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之死　改變了什麼事？

世人的目光多半集中在美國。不論是在大城市或遠離東西岸的小鎮，美國所經歷的抗議活動也許是歷史上最廣佈的一次。在他過世所引發的怒火中，絕大多數的抗議都是和平的。

這些活動吸引了美國各種族的民眾。而這也令包括川普總統那些認為可以利用此機會訴求無政府主義而煽動選民的人，感到困惑。起初看起來像是針對警察對非裔美國人之暴力行為的抗議，最後變成了一場全面對各種形式種族歧視的檢討。 

美國以外的抗議則比較難定義。

在墨西哥和南非，主要訴求是針對警察暴力。在巴西，一個2018年被警察所殺的6220人中有3分之2都是黑人的地方，主要訴求也是跟種族有關。澳洲人則是在探討澳洲原住民的境遇。有些歐洲國家，過去習慣指責美國種族主義的人，也發現在自己身邊也有同樣的問題。德國總理梅克爾呼籲德國人利用這個機會開始「自掃門前雪」。

我們很難確切了解為什麼今天佛洛伊德的死會造成如此大的迴響、而非過去的其他事件。

2014年，紐約的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上，黑人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同樣被拍攝到被警察窒息而死，但當時卻沒有引起紐約或巴黎的大規模抗議。或許無所不在的社群媒體的力量，讓更多人有機會親眼看到佛洛伊德被害的影片。

疫情也推波助瀾。雖然疫情凸顯了少數種族感染率更嚴重的現實，但它也讓人們有一種共同的經驗感、團結民眾。

美國總統川普對於抗議升溫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當2014年加納被殺時，美國的總統能夠在種族對立的時刻，團結整個國家、當時的司法部也能夠控管頑強的警察部門。今天，美國卻有一位種下分裂種子的總統。但更基本的、也更令人開心的是，這波抗議反應的是人們對種族歧視的抗拒。

認為種族歧視是美國重大問題的比例，從2015年1月的51%，上升到目前的76%。2018年，有77%的法國人認為法國應該對抗種族歧視，這個數字在2002年只有59%。

改變正往3個方向發生。

首先是關於警方。在美國的部分州及城市，政府已經禁止警察索喉的行為。另外，民主黨也準備好要對警方出手。6月8日，眾議院的民主黨提出了一項法案，如果通過的話，將會讓起訴警察變得更容易、也將限制美國國防部提供警方武器。參議院的共和黨，也一改過去被視為支持警方的態度，正在籌備一項改革法案。

也有越來越多人認知到，不論是聯邦或地方政府層面，都需要更全面的改革。

非裔美國人的中位數家戶所得是1萬8千美元（約新台幣54萬元），是美國白人的10分之1。而這個比例從1990年以來就沒有改變過。而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是許多非裔美國人一輩子都被困在種族非常單一的居住環境，而這些區域的房價都非常便宜。

這樣的區別也可以解釋就學、警力和健康方面的不平等。政府有責任弭平這些不平等。

聯邦政府正斥資226億美元在住房劵（housing vouchers）上。讓貧窮的美國人有擇選擇居住環境的方案，在參議院獲得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普遍支持。當有更好的學校和較少犯罪後，以往貧窮的區域就可以向上提升，也讓種族得以更順利的融合。

企業也開始認知他們是改革密不可分的一環。人群最多交流的地方正是在職場。然而，只有4家財星500大企業（Fortune 500）的執行長是黑人、也只有3%的美國企業資深經理人是黑人。

也難怪許多感到焦慮的企業主們，都搶著承諾他們將作出更多改變。

企業的改變不乏背後動機。研究顯示種族多樣性與企業的高獲利率息息相關。另外，也有越來越明顯的趨勢顯示，員工和消費者將會避免和無法處理種族歧視的企業打交道。但光是立下行動聲明沒辦法提供太多保護。第一步應該是在公司的各個階層確保種族多樣性，正如高盛（Goldman Sachs）和英特爾（Intel）所做的。

大幅度的社會改革是困難的。

抗議活動往往會使改革所需的中間選民想要保持距離。對於那些沒有善用改變動能的國家來說，很可能會發現改革動能很快地就消散了。但如果有人認為種族歧視終將難以消彌，不妨回憶一下，就在佛洛伊德出生的前6年，在美國16個州都仍視跨種族通婚為違法。當足夠多的公民起而對抗不公，他們終將成功。這就是抗議的力量。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