公子，哀感顽艳，是其本色。小令或有可观，慢词长调，非其所长”，“至于钱塘项莲生，词境失之太窄，……”“成容若一贵胄，项莲生一富人，虽皆一时作手，皆不足与水云抗衡”。再次，“喻蒋鹿潭为‘倚声家杜老’，亦欠妥当”，“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影响及人民赋予他最崇高的诗圣的形象，不是蒋鹿潭能够联镖方驾的”。

与谭献同属常州派体系的著名词论家陈廷焯持论又大不相同。他说：“水云楼词二卷，深得乐笑翁之妙。竹垞自谓学玉田，恐去鹿潭尚隔一层也”[26]。认为蒋词深得南宋张炎的妙处，造诣超过清初学玉田的朱彝尊。但他又说：“近时词人，庄中白夐乎不可尚已，谭氏仲修亦骎骎与古为化，鹿潭稍逊皋文、庄、谭之古厚，而才气甚雄，亦铁中铮铮者”[27]。以鹿潭与同代的词人相比，认为比不上张惠言、庄棫、谭献词的“古厚”。其实张、庄、谭三人皆常州派词家，一味强调复古，专讲比兴寄托，所作笃古而几近于赝古，在艺术创新方面的成就远不及鹿潭。陈廷焯门户之见及传统观念太深，过尊张、庄之作，所评有欠妥当。

近世词学大师吴梅于鹿潭词评价极高，毫无贬意，并反对陈廷焯的观点：“嘉庆以前，词家大抵为其年、竹垞所牢笼，皋文、保绪标寄托为帜，不仅仅摩南宋之垒，隐与樊榭相敌，此清朝词派之大概也。至鹿潭而尽扫葛藤，不傍门户，独以风雅为宗，盖托体更较皋文、保绪高雅矣。词中有鹿潭，可谓止境。谭仲修虽尊庄中白，陈亦峰亦崇扬之，究其所诣，尚不足与鹿潭相抗也。……鹿潭律度之细，既无与伦；文笔之佳，更为出类，而又雍容大雅，无搔头弄姿之态，有清一代，以水云为冠，亦无愧色焉”。同时也不同意谭献“三鼎足”之说，认为“复堂以鹿潭得流别之正，此言极是，惟以成项二君并论，则鄙意殊不谓然。成、项皆以聪明胜人，乌能与水云比拟。且复堂既以杜老比水云，试问成、项可当青莲、东川欤？此盖偏宕之论也”[28]。

著名学者王国维评鹿潭词贬多于褒：“《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竟认为鹿潭与纳兰列为鼎足都够不上，恰与吴梅之论颠倒。但又说：“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人间词话删稿》），在这一点上却与吴梅的看法一致。观堂崇尚北宋词的真切自然，极端贬低南宋词，其观点在所著《人间词话》有充分的阐发，带有明显的艺术偏见。纳兰词固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人间词话》），其令词风格颇近北宋，符合观堂的偏嗜，但“享年未永，力量不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况周颐《蕙风词话》），陈廷焯亦谓“容若《饮水词》，才力不足”（《白雨斋词话》）。容若长于小令，弱于慢词，艺术造诣不全面，偏师孤旅，是难与水云楼抗衡的。

清末四大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朱祖谋，对鹿潭词褒中有贬：“水云词尽人能咏其隽快之句，嘉、道间名家，可称巨擘。”“顾其气格驳而不纯，比之莲生差近之，正惟其才仅足为词耳”（手批《箧中词》）。“驳而不纯”的批评，与陈廷焯“逊皋文、庄、谭之古厚”的论点如出一辙。认为“比之莲生差近之”，同意谭献“三鼎足”说中的项鸿祚与鹿潭相近，却撇开了成容若。何以“气格驳而不纯”，其才就“仅足为词”？令人不解。严迪昌先生对此分析得颇为深入：“艺术上的成见或偏爱是顽固的，有时偏嗜得很难说明其道理。何谓‘不纯’？何谓不‘古厚’？仔细推敲，正是在那个‘雅正’观念上发生着歧异。蒋春霖的词不作一味的内敛型的骚雅之求，也不平和到无火气。其实他也没有多少火气，只有一股凛冽的寒苦气，并稍有横放味，这在某些词学家看来就‘不纯’了”[29]。笔者以为，鹿潭不专主一家，词中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也是所谓‘驳而不纯’的原因之一。批评鹿潭的朱祖谋本人，其词中境界虽较为广阔，但也只是以词名世，诗文方面成就平平，岂非亦如鹿潭“其才仅足为词”么？这样的论断，是最无道理的。

朱祖谋题《水云楼词》的《望江南》云：“穷途恨，斫地放歌哀。几许伤春忧国泪，声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贼中来”（《强村语业》）。称鹿潭为词中杜甫，仍是套用谭献的话，但这是专就鹿潭词思想内容中伤时念乱有似老杜而言的，并不等于认为蒋词的艺术也和杜诗一样尽善尽美。

沈轶刘先生结合谭献、陈廷焯、朱祖谋的观点，作出简要切当的解释：“春霖遭际困穷，锻炼严酷，刻意不渝，情况皆同老杜。诗境已充，弃而为词，所成宜大。其词确能不率不佻，不靡不犷，渊然而深，沛然而充，有不可已者。或谓春霖学张炎，胜于朱彝尊，此就其一格而言；或病其气格未纯，此就其大体而言。盖春霖博习，不主故常，自不屑偏受，终不失为道咸名家”[30]。于鹿潭词只褒无贬。施蛰存先生亦云：“项莲生承平才士，言愁始愁；蒋鹿潭乱世羁人，不怨亦怨。遭际既异，宫徵遂别。《水云》一编，以琢玉镂香之句，寄椎心刻骨之情，实湘累之遗音，黍离之别调。白雨斋乃谓之‘未升风骚之堂’，殆不知其变者”[31]。指出项莲生是“承平才士”，“为赋新词且说愁”，鹿潭为“乱世羁人”，其词悲怨，乃是真实的心声。从而称许《水云楼词》继承了屈原、《诗经》的优良传统，反驳陈廷焯的说法是“不知其变”。施先生的评价，是够高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两位词学大家、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饶宗颐先生和香港大学教授罗慷烈先生，评鹿潭词皆颇含贬意。饶先生为黄嫣梨《蒋春霖评传》作序云：

“鹿潭为道咸词家巨擘，世无间语。谭仲修推挹尤至。惟朱强翁嫌其‘气格驳而未纯’，谓‘正惟其才仅足为词’而已；虽极写风流，时极温深怨慕，而词外无物，要其器识度量，有以限之也。余少咏《水云楼词》而悲之，惜其能为抚时感事欺老嗟卑之词，而不能抗志高旷，为他人莫能追蹑之词，盖徒沈溺于词之中，而不能自拔于词之外，靡有会于坡老所指向上一路，宜其侘傺早死，词有以促之。盖才人而力仅足为词，其遇之蹇，为害有如此者！复翁特许之为词人之词，余则怜其仍未脱才人窠臼，去婉约遥深之高境尚远，犹有待于衡量也”。

饶先生为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汉学大师，“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32]，博通古今，中西融贯，在词的创作和研究两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饶先生曾提出“诗人、学人、真人”三境界说，前者为凡间的境界，后两者为半超越和超越的境界。认为做人、做学问，乃至论词、填词，不能只局限于人间，专论人间，困在人间，而应该有所超越。“所谓忧国忧民，属于社会性，只是表层意义，都是凡间的事”。主张创制“形上词”，“就是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要“将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观感，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亦即自己的学问、思想，写入词中，以提高词的境界” [33]，写出“合声文、形文、情文三者而为一”、“非曲折无以致其幽，非高浑无以极其夐”[34]的词章。准此立论，饶先生非但看不起鹿潭词，对近现代词家如王国维、夏承焘、詹安泰等人的作品都不满意，认为他们都只是停留在诗人境界，未能探索出一条创作的新路[35]。

笔者以为，饶先生持论虽高，但颇有不合情理处，未能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研究古人，须抱“理解之同情”的态度。饶先生生于1917年，抗战时期虽曾流离于兵火之间，但一九四九年后移居香港，执教上庠，并畅游印度、南洋乃至西欧、北美，开拓胸襟眼界。有此优裕之环境，方可从容致力于学问与艺术，思考宇宙人生哲理，创作“形上词”。而鹿潭终生贫困，遭逢战乱，怀经世之志，难于施展，盈腔血泪，悉寄于词，实出于无奈。词人无一片净土可居，萍踪飘泊，既不似陶渊明可归耕田园，又不似杜甫在成都、夔府尚有数年之安定生活，何能“抗志高旷，为他人莫能追蹑之词”？以现代受欧西文明影响的思想境界去要求被旧时代局限的古人，未免不切实际。饶先生又曾云：“蒋春霖就是为词所害的一个人，因为不能向上，一辈子沉沦下僚，不过于花间、尊前，写几首小歌词罢了。却只是在第一境界纠缠不清，无病而呻”[36]。同样是持论过苛，且倒置词人与词之因果关系。鹿潭是为黑暗社会、动乱时代所害，岂是词之罪过？若据此推理，屈原、杜甫乃至黄仲则、龚定庵等无数才人志士，岂非都是“不能向上”，为诗所害么？《水云楼词》若“无病而呻”，焉能众口传咏？千百年来，天下为词者多矣，感人肺腑如鹿潭者能有几人？王国维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37]。窃以为鹿潭词亦如此。鹿潭若能为如饶先生理想中之词，或另有一番境界，但恐其词之生命力又将削弱，未必能垂之久远，令后世无数读者一洒同情之泪也。饶先生欲摆脱窠臼，在词中开辟新境，超凡入圣，诚令人敬慕，但以此贬斥前贤，拙见以为不可。

罗慷烈先生为《蒋春霖评传》作跋，中云：

鹿潭生丁叔世，偃蹇下吏，生理殊不自振，可谓词之穷而后工者矣。复堂谭氏亟称之云（按即前引谭献之论，兹从略）。夫三人之词，固足以名家，而以冠冕一代，则清无词矣！吴瞿安进而推为有清第一，唐圭璋先生复然其师说，夫如是则清更无词矣！……按鹿潭伤时悼乱诸篇，不过抒其区区东南一隅十余年间今昔之感，无涉一代兴衰，庙谟纲纪，安得拟老杜诗史哉？抑复堂亦生逢板荡，有同感而阿其所好乎？要不足为论定也。

按谭献是从词人之词这一角度立论的。前引论蒋词一段之后，尚有：“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阮亭、葆一流为人才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其他则旁流羽翼而已”（《箧中词》卷五）。可见“词人之词”是谭氏论词的标准，属于传统词学中的“本色论”，合此标准者为声家正宗，不合者如王士祯、钱芳标、张琦、周济等人则为“旁流羽翼”，故认为朱彝尊、厉鹗与纳兰、项、蒋三家同工异曲，即皆为词人之词，只是风格不同而已，并未说有清一代无词。谭献之言当然可以商榷，吴梅说鹿潭词“有清第一”也许推挹过当，但都不等于说“清无词矣”，罗先生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谭氏称鹿潭为“倚声家杜老”，是就其词伤时感事、有词史价值而言，词之精神与杜诗相通，身世、处境亦与老杜有相似处，并非真以为鹿潭词之总体成就可与杜诗等量齐观。罗先生认为鹿潭词“不过抒其区区东南一隅十余年间今昔之感”云云，未免过于拘执，且无视诗词之体裁有异，表现各别。鹿潭词能真切反映太平军战争期间的社会状况与文人心态，便具有词史特徵，而不在于内容之广狭、分量之轻重，事事皆关联“一代兴衰，庙谟纲纪”也。

谭献“生逢板荡”，吴梅、唐圭璋先生亦遭倭寇之难，因而读鹿潭词感同身受，激发心灵共鸣，故一致推崇，并非是“阿其所好”，只能证明鹿潭善于以词抒发情感，凄切动人，正是表达了苦难环境中知识人士的共同心声。黄嫣梨女士说：“我在人生的路途上，转转折折，接触的朋友中颇多蹭蹬奔波、落拓坎坷的文士。我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极度沈郁彷徨，不但没有安身立命的事业可言，即连一份职业，也无所依著，故对凄怆困抑、怀才不遇的文人心态，实在有过切肤刻骨的感受。……我读《水云楼诗词》，悲其际遇，怜其才华，敬其风骨，对他那一份落难文士的‘彷徨沉郁’的心境，感受尤深。我为蒋春霖而悲痛，我为千古品格高尚，然终身怀才不遇的读书人而气愤。我潜心于蒋春霖的研究，不啻是我对千古落难文士的一种至诚的敬礼”。“世情之冷暖，生活之悲酸，社会之不平，心性之险诈，不阅世、不涉世，是无从体会的。在洞悉这种种世情之后，我成熟的心境与思想，正好使我能恰当的进入蒋春霖的内心世界。……蒋春霖心与血的呼声，代表着当时以及每一个时代落难文士的呼声，也是从我心底内所发出的风雨呼号”[38]！又云：“蒋鹿潭生当如此乱世，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哀，更甚言之，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中国近代史是血泪交织史。《水云楼诗词》的一字一泪，正是这历史中的血墨流痕，它正是这一时代的哀痛呼声”[39]!诚哉斯言，嫣梨女士可谓鹿潭百年后的知音。饶、罗两先生皆南天耆宿，学苑祭尊，笔者夙所钦佩，但二位对鹿潭词的评价，私意皆不敢苟同。屈原为吾国诗歌之祖，作《离骚》后自沈于水，亦未能高蹈避世，超越人间，两千余年后的蒋鹿潭，其命运与屈子何其相似乃尔！这是中国无数爱国士人的悲剧，其根源在于社会的黑暗污浊，在于专丨制政权对人才的压抑摧残。舍此不言而苛求于古人，是难以餍心切理的。

关于鹿潭词属于何种风格流派，诸家的看法也颇不一致。陈廷焯说他“深得南宋之妙，尤近乐笑翁”；况周颐却以为鹿潭“希踪北宋”[40]。刘毓盘认为“蒋春霖以常州人而从浙派”，这与陈廷焯的语意相同，因为“浙派”就是奉白石、玉田为祖师的。但刘氏紧接着又说“唐宋名家，合为一手，词至蒋氏，集大成矣”[41]，却未阐明蒋词发展变化之轨迹（即如何从“浙派”到“唐宋名家，合为一手”的？），论点前后有扞格之处。当今的词学家中，罗慷烈先生说蒋词“气格大率不逾姜张之间，能入而不能出”[42]，严迪昌先生也认为“从词艺说是专攻姜夔、张炎一派的”，“但因其身际衰世战乱，感受真切，故避免了‘浙派’的涂饰空枵之病。同时哀情结郁，盘转倾述，又必然有激荡力，不必要去作吞吐之姿或借助物象来寄托以出，这样又摆脱‘常派’的某些弊端”[43]。总之，上述各家大多认为蒋词是师承姜、张的。

然而吴梅认为鹿潭是“尽归葛藤，不傍门户”；选编《清十一家词钞》的王煜同样有“尽扫葛藤，汇纳百宗，蔚为变徵，家数类别冠冕一朝”的美誉[44]；周梦庄先生认为“他接武常浙词派，却别树一帜，不作常、浙词派的家臣，在开拓词风上有贡献”[45]；沈轶刘先生亦谓“春霖博习，不主故常，自不屑偏受”，都否定了鹿潭专师浙派的说法。唐圭璋先生继承了乃师吴梅的观点，阐述得更为具体：“他作词目无南唐两宋，更不屑局促于浙派和常派的藩篱。他只知独抒性灵，上探《风》、《骚》的遗意，如血和泪，喷薄而出。论其词格，精致像清丨真，峭拔像白石”[46]。这是说鹿潭没有受任何派别的局限，自成一家，而在词的具体风格上有似周邦彦、姜夔，对“流派”和“风格”这两个概念，分辨得至为明晰。也就是说，蒋词在风格上兼有周、姜两家之长，但并未专守任何宗派。

而岭南当代名词人朱庸斋先生，对此分析得甚为透辟：“鹿潭合婉约豪放于一手，以豪放派之气势，达婉约派之情致，故即艳语亦见笔力。……其词疏宕婉秀，高健沉郁，恪守格律而又自然流畅，字面玉田、碧山，笔势则东坡、稼轩，格调则清丨真、白石。沈郁顿挫，谭献以‘词中老杜’称之，虽似过誉，然其慢词慷慨悲愤，于艺术上自为有清一代之冠矣”[47]。庸斋之论，深中肯綮，反观陈廷焯等人之言，就未免皮相了。

贺光中先生《论清词》中，分析有清一代三大词派之利病，认为鹿潭兼取三派之优长而无其失，成就最高：“浙西派取径于姜张，以清空婉约为归，不善学之，则流入浮滑纤巧。阳羡派取径于苏辛，以高旷豪放为归，不善学之，则流入粗犷叫嚣。常州派取径于清丨真，以深美闳约为归，不善学之，则流于平钝廓落。三派宗尚不同，而其失则一也。与常州派同时，惩于三派之失而不为所囿者，则有周之琦稚圭、项鸿祚莲生、蒋春霖鹿潭三大家。……而鹿潭气韵独高，吐属深稳。……满清一代，以鹿潭为冠，允无愧色焉”[48]。黄嫣梨女士赞同这一论断：“细玩《水云楼词》，既有姜白石、张玉田的清空精警；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放悲壮；复有秦少游、周清丨真、吴梦窗等词家的深美闳约，沉郁顿挫”。“鹿潭词的最大优点，乃在于能兼取三派之长而能惩于三派之失，而自辟蹊径，托体至高”。“《水云楼词》为满清之冠，或为过誉，但以鹿潭激越而不粗犷，婉约而能深厚，沉郁而能浑融的词风，及其能入于三派而又能出于三派的写作技巧，诚为咸同以来第一流词人，是可以当之无愧的”[49]。

综观诸家之论，撮其要旨，去其片面之论，偏激之见，鹿潭在有清一代词坛上的位置是相当突出的。清词鼎盛，据估计，“一代清词的总量将超出二十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一万之数”[50]，名家何虑百千，大家亦有数十位。鹿潭生当晚清，其成就超过清初的朱彝尊与纳兰性德，与才情雄放的陈维崧相较，各有千秋，词之题材内容虽不及陈之宏富，但锻炼精纯，不似陈之驳杂。蒋词的思力、境界，更远胜于清中叶的浙派名家厉鹗及同时期的项鸿祚。周梦庄先生说：“蒋鹿潭把战争题材写到词中去，……为词的中兴，在开辟新的道路，这在词学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51]。沈轶刘先生云：“浙、常交敝，统系更新。周济创四家分类，南北同源；定庵则众籁悉蠲，权奇独放。至水云楼从漫天噍杀、满地妃豨中崛起异军，为同光先驱之势完成奇局”[52]。高度评价鹿潭词在道咸年间继往开来、振衰挽绝的作用，以及对后世词坛的影响。与清末的王、郑、朱、况和文廷式诸大家相比，鹿潭似名气稍逊，但五家中以云起轩与强村成就甚高，大鹤、蕙风之作，可议处亦多。从总体上看来，窃以为蒋鹿潭当与文廷式、朱祖谋成三鼎足之势，而与陈维崧遥遥相抗。说《水云楼词》为“有清一代之冠”，未免评价过高，但以陈、蒋、文、朱为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尤其杰出之词人，各擅胜场，难分轩轾，或不认为是偏执之私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