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诗为正宗、轻贱小说的传统吗？如果有，是怎么形成和改变的？

謝不邀，答案已編輯。反對知友

的答案，詩歌與小說的問題短短幾句話解決不了，遑論還有「小說戰勝詩歌」這等離奇表述。也反對

張公子的答案，詳見後述。

切入正題前，為界定清楚概念範疇，必須先談文學慣例（conventions）的問題。小說的定義本有爭議，中國傳統小說的諸多篇章并不能算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也有不少論者提及。比如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認為小說應不低於五萬字，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待傳統小說顯然不合適。中文概念中的「小說」不同於西方文學定義中的小說（novel），這個問題可參見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中的《小說文體的確立與小說史的展開》。在此處，我認為以傳統對待傳統比較恰當，故討論時將《世說新語》或〈趙飛燕傳〉之類的作品都歸入小說之列。

漢語中「小說」二字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它並非指稱問題，而是指「大道」相對的瑣屑之言，本身就有「不重要」之意。後世使用此詞時，本就帶有輕蔑之的感情色彩。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將文章分作九流十家，「小說」正式作為一種文體，但被貶斥為「芻蕘狂夫之議」，不入九流。如此「言不齒於縉紳，名不列於四部」（黃人〈小說林發刊辭〉）的地位從漢代到清末足足延續了近兩千年。

傳統小說地位的提升從明代始，這種改變主要在於通俗文學的教化意義漸被重視。朱元璋就曾以「珍饈之屬」來比喻《琵琶記》，言此記「俎豆間亦不可少也」（《寧波府志·高明傳》）。王陽明則在《傳習錄》中說：「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去了，只取忠誠孝子故事，使愚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與風俗有益。」因此才有了《五倫全備》這樣「不免腐爛」（王世貞《藝苑卮言》）以宣傳倫理綱常為主旨的劇作，有時甚至連淫穢小說都被冠以「勸世」之名。小說可以傳道便有了「正統」的意義，故張尚德刊刻《三國演義》，其《引》就說「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愚佞當必去……裨益風教」。

明代傳統文人與小說的關係也有了不同：如嘉靖八子中的李開先就對《水滸傳》非常重視；公安派袁宏道在《東西漢演義序》中說正史枯燥乏味，難以親近，小說卻「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李贄為《水滸傳》所寫「發凡」就說此書「昔賢比於班馬，余謂進於丘明，殆有春秋之遺意焉」；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序》則認為小說「可與六經諸史相埒」。《明史》的編纂者顯然也認識到了明代小說地位的改變，在《藝文志》中將小說家列在第四位，這與《漢書·藝文志》的態度截然不同。

儘管至清明時小說創作興起高潮，且地位有所提升，但小說這種文體本身并未從偏見的桎梏中脫離出來。比如凌濛初就把白話小說家貶斥為「輕薄惡少」（《初刻拍案驚奇序》）；紀昀自己著有《閱微草堂筆記》，卻斥責唐宋以來許多小說家「誣謾失真，妖妄熒聽」（《四庫全書總目》）。世人對於小說家也存在種種偏見，比如明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說《水滸傳》的編者「其子孫三代皆啞」，清人鐵珊在《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中言王實甫寫《西廂記》後「忽撲地，嚼舌而死」等等。

小說地位的根本性改變在清末民初，除了前期小說創作與文學批評本身的發展之外，最主要的是社會的動蕩與變革使傳統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晚清時期小說的發展同改良派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且主要是在戊戌變法之後（詳細可參見〈

）。康有為1887年出版《日本書目志》，認為小說可「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且「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這已經是激進之先聲。真正的「小說界革命」要從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算起，他提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說」等系列觀點，幾可概括為「小說救國」了。這種觀點由外國政治與歷史啟發而來，同年梁啟超還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劫灰夢傳奇〉，通過劇中人之口說出法國變革成功賴於福祿特爾的小說戲本。新的觀點是建立在社會現實基礎上的，從1902年開始，如《新小說》、《月月小說》等重要的小說雜誌皆開始刊行。1901年至1911年間，便產生小說五百餘種，這幾乎相當於整個古代小說數量之總和。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小說漸漸有了強大的文化優勢，地位更與古代有天壤之別。

五四時期，小說的地位基本確立。有清末所奠定的基礎，又有當時報紙、刊物的風行與稿費制度的形成，再加上白話文的推廣和西方思想影響下的小說轉型，中國的小說真正具有了現代意義。部分激進的學者把傳統詩文批判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號稱打倒所謂的正統，認為「詞曲、小說，誠為文學之正宗」（錢玄同）。劉半農則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說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位置為他「生平主張最力之問題」。而魯迅、王統照、廬隱等諸多作家的創作亦把小說地位的提高落到了實處。從此時開始，小說擁有了廣大的讀者群。20世紀初鴛鴦蝴蝶派盛行，20年代張恨水大熱，這都建立在小說地位提高的基礎上。

没答过那么长的答案，也不熟编辑格式，只能就看过前几名的答案后来试答：

首先，文体定义。

中国古典（古代）小说的概念、范围、题材等的划分，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没有统一过。

古代小说以明清蔚为大观，这点不假，但要说在当时地位很高，却还值得商榷，这点之后再提。古代小说既已繁盛，文人理论家们必然着手分析这种文体形式。宋人郑樵曾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通志•校雠略•编次之讹论》）、明人胡应麟定小说六分法「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类，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到了纪晓岚总纂《四库》，则直接缩减为三类「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至于今人所作的划分，仍旧是在上述圈子中打转，没有形成权威而统一的说法。

所说「以傳統對待傳統」的提法是对的，从以上的古人所作的文体划分混乱的情况看，对古代小说的定义是宜松不宜紧，但又不能漫无边际的将比如「缀缉琐语」这种语录形式的东西也算作小说。

造成古代小说定义混乱的原因有几点，只说大略的话：

一是因为在上古时期纪实性的史传和虚构性的小说之间纠缠共生，典型者如《左传》、《史记》。

二是中古时期的唐宋，史官文化发达，当时的知识分子以能修国史为一生荣耀，典型事例见唐代宰相薛元超举平生三大憾事，曰不得中进士、娶五姓女、修国史（参见《隋唐嘉话》卷中），那些无法参与修史者，退而求其次自行修史，产生了一大批野史和笔记，一直影响到古代社会结束。而这两者与虚构性、与古代小说关系极为紧密。

其次，繁荣的历史时段。

先是要反驳一下

所列举的一些拿戏曲代替小说来说明小说繁荣的材料。（戏曲与小说本来即是源头和发展脉络差异很大的两种文学形式，只是基于两者又有很多相似且联系紧密的地方，所以现在学术界多放在一起来说。）而所谓教化促进繁荣，仅存在于历史上极为短促的一段时期，统治阶级是推行还是打压一种文学文艺，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可翻阅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例子比比皆是。至于文人或捧或批，更多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及某种目的。比如狂人金圣叹称许「六才子书」，既包括正经的诗、骚、史，也包括通俗的小说戏曲。

所提到的在官修史书《艺文志》中小说家的地位，我以前曾因做课堂讨论而比较过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清史稿·艺文志》的小说家流派在诸子中的排名，图表示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艺文志》子部类别完全承袭《四库》子部之分类方法。

而从这个列表大概可以看到，古代小说家流派在诸子中地位一直不高。对于《明史·艺文志》小说家排名第四的现象，一来与明代以后小说在整个社会的流行程度和影响力有关（尽管明清时期以通俗小说为主导，但其带动包括文言小说在内的古代小说地位整体上升功不可没），二来则是与《明史》编者将原来的法、名、墨等诸子一起归纳进杂家，道、释二家排入最后，从而使得排名尚在之后的小说等各家名次上升。同时可以看到，尽管文学小说有唐传奇、宋元话本、元明清小说的繁荣，但是均无法让小说以文学体裁形象进入正史。而即使是作为官修巨著而同样采取四分法目录的《四库全书》看待小说，也同样是充满挑剔和苛刻的眼光。

之所以花篇幅来解释古代小说的文体情况，结论在于：实际上，小说的“地位”问题具有两层含义，如果以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官方看法来定义，小说只包括文言小说，通俗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不入流的，像官修的《四库全书》对当时大热的几大小说名著只字不提。而对于文言小说，它们的地位虽低，却也不是低到尘埃，总体还是稳中有升的。如果以现在的定义，将文言、白话小说凑一起谈地位，那么，它们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这持续到清末民初。

至于古代小说繁荣的几个转折时期，说简略一点，包括那么几个时段：

一、魏晋：古代小说粗具梗概；

二、唐代：鲁迅说的，中国古代小说“至唐代而一大变”，具有虚构意识了。中国的古体文言小说之美，盛于唐，和诗一样美；

三、明清：不用说了，大家都懂。通俗小说（白话小说）占主流。

回到问题，要问最关键的地位转变和提高，很多人已经说明白了，当在清末民初，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那几年开始。但

工资说在五四，时间上还是说靠后了十来年。（算我抠字眼好了…）还是先引名人说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光绪庚子（一九OO）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阿英《晚清小说史》：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造成这空前繁荣局面，在事实上有些怎样的原因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至于其他原因，还有许多，我归纳一下：

1、 政治斗争的产物。上面已说。

2、理论方面，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运动鼓吹。梁启超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最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摘引一段：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顺手再一说，梁启超是民国时期一个太过牛逼闪耀的人物…

3、小说与出版业的同进退。

20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年，看看当时的小说出版数量，也是中国出版界的奇迹之一。而早期现代小说与出版媒介的共生关系也导致两者继续相互促进。据统计，在晚清时期曾出版过的二百余种报刊中，有一百一十多种登载过小说，占一半以上。而仅仅以“小说”为刊名、以刊载小说为主的报刊，就有二十余家。

印刷业的技术进步。引入西方的铅印和石印技术等。

另外，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当时写小说的待遇实在太过优渥，好到想让我们今人穿越回去……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光绪三十三年（1907），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与周作人合译英国人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十万字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版，得酬二百元，合千字二元。又据同书，此时周作人在日留学，每月三十三元官费，而房租、伙食费一起每月十元即够。则五千字之稿费可供一人一月在大城市中之生活所需，如此则千字二元之标准并不低，比今天的一般稿酬还要高得多。而林纾的翻译外国小说，商务竟给千字十元之高酬。此公一天译四五千字乃是平常之事，如此则一天即可得稿费五十元左右。而此时期，商务本身的一般职员的月薪只有十几二十元，一般工人甚至不足十元。而且这样的水平在当时的工薪阶层属中上水平。

书籍售价降低。相对于阅读小说已然很繁荣的明清时期，清末民初时期的阅读成本更低廉得多。举一例，明代万历苏州舒载阳刻印《封神演义》，有牌记云「每部定价纹银二两。」而当时一个下层杂役工人或伙夫之类，一年薪水是一两二钱，至于一般平民，不会超过四两（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第六卷《力役》）。全年工资不吃不喝让你买两部小说看你干不干？清末时期的书价，同样看一下《知堂回想录》所记「购《后七剑十三侠》一部，计洋一角八分。」话说这种书籍低价的现状，在天朝一直持续到现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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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是已经等同脱离这一块研究的相关专业研究僧，直接引用了自己论文的部分资料，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