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兽》电影剧本
《人与兽》电影剧本
(1962年)
译/孟广钧
人与兽
(Люди и Звери)
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制片厂出品(1962年)
编剧:С·格拉西莫夫
导演:С·格拉西莫夫
摄影:В·拉波波尔特
主要演员:Н·叶列梅柯(饰巴甫洛夫)、Т·玛卡洛娃(饰安德列耶夫娜)
是夜晚的时刻,一辆老式“莫斯科人”牌小轿车在莫斯科——辛菲罗波尔的公路上行驶着。这是一辆饱经过事故的车子——它的样子是“疲惫不堪的、风尘仆仆的”,车门和板簧当当作响。它吃力地跑着——是过多的行李压迫着它。在后座上、在装行李的后舱里、在车棚顶上到处都是东西。显然,车是从远地来的。它的牌号是“ЛК18~24”(注1)。这说明它是从列宁格勒来的。
在前座上坐着两个女人——母女二人。母亲掌握着方向盘,女儿——一个年纪约十八岁的女孩子,把头靠在母亲的肩上睡着了。母亲怕惊醒女儿,用左手掌握着方向盘。母女二人的面孔在黑暗中只能辨出朦胧的轮廓。
车灯在柏油路上闪烁着,不时地从黑暗中把路旁的树丛照亮,而在同别的车相遇的时候,则俯首听命地把车灯关掉。
女人不时眨巴眼驱赶睡意;她睁大一双善良的疲倦的眼睛,尝试着唱歌。
“快到了吗?”女儿不抬眼皮地问。
“还有六公里。”
“你怎么知道?”
“旅行指南上说,三一〇公里,方才的里程标是三〇四……还有六公里。”
“天哪,真慢!”
女儿抬起头来,像小孩似的用瘦小的拳头揉了揉眼睛,向前看去。一些短命的昆虫在跳跃的光亮中流窜着。汽车追上它们,它们撞到玻璃窗上,留下斑斑点点的污迹。
“在莫斯科住下就好了。看一场戏,像人样地宿上一夜。都怪你!”
“算啦,姑娘,现在还说这个干什么。再过三分钟,我们就到旅馆啦。洗洗脸,喝杯茶——马上就上床。你知道,那有多好!”母亲奉承地微笑着,把脸贴到女儿的脸颊上。
“有人在那家旅馆等我们?”
“有什么人?我们拍电报定的房间呀。”
“他们就给你的电报吓住啦?!嘿,妈妈,你呀……太天真啦。简直都可笑!”
“好啦,好啦,若是没有房间,我们就到城外,找个干草垛,在星空底下过一夜。如今,夜晚是暖和的——还有比那样更舒服的吗?!”
“我可不愿意。我好像对你说过,再也不在干草垛里睡觉。你自己去和甲虫、蜘蛛什么的去睡吧……前面又是什么?”女儿望着愈来愈近的灯火生气地问道。
“我们这不到了吗!”母亲说。
但是,汽车在这时打起喷嚏来,抽动了一两下之后停下来了。
“这又是什么毛病?”母亲抱歉地望了望女儿,手忙脚乱地又踏油门、又打火、又按拉杆。
汽车不声不响。
“真是的!”母亲仍在做无益的努力,这时女儿望了望她的手、她的脸、和突然在她嘴角上出现的疲倦的皱纹。在她凝视的眼睛里露出某种善良的温暧,然后又闪过一些嘲讽的火花。
母亲毫无办法地放下双手。
“只有揭开车盖了。”
女儿的眼睛又冰冷起来:
“算了吧!”她从车里爬出去。“我用腿走啦。”
“好的,孩子,”母亲振作起来说,“你去吧,亲爱的,没有几步路啦。告诉他们,我们来啦,不然看把房间再耽误掉。”
“房间!”女儿嘲笑地向后甩了一下短头发,然后又看看母亲那眼神里充满气愤的嘲讽和偏袒的同情问道:
“是不是没有汽油啦?”
“不至于,”母亲说着从车里爬出,“汽油还应该有的。从计油表上来看,还有五公升。一定是点火出了毛病。你去吧,小丹娘,你去吧,亲爱的,我看看电瓶、检查一下线路。说不定我还会追上你呢。去吧,亲爱的。”
母亲掀开车盖,点上移动灯。她的面部表情严肃起来:她专心一意地检查机器。
女儿沿着公路边缘向前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皱皱眉头,向黑暗处望望。然后,她又甩一下头,朝着旅馆的方向走去。
她离开汽车没有走上几步,便完全陷入茫茫的黑夜之中了。为了壮胆,姑娘朗诵起诗来。
在旅馆的门前挤满了车辆。一辆大汽车正准备启程驶往辛菲罗波尔去。司机叼着香烟围着车绕弯儿,一边用脚后跟踢踢轮胎进行检查。一群盼望着早日见到大海和阳光的面孔苍白的休假者一边上车找自己的座位,一边兴奋地喋喋不休。
在离大汽车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站着一个年约四十上下的男人,他的衣着与这旅馆的喧嚣的客人们全都不同。他穿着一套外国式样的旧西装,毛料衬衫,有着修理过的痕迹的皮鞋。他的脸孔露着小心谨慎。
丹娘急匆匆地从他身旁走过,差一点儿没有撞到他的身上,她闪进门内不见了。夜是燥热的。数不尽的肥大夜蛾在灯火四周打旋。汽车越聚越多,人们从车上走下来活动着腿脚,伸曲着手臂。我们的“莫斯科人”也终于出现了。它很吃力地一冲一冲地向前移动着。在离旅馆几步远的地方,它的排汽筒放了两声炮,又停下来了,显然再也走不了啦。它的被折磨得够苦的驾驶人从车里钻出来,沮丧地把车盖掀起。
这时,丹娘站在门里冲着黑黝黝的外院叫着:
“妈妈!”
“嗳,”母亲答应着,“我在这儿,丹娘,别嚷了。车又坏了。”
“那么就把护照给我吧!真够戗!”
丹娘看到母亲留在车前不动,便控制住自己的任性跑过来。
“你知道吗,”她在路上嚷着,“你知道有多少要房间的人啊?再耽误一分钟,就没有我们的房间啦!”
那个男子露出自己谨慎的半微笑观察着丹娘。而丹娘在从他身边跑过时,又险些撞到他。她从母亲手里接过护照又跑回旅馆里去了,她还像个小孩子一样笨拙地大动作挥舞着双手。
“真见鬼!”母亲说着又俯身去检查马达。
“让我来看看!”
母亲挺起腰来,看见面前是一个陌生的人。他的面孔看不清楚,因为他背着光。
“请看吧!”她说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
男子俯下身去。在移动灯的光亮下,她先看到他的粗大劳动的双手,然后才看到他的脸。他抬起了眼睛,突然,吃惊地往后一退,挺直了身子。
“什么?!”
她也站直了。如今站在他的对面,细看他。
“认不出了吗?”男子脸上的半微笑变成更复杂的某种羞愧痛苦的表情。“你看,我们是这样见面的。”
“等一等,等一等。”她说,把灯移到他的面前。
“是的,是你。过了这么多年,可我一下子便认出你来……虽然,你也变了样子,安娜·彼得洛芙娜。”
“我叫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一点不错,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我来吗?想一想,列宁格勒……想一想,想一想……”
“我的天哪!”她放下灯,向他走过去,紧紧抓住他的双手。
“叫不出我的名字来吧?”他轻轻地笑着。
“巴甫洛夫。是巴甫洛夫中尉!”
“对。”
“至于你的名字和父名我在那时就不知道,没有来得及问。”
“是的,是的。”巴甫洛夫差不多是无声地笑着,但是他的那副变得几乎使人辨认不出来的面孔上,闪出了幸福的光芒。“你那时马上就睡着了。马上……”
“是的,马上睡着了!什么都没有来得及问!早上醒过来,看到了字条。我把它保存下来了。现在也还在身边。”她用头向后座位上的小旅行袋示意了一下。“落款是‘А·巴甫洛夫’。不知为什么,我想一定是亚力山大。”
“是阿列克塞,我叫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他仍在笑着,没有松开她的手。
“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你怎么能想得到呢?”
“那么……你现在是到哪儿去?从哪儿来?”
问过这些之后,她全身上下地打量他一番,而他也周身不适地感到她的目光。他马上冷下来了。谨慎的半微笑再次在他的面上浮现出来。
“从哪儿来?说起来,话长了。至于到哪儿去——是到塞瓦斯托波尔。我哥哥在那里。”
“那么,一道走怎么样?我也是到那一带去。我们是从列宁格勒来。我的女儿的体质太不好了。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一个疗养院性质的医院请我去做主治医生。条件很好,再说气候也合适。”
“是啊,是啊……”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说实在的,暂时还没有地方住。我就在这长凳上过一夜,像战士露宿一样。这夜晚很暖和,而且我的东西也不多。”
他用头朝树下的长凳点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帆布背袋,旁边还倚放着个旧公事包。
“怎能这样呢!这怎么行!和我们一起睡吧。”
“不方便吧?”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出门在外没有不方便的。走,走!拿上东西。”她很坚决。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下定决心,走进旅馆的大厅,这决心往往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决定性时刻所做得出的。
“丹妞莎(注2)!”她急于争取主动地说。“你交了护照吗?还得交一个,是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的。”
大厅里满是人,大家在这时都向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望去。但是,她只觉察出一个人的目光——那是女儿的。女儿几乎惊呆了。
“怎么,是一家人吗?”值班的姑娘接过巴甫洛夫的护照问道。
“是一家人。”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连忙回答。她的面孔严肃到了极点。
“妈妈……”丹娘想说话。
但是,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打断了她:
“丹妞莎,拿通知单上楼去。我来填登记表,然后去存车。去吧,去吧,孩子!”
丹娘回顾着,迟疑地爬上楼去。
“说真的,不值得。”当他们离开登记处的时候,巴甫洛夫说道。
“我请你不要在意。我会向她解释清楚。”决心没有离开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丹娘站在房间中央,她看着女服务员把第三套行李铺放在大沙发椅上。门开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走进来,巴甫洛夫跟在她的身后。
“就在这里休息吧,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还在迈门坎的时候就说,“你看,已经给你放好床铺啦。”
女服务员向外走去,她回过头来毫不掩饰好奇心地打量巴甫洛夫。他站在桌旁,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瘪瘪凹凹的热水瓶。他的手明显地颤抖着。
“来,丹娘,给你介绍一下,”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尽量挤出个笑容,“这是巴甫洛夫·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
丹娘侧着身子移到巴甫洛夫的跟前,伸出她的痩小苍白的手。巴甫洛夫刚刚握住她的手指,她便马上把手抽回来,转过身去。
“我去搞点茶来。”巴甫洛夫说。沉默片刻之后,他走出房间去。
“妈妈,这算怎么回事?”丹娘问道。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母亲,逼视着她:“这个人是谁?”
“我说过啦——是巴甫洛夫·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就是那个我对你讲过的巴甫洛夫中尉。”
“好,那么为什么他应该和我们睡在一个房间里?”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脸搐动了一下,尖声地说道:
“因为他现在无处过夜,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人——只要他是一个人的话——至死也没有权力忘记的。”
丹娘耸了耸肩,开始解衣扣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望着女儿,眼睛里含满泪水。
“告诉他,在我没有睡下之前,不要进来。”丹娘坐到床边上脱鞋。母亲走过去,坐到女儿的身旁。
“丹娘,告诉我,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女儿?”
“什么样的,妈妈?”丹娘脱袜子。
母亲寻找适当的词句说:
“无动于衷的……”
女儿又耸了耸肩膀。
“回答我,为什么?”母亲抚摸她的头发。
“妈妈,你又来啦?”
“我请你回答。”母亲的声音里含着啜泣。
“因为我看不出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一块面包这件事里究竟有多少英雄的行为。”
“一块面包!他救了我的命。我本来都死过去了。”
……列宁格勒。1942年。冬天。街上躺着尸体。一辆卡车驶过,载着满满一车饿殍。卡车在积着厚雪的坷坎不平的涅甫斯基大街上跑着。一个死姑娘的长辫子随风飘荡着。卡车拐进花园路上。一个军官背着个口袋在大街上走着。他在自己的家门口站下来。就在门口的台阶上躺着一个死女人。这是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军官本来都迈过去了,但是他感觉到女人好像在望着他,因此便俯下身子。在她张着的眼睛里,他看到微弱的生命的光明。
“请帮帮我,把她抬起来。”军官对一个戴长风耳帽的过路人说。那人摇摇头拒绝。从长风耳帽的下面送出毫无生气的声音:
“我不行……”
过路人蹒跚地想要迈过一个雪堆,但摔倒了。他爬起来,再向前走,又摔倒——死了……
军官试图把女人抱起。原来她比想象中的她那样身材人的体重要轻得多。军官先扶她坐起,然后把她扛到肩上。这样,他就像扛着一个玩偶似的向家走去,他吃力地开开门,把她扛进冷冰冰的黑暗的房屋里。他摸索着把她放到沙发椅上,划根火柴,点上油灯。挂着白霜的墙壁闪闪发光。
巴甫洛夫从书架上取下几本厚书,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撕碎,点起炉子。他掀开壶盖看了一下——里面还有水。
“好!”巴甫洛夫说。
不论是他的声音,也不论是这句话本身,都奇怪地响彻在这座坟墓之中。女人望着天花板。巴甫洛夫向她俯下身去。在半晕迷的雾境中,她看见了他的面孔。他微笑说:
“我们马上就喝茶,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扩大器里响着节度计的声音,咔嚓一声响,发出了警报的信号。但是,巴甫洛夫没有在意。他蹲在火炉旁边,翻阅起书来。那是狄更斯的作品。借着炉火的光亮,巴甫洛夫读了几行。显然,内容太不合时宜了,以致使他不解,他笑笑把书塞进火炉去。转过身来。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望着他。温暖渐渐恢复了她的生命。
(“一块面包!”——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望着丹娘说。“傻姑娘。那是一条人命!”)
“这就好了!”巴甫洛夫说,他坐到沙发上来。“我们马上喝茶,吃面包。吃面包!”
巴甫洛夫从背囊里掏出半个小面包,和用报纸包着的一大块砂糖。他把报纸打开,很熟练地用刀子把糖切碎。然后把糖渣很习惯地搂起放进嘴里。茶烧开了。传来连续两声爆炸声响。巴甫洛夫把茶倒进军用杯和一只和平时期留存下来的美丽的蓝色茶碗里。他把一只小板凳移到沙发前面,放上蓝茶碗、一块面包和糖。
“吃吧!”他说。
他向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俯下身去,用力地搓擦她的手。
“来,来,咱们慢慢地缓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像似初学说话一般,说出:
“安娜……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有亲人吗?”
(“当时我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和生活没有一丝的牵挂。”)
“没有啦。一个也没有剩下。本来有个女儿。还在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她和别的孩子一起送走了。不过,有消息说,火车被德国人劫去了……说不定她现在也不在了。”
巴甫洛夫皱着眉头望着女人的嘴唇在怎样无力地蠕动。他把茶杯送到这毫无生气的唇边。女人开始小口地断断续续地喝茶。在火焰的折射光下,可以看得见女人的前额上渗出了汗珠。她把茶杯推开,仰靠到沙发上。
(“一块面包!”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摸着女儿的头。)
“少吃一点,”巴甫洛夫说着把一块面包放在她的手上。
“就吃。”她的嘴无声地动了动之后又闭上了眼睛。当她再抬起眼皮时,看见巴甫洛夫仍然弯着腰站在她面前,注视着她的脸。
“您在什么地方做工作吗?”
“是的,我在陆军医院里当医生。可是今天我再也没有力气能走到那里去。”说完,她又闭上了眼睛。
……当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睁开眼睛时,房间里一片明亮。黑窗帘已经卷起。窗外是耀眼的冬日白昼。扬声器里传出节度计的声响。
巴甫洛夫不在了,但他的背囊却放在沙发旁的椅子上。背囊上别着一张便条。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读道: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我回到前线去了。我把一切能留下的东西都给您留下了,包括房间在内。用书烧火吧,我想,够烧到开春以前,祝您身体健康,意志坚强。现在大家都不好过。愿您找到女儿。
您的А·巴甫洛夫”
“一块面包……”安娜·安德列耶甫娜重复说。
丹娘耸耸清痩的双肩,闭着嘴打了个呵欠。
“妈妈,我睡下行吗?”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不禁打了个寒嘴,赶忙说道:
“当然,睡吧!”
女儿钻到被窝里,舒适地伸了个懒腰,然后蜷曲起身子。
窗外的汽车来来往往。不知是谁在讲话,还间杂着吹口哨和捏着假嗓子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笑声,然后又是几个女人的讲话声。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仔细端详着女儿,忽然说道:
“丹娘,你知道吗,这样讲是罪过的和可怕的。但是我还是听你讲,注意你的思想,我想……”
敲门声。
“请进……”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进来,进来!”
巴甫洛夫走进来。
“弄来茶啦。”他说着,把热水瓶放到桌子上。
“想喝茶吗?”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转过身去问女儿。
“不,谢谢你。”丹娘面对着墙壁翻过身去,闭上眼睛。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叹了口气,站起来,向桌前走去。她从旅行袋里拿出餐巾、夹心面包、小包子和几只旅行用的不碎茶杯。巴甫洛夫斟上茶。
“我想,”他轻声说,“该把灯关掉。不然影响她睡觉。窗外的光亮足够用了。”
他关上了灯。如今,光亮是从一盏大街灯射过来的。夜蛾在街灯的周围环绕着,它们的放大了的影子不时地映现在墙壁上。
起先,他们默默地喝茶。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先开口说道: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
“十七年了,说得准确些,将近十八年了。”巴甫洛夫又轻轻地笑了笑。“好久没见面了。可以说,有一辈子没见面了!”
“这些年来,你在什么地方?”
在黑暗之中,问答都是比较轻松的。可是巴甫洛夫还是没有即刻答腔。
“在什么地方吗?你最好还是问我没有到过什么地方吧。我回国来还不到一个月。而在这之前,可以说是周游了全世界。我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到处流浪,说得简单一点,是个被迫的移民。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人吗?”
丹娘睁开眼睛,屏住呼吸,注意地听。
巴甫洛夫不笑了。他的深深凹陷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悲哀地望着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啊,原来如此!那么你是被俘虏了?”
“是的,我受了伤。”
他沉默片刻,吃了一口茶。
“在和你分手两天之后,也就是在42年1月28号那天,我被俘虏了。在姆格地方。”
“在姆格……”
“是的,在姆格。也许,你还记得,我们想在那个地方冲开包围。”
“怎么能不记得!病院里简直没处收容受伤和冻伤的伤员。”
“是啊……牺牲了不少人。不过那时毫无结果……”巴甫洛夫的嘴唇颤抖瘪凹起来。
“你喝茶吧,喝茶吧。”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着给他斟茶。“最好不去回忆这些吧。”
“当然,最好不去回忆。不过,也不该忘记。”
巴甫洛夫推开茶杯,俯身在桌子上。在他的嘴角上又出现了奇怪的、探询的微笑。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没有做声。
(“譬如说,我好像在眼前又看到了师政委。这样的人,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怎么能忘记他呢?不可能。
“他没有做诗的才华,但是,请你设想一下,在这场战斗之前,他写了诗。整整一首长诗。他把军官们召集到他的窑洞来,尽其所能地用出全部感情朗诵这首诗。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面孔和声音。”巴甫洛夫说。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了战斗……
“还在河中心的时候,我就中了弹。但是,我没有觉出疼痛,根本不理会,我想,要快跑——就向前跑。任务很简单——在河对岸坚守下来。一直到跳上河岸的时候,我才回头看了看……我们的一排人里只有三个人过了河。其他人不是被打死,就是掉进河里淹死了……德国的炮火在突围的全线把冰河打的粉碎。我们在石头后面休息了一下。从别的排里又过来几个人。我们歇了一阵,决定继续前进……在这儿我们就被打中了。”)
黑黝黝的窑洞里面满是人。政委俯身在油灯近前用颤抖的声音在朗诵诗。诗句的长短韵律不一,但是它的誓言式的语意却震撼着人心。军官们穿着烟熏的肮脏的短皮大衣,秃光着头,严肃地“立正”站着,像是在宣誓。
政委翻着稿纸,一会儿挥手,一会儿又用手迅速地抹掉从眼镜下面流下来的泪水。
有着浓厚伏尔加河地方语音的声音在黑黝黝的屋顶下面轰鸣着。突然,它冲到了冰冻的大河上下:
“前进,前进,我的儿女!
为了列宁的城市,前进!
为了正义的事业,前进!
为了我们的生命和荣誉,
前进!”
于是,战斗的图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所看到的正和巴甫洛夫所看到的一样。
“前进,前进,我的儿女!”
在巴甫洛夫讲话的同时,我们还听见政委的声音,它一直在严寒的浓雾中铮鸣着,直到一声爆炸的巨响突然把它打断。
巴甫洛夫沉默了片刻。
“我就是这样给德国人捉住了。”他后来说。
“柯里亚,借我万能钳用一用,我的不知塞到哪儿去了。”从院子里传来嘶哑的声音。
“你什么也没有吃。”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说老实话,我不想吃。”
巴甫洛夫推开茶杯。
“你怎么样呢?”他凝视着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似乎想在黑暗之中辨清她的轮廓。
“就这样子!活过来啦。把女儿也找到啦。”
“这太好了!”
丹娘睁大服睛望着墙壁听着。
“……当然了,只是在过了五年之后才找到她,她那时已经是十一岁的姑娘了……”
“……我在全国各地找她,结果却在附近,在普斯柯夫州罗甫诺耶村找到。那真是奇怪的重逢……可也只能如此!因为我们分手的时候,丹娘才只有三岁。”
十一岁的丹娘站在小小的简陋的院落中央,在茅屋门前坐着个老太婆,正不大友好地望着走进来的人。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村苏维埃主席和一个民警的陪伴下走进院中来。
“奶奶,”丹娘用手遮着眼睛望着说。“这是什么人?”
“进屋去吧,丹妞莎,去吧,宝贝。”
“丹娘,”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嘴唇颤抖着不大听使唤地叫着,并且尽力对女孩做出个笑容:“小丹娘,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的妈妈呀!”
丹娘躲闪着藏到老太婆的身后。
“去吧,我的亲爱的。”老太婆用黑手抚摸着丹娘的银丝发说。然后,她转身向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您找谁,公民?”
后来,他们围着桌子坐下了。民警在做记录。老太婆和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哭着个人讲个人的道理。主席呼哧着、叹息着、在凳子上辗转着,最后安慰着大家说:
“既然是这么个情况,也就没有办法啦。既然是这么回事。总得考虑考虑。”
丹娘抱着破旧不堪的布娃娃站在一边,她恐惧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妈妈。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控制不住了。她哭泣着扑到女儿身上,吻她的银丝发,吻她的明亮而微肿的眼睛。
“我的女儿,我的光明,我的最亲爱的女儿。我找到你啦,找到啦,找到啦,找到啦!”
“是的,我找到了她。”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如今,就这样生活着……”
巴甫洛夫一声不响地点点头,似乎在揣摸她的意义。
“这一切都不简单。”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把声音压低到近乎窃语又说起来:“也许我把她娇坏了。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我的一切希望都在她身上啊!”
“没有什么。”巴甫洛夫说。
于是,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昏暗之中,几乎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了善良的光芒。
“没有什么!”他站起来。他的巨大的身影也随着他站了起来,并在屋角里折起半截。“该睡觉了。我先出去,你躺下吧。”
说完,他走出屋去,轻轻地随手关上房门。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想到床前看女儿。丹娘闭着眼睛,但是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觉得她并没有睡着。
“柯里亚!”是院子里的声音,“你有唧筒吗?我的不知给拿到哪去啦,鬼东西们!”
天亮前下了一场雨。经雨水洗过的田野和小树林的绿茵在阳光下闪烁着,“莫斯科人”牌汽车在公路上轻快地行驶者。它似乎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恢复了疲劳,如今愉快地听命于一个熟练而有力的人的使唤。巴甫洛夫在驾驶,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坐在他身旁。而丹娘则几乎是被埋在后面叠放到车顶去的大量行李当中。
这天是星期日。沿路上遇到的尽是盛装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步行,有的踏着自行车。小伙子们的自行车上还带着自己的情人,她们有的坐在车梁上,有的坐在后座上。
巴甫洛夫从镜子里看见丹娘。她幸福而贪婪地挺着胸深深呼吸这美好晨光的空气。风从开着的车窗外冲进来,吹乱她的头发,吹拂着她的围巾和短衫上的衣领,如今她的眼睛从镜子里看到巴甫洛夫的好奇的眼光,她的脸色马上变了。她的面色似乎暗淡了,冷冰冰地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汽车驶进一个大村子。在村子边缘是些崭新的房屋。有的是些木房——按照老式构造:木架、三个窗户,镶着令人愉快的装饰框和木型的小马;另外一些是石房——复着石板瓦,说明着它们对时代的贡献。
一家人家在一座房前收拾小园子。父亲——穿着衬衫,衣襟露在外面——和他的儿子们——几个结实的半大小子,正在编整最后一段篱笆障,妇女们在耐心地搞菜畦。老太婆站在门口和邻居聊天。一个三岁的小姑娘从院子里小腿蹒跚着向菜畦走来,手里拿着一枝小树秧。
这幅像是安宁与和平形象幻影的图景闪过去了,换上了另一幅图景。
母亲从窗内探出身来喊着五岁的儿子:
“吉斯金金!吉斯金金!”
但是儿子听不见,他专心一意地用树枝打着水泡玩。污泥点子向四外溅去,愉快地在阳光下闪烁着。
“看你回家来,爸爸打你不打你!”
小家伙听见了,他不大情愿地把树枝丢开,然后用脚后跟在地上跳起龙卡舞。
这幅图景也闪过去了。在这图景里也是和平与安宁。另一幅图景又出现了。
在靠近路旁的地方有几个脱光衬衣的男子汉,他们在码好半垛木材的旁边锯着木柴,白色的木屑飞坠着。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对她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都很满意,她斜着眼角盯着巴甫洛夫,似乎是通过他来感受这亲爱祖国的慈爱。巴甫洛夫感觉到她的探询的目光,扬起头来,略等片刻之后,说道:
“好。”
“什么好?”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想要引出他的话头。
巴甫洛夫苦笑笑,挥了一下左手,似乎把周围的世界全都包括起来。
“国内建设得愈来愈多,”他说,“和父辈祖辈一样。”
“传统么!”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是的,是传统。说起来,这是个伟大的力量。当然了,这今力量是矛盾的,在新事物面前不后退。如果完全拒绝它,也不好。生活便会从这种缝隙中溜掉,到时来一看,国家便收拢不起来了。这是辩证法!”于是巴甫洛夫轻轻地笑了。
现在,不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用同样强烈好奇的神情望着巴甫洛夫。对于这个人,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发现。
“这个你说得很对,”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慢吞吞地说,“很对。”
“我有切身的体会。”
汽车在开出村口的时候,遇见三个醉鬼。他们互相搂抱着、摇晃着往前走,甚至从远处就看得见,他们是在使劲地唱着歌,虽然唱的是什么还听不见。当汽车驶到他们近前的时候,从窗外只闪进一句歌词来:
“我们生来就是如此……”接着歌声便被马达声给淹没了。
“看看吧!不等天亮就喝上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用严峻的医生的幽默语调说。“他们生来如此,那么该说,也将如此死去。”
巴甫洛夫笑起来。
“看你,怎么这样严酷!”他说,“过节么,人们要玩啊!”
“我看你,像是要拥抱所有的人!应该说,我最恨酒鬼,把他们当做宿敌来看。也许,这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不过,对于他们的危害行为我见过的是太多了。假如我有权力……”
“你将会怎么样呢?”丹娘眯缝着眼睛,以一种带有宽厚优越感的神情望着母亲说。
“总有办法的!”
“我可以想象的出来。”丹娘说。
巴甫洛夫笑着。
一辆公共汽车超过了他们。
“你知道我们的计划吗?我们还没有对你说呢!”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不安地望了望巴甫洛夫,然后又转过身去看女儿。“我们本来决定不急于赶路。我们决定在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路上过四个夜晚,同时还到扎波洛什我姐姐家去住三天。”
“如果不妨碍你们的话,我愿意以司机的身份陪送你们。说实话,我也不急着赶路。”
“这样就太好了!不然,我们心里很不安,以为把你也拉进来去冒险哩!”
丹娘听到“我们”两个字时,用眼睛笑了笑。
“十二号那天,姐姐家里是个大节日,又是家庭节日,又可以说是国家的节日。”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一天有两个过生日的,同时还是个新车间剪彩的日子。”
“原来如此!”
“也是个传统哩,不过是新的就是啦!验收委员会要去,是个节日啊。我姐姐自己在执委会工作,她的丈夫是工程师,车间主任。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他。你知道,他是个有特点的人物。总之,他们一家人很有意思。人可多啦!……一下子都搞不清楚。坐下来吃饭,十二个人。最有意思的还应该说是斯切潘尼达·格里果里耶甫娜(注3)老太太。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母亲。嘿,那是一家之主!全家都得听她的。”说到这里,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捏紧了拳头。她又转过身去对女儿说:“丹娘还一次也没有去过他们家呢。所以带她去……”
“到莫斯科,参加未婚妻展览会!……”丹娘鼓起鼻孔说。
“嘿,什么未婚妻?”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狼狈地悸动了一下。
“算了吧,算了吧。”丹娘仍然嘲笑地说。“格耶那是怎么回事?是谁一路上总对我讲格耶那?”
“这又有什么?”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完全困惑不解了。“说实在的,他是个好小伙子,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的确是个谜!”
巴甫洛夫好奇地从镜子里观察变化着的丹娘的面孔。
“你们看哪,吉卜赛人来了!”她说。
吉卜赛人的板车和马车队迎着汽车走来。
“谜一般的种族,”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他们到哪儿去?找什么呢?”
“找什么?——幸福呗!”巴南洛夫若有所思地一本正经说。
“说真的,”丹娘猝然一振说:“咱们去问问,他们到哪儿去?”
“好呀,不是件难办的事。”
巴甫洛夫在一辆大车旁边把汽车刹住,赶车的是一位戴着铜耳环的古稀老人。一个穿着花花绿绿破衣衫的十二岁上下的女孩子枕着老人的膝盖睡在大车上。
丹娘很有性格特征地从汽车上跳下来,侧着身子向大车走去。老人望着前方,向前赶着车,仿佛没有看到丹娘。
“老爷爷,你们到哪儿去?”丹娘问。
“给我半个卢布,才告诉你到哪儿去呢。”老人毫不迟疑地爽快回答。
丹娘惘然若失地转过身来。巴甫洛夫忙着掏钱包,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抢先把钱递给丹娘。这时,老人才勒住马。他从丹娘手里接过硬币,匆匆地看了一眼便把它塞进衣袋中。
“我们去参加婚礼!”他说,然后抽了马一鞭又赶着车向前走去,依然是那样心不在焉地望着前方。
“怎么样?你把吉卜赛种族问题全都弄清楚了吗?”当丹娘惶惑不解地坐到原来座位上时,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笑着说。
傍晚的时候,他们停在河边休息。这条野外的小河就在公路近旁。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一辆隐隐约约的拖拉机在地平线上隆隆着。草已经割完并堆积成垛了。老黑杨在岸边高耸着,小柳树则低垂在水面上,用水洗濯着它们的嫩叶。
“世界上处处都有美景,”巴甫洛夫兴奋地环顾着四周的景色说:“但是,像这样的美丽景色我在别处却是没有看到过。”
汽车在经过一天行程之后,被洗过了,水淋淋地停在岸边闪着光。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从小提箱中拿出食物和餐具。巴甫洛夫和丹娘在燃篝火。
“我们若是有张小拉网的话,”巴甫洛夫边吹火边说,“晚饭时就可吃上盘鱼汤了。”
“但不知谁会陪你去打鱼?”安娜·安德列耶前娜把话头接过去。
“还有谁?自然是丹娘。”
“我们丹娘算得上是什么打鱼的人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去呢?当然会去!”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好奇地望望女儿。女儿用尽平生之力在吹火:火星和灰烬飞到她的脸上。丹娘咳嗽起来。
“好啦,别吹啦!”母亲不安起来。“你怎么跪下了?地上很潮啊!”
“得啦,妈妈!”丹娘完全像是个小孩子似的说:“现在是夏天。你这是怎么啦?”
“好啦,好啦。我知道是夏天。起来吧,起来吧!”
丹娘听妈妈的话站了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这时她的面孔像小孩子一样地优柔寡断。
“这样就好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篝火旁铺上一块毛毯说。
“让我来看看!”巴甫洛夫望着食物说,“我们都有什么?”
他从背囊里取出生白肉(那是用战士的方法用布包着的)、一小口袋黍米、一小罐盐、葱头、面包、一只锅和一个行军水瓶。他在掏出水瓶的时候,难为情地向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偷瞥一下。丹娘发现他的偷瞥,笑了。
“妈妈,你看你把人家吓成什么样子!”
“说实话,这我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巴甫洛夫不知所措地把水瓶从这只手里放到那只手里。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看看他,也笑了起来。
“好吧,一人喝一小杯是可以的。为了这样的事情。”
“好,这个问题清楚啦!”巴甫洛夫放心了。他拿起锅向河边走去。在河里,他把锅洗了洗,舀起半锅水。
“咱们煮油饭粥,”他端着锅走回来说,然后把锅放在篝火上。“用哥萨克的说法,是做康嚼尔。”
他把黍米倒在锅里,然后蹲在篝火旁开始用大行军刀薄薄地削白肉。削完肉之后,他把葱头的皮剥光,熟练地把它切成一般粗细的圆圈儿。
“你弄得真麻利。”丹娘看着他的熟练的手说。这是她第一次直接和巴甫洛夫讲话。
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是巴甫洛夫装成并不在意的样子。
“其实,这并不需要有什么艺术。这是最简单的士兵吃法。”他弄了弄火之后,继续说:“若讲烹调,我可以搞整桌的外交宴会,弄上他二十个人吃的各种各样冷盘和热菜。”
“你干过吗?”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着坐到篝火旁。
“什么都干过啦。也包括这个在内。”
巴甫洛夫在锅里搅合了一下,把葱和白肉放了进去。
“我也干过厨师,也当过茶房。而且也当过奴才。”
“什么?奴才?”丹娘吃惊地望着巴甫洛夫,似乎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样!每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的名称。”
巴甫洛夫很不寻常地严峻地望了望丹娘。
“抬举的讲法,是仆人。但对我来说,我没有当过仆人,只是一个奴才。”
丹娘仍然是那样吃惊地和怜悯地望着他。巴甫洛夫的眼睛里露出了温暖。
“该把沫子瓢出来啦,”他说,“你们的勺子在哪里?啊,丹妞莎?”
丹娘站起来,向汽车跑去,而巴甫洛夫则开始看火,似乎从其中看到自己的一生。
满天星斗时他们才吃上油饭粥。篝火微弱地阴燃着,只是在那只家用的大水壶上可以偶尔看到闪闪的折光。在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只杯子。他们顺序地从锅里舀粥吃,向勺子吹气,可是还很烫。
“天哪,多么好吃!”丹娘说着在一大块面包上咬下一口。“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香的汤呢。”
“这哪儿是汤?”巴甫洛夫眯缝着眼睛说。“这是油饭粥,或者叫康嚼尔,或者用西伯利亚的说法,是露天稀饭。”他放下勺子,举起自己的杯子说:“好,为了相逢!”
母女二人也举起杯子。
“妈妈,我少喝一点儿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可别喝猛了!”
碰杯。丹娘沾了沾唇,然后学着巴甫洛夫一饮而尽。
“你可怎么好?!”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放下酒杯说:“若是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于是,她拿过行军水壶,把塞子盖紧,然后把它放到一边。
泪水从丹娘的眼里流了出来,但是她还是压住咳嗽去舀粥吃。由于不习惯,酒劲儿冲上脑子,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她用力地鼓起鼻孔说道。“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
“什么事,丹妞莎?”巴甫洛夫万分不安地望着丹娘,似乎已经猜到了她的心事。
“我可以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向丹娘示意,要阻止她,但是她却垂着眼皮等待回答。
“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巴甫洛夫吞吞吐吐地说,他的脸色马上严峻起来,变得干瘪瘪了。“等我先去把水壶拿来。”
当他从篝火那边提着水壶回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个谨慎的被他习惯地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痛苦的半微笑。
“有什么问题,问吧!”
“您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什么?”丹娘闷声地问,依然没有抬起头。
“在汉堡港当装卸工人。从那里我才有机会回到家来,”稍停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不过这不是你要问的问题。”
丹娘皱起额头,低下脑袋。
巴甫洛夫从自己的旅行袋中掏出一个有英国商标的盒子,从中取出一袋茶叶(注4),放进水壶里。
“你想问,为什么我这样久不回祖国?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答案。不过,这一下子是答不出的。即使答出来,人家也不会一下子就理解的。”
“你看,这茶泡得有多么好!”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她想改换一下话题。“这玩意儿真方便。”
“像这样的方便玩意儿在外国是到处皆是的,只要有钱就成。”巴甫洛夫冷冰冰地说。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不好吗?”丹娘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扬起头来叫阵似地望着巴甫洛夫说。
“为什么不好?有钱时什么都好。不过,即便你有钱,可以买各种有用的和没用的东西,但也还不能使一个人得到完全的幸福。”
“那么什么才使人幸福呢?”丹娘问,依然是那样注视着巴甫洛夫。
“不是什么别的,”巴甫洛夫严峻地回答,“譬如说,自尊感就是。不过,你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可能还不知道这些。它不仅使你得到幸福,而且也使你得到你现在的周围的一切……”
巴甫洛夫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间的清新空气,吐了出来,然后突然咧开嘴善良地笑道:
“不过,该休息啦!你们听,鹌鹑叫:必必!必必!”
他们准备睡觉了。从河对岸灯火闪烁的村子里飘来收音机广播的声音。那是一个女声独唱,虽然唱词分辨不清,但听得出来,那是支美好的俄罗斯民歌,曲调高昂、忧伤。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汽车两边架起行军床,铺好床单。
“你们太挤啦。”巴甫洛夫说,他坐在自己的床上听到母女二人睡下时的笑声和私语。
“不,很好。”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天亮的时候,在河边上要凉的,我的丹娘最怕冷。”
“那么,一夜平安。”
一条鱼在苇丛之中拍了一下水——圈纹在黑水里扩散开。河对岸的歌声唱完最后一句,消停了。
“莫斯科时间二十二点三十分,”广播员的声音。“现在报告新闻。查波罗什消息:全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们今天到达这里,以参加谢尔果·奥尔忠尼启则工厂全部自动化新车间的隆重开工典礼……”
“你听啊!”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已经来了。”
“他们没有我们可怎么好呢?可怜的人们哟!”丹娘说。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笑了:
“好啦,你别说啦。让我听听。”
“为了参加拉丁美洲各国工会代表大会,”广播员继续说,“由十七人组成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已于昨天乘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访问阿根廷之后,代表团还将访问巴西和乌拉圭。”
“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丹娘说道,“您到过乌拉圭吗?”
“没有。”巴甫洛夫回答说。“我没有到过乌拉圭,丹妞莎。”
“阿根廷呢?”
“阿根廷是到过的。”
“你问他作什么?”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差不多是无声地附耳说:“你没有人心!他应该把这些都忘掉,可你总提醒他。这有多么残酷啊!”
“算了,妈妈。我其实什么也没有问他呀。”丹娘小声说,“为什么你认为他不愿意回忆往事呢?说不定正相反哩?”
“如果是相反的话,他就不会回来了。”
巴甫洛夫坐在自己的床上,紧张地等待丹娘往下提问题。但是她不做声了。
巴甫洛夫躺下来,点上了烟。当他吸烟的时候,烟头的火光照亮他在黑暗中痛苦地咬紧着的双唇和痩削的颧骨。血在他的太阳穴处激动着:咚咚,咚咚,咚咚。
……阿根廷。比现在还瘦的巴甫洛夫在当午的烈日下面坐在路边上。他的双脚缠着碎布片。他单调而机械地用大锤敲着台阶的石头。锤击是迟钝而无力的。石头并不屈服。
在那横亘被太阳晒焦了的阿根廷判帕斯草原公路的建筑工段上,还可以看到不少和巴甫洛夫一样疲惫不堪的满身灰尘的人。大锤举起来又放下。空气里响彻着蝉鸣和铁击石头的不规则的声响。
脏污的汗水顺着巴甫洛夫的脸往下流着,遮住他的眼睛,被汗水湿透的衬衣贴在他的身上,他一下又一下地锤击着石头。看上去,他的劳动是没有意义和毫无成果的。
从一辆满覆尘土的汽车旁走过来一个人,他的衣着是城市打扮,不过戴着一顶传统的宽边大帽子。他来到巴甫洛夫身边,看他做工作。巴甫洛夫看见影子,抬起头来。来人用德语和巴甫洛夫打招呼。
“你好,首长!”巴甫洛夫说。他放下铁锤,吃力地站起来。
筑路工人一个跟着一个停下工作。蝉鸣声越来越响,像似血冲进了耳中。只是在远处的公路转弯地方有一辆重型轧路机在轧轧作响。在工人当中还有别的俄国人。其中的两个——柯里亚茨果和安库基诺夫——结伴做工。现在,他们也放下了铁锤默默地朝着巴甫洛夫和总管的方向望着。
那边谈话的声音不高,这里的俄国人听不清。他们竖起耳朵,想听到。那怕是只言片语,但是,除了蝉鸣和远处的马达轧轧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
总管转身向自己的汽车走去。他坐到车上,发动起机器,走了,扬起一股尘埃。
这时,众人才向巴甫洛夫走去。
巴甫洛夫坐在那里,望着地下,沉重地喘着气。他的两手像藤条一样地悬垂着,双目陷得更深了,肋骨一上一下的喘动着就像一匹筋疲力尽的马一般。
“怎么样,说好啦?”柯里亚茨果——长着一双暗棕色招人笑的眼睛、身材矮壮、头发卷曲的小伙子问道。
巴甫洛夫看了他一眼,没有做声。
“关于计件定价问题,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降低了?”
“他没有说。”巴甫洛夫无所谓地心平气和地说:“他只不过是把我辞退了。”
刹时的沉默。
“为什么?”安库基诺夫——一个淡褐色头发晒成白色、身材又细又高、骨骼粗大的人问道。
“鬼知道他!”巴甫洛夫说。“大概是他不喜欢我。他说我劳动不好。让我到庄园主家去算帐。”
“他没有说我们什么吗?”柯里亚茨果赶忙问。
“什么也没有说。”
走过来的人当中也有别国的移民。有两个希腊人,一个南斯拉夫人和一个波兰人。波兰人懂得一点俄国话,其余的人则好奇地等待着他把这些话翻译过去。波兰人翻译给希腊人,希腊人又翻译给南斯拉夫人。当大家知道事情只关系到巴甫洛夫一人,和他们都没有关系的时候,便又散开来重新做自己的工作。剩下来的只是俄国人了。
“你打算怎么办?”柯里亚茨果问。
“还有什么办法?”巴甫洛夫苦笑笑。“只有走!”
“我们一齐去。”柯里亚茨果说。“没有这样的道理:辞退生病的人。你没有告诉他你生病吗?”
“我说过。”
“他怎么讲?”
“他说,既然有病,就该去治。不然死在筑路工地上,我们还得负责任。”
巴甫洛夫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热土,把铁锤扛到肩上,抓起丢在路边小树丛上的上衣。他蹒跚着晃晃摇摇地顺着大路走去。
“我们是不是也去帮他讲讲?”柯里亚茨果转身对安库基诺夫说。
“去吧,”安库基诺夫迟疑着,“老实讲,不会有什么结果,别再捅出乱子来。”
“随你便好了!”柯里亚茨果嘲笑地用白眼望望他的朋友,“我反正是去。”
于是,他跟在巴甫洛夫的身后去了。安库基诺夫想了想,也跟着去了。
庄园主家的大楼坐落在一条小溪岸旁的古老花园里。这里是无边无际的判帕斯草原的尽头,逐渐变成崇山峻岭的小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庄园的一些作坊的房舍分布在小河上面的一块面积不大的高原上。庄园主住的楼房本身是古老西班牙式的建筑,楼前是座花园,楼后则是作坊的院子。
在这中午的时刻,院子里是空荡荡和安静的。巴甫洛夫和他的两个伙伴站在院子当中,不知该去找什么人。顷刻间,我们已见过的那辆黑轿车驶迸院子里来,总管从车上走下。
“来啦!”他用德语说,“好。在这儿等一等。你们来做什么?”他走了几步扭身问安库基诺夫。
安库基诺夫没有做声。柯里亚茨果说话了:
“这样不对,总管先生。这叫怎么回事呢?”后来他想起,总管不懂一句俄语,于是又改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人家生病了,可还在干活,没有不出工。可您把他辞退。让他现在到哪儿去呢?”
“这我管不着。”总管说:“他做不了工啦。我们又没有医院。让他进城去,到医院瞧病吧。”
“这样不对!”柯里亚茨果重复说。
“如果你不愿意丢下他的话,”总管说,“你可以跟他一块儿走。我不阻拦。愿意补你的空缺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柯里亚茨果不讲话了。
总管走进楼去。门刚刚关上,柯里亚茨果便发泄起怨气。
“这个畜生!”他说世界上怎么容有这样的下流坯!”
安库基诺夫的没有血色的无表情的脸突然搐动了一下,他唾口吐沫,说道:
“难道他们能感受伤害人心的痛苦吗?这种坏蛋应该处绞刑!这种畜生,还拿人当人吗?”
“好啦,算啦,算啦吧!”巴甫洛夫说。“别再骂娘吧!”
“怎么?!连出出气也不成?反正他们狗屁不懂。”
门响了,女庄园主出现在台阶上。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她长长的白面孔,金黄色的头发,脑后打着一个结。她穿着骑马装:下着马裤和黄色翻口长靴,上着英式女短衫。她望着这三个男子汉,爽朗地大笑起来。
三人在院子中一声不响地望着她。
“我说,你们出了什么事?”她在笑声中用很纯的俄语说。“出了什么事?你们骂得真流利!喂,再来骂一骂。我很久以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真正的俄语啦!”
幻象消逝了……
……广播员的声音:“现在播送天气预报……”
巴甫洛夫摇了摇头,然后脱下套头的羊毛衫。
早上,他们又继续赶路。现在,丹娘坐在巴甫洛夫的身旁。
“我们有车已经五年了,”她对巴甫洛夫说,“可是妈妈一次也没有让我开过。”
“就是不让。”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在公路上不要开。”巴甫洛夫同意说,“等晚上咱们到草原上去,我看她在那里是很可以试开一番的。不会有任何危险。”
“不,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我求你不要那样做。她不可能总到草原上开车。就这样,已经够我受的了,若是再开上车就更不得了!”
“不能总在生活面前畏缩呀!”巴甫洛夫说。“就如同不能预见这个生活里的一切一样。一切都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你自己不是也曾学过开车吗?”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总还是学过的呀!”
“那是我,这是她。”
“总是这样子!”丹娘摊开双手说。“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出嫁。”
“丹娘,你怎么这样没羞?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嘴唇都颤抖了。
“这又有什么?”丹娘也发急了。
巴甫洛夫采取了不讲话的态度,免得把争论弄僵。
一辆巨型自卸卡车以不可想象的高速从他们的身边驶过。巴甫洛夫从反光镜中及时地发现了它,果断地把车急闪到公路的紧边沿,不然“莫斯科人”牌汽车准会被卡车的车帮给撞坏。三个人在车中都被闪了一下。行李倒了下来,砸在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头上。还不待她弄清是怎么回事,她和同车的人便成了一次交通事故的见证人。
在他们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一辆拉着牛奶桶的板车叮叮当当地在公路的右侧慢慢地走着。从另一侧,迎着卡车驶来一辆公共汽车。显然、在权衡利害之中卡车选中害小的一面,它给公共汽车让了路,但是却撞上了板车。板车连人带马翻进棑水沟里。这一切都是在两三秒钟之内发生的。这时,马四腿朝天躺在地上,被缰绳和断辕缠绕着,牛奶桶轰隆隆地在公路上滚着,而方才还坐在车上无忧无虑地想着事的赶车人则已躺在板车的下面了。
巴甫洛夫用力把车刹住,正好停在路边一只翻滚的牛奶桶前面。这时,两辆警用摩托车拉着警笛从“莫斯科人”的旁边驶过。
骑在头一辆摩托车上的警员在无法追上卡车的情况下,从枪套里掏出手枪,向卡车的轮胎射去。直到第五六枪时,他才打中它。一个轮胎瘪了,接着又瘪了一个。卡车摇摆起来,减下速度。民警超过它,在公路上把它挡住。卡车停下来了。
年轻的警员向卡车跑过去,他紧咬着嘴唇,可是还提着枪。
“米海依尔·依凡诺维奇,你等一等!”另一个警员把摩托车倚放在路旁喊道:“等一等,米沙,我的亲爱的,我来。你别动,不要激动!”
但是那个年轻的警员没有听见他的喊声,一个箭步蹿到卡车跟前。年纪大的警员呼喘着追上他,这时,他已经抓住了门拉手。
年纪大的用肩把年纪轻的推开了,他自己去拉开车门,司机摇晃了一下,险些栽下来,压在他们的身上,显然他是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的煞白的双唇只重复着一句话:
“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
瞧热闹的人向卡车奔来。公路马上被停下来的汽车给堵塞住了。从一辆公共汽车里跑下很多乘客,从路边的田野里跑来一群孩子,大人们则在田野里用手遮在眼上向公路这边望来。
“下来!”年轻的警员暴怒地大声喊。
“米海依尔·依凡诺维奇,等一等。别着急!”年纪大的说。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好不容易挤到民警的身边。
“准尉同志!”她拉着警员的衣袖说,“那里还有个人!在路基下面的沟里。给我个助手,我是医生,给他看看。说不定,他还活着呢。”
直到这时,她才看到从卡车中钻出来的肇事者。
看见他的面孔以后,她挺起了胸。在愤怒之中,她的身材似乎高大起来。
“酒鬼!”她说,然后转过身去向撞坏的板车那一边走去。
年轻的警员把枪放进枪套中,跟在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身后走去。他的面色还是那样苍白,还没有喘过气来,嘴里还在叨咕着什么。后来他才恢复平静,四下望了望,用警员正常的职业声调说道:
“公民们,别看热闹啦!请把公路让开!各走各的路吧。不要堵塞交通!”
当他和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走到路边的时候,巴甫洛夫已经把受伤的人拖到离路边不远的荫凉处。那里已经围着很多人了,其中有不少农民。一个农妇对从田野里跑过来的孩子们凄惨地尖叫着:
“瓦西卡!怏去管委会,告诉他们:依凡·米特里奇给轧死啦!”
一部分小孩子向村中跑去,余下的则提心吊胆地向出事地点走来。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俯身看躺在地上的人。他还活着,但是受了重伤。他粗粗地呼吸着,嘴角上流着血,右手扭放着,显然已经折断了。
丹娘站在一边,她睁大眼睛望着围在受伤者周围的人群。
“散开,公民们!”警员在人群中喊,“让我们把人抬出去啊!”他又喊道。
人群让出一条路,于是丹娘看到巴甫洛夫和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警员和一个哭泣的女人的帮助下正从人群里抬出一个人来。看样子这个人有四十来岁,他无知觉地仰着头,面色苍白,满是血污。丹娘皱起了眉头。
“丹娘!”她听到巴甫洛夫的声音。“到这边来。”
丹娘只是用由于恐惧和反感而睁大的眼睛对受伤的人做了短短的一瞥。
“你干吗站在那里呀?!”她又听到巴甫洛夫的声音,“快来!”
于是,听命于这威严的声音,她起先是慢步,后来是快跑地迎上前去,抓起受伤人的肩膀。
母亲一句话没有说——她只是扫望了女儿一眼,并在这一瞬间对丹娘内心里所发生的复杂变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请你抬这个地方,抬肩膀。”她对走在身边大声啜泣的女人说。“你是他的妻子吗?”
“不,我们是邻居。”女人回答。
“别哭啦。这样抬。抓紧点。”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向汽车跑去,给受伤的人腾出个地方。受伤的人被放到汽车后座上了。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坐到驾驶席上以后对围看的人群说道:
“谁来给我带路到医院,或是到医务所去?你们这里有什么?”
“我来给你带路,阿姨。”一个小孩按照学校里的规矩——举起手来说。
“坐上来。”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着,发动起机器。“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我可能要耽搁一会儿。你和丹娘先找个地方休息吧,就在这村子里好了。我来找你们。我尽量在晚上赶回来。”
她说完之后,毅然地按了下喇叭;调过车头,按照小孩子的指点,顺着公路跑去,然后向右转弯驶上通往村子去的马路,很快便翻下一个小高坡不见了。
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卡车上了。
“在七百七十公里处,据说还撞了三个人呢!”一个女人怒容满面地说。
年纪大的警员在问过话以后,合上公事包向摩托车走去。这时,从另一辆卡车上借用过来的司机坐上了自卸卡车的司机席上。肇事司机坐在他身边,一动不动,用双手遮着脸。卡车开动了,它在摩托车的押送之下顺着公路开回去了。
“他会怎么样?”一个蓬头乱发的小伙子活泼而好奇地问道。
“这样的人应该处绞刑!”一个女人说。“绞死他,没别的话讲!”
“看你说的,绞死!”小伙子笑笑。“法律上没有绞死这一条。”
“所以说,没有不好。应该有才对!”女人说,她凶狠狠地望了小伙子一眼,然后向田野里走去。
离肇事地点不远的地方,在路边上有个水塘。巴甫洛夫和丹娘在那里洗手。
“是啊!”巴甫洛夫坐到一块从前的界石上,看着瞧热闹的人群从公路上全都走散了之后沉思地说:“在人的身上还有兽性。”
丹娘坐在他身边的草地上,从下向上地望着他,似乎在观察他的思维活动。
“在一个人身上有狼性,在另一个人身上有狐狸性,在第三个人身上是兔性或是鼠性。有时,在一个人身上则又集所有兽性的大成。”
“我身上是什么样的兽性?”丹娘问。
“你吗?”巴甫洛夫看了看丹娘,终宁把称呼改为“你”了。“你身上是刺猬性。”说完后,他用手摸摸丹娘的头。
“您大概什么样的兽性全都看到过了。”丹娘若有所思地说。
巴甫洛夫耸耸肩摊开双手,默默地表示同意。
“那么,哪一种兽性是最危险的?”丹娘问。
“看来,恐怕还得说是兔性最危险。”巴甫洛夫说。
丹娘笑了,然后又沉思起来。
“有没有根本没有兽性的人呢?”她又问道。
“当然有。”巴甫洛夫回答说。“地球也正是靠他们才维持着。难道你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吗?”
“看见过。”丹娘深沉地说。
“就是这样。走吧,朋友,找地方休息去。”
他们站起来,顺着麦田的一条小路走去。
“您被关在哪一个集中营里?”丹娘问道。“是在麦丹尼克还是奥斯维辛?”
巴甫洛夫骤然转过身去望着她,似乎这个用平静的少女声音所提出来的问题击中了他的痛处。
他好奇地望着丹娘,慢慢地回答说:
“最初在麦丹尼克,后来在达豪。战争末期在布痕瓦尔德。你怎么知道这些地方?”
“您以为我们对那个时代一无所知吗?我们读过,甚至还学习过。”
“‘学习过’,”巴甫洛夫复述道。“我们也‘学习’过,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法……”
……天空在他的眼前暗下来了。带刺的铁丝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
达豪。安库基诺夫、柯里亚茨果和巴甫洛夫在集中营的扩建工地上做工。还有一个第四者,那是一个病态、虚弱、脸庞浮肿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包里斯·阿尼金。他们四个人都在竖集中营外铁丝网的桩子。
“……还在麦丹尼克的时候,我就曾想逃跑——那是第一次。当时我是想一个人跑。那次我付出的代价可不轻。在达豪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四个人了。当然,志同道合的人是很多的,整整一个组织。但是,我们四个人是好朋友。”
押解兵在不远的地方吸着烟,议论着他们的上级。笑声和惊叹之声不时地从那一边传来。一个戴着列兵领章的最年轻的押解兵扮着鬼脸,给他的朋友们表演一个大家所熟悉的表情。那些人捧腹大笑。
巴甫洛夫和安库基诺夫站在齐肩深的坑里继续往下挖土。柯里亚茨果和阿尼金在旁边的一个坑里已经竖桩子了。
“在达豪的女集中营里,”巴甫洛夫继续说着:“有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也是很瘦、很虚弱的,勉勉强强地活着。她的全家都死在集中营里了。”
巴甫洛夫望了望丹娘,似乎要证实那个女孩子和丹娘的某些相似之处。
“她是希腊人,当然是一句俄国话也不懂的了。但是,由于她精神已经失常,并且毫无目的地在集中营里东游西逛,因此她时常来到铁丝网旁边看我们做工,还用她本国的语言向我们乞求什么。她和所有的囚徒一样,饿得很难过,不管见到什么人都要讨东西吃……”
巴甫洛夫讲述的这一切,都在丹娘的眼前出现了。它们和寂静的田野、路边云雀的鸣唱、以及不慌不忙返回村去的远方牛群和羊群的哞吼与咩叫混淆在一起。
“有一次,”巴甫洛夫说,“当我们在做工——扩充外铁丝网的时候,她从她那一边来到铁丝网的跟前,非常快地讲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并且还用手指嘴。押解兵们望着她开起心来。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为了开心,有时给她画鬼脸,这一次姑娘的脸上涂的是煤灰。
“鲍里斯·阿尼金——是个年轻小伙子,从前是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他是个快脑筋、心肠又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常常挨押解兵的打骂,可是他不屈服,他的顽强劲对我们很有帮助,支持着我们。
“阿尼金从他挖的坑里爬了出来——我们是两个人挖一个坑——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面包,给姑娘送了过去。”
如今,展现出这个场景的真实面貌。还没有等阿尼金走到铁丝网近前,一个小押解兵便已不开心了,他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喊道:
“站住!”
阿尼金继续向前走着。
姑娘看见他手中的面包,拍起手来。
押解兵快速地来到阿尼金身边,用力打了他一耳光。阿尼金摔倒在地上。但他即刻又爬起来,痛和恨使他暴怒了。
押解兵又打了他一下,而当他再次摔倒之后,又用脚踢他。
“我们三个站在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僵立着,像似奴隶,像似没有生气的石头。”巴甫洛夫说。“但后来我们忍不住了……”
巴甫洛夫、柯里亚茨果和安库基诺夫向押解兵扑过去,把他从阿尼金跟前推向一边。阿尼金爬起来,吐出口里的血水。
其他押解兵跑过来支援他们的朋友了。
突然,小疯姑娘拾起一块石头冲着跑在最前面的魁梧的上等兵扔过去。石头打在他的胸上。他站下来了,这更多的是由于惊愕,而不是由于疼痛。
疯姑娘笑着,拍起双手。
上等兵从肩上拿下冲锋枪,冲着她打了一梭子弹。
疯姑娘如同一只被打中的鸟一样,在尘土之中挣扎了一阵。而格斗也突然自动地停止下来。
……巴甫洛夫在飞扬着燥暖尘土的村路上一边走着一边慢慢地讲述,他似乎又看到展现在他面前的图景。
“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看见兽性的残忍。但是这一次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我们人性感情的转折点。我们和押解兵打了起来,冷酷的报复在等待着我们,因此便决定当天夜里逃跑。但是,集中营的领导人似乎猜到了我们的打算,他把我们转到押送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堆犯人中。因此,逃跑的念头又落空了……”
……丹娘和巴甫洛夫在田野里走了一段时间。村边的小房在望了。
“这样说,您是在布痕瓦尔德被解放的?”丹娘问道。
“是的。是美国部队。临投降的时候,他们完全停止给我们饭吃,在最后两天,甚至连看守都跑光了。很多人毫无目的地从集中营里跑出去了。但我走不了,因为闹肚子,而且很严重。其他三个人不愿意把我丢下。这样,我们四个人便落到美国人的手里。”
“后来呢?”丹娘追问着。她渐渐地接近到她急于想知道的问题:为什么巴甫洛夫不在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回到家里来。
“后来么,”巴甫洛夫说,“后来,当我的病好一点的时候,我给哥哥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只能从他那里期待回答。”
“没有回信吗?”
“没有。没有回信。”巴甫洛夫重复说。“于是,我认为哥哥也牺牲了。可他还活着。”
丹娘皱着额头,痛苦地思索着。
“那么说,是邮局出了毛病。”她很快地说。“或者,您大概把地址写错了?”
“没有,地址是对的。”巴甫洛夫说。
“后来呢?”丹娘沉默片刻之后又问道。
“后来么……后来便开始流浪了。最初我到了苏丹,在那里的矿上做工。但是,在害过一场伤寒病之后,怎么也恢复不过来,同时又得上了疟疾。只好换一换水土——我便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移民比工作要多很多,于是我们几个又到了阿根廷……”
“啊,原来您是这样去阿根廷的!”
“是的。”巴甫洛夫说,“怎么?”
“在哪儿又怎么样?在阿根廷又出了什么事?”
“正是在阿根廷我才当上了奴才……我们已经到了!”
巴甫洛夫朝着左手第一座小房的篱笆门走去。
篱笆门是开着的。他们走迸院子里。一只长毛狗在菜园子中吠起。他们走上台阶,走进穿堂。没有人。巴甫洛夫在昏暗之中摸到门闩,他拉开门,走进屋里。
屋里好像也没有人在。丹娘和巴甫洛夫没有即刻发现在壁炉后面的宽大木床上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有五岁的样子,女孩只有三岁。
“叔叔,您干吗?”男孩冲着巴甫洛夫仰起小鼻子问道。
“妈妈呢?”巴甫洛夫愉快地眯着眼睛望着小孩子们问道。
丹娘四下打量了一阵之后,在壁炉前的一张板凳上坐下。
“妈妈到小铺去了。”男孩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等等她。”巴甫洛夫说。
孩子们一声不响地望着他们,不时地喘着粗气,又抓抓后脑勺。后来,当他们感到这两个生人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意,便又继续做起被他们中断的游戏。男孩使女孩横着仰卧在床上,然后听她的心跳声。女孩感到痒,她轻轻地笑着,蹬着双腿。
丹娘走过来,挨着女孩坐到床上。
“你在作践她什么呀?”丹娘问道,她给女孩扯了扯衬衫,她的动作里有着意外的母性经验和温暖。
“我在听。”男孩说。
“听什么?”
“她里面在跳。”
“那是心。”丹娘说。“你的心也跳。”
“不……”男孩说。“我的听不见。”
“怎么听不见?”丹娘说。“来,你躺下,让我们听听。”
女孩把耳朵贴在哥哥的胸前,接着便高兴地尖叫起来。
“对啦,跳哩!”她说。“他骗我,说不跳!”
“你看,跳吧!”丹娘说。
门开了。一个女人弯着腰从门楣下走进屋子里来。这是一个体态匀称、年纪不大、面孔白晳,有着一双善良而好客的眼睛的女人。
“你们好!”她说,一面把装满食品的袋子放到凳子上。“在路上,邻居们就对我说:你们家来客了!”
“请原谅,主人不在家,我们就进来了。”巴甫洛夫说。“我们想借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得已的时候,还得借个宿。我们是路过这里。或许,您已经听说啦,在你们这里出了交通事故!”
“怎么没听说呢?多么可怕,”女人说着迅速地擦了擦烧水壶。“这么说,撞的就是你们?”
“不是,”巴甫洛夫笑了。“您看,我们不是健康地活着吗!是我们的车送撞伤的人到医院去了。我们的女主人是医生。所以她送他去了。”
“啊,是这样。”女人说。“啊,是这样……就在我们这儿休息吧。我们这儿有的是地方。在这里睡也可以,在干草棚里睡也可以。”
“何必打扰您呢?我们在干草棚里就很好了。”巴甫洛夫说。
到了晚上,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没有来。
当天色黑下来时,丹娘和女主人来到草棚布置睡觉的地方,巴甫洛夫则坐在门槛上吸烟。
“我只求您一点,”女主人从干草棚里走下来时说:“别在那里吸烟。”
“哪能呢?!”巴甫洛夫说,“我们懂得规矩。”然后,他向女主人道晚安。
丹娘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他的身边。
手风琴声在村子里遥相呼应,姑娘们唱起了小调。蝙蝠无声无息地、几乎使人辨认不清地飞来飞去。在不远的什么地方,乳牛正在慢慢地咀嚼着饲料,很响地粗喘着,不慌不忙地倒换着蹄子。
“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丹娘斜着眼睛看巴甫洛夫,显然有个什么问题,使她始终未敢提出来。
“什么事?”
“我可以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你问吧!”
“您有过爱情吗?”
巴南洛夫平静地望了望丹娘,从她的头发上拿下一根干草,说道: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爱情呢?有过。战前的时候,本来想结婚,结果让战争给破坏了。不久前,我跑遍了整个列宁格勒,但是这家人家连个影儿都没有了——在围困的时候,全都牺牲了。一个人也没剩下。”
“在国外呢?”
“在国外?”巴甫洛夫又望了望丹娘,如今他的眼光暗淡无神了。“在国外吗?在国外我能有什么爱情呢?丹妞莎,你去睡觉吧。我在这里再坐一会儿,抽支烟。”
“一夜平安!”丹娘说完,向干草棚上爬去。
当梯子在她的轻轻脚下不再作响时,当她睡下去,干草也不再有动静时,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只剩下巴甫洛夫一人以及伴随他的思想了。
于是,又出现了小小的院子,正当午的南国的太阳晒着它……
“出了什么事?”女庄园主穿着很讲究的马裤站在台阶上说,“你们骂得可真流利!”
她走下台阶,来到他们跟前,和他们逐个地握手。
“你们三个都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柯里亚茨果说。
“是伏拉索夫(注5)分子吗?”女主人眯缝着眼睛问道。巴甫洛夫痛苦地涨红了脸。他用喉音,而且是突然嘶哑的喉音说道:
“不是,我们不是伏拉索夫分子。”
“难道做伏拉索夫分子不好吗?”女主人又问道。三个人都没有答话。
“好吧,就算不是伏拉索夫分子吧。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人被解雇啦?”
“就是他,”柯里亚茨果指着巴甫洛夫说。“因为害病就解雇他。我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是的,当然不公道。”女主人说。她沉默片刻,又打量一阵巴甫洛夫之后,问道:“您姓什么?”
巴甫洛夫报了姓。
“我的娘家姓也是个俄国姓。”女主人对他们突然很信任地说起来。“我的丈夫是个德国人,因此就给我留下来这么个德国姓——加特曼!”她说。“这个姓很好听,既简单,又响亮。你们姓什么?”她问另外两个人。
“柯里亚茨果。”
“安库基诺夫。”
“好听!”她又说道。“好听!”她又转身问巴甫洛夫:“您叫什么名字?”
“阿列克塞。”巴甫洛夫说。
“父名呢?”
“依凡诺维奇。”
“我叫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我告诉伏尔夫干,不许他动您。我一定告诉他。不过您现在不能在筑路工地上干活儿了。可以在家里给您找事做。我正需要一个人。跟我走吧。”她向巴甫洛夫点点头。
她迅速而轻快地向屋里走去,再也没有看其他两个人一眼。
巴甫洛夫犹豫不决地向同伴们转过身去。柯里亚茨果用手势和表情帮助巴甫洛夫来做出决定。巴甫塔夫耸了耸肩膀,然后筋疲力尽地跟着女主人走去。
她在一间宽敞的半明半暗的大厅里等着他。这里有两座楼梯直通楼上。
室内的陈设也都是古老西班牙式的。白色的泥灰墙,深色的护墙板,包铁皮的大吊灯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墙壁上悬挂着一些祖宗先代的画像。
“我已派人叫他去啦,他马上就来,我下命令给他。您老家是什么地方人?”她问道,再次从脚到头地仔细打量巴甫洛夫。
“我生在沙拉托夫,在列宁格勒念的书。”
“在列宁格勒?我妈妈也是彼得堡人,”女主人说,“我可是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只是经常听她说起,也就爱上了那个城市。你愿意看看我的俄国房间吗?”
不待对方回答,她便迅速地走上右手的楼梯。
巴甫洛夫头晕眼花、体弱无力地跟着她向楼上走去。他们走进一间光线充足的房间,这里挂满古老的圣像画。在一些圣像画的前面还悬挂着一些用缎带拴着的复活节的着色鸡蛋。巴甫洛夫认出一幅圣像画是涅斯杰罗夫的《依诺卡》的仿制品,并且仿画得还不坏。
“您喜欢这些画吗?”女主人问巴甫洛夫。同时,又不待他回答,继续说道:“我也喜好画画。您愿意看看我的作品吗?”她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
这个房间里差不多也都挂满了画,但已经不是圣像画。这些画显然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着的。左边墙上挂的是巡回展览派艺术家风格的风景画,中间墙上挂的是模仿卢梭的幼稚画幅,而右面墙上则是一些多少有些矫揉造作的抽象派构图。
“我从前是这样画的,”女主人向左边墙摆了一下头,“而现在,是这样画法。时代不同了。”
这种上流社会的胡说八道妄诞到了极点。女主人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巴甫洛夫是在勉强地支持着,她似乎也没有看到他的衣服是那样脏而又破,她一味地往下说着,生怕中断下来。她的声音很动听,她那雪白的双手一会儿捧住脸蛋,一会儿又摸摸头发。
“您不喜欢美术吗?”
“为什么不喜欢?”巴甫洛夫说,“我喜欢。”
总管小心冀翼地探进头来。
“来,来,伏尔夫干。”女主人说。“我叫你来着。我录用巴甫洛夫先生在我们家里做事。并且请你关心一下他的健康。就在这个大楼里面给他安排一个房间。”
伏尔夫干对每项指示都不吭一声地点着头。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暂且就是这些。下去吧。过一会儿我就叫巴甫洛夫先生到你那儿去。”
总管下去了。
“我只是想给您看一看,”女主人说,“我的最新作品。您知道,那是雕塑。”
巴甫洛夫摇晃了一下,靠在墙上。
“您不舒服?”她说。“请您原谅我。我是多么没有人性!不过,您应该理解——我看到俄国人太高兴了。”
她给巴甫洛夫端过一把椅子,于是他沉重地坐了下来。
“伏尔夫干!”女主人对下面大声叫道:“请你再上来一趟。要帮助一下巴甫洛夫先生……”
但是,在伏尔夫干没有上来以前,在门外出现一位老先生,他无精打采、满面讥讽,衣着肮脏,但还雅致。
“咳,我的老天爷!”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说,“有什么事?”
“我马上就走,玛莎(注6)。”老头保持着讥讽的庄严盯着巴甫洛夫说。
伏尔夫干在他身后出现。他站在门外,似乎根本看不见老头,隔着他一直看到里面去。
“是这样,”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对总管说,“巴甫洛夫先生完全病倒了,要帮他一下。”
巴甫洛夫努力抬起头来。
“没什么,我自己能走,没什么。”
“我果然没有弄错。”老头又说起话来,他笑了,嘴里并没有多少牙齿。“我听见了祖国的语言,于是,玛莎,你知道,我就想见见老乡。对不起,玛莎,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天哪,多么无聊!”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沮丧地皱起额头。“好啦,你去吧!”
老头混身颤抖起来。巴甫洛夫从眼皮底下望着他——弄不清,老头是由于羞惭而发抖呢,还是故作丑态。
“玛莎,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只拿两三颗香烟,马上就走。请你原谅,亲爱的,只拿两三颗……你知道,我的都抽光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迈着像似跳舞般的步伐走到放有香烟盒的桌子前,抓了一把香烟。
“啊,你的抽光了!那就把一盒烟都拿去吧,只是请你以后不叫你的时候,别上来。”
“谢謝你,玛莎。从你那方面来说,这是多么高尚啊!”老头微微一笑。还是弄不清楚,他是由于对这种谈话方式感到羞惭才笑呢,还是故作丑态。
“真讨厌。”玛丽雅·尼柯拉耶沿娜说,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巴甫洛夫站起来,向门外走去。
老头向他走过来,做了个老式的曳足动作,向我介绍道:
“李沃夫,”他又微微一笑广不,不,不是那个李沃夫(注7),我们是同姓。请问您贵姓?”
巴甫洛夫道出姓名。
“我请你走开。”玛丽雅·尼柯拉耶茁娜说,她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她的语调却使老头马上不敢再吭声,并且个子也矮下去了。只是在走出门外时,他才又勉强苦笑笑,像似讲一个老笑话般的呆板说道:
“你是多么美丽!我说的对吧,巴甫洛夫先生,她笑丽吧?”
……如今,院子里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月亮高高地悬挂在地平线上。房屋伸出长长的影子。有人在篱笆门外小声说话,低声笑着。
“柯拉芙迪雅!”屋里的声音,“还没有玩够!该睡觉啦。”
“就来,妈妈!”从篱笆门外飘过来少女的声音。
又是小声的话语。然后,篱笆门吱咯一声响,打开来,一件白衣服在黑暗之中闪过,接着是上台阶的轻轻脚步声,屋门再吱咯一声——又陷入一片寂静。
……如今,巴甫洛夫看到的是较前面晚一两年的自己。他穿着轻便的热带西装,皮鞋擦得铮亮,白衬衫,黑领带,他的样子完全是个有钱人家的训练有素的男佣,也就是说,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把他和来的宾客们区分开来。
庄园主家里正在举行招待会,款待四邻地主。有人还是从首都来的。屋里屋外一片喧嚣。
巴甫洛夫在来宾当中踱着,监督佣人们给宾客送饮料。
女主人不理睬他。显然,对他已失去了兴趣。
“您愿意看看我的作品吗?”她对一个肥胖的阿根廷人说,这人的长相很像似个擦皮鞋的。
这人把手放在胸前,低声咕哝着一些献殷勤的话。
女主人带着她的客人向楼上走去。其他的客人顺从地跟在他们身后。
而巴甫洛夫则正在楼下酒柜台处把成瓶的威士忌酒和苏打水、装着冰的水瓶,以及小雏鸡、大虾等冷肴装进旅行用食品箱里。预定午后两点钟出外去野餐。
李沃夫老头在柜台前踏着步,他还穿着那身磨得发光的深色西装,衬衣也不洁净,胡子也没有刮光。看来,巴甫洛夫对他早已习惯,对他是视而不见。
“尊敬的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李沃夫轻声地说道,“您在这个家里差不多已是主人,并不是秘密了。我只是想做这样一个心理考察——您是否有勇气给我十只虾仁?”
巴甫洛夫一声不响地用小银铲铲起虾仁来倒在老头的手里。老头吃着,贪婪地巴哒着嘴。
“见鬼,这真好吃!自从玛莎变成守财奴以后,就只给我吃那种野鸭子汤。吃那种坏东西,都使我失去了残存的天生的乐观主义。我和你——本来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们知道,幸福不在于吃得好坏,而在于精神的伟大与否,这就是人幸运地和牛所不同的地方。不是这样吗,我的朋友?”
他把最后一颗虾仁吃掉,巴哒巴哒嘴,又舔舔肮脏的手指。
“不论怎么说,见鬼,您若是能够再给我五六颗该死的虾仁……”
巴甫洛夫铲了一铲虾仁不声不响地递给老头。老头把虾仁倒在手帕里,然后包了起来,得意洋洋地斜了斜眼睛。
“等回到我那不幸的祖国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您的恩惠。”说过之后,他神气十足地挺挺胸脯,从浓厚的白眉毛底下瞥了瞥巴甫洛夫,拖着左腿从小餐室里端着架子走出去。
巴甫洛夫和女主人乘着一辆敞篷大轿车在公路上行驶,这条路就是巴甫洛夫曾修筑的那条。
车由巴甫洛夫驾驶着。
女主人舔了舔被热风吹干的双唇,她转过头去向后望。其余的车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然而女主人仍对巴甫洛夫说:
“快,快!”
速度计上的指针在“80”上,指针又晃了晃,移到“100”上。
女主人侧眼望了望巴甫洛夫,突然贴着他的耳朵说道:
“怎么啦,阿廖沙(注8)?”
但是,巴甫洛夫似乎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
汽车在一个急转弯之处停下来了,在这里即刻展现出被烈日晒焦的判帕斯大草原和在淡蓝色热气中微现着的山峦。
女主人走下车来,巴甫洛夫抓起毛毯搭在肩上,提起旅行食品箱也跟着她走下来。
他们向山上走去。一条小溪挡住去路,溪水撞击着大顽石发出潺潺的响声。
“抱起我来,阿廖沙。”女主人说。
巴甫洛夫把食品箱放下,把毛毯掷到小溪的对岸,抱起女主人来。他抱着她,涉水走去。而她则像是小鸡啄食似的短促而快速地吻着他的颈项和后脑勺。他皱起额头,把她抱得越来越紧了。而她则喃喃着:
“怎么啦,阿廖沙?阿廖沙,阿廖沙,阿廖沙……”
黑色的轿车不声不响地停在那里,它的涂漆表面在阳光下面闪耀发光。
其余的车辆一个跟着一个驶到这里来,它们有的比较阔气,有的差一些;其中,有黑色的,白色的,以及各种五颜六色的。先生太太们纷纷走下车来。胖阿根廷人比任何人都着急:
“她跟我们捉迷藏!玛丽!玛丽!”他叫着。
女主人从浓密阴郁的树林里笑着跑过来。她手里拿着一杯冰镇威士忌酒,杯子上蒙着一层水气。
“行动不能这样迟缓啊!”她喊着。“我在那边找到一个好极了的地方。就在瀑布脚下。你们管保满意。快去吧!……”
“睡不着。”丹娘从干草棚里探出头来望着梯子下面说。
“怎么啦?”巴甫洛夫轻轻地问。
“睡不着,”丹娘又说了一遍。“牛总不停地吃草。在角落里还有个人在动。”
“那大概是老母鸡在栖架上动吧。”
“是啊,大概是鸡。”丹娘说。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巴甫洛夫笑了。“是你自己愿意睡在干草棚里的。”
丹娘叹了口气。
“躺下,闭上眼睛,数上一千个数。”
“我已经数到两千了。”丹娘说。“我看,我还是坐一会儿,您去睡一会儿吧。”
“好的!”
巴甫洛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爬到上面去。
他脱下上衣和皮鞋,满意地躺在干草堆上,瞌起眼睛。但是,他的思想又顺着方才的思路继续下去了。
……如今,他看见自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是在大楼的第一层。这房间有点修道院的味道——或许,这是因为窗子上钉着铁栏杆的原因。巴洧洛夫在读朋友们从汉堡寄来的信。
“三个月前柯里亚茨果在信中说,“我们送鲍里卡·阿尼金回俄国去了。可是,至今没有他一点消息。不知道,他是由于高兴而把我们忘掉了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因此,对你提出的问题,不能做任何具体的答复。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状况,不能说是完全OK。目前,我们靠编麻包糊口。因此,你不要着急,暂时还是住在你的玛尔福沙家里吧,好运气是不会降临你头上的。至于你的精神痛苦,告诉你,阿廖沙,如今时代不同啦,不能想得太多。只要肚子里有食,身上有衣,也就行啦,请原谅我们这样直截了当。
“如果你的女主人已经从俄国回来了,那么请转告她说,有两个无家可归的同胞向她致意,当然,如果她还记得我们的话。”
巴甫洛夫把信放进衣袋里,从抽屉中拿出一张纸,坐下来,准备写回信。
有人敲门。巴甫洛夫站起来,过去扭开门闩。李沃夫老头站在门前,还是那一副鬼脸。
“可以吗?”他说着跨过门槛。
巴甫洛夫一声没响,后退一步。老头走进房间中来。
“又是一群败类来到咱们家里。”老头说,同时很快地用眼横扫一下全屋。“自从加特曼那个畜生死了以后,什么事都走下坡路……说来,我并不知道玛莎的钱是多是少。说不定,她和这群牲口贩子做黑生意还发了财呢!但是,每逢我看见这伙人到咱们家里来,我就生气。”
他站到巴甫洛夫的面前,一会儿踮起脚尖,一会儿又跷着脚尖地前后摇晃着。在他那荒诞甚至是让人怜悯的脸庞上的眼睛确定是闪出了悲哀的火花。
“我请您不要把这当做笑话,只有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自由和舒适。这很奇怪,不是吗?我只有一点不能宽恕您,那就是:您在这使人厌恶的荒漠之中虚度青春。是什么原因使您留在这里?”然后,他几乎是贴在巴咐洛夫的身上,带着他那独特的苦笑说道:
“是恐惧?是这个原因吗?”
巴甫洛夫没有说话。
“您看,我猜到了。”老头又说,还搓搓害有关节炎的双手。“这是在逃脱不了的公正的惩罚面前最一般的恐惧心理。”老头离开巴甫洛夫,向一边走了两步,又摇晃起来。“我很了解这心情。作为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说,我可以理解您。但是,我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是的,是的,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了。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胆小鬼,一块碎片的渣滓,是历史的垃圾,我只有混日子等着进坟墓了——就这样,我还在夜间总梦见这坟墓是在祖国的土地上。而您呢,是个血气方刚的人,有思想、有感情,您还等什么呢?我若是您的话,一定要回去。”老头微笑笑。“我大概是说多了吧?”
巴甫洛夫没有说话,他擦了擦额头,似乎这样可以减轻骤然的头疼。
“不,说实在的,”老头又走近巴甫洛夫,“像有您这样阅历又没有失去荣誉感的人,不应该使自己变成甚至像玛莎这样的女人的奴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甚至’……”老头举起手来,“请原谅我,朋友,也许您对她有另一种想法,因为您现在比我和她还亲近。”
老头不再扭捏作态了,他突然用使人意外的真诚说道:
“请原谅我,朋友,我是为您痛心,”接着又用习惯动作环视起房间来。“我能不能向您要两三支香烟?我的都抽光了,而玛莎,如今是什么也不给我,甚至连香烟。您应该了解我的处境。这当然很不好。请原谅我。”
说完之后,老头抓起十来支香烟放进衣袋里,然后拖着脚步沙沙地向门外走去。
叫佣人的铃声响了。在门边上的叫人牌上跳出一个号码。这是叫巴甫洛夫上楼去。在他的脸上现出习见的奴隶的苦闷表情。他向挂在椅子背上的上衣伸过手去。
老头拖着脚步跑过去,全身摇晃着,故作癫狂状地抓起了上衣,然后向巴甫洛夫递过去,作出一个习惯的笑容。
“请允许我把制服递给您。”
女主人的某些近友集聚在小客厅里。在桌子上摆着一些礼品——穿农妇装束的玩偶、维亚特省的泥娃娃、人造卫星。一位长头发的先生陷在软沙发里,支出两个尖尖的膝盖头,隔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细看着帕列赫(注9)漆木小匣上的图画。女主人喋喋不休地讲着:
“由于远而不见,我们对它做各样各样的假想,而事实上,一切都极平常。这是一个庄稼汉和叫花子的国家。你们只看看这些时装就行了!我带回几顶帽子来,这比对你们用许多话来讲要清楚得多。”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对着巴甫洛夫侧过半面身子说道:“那里有个帽盒子,请把它拿到这里来。”
巴甫洛夫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
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停了片刻,但她没有再坚持,而是又继续对客人们说起话来: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这个国家没有特点,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古老的东西和一些荒谬的摩登东西混杂在一起。我妈妈讲的那一套美丽的东西都不见了。在马路上走的是一些没有个性的群氓,我分辨不出一张人的面孔。他们全都匆忙地跑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有一个使馆的人给我做向导,说来,那是一个热心的青年人。我问他,这些人忙着到哪儿去?他回答我说:他们忙着去建设自己的共产主义……他这个人很幽默。”
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倨傲地笑起来,客人们也笑了。
“我高兴的是,”她叹口气说,“我的可怜的妈妈怀着对另一个俄国的幻想而死去。另外,还有这个。”她说着,把茶壶放到桌子上。
巴甫洛夫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他突然用俄语大声地说道:
“说得差不多了吧,太太?”
女主人打了个寒噤,像似在背后挨了一拳。
“您说什么?”
“我说,”巴甫洛夫和方才一样的大声而清楚地说,“您已经胡说八道得差不多了。”
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控制着自己,在脸上挤出个笑容来,这是她自卫的最好方式。
她的话语里迸出愤怒,但是依然保持着微笑的外貌。她知道,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懂得俄语。
“您能做到的最好的事,那就是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不胜荣幸,”巴甫洛夫说。“不过,首先请回答我,太太,您对苏维埃俄国又能知道什么呢?您在那里只呆了两个星期,而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喘了口气,但是又控制住自己,连头也不回地对巴甫洛夫说道:
“告诉您,我的亲爱的,您可能是在那里生的,在那里长的,但您离开那里已经有十五年了。并且,我认为,那里也没有一个人在等待您。而我是刚刚亲眼看到的,并且没有一丝幻想,完全是实事求是。您满意了吗?现在下去吧。”
巴甫洛夫转过身子,拱肩控背地从屋里走出去。
“这是一场有趣的谈话。”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对客人们用西班牙语说道。“思乡病发作了。他是个俄国人,因此,和我所有的同胞一样,容易感情用事。但这没有什么。喝茶吧,是我从俄国带来的,这是那里最擅长制作的。”
夜间,巴甫洛夫在收拾箱子。没有写完的信还摆在桌子上。巴甫洛夫拿起信来,匆匆地看了看,把它撕成碎片。他想找个地方,把碎纸片丢掉;最后,团了团放进衣袋里。
呼唤铃响起来了。号码牌跳了出来。巴甫洛夫冷笑笑,用习惯的动作按了下板上的钮,号码消逝了。
巴甫洛夫从衣柜里拿出一套缝制得粗糙的短上衣和马裤——这是陪着女主人骑马时穿的装束。又把它们丢回柜子里。
呼唤铃又响了。巴甫洛夫看都不看地用手又按一下钮,号码又不见了。
很快地,在走廊里响起轻而快的脚步声。
巴甫洛夫走到门前,把门锁上。
拉门声。
“阿列克塞!”是女主人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巴甫洛夫没有说话,他站在屋子中间。
“阿列克塞,不要胡闹。您睡下了吗?”
“没有,我在收拾东西。”巴甫洛夫说。
女主人没有说话。
“您真的生气了吗?这太傻啦。开门!”
“请原谅,”巴甫洛夫说,“我没有穿衣服。”
女主人没有说话,然后用力地拉门把手,显然她是发怒了。
“别再胡闹了,”她高声啜泣地说。“打的什么鬼主意?您又到什么地方去?”
“那是我的事情了。”巴甫洛夫很快地说。
门外是女主人粗声喘气的声音,她用全力控制住自己的疯狂。然后,她软下来了。她的声音无力了。
“阿廖沙,原谅我。”她说。“别往心里去。我是一个坏女人。可我爱你。你说,你想怎样吧?”
巴甫洛夫没有说话。
“你说,你想怎样吧?!”她又疯狂而痛苦地叫起来。
“不要这样大声喊。”巴甫洛夫说。“人家都睡觉啦。明天您怎么有脸去见女佣人。”
“我把她们都赶出去见鬼!”她用拳头敲门。“马上开门!说,你想怎样?你愿意我明天来叫你做丈夫吗?”
巴甫洛夫耸了耸肩膀:
“够了,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小心上帝的惩罚吧。我能做个什么样的资本家呢?”
“那么就去见你的鬼去吧,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劣种!忘恩负义的畜生!”
女人号啕起来。
“最好去服一些药水,”巴甫洛夫沉默片刻之后说道,“药水在楼上,在您的桌子的左面抽屉里。安静一些吧,到早上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不信,您就看着好了。”
……大清早,巴甫洛夫提着皮箱从楼里走出来,一个信封从楼上丢到他的脚下。
巴甫洛夫拾起来。在没有封口的信封里有一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着汉堡的地址。另外,里面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几个字,是用眉笔写的:“或许,你能上来告别一下?”
巴甫洛夫没有回身,他把纸条和信封放进衣袋里向院子外走去。
他站在马路上,等待过路的汽车。很快就来了一辆汽车。巴甫洛夫举起手来。
丹娘爬进干草棚里,轻轻地来到自己的铺盖处,轻轻地睡下来。但这时,一只公鸡张了张翅膀打起第一遍鸣来。丹娘吓了一跳,捧住心口。
巴甫洛夫笑了。
“没有什么,丹娘。它再打三四次鸣,就不叫了,再叫得过一小时呢。在这个空当里要想办法睡着。”
“好的。”丹娘说过之后,顺从地闭上眼睛。
只是到早上的时候,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才来。巴甫洛夫听见她的声音,爬了起来。
“他们睡在哪儿?”安娜·安德列耶甫娜问道。
“在干草棚里啦!”女主人回答说。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准备要爬上去了,但这时巴甫洛夫已经下来。紧跟着丹娘也钻了出来。
“大概没有睡好吧?”女主人望着丹娘亲切地说,“我们的公鸡太吵人啦!”
“不,没什么,”丹娘说,“我睡得很好。”
巴甫洛夫笑而不语。
“我可是没有眨过一下眼。”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不过我们总算抢救了一条人命。我们的汽车可是太不中用啦!你们看——拖着来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丹娘向大门外跑去。
落满了灰尘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难为情地站在路边上,一辆集体农庄的三吨卡车拖着它。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院子里和女主人告别。她紧紧地拥抱她,吻她。
“丹娘!”她喊道。“过来告别呀!”
“我们怎么办呢?”丹娘回到院子里来又问道。
“就这样走呗。”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反正我们是赶不上那里的热闹了,人家已经庆祝完节日啦。因此,我们也用不着赶啦。到扎波罗日再修理车吧。”
如今他们行驶得很慢,一小时顶多走三十公里。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坐在后面座位上打瞌睡,巴甫洛夫掌握着方向盘,丹娘望着前面灼热的公路,陷入沉思之中。
“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她轻轻地说道,生怕把母亲吵醒,“我再提个问题可以吗?”
“什么问题?”巴甫洛夫望着她苦笑笑。“关于阿根廷,是吗?或者是,我为什么没有立刻回来?”
“不,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丹娘聚精会神地望着巴甫洛夫说。
“我想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最闲难的时刻是什么?”
巴甫洛夫没有立即答复。
“困难的时刻是很多的。我曾死过三次。两次是在集中营里。”
“第三次呢?”丹娘很怕巴甫洛夫避而不答,甚至都咬起嘴唇来。
“第三次也是在德国。我从阿根廷到达汉堡,我拿着一封到一家相当体面人家去的介绍信。但是,我不愿意利用这封介绍信,这有很多原因,”巴甫洛夫不慌不忙地说,“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下定决心要回国,不管后面如何。但是,当我渡过大西洋之后,我差不多已经没有一个钱了。得想办法赚两个,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我的朋友的身上……我照地址去找他们,但是没有找到。饥饿迫使我不得不借助于阿根廷的介绍信。”
“汉堡呢?”丹娘问。“汉堡什么样?”
“汉堡?”巴甫洛夫皱起眉头。
……汉堡的真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巨大的烟云缭绕的海港,成百艘挂着万国旗帜的轮船拥挤着停泊在码头边上;港埠的大街小巷,为各国的语言和汽车的涌流所充塞;这是个小本投机和巨大工业,娼妓和各类暴发户的城市。
“但是,在汉堡也还有另外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我起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巴甫洛夫说。
在汉堡的一个富人住宅区。巴甫洛夫站在一家有小树林的庭院和漂亮的铁栏杆墙的大门外。
他按电铃。很快便响起了答复信号,接着铁门开了。巴甫洛夫走进哈斯林格先生的住宅,他手里握着玛丽雅·尼柯拉耶甫娜的介绍信。
哈斯林格太太接待了巴甫洛夫。她看完信之后,很亲切地同巴南洛夫打招呼,而当她知道巴甫洛夫懂德语时,很满意地对他说:
“哈斯林格先生出门了。没有他的话,我是一个人也不用的。不过,既然是玛丽雅推荐您来,我想您还是可以做我们的司机和维修工。当然,我们都是自己开车的,但有时孩子们需要有人给驾驶。”
她按一下铃。一个上了年纪的、颇有男子气的女佣人走出来。
太太看看信说:“带巴甫洛夫先生去看看车库。您可以开始工作了。”接着,她又说道:“但是,最后的决定还要由哈斯林格先生来作。”她又对巴甫洛夫微笑笑。
“说来说去,”巴甫洛夫说,“这件工作并不比别的工作差。我已经干过这种差使了,因此,并不担心会有什么新的屈辱。”
巴甫洛夫身穿工作服在给一辆七个座位的大轿车换车轮。从车库的方门外闪进两个人形。这是哈斯林格家的第二代。
别尔特娃——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有着一张女性的温柔的面孔,头发是银灰色的,鬈曲着犹如山羊毛一样;他的哥哥齐格菲里德,样子和弟弟差不多,面庞也是清秀的,甚至还透着娇嫩,但是却被凶残的大嘴和圆而不眨的大眼睛所破坏。
“但是我错了。”巴甫洛夫继续说。“我见到了孩子们。”
哥哥拿着一只长筒汽手枪。他向车库里半明半暗之处望了望之后,故意嘶哑地用乌鸦般的嗓音说:
“每当我把威士忌同俄国的水酒混在一起喝时,第二天早上手就颤抖,虽然这两种酒都是很有益于健康的。不知是什么道理?”
他们的朋友凯撒·卡尔斯登躺在宽敞的轿车里,双腿伸出悬在外面。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面容清秀而使人讨厌,眼神里透出聪敏。
“问题在量上,”他说,“全在量上。不过这是无法计算的,我知道。”
“一切都可以计算。”齐格菲里德嘶哑着说,努力不使手颤抖地瞄准。他终于放了一枪。他望了望标靶,大笑起来。“很不坏。一切都可以计算,我的可怜的凯撒,只要你有本领。”他又举起了枪。
巴甫洛夫俯身在左前轮处做工。他直起身来。
“见鬼!”齐格菲里德放下手枪叫起来。“我会把你的脑袋打穿的!你死了对人类的损失并不大,可我得担负罪名——这简直是蠢猪的行为……”
“我妨碍你们吗?”巴甫洛夫阴沉地说。“我可以离开。不过请您去对哈斯林格先生说,汽车可得到晚上才能修好啦。”
“我不妨碍你做活儿,只是你不要这样突然站起来。同时,在我们举起枪的时候,你也不必这样紧张,巴甫洛夫先生。你还是个兵呢!俄国兵——世界上最勇敢的……胜利的兵!”
齐格菲里德用他的嘶哑的像似狗叫的声音一边说着一边朝靶子瞄准,而别尔特在这时则捧腹大笑。
“他不仅是个胜利的兵,而且还是个狡猾的兵,他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投降……”
巴甫洛夫向轮胎里打着气,紧紧地咬住牙关。
凯撒姿态未变,接口道:
“狡猾而有远见。他知道,在这里,在德国,在你们的漂亮车房里会有工作。”
齐格菲里德放下手枪。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
凯撒咧开嘴笑起来,他的面孔并不因此而变得和善。
“我想说,小伙子走运气,到你们家来工作。这个车有多么漂亮和阔气,不是那种什么‘人民’牌的汽车。巴甫洛夫先生在自己的家里,恐怕不会开这样的车吧。”他摸了摸方向盘,眯缝起眼睛。“你应该豁达一些。不过这只是巴甫洛夫先生事业的开始。当凯撒登上全德领导宝座以后,他一定会表现出高尚的气度,来帮助巴甫洛夫先生返回自己可怜的祖国,并在那里找到应有的地位。”
齐格菲里德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忘掉靶子,向凯撒转过身来。
“我永远也不会让俄国人来担负领导工作。不能信任他们,即便是那些从俄国跑出来的人也不能信任。所有的俄国人都是共产党。这是一种病,只能用火去烧。”
巴甫洛夫挺直身子。
“你们是否可以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再谈这个?”
别尔特哈哈大笑起来。
“齐格菲里德,你大概是击中目标了。”
齐格菲里德倨傲地望望自己的弟弟。
“还没有。不过这就会击中。”
他走到靶子跟前,用粉笔画了个戴钢盔的士兵的人像,又在钢盗上画个五角星,然后数了几步距离,转过身去,瞄起准来,射击。
“好!”别尔特拍手叫好。
五角星的正中被子弹打穿一个洞。
“我这回才击中了目标。”齐格菲里德说,他把手枪丟到汽车座位上。
凯撒微笑着,从眼毛底下望着自己的好朋友。
“你越来越聪明了。让我把你开的这个最后一个玩笑记下来,我要发表它。”
一个佣人出现在车库门外。
“开早饭了。”他毫无表情地有节奏地说。
“就去。”齐格菲里德对佣人摆了一下头,然后转身对凯撒说:“吃早饭去吧,凯撒。”
“谢谢。”凯撒依然懒洋洋地回答说。“我要留着胃口和我的小东西一起吃早饭。”
齐格菲里德发生了兴趣。
“你什么时候发了财?或者你要钱用吗?”
凯撒还是那样懒洋洋地摇摇头。
“不要,我有钱。我把你的幽默言论卖出去一打子,相当不错地改善了我的状况。”
“祝你胃口好!”
兄弟二人吃早饭去了。他们刚走出车库门外,凯撒便坐了起来,舒展一下双肩。
“对于这两个浪荡公子,您有什么可说的?”他问巴甫洛夫。“还算是不错的孩子吧?对他们的愚蠢,我用了三年时间才习惯下来。而您,我看才只用两个星期。”
巴甫洛夫闷头做他的工作,没有即刻回答。
“我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大愿意地说道。“您是为了开心才找他们,而我是没有办法。”
凯撒第一次真诚而自然地笑了起来,他的面孔也因此而骤然变了样子,变得讨人喜欢了。
“您以为我有很多办法?您把我的处境估计得过高了。我的亲爱的,我们俩都是无产者,天生就得为人类的愚蠢而痛苦。区别仅在于程度而已。”
“啊,您以为这仅仅是愚蠢吗?”
巴甫洛夫挺起身子,注视凯撒。
“关于这个,我有一整套理论。”凯撒避开话题,想要脱身。“我倒是很乐于把这个说给你听,可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说完便去找他的小东西去了。
“早上是这样过法的。”巴甫洛夫说。“最后,就连这个也是可以习惯的,更何况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家里长呆。糟糕的是,我得时常陪他们去夜游,每次总得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
巴甫洛夫扛着半死的别尔特。齐格菲里德跟在后面。他的圆眼睛边上有一圈黑晕,显出神经质。
“小心别把他甩下来,畜生!”他对巴甫洛夫说。“那样对你可没有好处。小心别把他甩下来!”
“叫这两个小伙子起床可费力气了,特别是在礼拜天,当全家要去教堂的时候。他们虽然早上七点钟还在鸭绒被子下面用最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父母和教堂以及上帝本人,但是到八点钟,却又在铁的纪律的约束下,一本正经地挽着父母的手走向他们自己的教堂。牧师从来都在门外欢迎他们,向他们深深地鞠躬,同哈斯林格先生握手。”
巴甫洛夫眼前的景色完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哈斯林格的轿车旁边停放着凯撒·卡尔斯登的“人民”牌旧车。凯撒坐在车里,双肘倚在方向盘上读着晨报。在他旁边的座席上则放着以电影明星做封面的一本杂志和一个网球拍子。
“您好,巴甫洛夫先生。”凯撒看见巴甫洛夫说。
“您好,卡尔斯登先生。您怎么不到教堂去?”
凯撒把视线又投到报纸上,不慌不忙地回答巴甫洛夫说:
“谢天谢地,我可以不靠上帝。”他把报纸丢开。“可是我的小东西在一个星期之内来得及造那样多的罪孽,以致到星期天她必须去祈祷,不然到星期一就得被小鬼拖进地狱。您知道,我信奉上帝信奉到十二岁。有一次,在考试之前,我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一夜,祈求得一个好分数,可是第二天还是被学校开除啦,从那以后我就只信我自己了……我的大哥就糟糕,他扎着一根紧扣上刻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字样的消灾去难的皮带走上了东战场。但是上帝这一次却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那一边,子弹打在他紧扣上面一公分的肚子上。他就送掉了性命。信徒们只有一点值得羨慕,那就是死的时候轻松。”
巴甫洛夫和以往一样,好奇地听着这冷冰冰的哲学论述。
“您以为,信徒们死的时候轻松吗?”他问凯撒。
“当然。”凯撒傲慢地回答。“甚至那些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里丢失了一切的人(只要是他曾经还有过一点点什么),也还都保留着对幸福生活的希望。从这方面来说,您对于我是个谜。生活有什么使您留恋的?”
巴甫洛夫的目光冰冷起来了。
“我可以回答您。”他慢慢地说,似乎在思索。“不过,请您先告诉我,生活有什么使您留恋的?”
“很简单。”凯撒热情地回答道。“我活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是我既然来了,就应该存在下去。”
在巴甫洛夫的冷冰冰的眼光里又恢复了精神和兴趣的火花。
“那么,您的这个存在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我吃,我喝。”凯撒不慌不忙地回答。“爱我的女人。”稍停后,又补充说:“同时,还使自己理解到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并嘲笑它。您还要什么呢?说来说去,人们都是这样生活着,只不过做着各种不同的鬼脸罢了。”
“不完全。”巴甫洛夫闷声地说。
如今,凯撒对他感到极大的兴趣了,望着他说:
“您怎么,真的以为这个世界是可以用经济奇迹来改变的吗?或是,共产主义的胜利?我的朋友,难道这还不够么?为了所谓的理想,我们已经消灭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终归可以让他们安静地不痛苦地一个个地死掉吧?还是按照你们国家的哲学——‘与人共处逆境,其苦易于忍受’呢?”
“不,为什么这样?”巴甫洛夫没有立刻回答。“我想活。我已经充分地体会了所谓的自由孤独的优越性,以便对人类社会做出估价。不过,请您注意,我强调的是——人类社会……”
凯撒放声大笑起来。
“想不到齐格菲里德这个蠢货倒说对了。每一个俄国人都是共产党。”
“我可以把这个做为恭维来接受。”巴甫洛夫很快地说。
“这太好了!”凯撒大声说。“那么您又为什么在这里虚度光阴呢?亲爱的,您是不是又怕这个人类社会呢?不正是它对您立下了相当森严的秩序吗?”
“我没有一点过错。”巴甫洛夫的嘴唇颤抖起来了。
凯撒大笑起来,高兴得使他都搓起手来。
“这样……这样……这样……罪人在辩解。哦,伟大的雅斯别尔斯,你是多么正确啊!一个人从生至死都拖着他的过错。”
教堂顶上的钟声响起来了。
“您看,”凯撒冲着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人摆了一下头,说:“那里的人把罪恶都已经清洗掉了,而我们对全世界、对自己还依然是罪孽深重的。这就是信徒的优越性。”
这时,凯撒的小东西从教堂里走出来。这是一个细高细高的女郎,同时又穿着后跟儿无法再高的高跟儿皮鞋。她走路的姿态犹如火鸡,这也正是当今摩登女子的步态。她一边扯着身上的瘦裙子,一边像开动机关枪似的对凯撒喋喋不休地讲起话来,根本不理睬周围的人。
“这座教堂外表愈美,它的内里愈是令人难以忍受……”她用细手指指了指具有现代风格的构造精美的钟楼。“外表还有个线条,很吸引人,可里面的板凳却平得像似烫衣服板。把我的屁股都坐疼啦……”她说着又揉了揉自己干瘦的屁股蛋儿。“老教堂里也有木板凳,可倒还有个槽儿,而这里却完全是平的。什么时候才能想到在教堂里装软坐椅呢?这样下去还不把信徒都丢光才怪呢……”
这时她来到了汽车近前。凯撒懒洋洋地从车中走下,献着殷勤给她打开车门。
“我的可怜虫。”他说着,懒洋洋地眯着眼睛。“用对耶稣的信仰来做自我安慰吧。你再等一阵子,等你的凯撒发了财,给你买一辆比这个还好的车。”他朝着哈斯林格的“梅莎黛丝”牌汽车摆了一下头。“买一辆59年型的‘罗尔罗依斯’汽车。到那时,你的克利奥佩特的角色就会扮演得更好了。”
“克利奥佩特?这是什么人?”女郎好奇地问道。女郎的名字叫碧姬。
“有过那么一个女人。”凱撒支吾着微笑说。
“你跟她有过什么关系吗?”碧姬的眼睛嫉妒地眯缝起来。
“没有。”凯撒说着,坐到她的旁边。“可惜有人捷足先登了。”
“可怜。”女郎真诚地为他惋惜。“她的家里有钱吗?”
“是的。”凯撒皱着眉头说。“她的家里相当不错。”
他发动起机器,摆手和巴甫洛夫告别。碧姬也向巴甫洛夫送了一个迷人的微笑,他们的车开走了。
“可是我的可怜而又可怜的凯撒呀,”巴甫洛夫在继续讲故事。“就在二天的通常凯茨中,他的克利奥佩特便已经坐在哈斯林格兄弟的当中了。”
“你知道,凯茨是什么吗?”巴甫洛夫疲倦地望望丹娘。由于沉痛的回忆,他好像年老了十岁。
“不知道。”丹娘低声地回答。
她从反射镜里看见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并没有睡觉,而是在痛心地望着巴甫洛夫。
“不要讲啦。”丹娘说,“以后再说吧。”
“为什么要等以后呢?”巴甫洛夫苦笑笑。“这已经都是过去的事了。”
他感觉到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望着他,于是向她转过身去。
“我们吵醒你啦?!”他疲倦地笑笑说。
“没有,我没有睡,一直在听。”
“是啊,”巴甫洛夫沉思地说。“应该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他问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没有做声。
“我明白。你是想永远也不让她知道都有什么坏事。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而如今,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无动于衷和一无所知。不能闭着眼睛生活一辈子呀!我说的不对吗?”他又向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转过身去。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还是没有做声。
“……是啊,得讲一讲凯茨。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式角力,而说得准确一些——是自由式打架,既允许、更鼓励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坏招儿。在打架的时候,可以撕破对手的腮帮,挖出眼睛,扭断胳膊和腿——当着观众的面把对手消灭掉。当然,这一切向来也都是骗人的把戏,不论是伤人、哀号和濒死前的喉痰声在更多的情况下都是排练得很好的游戏。但有时这种打斗也真弄到死人的结局。
“……但是,最可怕的甚至还不是角力场上的打斗。最可怕的是兽性发作到失去自制程度的观众。不要以为,场内的观众只是强盗、窃贼和堕落了的女人吧。不,凯茨是在最讲究的场子里举行,观众塞得满满的,这里有各种阶层的人,各种年龄的人,从十五岁直到七十岁。
“……在一次凯茨里,我遇见了我的朋友们。”
汽车窗外的和平中午的景色被人群的震耳欲聋的号叫、哀泣和呻吟声给扫光了。
观众兴奋得都喘不上气来了。
有些男孩子带着他们的号嗥着的女朋友从后排的座位上站起来踩着人头向前面的角力场闯过去。银丝发的别尔特把双手拱成喇叭形放在嘴边发疯般地叫着、要求着什么。他的凶猛的哥哥坐在他的旁边吸着雪茄不停地喊着同一句话:
“耍鬼!耍鬼!耍鬼!”
巴甫洛夫用手抱着头从这个鬼世界里向门外挤去。
“你到哪儿去,畜生?”齐格菲里德拉他的衣袖。
“我在车里等你们!”巴南洛夫大声回答,一直向前走去,没有回身。
巴甫洛夫终于来到了休息厅。在观众厅里汹涌着的各种欲念的浊流,像是冲破了堤防似的,也冲到这里来了。
“吓,这太可怕了!”一个胖太太说,还一边心满意足地翻翻白眼。“吓,这太可怕了!”
这话在她嘴里的意思是:“吓,这太好了!”
两个小伙子架着一个面庞长得像洛列莱(注10)一样娇嫩的女孩子,她像似一条被掷到岸上的鱼一样,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她的娇弱的驱体颤抖着,勉勉强强地把一块手帕送到唇边。
这时,巴甫洛夫看见了安库基诺夫和柯里亚茨果。
他们二人站在这风魔的激流稍偏外一点的地方,兴奋地笑着。由于凯茨和酒的刺激,他们的面孔是涨红着的。巴甫洛夫没有马上认出他们来。他们二人穿得特别时髦,极其讲究、奢华。
“我根本不遇见他们就好了。”巴甫洛夫说。“但看来是命中注定!”
和老朋友的意外相逢,使巴甫洛夫都乐呆了,他不停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辨识他们身上的新的为他过去从所未见过的特征。他们说话时的口气变了,举止也不同了。他们不住手地拍着巴甫洛夫的肩膀,互相递着眼色,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
“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不少话可说的。”柯里亚茨果呵呵笑着说。“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们?怎么,还认不出我们吗?你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呀?”
“拉少爷们来的。”巴甫洛夫回答。“也进来开开眼界。”
“这算得上是什么凯茨呢?一个钱也不值!只叫喊,不干正经的。”安库基诺夫说。“上个月,我在科隆看的才过瘾呢:一口就把对手的耳朵给咬下来不算,还想去咬鼻子呢,该死的!那才是真正的凯茨!”
“你亲眼看见的?”柯里亚茨果眯起眼睛问他。
“亲眼看到的!”然后向巴甫洛夫转过身去。
“我说,朋友,咱们到‘莉莉’饭店去吧!”
“我怎么能去呢?”巴甫洛夫说。“我还有车呢,得工作。少爷们要到‘一年四季’夜总会去。”
“嘿!”柯里亚茨果说,“看来,你是在有钱人家混事呢!我从来没有到‘一年四季’去过,据说,那里很肥。不过,你别挑剔!咱们有天儿可聊哩。我们在‘莉莉’等你。那里也是到早六点钟才关门。”
“梅莎黛丝”牌汽车在郊区公路上疾驶着,它超过一辆汽车,在那辆车上有一对恋人故作大方地拥抱着。
公路的左侧,在雾色之中闪烁着巨大城市的万盏灯火,港口的建筑、造船厂和码头则在右侧伸延着。
在“梅莎黛丝”车里,除了别尔特和齐格菲里德之外,还有三个女子。这些快乐凶手般的女孩子们像是小狼仔似的在车里一时也不消停,随时都有翻到车外去的危险。她们扯着嗓子尖声地唱着一支歌,不时地把调子和歌词唱错,还把剩下来的柑子皮丢到被他们超过的汽车中去。齐格菲里德和别尔特挤着她们,顺序地亲吻她们,而她们也毫不理会地继续乱七八糟地唱歌。
汽车在隧道的升降机口处停下来了。当时已是半夜的时刻,从汉堡造船厂走出一大群工人,他们横跨公路走着。
在“梅莎黛丝”车的旁边又停下一辆汽车,接着第三辆、第四辆也都停下来了,很快后面又接上一长串。所有的车都按着喇叭,要求让路。
但是工人们仍然向前走着,根本不理睬这刺耳的声音,他们小声地交谈着,只是嘲笑似的望望堵塞在那里的汽车。
齐格菲里德突然暴跳起来了。他在汽车里站起来,对着不慌不忙地向前走着的工人们怒骂起来。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只是笑声。于是,齐格菲里德颓坐下去,对巴甫洛夫嚷道:
“轧死他们!往前开!”
巴甫洛夫打开车门,走下汽车,混进人群中去了。
“到哪儿去?”齐格菲里德冲他背后嚷着,“我马上给你个颜色看看!”
他也准备下车了,但是女子们拉住了他的手。
“哦,不要这样,齐格菲里德!”年纪最大的、棕色头发的、块头像似贝尔舍伦马(注11)的胖女人嚷道:“哦,不要这样!别去闯大祸吧!”
她把齐格菲里德按倒在座席上,把她的大乳房压在齐格菲里德的身上,亲起他的抽搐着的双唇。她喘着粗气小声说:
“哦,你真是个小畜生,齐格菲里德……我多么爱你!你真是个小畜生……”
巴甫洛夫在人群里走着,重新感到久已忘掉的精神力量的高涨。但是人群在大街小巷里疏散着,人愈走愈少,最后在这生疏而空旷的马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在马路口上出现一辆回厂的电车,巴甫洛夫跳上电车,赶往“莉莉”饭店去。
“莉莉”饭店里拥挤、燥热。在大圆厅里,各国的海员同浓艳粗抹的穿着五颜六色摩登时装的舞娘们旋舞着。巴甫洛夫在大厅里找不到安库基诺夫和柯里亚茨果,他向别的屋子里探望,在一间屋子里赌徒们围着几张桌子打扑克牌和掷骰子,在另一间屋子里则是一群地痞流氓——这里有小商人、投机者、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以及各种各样的骗子。
巴甫洛夫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找到他的两个朋友。在他们的面前放着半瓶斯米诺夫斯鞋水酒,但是他们却是按照外国的方式在喝——没有酒肴,用苏打水送酒。
水酒已经使他们醉了:他们兴奋地欢迎巴甫洛夫,请他坐下——谈起话来。
“这是一场奇怪的谈话,”巴甫洛夫回忆说。“没有一定的逻辑,也没有意义,曲曲折折地发展着。还没有说上十句话,我们彼此之间就感到不安了。显然,他们有自己的目的……”
“回家,回家!”柯里亚茨果瞪着湿润涨大的眼睛望着酒杯说,“可我们在那里失去了什么?那里又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算啦,老弟,该是丢掉幻想的时候啦。”
“正是这样。”安库基诺夫喃喃地说,“要那些有什么用?”
“都说完了吗?”巴甫洛夫问道,他的心凉了,根本没有抬眼皮。
“总之一句话,把这些道德观都丢掉吧!”安库基诺夫叫着。“总说:祖国呀,祖国!可祖国又怎么样?我们从这个祖国身上,又看到了什么?算啦,老弟,哪儿养活我们,哪儿就是祖国!这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人们在我们之前,就讲出了这句话。”
“算啦,别太过份。”柯里亚茨果打断他的话。
大家斟上了酒,喝干,然后又把苏打水削进杯子里。喝掉。
“总之,廖沙(注12),我的朋友,把生活的某些问题弄清楚,确是有好处的。我们既然谈起这个问题来,那么就请你原谅我的坦率吧。当我们参加战争,走向那个死亡工厂时,没少听到过漂亮的话。可又有谁对我们说过一声谢谢呢?你现在想回家,可你想过没有,他们会怎样来迎接你?在那边的时候,你住在你的玛尔福特那里,生活过得就像是在基督的胳肢窝里一样,由那个娘们来供奉你,随你所欲,你以为你还像水晶般地纯洁清白吗?”
巴甫洛夫腮帮上的肌肉凸起来了。
“好啦,好啦!我不说啦,不说啦!”柯里亚茨果说。他把杯里的酒喝光之后,又斟上一些。“咱们就别挖细底吧。那是你的事情。只是,不要把自己装扮成带翅膀的小天使吧,朋友。你在那里并不光彩,这点就连我们——你的患难朋友,也不相信你!”
如今,他正视着巴南洛夫。他的厚嘴唇抽搐着:
“你还往家写信。怎么样呢,给你回信了吗?如今鲍里卡·阿尼金走了——也一直没有消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泼出去了的水!要知道,他们在那里是清白的,而我们,在这里,是肮脏的,明白吗?他们若是也夹着泥土和血来吃过午饭或是吃过酒的话,便会明白,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你胡思乱想。”巴甫洛夫说。他把手向酒杯伸过去,但却又推开它。
“不,老弟,我才没有胡思乱想呢,胡思乱想的正是你!”
“我们没有胡思乱想!”安库基诺夫叫起来。“我们知道应该走哪条路。”
“等一等!”柯里亚茨果又打断他的话。
“没什么,没什么!你说吧,说吧!我只是插一句。”安库基诺夫喃喃着。
“照他们的看法,只有他们才是人,而其余的都是渣滓。可我在观察中看清,所有的人都是人。而对人来说,总是自己的衬衫最合身。那么就让我的衬衫属于我自己吧!”柯里亚茨果扯了扯自己的尼龙衬衣。“看来,人天生就是这样,也是不能被别人改变得了的!”
“我听见他们说的话,”巴甫洛夫说,“心里想:他们哪里来的这样大的怨气?是喝醉酒啦?可俗语说得好——醒时怎样想,醉时怎样讲。于是我渐渐地明白了,在我面前的,老实说,是两个敌人……”
“好了!”柯里亚茨果继续说。“不谈这个啦。看来,小伙子,你还太嫩。你在这里看看,闻闻,交几个聪明朋友,你的头脑就会清醒啦。”他咧嘴笑着,向巴甫洛夫俯下身去。
“我看你不是很着急吧?在等机会?”
“不。”巴甫洛夫闷声说。“我不等什么机会。如果说,我在那些畜生家里做事,那也只是为了赚点路费去柏林。可就是连这一点也没能如意。今天我离开了他们,也不准备回去了。”
“……只是一个比较聪明,一个比较蠢。”巴甫洛夫想道。“他们企图证明,不是生活使他们产生这样大的怨气,他们想为自己的决定、为出自自己或是别人的意志而走向犯罪道路的行径辩解。对此,我很快就确信无疑。”
“他们欺侮你啦?”柯里亚茨果撇撇嘴,“抢着毛摸你啦?好,去吧,去吧,干去吧!……可你为什么要到柏林?”
“到柏林去不为什么。”巴甫洛夫说。“我想从柏林转道回国。”
“回国?朋友,请原谅,我可不能给你钱去干这个。”
“我也不要你的钱。”
“你为什么不要?”柯里亚茨果毫无道理地发起脾气来,更低地向巴甫洛夫俯下身去。“嫌恶我?”
“嫌恶你。”巴甫洛夫说完站起来。
“坐下!”
柯里亚茨果猛推巴甫洛夫,使他跌坐到椅子上。
酒劲儿使他冲动起来,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
“嫌恶我,你这清白的!”他怒不可遏地攥紧拳头。
巴甫洛夫又做了个站起来的企图,但是又绐柯里亚茨果推坐下去。
“把你们这些清白的人都该绞死!”他直立起来。
“等等,瓦夏,别急,这样不好。”安库基诺夫怒声说,尽力使柯里亚茨果坐下来。
但是柯里亚茨果把他推开,绕过桌子,向巴甫洛夫走去。走到近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周围已经有人来看打架的热闹了。侍者向这里挤过来,并用手势招呼大厅那边的人来帮忙。
巴甫洛夫用尽全力甩掉柯里亚茨果的钳般的手,并把他推开。但是柯里亚茨果没有摔倒,并且立刻回手打了巴甫洛夫一个耳光。
旁边小桌上的酒瓶子连声带响地滚到地上了。柯里亚茨果把巴甫洛夫按倒在地上,努力去够地上的酒瓶。这时,一个女人尖叫着用脚把他手边的酒瓶踢开。
安库基诺夫粗笨地甩摆着手用脚踢巴甫洛夫的背,就像似在踢足球一样。
“在这场厮打之中,”巴甫洛夫说,“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老朋友像狼一样的纠缠。最可怕的是我们周围的人的大笑,是那些怪叫和嘲弄。”
几个身强力壮的侍者按住他们,把他们架到门口,骂着把他们推到大街上。响起了哨子声。但是,在值勤警察跑到出事地点之前,柯里亚茨果一个绊腿早已把巴甫洛夫摔倒在人行道上,并抓住他的头在水泥地上撞了两次。
当他站起来时,正好和警察打了个照面。安库基诺夫准备脱身逃跑,但柯里亚茨果用德语喝道:
“哪儿去?!”
于是,巴甫洛夫隔着从眼里浸出来的血看到柯里亚茨果神气十足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硬纸本给警察看。警察扫看了一下,便马上对这两个俄国人失去了兴趣,他转过身去,俯身看巴珩洛夫。
柯里亚茨果和安库基诺夫摇摇晃晃地顺着人行道走了,很快便消逝在行人之中。
警察把巴甫洛夫拉起,使他倚在墙上,并要他的证件。巴甫洛夫吃力地举起手来,掏出自己的移民证。警察看过证件后,心怀卑视地把它合起来交还给巴甫洛夫。
“从这儿滚开。”他说。“快点!”
巴甫洛夫像个瞎子似的沿打墙根走去,拐过墙角,在院子里的暗处站下来。
“……就在这当儿,”巴甫洛夫望着前面车轮下驶过的公路,说道:“我产生了脱离人生的强烈愿望。看来,人受侮辱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人生便会失去意义。我记得,当时我是沉着而坚定地下了那个决心。”
……遍体鳞伤的巴甫洛夫吃力地沿着墙根移动着,走进饭店的后院。从厨房里传出碟盘的响声和冼盘女工们的说话声音。在垃圾堆里找寻食物的叫花子斜眼望着巴甫洛夫,把他当成自己竞争的对手。巴甫洛夫找到一段电线,向院子深处走去。
(“……就这样,”巴甫洛夫继续说,“当人家把我从上吊的电线上摘下来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人的面孔。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是厨房里的一个洗碗女工。在我看清她的脸以前,我先听到她的声音。”)
“您这是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为什么要这样?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您是一个年轻人,一切希望都在未来……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呢?”
已经有很多人围着巴甫洛夫了。虽然他们个个都是醉醺醺的,但他们这时却都一声不语,都很严肃。只是在窗子里面的屋里,日常的酒吧生活一如往昔地进行着——黑管吹奏着,男男女女嘈杂着。
“大家管这个女人叫维尔黛太太。”巴甫洛夫说。“我给你们看她的照片。”
巴甫洛夫掏出钱夹,从里商拿出一张小照片,显然是为证明书的需要而拍摄的。照片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漂亮的面孔。
“这是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垃四十岁了,可看起来却像是六十岁。”
……维尔黛太太扶着巴甫洛夫走上破旧的褛梯。她拉拉门。屋里的铃铛响了响。从屋里钻出两个小孩——都是女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
“哦,妈妈!”她们一起惊讶地叫着,这是德国式的惊讶,它出自孩子们的口里,使你对她们的真诚不能置疑。
“哦,妈妈!”大女儿拉起母亲的手摸抚不已。“你累啦,可怜的妈妈!快去洗脸吧,我给你拿毛巾去。”
“谢谢你,希尔达。谢谢你,我的女儿。我一会儿就去洗,我得先招待我们的客人坐到沙发椅上,让他休息休息。”
姑娘们用她们晶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巴甫洛夫,但是为礼貌起见,当着他的面没有去问母亲这位来客是谁。
巴甫洛夫走进屋子里来。这家人家和坐落在这陋巷里的整幢二层楼一样的寒怆(在这陋巷里,个个建筑物都像似个孤儿)。维尔黛太太让巴甫洛夫坐到沙发椅上,这张沙发椅也是很破旧的,弹簧已经凸起,但是上面却铺着干干净净的甚至是浆洗过的小垫巾,上面还绣着亲切地请坐和休息的字句。在长沙发上也有这样的垫巾,而床则罩着长丝绫的帐子。
不过,巴甫洛夫只是在以后才看清这一切。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男孩子的眼睛,这个男孩坐在桌子前,用手支着与他身材不大相称的大头望着巴甫洛夫。这个男孩是个驼背。他的瘫痪的双腿像似蔓藤一样垂悬着,但是在他那双望着巴射洛夫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清晰的不断活动着的思想。
“妈妈,他是谁?”他突然响亮地问道。
“哦,卡尔!”希尔达跑到男孩子的身边。“这是不礼貌的,卡尔。不能这样子问客人。”
“你好,卡尔。”巴甫洛夫说。“我叫阿列克塞。”
“阿列克塞?”男孩子说。“阿列克塞——是俄国人的名字,我知道。你是俄国人吗?”
“对。”巴甫洛夫说。
他忽然感到非常的疲劳,坐到沙发椅上。
“我们马上就喝咖啡。”希尔达说。“安娜一玛丽雅在厨房里烧呢。您闻到咖啡味吗?”
……“对您怎么说呢?”巴甫洛夫扭过身子来对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我在这小房间里是什么感觉吗?是幸福。或许,这是十七年来我所感受到的唯一的一次幸福。我是在人的中间……据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性格。当我坐在那破沙发椅里的时候,我想:是那样吗?不!在每一个民族里都有人和兽。这个小小的、虚弱的、穷苦人里最穷苦的女人,她能做些什么呢?然而她,却为我做了一切。”
……他们围桌而坐。
“等喝完咖啡,”维尔黛太太说。“让姑娘们去把彼得舅舅请到这里来。我们好一起商量商量,有什么办法。”
“我去吧,妈妈。”希尔达说。“让安娜一玛丽雅收拾碗。”
“我给您介绍一下彼得舅舅。”维尔黛太太继续说。“哦,那是个聪明人!我想,他会帮您忙,在码头上赚一点钱。他很会对人说话,他已经帮助很多人找到工作了。当然,这不会是什么好工作装卸点什么,或是当清扫工。可是,您干上个把月,能凑几个路费。暂时您可以住在我们这里。”
“对啦。”希尔达说。“我们可以挂上一个帘子,把长沙发挡上。您在这里会很方便的。沙发很软。”她向沙发跑去,跳到上面,表示长沙发的弹簧还是很好的。
“得把您的东西搬来。或许,我们今天就去搬东西?”维尔黛太太又给巴甫洛夫斟咖啡,一边说。
“关于这个,不值得去操心啦。”巴甫洛夫说。“坦白地说,我不愿意再去见我的老爷。”
“哦,我明白!”维尔黛太太说。“您大概同他们之间有过什么不痛快的事?”
“是的,有过。”巴甫洛夫苦笑笑。
“我们求彼得舅舅,他会去一趟,并把东西拿回来。我甚至可以说,他还会把他们欠您的工钱要来。哦,彼得舅舅很会讲话!……您离开祖国有多少年啦,巴甫洛夫同志?”
“……她叫我同志。十七年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当我对他讲出离开祖国有多少年之后,她拍了拍双手……”
“……哦,这是不行的,不行的!一个人不能离开祖国这样长久。”维尔黛太太说。“您已经下定决心回国了吗?”
“毫无疑问。”巴甫洛夫回答。
“那么我和您一样高兴。如果您下定了决心,那么您一定能回到家里。在生活里,最重要的是下定决心,相信我这话吧。只是对一种决心,我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请相信我吧,我对生活的了解不是从最美好的那一方面来了解的,巴甫洛夫同志,不过我肯定说:人应该活!”这时她骄傲地睁大她那失去光彩和不知流过多少泪水的眼睛,然后低下头去。
汽车向右拐去。在十字路口有一个指路牌:“去扎波罗日”。
这里是扎波罗日了。他们的车在第聂伯河的堤岸上行驶着,堤岸下面是被控制住的第聂伯,它吼着,汹涌着。座座工厂和新的住宅区——反映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他们驶进一条两边都是葡萄园的小街。这里都是一些独家独院的住宅,显然是在最近时期修建的。整条街似乎都在欢笑。风尘仆仆的大卡车和在它后面拖着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在这里显得是可笑的旧时代的残余了。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打开车门对卡车司机指着左面的一个小院喊道:
“这儿,这儿!”
卡车停下来了。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向大门走去。但这时,篱笆门已经打开了,迎面跑出一个白发苍苍的精神饱满的胖女人。
“这算怎么回事?”她笑着拍手说,然后用围裙擦擦手。“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吗?”她热情地亲吻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她迅速地看了一下还坐在汽车里的巴甫洛夫和丹娘以后,连忙跑去开大门,并对司机说:
“小伙子,把车开进院子里来。”
“不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吧?”司机打量着院子说。
“不会,里面很宽敞。”她打开大门。
还没等汽车驶进院子里,这家的女主人——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姐姐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便已从被野葡萄的绿藤和盛开着愉快的喇叭囱的蔚蓝色旋花所缭绕的房子里走出来迎接客人了。她对着大门做出一个滑稽的手势,扑过去亲吻自己的妹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我们等你们三天啦!你们出了什么事?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妈妈,你看他们这副样子!”她呵呵地笑着又和妹妹亲吻。
“等一等!丹娘在哪里?”
“我在这儿,瓦里雅(注13)姨姨。”丹娘从车里下来说。
“你怎么把她折磨成这样?”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不客气地把丹娘扭过来摆过去的打量、亲吻、拥抱。
到这时,她才看到巴甫洛夫。她把丹娘送过婆母的手里。
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拥抱着丹娘,好奇地打量着巴甫洛夫。
“给你们介绍一下,亲人们。”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这是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巴甫洛夫。你们知道这个人!很幸运地巧遇。从列宁格勒围困时起,我和他再就没有见过面。”
“就是那个巴甫洛夫吗?”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说。“妈妈!”她向婆母转过身去。“这就是那位军官!记得不?安娜讲过他好多次!您想想,这可真是巧遇!”
“欢迎贵客来临,”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说着先向巴甫洛夫伸过手去。
刚刚和女主人们握过手之后,巴甫洛夫便已感到自己是在家中一样的温暧了——在这次见面里,有多少自然的纯朴的感情呀!
篱笆门开了,一个小伙子扛着一把钓竿走进院子里来。他的另一只手提着捕获物——用绳子串着的各种小鱼。
“第二场戏又开场了!”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笑了,匆忙地迎着孙儿走去。“你钓来些什么?连猫看见了,也要笑话你的!是第聂伯河里的鱼都搬家啦?还是个钓鱼家呢!”她以主妇的姿态打量了一下钓来的鱼。
“您别使他难堪啦!”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这鱼烧汤很好嘛!”
这时,小伙子在高高卷起的裤子上擦了擦手,不好意思地斜眼望了望丹娘。在和姨妈亲过吻、和巴甫洛夫握过手之后,他向丹娘走过去打招呼。
“你好,格耶那!”她说。
女人们都笑了起来。
“这哪儿是格耶那!”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响亮地说,“这是伏甫卡!我不是带他到列宁格勒去过吗!你忘啦?”
“格耶那!”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边笑边说,“我们的格耶那呀,块头大得连这个门都进不来哩!他是扎波罗日第一号的未婚夫!这是伏甫卡……你快去洗洗。”她对孙儿说。“打扮成个样子。我们就要吃早饭了。”
“不,奶奶。”难为情的伏甫卡终于喃喃起来。“我不吃早饭了。我到厂里去,随便吃点什么。”
“你们看,这小子!”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向屋里让着大家时这样说。
屋里凉爽、清洁。
“你们看这里!”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说过之后,推开餐厅的门。
长桌子上铺着白台布。从台布的凸凹不平,可以看出长桌子是由许多桌子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摆满很多酒瓶和食品。
“你们大概以为来晚了吧?”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两手叉着腰说。“我们也着了三天急啦。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她又用她的低音发出一连串的笑声。“厂里出了非常事件,我们家里也就出了非常事件。”
“没有,没有,还没有动过哩。”这时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针对着妹妹的惊异神情回答说。“至今还未动过。三天前的晚上把桌子摆好以后,就一直这样摆着!所有的人都在厂里。从前还能来接接电话,如今连电话都不来接啦。所以,伏甫卡便做了联络员。”然后,压低声音关心而又带着苦笑地解释道:“消息传遍了全国,人来的可多啦,简直数不过来,可是自动化出了毛病:若是动起来,什么都动,有一个不动,就全停啦!有三个组合件不动,第四个也出了毛病。这就忙起来嵝!是新技术嘛!”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点着头。巴甫洛夫一直怀着参与者的愉快心情听着,这种愉快心情是只有当一个陌生人处在和善的家庭气氛中时才会产生的。
“好,去洗脸,洗脸,冼脸吧!”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接嘴说,她打开柜橱,从里面拿出几块干净的毛巾。
大家的头发还未全干,便已坐在一个小露台上吃早饭了。这里的光线是透过浓密的藤蔓射进来的。
“你吃!”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在丹娘面前摆上满满一大盘荞麦饭,说道:“要全吃光了。用不了三天,我就会把你喂成一只圣诞节的雄鹅!”
丹娘出了一口粗气,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来给她解围了:
“她根本就不吃荞麦饭。”
“嘿!”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把手抱在胸前。“这可是个娇孩子!她都吃什么呢?苎麻籽还是甲虫、蚋虫、蟑螂?那么你吃酸奶吧,凉得很呢,刚从冰窖里拿出来的。给你奶渣和酸奶油。你们看她哟!这简直是个可怜虫,那里是个大姑娘!”
“你别急,妈妈。”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亲切地望着丹娘说道,“你先让她习惯一下么!”
“我最好是喝杯茶。”丹娘说。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和往常一样,来给女儿解围说:
“当然,喝杯茶吧。我给弄块夹心面包。”
这时,有一只手拨开长春藤,一个黑眼睛的、头巾包到眉顶上的女人像似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地把头探进露台里来。
“你们的人还没有回来吧?”她向大家说。
“没有,怎么等也等不回来!”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前娜摆手说。“同我们喝茶吧?”
“我也把桌子放好啦。”女邻居说。“我的那口子来电话说:摆上水壶,我马上回来。壶已经开了三个开了,可是他却连个影儿也没有。从乌拉尔机械厂来了一个工作队,好像把问题都解决啦。”
伏甫卡斜着眼睛竖起耳朵听。
“妈妈,我去看看。”他说,迅速地把茶喝完。
“这样就对了!伏甫卡,你去跑一趟,打听一下,他们怎么样了。”女邻居支持他。
“去吧,去吧。”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同意说。“你把客人——巴甫洛夫同志也带去。让他看看我们的工厂。我就去打个电话,让他们给他开个通行证。”她像个部长似地这样说。
伏甫卡抓起一块厚厚的夹心面包,站起来,用这种行动来催促巴甫洛夫。
一生来,巴甫洛夫已经看到过各种各样规模、各种各样技术装备的工厂了,但是,他和伏甫卡走进来的这个车间,却立刻给了他极强烈的印象。这里厂房宽敞,从天窗照射进来的阳光非常充足。
从车间的这一头一直伸延到那一头的巨大轧钢机没有运转。虽然在各个组合部件上有很多人在工作,但是在这巨大的车间里,这时使人感到惊异的却是和它规模不相称的寂静。低低的讲话声,和这里那里偶尔的锤击声,使这寂静更显得突出。这一切,很像似一个手术室,像似在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旁集中了智慧的人的意志努方使复杂的人体构造复活起来。
伏甫卡把巴甫洛夫带到父亲的身边,这时他正和国家验收委员会主席以及厂长站在操纵台前面。所有人的面孔都是疲倦的和缺少睡眠的,但同时又都透露着兴奋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只有当一个人即将完成他所喜爱的工作时才会有的。
苏波金没有立刻听懂伏甫卡的话,而在他听懂以后,对巴甫洛夫笑了笑,伸过沾满机械油污的手,说道:
“是啊,您以为来晚了,但却是来早啦。当然,早不了多大一会儿!”他看了看表。“只剩下两个地方,稍微弄一下,就要试运转了。”
“试一下,又得停下来。”厂长阴郁地苦笑着拥抱一下苏波金。“您是从莫斯科来的吗?”他转身问巴甫洛夫。
“不,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巴甫洛夫支吾着回答。
“是从基洛夫厂还是‘电动力’厂来的?”厂长追问道。
“不,我干的完全是另一行。”巴甫洛夫困窘地喃喃着,他似乎感到厂长对他投出注视的探索的目光。
“啊!”厂长含糊地啊了一声之后,走开了。他顺着楼梯走到下面去,向围着人最多的组合部件处走去。
这里是从乌拉尔来的工作队的天下。厂长没有提不必要的问题,他只是看着轧钢机的部件怎样又装配起来。
“很聪明的机器!”这时苏波金对巴甫洛夫向着轧钢机点着头说。“全厂都来为它奔忙。但,这家伙是大气派的!只要它一动起来,马上就会把一切抵补上。您过去看到过这样的机器吧?”
苏波金似乎完全不怀疑巴甫洛夫是个现代冶金技术专家一样地同他说着话。巴甫洛夫也用相同的调子回答说:
“是的,我还在轧钢车间里工作过呢。”
“在什么地方?”苏波金即刻感起兴趣来。
“加拿大。”巴甫洛夫回答说。“不过那里的工作方法还相当陈旧。在那里自动化起来是不那么简单的——甚至还有阻力。”
“那是可以理解的!”苏波金说。“您愿意到近处去看看吗?”
“很感兴趣。”
伏甫卡抢在父亲的前面顺着铁楼梯蹬蹬地跑下去。在下楼梯的时候,苏波金对巴甫洛夫说:
“您知道,这里需要多少人来工作吗?”
巴甫洛夫环视了一下车间,估计道:
“我想,总得三十个人吧?”
“十一个人。”苏波金说道,他掩饰不住自己骄傲的微笑。“十一个人。并且也只是做纯监督的工作。”
桥式吊车的空挂钩从他们的头上浮过。人们从方才还在修理中的组合部件处散开,一边用抹布擦着手。他们控制着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的紧张心情,因为马上就要清楚了:他们的劳动是成功了呢,还是得从头做起。
苏波金马上把巴甫洛夫给忘记了。好久以来,他一直在控制着的害怕刺激人们的问题不觉脱口而出了:
“怎么样?”
“完啦!”乌拉尔的工作队长说,边把油抹布丟进垃圾箱里。“试车吧!”
苏波金回头向操纵台迅速地走去,所有的人也都向那里奔去——其中有厂长、验收委员们、供方工厂的代表们以及工作队的领导人。工人们在一边沿着轧钢机站着,他们观望着这一大堆静止不动的钢铁,只要一按电钮,它马上就要动起来了。
但是,在操纵台那里,人们迟疑着,还没有去做那最后的动作。
苏波金调皮地望望厂长、望望验收委员会的委员们、望望围在他周围的工人,以及站在伏甫卡身边的巴甫洛夫。突然,他挤了挤眼睛,故意放慢动作,用手指去按红色的电钮。
于是,马上便出现了奇迹。各处迅速跳动起来的钢铁的声音汇成统一的巨响,这巨响冲破了长时间的绝对的静寂,充满了整个车间,并把人们的欢呼声都给吞没了。
如今,人们谈话是在对方的耳朵旁边大喊,并做着手势了。
“放钢,放钢啊!”厂长对苏波金大声喊着。“干吗要放空车呢?”
站在父亲身边的伏甫卡听见厂长大声喊的话,紧张得都张开了嘴。
“我马上跑去,告诉他们!”
“什么?”厂长一把抓住他的衣袖。“你跑去?这可不是‘伏尔加一伏尔加’。”他亲自按了一下白色的电钮。
在车间深处里的炉门打开了,从里面放出来的红光愈来愈强烈起来。接着,一块炽红的钢锭被自动化的钳子钳住,顺着车间腾空而来。钢锭被放在第一粗轧的巨大的压辗机前的台子上,轰鸣地从压辗机中走过,然后顺着轧钢机继续向前移去,愈来愈长、愈来愈细,最后落在铡刀下面,被切成匀称的四段。如今,这四段钢材顺从地听着机器的智慧的摆布一直向前移去。
人们跟着它们在轧钢机的旁边走着,并不掩饰自己的欢乐。大家一起笑着和说着什么。
厂长拥抱着苏波金,在他耳边嚷着什么,而苏波金只是摆开双手,也对厂长嚷着什么回答。
各家各户的电话响了起来。
小孩子们在安静的街道上跑着,传递着消息:
“开工啦!……开工啦!……”
家庭主妇们跑到大街上来迎接自己的丈夫。
而那些人,却还没有能满足于自己的胜利,还没有欣赏够。他们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车间的美和力量,第一次看到自己劳动的美。
不论苏波金家的桌子有多么长,但是仍有一大半客人没有位子坐。
巴甫洛夫坐在女主人和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中间,而丹娘则坐在他的斜对面,在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的身旁。老太太一直还在想把她喂成圣诞节的雄鹅。在丹娘身旁的另一边坐着的是伏甫卡,她的正对面是格耶那——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长着结实的颈项,一头淡黄色的长发,他不时英俊地甩摆着脑袋,把头发拋到脑后。他很爱笑,故意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眯缝着神采奕奕的眼睛打量丹娘,殷勤地给客人和自己斟酒,一会儿跟桌子这头的人们谈话,一会儿又接上桌子那头的人们的话语。总之,他摆出是这友爱大家庭的少主人的身分。
但是,丹娘不喜欢他的这种作风。安静下来了的刺猬似乎把自己全部的长针都竖起来针对着这个在她看来是骄傲自大的目空一切的小伙子。
“吃啊,丹娘,吃啊!”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从各个盘子里把菜往丹娘的盘子里拨着。“不然,小伙子们就不会来向你求婚啦。”
丹娘冲着老奶奶转过身来,准备顶她几句,但这时,她看见了巴甫洛夫的愉快的、善良的目光。他无声地对她重复着一句话:
“刺猬……刺猬……刺猬。”
丹娘耸耸肩,但还是控制住自己——没有鲁莽。
“奶奶,您落在时代后面啦!”格耶那隔着桌子对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喊道:“如今的姑娘们是尽量少吃东西,怕破坏了外形。如今,杨柳腰时髦!”
“得感谢您哩,做了详尽的解释。”丹娘瞥了一下格耶那说。
“哪里?!”格耶那并不退却地微笑笑。“我们在这里也多少了解一点情况。注意着啊!”然后,扭过身去,用叉子敲起茶杯来。
他不待大家消停下来,便拿着酒杯站起来。
“请允许我。”他说了起来。骄傲地扬头把美发甩到脑后。“向那些不愧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主人的人敬这一杯酒。”
“这是哪些人呢?”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问道,并给自己和丹娘斟满葡萄酒。
“下面就来讲。”格耶那继续说。
“只是简短一点!”父亲打断他。“别太拖。”
“不,不会太长!”格耶那矜持地安慰大家。
“为了那些不是蹲在灌木林里对这个和那个发表议论和进行哲学论断、而是善于抓住公牛角的人!”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公牛了!”已经喝得面孔红红的厂长说。
“这话不假!”坐在他旁边的轧钢车间的工长哈哈大笑着说。这个人,外表魁梧,有着一张典型的冶金工人的面孔——黑黝黝的像似被热烟燎烤所致,灰白的胡子剪得如同刷子一样。“你,格耶那呀,骗人可以,但主要的是别太妄诞!不然,小心挨公牛的顶!”
“不,不,尼古拉叔叔,别着急。”格耶那说,他想吸引住全桌的注意力。“不必担心,一切都会恰如其分。”
“让他把话说完!”有人喊。“不要打断他嘛!”
“为了那些……”格耶那往下说道:“相信自己的双手,信赖自己的双手,并用自己的手征得幸福的人!就是为了这些人,我建议来干这一杯酒!”他伸过杯子去和厂长碰杯。
“姑且如此吧。”厂长碰过杯,抿了口酒之后,说道。“我本来想为你纠正一下。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要使争论尖锐化吧!”
巴甫洛夫坐在那里,他望着餐盘陷入了沉思之中。
“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您为什么不尝一尝火腿啊?”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给他放上一块火腿说。
“谢谢,谢谢,我已经吃过了。”巴甫洛夫说,但是他的心依然在想着别的。他的眼睛不再笑了,痛苦又出现在他的嘴角。
他抬起头来仔细地看看格耶那。格耶那这时正隔着桌子俯下身来,向对面的尼柯拉依叔叔大声地解释着什么。
丹娘忽然急速短促地喘起气来,她看了看全桌的人,眼睛里闪出光芒,拿起刀子敲自己的茶杯。
“好啊,好啊!”是苏波金的声音。“敬酒吧,外甥女!”
于是,大家全都“嘶”起来,使在座的人安静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两句话。我可以说吗?”丹娘问瓦尔瓦拉·安德列耶甫娜。
她的妈妈像是望着陌生人一样地望着她。这在丹娘真是意外的举动。
巴甫洛夫皱起眉头,垂下头去。
“我想,”丹娘声音不大地颤抖着说起来。“我想向聚在这里的人们建议……为那些为了我们,为了大家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干一杯……那些人,说不定还不在我们中间。”她看了看巴甫洛夫。“为了他们的谦逊,为了使我们学习他们的谦逊。总之,为了谦逊!”说完之后,丹娘向格耶那挑战地望了望。
格那基(注14)摊开双手,并不很真诚地笑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突然的决斗,甚至全场都出现了一时的沉默。
“好啊,为了谦逊,这好得很!”苏波金说。“格那基,她这是冲着你去的哩!”
大家都笑起来,伸过手去和丹娘碰杯。而她,困窘地、甚至还对自己的笨拙感到生气地皱着眉头。她口里还嘟嚷着什么,心不在焉地和大家碰杯。
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毫不掩饰她的惊奇心望着孙女儿。
“瞧你!”她说。“说得真好!我们的姑娘是有头脑的呢!”
她按丹娘坐下来,并亲了她的额角三次。
“说完啦,你就吃吧。”她说。“既然你是这样公正的……你就别使主人不高兴吧。”
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站起来,走到长桌的另一端,似乎是无意地坐到巴甫洛夫的身边。
“我想跟您谈谈,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目前还没有。”巴甫洛夫回答说。他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我准备去看看哥哥。”
“你到他那里去寻找什么?”老太婆狡黯地望着巴甫洛夫说。
“什么也不找。”巴甫洛夫困窘起来。“就是想看看他。可以说,有半辈子没和他见面了。”
“原来如此。”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说,不知她这句话是同意还是反对这种想法。“我本来想建议您:就留在我们这里!这地方不错,工作多得很。各个厂的领导人都是我的朋友,你想找什么工作都可以。我听说,你是个有专长的人。”
“那好啊,谢谢您。”巴甫洛夫望着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的眼睛说。“非常感谢您。我考虑一下。”
隔壁房间里响起了音响。那是轻松愉快的波尔卡舞曲。
男主人带头站起来,邀请自己身边的女客去跳舞。其他年纪大一些的客人也跟在他们的身后走去,其中有:厂长、尼古拉叔叔和另一个工长——一个穿着白色硬领衬衫、一套三件的西装和刚从商店买来的高腰新皮靴的四方脸矮壮的人。他们的妻子、亲戚以及多到这里勉强容纳得下的客人们都去跳舞了。这些人全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就是这样地友爱而又随便。
而青年人则没有去跳波尔卡舞——他(她)们在等待自己的舞曲。这时,他们只是对着这由于结伴起舞而使整座房子都震动起来的轰鸣响动发笑。枝形吊灯架上的吊灯哗啷哗啷地响起来,餐桌上的杯子也叮叮地响着。
格耶那瞥了丹娘一眼。然后,一个人苦笑笑也跳舞去了。很快便从那里传来他的笑声。波尔卡中断了,换上哀泣的探戈舞曲。
跳舞的人们一个个涨红着脸、搧着风、粗喘着气有说有笑地走回餐厅里来。
被丹娘的不友善的语言所触犯的格耶那自持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向她走来,邀请她去跳探戈。
“我不会跳。”丹娘冷冰冰地说。
“这不可能!”格耶那说。
“可这是事实。”丹娘说。
格耶那有生以来吃了第一次败仗。他向丹娘投了一瞥嘲笑的眼光,准备去找另外的舞伴了,但这时尼古拉叔叔却忽然发起了脾气。
“大喜的日子怎么来这样的音乐?”他说。这时他正站在门框处,他的大块头把整个门都给塞住了。“既然跳舞,那么至少也得跳卡德里尔舞(注15)才对!”他向电唱机走去亲自换唱片。“这个曲子行!”他说。“你这个自立了的男子汉,会跳卡德里尔舞吗?”他忽然向格那基提出问题。
“没有学过这个。”格耶那苦笑笑。
“果然不出所料!”尼古拉叔叔选着唱片说。“八对的。你就站在这里换唱片吧。按这个顺序。”
当响起第一只曲子——《乌拉尔的山麓曲》时,他去请女主人跳舞。
很快,屋子里便有了七对,只差第八对了。于是,丹娘跳了出来,似乎被突然来临的灵感所鼓舞,她跑过去把巴甫洛夫拉出来跳舞。巴甫洛夫笑着摇着手,但还是下来了。他们很快便面对面地站好了。丹娘用脚踏起拍子来。待踏到了一定的点上时,她舞了起来,拖着巴甫洛夫跟她旋转。她似乎一生里只会跳卡德里尔舞。
草原雕高高地在空中翱翔,公路把无边无际的克里米亚的广阔的土地切成两半。炎热的空气在地平线上颤动着,公路上的柏油层折射着耀眼的阳光。“莫斯科人”牌汽车快接近地峡了。在眼前突然展现出似乎铺着一层冰的盐湖。
“到西瓦什啦。”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巴甫洛夫打了个寒噤,看了她一眼:
“啊……?啊!”他说。
“不知不觉地就到啦。”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对巴甫洛夫找话说。她不安地观察他的削痩的面孔。
“是的。”巴甫洛夫又只是回了一句话。
丹娘坐在汽车里后面的座位上,她闭着眼睛,似乎在打瞌睡,也说不定是在沉思着什么。
“换下座位怎么样?”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又说道。“您大概累了。睡一会儿吧,我来开车。”
“不,我不累。”巴甫洛夫说。“只是想入神啦。”
“想什么?”
巴甫洛夫轻轻地苦笑笑。
“想得很多。”
“例如哪些?”
巴甫洛夫没有即刻回答。
“例如,我不该和你们一道走。”
“这是为什么?”
丹娘睁开了眼睛。显然,思想上的某些巧合使她感到惊讶。
“得啦吧!”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的声音里含蕴着她所固有的森严果断。“明天兄弟两个见了面,还会把自己的胡思乱想和疑神疑鬼当做笑话谈的。”
“是吗?”巴甫洛夫微笑了,他注视了一下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你就从来没有过胡思乱想和疑神疑鬼吗?”
“怎么能没有过呢?!当然有过。”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沉思地说。“不过生活教会我克服这些。不然就会愈陷愈深,到那时想自拔都拔不出来。”
巴甫洛夫一言不发。
“您还想什么来着?您说‘想了很多’。”
“还想过什么吗?我还想到,在我们走的这些地方曾经死过很多人,而现在这些地方平坦、干净,把过去的事早都忘掉了。甚至在歌曲里面,也唱得愈来愈少啦。……活着的人并不感觉他们对死去的人所应承担的罪责。”
“如果活着的人永远去痛哭死去的人,那么生活会停滞下来的。”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是的,是的。”巴甫洛夫同意说。“我想的也正是这个。但不知为什么,这样并不能使我安心。或许,这是因为我是属于死去的人里面的。”巴甫洛夫突然发出短短地几声不愉快的笑声。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向丹娘转过身去,似乎向她寻求支持。
丹娘睁大眼睛,含着泪水望着巴甫洛夫。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干晐一声,轻轻地说道:
“您累啦。睡一觉,就全过去了。”
他们驶上一座接联大陆和半岛的狭窄的桥。左右两边都是碧蓝的海。
“到了克里米亚啦!”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想把话题引开。
在公路边上停着一辆公共汽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提着装满水的塑料水桶向路基上爬着。来避暑的乘客们散在公路上休憩。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对坐在敞开的汽车窗边同另外一个人说话的母亲纠缠不休。
“妈妈,这是克里米亚吗?”
“是的,是克里米亚。”妈妈不经心地回答。
“妈妈,这是海吗?”
“海,海。”妈妈在谈话中边做回答。“你上哪儿去?不许去!”
但是男孩早已向海边跑去,像豆粒似的从路堤上滚了下去。他用小手捧起一点海水,尝了尝,高兴地叫道:
“对啦,妈妈!水是咸的!”
“马上回来!”妈妈应声喊道。“你听见没有?”
男孩满肚子不高兴地向回走来。
巴甫洛夫望着这情景不禁失声地真诚笑起来,包袱像似卸掉了。在谈话的两个女人被这轻松的笑声所吸引,互望了一下,也笑了起来。丹娘骤然欠起身来,搂着妈妈,紧紧地在她耳根下吻起来。
“你们看啊,看啊,大鹰!”丹娘指着前面路边上的大圆石头喊道。
在那里的确蹲着一只大鹰。当汽车驶近的时候,它斜眼望了望,不大愿意地张开翅膀飞起,一直飞向昏黄的炎热的高空。
他们在到达詹科依之前最后一次在草原上露宿。陈年的干草垛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处。他们各自睡在一个草窝里,像似睡在摇篮中一样。漆黑的天空上闪烁着巨大的晶莹的星星。
“深渊张开了口,
满天星斗……
深渊无底,
星斗数不尽头……”
丹娘抱着头仰卧着吟诵起来。
“睡吧!”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对她说。
“这是‘指示’。”丹娘矜持地说。
“什么?”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不解。
“领导的指示。”
“睡吧,睡吧!”
丹娘侧过身去,但是在她闭上眼睛以前,又说道:“我在观察生活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看来,一个人的最大愉快,就是绐人发指示。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自由。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闭上眼睛睡觉。没有二话。”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丹娘怀着优越感地笑笑。
“好,好!”她终于闭上眼睛。
生活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刻里好像停止下来了。但只是好像而已。汽车还在公路上不停地行驶着。夜间的飞鸟无声地在温暖稠密的空气里做蛇形的飞翔。安娜·安德列耶甫娜睡不着。她相信巴甫洛夫也没有睡,小声地对他说道:
“您今天白天太偏颇了。当然,后来您自己也理解到了。我并不想责怪您什么,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正是在今天,经过昨天那样一个夜晚之后,您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您睡了吗?”
“没有,我没有睡。”
“怎么回事?”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欠起身来,向他望过去。
“没有,没有出什么事。我只是想,我不该和你们一道走。”
“又来了!就算你搭公共汽车吧,又怎么样呢?……”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不该来看哥哥。”巴甫洛夫说。
“为什么?”安娜·安德列耶甫娜问。
“唉,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我敬爱的人。谁需要我这个人啊!说不定我哥哥更是最不需要我的。”
“我明白。我什么都明白。”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轻轻地说道。“我在昨天就什么都明白了。是格耶那这个小伙子使您不安呢?是吗?但是,亲爱的,青年人是冷酷的。您以为我对丹娘的耐心还少吗?他们又怎能理解一切呢?这是要随着年龄来的,要迟一些才能理解。他们现在是不加考虑的。他们的力量也就在于此。”
“你说哪里去了。我谁都不责怪。”巴甫洛夫说。“问题正在于他说得对。完全对。时代不同啦,亲爱的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不能使人的软弱,人的不幸来为人做护符。”
“这样说就不对啦。”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打断他。“难道您没有看见,一切都变了吗?”
“我不是瞎子。我什么都看见了。时代是变了,但显然不是为我改变的。你知道,在布痕瓦尔德的大门上写的什么吗?”
“是的,我知道,听说是:‘耶代姆达斯扎依涅’——罪有应得。这当然很可怕,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我确实不可幸免地要一辈子背上一个错误的包袱,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指骂我这个错误。亲爱的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你想,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回祖国呢?是恐惧吗?怎么说呢?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我可以说——是怕自己人责怪我的过错。”
如今他们面对面地坐着。
“等一等,等一等。”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抓着巴甫洛夫的肩膀说道。“您不是回来了吗!那么说,就是克服了什么。克服了恐惧,克服了过错?!”
“我没有一点过错。”巴甫洛夫连忙说。
“那就更不应该了。您现在为什么要后退,为什么要怀疑您的哥哥呢?或许他是个坏人吗?”
“可他一直没有给我回信呀!”巴甫洛夫说,然后注视着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当哥哥的能这样做。”丹娘突然说,然后也坐了起来。
“等等,丹娘。”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然后又对巴甫洛夫说道:“我明白,您太疲劳啦。这是可以过去的。说不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您看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又是怎样吗?我们不止一次地从头开始过。是什么帮我们的忙吗?是正义感。正义感。”
“对的,对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只是要相信自己的正义。”巴甫洛夫转过头去,不愿别人看到他的泪水。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抓着他的肩,说:
“其实,对我们也还不是全都相信的——我们并不因此而变得坏些。”
巴甫洛夫一声不响。
“咱们这样办吧!”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咱们写封信,通过邮局寄去……今天是星期四,跟他约定星期天会面。会见的地点么,就指定在邮电局好了。他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随他去。不过,他准会来就是了!一定会来。愿意打赌吗?”她向巴甫洛夫伸过手去。
巴甫洛夫握住她的手,仔细地望着她的眼睛。在黑暗之中,与其说是望着她的眼睛,不如说是猜想着她的眼神,他慢慢地说道: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我的亲爱的好人……”
“丹娘!”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我和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打赌呢。来。砍开我们的手(注16)。”
丹娘跪在他们的面前,用手掌拆开他们的手。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条清洁马路上,在一些小白杨树的包围中,有一座五层的白色大楼。它的玻璃窗子赏心悦目地反射着克里米亚的蓝蓝天空和在清晨里略显膨臃的浮云,它们在白色城市的上空,在蔚蓝色海湾的上空和平地轻轻浮过。
在这座大楼里的第十八号住宅里,住着彼得·伊凡诺维奇·巴甫洛夫。这是星期天的早上,正是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大好时刻,人们不必匆匆忙忙赶往什么地方,可以坐在餐桌旁读上一会儿报纸。男主人的年纪,正当好心人称之谓成熟之际,他的面孔和他的弟弟很相象,所不同的,只是有一切顺心如意的表怔。他这时正守着一杯尚未喝完的红茶在读报纸。
他的妻子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容貌整洁,和她的丈夫很是相称。这时,她正往面包上涂黄油。她的动作非常严肃认真,即刻使人感到她是一个能千的家庭主妇和这家的聪明母亲。她把涂油面包放到丈夫的盘子里,并从他的手里夺下报纸。
“一会儿再看。”她说。“茶都凉啦!”
她的胖瘦恰到好处,腰板挺得直直的。她的双唇既不嫌厚也不干瘪,沉着而威严。她用灰色的小眼睛望世界的时候是那样矜持而沉稳,而这是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是在正确之中度过时才具有的结果。当她把茶杯举向嘴边的时候,她轻轻地支起小指,显然自认为这是受过良好教养的标志。
儿子格尔奥基坐在她的对面,家里人叫他尤拉。他正处在一种使父母为之有理由担心的年龄里——在他那种年龄的青少年往往在吃饭的时候陷入沉思,不知不觉地用手指在桌子上滚面包球。而父母则痛苦地企图猜透他们的心思,并天真地以为他们可以猜到,但在事实上则是永远无法猜到的,因为在这种年龄里的思想是捉摸不定的、混乱的,一会儿出现这种念头,一会儿又出现另一种念头,而这些念头又天晓得会使他们干出什么事情来。
“你又在想什么?”母亲发现儿子的眼神发呆,说道。“吃吧!”
尤拉悸抖了一下,把玻璃杯移近身边,叹口气,声响很大的喝了两口茶,然后,又把茶杯推开,准备站起来走了,但是母亲的一瞥又使他欲行又止。儿子满肚子不高兴地又坐到椅子上。
“我不想再吃啦,妈妈。”他说。“我饱啦。”
“再吃一点!”母亲说。“当大人没有站起来的时候,你不能起来。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啦?!”
“吃吧,吃吧,老头。”父亲把盛灌肠的盘子向儿子这边推过来,说道:“看,你瘦成什么样子啦。”
彼得·伊凡诺维奇也大声地喝了两口茶,这使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向丈夫瞥了一眼,动作虽然短促,但却足以说明问题。不过,彼得·伊凡诺维奇没有看到她的目光,愉快地继续说着:
“你痩了,老兄,简直都像一匹运水的劣马啦!”他把茶杯向妻子一边推过去:“妈妈,再给我倒一点。”
当他看到妻子的严厉目光时,和善地问道:
“你怎么这样子看着我呀,妈妈?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啦?”
他捉起妻子的手,短促而响亮地吻它。然后,开始心满意足地向茶杯里放糖和牛奶。他尽力想做得慎重,但还是把牛奶泼到桌布上了。
“看你!”妻子说。“是新桌布啊!”
“是的,是的,妈妈!”彼得·伊凡诺维奇说,他痛心地摇摇自己善良的圆脑袋。“嘿,我真是头蠢猪!真是的!泼到了新桌布上!总是在这个牛奶上出毛病——这可是‘玉腕金手’啦。有什么办法呢,妈妈?看在节日的面上原谅我吧。你看,尤尔卡(注17),咱俩怎尽出这样的事儿!”
显然,彼得·伊凡诺维奇说这些是为了抢先把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要对他说的话,先讲出来,以解除她的武装。但他的目的只达到一定的程度。
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擦着桌布,还是说道:
“莫名其妙!在这个家里怎么也保持不住清洁和秩序。不管你费多大的力气,操多少心,没有一点用!”
“是的,是的,妈妈!”彼得·伊凡诺维奇说。“你说的都对,你说的完全正确。就是这样些人么!有什么办法?你看,尤尔卡,咱们这两个人……说真的,你怎么啦,老头,怎么这样苍白、颓丧呢?是不是昨天考试不好哇?”
“不是,我考得好。”尤拉说。
“还剩下几门啦?”
“两门大考,一门小考。”
尤拉出了一口粗气,皱起眉头,揉起耳朵来。
“别揉耳朵。”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说,她伸出手去准备打儿子的手,但是他已把手放下,在桌上滚起面包球来了。“别滚面包球!”
“的确,老兄,不要滚球啦,这样是不好的。”彼得·伊凡诺维奇支持妻子,短促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又同样短促而胆怯地叹了口气,就像他儿子方才叹气那样。他犹豫地站了起来。
“谢谢你,妈妈。”他说。他走到妻子身边,吻了一下她那肥软的后脖颈。
“谢谢你吧!用我的脖颈来檫嘴。”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说。“我还以为,餐巾是为了擦嘴用的呢!”
“哪里的话呀,妈妈。我擦过嘴啦。你这样说,可不应该!”彼得·伊凡诺维奇说着,向儿子这边走来。“你是不是要我帮忙呀?还有什么没考?是政治经济学吗?”
“是马克思主义基础。”尤拉说。
“这并不难呀!”彼得·依凡诺维奇摊开两手。“我来给你全部讲一遍。你那儿有教学大纲吗?还是有提要?我只要回忆一下就行……”
“不,不必啦,爸爸。”尤拉说,也继父亲之后站起来。“我想可以考得好。”
“好,好!”父亲说。“注点意……”
在门前出现全家最年长的人——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的父亲、尤拉的外祖父谢尔杰·尼柯拉耶维奇。这是一位可尊敬的老人,他头发斑白,身骨结实,穿着一身由女儿供给他的整洁的蓝布宽领衣服。
“领带找不见了。”他喑哑地说,“彼得·依凡诺维奇,您没有看到我的领带吧?是黑色带点点的!”
“没有,尊敬的谢尔杰·尼柯拉耶维奇,我正好没有看见您的领带。”彼得·依凡诺维奇用善良人对小孩和老人善意迁就的语气说。
“真倒霉!”老人说。“完全糊涂了。”
“带我的吧。”彼得·依凡诺维奇建议。
“不啦。”老人用他的喑哑的声音继续说。“您知道,我对这个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合唱团里的规矩是,大家都得打黑色的领带。您知道,我们的指挥对这个可注意呢。更何况今天还是这样一个节日——歌唱节!”
“给你领带!”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说。“在洗澡间里挂着咧!”
老人胆怯地斜望望女儿,很小心地从她手里接过领带,高兴得连皱纹都舒展开了。
“这可得谢谢你啦,瓦柳霞(注18),谢谢你,女儿。”他说。“你怎么,今天不想去啦,孩子?”
“不去啦,爸爸。你们唱吧。”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严肃地说。“最好把我开除。”
“你们都在那儿唱什么呢,尊敬的谢尔杰·尼柯拉耶维奇?”女婿翻阅着报纸问道。
“什么都唱!”老人悸动了一下。“也唱民间歌曲,也唱古典歌曲。我是喜欢古典的。您知道,特别是鲁宾施坦的歌剧《恶魔》里的合唱。”
“啊……啊……啊……”彼得·依凡诺维奇精神贯注在报纸上说着。“那么说,是喜欢古典的了?好极了。好……这上面是些什么消息啊?唔,党的建设。是什么人挨整啦?……嗯……是这样。我们的海外朋友又怎么样啦?看来,没有打瞌睡!……好哇,这样说,您是喜欢古典的?”
但是,老人已经走到屋子里面,正对着镜子打自己的黑色带点的领带了。
门铃响了。尤拉一下悸动,丢下书本,迅速向门口走去。很快地,他拿着一封信走回来。
“信。”他说。
“给我。”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说,一手便把信从儿子手中夺过来,看上面的字。
“是爸爸的信。”儿子说。
“你怎么知道是爸爸的?”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的目光里出人意料地突然闪出疯狂的雌狮般的神态……
尤拉不知怎么立刻便沮丧起来,向后退了两步。
可是,彼得·依凡诺维奇早已把头从报纸上面探过来,看着紧握在妻子手中的信。他表现出尚不为我们知道的性格另一面,沉着地走到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的身边,伸出手去要信。
“怎么啦,瓦柳霞!”他说。“为什么要不安?”
“有什么不安的!”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回答说,把信递到丈夫的手中。“来了一封信。”
“那又怎么样呢?”丈夫说。“让我看看是绐谁来的。”信从妻子的手中转到丈夫的手中了。“你看,是我的信。”
信皮上的笔迹立刻引起了彼得·依凡诺维奇的注意,当他撕开信皮的时候,他的手开始明显地颤抖起来。还没有读上两行,他的脸涨红了,双腿虚弱无力了。他短叫了一声,把信递给妻子。
而妻子却极为沉着地把信接过去,似乎早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并和方才一样地用一种提防的眼光望着丈夫。然后,她去把尤拉的房门关上,走到寝室里来,当丈夫跟在她身后一声不响地也走进来之后,她把门关上了。
“你知道是谁来的信吗?”彼得·依凡诺维奇勉强控制着自己。“你知道,这是阿廖沙来的信!他还在!”他的苍白的两颊上又突然泛出了红晕,眼光也完全变了样子——变得活泼年青了,像似一下子减少了二十岁。在我们面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那又怎么样?”妻子冷冰冰地说,依然怀着敌意地望着丈夫。
“怎么——怎么样?我不能理解你,瓦柳霞,怎么——怎么样?我们本来以为他死了,可他还活着。我的弟弟,阿廖沙!你本来知道他呀!”
“不,我不知道你的弟弟。”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的声音不大然而相当沉着。她依到门上,盯着丈夫又说道:“我不知道你的弟弟。你也不知道他。”
“怎么不知道呢?你说什么呀,瓦里雅(注19)?”
“他是你的什么弟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鬼混了十七年!如今又成了你的弟弟啦?你想过没有,他在国外都和什么人交往?这你是知道的!真得有这样流氓的本领,才能借着亲属的关系,往别人的家里钻!你要他有个鬼用场?!你真是个傻瓜。还高兴起来哩!你倒是应该痛哭一场!不知从什么地方,从海外出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现在谁能为你替他打保票?他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各种材料里面都说你没有什么亲属,没有弟弟,说你的弟弟已经死啦。这回够你好看的了!你替儿子想想。你这混蛋,窝囊废倒高兴起来了!若不替你操心呀,那么你不仅管不好自己,连我们也都得跟着你去进修道院。你还是个事业家呢!”
彼得·依凡诺维奇裂开自己的领扣。
“听我说,你等一等!我说,你现在住口。我请你住口!”
“你别对我嚷。还是你住口吧。窝囊废!精神病!你比个女人还不如,发面包!你还要对我大叫大嚷!谁使你成的人?你忘记了是谁使你成的人吗?你以为我会把我用双手培植起来的一切就这样丢到你弟弟的脚下吗?让他连同他的五脏六腑去他妈的吧!我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你可以选择:愿意——就去找你的弟弟,不过得把这个家忘掉;愿意在家里住,那么你就没有弟弟。没有,也永远不能有。就这样!”
彼得·依凡诺维奇沉重地坐到床铺上。在经过这场包括有悲痛和激愤的初次刺激以后,他和任何一个脆弱的、没有主见的人一样,马上软下来了,他坐在那里,低低地垂着脑袋,沉重而急促地呼吸着。
“丢人,丢人!”他说。“多么没有羞耻!你想想,你说的是什么呀?”
“我想过啦,亲爱的,我早就想过啦。”瓦莲丁娜·谢尔杰耶甫娜坚持说。“你以为这是第一封信吗?他已经讹诈我们十五年啦!就是你这个弟弟!好,这回他倒来啦。是谁叫他来的?是谁请他来的?”
“十五年啦?”彼得·依凡诺维奇茫然若失地望着妻子,似乎是第一次和她见面。“那么,那些信又在哪里?”
“新鲜事!你以为,我还得把一切污七八糟的东西都存放在家里吗?早在炉子里烧掉啦。这封也得烧掉。”
彼得·依凡诺维奇用手掩住脸,身体摇晃着呻吟起来,颤抖个不停。妻子一声不响地走到床头小桌前,从里面拿出缬草酊,往酒杯里滴出一定量之后,又从水瓶里倒上水,然后给丈夫递过去。
邮电局里的时针指在八点上。一群人拥挤在小窗前,一个女子的失真的声音从广播喇叭里传出来:
“明斯克!247号到第三话室。德涅泊尔彼得洛夫斯克!18号到第六话室。华沙!279号,到第十一话室……”
“您看,”巴甫洛夫和挂在入口门上的表对了对时间说,“我们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可谁也没有来。”
他们三人都坐在长椅上,与等候长途电话的人夹杂在一起。三人中最沉着的还应说是巴甫洛夫。
“回家去吧!应该说,敬爱的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在打赌上你是输啦。不过,这没有什么,”他用手掌摸摸脸。“这都没有什么……”
“不,这不是没有什么,而且,一点也不是没有什么!”丹娘说起话来。“事情不能这样结束。”
她站起来,似乎看不到周围的人,似乎只有她独自一人,她背起手,拿出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役的神情,在大厅里踱了起来。她来到母亲的跟前,说道:
“这样吧,妈妈……我是说……我现在到他们那儿去一趟。”
安娜·安德列耶甫娜没有说话。
“何必呢,丹娘?!”巴甫洛夫说。“平静些,孩子!坐到这边来。”
“不,不,不!”丹娘神经质地搓着手。“我去。我很快就回来。你们不必等我,回家去吧。我很快……”
巴甫洛夫站起来,想要拦住她,但是丹娘闪开了,她在人群中挤着,快步向出口走去。在她走出去之后,门又合上了。
丹娘看了看字条,再一次核对了一下门牌,然后快步地声音响脆地走过前堂,走上楼梯,一直来到第十八号门前。她按门铃。尤拉出来给她开门。门开了,他站在门坎上异常惊讶与好奇地打量着丹娘,这是青年人在看到陌生的女孩子时常有的反应。
“巴甫洛夫家住在这里吗?”丹娘问道,她急促地呼吸着,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是这里。”尤拉说。“您找谁?”
“他们在家吗?”丹娘问。
“在家。”尤拉回答。
“您是他们的儿子吗?”丹娘问。她眯起眼睛仔细打量尤拉。
“是的。”尤拉回答。他对丹娘的表情感到奇怪。
“请出来一下。”
“干什么?”尤拉问道。他有点害怕了。
“出来,出来!”丹娘的语气使对方不能不听从。
尤拉迈出门坎。
“把关上。那么说,您是巴甫洛夫啦?”
“是的。尤里(注20)·巴甫洛夫。”
“好。好极啦。您知道,您的父母是卑鄙的人吗?”
“您为什么这样说?”尤拉问道。“您是谁?”
“我是谁,不关紧要。紧要的是您的父母是卑鄙的人。”
“我不知道……”尤拉很不恰当地回答。
一切都是这样的突然。如果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子汉,他一定会有所回答。但是,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瘦小姑娘,显然又是被什么所深深激动着的。
“您现在能跟我下楼去吗?”
“能。”
“那么走吧,我对您讲几句话。”
“等一等,我去拿帽子……算啦,这样也可以。”
“当然,这样也可以。”丹娘同意说。
尤拉关上门,尽量没有使门有响声,然后他们一起走下楼去。
“首先,您知道您有叔叔吗?”
“不知道。”尤拉说。“我有姨,没有叔叔。”
“问题就在这里,您有个叔叔。是您父亲的弟弟——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巴甫洛夫。他现在在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
他们往下走着。尤拉越走越慢。
“那么,我回去。”他说。“我告诉爸爸。”
“不,不必啦。别急,先把话听完。您的父亲知道他在这里。但是他不愿意见他,因为您的父亲是胆小鬼!”
尤拉没有讲话,他在丹娘的身边机械地走着,没有勇气来把这时在脑海中产生的问题提出来。丹娘理解到他的心情,热情地挽起他的手。
“你先安静下来。”丹娘说。她对这个完全陌生的男孩子产生出本能的同情,这是在对他的热情和好动的禀性给予了信任之后随着而产生的。
他们来到街上,在人群之中默默地走了一阵,顺着坡路来到海边。
“你父亲的弟弟,”丹娘又说了起来。“是个非常好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是绝不会到这里来的。我现在来了,就是因为这太不公正了,就是因为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我们不应该!”
她说“我们”时是把自己和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团结起来了,以求达到那高度的公正。力求公正——这是母亲对她的教导,也是她的朝气蓬勃的青春的良心所追求的——这是整个制度对她的生活所进行的教育。
他们在海滨上走着。太阳落下去了,那平静、光滑的海面上已经反映出刚出现的星辰。而他们还在谈个没完,他们有时停下来谈,有时坐到拦墙上谈,有时又边走边谈。
“怎么办呢?”尤拉握着丹娘的手问道。他痛苦地望着她的眼睛。“他是我的父亲。至于母亲……母亲就是那么回事了。可父亲呢?他是个好人,善良而又诚实。只是,可能有些软弱。”
“不知道,不知道!”丹娘说。“不知道。只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跟你父亲谈谈吧。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人,你会鼓起勇气来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人,他一定会理解你。”
他们紧紧握手之后,分别了。但这时丹娘突然想起没有把住址告诉他,于是又跑过去追上尤拉,在路灯的光亮下,在一张纸头上给他写下她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住址。
在完全黑暗之中,门铃短促地响了一下。鞋子沙沙一阵响,一只手摸到电灯开关。当灯亮起来时,我们看到了彼得·依凡诺维奇的后背——他没有穿上衣,衬衣掖在裤子中,吊带郎当着。然而,他的样子更多的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他的双肩无精打采地下垂着,开门链的手颤抖个不停。当他把门打开,看到儿子的面孔,已经再没有一点力气了。他明白是什么事情了,向后退了两步。
“爸爸,”尤拉说。“我要和你谈谈。”
“对,对,”彼得·依凡诺维奇像是小学生一般站在儿子的面前说:“对,对,尤拉,该谈谈了……”
“她呢?她睡了吗?”儿子第一次用代名词来称呼母亲。
父亲又明白了儿子的意图,他也鬼鬼祟祟地向屋里望望,点头说:
“是的,好像是睡着了。”
“爸爸,咱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父亲不知喃喃了几句什么话,坐到了衣箱上。儿子在他旁边坐下。
“不能再这样生活了,爸爸。”
“你指什么,尤拉?”
“就这样,像我们现在这样。爸爸,这样生活是不好的。卑鄙。”
“尤拉,你说的是什么呀!那该怎样生活呢?我们又有哪点不如别人?”
“嘿,爸爸,不要这样说吧!”
“对,对,不要这样说,你说得对。尤拉,你说得对。”
“我说,爸爸,咱们走吧。”
“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尤拉?”
“到另一个城市去。国家很大。至少搬到另一个地方住。”
“你想的太简单啦!”父亲的哭肿了的眼睛里露出了微笑。“你想的太简单啦!尤拉呀,人家不会理解我们的。”
“又该要谁来理解我们呢,爸爸?我想,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理解自己。”
父亲打了个寒噤,他用一种逆来顺受地恐惧的目光看了看儿子,似乎是在这自己养出来的生命身上看到一种新的、他从不知道的力量。
“自己理解自己?”父亲说过后,沉思起来。“理解是可以的,”他沉默片刻之后说:“可该怎么行动呢?”
“按照良心行动。此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爸爸?”
父亲又打个寒噤。他想要反驳,但又难为情起来,没有说什么。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他束手无策地甚至是天真地望着儿子问道。
“首先,”尤拉说,“你现在应该去看看你的弟弟,和他见见面。然后,你们商量一下,怎样更好。”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她把信给烧啦!”
“给你地址。”尤拉说,他把丹娘写下的地址交给父亲。
夜静更深,当塞瓦斯托波尔近郊都已进入梦乡的时候,彼得·依凡诺维奇走在一条两边满是新房,侥幸保留下几座旧房的郊区街道上。在寂静之中,远远就能听到他的脚步声响。他时时停下来查看门牌号码,一直来到一座灯火全熄灭了的小房前面才最后停住。
显然,直到这时他才真正地理解到自己这深夜行动的全部怪异性质。当然,没有人在等候他。在这深更半夜里,不论是敲门或是按门铃都更是奇怪的举动。
一扇窗子突然打开来了,一个女孩子对他很快地小声说:
“对对,是这儿……敲那个窗子吧。”
她用手指了指最左边的一扇窗子。然后,窗子又关上了,窗帘放下来了,在惊愕的彼得·依凡诺维奇面前的这座房子又变成一声不响的了,它似乎是在睁着眼睛睡觉。
彼得·依凡诺维奇还是听从了命令,走到最左边的那扇窗子前,敲了敲。
窗开了。在微弱的月光下面,他看到了自己的弟弟阿列克塞。窗子离地太高了,以致彼得·依凡诺维奇要想和弟弟握手,不得不跷起脚尖来,这种姿势就更显得他可怜而卑贱。但是,弟弟探出身子俯下来,用他的大而有力的手握住了哥哥的松软的手。
“彼得!”他只叫了他的名字。
“是的,阿廖沙,是我!”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阿列克塞笑了。“进来吧!我给你开门。”
“不,我呆不下。”彼得·依凡诺维奇说。他踟蹰地替换着两只脚站着。“我明天再正式地来,而现在,只瞧你一眼。……”
“哦!”阿列克塞说,又挺直起身子。他长久地、仔细地打量着发胖的哥哥。
“事情就是这样的!”彼得·依凡诺维奇叹了口气。“难哪,你明白吗,兄弟?!实在是难呀!”他的声音颤抖,微有哽咽。
“什么事使你这样为难呢,哥哥?”巴甫洛夫慢慢地一字一字地问道。
他们讲话的声音不大,几近于耳语,因此更使他们的每一句话部似乎具有一种附加的特殊意义。对于弟弟的这句问话,彼得·依凡诺维奇以有急促地呼吸。
“到底什么事使你这样为难呢,哥哥?”巴甫洛夫又问了一遍。
“过去生话得很轻松!”彼得·依凡诺维奇终于说出来了。“根本不察觉是怎样生活的。今天想了想,原来很难。”
“够了,哥哥。”巴甫洛夫俯在窗台上说。他带着善意和狡點的微笑望了望彼得·依凡诺维奇,说道:“何苦祈磨自己呢!过么是怎样生活的,就怎样生活下去吧,因为换个样子对你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彼得·依凡诺维奇叫道,他似乎在这句问话里提出了自己在艰难的思考时刻里使他痛苦不安的本质问题。
“你自己知道为什么。”阿列克塞冷笑笑。“你不必考虑我。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我到这里来,本只打算看看你怎样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了?”彼得·依凡诺维奇问道,他尽重想要挺起胸膛,抬起头来。
“我看到你,活着,很健康。还要怎么样呢?……天已经不早了,你回家去吧,不然家里该着急啦。”
“明天怎么办?”彼得·依凡诺维奇问,似乎在乞求饶恕他的罪过。
“明天我就走了。”巴甫洛夫完全用另外一种声调,不是用“夜间的”而是用清晰的“白天的”声调说:“至于你明天做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他又从窗内探出身子来:
“好啦,哥哥,祝你幸福!放心去吧!”
他关上了窗子。隔着窗帘,巴甫洛夫看见彼得·依凡诺维奇在外面又踟蹰了一阵之后,才顺着人行道走去——起初很慢,以后逐渐加快了步伐,似乎是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只有快步地跑过这座沉睡的城市,一直奔向自己的家中。
巴甫洛夫打开窗子,探出身子:果然如此!借助于微弱的马路灯光,他看到哥哥的身影在向远远的地方跑去。他露出奇怪的微笑,一直看到彼得·依凡诺维奇拐进另一条街上不见为止。
当“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从我们已熟悉的小房的院子里驶出来时,太阳刚刚跃出海面。如今,在愉快的晨光之中,小房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车驶出市区以后,他们在去塞瓦斯托波尔去巴拉克拉瓦的两条路的岔道口处看到一个自行车骑手。他倚着指路牌站着,太阳照在他的新车的车条上耀眼夺目。当车驶近的时候,方才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是尤拉。
丹娘跳了起来,甚至用手按住胸口。
“真没有想到!”她对母亲说,“这是尤拉哩!”
“哪一个尤拉?”安娜·安德列耶甫娜奇怪地问。
“还有哪一个呢,妈妈?是尤拉·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悸动了。
“你说什么,丹娘?”
“我说,在路标旁边站着的,是您的侄子尤拉!”
看得清清楚楚,尤拉正在盯望着这辆车,似乎他已猜透,他从黎明时起便在这里等候的那个人就在这辆车子里。他没有想到车子会停下,因此准备跨到自行车上去了,但这时汽车停下来了。
巴甫洛夫一声不响地从车里走下,他没有做许多考虑,便把尤拉搂到怀里。他们在无声的激动之中互相亲吻起来。
“你原来是这样的?!”巴甫洛夫幸福地笑着说。“没有想到,你这样了不起!啊?你到底像谁呢?”
尤拉耸耸肩膀。
“就算像你自己吧!”巴甫洛夫说。如今他纵声大笑了。
“这是我妈妈。”丹娘对尤拉介绍安娜·安德列耶甫娜。
他和所有的大小伙子一样,在握手的时候过分地把身子俯下去。
又该上车了。
“我说,让我来开车吧,不然我完全生疏了。”
“不,还是让我把任务完成到底吧,像原来讲定的那样。”巴甫洛夫说。
大家各就各位坐下。
“请您不要开得太快。”尤拉说。“我来送你们一程。”
像似骑士护送轿车一般,尤拉骑着车在汽车的右面行驶着。他和坐在开着窗子的车里面的丹娘拉成一条平线。他迅速地踏着车镫,很轻松地跟在车旁。
“给我写信吧。”丹娘说。
“一定。”尤拉是那样的回答,似乎在他们昨晚的那场交谈以后,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了。“我也想给阿廖沙叔叔写信,只是不知道该寄什么地方。”
“写吧,老兄,寄到扎波罗什。”阿列克塞·依凡诺维奇说。“错不了。寄到邮局,留局待领。”
“何必要留局待领呢?”丹娘惊异地说。“我这就给你个地址!”
她从手提袋里面拿出铅笔和小本子,迅速而认真的写下在扎波罗什的亲戚的地址。然后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下自己在巴拉克拉瓦的地址。
“这里有两个地址。”她说。“你看看就明白了。不过,我想距离不太远吧?你能常到我们巴拉克拉瓦来吗?”
“是的,这不远。”尤拉说。“说不定我今晚就来看你。现在送你们一段,我就回去。到晚上再来。”
汽车在平原上行驶,并且无法理解,这块平原是一个自海边陡起的高地的顶端。甚至在他们告别的时候,丹娘还完全没有想到,她眼前会马上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如今,他们分手了。尤拉掉转头来驶回城内去了,而汽车则朝向拜达尔门(注21)驶去。车越驶越高,一直到达像似悬在空漠里的经日晒风蚀变成白色的古老石拱门。
“你看哪,丹娘,你看!”安娜·安德列耶甫娜说。
丹娘自座位上欠起身子从车里探出头去,这时汽车越过了拜达尔门。
骤然间,他们看到了一幅巨大的蔚蓝色的灿烂夺目的世界的全部不可想象的独一无二的美景。
(全剧终)
注释:
注1:
注1:汽车牌号的第一个字母代表地名,Л代表列宁格勒。——译者
注2:丹娘的爱称。——译者
注3:在出场时名字改为斯切泮尼达·加甫里洛夫娜。——译者
注4:小袋装的茶叶,泡茶时连袋放进壶中。——译者
注5:流亡在国外的反革命白匪头子。——译者
注6:玛丽雅的小名。——译者
注7:李沃夫·Г·Е——公爵大地主、立宪民士党人,曾两度任临时政府的总理兼内务部长。亡命国外的反动分子。——译者
注8:阿列克塞的小名。——译者
注9:帕列赫——苏联地名,以工艺美术——黑漆木盒子著称。——译者
注10:洛列莱——美丽的女妖。她在莱茵河上用歌声引诱水手和渔夫,使他们触礁沉没。——译者
注11:一种法国载重马。——译者
注12:阿列克塞的爱称。——译者
注13:瓦尔瓦拉的小名。——译者
注14:格耶那的大名。——译者
注15:一种集体舞。——译者
注16:俄国人的风俗习惯:两人打赌时握起手来,由第三者给砍拆开。——译者
注17:尤拉的爱称。——译者
注18:瓦莲丁娜的爱称。——译者
注19:瓦莲丁娜的小名。——译者
注20:尤拉的大名。——译者
注21:在拿瓦斯托波尔至雅尔达道上越过克里米亚山主要山脊的山口。——译者
(译自苏联《电影艺术》1962年第二期)
序
著名苏联电影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1906~1985)是一个与苏联电影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人物,他的活动领域包括导演艺术、表演艺术、电影剧作、教育、社会活动这样广阔的范围。格拉西莫夫的艺术创作始终体现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表现了对种种社会现象的鲜明观点。作为艺术家,格拉西莫夫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导演和剧作两个方面。
导演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创作道路是一个确切地感受时代的过程。
七十年代初,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在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说:很难设想,如果我不从事电影工作,我的生活将会怎样?他说,革命的电影造就了他和他的同龄人,即二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工作者们。在那个时代的集体创作中,他们享受到劳动的欢乐。格拉西莫夫认为,从事电影创作使他得以介入生活,在银幕上表现历史的进程。
在电影这项不断发展、永不停顿的事业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格拉西莫夫始终思考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分析自己的成功与失误,力求确切地了解人们期待于电影艺术的是什么。
“奇异演员养成所”是格拉西莫夫艺术道路的起步之地。二十年代俄罗斯文艺界出现过不少艺术类的学校、研究所、“养成所”,它们的道路,正如“奇异演员养成所”一样,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奇异演员养成所”起先热衷于戏剧活动,后来把兴趣转向了电影艺术。192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格拉西莫夫从В·Н·弗谢沃洛茨基一盖思格罗斯的实验剧院进入了“奇异演员养成所”。在当时还很年轻的教师Г·柯静采夫和Я·塔拉乌别尔格领导的这个创作集体中,一群才华横溢、渴于探求的青年人一起实验,拍摄了许多作品。格拉西莫夫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反面人物。在那个革命风暴席卷世界的年代里,格拉西莫夫的艺术道路与时代的洪流紧紧相连。为了拍摄《新巴比伦》,格拉西莫夫认真学习了巴黎公社史,在影片中扮演了记者鲁特罗。格拉西莫夫认为,拍摄这部影片使“奇异演员养成所”的艺术探索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作品内容,开始创造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在“奇异演员养成所”里,格拉西莫夫主要担任演员;至于导演工作,他只在影片《一个女性》中作为副导演进行过一次尝试。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真正导演艺术诞生是在三十年代。当时,电影蒙太奇手段正处于兴起时期,格拉西莫夫爱上了导演艺术,意识到电影导演是发挥他的创作才能的适宜工作。散文式的电影叙事方法、对角色的心理刻画、言语、演员表演这些在当时的有声电影里占统治地位的电影元素,对格拉西莫夫独特的导演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柯静采夫和塔拉乌别尔格的帮助下,格拉西莫夫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执导了《二十二个不幸》、《森林》、《所罗门的心》、《我爱不爱你?》等四部影片。在这些涉及时代迫切问题的影片里,他努力探索自己的创作主题和电影叙事方法。
苏维埃新人和劳动者的主题是格拉西莫夫努力探索的创作课题。在他1936年执导的《七勇士》中,这个主题有了明显的开拓。影评界认为,《七勇士》显示了格拉西莫夫的导演才华,是“第一部格拉西莫夫式”的影片。在这部影片里,导演处理生活素材的独到手段,表达时代精神的激情引起了观众的振奋和艺术界的关注。
《七勇士》的素材取自1932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倡议组织青年进行极地越冬考察的号召书。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和作家尤里·格尔曼合作,利用一些极地考察站的材料,写成了电影剧本。拍摄组直接在北极地区进行工作,因此,这种几乎是记实性的背景使影片具有真实可信的感人力量。影片描写了极地考察站的青年人在平凡的事业中建立的功勋。艺术家把一群青年人塑造得平凡又不平凡:他们创造着英雄的业绩,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功绩。主人公们认为,为祖国建立功勋是他们的天职,英雄主义是他们固有特征。
1938年,格拉西莫夫完成了歌颂阿穆尔河上的青年开拓者的影片《共青城》。在这部影片里,苏维埃新人的主题、劳动者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影片描写青年人在荒无人迹的原始森林里经受严峻的考验,建设共青城的故事。与《七勇士》相比,格拉西莫夫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为复杂,从更多的侧面展示了人物的相互关系。在规模更为广阔的事件描绘中,导演塑造了一组阿穆尔河上青年域市建设者的群像,并赋予每个主人公以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影片成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独特气息,记录了三十年代苏联青年的美好形象。
在拍摄《共青城》的过程中,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完成了影片《教师》的构思。《共青城》的拍摄工作完成后,格拉西莫夫回到列宁格勒,写好了《教师》的剧本。在《教师》里,导演用亲切的笔触,抒情地描绘了他童年熟悉的乌拉尔地区的人和事。《教师》记述了主人公斯捷潘·拉乌金到一个村庄任教的故事。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生活在他面前展示的一切新的、陌生的东西。斯捷潘既教人们,又向人们学习,“需要掌握知识,并且传授给人们”,这是艺术家着力表现的主人公生活的最高任务。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艺术家提出了人的天职及其在社会中应占的位置这一主题。影评认为,在格拉西莫夫的早期作品中,这部影片最富于他的个人色彩。格拉西莫夫后来回忆说,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们都是他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影片是用乌拉尔地区格拉西莫夫的家乡话进行对白的,这就使它更富有生活气息。格拉西莫夫对这部影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在《岁月与我》一书中回忆:“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因为他勾起我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和青年时代对未来的憧憬。影片主人公经过痛苦的探索,最终从迷误走向成熟。”
柯静采夫对《教师》相当赞赏。在《岁月与我》中,格拉西莫夫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放完《教师》的样片后,“我和柯静采夫一起来到走廊,他带着神秘沉思的神情对我说:‘谢廖日卡,多么好的一部影片!’从此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导演、老师。和朋友。”
1941年,为纪念莱蒙托夫逝世一百周年,格拉西莫夫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着手把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假面舞会》搬上银幕。《假面舞会》描写了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人物的悲剧命运。1941年6月22日,这部影片拍摄完成,进入审片阶段,然而,战争爆发了。
8月31日,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方面军政治部工作。按照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的提议,格拉西莫夫等列宁格勒的电影工作者们拍摄了《夏伯阳和我们在一起》、《同马克西姆的会见》、《胜利属于我们》、《老近卫军》等有关战争中的列宁格勒的短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人保卫城市的顽强精神,其中不少镜头是实地拍摄的,有的是在敌人的炮火和轰炸下抢拍的。列宁格勒人民与严寒、饥饿作斗争的顽强不屈的精神激励了格拉西莫夫的创作热情,在被围困的日子里,他拍摄的《列宁格勒的居民们》(又名《不可战胜的人们》)、《土地》,歌颂了列宁格勒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整个战争时期,格拉西莫夫从未停止过创作。他曾随同新闻摄影记者到过解放不久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也曾率领摄制组采访过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44年格拉西莫夫被派往莫斯科中央电影制片厂任厂长。1945年,他被任命为战时新闻电影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并在全苏国立电影学院担任导演和表演系的教学工作。
战后,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把教学工作和拍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拍摄了在苏联电影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影片《青年近卫军》(1948)。影片《青年近卫军》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青年近卫军》的发表是战后初期苏联文化生活的重大事件之一。这部小说尚未全部完成时,小说的作者法捷耶夫就把手稿给了格拉西莫夫。导演被小说主人公的英雄行为深深感动,便让学生们在舞台上演出小说的片断,后来改编成影片搬上银幕。《青年近卫军》描写了1943年2月苏军解放克拉斯诺顿市前夕,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壮烈牺牲的事迹。五十六名近卫军队员遭到了法西斯凶残杀害。这部影片在对素材作宏伟史诗式处理的基础上,对英雄主义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分析和思考。《青年近卫军》充分表现了格拉西莫夫在战前的几部影片中所致力探索的创作主题——表现苏维埃人,同时又显示了这位艺术家创作中的新特点——对时代与人的思考。格拉西莫夫曾说,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中使他最为激动的是关于人应该对社会,对人民担负责任的思想。因此,在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格拉西莫夫坚持了三十年代和战争期间苏联电影艺术的优良传统,把深入人的性格放在创作的首位。导演令人信服地表明,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是青年近卫军战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自然表明,是苏联人民的天性使然。一个个年轻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捍卫祖国的斗争,在青年近卫军这个统一的组织里,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格拉西莫夫通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兼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处理方法,揭示了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导演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有血有肉的描写基础上,对战争现实进行了哲理性思考,使英雄主义、抒情色彩、乐观主义和悲剧成分溶汇成一股强烈、深沉、真挚的叙事语调,使影片的抒情叙述和对人物的刻画都达到了深刻的心理描写效果。战后的最初几年,苏联电影中主人公形象或者毫无生气,或者被故意拔高,千人一面,失去个性,因此,《青年近卫军》对英雄人物充满人性、富于人情的心理刻画和性格描绘,就尤其值得注意。《青年近卫军》问世时,В·普多夫金为之深受感动,指出影片在导演叙事和剧作结构上的创新,认为影片的表演处理是高尚的、克制的富于激情和感染力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指出,《青年近卫军》的改编成功再一次肯定了格拉西莫夫学派恪守的基本原则:把心理描写、问题性、文学性、特殊的表演中心论、激情与理性和谐地统一起来,把密切注视人的精神世界放在首位,使形象的实质达到可信的有机的体现。格拉西莫夫的《青年近卫军》创作集体,为苏联电影造就了一个出色的演员阵容,并以《青年近卫军》工作室的名义载入了苏联电影史册。在该片中担任角色的演员都是法捷耶夫和格拉西莫夫一起挑选的,这些电影学院格拉西莫夫工作室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经历了战争的考验。格拉西莫夫对于时代与人民的长期思考,通过这些过去的战士和游击队员们所创造的鲜明生动的个性,对刚刚成为历史的这场战争,作了精神上、情绪上的总结。
十年之后,格拉西莫夫把在苏联二三十年代的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肖洛霍夫的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搬上银幕,拍摄成电影史诗《静静的顿河》(1957—1958),并获得第一届全苏电影节一等奖。苏联评论认为,这部大型电影史诗,确实是一部“活观了的”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直书生活的全部真实,作者以现实主义作家的非凡胆识,客观地、真实地描述生活,使主人公在他的笔下自然而然地存在。小说《静静的顿河》,无论就其反映现实的角度,还是就其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乃至语言风袼,都具有独特的面貌。然而,这部作品的倾向性比较隐晦,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格拉西莫夫的电影史诗不是小说的翻版。在这部银幕作品中,艺术家注入了他个人的情趣和渴求,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传达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以及他在时代的转折阶段关于革命和战争中种种社会现象的思考。多年来,这部电影史诗在世界银幕和电视屏幕上经久不衰的放映事实表明,这部影片是一部独立的、根据文学作品创作的、又与文学原作并存的、重要的、有份量的艺术作品,是苏联电影为之骄傲的。
六七十年代以来,格拉西莫夫的创作更是硕果累累。他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广泛,涉及到不同命运的人们。格拉西莫夫自己说,这一时期他的电影作品很大程度上是献给年青一代的。在这期间,他用十年时间自编自导了“六十年代人”四部曲:《人与兽》(1962)、《记者》(1967)、《湖畔》(1970)、《要热爱人》(1972)。“六十年代人”四部曲以其对苏联当代社会所作的严肃的、富于哲理性的分析,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的广泛兴趣和注意。在阐述影片的创作目的时,格拉西莫夫曾说,他拍摄“六十年代人”四部曲是为了同观众共同讨论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青年一代的使命以及他们的幸福观、爱情观……。1975年,格拉西莫夫把著名剧作家А·沃洛金的优秀剧本《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搬上银幕,并被苏联《银幕》杂志评为1976年优秀影片。这部以家庭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影片,通过一个被父母遗弃了的女青年的生活片断,反映了苏联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
早在拍摄《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之前,格拉西莫夫就已着手改编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1984年4月,格拉西莫夫由于创作了反映彼得大帝业绩的历史故事片《彼得的青年时代》和《光荣事业的开端》而荣获列宁文艺奖金。
八十十年代的今天,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创作活动仍然非常活跃。格拉西莫夫的案头经常放着世界各国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作品帮助他去更深地挖掘生活,洞察世界。战前他就构想拍摄一部关于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影片。1984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托尔斯泰》,并获第十八届全苏电影节特别奖。
格拉西莫夫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现实主义心理描写并具有精湛的写作技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类的道德准则。托尔斯泰以细腻、抒情的笔触描绘了人的心灵这个隐秘深奥、无比开阔的世界。影片《托尔斯泰》取材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日记,分上集《失眠》和下集《出走》,介绍了作家晚年的一个生活片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道德观之间的不一致性,为摆脱贵族生活终于离家出走。列夫·托尔斯泰的哲学观和他的道德探索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导演在这部作品里反映了这位伟大作家充满矛盾的一生,以及他对人生的痛苦的探索过程,表现了他关于俄罗斯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贵族和劳动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等重重疑虑,以及他对生活的意义、人的使命、人对社会及人民的责任的思考。
导演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能够准确敏锐地感受时代的特点,善于准确地再现环境气氛,因此,他影片的主人公们都是历史具体的、历史可信的时代形象。这些银幕人物的外貌与他们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都是和谐统一的。格拉西莫夫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据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影片,可以研究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今天的苏联人的生活:《共青城》和《七勇士》已经成了三十年代的时代风貌的文献资料;四十年代的《青年近卫军》展示了两个世界的截然对立——以苏联人民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进步的世界与希特勒法西斯为代表的灭绝人性的、残酷的、黑暗的世界的对立;六七十年代格拉西莫夫创作的影片则揭示出一个个新的题材和新的主人公。无论是为保卫贝加尔湖的自然生态平衡而仗义执言的《湖畔》,还是满怀激情地宣传新城市的建设,并正确处理道德问题的《要热爱人》,以及与小市民和市侩习气作斗争的《记者》,还有涉及两代人的交替和道德感情的培养问题的《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均以各自具有的认识上的、心理上的、哲理上的、思想意识上的种种特点,织成了生动的、多姿多彩的电影叙事图画,塑造了每个时代的独特形象,丰富了苏联电影艺术肖像画廊。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不仅是导演艺术大师,而且还是剧作家。他导演的影片,绝大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森林》(1931)、《我爱不爱你?》(1934)、《教师》(1939)、《假面舞会》(1940)、《不可战胜的人们》(1942)、《大地》(1944)、《青年近卫军》(1948)、《解放了的中国》(1950)、《希望》(1954)、《静静的顿河》(1957—1958》、“六十年代人”四部曲(1962—1972)、《托尔斯泰》(1984)。
格拉西莫夫的文学修养在于敏于感受并善用技巧。在电影剧本里,他设计了许多形象,在导演实践中,他从那些跃然纸上的形象里培植出生动的个性,使他们活跃在银幕上。
格拉西莫夫在理论上曾多次指出电影艺术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他认为,文学是电影创作的思想源泉。在《电影导演的培养》一书中,他指出:“文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对于电影艺术的形成有着头等重要的影响,对它的形态特征、美学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语言的形成,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离开文学要充分理解电影是不可能的。”格拉西莫夫是“文学电影”这一样式的推崇者。他曾说,“当有人赞叹说:‘我看了一部影片,就像读了一本好书!’我就把这样的反映视为对电影艺术工作者的最高评价。”在艺术实践中,格拉西莫夫偏爱那种对人物性格和环境背景作详尽刻画的文学叙事风格。在他的优秀影片里,戏剧性成分始终与规模恢宏的叙事及深刻的心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艺术原则也是他创作电影剧本的依据。格拉西莫夫把文学形象视为电影剧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电影剧本,相对地说,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创作。法捷耶夫本人在读了格拉西莫夫编写的《青年近卫军》电影剧本后说,他仿佛读了一部全新的作品。
格拉西莫夫的电影剧本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读性,可以在不考虑银幕,不考虑视觉艺术特点的情况下进行阅读。而且,因为电影大多是描绘情景并且讲述故事的,因此,作为电影剧作家的格拉西莫夫,同样要应付散文作家面临的创作问题,而且,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往往与他的文学同道们相类似。然而,对于格拉西莫夫来说,编写电影剧本又是电影创作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他是在编写未来的影片,在组织它的结构,在思考将要表现在银幕上的主题,因此,从他的电影剧本中可以感觉到艺术家的笔同时针对着读者和观众。阅读格拉西莫夫的电影剧本,有助于读者对他终生所从事的导演工作的了解。
收入本集的“六十年代人”四部曲,是格拉西莫夫以电影长篇小说的形式创作的。在这部作品里,剧作家格拉西莫夫所特有的深刻的心理分析、详尽的背景描绘等文学叙事风格,表现得相当明显。
四部曲的第一部《人与兽》于1962年拍摄完成。影片的主人公巴甫洛夫曾在战争中被俘。离开集中营后,巴甫洛夫在西方国家颠沛流离了十多年才回到祖国。在苏联,巴甫洛夫与一位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受过他搭救的妇女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不期而遇。于是,他与安娜及她的女儿塔尼亚结伴从莫斯科出发,开始了横越苏联国土的旅行。旅途中,巴甫洛夫把自己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遭遇讲述给安娜母女俩听,他自己也在旅途中了解了苏联人多姿多彩而又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
四部曲的第二部《记者》完成于1967年。影片叙述了青年记者阿利亚比耶夫在苏联国内及国际舞台上的采访活动,描写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种种遭遇。该片获第五届莫斯科国标电影节大奖。
第三部《湖畔》于1970年拍摄完成。影片的故事围绕着在贝加尔湖畔建设大型工矿企业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展开。一部分人坚持要保护自然,另一部分人则要开发自然。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切尔内赫和列娜在争论过程中相互看到了对方的长处,并产生了爱情。《湖畔》曾获1971年度苏联国家文艺奖金。
《要热爱人》(1972)是“六十年代人”四部曲的第四部,获第六届全苏电影节一等奖。影片描写青年建筑师德米特里·卡尔梅柯夫在北极城的劳动和生活。这个性格独特、富于激情的年青人在城市建设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他和玛丽亚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上的波折,构成了影片的全部内容。
从剧本的题材和所叙述的内容看,这四部影片并没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把它们松散地联在一起的是情节展开的时间和剧作者多方面、多层次地观察当代苏联人生活的愿望。格拉西莫夫在四部曲里再现了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欢乐与忧虑、幸福与痛苦。在这组剧本里,剧作家仿佛在和读者一起讨论苏联的社会风貌,研究普通苏联人的道德规范,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从剧本中已经可以看出,展现多层次的社会现状,在时代交替的关键时刻剖析一代人的社会意识,对一些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作出全面分析,还有众多的人物形象、令人难忘的主人公命运的变化过程一这种反映生活的手段是“六十年代人”四部曲的共同点,它明显地带有作者的个人色彩。
格拉西莫夫在这组剧作中充分运用文学散文的叙事手段来描绘未来影片的主人公们,并以这些银幕形象来体现艺术家本人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生活的理解。
格拉西莫夫的剧作具有生动的形象性。在这组四部曲中,年轻主人公们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命运。《人与兽》中的塔尼亚过于自信;《记者》中一帆风顺的阿利亚比耶夫突然几频绝境;《湖畔》里性格倔强的列娜为了灼烤着全身心的、激情决心改变自己,改变世界上的一切,然而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贝加尔湖,为的是逃避她的初恋,也可能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要热爱人》里约卡尔梅柯夫性格刚强,近乎怪癖,但富于激情。剧作家格拉西莫夫没有简单地表现生活,而是通过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以抒情散文的细腻笔触,娓娓道出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道出了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隐秘、震颤和波澜,并揭示了他们认识世界的渴望及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复杂的个性,是一系列活生生的形象。
格拉西莫夫认为,电影艺术是“活现了的大学”。电影作品的特点不仅取决于电影剧本的形象性,而且取决于艺术语言的力量;而这种艺术语言,实质上最初是在电影导演的笔下产生的。在导演记录未来影片的意蕴和情调的过程中,他的构思逐渐成熟,复活,再现。这种构思,在读者看来是文学,而在格拉西莫夫的设想中已经是电影了。从“六十年代人”四部曲的剧本中,读者也可以感觉到影片与剧作的这种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因此,可以说,“六十年代人”四部曲是格拉西莫夫所致力的“文学电影”的一次成功实践。
作为电影导演和剧作家,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既擅于深刻的心理刻画,又长于细腻的抒情描绘;既能表达鲜明的激情,又能创造强烈的悲剧性。格拉西莫夫在艺术上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的作品主要涉及当代题材。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面临每个时代的紧迫问题,艺术家始终在进行着不倦的探索,苦苦的思考,不懈的劳动。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曾说,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当他感到自己还能有益于社会时,不会产生那种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感觉。他在年事已高时,仍然锐气不减当年地在电影艺术中寻求新的道路,探索新的可能性,力求把他的同时代人的事业、思想、感情和追求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在苏联银幕上。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坚持把他的每一个构想,亦即脑海中的每一个镜头,都用观众或读者的所感所受来检验。因此,一代代观众和读者不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美感享受,而且可以找到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答案。
胡榕
198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