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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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與胡景鐸、胡希仲叔侄的交往

同窗歲月

1946年7月底，陝西橫山波羅堡國民黨陝北保安指揮部官邸，指揮部副指揮官胡景鐸在大廳裡來來回回地踱步。這幾天，不斷有消息傳來，說國民黨多路大軍於6月26日向中共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中共李先念“殘部”已經“潰逃”到陝南，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正組織精銳部隊進行“清剿”，不久將“收復”延安。胡景鐸還得到消息說，中共陝甘寧邊區出現了恐慌現象，一些老百姓開始舉家向北方的榆林一帶逃難。胡景鐸自言自語地說：“看來，陝甘寧邊區要打大仗了！”

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東靠黃河，北迄長城，西接六盤山山脈，南臨涇水，南北長近500公裡，東西寬約400公裡。轄有延安、綏德、三邊、關中和隴東5個分區，20余縣，約150萬人，面積近13萬平方公裡。胡宗南部在南部、東部，鄧寶珊部在北部，馬家軍在西部，構筑了嚴密的封鎖線，將陝甘寧邊區包圍得水泄不通。想到這些，胡景鐸憂心忡忡，不禁問自己：“我們該怎麼辦？”

胡景鐸，1914年10月6日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庄裡鎮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小習仲勛一歲。胡景鐸兄妹九人：胡景翼、胡景瑗、胡景銓、胡景宏、胡景通、胡景鐸及姐姐胡明媛，妹妹胡俊卿、胡俊芳。在弟兄當中，胡景鐸最小，排行老六，人稱“胡老六”。胡景鐸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非常敬重共產黨人，特別是習仲勛。習仲勛與胡景鐸是陝西富平縣立誠公學的同學。立誠公學是由胡景鐸的大哥胡景翼1920年創辦的。

胡景翼，1892年出生於陝西富平，身上具有陝西人特有的一種品質，就是不畏懼任何強暴勢力、勇於擔當、抗爭到底。他雖然家境富裕，衣食無憂，但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十分憤懣。1910年，他就參加了同盟會，決心為國家的獨立、自由、富強奮斗到底。在辛亥革命中，他態度堅決，斗爭勇敢，成為陝西有重要影響的杰出人物。辛亥革命失敗后，他以不妥協的姿態，勇敢地投入孫中山領導的討袁護國運動和反對段祺瑞的護法戰爭。1924年10月，他同馮玉祥、孫岳兩位將軍合作，發動了震撼全國的“北京政變”，將軍閥曹錕趕下台，並力請孫中山北上主政。他多次接觸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思想日趨進步。一方面把黨必剛、師哲等30多人送到蘇聯基輔軍事學院學習，一方面把劉天章、潘自立、史可軒、鄒鈞等共產黨員、進步青年安排在自己的部隊擔任領導職務，支持他們在部隊中開展革命活動。1925年4月，胡景翼因病早逝，但他堅持真理、以身許國、矢志革命，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推崇。李大釗早前曾稱贊胡景翼：“將來同我黨合作是個可靠的人。”

習仲勛是1926年春進入立誠公學學習的。這所學校是渭北地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之一，中國共產黨在學校建立了富平最早的黨組織——立誠黨小組。一些教員和學生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共青團，校長嚴木三就是共產黨員。在這樣的環境裡，習仲勛思想進步很快，並加入了共青團。

與習仲勛、胡景鐸同時在立誠公學求學的，還有胡景翼的兒子胡希仲。胡希仲比習仲勛小兩歲。他們仨同為富平人，年齡相仿，志趣相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胡景鐸、胡希仲叔侄二人，既崇拜胡景翼，也欽佩校友習仲勛，和習仲勛一道，閱讀了《中國青年》《共進》等進步刊物，向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參加反對軍閥的游行示威，在革命斗爭中成為了好朋友。

三人以不同的方式從事進步活動

離開立誠公學后，三人雖然經歷不同，但始終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以不同的方式從事進步活動。

一年后，習仲勛轉到富平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學習。1928年，習仲勛考入陝西省立第三師范學習，因參加革命活動，被反動當局逮捕。在獄中，習仲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他還不滿15歲。出獄后，習仲勛繼續堅持斗爭。1932年4月，習仲勛在陝甘兩省交界處的隴山城兩當領導兵變，組織了一支300多人的隊伍。兵變失敗后，習仲勛去銅川的照金，見到了謝子長和劉志丹，和他們共同創建了照金革命根據地。照金革命根據地是西北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1934年2月，習仲勛當選為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

1933年，胡景鐸投奔駐守在古北口的國民黨二十五師關麟征部，參加了長城抗戰。戰事結束后，胡景鐸離開了國民黨軍隊。1935年4月，他來到西安，找到中共地下組織，要求去陝北，投奔習仲勛，參加革命，被中共地下黨組織婉拒。1936年7月，胡景鐸從洛陽軍官學校畢業，到了駐守陝北綏德的國民黨高桂滋部，擔任學兵連連長。西安事變爆發后，胡景鐸配合中共，在連隊中大力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正義行動。進入全面抗戰階段后，胡景鐸升任營長。他購買了進步書籍，組織官兵學習。1938年，胡景鐸利用赴關中接兵的機會，特意到延安尋找習仲勛，有幸聆聽了毛澤東的報告，思想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留下骨干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接收中共地下黨組織輸送的進步青年，並把他們確定為部隊今后發展的骨干，囑咐部屬：“他們是咱的人！”他借鑒八路軍的經驗，在部隊中開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在打擊日軍的戰斗中，屢立戰功，升任團長等職。因不願意與國民黨軍官同流合污，1944年，他與高桂滋分道揚鑣，離開部隊回到富平。

與習仲勛分別后，胡希仲始終牽挂著習仲勛。1928年，習仲勛被反動當局逮捕，胡希仲特意入獄探望。1935年冬，胡希仲見到楊虎城后，提出去陝北尋找習仲勛，參加抗日反蔣斗爭，被楊虎城阻止。西安事變發生后，胡希仲協助中共代表團，幫助張學良、楊虎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938年，胡希仲特意去延安，見到了林伯渠。根據林伯渠的意見，胡希仲回到關中，組織了一支抗日義勇軍。胡希仲率100多人來到關中，尋找中共關中地委書記習仲勛，請求習仲勛派人到部隊擔任領導。此后，習仲勛與胡希仲多次聯系，全力幫助胡希仲，並捐助200塊銀圓，囑咐胡希仲團結中下級軍官，從政治上掌握好部隊，在部隊中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胡希仲按照習仲勛的要求，在部隊中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堅持抗日，反對內戰。1941年，胡希仲率義勇軍在中條山與日軍展開激烈戰斗，傷亡慘重。胡希仲因病重，回后方養傷，設法將自己的部隊並入胡景鐸部。其間，習仲勛多次給胡希仲寫信，還派人探望胡希仲，向胡希仲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鼓勵胡希仲繼承父親革命遺志，站穩立場，抵制反動派的腐蝕，堅持抗日。

1943年冬，擔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勛派侯金榜持信去西安秘密會見胡希仲。侯金榜在耀縣被捕叛變，供出了胡希仲與習仲勛的關系，胡希仲被國民黨西安當局逮捕。在國民黨元老高桂滋、李紀才、於右任、馮玉祥、張群、鄧寶珊的斡旋下，胡希仲被釋放。

出獄后，習仲勛讓人給胡希仲捎來一封密信。在信中，習仲勛贊揚胡希仲堅持氣節，不向反動勢力屈服，鼓勵他克服困難繼續斗爭，為理想死而后已，囑咐他注意安全，講究斗爭方法，採取“長期隱蔽，待機而動”的策略，如果困難實在太大，歡迎胡希仲隨時進入邊區。

習仲勛的信，讓胡希仲深受鼓舞，明確了此后的奮斗方向和斗爭策略。胡希仲找到胡景鐸，兩人商量后，決定“召回舊部，重建部隊，北上榆林，投奔革命”。他們召集了500多新兵，編入國民黨陝北保安部隊。1945年5月初，兩人帶領這500多人，經甘肅、寧夏到達陝北橫山的波羅堡。波羅堡是明長城上的一個重要的軍事要塞，扼守無定河南北兩岸交通要道。胡景鐸擔任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官，駐守波羅堡。胡希仲被鄧寶珊任命為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參議，駐守榆林。不久，習仲勛委派中共綏德地委統戰部部長劉文蔚來到榆林，建議胡希仲抓好部隊，伺機起義。胡希仲表示，一定按照習仲勛的要求辦，並介紹了部隊的情況。劉文蔚走后，胡希仲來到橫山縣城十七團，以探望為名，與十七團團長王永清會談，對其進行摸底。他還到紅石峽探望二十二軍的3個連長，爭取了這3個連長。

1945年9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胡景鐸、胡希仲歡欣鼓舞，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渴望國家轉入和平建設的新階段。然而，戰爭的硝煙還未散盡，國民黨就開始准備發動內戰，兩人對中國的時局憂心忡忡。國民黨各級官員借接收之機，大發橫財，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兩人對國民黨絕望了，決定與習仲勛聯系，盡快起義，站到人民這邊來。1945年10月，胡景鐸秘密托人帶信給習仲勛，匯報了他與胡希仲的想法，請求習仲勛予以幫助。

32歲的習仲勛擔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1945年10月，毛澤東找習仲勛談話，任命他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這年習仲勛年僅32歲，他深感責任重大，誠懇地對毛澤東說：“主席，我長期在地方工作，沒有領導機關的工作經驗，恐怕不能勝任，還是讓更適合的同志擔任這一重要職務。”毛澤東笑了笑，鼓勵習仲勛說：“我看你是適合的。你的情況我是知道的。就是因為你一直在下面工作，才調你到上面來鍛煉嘛！”然后，毛澤東和盤托出，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習仲勛。習仲勛說：“好，我服從中央的安排，堅決完成好中央交給的任務。”

習仲勛走馬上任后，把准備自衛戰爭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中原突圍戰役打響后，習仲勛積極組織力量接應中原突圍部隊，協助突圍部隊開辟新的根據地。同時，習仲勛對邊區自衛戰爭抓得更緊了，在他看來，戰爭正一步步向邊區人民逼近。

習仲勛想到了一個很緊迫的問題：黨中央會不會像中原軍區一樣，主動放棄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雖然邊區軍民同心同德，萬眾一心，但畢竟敵強我弱，雙方實力懸殊，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黨中央轉移到其他地方去，是最好的選擇。習仲勛思考著，黨中央如果轉移，該向哪兒轉移呢？南邊，不要說險峻的秦嶺難以逾越，就是胡宗南部隊構筑的堅固的軍事封鎖線，也難以突破。東邊，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了黃河，渡河存在一定困難，並且蔣介石也有意逼中共中央東移。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最好將陝北部隊就地消滅﹔退而求其次，是將陝北部隊驅趕到黃河以東的華北地區，壓縮我生存與發展空間，然后聚殲我軍於華北地區。西面寧夏、甘肅駐守彪悍的馬家軍，並且存在著復雜的民族與宗教問題。北面榆林地區，駐守國民黨鄧寶珊部隊。1943年2月到1945年間，習仲勛擔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委，與鄧寶珊建立了統戰關系。鄧寶珊比起其他國民黨將領而言，雖然也不時進犯邊區，但相對來說，對共產黨比較友好，其部隊不屬於蔣介石嫡系，實力較弱。綜合各方面情況，北線地區是黨中央轉移的理想地區。因此在陝西，必須採取南守北攻的戰略方針。這就是，對南邊的關中與陝南，採取戰略守勢，重點做好自衛戰爭的准備，遲滯乃至打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在陝北，採取戰略攻勢，削弱鄧寶珊的勢力，打破國民黨軍隊南北夾擊的態勢，改善我安全環境。

如何改善邊區北部環境，為中央將來可能的戰略轉移預留空間呢？習仲勛生於陝西，長於陝西，對陝西的情況了如指掌。他想，如果我軍在陝北一帶實施戰略轉移，橫山一帶將是主要戰場。橫山境內的石灣、高鎮和武鎮，猶如三把匕首，橫插在綏德與三邊的要道上，對我轉戰極為不利。必須想辦法拔掉這幾顆釘子！胡景鐸部恰恰就在橫山地區，策動他們掉轉槍口反戈一擊，整個陝北這盤棋就活了！

1946年6月，習仲勛專門向毛澤東匯報陝甘寧邊區備戰情況，提出組織北線戰役，策動橫山起義，解放榆橫地區，使我們獲得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對付胡宗南的進攻。毛澤東批准了這一設想，並指示：胡宗南已在調兵遣將，准備進攻陝甘寧邊區，並且命令榆林的國民黨部隊一致行動，對我實行南北夾攻。現在胡宗南還沒有採取大的動作，顧不上進犯邊區。你們要抓住這個時機，集中精力，加強統戰工作，爭取榆林地區國民黨部隊起義，以擴大延安保衛戰的戰場。

橫山起義

習仲勛對胡氏叔侄的軍事統戰工作

抗戰結束之初，國共之間仍然維持著統一戰線關系，雙方不時互有人員往來。習仲勛借機不時派人赴榆林，暗中與胡氏叔侄聯系。1945年11月的一天，習仲勛派中共延屬分區行政督察公署專員曹力如去榆林，借與國民黨榆林當局商量雙方邊界談判問題之機，秘密會晤胡希仲。

曹力如到了榆林，當夜就以公干為由，來到胡希仲的住處金剛寺，讓警衛員張守國站在門外，擋住所有來者。曹力如把習仲勛的信轉交給胡希仲。在信中，習仲勛揭露蔣介石假談判、真內戰的本質，要求胡希仲做好一切准備，隨時起義，並囑咐他，既要有英雄氣概，又必須謹慎小心，要充分估計各種阻力，精心策劃，確保萬無一失。習仲勛告訴胡希仲，延安將派得力干部前來協助他們叔侄二人工作，他將隨時准備在邊界地區會見他們叔侄二人。胡希仲向曹力如詳細匯報了榆林的情況。兩人密談兩個多小時，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最后，兩人約定，今后西北局代表用立誠公學校長朱茂青的代表的名義前來榆林，因為胡景鐸和胡希仲都是立誠公學董事，以商談校務為名不會引起別人懷疑。曹力如走時留下大量法幣和習仲勛贈胡希仲的德國藥品。

曹力如離開后，胡希仲派出心腹，連夜趕往波羅堡，把習仲勛的意見向胡景鐸做了傳達。不久，胡景鐸來到榆林，與胡希仲長時間密談，商量了起義的各種准備工作。他們從確定骨干、培訓干部、人員安排、兵力部署、通信聯系等方面，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起義的准備工作。

為了更好地協助胡氏叔侄，1946年1月，習仲勛特意將與胡景鐸、胡希仲同鄉的師源從關中地委調到綏德，擔任中共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他指示師源，設法打入鄧寶珊部隊的內部，協助胡景鐸、胡希仲起義。1946年春，習仲勛將一封親筆信交給師源，指示師源立即去榆林聯系胡景鐸。按照雙方的協定，師源裝扮成立誠公學的教書先生，以立誠公學校長朱茂青的代表的名義前去胡景鐸部，聲稱找胡景鐸協商學校經費的事情。師源帶著習仲勛的信，光明正大地來到波羅堡胡景鐸部指揮部。胡景鐸將師源引進密室。寒暄過后，師源說明此行的目的，將習仲勛的信交給了胡景鐸。習仲勛在信中，對胡景鐸的起義准備工作做了明確又具體的建議。送走師源，胡景鐸叫來副官，交代了幾句，立即乘車去榆林金剛寺胡希仲處。他把習仲勛來信的大致內容向胡希仲做了介紹。然后，兩人商定了下一步如何聯系和急需解決的一些具體問題。起義的准備進程加快了。

胡氏叔侄的秘密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當時，蔣介石對鄧寶珊並不信任，在榆林地區安插了許多特務，對鄧寶珊及其部屬進行嚴密的監視。軍統特務王伯恭特意找到胡希仲，說：“聽說胡景鐸處來了不少關中人，他們是做什麼的？”胡希仲平靜地回答說：“他們都是立誠公學的學生，家鄉找不到工作，來找我五叔要事干，不是找胡景鐸。你問問我五叔便明白了。”胡希仲的五叔胡景通，1910年生於陝西富平，時任鄧寶珊部第二十二軍副軍長、第八十六師師長兼陝北保安指揮部指揮官。胡景通受到鄧寶珊的器重與重用，對鄧寶珊感情很深。中共地下黨組織派人做其工作時，他說：鄧寶珊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輩子長工，我也要為鄧先生拉一輩子長工。他不願意背叛鄧寶珊，覺察到胡景鐸、胡希仲的“異動”時，一方面出於親情保護他們，一方面阻撓他們的行動。中統頭子徐子佳找胡景通核實情況，胡景通為胡希仲的話做了背書。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習仲勛擔任胡景鐸的入黨介紹人

胡景鐸曾向習仲勛提出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習仲勛一直將此事放在心上。此時，他認為，是到該解決胡景鐸入黨問題的時候了。1946年4月，習仲勛主持西北局黨委會議，研究胡景鐸的入黨問題。習仲勛擔任胡景鐸的入黨介紹人，向大家全面介紹了胡景鐸的表現，建議及時吸收胡景鐸入黨。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吸收胡景鐸入黨。根據習仲勛的意見，會議還討論了李振華、姚紹文、張亞雄、許秀岐、李振英、楊漢雲、吳鳳德、魏茂臣等人的入黨問題。這些人是胡景鐸部的骨干，積極要求進步，並經受了斗爭的考驗。胡景鐸建議，吸收他們為中共黨員，有利於起義工作。會議批准了他們的入黨申請。為了加強起義的領導力量，習仲勛指示由延屬分區和綏德分區抽調40余名黨政軍干部，經過培訓進入駐波羅堡、石灣等地的國民黨陝北保安部隊。胡景鐸把他們安排到關鍵崗位上，為起義建立了可靠的組織基礎。從此，胡景鐸部的起義工作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不久，師源再次來到波羅堡。在胡景鐸的辦公室，師源傳達了習仲勛的指示。師源走后，胡景鐸很快落實了習仲勛的指示，使起義工作完全置於中共西北局的領導之下。

8月，習仲勛與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等人研究北線作戰方案，成立了北線作戰指揮部，王世泰任總指揮，張仲良任政委，策應胡景鐸部起義。

9月中旬，習仲勛先后與西北局統戰部處長范明三次交談，研究起義的方案，對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都進行了充分考慮，並拿出了周密的應對措施。習仲勛在一條白綾上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范明，囑咐他把白綾藏好，去波羅堡找胡景鐸，傳達中共西北局北線戰役的指導方針，以及對胡部起義工作的具體安排。范明秘密來到波羅堡，見了胡景鐸后，開門見山地說：“我是西北局統戰部處長范明，習仲勛書記讓我來見你，和你商量起義的事情。”接著，他從懷中掏出白綾，交給胡景鐸，說：“這是習書記寫給你的信。”胡景鐸看過習仲勛的信后，向范明報告了起義的准備情況。范明回到延安后，向習仲勛匯報了起義准備情況。習仲勛立即和王世泰、范明一道，前往棗園，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立即批准了這一計劃。

通電起義

10月9日，習仲勛派人通知胡氏叔侄，中共西北局已經做好接應他們起義的一切准備，王世泰、張仲良已率教導旅和新四旅北上，不久將攻佔武鎮和鎮川堡等地，要求他們盡快起義。胡希仲迅速離開榆林，胡景鐸派兵前來接應。10日拂曉，胡希仲秘密進入胡景鐸轄地橫山波羅堡新寺溝，見到了習仲勛派來的師源和范明。10月13日拂曉，解放軍發起北線戰役，相繼攻佔薛家寨、鎮川城西北角、吳家園子、麒麟溝、石灣等地。國民黨軍陝北保安副總指揮胡景鐸領銜通電，率保安第九團5個大隊2100多名官兵宣布起義。同日，駐石灣、高鎮的保安第九團所屬1400多人也宣布起義。胡景鐸致信駐橫山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二軍獨立騎兵團，敦促他們起義。16日，該部近2000人宣布起義。24日，解放軍攻克響水堡，殲敵2個營，北線戰役勝利結束。解放軍發起的北線戰役，有力配合了橫山起義，橫山起義擴大了北線戰役的成果。此役，解放軍解放了無定河以南30多個城鎮、12萬人口、5000平方公裡的廣大地區，中共榆橫特別委員會和榆橫政務委員會先后成立，削弱了國民黨陝北的防御力量，打亂了國民黨的軍事部署，為此后中共中央轉戰陝北贏得了巨大的回旋余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毛澤東在橫榆地區與胡宗南部長期周旋，並由此安全渡過黃河進入山西。

習仲勛聽到胡景鐸起義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同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等聯名致電祝賀：“將軍舉反內戰之大旗，率部起義，謹致慰問之忱！當此蔣介石一面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偽國大，一面積極布置進攻延安之際，陝甘寧邊區軍民誓為抗擊蔣胡進攻，保衛民主和平而斗爭，深願團結一致，共謀西北人民之安寧，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下鄧寶珊的船，上習仲勛的船”

胡景鐸率部起義后，部隊改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胡景鐸任師長，后又任榆橫政務委員會主任。12月中旬，騎兵第六師奉命調駐延安。24日，習仲勛陪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接見起義官兵。中央設宴招待起義官兵。毛澤東拉著胡景鐸的手，風趣地說：“景鐸同志，你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下鄧寶珊的船，上習仲勛的船，你選擇這個道路是正確的。你們的行動給西北的舊軍隊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在場的習仲勛和其他領導同志被毛澤東詼諧幽默而極富鼓舞力的話語惹得笑出聲來。周恩來說：“橫山起義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為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做出了重要貢獻。”還說這次起義“是蔣介石下令進攻邊區之后全國第一個反內戰起義”。

習仲勛以自己崇高的人格、真理的力量、周密的組織，將陝北國民黨高級軍官胡景鐸、胡希仲引向革命道路，在整個西北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習仲勛高度評價橫山起義，稱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筆”，說：從整個解放戰爭的全局看，橫山起義的規模不算大，但它的意義不可低估。因為這個起義發生在陝甘寧邊區的北部戰線上，發生在直接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中，發生在敵強我弱，敵攻我守，敵人氣焰十分囂張的時候，發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感到憂慮的時候。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胡景鐸響應黨的號召，率領數千名官兵高舉正義的旗幟，義無反顧地投向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