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詞體畛域考察：

以詞在韓國文集中的文體歸屬為例

楊傳慶

楊傳慶，1981年生，安徽六安人。文學博士，南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詞學研究。

內容提要：作為來自異域的文體，詞在韓國文人文集中的文體屬性較為複雜。韓國文人將詞與文集中的“詩”“樂府”“歌詞”等混為一體，不同文人對詞的文體歸屬有著不同認定，其中將詞歸於“詩”者佔據絕大部分，另有歸入“樂府”“詞”“歌詞”等文類者。這體現了韓國文人始終未能明確詞體的畛域，也沒有形成如中國文體中獨立的詞體觀念。詞體畛域的模糊影響了韓國文人對詞體風格特質及體式的認識，不過這對考察詞體在韓國的發展和新變亦有其意義。

關鍵字：韓國詞 畛域 詩 樂府 詞

中韓地緣相近，高麗(918—1392年)、朝鮮（1392—1910年）時期，兩國文化交流頻繁且深入，就文學而言，朝鮮半島漢文學文體大多受到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朝鮮時期學者李德懋（1741—1793）曾云：

大抵東國文教較中國大抵每退計數百年後始少進。東國始初之所嗜，即中國衰晚之始厭也。如岱峰觀日，雞初鳴，日輪已騰躍，而下界之人尚在夢中；又如峨眉山雪，五月始消。〔一〕

其言有其合理之處，但就詞體而言，高麗朝對曲子詞的喜愛並不比宋朝人晚太多。學者們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宋史·樂志》及《高麗史·樂志》等文獻對詞傳入高麗的時間進行了推斷，如車柱環認為高麗文宗（1047—1082）後半期作為唐樂歌詞的“詞”已傳入高麗〔二〕；吳熊和指出宋人晏殊、柳永、歐陽修的詞曲應是在北宋神宗時期（1067—1085）傳入高麗〔三〕，這些論斷今已被廣為接受。

對於朝鮮半島而言，詞來自異域，又是自上而下進行擴散，由於它沒有民間與市井土壤的滋養，儘管創作上不絕如縷，卻也未成為引人注目的文體，八百餘年的時間裏所存也只兩千多首詞作，與漢詩相比，數量相差懸殊。車柱環曾云高麗文人創作的古、近體齊言詩有不比中國人遜色的作品，但是“長短句之詞不多，而且想作詞的人亦不多”，他說：“由於句調與韻律互不相同之詞調非常多”，“因為言語系統不同，這對高麗知識份子是件極其困難之事”。〔四〕語言上的差異與隔膜的確是韓國文人難以作“詞”之因，另外滋生土壤缺失、傳播途徑不足、時調等文體功用替代等對詞體不興均有影響。〔五〕高麗、朝鮮時代未見文人將“詞”獨立編集者，文集中獨立成卷者也僅李齊賢《益齋亂稿》卷十之“長短句”、趙冕鎬《玉垂集》卷二十七之“詩餘”等。初步考察高麗、朝鮮文人“詞”在文集中的文體歸屬，我們發現在315位作詞文人中，有獨立文集者292位。其中將詞編入“詩”者為192位，有的統納入“詩”中，有的將其納入某類詩體如“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七言古風”“七言律詩”“絕句”“五言古詩”等，有的則以之為“雜體”；將詞作歸入“樂府”“詞”“歌詞”“詩餘”“長短句”等文體者共80人，其中歸入“樂府”者22人，歸入“詞”者39人，歸入“歌詞”者7人，歸入“詩餘”者7人，歸入“長短句”者2人，其餘則入“小詞”“詞令”“詞賦”“詞操”“樂章”“樂府詞”。在292部文集中，其中10人的詞作既分佈在“詩”中，又分佈在“詞”“樂府”“歌詞”等體類中，而“詞”“樂府”“歌詞”“詞令”等文類中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詞作。〔六〕此外，同一詞牌之詞也會有不同歸類，最典型的莫如《巫山一段雲》，據《全高麗朝鮮詞》統計，共有60位文人創作《巫山一段雲》478首，佔據了詞作總數的23%，這是非常高的比例。從《巫山一段雲》在文集中的歸屬看，60位文人中有51人將其歸入“詩”，僅9人歸入“詞”“樂府”，就《巫山一段雲》八景組詞而言，僅有6人將其歸為“長短句”“樂府”或“詞”。由上不難得知，韓國文人在詞之體性認識上的駁雜之處，他們並未在八百餘年的歷史中形成對詞體畛域的明確認知。

一、以詞歸屬“詩”“雜體詩”

首先來看詞作被歸於“詩”者，今見存詞的韓國文集中，絕大多數詞作都被編入“詩”中，毫無疑問，是將詞當作“詩”體來看待，但這其中又有複雜之處，詞作會因為其不同形態而被歸入不同詩體之中。下面按照古詩、律詩、雜體分類舉例說明。

將詞作歸入“古詩”者，如洪迪（1549—1591）《荷衣遺稿》詩體分類為五絕、七絕、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古詩，其中“古詩”中包含五七言古詩，《鷓鴣天》（麥秋詞）、《念奴嬌》（北窗清風）正在其中。將這兩首詞視作“古詩”當是因為其長短句形式與古體詩有相近處。另，鄭基安（1695—1775）《效朱文公小詞體》1首見《晚慕遺稿》卷之一“古詩”；李漢龍（1862—1926）《釣臺詞<水調歌頭>體》1首見《唐川集》卷一“古詩”，這兩首詞都是效朱熹《水調歌頭》，二人各自僅有1首詞，歸於“古詩”當亦是權宜安排。

除統歸入“古詩”外，有的文集將詞作或歸為“五言古詩”，或歸為“七言古詩”。如權暐（1552—1630）僅有一首詞，題為《鄭景任令公次晦庵<水調歌頭>一闋，題金士悅岩亭，余亦效顰》，見《玉峰集》“五言古詩”，將《水調歌頭》視為“五言古詩”，當是據詞調首句為五言來認定的。與將詞作歸入“五言古詩”相比，歸入“七言古詩”者更多一些。如徐居正（1420—1488）編選《東文選》將崔執鈞改易范仲淹之《剔銀燈》（昨夜細看蜀志）詞編入卷八“七言古詩”中，從詞作看僅末句“問白髮、如何回避”可以視作七言句，或是無法安排此類體裁，勉強歸入“七言古詩”之中。俞好仁（1445—1494）《潯陽江頭送客詞，<虞美人>》《金庾信墓，<虞美人>》二首收入《溪集》卷四“七言古風”，在該卷中還包括《教坊謠》《永川教坊謠》《花山教坊謠》等作品，首句均是七言的雜言長短句形式。如《教坊謠》：

霢霂催花條風起，墊城東景物微茫。塵清黃道，寶輦麗靑陽。玉色親祈田租撫，供縻敎我耕桑。三韓福，黃童白叟，鼇涕滂滂。煕二皆帝力，康衢扣腹，歌頌虞唐。緬華山積翠，漢水湯湯。中有明光宮裏坐，垂衣萬壽無彊。蓮花隊雲輧霞佩，拜獻滿庭芳。〔七〕

《虞美人》詞調首句也是七言，則編者將其與這些“教坊謠”視為一類作品。另有金麟厚（1510—1560）《<滿江紅>一闋，贈洪太虛曇》1首收入《河西先生全集》卷四“七言古詩”；李德馨（1561—1613）《又賦<長相思>一闋，送張好古兼奉上使金守伯令公》1首收入《漢陰先生文稿》卷二“七言古詩”；陳景文（1561—1642）《<憶秦娥>一闋》1首收入《剡湖詩集》卷下之上“七言古詩”；石之珩（1610—？）《法駕道引》1首收入《壽峴集》卷上“七言古詩”；文德龜（1667—？）《浣溪沙》《巫山一段雲》《水調歌頭》《望海潮》《鷓鴣天》《滿江紅》《西江月》《好事近》《南鄉子》諸詞均收入《藏六齋文集》卷二“七言古詩”；金夏九（1676—1762）《憶秦娥》詞也收入《楸庵集》卷一“七言古詩”，等等。被收入“七言古詩”的詞作都有數量不等的七言句式，這應是歸屬的依據，但是這也因人而異，體現出隨意性。如石之珩（1610—？）《法駕道引》改變了單調形式，疊加為雙調詞，被歸入“七言古詩”，而申吉暉（1604—？）《效簡齋<無住詞>五首》5首《法駕道引》單調詞則收入《幽軒文集》卷一“五言長篇”，所據又是詞中的五言句式，凡此均可見對待詞作歸屬的隨機之處。有意思的是，李婷（1454—1488）《風月亭集補遺》“七言古詩”中包括《巫山一段雲》2首、《畫堂春》2首、《虞美人》1首，其中《巫山一段雲》題下小字注“以下四首詩餘體”，可見在創作時作者以諸作為“詩餘體”是明確的，但是編集時卻將其歸入“七言古詩”，可見並無對於“詞”體獨立的嚴格意識。

“古詩”之外，還有將詞作歸作“律詩”者。如樸應衡（1605—1658），《題寂滅庵》《詠暮春》《開湖台獨坐》《朗吟》4首《巫山一段雲》收入《南皋先生文集》卷二“五言律”；而丁希孟（1536—1596）《龍山精舍八景，長短四律》8首《巫山一段雲》則收入《善養亭集》卷之二“長短四律”，在五律、七律之外又有“長短四律”之稱，當指長短句和四韻體式，這都反映了作者在《巫山一段雲》文體認定上的隨意之處。還有將詞歸於“七言律詩”者，如李婷《風月亭集》卷二“七言律詩”中有《奉賡御制賦<獻仙桃>曲宴》一首；金夏九（1676—1762）《楸庵集》卷二“七言律詩”中有《玉樓春》（崎嶇世路如登嶺）一首。《獻仙桃》和《玉樓春》均是七言八句，外表與七律非常接近，編者將之歸入“七言律詩”便不難理解了。

在將詞歸屬“詩”體的考察中，有“三五七言”一類值得關注。“三五七言”是韓國古代獨特詩體，由中國傳入之後，其在韓國經歷了較複雜的流變。〔八〕韓國文人將效李白《三五七言》之“三五七言”置於“詩”中，理所當然。如詩題標明“效李白”“次青蓮”者皆是。有的即便不標效李白，從叶韻看，也知是學李白者，如南龍翼（1628—1692）《和秋潭三五七言》：

海潮生，山月明。帶月來還去，隨潮缺又盈。潮能有信書無信，月自無情客有情。〔九〕

當是受到詩體“三五七言”體式的影響，韓國文人將效寇准之《江南春》（波渺渺）者也視作“三五七言”，以之為“詩”。如具崟（1614—1683）《江南春》（三五七言，效寇平仲體，用其韻）見《明谷先生文集》卷二“詩”；洪柱國（1623—1680）《江南春》（三五七言，效寇平仲體）收入《泛翁集》卷五“雜體詩”，金載顯（1627—1700）《江南春》（三五七言，效寇平仲體）收入《蘆溪集》卷二“詩”。諸詞與其他文人所作“三五七言”不同，都標列“江南春”詞牌，並注明“效寇平仲體”。也有將“三五七言”歸入文集“詞”類者，如徐藍田（1849—1894）《藍田詩稿》“詞”類中有《三五七言》一首：

手調桐，聲不空。鳳舞來明月，凰歌生晚風。鳳凰合翼珊瑚架，五色翩翩樂未窮。〔一○〕

聯繫“詞”類中《古意奉寄良人》《金井梧桐歌》《古松》《山丹花》來看，並不是詞，應該是詞體長短句形式影響了作者在詩集中單獨列“詞”一類。另外，梁進永（1788—1860）《晚羲集》卷二“詩”中有“三五七言”體，包括《擬古》一首，《望江南》四首，《擬古》云：

江邊樹，岸上沙。沙明一路直，樹碧兩眼遮。眼迷路在心不忘，難忘易知是君家。

《望江南》其一：

君不來，虛言望幾。海榴花盡殘炎薄，庭梧葉飄早涼生。孤枕夢難成。〔一一〕

《擬古》遵照了“三五七言”的格式，但以《望江南》為“三五七言”，又是該詩體的拓展了。

上述之外，將詞歸於“雜著”“雜體”者也不鮮見。如徐渻（1558—1631）將《差宗廟獻官，致齋閭舍，看壁上所粘唐人刊傳三疊<行香子>詞，感而和之》一首與墓文、書、辭同視為“雜著”收入《藥峰遺稿》卷二“雜著”之中。李光胤（1564—1637）所作《仿李相國體》之《臨江仙》、《效金克己<采桑子>樂府體，村興》等都收入《瀼西先生文集》卷三《詩·雜體》。權韠（1569—1612）效白居易《憶江南》及《臨江仙》《憶秦娥》等詞作與辭、回文、建除體、聯句被歸於《石州集》卷八“雜體”，與之相仿的還有樸泰淳（1653—1704）《戲作<滿庭芳>一闋，詠菊》與演雅體、回文、數詩、聯句、玉連環體等都是具有遊戲性質的雜體詩一同收於《東溪集》卷五“雜體”。

通過以上列示，可見韓國文人將詞作歸於各類“詩體”並沒有統一的標準與依據，具有明顯的隨意性。梳理韓國文人文集我們還注意到，儘管將詞混入“詩”中，但陳列的方式時有差異，很多文集中詞作是零散分佈見各卷的，但某些文集中詞作在“詩”中是匯為一處連續呈現的，這表明作者（編者）還是注意到詞體的類屬性，如惠藏《兒庵遺集》在編排上即將六首詞作連續編列。

為何韓國文人普遍地將詞作歸於“詩”？既有客觀的原因，也受到觀念的影響。從客觀創作看，大部分文人作詞甚少，無法獨立成卷，故混編入“詩”。再有即是觀念上的原因，將詞當作“詩”進行創作，如洪貴達（1438—1504）《臨江仙》（獨松百尺寒如玉）題云：“三月十五日，玉堂群賢邀我於獨松亭，因病不赴，詩以寄之。”〔一二〕崔演（1503—1549）《臨江仙》“雪”、《虞美人》“月”、《玉樓春》“梅”三詞題為“次遠接使蘇公三清詩韻，香奩”。〔一三〕在作者心目中，這些作品就是“詩”而不是詞。並且，“詞”為“詩”之變的觀念也深入人心，如樸來吾(1713—1785)云：

噫！詩本性情，發之吟詠之間。而世有升降，詩隨以變，自然有音、調、聲、格之不同，則詩之體，一變再變而轉以至於三等者，蓋由於風氣時，而人亦無如之何矣。是故《葩》之三百篇，蔽之以“無邪”，而猶有風、雅、頌、正、變、大、小之別焉。降而兩京之俳諧瀰漫，派別百川；六朝之綺麗啁哳，氣像日耗。則所謂五七言歌行、詞、曲之體，亦豈非詩之變乎？〔一四〕

“詩”之體隨著時代風氣轉變不斷改變著面貌，儘管會有音、調、聲、格上的不同，但其根本一致，詞只是“詩”變化形體的一種，將其歸入“詩”中自無不可。所以安鼎福(1721—1791)選詩時即云：

余素昧詩學，且僻陋窮居，雖欲教授家塾童子，而患無以應之。遂取諸家所選五七言，分長篇、短篇、律詩、絕句，而無論往體、近體皆止於百首，名曰《百選詩》。又以古短歌三言、四言、六言、騷體、琴操之屬以及於詩餘，謂之雜體，附於篇末。〔一五〕

所謂“往體”應是指“古體”詩，《百詩選》以長短篇古詩和近體律詩、絕句為主體，而將並非創作主流的三言、四言、六言詩歌和騷體、琴操、詩餘作為雜體附末，從其所列次序看，“詩餘”地位最低，所以在文集中“詞”體與諸多遊戲雜體混於一處也就不難理解了。

除此之外，重要文人文集中詞作的編列方式應該也會對後人產生示範作用，一是被認為韓國詞開山祖的李奎報（1164—1241）之詞就是零散見於《東國李相國集》前集、後集不同卷第的“古律詩”之中的，所以韓國“詞”體被模糊對待在詞史開篇時就決定了。而受韓國文人膜拜的大儒朱熹的《雪梅二闋，懷張敬夫》詞即見於《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詩”中，且不標《憶秦娥》詞調。這應是朝鮮文人文集中《憶秦娥》不標詞調的原因，如趙宜陽（1719—1808）次韻朱熹的《雪梅二闋，奉懷敬夫》就歸入《梧竹齋文集》卷三“詩”，而次韻朱熹的兩首《水調歌》則歸入“樂府”，與朱熹詞編排完全一致。另有琴佑烈（1824—1906）《次晦庵先生雪、梅二闋原韻，寄懷洪景敷》之《憶秦娥》也被歸於《紫山遺稿》卷一“詩”。於此，均可見朱熹之影響。

二、以詞歸屬“樂府”“詞”

“詩”之外，韓國文人多把“詞”作歸於文集中的“樂府”和“詞”之中，不過“樂府”“詞”中的作品往往又不只是詞作。由於韓國古代“樂府”文體較為繁雜，這也影響了韓國文人對“詞”體獨立性的認識。

“樂府”之名，高麗時期的文人即有記載，如元天錫（1330—？）《耘谷詩史》卷五《贊鄭二相所制四歌》一詩題解即云：“二相制開言路,保相功臣,正經界,定禮樂四曲,付於樂府,被於管弦。”〔一六〕這裏的“樂府”明顯指宮廷的音樂機構。隨著時間的發展，“樂府”也成為詩歌文體的一種，並且內涵越來越複雜。關於韓國“樂府”文體，王小盾先生分析了韓國三種樂府觀：其一以宮廷樂署為“樂府”，其二以樂府詩體為“樂府”，其三以仿民謠的作品為“樂府”。〔一七〕前一種是音樂意義或制度意義上的“樂府”，後兩種則是文體意義上的“樂府”，朝鮮半島的樂府觀念史，可以看作這三種樂府觀次第演進的過程。王先生進一步分析說：

在朝鮮朝的幾百年間，有三個文學要素一直被理解為“樂府”文體的標誌。這三個要素是：（一）《竹枝》體，也就是七言四句體；（二）依宮廷樂曲之文體和主題所制之辭，也就是擬歌辭；（三）自新羅以來的民歌，也就用漢字翻譯的歌謠。〔一八〕

在朝鮮王朝數百年時間裏，文人創作了豐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樂府”作品，這其中有“非謂音與事備”，而可為“傷世之一端”〔一九〕眾多樂府詩。如申欽（1566—1628）、沈光世（1577—1624）、林昌澤（1680—1721）、李匡師（1705—1777）、李學逵（1770—1834）、李裕元（1814—1888）等人都作有《海東樂府》，另如李瀷（1681—1763）有《星湖樂府》、申光洙（1712—1775）有《關西樂府》等等。還有就是受李齊賢影響翻成絕句形式的“小樂府”，涉及內容廣泛，“東國忠臣志士、哲輔鴻匠、高明幽逸、才子佳人”〔二○〕皆可詠歎。我們可以通過李裕元《嘉梧稿略》冊一“樂府”所做分類一窺韓國“樂府”之所包，其《樂府》有：《山居樂四章》、《古樂府》31首、《海東樂府》100首、《補制散樂》16首、《訓民正音》5首、《俗樂十六歌詞》，《觀劇八令》、《靈山先聲五章》、《小樂府》45首、《四時詞》13首、《異域竹枝詞》30首、《金石索》59首、《詩餘》26調54首。可見“樂府”文體範圍的廣闊，並且時調興起後，以時調為“樂府”者也很常見，如《海東歌謠》在金裕器時調後評論云：“金君大哉！以善歌名。余於丙申一造其門，叩其篋得一篇，開卷而閱之，乃自家所為新翻也，仍要余訂正。余觀其詞，說盡情境，諧合音律，信乎樂府之絕調也。”〔二一〕

在韓國文人文集中，詞作被歸入“樂府”，詞體被視為“樂府”詩的一種，在性質上也與“樂府”詩相同。如李衡祥（1653—1733）《瓶窩先生文集》卷四“樂府”中除了詞作外，還包括《浩皤謳》之《望太平》《陋巷樂》《漁父約》《樵翁怨》《邀仙檄》《節操祝》等。李瀷（1681—1763）《星湖先生全集》卷八《海東樂府》中有《孤青吟》一首，借用了《水調歌頭》的形式，實際上作者是明確將其作為樂府來創作的，其文體屬性與《海東樂府》中的《瓜亭曲》《立龍謠》《舞鼓樂》《楊花詞》《臨江曲》等完全一致。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在樂府詩創作衰落的背景下，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的文人文集中，“樂府”中多是純粹的詞作。如郭锺錫（1846—1919）《俛宇先生文集》卷九之“樂府”（16首），崔正模（1858—1915）《雲溪集》卷一之“樂府”（2首），崔東翼（1868—1912）《晴溪集》卷二之“樂府”（7首），李垕（1870—1934）《朗山先生文集》卷四“樂府”（13首），芮漢基（1872—1939）《恒齋先生文集》卷一之“樂府”（5首），李锺弘（1879—1936）《毅齋集》卷二“樂府”（3首），安壎（1881—1958）《憤庵先生文集》卷二“樂府”（1首），樸膺锺（1893—1919）《易堂稿》卷一之“樂府”（6首）等。

韓國文人將詞稱作“樂府”，在觀念上也是淵源有自，宋元以來，中國文人以“樂府”稱曲子詞常見，如對韓國文人詞創作影響深刻的朱熹之詞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即題作“樂府”。另外，中國文人在觀念上也常將詞作為“樂府”之延續，如元代王博文（1223—1288）《天籟集序》說：

樂府始於漢，著於唐，盛於宋，大概以情致為主。秦、晁、賀、晏，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詞英氣，天下之趨向始明。〔二二〕

王氏明顯是將宋詞作為“樂府”，從“盛於宋”可知宋詞又為“樂府”的重要成果。這些觀念無疑會對高麗、朝鮮時代的文人產生影響，如徐居正（1420—1488）《東人詩話》云：

樂府句句字字皆協音律，古之能詩者尚難之。陳後山、楊齋皆以謂蘇子瞻樂詞雖工，要非本色語。況不及東坡者乎？〔二三〕

徐居正是直接將宋詞稱作“樂府”，而申欽(1566—1628) 和李裕元（1814—1888）云：

樂府，詩之類而歌之祖，亦風雅之餘也。唐宋以後為詞曲者皆從樂府而演之。〔二四〕

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始於《清平調》。〔二五〕

二人都將詞視作“樂府”演變之體，至曹兢燮（1873—1933）借填詞演說《朱子語類》中《大學》讀法時云：

《大學》讀法，腔子是樂府曲名，如《滿江紅》《水調歌頭》等調，其長短高低，皆有假格，臨時乃為詞以填之，故樂府亦謂之填詞。下文填教他實，即填詞之填。〔二六〕

以詞調為樂府曲名，以填詞稱樂府，這種認識到二十世紀也幾無變化，當代韓國學者仍然以詞為“樂府”分支，如李家源在《韓國漢文學史》中仍說：“高麗後期樂府，‘俗樂’、‘詞’兩類均包括在內。因為‘詞’發展到這個時期，足可理直氣壯地佔有一席之地。”〔二七〕明乎此，則韓國學者在撰寫文學史、詩歌史時略詞不談則不難理解了，畢竟詞創作數量頗少，且只是“樂府”的一小類。

“樂府”之外，韓國文人還多將詞作歸入文集“詞”之中，文集“詞”中作品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詞”中無詞作，第二種是“詞”中均是詞作，第三種是“詞”中既有詞作，也有其他性質作品。

第一種情況如金漢祿（1722—1790）《寒澗先生文集》卷一中“詞”與古詩、絕句、律詩並列，但“詞”中的作品為《重陽攜酒折菊飲楓林中舉杯屬楓而問曰》《楓答曰》《又舉杯屬菊而問曰》《菊答曰》《皋蘭寺續山有花歌》《次朱先生<招隱操>》，若依照中國詞體衡之，均非詞作。還有的文集列“詞”類，但詞作卻在“樂府”或“詩餘”之中，如李垕（1870—1934）《朗山先生文集》卷一之“詞”中僅《無弦琴詞》“琴兮琴兮，弦以音兮”一首，詞作都見於卷四“樂府”。另有任憲晦（1811—1876）《鼓山先生文集》卷之一包括賦、詞、詩、詩餘四種文體，“詞”中只《次朱子<反招隱操>》一首，詞作歸入“詩餘”；柳大源（1834—1903）《自慊窩文集》卷一包括賦、詞、詩餘、詩，“詞”中作品為《次朱夫子<反招隱操>》。

第二種是文集“詞”中全為詞作的情況，如權好文（1532—1587）《松岩先生文集》卷四之“詞”（3首），申欽（1566—1628）《象村集》卷二十之“詞”（6首），李明漢（1595—1645）《白洲別稿》卷一之“詞”（2首），都慶俞（1596—1636）《洛陰先生文集》卷二之“詞”（4首），尹炳模（1859—1934）《弦齋集》卷二之“詞”（5首）等。由第二種情況，我們發現部分文人對詞體獨立性是有認知的，如申欽《象村集》卷三、卷四為“樂府體”，卷二十包括“七言絕句”“雜體詩”“詞”，詞作只歸於“詞”之中，而沒有混入“樂府”或“雜體詩”中。

第三種是文集“詞”中包括詞作與其他作品，這種情況最普遍。如柳東淵（1613—1681）《南磵集》卷一之“詞”中有《秋風歎》“秋風起兮一夕”一首，是受騷體影響的作品；類似的還有李春英（1563—1606）《體素集》下“詞”中《次書山石辭》“水縈回兮百折”、《送李希龍還春川辭》“秋霖連日兮雲冥冥”，均是“辭”。還有吳尚濂（1656—？）《燕超齋遺稿》卷四之“詞”中還包括《北風四章》《白露六章》《次嵇康二章》《次陶淵明時四章》，則全是四言詩。另有一些文人集中“詞”也將“曲”“歌”等納入其中。如安命夏（1682—1752）《松窩先生文集》卷二之“詞”中的《白雪曲》三章：

若有人，在澗阿。佩明月，被芰荷。餐白雪，歌白雪，歲雲暮，吾誰適。

詠白雪，雪漫漫。明花萼，皎霜紈。斡天機，應水德。物附物，玅不測。

雪乎雪，奚取雪。質其素，色不涅。進以漸，退以潔。君子以歌一闋。〔二八〕

李熚（1729—1788）《農隱集》卷一之“詞”中的《老閨女詞》（擬古樂府）有句云：

有女有女年已晚，年已晚可奈何。十五二十芳華時，容顏淡淡芙蓉花。一日織成一匹絹，才貌不曾向人誇。家貧少良媒，佳期忽蹉跎。〔二九〕

再如張錫藎（1841—1923）《果齋先生文集》卷二“詞”中除了《海東樂府十八曲》外，還有《天王峰歌》《夷齊采薇歌》《田橫客薤露歌》《嚴陵釣臺詞》《張翰秋風歌》等。不難看出，韓國文人將“樂府”性質的作品也歸入“詞”之中，在他們的觀念中，詞與此類作品當然是同類。

韓國文人文集“詞”中的作品性質駁雜，這一特徵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所以，韓國文人不僅沒有嚴守“詞”體本位，反而在“詞”體特徵的影響下，反向擴大了文集中“詞”所涵蓋作品的範圍，從文體發展看，這無疑具有韓國特色。不過，這也導致了對詞體本色、特質認識的愈加模糊。

三、以詞歸屬“歌詞”“詩餘”“長短句”等

韓國詞作還被歸入文集中的“歌詞”“詩餘”“長短句”“小詞”“詞令”“詞賦”“詞歌”“樂章”“詞操”等文體之中，以下分別述論之。

就“歌詞”而言，韓國古代本土歌曲如鄉歌、景幾體歌等歌曲的文辭皆可稱“歌詞”，如《動動》《西京別曲》《青山別曲》《鄭瓜亭曲》《飛龍禦天歌》等都見載於《樂章歌詞》之中。“歌詞”還可以指朝鮮時期獨特的韻文“歌辭”，如李睟光《芝峰類說》云：

我國歌詞，雜以方言，故不能與中朝樂府比並。如近世宋純、鄭澈所作最善，而不過膾炙口頭而止，惜哉。長歌則《感君恩》、《翰林別曲》、《漁父詞》最久，而近世退溪歌、南冥歌、宋純《俛仰亭歌》、白光弘《關西別曲》、鄭澈《關東別曲》《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將進酒詞》盛行於世。他如《水月亭歌》《歷代歌》《關山別曲》《古別離曲》《南征歌》之類甚多。余亦有《朝天》前後二曲，亦戲耳。〔三○〕

李氏所列諸多作品皆屬“歌辭”，趙潤濟指出：“歌辭這種文學形式是完全的韻文四四調連續體。它雖是韻文，但不是單純的詩歌”，“它表現的內容更為複雜和悠長，具有散文的性質”。〔三一〕另外，時調也可稱“歌詞”，如徐大善為姜復中（1563—1639）《清溪歌詞》所撰《歌詞後敘》中說：

嗚呼，以公之忠孝之資，竟未蒙聖朝之大為展用，晦跡於林泉之間，以妄自號而終世焉，斯與箕聖佯狂之意相似，而豈其公之實情也。惟其歌詞無非出於忠孝，而當時名流多以敬重焉。〔三二〕

不過，韓國文人又確以“歌詞”稱唐宋詞，如鄭潤卿（黑窩）《青丘永言序》中云：

古之歌者必用詩，歌而文之者為詩，詩而被之管弦者為歌，歌與詩固一道也。自《三百篇》變而為古詩，古詩變而為近體，歌與詩分而為二。漢魏以下，詩之中律者號為樂府，然未必用之於鄉人邦國。陳隋以後，又有歌詞別體，而其傳於世不若詩歌之盛。蓋歌詞之作，非有文章而精聲律則不能，故能詩者未必有歌，為歌者未必有詩。至若國朝，代不乏人，而歌詞之作絕無而僅有，有亦不能久傳，豈以國家專尚文學而簡於音樂故然耶？〔三三〕

序中梳理了“歌”之發展脈絡，其中“歌詞別體”指唐宋新興的“詞”，且稱朝鮮朝罕有人能作“歌詞”，可見序中“歌詞”指“詞”體，而不是本土歌曲之歌詞。另如申光漢（1484—1555）有云：

十八年己亥，又拜大司成，知制教。華、薛兩使之來，特遣公為都司宣慰使。長篇短章歌詞諸作，皆出公手。天使以本國文人不解樂府，作歌詞一闋，故落一字紿之。公語譯官曰：“此句下當有字，疑其無也，請質焉。”天使笑曰：“果是。”改書示之，人皆服公之老於詞也。〔三四〕

所言“歌詞”正是指明朝使者華察和薛廷寵所作之詞作。又宋相琦（1657—1723）評論蘇軾曾云：

世傳東坡自言有三恨：不飲酒、不解碁、不能作歌詞也。……“大江東流去”詞固已膾炙一世，而又有一書與人曰：“近獵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云云。以此言之，歌詞亦何可謂之不能乎？蓋此三者，比他事自視猶不足，故為此言，而實則未必然也。我東人自古不尚歌詞，前輩文集中亦絕無作者。況余於平生未嘗窺一闋、道一句，豈有能不能之可言？〔三五〕

非常明顯，宋氏所言“歌詞”指的是詞。從韓國文人文集中“歌詞”所屬作品看，有的純為詞作，如申光漢（1484—1555）《企齋別集》卷七之“歌詞”，宋寅（1517—1584）《頤庵先生遺稿》卷二之“歌詞”，梁弘澍（1550—1610）《龍城世稿》卷二之“歌詞”，曹友仁（1561—1621）《頤齋集》卷一之“歌詞”等。當然，“歌詞”中雜有其他作品者也不少見。如柳宜健（1687—1760）《花溪先生文集》卷七之“詩”中包括五言長篇、七言長篇、六言、長短句、歌詞，其中“長短句”並非詞作，如《石冰庫》《貧老歎》，而“歌詞”中除了詞作之外，還有《鼓盆歌》《羽扇歌》《佛殿四角金鈴歌》《哀金秀才孟壽詞》等，仍然是將詞作與其他文體混為一類。

“詩餘”之稱最早見於南宋初期，詞作被編於詩集之後稱為“詩餘”以示與詩為不同類別，但在詞學史上其成為“詞”的一個專名則要到明代張綖《詩餘圖譜》的出現。點檢所見韓國古代文獻，韓國文人使用“詩餘”之名比較晚，應該是受到了《詩餘圖譜》《草堂詩餘》和明代文人的影響。〔三六〕韓國文人以“詩餘”稱詞者，如許筠即借袁宏道《觴政》之語云：

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傳,不熟此傳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三七〕

金鑢（1766—1822）有云：

古人以填詞為詩餘，蓋以詩而非詩，其實詩之餘也。〔三八〕

二人所稱“詩餘”皆為詞體。〔三九〕

梳理韓國文人文集，我們發現將詞作歸入“詩餘”者，時間都較晚，並且“詩餘”中的作品都是詞作。如趙冕鎬（1803—1887）《玉垂集》卷二七“詩餘”，任憲晦（1811—1876）《鼓山先生文集》卷一之“詩餘”，姜瑋（1820—1884）《古歡堂收草》卷十七“詩餘”，柳大源（1834—1903）《自慊窩文集》卷一之“詩餘”，金允植（1835—1922）《雲養集》卷六《詩餘學步》，河謙鎮（1870—1946）《晦峰先生遺書》卷八之“詩餘”。其中，任憲晦《鼓山先生文集》卷一包括賦、詞、詩、詩餘；柳大源《自慊窩文集》卷一包括賦、詞、詩餘、詩，二人將“詞”“詩餘”分列，體現了以詞作為“詩餘”的明確觀念。另外，姜瑋《古歡堂收草》由其門客鄭萬朝編，將“詩餘”單獨成卷，獨立於諸詩集之外；金允植《詩餘學步》也與《雲養集》卷六所收《東芚稿》《還朝後詩稿》《東槎謾吟》《己庚詩草》並列，由此可見，他們對於詞體認識在觀念上的進步。

“長短句”是韓國漢詩創作中常見的稱謂，只是據參差不齊句式做出的認定。李奎報詩中即有稱“長短句”者，如《示子侄長短句》、《四月十一日，與客行園中，得薔薇於叢薄間……於是因物有感，作長短句，以示全履之》。韓國文人詞題中也不乏標明“長短句”者，如金榮祖（1577—1648）《忘窩先生文集》卷一“詩”中有《清和黃梅之交，余自山寺到青岩亭，池邊海棠、芍藥盛開，巡簷竟日，作長短句詠之》一首，可據其體式知為《臨江仙》，但作者並不標詞牌，其觀念中應未將其作為“詞”看待。類似的還有吳守盈（1521—1606）《春塘集》卷一“詩”中的《昨夜酒醒無寐，得長短句，錄示諸侄，兼呈景亮、汝》，卷三“詩”中《攜裴景受登劍岩得亭基，詩以志喜，長短句》，二者也均未標《巫山一段雲》詞牌。儘管李齊賢《益齋亂稿》卷十“長短句”中均為詞作，但其後文人集中“長短句”卻不純粹。如盧景任（1569—1620《敬庵集》卷一之“長短句”中包括三首作品，除《次晦庵辭，贈金士悅二首》外，《次張仲順》《別黃參知是》兩首均是長短句詩，不是詞。而李健（1614—1662）《葵窗遺稿》卷九之“長短句”包括作品有《三五七言，次舍兄韻》《南流水》《江之燕》《次用汝效古體韻》等，無一是詞，也均是長短句詩。

韓國文人以“小詞”來稱謂詞體當是受到朱熹的影響，朝鮮時期著名學者宋時烈（1607—1689）在論著中即引用朱熹《答廖子晦》中“小詞”之語，其錄云：

(朱熹)與廖子晦書有云：“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四○〕

在創作上點明“小詞”者，如權韠(1569—1612）《題尹晴詩卷》二首小序云：

晴，龍灣娼也。五峰公鍾愛甚，自敘奇遇首末，繼以五絕句，東槎諸學士皆和之。余作小詞二闋，題於卷尾。晴初見五峰時，以荷花一朵為信。〔四一〕

另如鄭基安（1695—1775）《晩慕遺稿》卷之一“詩”《效朱文公小詞體》；丁範祖（1723—1801）《海左先生文集》卷之十五“詩”《戲為宋人小詞，倣其詞，不仿其意》；郭鍾錫（1846—1919）《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九“樂府”《小詞三疊，寄姜公溥》。以上詞序及題目中的“小詞”都指詞，不過也有例外，如李南珪（1855—1907）之《小詞，牧叟》云：

下澗人洗耳，上坪禾麻藝。駈牛何所之，暮向山中繫。但吃山中青青草，慎勿礪角山中桂。〔四二〕

將詞作歸入文集“小詞”者很少，如金烋（1597—1638）《敬窩先生文集》卷四包括古樂府體、小詞、書三類，其中“古樂府體”中有《贈金叔時敏及樸弟，<臨江仙>》一詞，而“小詞”還有《獲麟操》《秋風三疊》，《秋風三疊》其一云：

秋風嫋嫋兮白露團團。蟲鳴金井兮宇宙寒朗。月垂光兮夜漫漫，所謂伊人，在水中洲。豈不爾思兮路阻且休。愛而不見兮中心悠悠。〔四三〕

此二首作品並非詞作。可見，文集中的“小詞”並非都是詞，從金烋文集中詞作分佈看，其詞體觀念也很混亂。

韓國文人也有稱“詞”為“樂章”者。“樂章”早即宮廷祭祀、宴會樂曲所用之文辭，如《高麗史·世家》卷十九記高麗毅宗：“庚寅，御大觀殿，受朝賀，仍宴文武常參官以上。王親制樂章五首，命工歌之。結彩棚，陳百戲，至夜乃罷。”〔四四〕另如《尹誧墓誌》：

癸丑秋（1133）八月，奉王旨撰集古詞三百首，名《唐宋樂章》一部。……仍命左承宣金存中，諮問樂譜。其遭遇之盛，千載一時歟？公平生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該通音律，尤工歌詞。〔四五〕

所言“樂章”“歌詞”並不一定都是詞作，只是配合樂舞的歌詞。不過隨著宋詞傳入高麗，“樂章”中很快就含括了詞體。如“海東七賢”之一林椿（1152—1220）《與皇甫若水書》中說：

昨於梁君之廬，得足下所撰樂章六篇，手披目睹，反覆成誦，且欣且慶，輒用嘆服。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僕觀近古已來本朝製作之體，與皇宋相為甲乙，而未聞有以善為樂章名於世者，以為六律之不可辨，而疾舒長短清濁曲折之未能諧也。〔四六〕

信中的“樂章”就是指高麗文人學習宋詞所寫的詞作。今見金永壽（1829—1899）《荷亭集》卷四《內制集》有《樂章文》，其中被視作詞的只是宴會儀式中的歌詞，如《先唱樂章·<青玉案>一疊》，《後唱樂章·<醉桃源>一疊》，《夜會宴，先唱樂章·<柳梢青>》，《後唱樂章·<喜遷鶯>一疊》，仍然保持了“樂章”最初的含意。

韓國文集還有將詞作歸於“詞操”者，“操”為琴曲之名，“詞操”之名當也是考慮到“詞”為歌曲之辭這一特點。樸光遠（1838—1900）《鶴山文集》卷一之“詞操”有《浪淘沙》詞一首，另有《和猗蘭操》（含《和古琴操》《和琴操》），後者明顯不是詞作。不過李道樞（1847—1922）《月淵集》卷四之“詞操”中《臘月二十三日，見雪中梅欲吐萼，敢效朱夫子雪梅二闋》（按：不標詞牌，次韻朱熹《憶秦娥》調）和《甲寅仲秋，臥病不得，玩月作<玉漏遲>一闋以遣懷》均為詞。

上述之外，韓國文集還有將詞作歸於文集中之“詞令”“詞賦”“詞歌”“詞調”者，數量極少不再瑣述。值得注意的是南有容（1698—1773）《雷淵集》卷八之“詞令”，卷八包括詩、雜詩，雜詩又包括樂府、詞令、雜體、聯句、四言、六言。雜詩分類極為細緻，“詞令”共18首，但柳己洙《全高麗朝鮮詞》以《望江南》（梅已發）、《江城子》《水調歌頭》《浣溪沙》《臨江仙》6首為“詞”，列入正文，而其餘沒有詞牌的則以之為“失調名”，這些“詞令”性質為何？可否認為是南有容基於詞體啟發創制的新詞？需要我們進一步考察認識。

四、“詞”體畛域模糊的影響

1916 年, 張志淵（1864—1921）等據《東文選》《青丘風雅》《東詩選》《昭代風謠》等增補編選並刊行《大東詩選》，編輯者之一權純九在《大東詩選跋》中說：

我東人不喜讀我東人詩，詩期乎取法中國也。……夫我東有聲詩久矣，自新羅崔孤雲以下，如本朝穆陵盛際諸公皆善鳴一代，雖置之中土作者之列，可頡頏上下，下此者亦不失為我東聲調，自成一邦, 何必嘐嘐然曰唐曰宋曰元明之為可法, 是見其自小而已。〔四七〕

《大東詩選》中詩歌諸體皆備，但無一首詞作，從弘揚本民族文學立場出發，捨棄來自異邦的詞體是自然之事。當然，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輕視詞體或云詞地位低下。通過上文分析，可知韓國詞作品與多種文體攪雜，韓國文人始終未能形成對詞體特質的明確認識，所以韓國詞體畛域非常模糊，這無疑影響了編選者對待詞作的態度。也正因為未能實現詞體獨立，所以韓國文人對詞體風格特質缺乏深入探討，對詞之體式也並不看重，且認識上有淆誤處。

與論詩之豐富相比，韓國文人對詞風格特質的揭示極少見，目之所及有李學逵（1770—1835）《七療》云：

亦有聲詩之餘，曲子填詞。聽之者魂，道之者情癡。或慢聲度曲，或減字摛辭。或銅將鐵綽，大江東去；或江南賀公，梅雨風絮。〔四八〕

另如李圭炳與金信榮《古歡堂收草·詩餘》之題辭云：

詞者詩餘，金粉替墨。委曲纖秾，有不可測。維我先生，宋明嗣響 。一回一吟，天風浪浪。

餘波綺麗出天工，一味悲涼掩抑中。記得鵲橋詞裏語，詩人原合是英雄。〔四九〕

以上所論，涉及詞體深情、婉曲、綺麗風格特徵的揭示，但都流於簡略，也無法產生較大影響。此外，韓國詞體觀念模糊也導致了韓國文人在創作時對詞體認識的忽視，這體現在忽略詞牌、誤用詞牌及詞體稱謂的淆亂上。

詞牌是詞體明顯的標誌，韓國文人詞作多不獨立標列詞牌，而是混於詞題之中。還有頗多詞作只有題目而無任何詞牌信息。如吳守盈（1521—1606）有《遣興長短句三首》，僅一首詞末標明《臨江仙》，另二首不標詞牌，分別為《虞美人》《憶秦娥》。不標詞牌並非是作者疏失，而是在他們的觀念中詞與詩一樣有題目即可，並沒有認識到詞牌是詞體的獨特標誌。此外，韓國文人作詞詞牌誤用情況也很常見，如申命顯（1776—1820）僅《萍湖遺稿》卷下“詞”中《蝶戀花》（殘鴉啼送夕陽好）詞1首，詞牌“蝶戀花”實為“虞美人”之誤。另有鄭球（1490—？）作《雜興效仿陳簡齋無住詞十八首》，效仿的當是陳與義《法駕道引》，但鄭球詞中卻作《望江南》。《法駕道引》與《望江南》體式相近，但起句下多一疊句，鄭球不查，故有淆亂。

從韓國文人詞題看，他們對“詞”體制上的稱謂有“疊”“調”“章”“闋”“首”等，現略作考察。先看“疊”，如南龍翼（1628—1692）《效<望江南>詞三疊》，“三疊”指“長安好”“南州好”“維揚好”三首詞；金始（1684—1729）作有《明原詞》三首：一疊《玉樓春》、二疊《清平樂》、三疊《南柯子》；都漢基（1836—1902）《聞設餞春會，戲贈雜詞七疊於會中諸友》，“七疊”指《蝶戀花》《滿庭芳》《菩薩蠻》《系裙腰》《一剪梅》《浣溪沙》《憶少年》七首詞。以上一“疊”就是一首詞之意，可以是同詞牌，也可以是不同詞牌。不過李裕元（1814—1888）《十二時》（三疊長調，數目題）詞中的“三疊”指上中下三片，一疊指一片，而非三首詞。

“調”，如權煒（1708—1786）《憶秦娥》（《陽關曲》三調）、《長相思》（三調）、《憶江南》（三調）、《桃園憶故人》（四調）；金箕瑛（1864—1923）《長相思》（六調）、《憶秦娥》（六調，和贈美洞澹翁），一“調”就是指一首詞，稱“調”必須是同詞牌。

“章”，如金榥（1896—1978）《奉壽外姑曹夫人六十一生朝三章》，指《望梅花》《謁金門》《定風波》三首詞。

“首”，如趙裕壽（1663—1741）《三宿之戀，多在壽春，依樂天<憶江南>，戲成三首》，指三首《憶江南》詞；而盧景任（1569—1620）《次晦庵辭，贈金士悅二首》卻並非指二首詞，而是以上片、下片為“二首”，只是一首詞。

“闋”，關於“闋”的稱謂，有不同含意，或指上、下闋之一“闋”意，或指一首完整的詞。如鄭胤永（1833—1898）《利城雪夜，共朱曰龍謹次朱子梅詞二闋》，此詞次韻朱熹《念奴嬌》朱希真梅詞韻，題中的“二闋”指上、下闋，而非兩首詞；還有《謹次朱子雪梅詞四闋》，此為次韻朱熹《憶秦娥》二詞，題中的“四闋”也不是指四首詞，而是指兩首詞。這種以“二闋”指一首詞的上下闋在韓國詞中常見。“闋”指一首詞者如金榥（1896—1978）《奉壽靈川金丈鬥鉉回甲生朝三闋》，指《酒泉子》《荷葉杯》《相見歡》三首詞；姜永祉（1857—1916）《五月五日，戲題<臨江仙>一闋，相與一笑》，“一闋”就是指一首詞。可以說，韓國文人對“詞”體制稱謂的不確定性，也是“詞”體畛域未明的結果。

對於韓國詞的研究，中韓學界多以中國詞為參照系考察之，而眾多韓國學者在強調民族文學獨立發展的觀念指導下，韓國的文學史、詩歌史論著對於“詞”體基本不提及。張伯偉在談及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時指出要“打通中心與邊緣”，“不只是揭示中國對周邊國家、民族的文化傳入，而是呈現漢文化圈在內外接觸中‘受容’和‘變容’，強調不同地區人們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五○〕此論對我們認識韓國詞體頗有啟發意義。儘管韓國文人在觀念上始終未能確立詞體的畛域，將其與詩、樂府、歌詞等混淆一體，也沒有實現詞體獨立，但梳理詞體在韓國的發展及文體認定，對於認識文學交流、文章變體均有意義。特別是詞體與韓國語言、文學交觸之後出現的新樣相，體現了其在韓國的生命延展。關於這一點，我們將撰文另加詳論。

〔一〕李德懋《清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八《寒竹堂涉筆》(上)“孤雲論儒釋”條，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66年影印本，第573頁。

〔二〕車柱環《唐樂研究·<高麗史·樂志>》，泛學圖書1976年，第86頁。

〔三〕吳熊和《<高麗史·樂志>中宋人詞曲的傳入時間與兩國的文化交流》，沈善洪主編《韓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

〔四〕車柱環《高麗與中國詞學的比較研究》，《詞學》第九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21頁。

〔五〕參李寶龍《韓國高麗詞文學研究》“高麗詞文學創作低迷原因透析”，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六〕此據柳己洙編《全高麗朝鮮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所錄詞人並結合《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文集叢刊（續）》《韓國歷代文集叢書》考察，以著有獨立文集者統計。按：《全高麗朝鮮詞》嚴格按照詞體格式整理，規範了詞牌、上片、下片等，也有改詞題、改詞調、補詞調之舉；不過就保留詞作在文集中的面貌而言，不加改動更有助於認識高麗、朝鮮文人的詞文體意識與觀念。

〔七〕俞好仁《溪集》卷四“七言古風”，《韓國文集叢刊》第15集，韓國學DB。

〔八〕關於“三五七言體”的流衍，可參看張伯偉《“文化圈”視野下的文體學研究——以“三五七言體”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7期。

〔九〕南龍翼《壺谷集》卷十一《扶桑錄》，《韓國文集叢刊》第131集，韓國學DB。

〔一○〕徐藍田《藍田詩稿》，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1337頁。

〔一一〕梁進永《晚羲集》卷二“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622集，景仁文化社影印本，第58頁。

〔一二〕洪貴達《虛白先生續集》卷二“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823集，第135頁。

〔一三〕崔演《艮齋集》卷六“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330集，第434頁。

〔一四〕樸來吾《尼溪集》卷六《三等體序》，《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029集，第335頁。

〔一五〕安鼎福《百選詩序》，《順庵先生文集》卷十八，《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954集，第22—23頁。

〔一六〕元天錫《耘谷詩史》卷五“詩”，《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201集，第410頁。

〔一七〕〔一八〕王小盾《朝鮮半島的樂府和雅樂》，《中國音樂》2016年第4期。

〔一九〕申欽《樂府體四十九首序》，《象村集》卷三，景文社1981年影印本，第21頁。

〔二○〕李裕元《嘉梧樂府·小樂府·後記》，《嘉梧稿略》，《韓國文集叢刊》第315集，韓國學DB。

〔二一〕金壽長編撰、金三不校注《海東歌謠》，韓國時調學會1987年，第81頁。

〔二二〕王博文《天籟集序》，施蟄存主編《詞集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63頁。

〔二三〕徐居正《東人詩話》，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一卷，太學社1996年，第440—441頁。

〔二四〕申欽《樂府體四十九首序》，《象村集》卷三，景文社1981年影印本，第21頁。

〔二五〕李裕元《嘉梧樂府·詩餘·後記》，《嘉梧稿略》，《韓國文集叢刊》第315集，韓國學DB。

〔二六〕《巖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雜識上》，《韓國文集叢刊》第350集，韓國學DB。

〔二七〕李家源著，趙季、劉暢譯《韓國漢文學史》，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150頁。

〔二八〕《松窩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續）第64集，韓國學DB。

〔二九〕《農隱集》卷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21集，第70頁。

〔三○〕《芝峰類說》卷十四，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二卷，第393頁。

〔三一〕趙潤濟著、張璉瑰譯《韓國文學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2頁。

〔三二〕樸乙洙編著《韓國時調大事典·別冊補遺》，亞細亞文化社2007年，第214頁。

〔三三〕《青丘永言》珍本，國立韓古爾博物館2017年影印本，第7頁。

〔三四〕《企齋集》卷十四附錄《文簡公行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754集，第145頁。

〔三五〕《玉吾齋集》卷十七《南遷錄》下，《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535集，第347—348頁。

〔三六〕據張海濤考證，《詩餘圖譜》在朝鮮時期鈔本三種、刻本一種。鈔本之一為隆慶四年（1570）庚午仲秋，樸惺請“青流”在尚州（今屬韓國慶尚北道）的商山館謄錄的，所用底本為明嘉靖十五年（1536）《詩餘圖譜》初刻本。刻本也出現在1567—1584之間。感謝張海濤賜知未刊稿成果。

〔三七〕許筠《閑情錄》卷十七《瓶花引》，《許筠全集》，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81年影印本，第339頁。

〔三八〕金鑢《題鳳城文餘卷後》，《藫庭遺稿》卷十《叢書題後》，《韓國文集叢刊》第289集，韓國學DB。

〔三九〕韓國文人以“詩餘”稱時調者僅見於申欽《放翁詩餘序》，以時調為“詩章之餘”，但此說並未流行。此序見《青丘永言》珍本，國立韓古爾博物館2017年影印本，第45頁。

〔四○〕《朱子言論同異考》，《尤庵先生文集》卷八十六《雜著》，《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541集，第319—320頁。

〔四一〕《石洲集》卷八《雜體》，《韓國文集叢刊》第75集，韓國學DB。

〔四二〕《修堂遺集》冊一《寒棲問答》，《韓國文集叢刊》第349集，韓國學DB。

〔四三〕《敬窩先生文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100集，韓國學DB。

〔四四〕《高麗史·世家》卷十九“毅宗三”，《高麗史》，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第386頁。

〔四五〕《尹誧墓誌》，《朝鮮金石總覽》上冊，朝鮮總督府大正八年（1919）九月，第371頁。

〔四六〕林椿《與皇甫若水書》，《西河先生集》卷四《書》，《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集，第376頁。

〔四七〕張志淵等編《大東詩選》，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韓國漢詩選集》VI，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第651頁。

〔四八〕《洛下生集》冊十四《文漪堂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90集，韓國學DB。

〔四九〕《古歡堂收草》卷十七《詩餘題詞》，《韓國文集叢刊》第318集，韓國學DB。

〔五○〕張伯偉《再談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

注：本文发表于《词学》第44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杨传庆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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