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本《通鑑》胡注校餘述略

郭立暄

提要：本文通過對元刻《通鑑》現存印本實物的重新核查排次，初步梳理了其傳刻本的文字源流，嘗試評判了前代學者的校勘得失，並在此基礎上，列舉中華書局標點本脫誤一百〇八條。經過系統校勘可發現，相對于元刻初印本，胡克家本存在先天不足，又有後天造成的人爲缺陷。其權威地位的形成，是由前人對元本胡注系統認知的不全面造成的，又在歷史發展中形成慣性。中華書局標點本在底本選擇上存在偏差，儘管經過細緻校勘，仍保留了胡本的不少脫誤。從今天的公众閱讀要求看，有必要在更換底本的前提下，重新點校一部更高質量的《通鑑》胡注。

關鍵詞：《資治通鑑》 胡三省 嚴衍 熊羅宿 章鈺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以宋元之際胡三省注本最爲詳明。胡氏增入音注，將《考異》列於正文相應字句下，又附《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胡注傳世第一刻爲元刻十行本，書版明代入南雍，成爲國子監生的讀本。對於該本的形式與文字情形，論之者不多。本文通過實物調查，對元刻本的現存狀況重加梳理，對版片及文字作粗略校對，並以此爲基礎，探究後來傳本的源流與優劣。其中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通鑑》版本研究現狀

國内現有的《資治通鑑》版本研究，成果形式多樣，分以下幾項來報告：

（一）校勘論著

對《通鑑》作校勘的學者，自明代以來有嚴衍、張敦仁、張瑛、熊羅宿等人。章鈺在民國二十年（1931）完成的《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1]，是對後來學者影響深遠的現代校勘成果。章氏校勘底本爲胡克家本，其所取校者不是宋本，便是宋本的影印本，參校之明孔天胤本，也非胡注系統的本子。這說明，其校勘重心在《通鑑》正文而非胡注。

由于章氏未及對胡注元刻本作通校，元刻存在一些疑問，比如現存究竟有幾種不同的修補印本，這些印本文字内容發生過怎樣的漸變，胡克家本所據的又是哪一印次。對於這些問題，章氏没有展開討論。

（二）整理出版

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由吳晗和范文瀾出面）組織專家對《通鑑》胡注作標點，交古籍出版社出版。1957年古籍出版社併入中華書局，繼續出版《通鑑》，遂有了中華書局標點本（以下簡稱“標點本”）。這个標點本依據清嘉慶胡克家刊本，並採納章鈺的校勘成果。當時整理工作面臨現實的政治壓力，緊迫的時間限制。[2]在此前提下，應當承認，標點者已對底本作了最優選，可在不開展大規模版本校勘的前提下，[3]迅速提高正文的質量。

不過，章鈺的校勘與標點者的整理，其目標指向並不完全一致：章校目標在於利用宋本清理胡刻《通鑑》的正文脫誤，而標點者的工作對象是包括正文、胡注的整體；前者不校胡注，其成果仍可成立；後者無視胡注，便難免失之一偏的誚責。用前者的思路來完成後者的任務，必生扞格。因此，標點本彼時的底本選擇，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又具消極一面：標點者在沿襲章氏思路的同時，也放棄了一次全面提升胡注質量的機會。

（三）版本目録

標點本之局限，其中有條件的因素在。[4]當時新中國尚未開始古籍善本的全面普查，給整理者搜尋比對版本帶來制約。一九九一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完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通鑑》胡注元刻本的存藏地點揭示出來，彌補了遺憾。不足之處在於，《善目》於各館所藏元刻的著録，判斷標準不盡統一，每部印本補版至哪一年又未明確，[5]學者無法憑藉這些著録判斷諸本刷印的先後順序，目録編制與學者實際利用仍有嚴重脫節。

（四）研究論文

建國以後，大陸地區對《通鑑》胡注的研究集中於内容方面，就鄙見而言，版本方面的論文數量很少，質量上没有發現可以整體超越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的。臺灣地區，根據盧慶輝文[6]统计，在九十篇關於有關《通鑑》的論文中，涉及版本的僅有吳哲夫《元興文署〈資治通鑑〉版本問題疑辨》一篇，即便是這一篇論文，結論也稍有可商。

總之，在《資治通鑑》現有研究中，元刻胡注本系統的積累最爲薄弱。有鑑於此，本文擬沿這一方向開展調查。

二、元刻現存印本之初步調查

元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版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刻工名。刻工有付友實、江君美、江叔度等一百八十餘人，開版字體近元代中後期建刻風格。

圖1 元刻初印本《通鑑》胡注卷端

據明黃溥《簡籍遺聞》，此本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板入國子監，遞有修補。筆者以國内公藏著録爲線索，兼及海外藏本，調查部帙相對完整者，逐葉檢點。今以所見，重加排次，依次分記如下：

（一）元刻初印本。一百五十册。今藏上海圖書館。

（二）元刻明前期修補印本甲（以下簡稱“早印甲本”）。前刻有王磐序。清趙懷玉、金兆燕、莫友芝手跋，莫棠題詩並跋。一百四十八册。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三）元刻明前期修補印本乙（以下簡稱“早印乙本”）。二百八十六册。前有王磐序，係補寫。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

（四）元刻明弘治修補印本。經嚴虞惇手批，有文彭、文元發、文震孟、文震亨手書題記，嚴虞惇、嚴鎏、嚴有禧、李蕙手書跋尾。一百六十册。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五）元刻明嘉靖元年修補印本。一百五十四册。今藏上海圖書館。

（六）元刻明嘉靖二十年修補印本。一百册。卷一百十二至一百二十一、卷二百十五至二百三十一配清嘉慶胡克家刊本。今藏天津圖書館。

（七）元刻明嘉靖二十一年修補印本。存六十八卷。潘景鄭、顧廷龍題識。今藏上海圖書館。

（八）元刻明嘉靖二十八年修補印本。八十一册。前有國子監祭酒鄒守益《資治通鑑補刊序》，龔用卿《重脩資治通鑑序》。今藏四川省圖書館。

（九）元刻明嘉靖三十二年修補印本。八十册。今藏臺北“中央圖書館”。

（十）元刻明嘉靖三十八年修補印本

甲本。存一百五十三卷（一至一百五十三），六十册。今藏上海圖書館。

乙本。存二百八十三卷（一至九十六 九十九至二百十三 二百十七至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五至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四至二百九十四），九十六册。今藏南京圖書館。

又一部，二百册。脫版狀況與前述南圖藏乙本接近，缺葉經前人補鈔。有羅振玉手跋。今藏首都圖書館。

卷二百二十三第八葉後八行（按此卷、葉、行數依據元刻初印本，下同），“糧料使，主給行營軍食。我宋朝隨軍轉使即其任”，元刻初印本“我宋朝”三字擠刻，當是刊版時改訂所致。[7]其他局部剜補痕迹甚多。卷六十九第十一葉八行，“南謂北爲索虜，北爲南爲島夷”，早印乙本剜去“索虜”二字；第十三葉，“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早印乙本剜去“大宋”二字；卷一百第十六葉後九行，“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户”，早印乙本剜去“羌胡”二字。“索虜”、“大宋”、“羌胡”缺當在元代，元刻初印本猶未剜，其初印之程度可以想見。

以上調查，拙著元本《通鑑》胡注影印前言（以下簡稱“《前言》”）[8]記述較詳，可參考。第五種印本（上圖藏）有明正德九年補版，[9]又有嘉靖元年補版。[10]可知必有一種正德九年修補印本（未經嘉靖元年修補）存在，惟未見，録此以備訪求。

現存元刻胡注本至少包括十個梯次的印本。這些印本的存在，客觀上提供了十個不同時期的文本樣貌，學者可據之觀察胡注文字的整體漸變過程，也可藉此提取某段文字在具體歷史階段的瞬間形態。

三、王磐序與興文署公案

元刻之印次既明，王磐序的有無便有了對等的觀察坐標。筆者曾就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本《通鑑》胡注之王磐序問題討論如下：

元刻本《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印本或有王磐興文署新刊序，前人多據以定爲至元二十二年（1285）興文署刻。但學者比對元刻初印本，發現並無王序，因而判斷此序由後人僞作混入，爲“明季或清初好事者的僞作品”（吳哲夫《元興文署〈資治通鑑〉版本問題疑辨》，《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頁25-36）。本次展覽收録了一部元刻本《通鑑》胡注，有清乾隆丙戌（1766）吳城跋，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見〇二二），過去定爲初印本，開卷有王磐序。尾崎康氏曾借閱此帙，雖指出其中有矛盾之處，却未給出合理解釋（[日]尾崎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宋元版解題》，《斯道文庫論集》第三十四輯，頁12）。這次我們逐葉核對，發現本書實爲兩部同版而不同印次的印本配成：一元刻中印本，文字清晰；一元刻明遞修本，文字模糊，遞有修補。吳城跋說：“此書初藏楊氏繼京，繼藏項氏霜田，及歸先子插架，散失已十之三。余購求累年，始獲補全，續得者版樣雖同，而紙印較後。”正與印本實際情況相合。王磐序出自中印本，爲後人添入，固然證明歷來流傳之所謂興文署刻《通鑑》胡注事不足信；中印本之刷印當在明初或稍晚，又證明作僞者之時代不會晚至明末，至於清初之說則更是絕無可能。[11]

上文撰寫於2017年5月，爲與上圖藏元刻初印本、常見之嘉靖後修補印本區别，姑且將復旦本稱爲“中印本”，相當於《前言》所稱之“早印本”。當時筆者對《通鑑》元刻之印本調查尚不全面，上述說法只好算是《前言》結論的初步成型。

王國維《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文考胡身之注成於至元二十三年，王磐致仕在至元二十一年以前，無從爲胡注作序。[12]元刻初印本各卷尾刻有身之先生識語及題詩，尾崎康據以确定胡注成書更在至元二十九年後，[13]且初印本無王序，益知此序不可信據。早印乙本[14]以下印本無王序，僅早印甲本（明前期印本）[15]有之，疑王磐序是明前期誤入，隨後撤去。

四、明刻二本之源流

《通鑑》胡注明刻主要有二種：一明萬曆二十年（1592）吳勉學刻本，一明天啟五年（1625）陳仁錫刻本。吳、陳二家分别依據一元刻晚印本，印次大致不晚於嘉靖二十年。拙著《前言》有說，茲不贅。

（一）明刊二種之相互關係

吳勉學、陳仁錫二刻，吳本先成，陳本後出，吳氏不可能參考陳本，陳氏却有機會局部借鑒吳本。由于二家所據底本印次較晚，文字脫失、修補狀況接近。在其中某些局部，吳、陳二家各自校勘，導致分歧：

卷十二第五葉後一行，“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能過”誤“不通”（明前期補版）。吳本作“不通”，沿襲補版之誤；陳本補爲“有過”，仍非原貌。[16]

卷五十三第十三葉後二行，“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徙扶”誤“使扶”（明前期局部補版）。吳本作“徙扶”，陳本依明補作“使扶”。[17]按《後漢書·梁冀傳》作“死徙”，[18]元刻初印本是。

卷八十五第九葉後六行，“白沙，在鄴城東南頓丘界，其地臨河津，與濮陽對岸，置督守之”，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脫去“丘”字以下十六字。陳本既脫去“丘”字以下十六字，又删“頓”字。[19]吳本删去此條注文。

卷一百八第五葉後四行，“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正德九年補版“參軍”改“將軍”。吳本作“參軍”，陳本作“將軍”。按東晉將軍號，征虜將軍爲三品，[20]可徵辟僚屬，胡藩當是“征虜參軍”。

在另一些局部，吳、陳二家補字正同：

卷二百二十六第二葉後五行，“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咸得”二字，元刻初印本有，早印乙本缺，吳本、陳本補作“並進”；“試職”之“職”，元刻初印本有，早印乙本缺，吳本、陳本補作“能”。上文爲唐代宗大曆十四年（七七九）八月協律郎沈既濟所上選舉議，《通鑑》有節録。宋無注本同元刻初印本。杜佑《通典》卷一八、[21]董誥《全唐文》卷四七六[22]所引同作“咸得”、“職”，當以元刻初印本爲是。

卷二百二十六第十四葉一行《考異》，“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守兵勞弊，以國家始因用胡爲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爲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爲婢僕，故其人苦之”，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爲婢”缺，吳本、陳本作“爲奴”。宋杭本《考異》卷十七作“爲婢”。

上舉兩處，吳、陳二家補字同，且與元刻初印本違異，當是吳補在前，陳承於後。

又某些局部，吳本有脫誤，陳本同吳本，二者呈現爲訛誤的一致性：

卷一百三十第四葉後二行，“宋人以蜜漬物曰粽。盧循以益智粽遺宋武帝，即蜜漬益智也。帥，讀曰率。斷，丁管翻。挑，他彫翻。抶也。睛，子盈翻。眼珠子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曰粽”以下缺。吳本“宋武帝”誤“文帝”，“挑，他彫翻”四字留白。陳本脫誤正同，“挑，他彫翻”四字删去空格。知陳氏曾局部借鑒吳本，並掩去痕迹。

（二）明刊二種之流傳與利用

明吳勉學刊本有初印本、崇禎十年（1637）後印本之别。吳勉學於萬曆中刻此書外，又刻金履祥《通鑑前編》、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崇禎中，書坊曾將三書舊板匯印。[23]其中《通鑑》胡注一種，初印本卷首有“新安張一桂校正”一行，卷末有“大明萬曆二十年新安吳勉學覆校”一行，後印本均已削去。後印本文字大體仍舊，間有校改：

卷一第八葉一行，“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也”，吳刻初印本“虔”誤“遽”，後印本改“虎”；第十八葉後三行，“阿黨爲毗”，吳刻初印本“毗”誤“比”，後印本改“毗”。卷六第十葉後九行，“七子、八子，秦宫中女官名”，“八子”吳刻初印本誤“八于”，後印本改“八子”。

嚴衍《資治通鑑補》每引《通鑑》，往往與吳本合：卷四第二十九葉後十行，“《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行也”，吳本“行”作“子”，嚴氏引作“子”；卷六第二十四葉後五行，“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吳刻初印本脫“欲”字，後印本補入，嚴引無“欲”字；卷六十七第四葉後二行，“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爲南中地宅。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按此注“南中地宅”語意欠通，元刻初印本以下各本均同，吳本“宅”作“此”，屬下讀。嚴氏引作“此”。知嚴衍所據爲吳勉學刻初印本。

張敦仁所著《資治通鑑刊本識誤》三卷、所録《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三卷，卷端均署“校著吳勉學本”。[24]張校各條列出所在葉、行數，以吳本爲準，原因即在嚴氏依據吳本。

清乾隆間《四庫全書》著録本書，係用陳仁錫本，於其文字獨有處多所沿襲：

卷十七第十一葉後八行，“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元刻初印本“入”上空一格，吳本仍舊，陳本補入“乃”字，《四庫全書》本[25]作“乃入宮”。

卷一百二十七第十九葉十行，“可爲啟得遠徙不﹖”元刻初印本如此。吳本作“可得爲啟遠徙不”，陳本作“劭可啟得遠徙不”，《四庫全書》本作“劭可啟得遠徙不”。[26]

卷二百七十五第十一葉後七行，“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出走，鎮定軍城，李彥超之力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城”字缺。吳本無“城”字，並去空格，陳本□作“固”，《四庫全書》本作“固”。[27]按上下文意，當以“鎮定軍城”爲是。鄭畋《與韓君雄書》云：“君雄素聞奇節，久著威聲，權於眾情，主彼留事，果能撫安戎旅，鎮定軍城”，[28]“鎮定軍城”爲唐人撰文固定句式，元刻初印本有“城”字是。

本書有清光緒十三年（1887）閻敬銘長沙刻本，係仿明陳仁錫本，次年版存山西解州書院，故稱“解州本”。[29]又有胡元常校刊本，依據閻本，仿局本《廿四史》書式重寫，並加校勘，由楊德吾任經費，胡元常司校讎，於光緒十六年（1890）刊成，[30]後收入《校刊資治通鑑全書》。胡元常參考其父胡錫燕《通鑑校勘記》三十卷，於底本多有改訂。刻成印行後，曾據張瑛《通鑑宋、元本校勘記》修補改正。[31]元常自稱“擇善而從”，實則校勘不得其法，往往據胡克家本改字，反將底本不誤處改而從誤。

上述《四庫全書》本、解州本、胡元常校刊本均可歸入陳仁錫本系統。

五、清胡克家本之來源及得失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胡克家刻成此書，係照元本摹刻，凡版心刻工、大小字數多同底本。有同治八年（1869）江蘇書局得版修補印本，文字略同，間有增添錯誤。

取校元刻初印本，與胡本多有異同。又取對元刻早印乙本（今藏日本靜嘉堂），與胡刻底本有以下幾方面相同：

甲、補版出現之位置一致。

卷五第二十一葉爲元版，卷七第三至四葉爲明前期補版，第十九葉爲元版，卷五十第三十四葉、卷六十七第十一葉爲元版，卷九十第十三至十四葉爲明前期補版，未見明弘治補版。

乙、補版葉之局部標識一致。

卷三十三第一葉“二月”下注“考異”前，初印本（原版）有小圈，早印乙本（補版）無之，胡本無小圈。

丙、文字之簡俗寫法一致。

卷三十三第六葉後五行，初印本（原版）“郊祭樂及古兵灋武樂在經”，早印乙本（補版）“灋”作“法”，胡本作“法”；卷六十八第二十三葉二行，“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初印本（原版）兩“屬”字，早印乙本（補版）作“属”，胡本作“属”。

知胡克家未見元刻初印本，所據爲一早印乙本。又早印乙本有缺字留白處，靜嘉堂藏本經人以己意填寫，胡本與所填字正同。

卷九十五第十四葉後四行，“節以專殺；麾，旗属，臨敵之際，三軍視以爲進退者也”，“節”以下八字，早印乙本脫失，前人以墨筆添作“麾大將旌旗臨”，致使“節”字釋文闕如。胡本同作“麾大將旌旗臨”。

卷一百五十四第十六葉後三行，“今小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早印乙本“今小”三字、“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九字留白，前人以墨筆填寫補足，“危”誤寫爲“憂”，胡本刻作“憂”。

以上兩條爲後人偶然補寫失誤，胡刻沿襲而不改，知胡刻所據底本即今靜嘉堂藏本。

靜嘉堂藏元刻早印乙本與胡本大致相同，偶有不能對應者。如卷一百一十九第一葉後一行夾注，鑒於該卷多蟲蛀痕，無汪文琛、汪士鐘父子藏書印記，疑是胡克家見後配入。這一個别情況的存在，不影響該本爲胡刻底本的整體判斷。

底本之印次既明，則胡克家刊刻之摹真程度如何，何處修改，均可逐一覆按。從形式看，胡本較底本字體走樣；從文字内容看，胡本於底本原有之缺陷有所美化，具體表現爲三方面：底本原有形近而誤者，胡本徑予改正；底本有原版葉局部斷爛導致缺字者，有補版葉缺字作墨等者，胡本予以補刻完整；底本原有擠刻而將正文大字排成小注者，胡本多恢復爲大字。

胡克家翻本一向被推爲影摹佳作，見重藝林，實則校改甚多：

卷一第七葉後二行，“洞過水出沾縣北山，西过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洞”改“同”。[32]按此出《水經注·洞過水》，殿本有戴震校云：“《魏書·地形志》作‘同過’，云五水合道，故曰‘同過’。”[33]胡本蓋據魏收書改胡注。

卷十六第一葉十行，“孔穎達曰：喜者，外意會心之謂”，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作“外境”，胡本改“外竟”。按宋本《禮記正義》作“外竟”。[34]

卷一百六十一第二十葉一行，“薛瓚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貧”改“貪”。按宋本《史記》三家注作“貪”。[35]

卷一百八十四第三葉八行，“劉政會及武城崔善□、太原張道源爲户曹”，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胡本作“崔善爲”。按崔善爲《舊唐書》列傳卷一四一有傳，元本誤剜“爲”字，胡本校補是。

上舉三條，元本有脫誤，胡本校改可從。但胡本誤校者亦不在少數，主事者往往據明代吳、陳二刻改字，去取每有不當，又有明本不誤胡本反誤者。熊羅宿指胡本“名翻元，實雜明刊，可謂駮而不純矣”[36]，其說良是。

卷二百六十二第二十五葉後五行，“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行，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陳本同，吳本“不行”作“不能”。胡本從吳，標點本誤同胡本（第十八册八五五四頁）。熊羅宿校云：

元本‘而不能’作‘而不行’，‘行’字句絕。是（胡）刻校者誤連下讀，故臆改‘行’字爲‘能’，而不知其義已大反矣。胡注豈詈偓，偓豈有可詈哉！如此校書，真是粗心浮氣。[37]

一字之誤，導致句讀分歧，含意恰好相反：作“而不行”，可見胡三省對韓偓之讚賞；作“而不能”却有譏刺之意。陳垣復爲申論：

據此注是身之有憾於韓偓，此鄱陽胡氏覆刻元本臆改注文之誤也。王深寧晚歲自撰誌銘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圖者司空圖，偓即韓偓。吾始疑深寧與身之同境遇，深寧以偓自況，而身之對偓獨有微詞，苦思不得其旨，固不疑注之被妄改也。偶閱豐城熊氏校記，……乃恍然注之被改，而非身之果有憾於偓也。

鄱陽胡氏覆刻《通鑑》，主其事者爲顧千里，著名之校勘學者也，而紕謬若此。夫無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則有心校改，以不誤爲誤，而與原旨大相背馳，熊氏詆之，不亦宜乎！且陳仁錫評本不誤，而覆刻元本乃誤，不覩元刻，豈不以陳本爲誤耶！顧氏譏身之望文生義，不知身之望文生義，只著其說於注中，未嘗妄改原文也。顧君覆刻古籍，乃任意將原文臆改，以誤後學，何耶！事關尚論古人，不第校勘而已，故不惜詳爲之辯。[38]

按胡克家本之校勘雖以顧廣圻爲標榜，實則由三人合作完成，[39]其中某些錯誤陋可笑：

卷二百六十第三十葉四行，“方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頻有順動”，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順”改“傾”。胡本改作“傾”，標點本同胡本（第十八册八四九三頁）。熊校云：“按‘順動’猶云‘逆動’，文家惡斥言，往往以‘順’字代之，非譌文也。‘傾’字人所改，於義未協。”[40]

胡本之底本（早印乙本）不誤，校者不曉文意，據明本改錯，此誤與顧氏應有之校勘水準與底線明顯不符。陳氏以胡本專責顧氏，恐有過當。

清同治十年（1871）湖北崇文書局曾翻刻胡本，[41]俗稱“武昌局本”，行款仍舊，惟版心上方字數、下方刻工名未照刻。民國元年（1911）該本改換封面行世，號爲“重刊”，[42]實是一版重印。

六、張瑛、熊羅宿所持元本之印次

清光緒初年，常熟人張瑛撰《通鑑宋本校勘記》五卷、《元本校勘記》二卷（以下簡稱“張校”），以宋本、元本校胡克家本；民國八年（1919），豐城人熊羅宿撰《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四卷（以下簡稱“熊校”），以元本校胡克家本。弄清張、熊二人所持元本印次分别，有助於校記之理解。

（一）張瑛所持元本爲明弘治修補印本

據張校凡例：“校此書先元後宋，茲以校宋列前，校元列後”，[43]張氏先以“興文署元本”校胡本，元校既竣，再以宋本校胡本。檢讀該書，則眉目不清，《宋本校勘記》有校元，《元本校勘記》又有校宋條目。

張氏所據之元刻，據云“爲郡中文文肅、吾邑嚴太僕兩家校本”，[44]文文肅即文震孟，嚴太僕即嚴虞惇。上述元刻存世諸印本之第四種，有文彭、文元發、文震孟、文震亨手書題記，嚴虞惇、嚴鎏、嚴有禧手跋，即所謂文文肅、嚴太僕兩家校本。又此本有校者以墨筆描改，張校所引正與描改字相符：

卷三十三第三葉一行，“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同，文彭跋本校者改“耳”爲“得”。張校云：“‘耳’元作‘得’，屬下句”；[45]卷三十五第十八葉後九行，“謂呂后名他人子爲惠帝子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同，文彭跋本校者改“名”爲“謂”。張校云：“‘名’元作‘謂’”；[46]卷四十第二十八葉後八行，“賢曰：*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張校云：“‘聚’元作‘縣’”；[47]卷一百十八第十四葉四行，“河西士民乃心晉室。蒙遜胡人，竊據其上”，張校云：“‘上’元作‘土’”。[48]以上所舉元本異文，實出文彭跋本，係後人手書校改。由是可知，張瑛所持之元刻即文彭跋本（明弘治修補印本）。

（二）熊羅宿所持元本爲明正德修補印本

熊校取“元興文署本”與胡克家本對勘，所據胡刻爲初印本。熊校較張瑛詳密，不僅列出胡刻與元本的文字異同，即二者局部之形式差别也作交代，據此可推知該本之大致印次。

卷一百二十六第十葉後八行“帝使沈慶之徙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下，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有胡注云：“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明弘治修補印本以下脫失此注。熊校云：

“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元本無此十三字，凡空三格。不知此（胡）本於何校補，語甚無謂。按無注本自“帝使沈慶之”至“姑孰”計三十四字，另爲一條。上下自不合與他文連屬，空三格即豫爲之地。明人不達斯旨，修版時漫爲臆補。[49]

按劉宋元嘉間北魏南侵，文帝命大批流民南遷，胡注指出二事之因果關係，不能說無謂。以印本形態漸變觀，當是初印有剜補，後印脫落此注。據熊氏描述，此元刻“無此十三字，凡空三格”，形態略同明弘治修補印本，則其印次不早於弘治印本。

卷一百四十五第十七葉六行，“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明弘治修補印本如此，嘉靖元年修補印本“戍”作“成”（明補版）。清胡克家本作“城”。熊校云：

“遣長風城主”，元本“城”作“成”。無注本作“戍”。按“戍”字是。元本此葉似補刊，誤“戍”爲“成”。此（胡）本輒改“成”爲“城”，失之遠矣。[50]

按據此可知熊氏所據元本爲正德、嘉靖時修補印。

卷一百五十五第十二葉後五行，“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弘治印本“敝屣”上空一格（原版），嘉靖元年印本同（嘉靖元年補版）。吳本同，陳本删去空格。胡本“敝屣”上增“棄”字，[51]熊校云：“元本‘棄’字空缺。”[52]按熊氏凡遇元本補版例有說明，此葉不言補版，當屬原版。此葉嘉靖元年印本始有補版，該本刷印早於嘉靖。結合上條推斷，熊據元本當爲正德修補印本。

熊氏所持印本既晚出，其對身之文本原貌之判斷便有與事實不盡符者，試舉五例：

卷七十四第二十七葉八行，“言責望之甚大者”，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明弘治以下印本上“甚”字缺。熊校云：“元本‘甚’字空缺，於義爲長。”[53]實則胡克家所據早印乙本有“甚”，熊據正德印本脫失此字。

卷九十一第七葉四行，“史言張賓有大臣之節，所以膺石勒之體貌”，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胡本作“大”。熊校云：“元本‘大’作‘人’，按‘人’字義長。”[54]實則元刻明弘治以下印本“大”字橫筆模糊，似“人”，身之注原作“大臣之節”。

卷二百十八第二十二葉一行，“安化縣本隋之弘化縣，天寶元年更名”，熊校云：

元本“之弘化”三字缺。按《元和郡縣志》（關内道三），順化縣本漢郁郅縣，隋開皇十六年於州城西南一里置合水縣。天寶元年改爲弘化縣。據此，是唐安化縣本隋之合水縣，非弘化也。胡注于地理攷核甚精，不容有誤，缺處當是“之合水”三字。[55]

按元刻初印本此處作“之弘化”，早印乙本缺。

卷二百二十第十二葉後一行，“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熊校云：

元本“曲李吉甫”四字缺。是（胡）刻以意校補，於義未協，俟攷。按此葉（陰每行末六字）元本缺，是（胡）刻所補皆以意爲之也。[56]

按此卷第十二葉，元刻早印乙本與熊見本狀況略同，初印本文字完好，與胡本文字盡符。

卷二百十第十六葉後一行，“西起秦、隴”，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隴”誤“龍”（補版）；後二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一”字留白（補版）。胡本“隴”不誤“龍”，“一”字不缺。熊氏稱“一”字義不當有，胡本意補。[57]按胡本校改與元刻初印本正合，當有所據，並非意補。

七、從元本文字流變看標點本之脫誤

中華書局標點本書據清胡克家本爲底本，校勘上雖有提升，缺陷仍舊存在。熊羅宿曾校出元刻本與胡本異同，是《通鑑》整理組很重要的取資。但整理者没有條件系統地取對元刻諸印本，也就無法正確理解、更無法充分合理地利用熊校。另外，由於熊氏所據元本印次較晚，其校記必然有一些遺漏。筆者今以元刻初印本爲底本，對勘諸本，參考熊校，列出標點本脫誤一百〇八例。試分述如下：

圖2 元刻初印本《通鑑》胡注卷一七五末胡三省題識

（一）元刻初印本的佳處與標點本之改進

胡克家所據元本雖屬早印，若與元刻初印本相較，則不得不遜而居乙。檢對元刻初印本，則標點本某些疑問煥然冰釋，其證有三：

1.元刻初印本卷尾有胡三省識語題詩，可爲身之先生晚年生平提供新資料

初印本各卷後附刊身之先生識語三十四條，又題詩一首。早印本已削去，僅留二條。（“訖。”“八月壬午起寫，甲申徹卷。”）弘治、正德、嘉靖元年修補印本有，胡本無之。當是原有此條，胡克家不明所以而去之。標點本同胡本。

按胡三省自序計事止於乙酉年（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識語爲作者之編纂實録，起壬午年（至元十九年）四月癸丑（二十四日），訖壬辰年（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庚辰（一日），卷第一百七十一末先生識語，記述編纂過程尤詳。後來傳本既削去，讀者即無從得知原委。考其記事，多不載他書。間有一二重合，[58]亦得自傳聞，叙述簡略，不能如識語之詳明確切。

身之先生《宋史》、《元史》無傳。民國初年，柯劭忞《新元史》始爲補撰一傳，附卷二三四《儒林上》馬端臨傳後，僅五十三字，所據即身之《通鑑注自序》，[59]記事不過乙酉年。元刻初印本獨有之識語、題詩可彌補以上缺憾。

2.元刻初印本與早印乙本（胡本）有文字差異，可助校勘異文

元刻初印本與早印乙本文字不盡同，舉例如下：

001.卷二第二十三葉後三行，“《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作“二十里”，吳本、陳本、胡本同早印乙本。按《史記》三家注宋本有此條，作“三十里”，[60]元刻初印本是。標點本同胡本作“二十里”（第一册六八頁）。

002.卷五第二十六葉後十行，“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夾注“養，羊尚翻”下，元刻初印本作“下養上爲養”。早印甲本、乙本作“後養上爲養同”，吳本、陳本、胡本同早印本。據身之注音體例，元刻初印本是。標點本同胡本（第一册一八一頁）。

3.元刻初印本文字清晰，可補正早印乙本（胡本）之脫誤

元刻本刊版時多有文字修訂，初印本已經挖改拼補。早印乙本刷印時拼補内容局部脫落，導致缺文，胡本沿襲。今得元刻初印本，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其佳處有數端：

甲，早印乙本文字脫落，胡本仍之，元刻初印本文字完足：

003.卷八十五第三葉後七行，“劉昫曰：義陽本漢平氏縣之義陽鄉。魏文帝黃初中，分立義陽縣，盖治石城；後分南陽郡立義陽郡，治安昌城，領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春五縣，唐爲申州，今爲信陽軍”，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唐爲”以下缺，胡本缺字同。標點本據《舊唐書》補作“唐爲〔申州義陽縣〕”（第六册二六八〇頁）。

004.卷一百三十三第九葉三行，“中都大官，即内都大官也。子推景穆帝之子。斷，丁亂翻。好，呼到翻。沈，持林翻”，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内都大官也子推景”八字、“好呼到翻”四字缺，胡本脫字同。標點本作“中都大官即□□□□□穆帝之子。斷，丁亂翻。沈，持林翻”（第九册四一六五頁），脫字略同胡本，以空格數計，似缺五字，實則此條脫失十二字。

005.卷二百八十六第六葉後九行，“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條下有《考異》：“《周太祖實録》：‘聿撚’作‘聿涅’。今從《陷蕃記》”，孔本《考異》止此。[61]此句下元刻初印本有胡注云：“余觀今北方之人，其言語其名稱多是有其聲無其字，華人隨其聲以字書之，初無意义，‘聿撚’即‘聿涅’，語有輕重，字亦隨異耳。壻音細。”按此條蓋胡注，早印乙本無之。胡本無之，標點本同胡本（第二十册九三三三頁）。

006.卷二百九十四第十七葉七行，“《國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國”字挖空。吳本、陳本、胡本作“□朝”，標點本補作“五朝”（第二十册九五九五頁）。熊校云：“按《宋史·藝文志》有張從祖《國朝會要》，空處當是‘國’字。”[62]

乙，早印乙本文字脫落，胡本據後出傳本填改，初印本文字完足：

007.卷一第十葉九行，“宋祁曰：浚，蘇俊翻；醮，子召翻；余謂浚讀當從宋音”，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甲本、乙本（原版）“如”字挖空，正德九年補版改作“當如宋音”，胡本改爲“當如宋音”，標點本同胡本（第一册一一頁）。

008.卷四第二十八葉一行，“宋白曰：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今辰、、溆、獎、溪、灃、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原版）上“”字缺，吳本、陳本“”作“州”。胡本作“州”，標點本作“辰州溆、獎、溪、灃、朗、施八州”（第一册一四六頁），所舉實缺一州。《元和郡縣圖志·黔州》作“今辰、、溆、獎、溪、灃、朗、施等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63]此處蓋身之先生引宋白《續通典》，宋白引《元和郡縣圖志》語。作“”字是。

丙，早印乙本有文字脫落，胡本模擬填充，初印本文字完足：

009.卷九十三第二十七葉後三行，“雷池，即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水經注》：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南通大雷。一曰雷池，謂大雷口、池口也。二口對岸，大雷口在江北舒州界，池口在江南池州界”，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二”字以下缺。胡本據《水經注》通行本補作“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64]標點本同胡本，括注“（原缺十八字）”（第七册二九四六頁），今查胡本實缺三十二字。

010.卷一百十九第一葉後一行，“永初元年春，正月，己亥，魏主還宮”夾注：“晉有天下，《通鑑》於魏主率兼書名；是年，宋受禪，即書魏主而不名，南北敵體，無所輕重也。後放此”，元刻初印本如此，明弘治遞修印本以下此行全脫。“即書”以下十九字，胡本作“始改書用列國之例”。“今從《十六國春秋》”，元刻初印本如此，胡本“今從”下增入“崔鴻”。標點本同胡本（第八册三七三二頁）。

按此條屬“書封爵禪位例”，[65]並非“書列國例”，胡本意改。

（二）胡克家本之脫誤與標點本之缺陷

胡刻並非元刻底本之忠實翻版，往往有援引明刻而致誤者，試舉如下：

1.胡刻繼承吳本、陳本的共同訛誤，標點本沿襲錯誤

011.卷五十八第十九葉後十行，“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解”字缺，吳本意填“止”字，陳本作“止”。胡克家據明刻改爲“止”，標點本誤作“止”（第五册一八七九頁）。

012.卷八十八第二十五葉後一行，“宋白曰：慈州文城縣本漢北屈縣地”，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漫漶，“文”字稍近“夾”，吳本、陳本遂作“夾城縣”，胡本同。按《舊唐書·地理志》載慈州領五縣，爲吉昌、文城、昌寧、呂香、仵城，[66]無“夾城縣”。元刻初印本是。標點本作“夾城縣”（第六册二八〇〇頁）。

013.卷一百六十二第十葉後九行，“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對”字缺，吳本、陳本填作“確”。胡本作“確”，標點本從胡（第十一册五〇〇九頁）。

014.卷一百六十四第十二葉後十行，“《五代志》：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爲南趙郡，改州爲趙州。定州，治中山。”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廣阿”之“阿”字缺，“改州爲趙州”僅留末“州”字。吳本、陳本“廣阿”誤“廣同”，“改州爲趙州。定州，治中山”誤作“改殷州爲定州，治中山。”胡本據明本補字，標點本又沿襲胡本（第十一册五〇七二頁）。按此條正文：“九月，癸巳，齊主如趙、定二州”，胡三省分注趙、定二州，“定州，治中山”自屬定州之注。吳本、陳本乃以意補“殷州爲”，將两注合而爲一，未免輕率。本書卷一百七十五，太建十三年（581）“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句下胡注，文字與此正同，[67]可以互證。

015.同卷第二十七葉後八行，“杜佑曰：‘湖州長城縣，吳王闔閭遣弟夫槩築城，狹而長，晉武帝因以爲名。’今爲□□縣”，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因以爲名。今爲□□縣”缺，吳本、陳本于“晉武帝”下以意補入“太康三年置”五字，非是。胡本從明本，標點本同作“晉武帝太康三年置”（第十一册五〇八八頁）。按杜佑語見《通典》卷一八二，止于“因以爲名”，[68]“今爲□□縣”係身之自注，作者一時未及檢得，留白待刻耳。

016.卷一百六十七第三十三葉一行，“以其狂暴，故哭而不哀”，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狂”字缺，吳本、陳本補作“殘”。胡本從明本，標點本作“殘暴”（第十一册五一九一頁）。按齊顯祖高洋後期精神失常，《北齊書》稱其“沉酗既久，彌以狂惑”；[69]本書卷一六六敬帝太平元年（556）稱其“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70]元本作“狂暴”是。

017.卷一百六十九第二十七葉五行，“袁盎事見中二年”，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中”誤“十”。胡本同明本，標點本作“十二年”（第十二册五二五六頁）。按此胡氏不檢原書，據明本意改。

018.卷一百七十第二十五葉後七行，“俗語訛以‘修’爲‘長秋’耳”，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秋”前空一格，當是誤刻后去。吳本、陳本以意填入“長”字。胡本同明本，標點本作“長秋”（第十二册五二九〇頁）。

019.卷一百七十五第十五葉後九行，“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訪”字缺，吳本、陳本填作“咨”。胡本同明本，標點本作“咨”（第十二册五四四八頁）。

020.卷一百九十三第十二葉後三行，“南舂桑、迷桑等羌”，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舂”誤“春”。胡本作“春”，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三册六〇六八頁）。

021.卷二百二第三葉五行，“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宮。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吐蕃”下空一格，當是誤刻後剜去。吳本、陳本移空格于“吐”字上。胡本同明本，標點本遂將原文一條分爲二條（第十四册六三六八頁）。熊校已指其非。[71]

022.卷二百九第二十六葉後六行，“史言隆基有大决”，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决”字模糊，吳本、陳本“决”作“畧”，胡本作“略”，標點本同胡本（第十四册六六四四頁）。

023.卷二百十二第三葉後六行，“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以下皆再拜”，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主賓”下空一格，吳本、陳本補入“介”字。胡本同明本，標點本作“主、賓、介以下皆再拜”（第十四册六七三四頁）。

024.同卷第十七葉後十行，“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户，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子”，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弘治修補印本“地子”缺。吳本、陳本改作“地租”。胡本從明本，標點本作“地租”（第十四册六七四九頁）。熊校云：“元本‘租’作‘子’，與《新書·食貨志》合。此（胡）本意改‘租’字，謬妄可惡。”[72]

025.卷二百十四第三十四葉二行“監，古銜翻”，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明前期補版）“銜”作墨等，吳本、陳本作“古莧翻”；第三行“許敬宗以姦回致位公輔”，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明前期補版）“回”字作墨等，吳本、陳本作“姦佞”。以上二處，胡本據吳本、陳本添改。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五册六八四一頁）。

026.卷二百二十三第二十一葉四行，“自今已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爲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文”，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填入“五”字，胡本從明本，標點本作“徵三十五文”（第十五册七一六六頁）。

027.卷二百二十五第三葉五行，“朱泚之來長安，士民以爲差事”，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差事”作“美事”。胡本據明刻改“美事”。熊校云：“按《集韻》，差，丑嫁切，異也。……是（胡）刻顧悍然改作‘美事’，謬哉！”[73]按此條事在唐代宗大曆九年（七七四）九月，彼時河朔藩镇阻兵不朝，盧龍節度使朱泚之入京，被認爲是與常態不符的異事，故“士民觀者如堵”。元本作“差事”，當是。標點本作“美事”（第十五册七二二七頁）。

028.卷二百二十九第十七葉後九行，“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爲職方郎中。”胡注：“祠部，屬禮部，掌祠祀。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比考功爲清要。”元刻初印本“爲清要”上空二格，當是誤刻後剜去，早印乙本同。吳本於空格填入“職方”，陳本同。按此注針對陸贄官，與吳通微無涉，不當有“職方”。胡本據明刻妄增，標點本遂有“職方”二字（第十六册七三八五頁）。

029.卷二百三十七第二十一葉後四行，“普寧郡主”，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主”上挖空一格，吳本、陳本填入“公”字。胡本據明刻補字，標點本作“普寧郡公主”（第十六册七六四七頁）。

030.卷二百四十一第五葉後十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此葉缺失，明弘治修補印本“數道兵”三字缺，吳本、陳本誤補爲“數道比”。胡本據明刻補字，標點本同胡本，作“弘正已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第十七册七七六六頁），因誤而影响標點位置。

031.卷二百四十四第五葉三行，“（韋）處仁尚穆宗女藝豐公主”，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局部有明代補版，“藝”字脫失，吳本、陳本意補“新”字。胡本據明刻改，標點本作“新豐公主”（第十七册七八六六頁）。按《新唐書》卷八十三列穆宗八女，“長女義豐公主，武貴妃所生。下嫁韋處仁”，[74]作“新”字非是。熊校云：“《唐書》記載甚明，胡乃不一檢尋，任情捏造，如此校刊古書，豈不令人噴嚏耶！”。[75]

032.卷二百五十四第十葉九行，“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交結之素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交”字缺。吳本、陳本以意填作“有”，胡本據改，標點本作“恩義有結”（第十七册八二四三頁）。

033.卷二百八十七第二十一葉二行，“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顧憚，遂大掠，逞其忿而去”，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顧”字缺。吳本、陳本填作“所憚”，胡本據改，標點本作“所憚”（第二十册九三七八頁）。

034.卷二百八十八第二十葉四行，“史言拓跋據銀、夏，漸以彊桀，遂成宋朝繼遷之叛”，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彊”字缺。吳本、陳本填作“驁桀”，胡本據改，標點本作“驁桀”（第二十册九四〇七頁）。

035.卷二百九十四第二十五葉後四行，“歐《史》曰：皇朝乾德二年”，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皇”字缺。吳本、陳本作“本朝”，胡本據改，標點本作“本朝”（第二十册九六〇四頁）。

2.吳本、陳本文字有别，胡刻取其中較壞的文字改入，標點本沿襲錯誤

036.卷四第二十七葉六行，“厲，嚴厲也。勉厲也，奮厲也，振厲也，是三者有修飾振起之意”，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飾”改“飭”。胡本從陳，標點本作“修飭”（第一册一四五頁）。按標點本卷四十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下有胡注云：“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第三册一三七三頁），與此條出處同源。元本作“飾”是。

037.卷七第三葉二行，“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應”字缺（明前期補版）。吳本作“應”，陳本作“良”。胡本從陳作“即良鄉”，標點本作“即良鄉”（第一册二二九頁）。按此司馬貞《索隱》，《史記》三家注宋本作“即應鄉”是。[76]

038.卷七第五葉後八行，“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計功，因名其山曰會稽”，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計”字缺，吳本作“紀功”，陳本作“有功”，當是二家所據底本“計”字缺失，各自以意補足。胡本據陳本作“有功”，標點本作“有功”（第一册二三二頁）。按此出《史記·夏本紀》，原作“紀功”。[77]

039.卷四十三第二十葉三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于置封溪、望海二縣”，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西于”作“西里”。胡本從陳，熊校云：“‘西于’縣名，事出《馬援傳》。此誤改。”[78]按熊說是，《後漢書·馬援傳》此事下有章懷太子注云：“西于縣屬交址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79]標點本誤作“西里”（第三册一三九二頁）。

040.卷四十八第二葉一行，“鴻引二事以指言外戚之禍”，“二”字元刻初印本有，早印乙本缺。吳本作“其”，陳本作“此”。胡本依陳作“此事”，標點本同作“此事”（第四册一五三二頁）。按此條正文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實引二事，作“二”字是。熊校云：“是（胡）刻意補‘此’字，不關諸呂擅權，非是。”[80]

041.卷六十二第十二葉後六行，“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使令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爲名”，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使令”脱失。[81]吳本作“使令”，陳本改“警至”。胡本從陳，標點本作“警至”（第五册一九九一頁）。

042.卷七十第十六葉八行，“渦水東逕譙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作“淮陰縣”。胡本從陳，標點本作“淮陰縣”（第五册二二二五頁）。此句見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三“陰溝水”，各本作“淮陵縣”，元本是。

043.卷八十八第二十五葉後六行，“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陳本同，吳本“會除”作“會於”。胡本作“會於”，標點本作“會於”（第六册二八〇〇頁）。按《左傳·昭公十三年》“令諸侯日中造于除”注“除地爲壇，盟會處。”[82]愍帝身處孤危，既詔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兩人均按兵不動。愍帝又遣使催促，用“會除”，即希望對方來盟會，是有求於睿之宛轉表達，用“會於”則無此意。《晉書》原文作“會除”，[83]元本是。

044.卷九十八第一葉後四行，“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愎”下空一格，當是誤刻後挖去。陳本删去空格，吳本改□爲“乃”。胡本從吳，標點本同胡本作“乃”（第七册三〇八一頁）。

045.卷一百一第十六葉一行，“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使持節，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爲使持節，爲大將軍”八字，元刻初印本“爲使”、“大將”擠刻，早印乙本八字缺，吳本、陳本有此八字。胡本作“爲大將軍”，脫四字，標點本同胡本（第七册三一九五頁）。

046.卷一百二十第六葉四行，“伊、霍以至公血處之，而《師春》所紀有異於《書》，盖不滿於伊尹、霍光僅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族”，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滿”字脫失，吳本作“滿”，陳本作“羨”。胡本從陳，標點本作“羨”（第八册三七六九頁）。按此條作“不羨”與上文意不合，作“不滿”是。

047.卷一百二十八第一葉九行，“上既平元凶之亂，依古制即位踰年而後改元。孝建者，言以大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古制即”、“言以大”六字脫失。吳本六字空缺，陳本“古制即”作“故事即”，“言以大”作“蓋欲以”。胡本從陳，標點本作“故事即”、“蓋欲以”（第九册四〇一〇頁）。

048.卷一百四十五第十八葉七行，“休下，謂休假下直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正德印本始作“休偃”（補版）。吳本作“休偃”，陳本作“休假”。按此言梁武帝天監二年（503），徐勉、周捨勤勉，常留省内，罕得休假。“休偃”雖有休假意，顯係後出者意改，陳本是。胡本從吳，標點本作“休偃”（第十册四五三〇頁）。

049.卷一百七十六第九葉二行，“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後又置豐州。”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同，吳本同，陳本于“建安郡”下增“界”字。胡本從陳作“建安郡界”，標點本同（第十二册五四八〇頁）。

050.卷一百八十三第二十八葉後二行，“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我”字缺。吳本作“我”，陳本意補作“吾”。胡本從陳，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二册五七三〇頁）。

051.同卷第三十四葉九行，“會密爲流矢所中，〔所中，竹仲翻。〕尚卧營中”，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矢”下“卧”上缺，“竹”、“翻”二字犹存下半。吳本削去音注，陳本亦無音注，正文增入“尚”字。胡本從陳。熊校云：“無注本及各本《紀事本末》均無‘尚’字，（胡本）何謬妄乃爾！”[84]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二册五七三五頁）。

052.卷二百二十三第十五葉一行，“分劍南爲東、西川”，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川”字缺。陳本填作“川”，吳本填作“道”。胡本從吳，標點本作“道”（第十五册七一五九頁）。

053.同卷第二十五葉二行，“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同，陳本同，吳本“求”作“來”。胡本從吳，標點本作“來”（第十五册七一七〇頁）。按宋杭本《考異》作“求”。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柳集宋本作“求”，[85]大將焦令諶無視天災，催逼地租。段秀實委婉溝通，不料對方竟將痛毆垂死之農者抬回示威。用“求”字，段之放低姿態，焦之驕橫強梁，儼然如在目前；用“來”字甚無味。

054.卷二百二十四第十六葉後十行，“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阨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元刻初印本如此，與《藝文類聚》卷四所引合。[86]早印乙本“十五日”、“母現在”字迹漫漶。吳本“十五日”補作“望日”，陳本同；“現在父母”，吳本删去，陳本補作“及父母”。胡本從吳，標點本作“望日”，無“現在父母”四字（第十五册七二一〇頁）。

055.卷二百三十三第十葉四行，“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右膊”，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與《大唐六典》卷十七所引合。[87]吳本同，陳本“春”誤“脊”。胡本“春”誤“脊”，又“二”誤“三”。標點本作“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右膊”（第十六册七五〇四頁），因誤而將“脊”（春）字屬下讀。

056.卷二百三十六第五葉三行，“按《郡國志》，漢源縣有離□*，蜀守李冰所鑿”，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與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七所引合。吳本同，陳本意補“山”字。胡本從陳，標點本作“離山*”（第十六册七五九八頁）。

057.同卷第十一葉八行，“今從《順宗録》及《新傳》”與“‘字’當作‘事’”句間以“○”分隔。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改“按”。胡本從陳，標點本作“按”（第十六册七六〇五頁）。熊校云：“檢嘉靖本《攷異》，無“字當作事”句，蓋四字爲胡氏校語，故以一□（當作○）間隔之。今改□作“按”，不復辨爲胡氏語，則義不可通矣。”[88]

058.卷二百四十四第三十葉五行，“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叨”改“勿”。胡本從陳，標點本作“勿居其位”（第十七册七八九二頁）。按杜牧《注孫子序》文作“叨居其位”。[89]

059.卷二百四十六第七葉後十行，“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於“吐蕃”上意增“按”字。胡本從陳，標點本有“按”字（第十七册七九三八頁）。

060.同卷第十七葉七行，“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爲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爲吳州，又以其地於天文爲婺女之分，改婺州。京師東南四千七十三里”，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又以”、“十三”缺。吳本“又以”、“十三”作空格；陳本于“又以”處删去空格，“十三”處妄添“百”字。胡本從陳，標點本上脫“又”字，下誤作“四千七百里”（第十七册七九四八頁）。

3.胡本獨誤，標點本沿襲錯誤

061.卷十一第四葉後四行，“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己”，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項羽先是”改“已是”，標點本作“已是”（第一册三五三頁）。

062.同卷第十二葉後十行，“漢漕關東之粟，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粟”誤“時”，標點本作“時”（第一册三六二頁）。

063.卷二十一第二十六葉四行，“戾傳註是”，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註”作“說”，標點本作“說”（第二册七〇九頁）。按此條上文有“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云云，當以“註”字爲是。

064.卷三十七第二十九葉後一行，“鳳皇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非虛言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翔”誤“翻”，標點本作“翻”（第三册一二〇〇頁）。

065.卷四十七第五葉後九行，“（竇憲）對曰：‘禮有往來。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有”作“存”，標點本作“存”（第四册一五〇六頁）。按此句出袁宏《後漢紀》，作“有”，[90]元本是。

066.卷四十八第十二葉後八行，“子哀王崇立，尋薨”，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薨”字缺，吳本、陳本作“薨”。胡本“薨”作“死”，標點本作“死”（第四册一五四四頁）。

067.卷五十一第二十四葉後八行，“言若附同雄言而駮議者異，則朝政爲不便重；若與駮議者同而以雄言爲非，則上已從雄言而行之矣”，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不便”作“不重”，標點本作“不重”（第四册一六六〇頁）。按此注之正文爲“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當以“不便”爲是。

068.卷五十四第十七葉後二行，“種傳又云：‘衛羽爲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作“三十”，標點本作“三十”（第四册一七五三頁）。按此條正文云：“時泰山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無忌既爲泰山，其從者必眾，若黨与僅三十人，何至令州郡官員無所措手？當以“三千”爲是。

069.卷五十八第八葉一行，“《姓譜》：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高”誤“尚”。按子平高士，非僻典，[91]元本是。標點本作“後漢有尚士、尚子平”（第五册一八六七頁），從胡而點成破句，似子平之外另有一名爲尚士者。

070.卷七十第十六葉後十行，“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填”作“鎮”，標點本作“鎮”（第五册二二二六頁）。

071.卷七十一第十二葉後九行，“覆，審校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校”作“救”，標點本作“救”（第五册二二五一頁）。

072.卷七十二第二十葉八行，“謂稱臣以誘吳使使前”，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使前”作“同前”，標點本作“同前”（第五册二二八六頁）。

073.卷七十六第十六葉三行，“《晉志》，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志”作“有”，標點本作“有”（第六册二四一六頁）。

074.卷一百第二十三葉三行，“河、汾之間有銅川，其民遇亂，築壘壁以自守，因曰銅壁”，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壘壁”刻作“銅壁”，可爲一笑，標點本同胡本（第七册三一六七頁）。

075.卷一百五第五葉後一行，“或言今廟食于此山者，乃左吳、朱驕、伍被、雷被等八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八公爲仙，誕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誕”作“誤”，標點本作“誤”（第七册三三一一頁）。

076.卷一百二十八第二十七葉後一行，“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祿位，人以爲諂；王僧達抗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爲躁。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蓋必有道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躁”上空一格，吳本同，陳本删去空格。胡本填入“褊”字，標點本作“褊躁”（第九册四〇三八頁）。熊校云：“人以爲躁”與上“人以爲諂”句對，胡本增字，非。[92]

077.卷一百四十第九葉九行，“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上“英”改“兵”，標點本作“兵”（第十册四三八二頁）。按宋无注本作“英”，元本是。

078.同卷第二十四葉後十行，“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來降”，元刻初印本作“來降”（原版），早印乙本同（明補版），吳本、陳本同。胡本“來”作“求”，標點本作“求降”（第十册四三九八頁）。

079.卷一百四十八第八葉一行，“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按“端右”係尚書令别稱。[93]上文云：“（胡）太后既親政，乃解（于）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經此一問，胡太后始去于忠尚書令職。胡本改“端右”爲“端揆”，含義有别，且失原貌。標點本作“端揆”（第十册四六一八頁）。

080.卷一百六十三第八葉九行，“其眾祕不發喪，奉範弟安南恬爲主，有眾數千人”，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其”作“範”，標點本從胡（第十一册五〇四一頁）。按宋無注本作“其”，元本是。

081.卷一百六十八第十六葉六行，“敦乃别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牽”作“率”，標點本誤從胡（第十一册五二〇九頁）。按明孔天胤本作“牽”，[94]元本是。

082.卷一百六十九第九葉後四行，“《唐六典》曰：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府”誤“新”，標點本從胡（第十二册五二三六頁）。按《唐六典》作“府”，[95]元本是。

083.卷一百七十第十三葉三行，“《五代志》：扶風郡雍縣有岐陽宮”，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志扶風”三字缺，吳本、陳本補“志扶風”三字。胡本“扶風”誤作“太原”，標點本作“太原”（第十二册五二七五頁）。按雍縣與太原郡無關，作“扶風”是。

084.卷一百七十八第十三葉四行，“《水經》曰：河水過砥柱間”，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間”誤“門”。按《水經》原文作“間”，[96]元本是。標點本從胡，更于“砥柱門”三字下畫專名線（第十二册五五四九頁），實則無此地名。

085.卷一百八十二第十八葉七行，“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益之後”，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同，吳本、陳本同。胡本“嬴”作“費”，標點本作“費”（第十二册五六八五頁）。熊校云：“元本是。此（胡）本校者不知氏姓之學，循文意改，殊屬可惜。”[97]

086.卷一百八十三第十九葉後七行，“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西”字缺。吳本、陳本作“西”。胡本意補作“而”，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二册五七二一頁）。

087.同卷第二十五葉後五行，“《考異》曰：《略記》，三月辛未，密遣孟讓將二千餘人夜入都郭，燒豐都市，比曉而去”，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作“二千餘人”，吳本、陳本同。胡本作“二十餘人”，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二册五七二七頁）。

088.卷一百八十六第二十一葉一行，“崔暹事齊高氏父子，以不畏強禦用”，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用”作“稱”，標點本作“稱”（第十三册五八二六頁），雖文意可通，而偏離身之原意。

089.卷一百八十九第三十四葉三行，“永年縣令程名振見武通狼狽走出，馳馬向縣取家口”，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作“馳馬”，吳本、陳本同。胡本作“騎馬”，標點本作“騎馬”（第十三册五九四〇頁）。

090.卷一百九十第十五葉一行，“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胡注云：“事見一百八十三卷隋義寧元年”，元刻初印本作“八十三”，早印乙本“三”字筆劃缺損，僅存末筆。吳本、陳本作“八十二”。胡本誤作“八十一”，標點本作“八十一”（第十三册五九五七頁）。

091.同卷第三十五葉後一行，“《水經注》：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禹貢》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即水”改“湖水”，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三册五九八〇頁）。按此出酈《注》卷三十五，“即”字戴震以爲衍，[98]而身之所見酈《注》宋元本有“即”字，明清版本亦多有之，[99]胡本妄改“湖”字，標點本因誤而誤，更於“湖水”下加專名線。

092.卷一百九十三第十三葉四行，“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句檢之最”，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句”誤作“司”，標點本作“司”（第十三册六〇六九頁）。按此注内容出《唐六典》卷二，作“句”，[100]又見《舊唐書》卷四三，[101]作“勾”。

093.卷一百九十七第十葉三行，“陛下姑爲之隱忍”，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姑”字缺，吳本、陳本作“姑”。胡本誤作“少”，標點本從胡（第十三册六二〇二頁）。按宋無注本作“姑”，元本是。

094.卷二百第二十四葉後十行，“陪門財者，女家門望素高，而議姻之家非耦，令其納財以陪門望”，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素高”誤“未高”，與身之注原意相反。標點本作“未高”（第十四册六三一八頁）。

095.卷二百二第十九葉後五行，“《左傳》：晉、楚遇於鄢陵，楚大夫養由基、潘黨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楚共王曰：‘君有二臣，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楚師敗績”，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作“敗績”，吳本、陳本同。胡本删去“績”字，標點本作“楚師敗”（第十四册六三八七頁）。

096.卷二百四第一葉九行，“睿宗時爲帝，故成美等皆稱皇子”，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作“皆稱”，吳本、陳本同。胡本作“皆爲”，標點本同胡本（第十四册六四四三頁）。

097.同卷第四葉一行，“儋州，舊儋耳郡”，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同（補抄）。吳本、陳本同。胡本“郡”作“縣”，標點本同胡本（第十四册六四四六頁）。

098.卷二百九第二十二葉後二行，“常有雲龍之祥”，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祥”誤“謂”，標點本同胡本（第十四册六六四〇頁）。

099.卷二百十七第三十五葉十行，“眾以爲萼年少輕慮”，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慮”字缺失下半，吳本、陳本作“慮”。胡本作“虜”，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五册六九五八頁）。按宋無注本作“慮”，元本是。

100.卷二百三十七第二十葉後十行，“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欲”作“以”，標點本作“以”（第十六册七六四六頁）。按宋無注本作“欲”，孔平仲《續世說·言語》引作“欲”，[102]元本是。

101.卷二百五十五第十葉後八行，“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排蠻户遠，出箐鳥巢孤。’”，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一聯”誤作“二聯”，標點本作“二聯”（第十八册八二七九頁）。按此處引詩爲一聯，元本是。

102.卷二百七十一第十葉後五行，“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爲逆”，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爲”字缺，吳本、陳本“爲逆”作“叛逆”，胡本作“弒逆”；後六行，“斬希蒙首，抵於前”，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抵”字缺，吳本、陳本“抵於前”作“投於前”，胡本作“訴於前”；後十行，“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之”字缺，吳本、陳本作“之”。胡本作“册”，標點本從胡（第十九册八八六〇頁）。

103.卷二百七十五第二十一葉後十行，“史因賜告身，又言當時除授之濫”，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又”作“文”，標點本此句作“史因賜告身文，言當時除授之濫”（第十九册八九六一頁），因誤而使逗號屬下。

104.卷二百七十七第十八葉八行，“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峰如蓮花，改爲九華”，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九峰”之“九”字模糊。吳本、陳本作“九”。胡本改作“其”。按此注蓋出《太平寰宇記》，[103]元本作“九峰”是。標點本作“其峰”（第十九册九〇五七頁）。

105.卷二百八十二第三葉四行，“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册使閩，今乃至福唐”，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福唐”改“福州”，標點本作“福州”（第十九册九一九九頁）。熊校云：“元本‘州’誤‘唐’。”[104]按自唐末王審知入福州，已有福唐郡之設置，五代宋人往往以福唐指代福州。胡本蓋以正文“盧損至福州”改注，非是。

106.卷二百八十四第九葉後七行，“禁直學士，學士之入直禁中者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陳本同。胡本“禁中”改“禁地”，非是。標點本同胡本（第十九册九二七四頁）。

107.卷二百八十七第十六葉十六行，“改恒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元刻初印本如此，早印乙本“三卷”二字缺，吳本作“二百八十卷”，陳本作“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在第二百八十三卷，吳本誤。胡本從吳，標點本同胡本（第二十册九三七三頁）。

108.卷二百八十九第二十葉後七行，“又王文考《靈光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蕖。’蓋爲方井而畫藻其上也”，元刻初印本、早印乙本如此，吳本同，陳本作“荷渠”。胡本作“荷藻”，標點本同胡本（第二十册九四三八頁）。按王《賦》本作“荷蕖”，[105]元本是。

上列一百〇八例及此前提及之數例，標點本第一版均有脫誤，可據元刻初印本改訂。鑒於標點本不斷重印，常有挖改，筆者又核對了第二版，[106]結果以上脫誤依然存在。本文所舉尚有挂漏，並非全豹，另身之先生注音，標點本沿胡本之誤不少，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備舉。

胡克家刻本行世後不斷被翻印，該系統的本子在閱讀市場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明刊二本逐漸乏人問津。中華書局標點本以胡克家本爲底本，可以說二者又互相鞏固了彼此的權威身份。1956年6月標點本正式出版後，中華書局在七十年代重印時，曾根據吕叔湘等先生的意見，對其中標點瑕疵作過集中修訂。此後雖陸續小有修改，未曾動搖根本。這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標點本的主要問題僅在於整理者復校、統稿環節的個别疏忽。但上舉諸例提醒我們，標點本可能在整理工作的第一步——即底本選擇環節——已出現偏差。如果這一推論成立，那麼標點本就有細緻檢討乃至重新點校之必要。

八、結語

本文通過對元刻現存印本實物的重新核查排次，初步梳理了其傳刻本的文字來源，並得出結論：胡克家所據底本由於印次稍晚，在元刻現存本序列中僅屬於較好的印本，却非最佳印本。胡克家本大致繼承這一底本，雖經學者精密校勘，仍無法根本改變其文字内容所具有的先天不足。胡克家翻本的存在，固然爲大眾提供了方便閱讀的本子，也對原刻初印本的價值形成某種遮蔽。中華書局標點本無疑是目前公認的高水準讀本，但其品質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遮蔽的負面影響。

標點本在學者中建立了良好口碑，其意義已從方便幹部閱讀的初始目的（政治性）轉向文史研究層面（學術性）。標點《通鑑》作爲我國第一個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由此確立了一系列規範、體例。[107]需要指出，《通鑑》標點者當時的選擇，曾受到現實政治的壓力，而章鈺手校本的存在又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幫手。因此，標點者所選定的工作方法，其實是特殊外在條件下的偶然結果，很難說具有普遍意義。但在此後中國的古籍整理實踐中，選用清代精刻本作底本成爲通行做法。相信前輩學者作此選擇，並不完全是條件所限，很可能有其成熟的考慮，且有若干被認爲成功的案例作爲背後支撑，而這些成功案例中必定包括《通鑑》胡注標點本。或許是歷史的誤解，使得一個原本屬於個案性質的經驗意外地被經典化，躍升爲示範性的工作方法。

令人高興的是，2019年11月8日，中華書局正式啟動修訂《資治通鑑》標點本工作，由復旦大學陳尚君、仇鹿鳴、唐雯等教授組成新點校組，並决定改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爲底本。從版本專業的角度判斷，這是極正確高明的選擇，能使後續工作事半功倍。以此爲基礎，遵循科學的校勘方法，假以時日，相信中國大陸會推出一個品質全面升級的《通鑑》點校本。

本文初稿2019年11月8日曾在中華書局主辦的“司馬光誕辰一千周年紀念暨標點本《資治通鑑》修訂工程啟動會議”上報告。此爲2020年4月30日第二稿，内容有補充。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曾得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仇鹿鳴教授提供材料並惠示意見；在版本查對方面，得到國家圖書館洪琰、首都圖書館史麗君、北京大學圖書館湯燕、天津圖書館張磊、南京圖書館周蓉、四川省圖書館杜桂英、何芳等各位古籍部師友鼎力支持。謹表謝忱。

本文發表于《文史》2020年第3期，此據作者原稿，引用請以該刊爲准。

[1]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年（1921）長洲章氏刻本。

[2]蔡美彪《〈資治通鑑〉標點工作回顧》：“《資治通鑑》的標點出版，是由毛澤東主席倡議和交辦的。1954年9月，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向吳晗說起標點《資治通鑑》事，要吳晗轉告范文瀾，組織一些人，在一兩年内標點出版，以供廣大幹部閱讀。”《書品》2008年第3期，第3頁。

[3]從標點參與者着手的時間判斷，他們在主觀上似乎並無作全面版本校勘的打算。蔡美彪《〈資治通鑑〉標點工作回顧》第5-6頁引《顧頡剛日記》：1954年11月8日第一次標點《通鑑》工作小組全體會議召開；11月15日，王崇武已交出《通鑑》標點稿兩卷。暄按：11月15日距離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僅一周。即便是專業人士，這一周時間全部用於《通鑑》的版本調查也是不夠的。

[4]《標點〈資治通鑑〉說明》第一頁夾注“因原刊本已不易購得，只好用胡刻本來代替。”《資治通鑑》標點本，中華書局，1956年6月第一版，1995年7月湖北第9次印本。第一版各次印本並不改變頁碼，故本文凡涉及標點本的册數頁次，以手边的第9次印本爲準。

[5]各館所藏此元刻或著録爲“元刻本”、“元刻明遞修本”、“元刻明弘治正德嘉靖遞修本”，其中不少印本顯然並未作過補版的仔細調查，未可盡信。

[6]盧慶輝《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資治通鑑〉研究述評（1986-2015）》，《歷史文獻研究》總第38辑，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79-387頁。

[7]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卷一《本朝篇》列舉此條，推測刻者“欲由‘我朝’改爲‘宋朝’而未去‘我’字。”中華書局，1962年，第13頁。

[8]見元本《資治通鑑》胡注影印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5月。

[9]版心不記補刊名氏。

[10]版心下或記刻工“蘇守易”。

[11]見《上海市古籍保護十年》中拙著全書“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第5頁。

[12]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七，收入《王國維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37頁。

[13] [日]尾崎康《上海圖書館藏宋元版解題》史部（二）《資治通鑑》胡注條記述甚詳，可參考。收入《斯道文庫論集》第三十二輯，1997年。

[14]早印乙本（即日本靜嘉堂藏本）書前有王磐序，係補抄。

[15]早印甲本（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書前刻有王磐序；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中早印部分或屬同一印次。

[16]胡克家本沿襲陳本之誤作“有過”，標點本同胡刻作“有過”（第一册三八六頁）。

[17]胡克家本誤作“又扶”，標點本同胡刻，“又”屬下讀（第四册一七一八頁）。

[18]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卷三十四《梁冀傳》，《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遞修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十三葉。

[19]胡克家本從陳，共脫去十七字。標點本缺字同胡本（第六册二六八六頁）。

[20]《北宋本通典》卷三七，職官十九，秩品二，“晉官品”第三品有“諸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後左右、征虜、輔國、龍驤等將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二册三二七頁。

[21]《北宋本通典》卷一八，選舉六，雜議論下，“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眾才咸得，而天下幸甚。”第一册四六四頁；“選舉雜議”第四條：“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第一册四六八頁。

[22]董誥《全唐文》卷四七六《上選舉議》，中華書局，1983年，第五册四八六六頁。

[23]上海圖書館藏有明崇禎十年匯印本一部，内封面題“資治通鑑，新安吳氏刊本，崑山含經堂詳校，本衙藏板”，前附崇禎丁丑（十年，1637）陳于鼎序，又路進序。路序稱“爰採皇邃，下逮宋元，輯成一帙，顏曰‘大全’”，知此本明季曾以“資治通鑑大全”之名目通行。

[24]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七年（1828）陳宗彜獨抱廬刻本。

[25]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資治通鑑》代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04-312册。

[26]胡克家本從陳，誤作“劭可啟得遠徙不”，標點本同（第九册四〇〇三頁）。

[27]胡克家本□改作“皆”，亦誤，標點本同作“皆”（第十九册八九八五頁）。

[28]董誥《全唐文》卷七六七，中華書局，1983年，第八册七九八〇頁。

[29]胡元常《新校正資治通鑑序》云：“丁亥（光緒十三年）冬，長沙書局爲朝邑閻相國敬銘刊《通鑑》成，明年春，置板山西解州司馬文正公祠。……解州本係仿明陳仁錫本。”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胡元常校刊本。

[30]據清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胡元常《新校正資治通鑑序》，該本“起功于戊子（光緒十四年，1888）三月，告成于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十二月”。此序是刊成後加。

[31]所見胡元常校刊本爲王培孫舊藏，卷一末有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十月胡元常識語云：“《通鑑》刊成印行有日矣，因思常熟張瑛《通鑑校勘記》所引宋紹興本不誤而今本脫誤者數十條未及補入，乃重爲改正修補，以成完書。”

[32]標點本作“同過水”（第一册八頁）。

[33]《水經注》卷六，《四部叢刊》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印本，第二十七葉。

[34]孔穎達《禮記正義》卷十三，《檀弓》下云：“喜者，外竟會心之謂。”國家圖書館藏宋紹熙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第十一葉。

[35]《史記》三家注卷一，《五帝本紀》，《古典研究會叢書》影印宋黄善夫刻本，汲古書院，平成八年，第一册一三二頁。

[36]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二，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八年（1919）豐城熊氏刻本，第四十葉。

[37]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七七葉，

[38]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頁五四-五五。中華書局，1962年。

[39]據胡克家重刊本後序，參與胡本校勘者實有顧廣圻、彭兆蓀及胡氏族弟樞三人。

[40]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七六葉。

[41]内封面有牌記題“同治十年湖北崇文書局開雕”，上海圖書館藏。

[42]内封面有牌記題“中華民國元年鄂官書處重刊”，上海圖書館藏。

[43]張瑛《通鑑宋、元本校勘記》卷首凡例第六條，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1882）江蘇書局刻本。

[44]張瑛《通鑑校勘記凡例》第二條。

[45]張瑛《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一，第三葉。

[46]張瑛《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一，第三葉。

[47]張瑛《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一，第四葉。

[48]張瑛《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一，第十葉。

[49]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二，第四十葉。按胡克家所據爲元刻早印乙本，此注尚未脫失，並非據明刻臆補。熊說非是。

[50]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二，第五十六葉。

[51]標點本同胡本，有“棄”字（第十册四八一〇頁）。

[52]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二，第六十四葉。

[53]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一，第五十葉。

[54]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二，第十一葉。

[55]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四十葉。

[56]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四十一葉。

[57]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三十葉。

[58]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八《胡梅磵藏書窖記》云“己丑（至元二十六年）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係指楊鎮龍兵事，與前述第一百七十一卷末識語相合。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姚江借樹山房刻本，第十七葉。

[59]倉修良《胡三省和他的〈通鑑〉注——紀念胡三省逝世六百六十周年》論及此點，《文史哲》1962年第4期，第80頁。

[60]《史記》三家注卷四十四，《魏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第七册一二七頁。

[61]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卷三十，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孔天胤刻本，第七葉。

[62]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四，第二一葉。

[63]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第一葉。

[64]《水經注》卷三十五，“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四部叢刊》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印本，第十六葉。

[65]鄔國義《〈通鑑釋例〉三十六例的新發現》，《史林》1995年第4期，第6-7頁。

[66]《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上》，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聞人詮刻本，第四葉。

[67]胡注云：“《五代志》：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爲南趙郡，改州爲趙州。”標點本第十二册五四四八頁。

[68]《北宋本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吳興郡，“長城，有卞山、若溪，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以爲名。”第八册十九頁。

[69]《北齊書》卷四《顯祖文宣帝紀》，《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明遞修本，第三十一葉。

[70]標點本第十一册五一四七頁）。

[71]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二十二葉。

[72]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三十二葉。

[73]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四十七葉。

[74]歐陽脩、宋祁《唐書》卷八十三，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第二十七葉。

[75]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六二葉。

[76]《史記》三家注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傳》：“《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第八册三八八頁。

[77]《史記》三家注卷二，《夏本紀》：“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第一册二五〇頁。

[78]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一，第二十九葉。

[79]《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遞修本，第十葉。

[80]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一，第三十二葉。

[81]日本靜嘉堂藏元本此葉係補抄，“使令”缺字留白。

[82]杜預撰，陸德明釋文《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三，上海圖書館藏宋浙刻本，第七葉。

[83]《晉書》卷五《孝愍帝紀》“今爲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上海圖書館藏宋建刻本，第十三葉。

[84]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七葉。

[85]柳宗元《重校添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八，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宋刻本，第三葉。

[86]《藝文類聚》卷四，“七月十五”條云：“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六至七年胡纘宗刻本，第十六葉。

[87]《大唐六典》卷十七，“諸牧監”條。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第十一葉。

[88]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五五葉。

[89]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第六葉。

[90]袁宏《後漢紀》卷十二，“禮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黃姬水刻本，第九葉。

[91]李善注《文選》卷四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宋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十一册，第五八頁。

[92]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二，第四十二葉。

[93]《晉書》卷二四，尚書令，“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第九葉。

[94]《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八，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孔天胤刻本，第十二葉。

[95]《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第三葉。

[96]《水經注》卷四“河水”，“又東過砥柱間”，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黃省曾刻本，第十八葉。

[97]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三，第五葉。

[98]《水經注》卷三十五，戴震校云：“案‘水出’上，近刻衍‘即’字。”第十六葉。

[99]筆者所見《水經注》各本，明嘉靖黃省曾刻本、萬曆吳琯本、崇禎嚴忍公本、萬曆朱鬱儀箋本、清康熙項絪本、乾隆黃晟槐蔭草堂本等此條均有“即”字。

[100]《大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郎中”條。第十六葉。

[101]《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百衲本影印宋刻本，第五葉。

[102]孔平仲《續世說》卷一，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第十八葉。

[103]《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江南西道池州條：“九華山在縣南二十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有九峰如蓮花削成，改爲九華山。”上海圖書館藏清開萬樓抄本，第十葉。

[104]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四，第十二葉。

[105]李善注《文選》卷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第三册一九一頁。

[106]《資治通鑑》標點本，中華書局，2011年8月第2版，2012年6月北京第15次印刷。頁碼較第一版有較大變動。

[107]標點本《通鑑》爲“二十四史”點校和出版工作提供直接的借鑒等問題，詳胡珂《標點本〈資治通鑑〉出版史事拾零》，《文史知識》2019年第10期，第27-28頁。

转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