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8日，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信徒在教主吉姆·琼斯的胁迫下，在南美洲圭亚那琼斯镇（Jonestown）集体自杀。共有913人喝氰化物中毒身亡，其中包括276个儿童，那些拒绝自杀的人被强行灌下氰化物，或枪杀、勒死，吉姆·琼斯开枪自尽。整个营地只有四人幸免于难，其中两人是冒死逃跑的。另两个是行动不便和耳聋的老人，由于被别的信徒忘却而幸存 [1]。
这起震惊全球的集体自杀事件被称为“琼斯镇惨案”或“人民圣殿教惨案” [1]。
概述图参考资料来源 [2]
- 中文名
- 琼斯镇惨案
- 发生时间
- 1978年11月18日 [3]
- 发生地点
- 南美洲圭亚那琼斯镇 [1]
- 别 名
- 人民圣殿教惨案、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
- 事件结果
- 913人身亡 [1]
1978年，美国众议员利奥·瑞安得知琼斯镇存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随即组织考察团前往调查。吉姆·琼斯竭力掩盖真相，却与考察团爆发了激烈冲击。利奥·瑞安担忧地告诉随行人员：“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是地狱！”
考察团在机场遭到吉姆·琼斯的私人武装袭击，利奥·瑞安及其他数人遇难。幸存者得到圭亚那政府军的救助，后返回美国。
自知罪责难逃的吉姆·琼斯决定胁迫信众集体自杀 [4]。
吉姆·琼斯站在演讲台上，向信徒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所有人都要死去。如果你们真心爱我，你们也要和我一起去死……众议员被杀，美国军队和圭亚那军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有尊严地死去。”一场惨绝人寰的集体自杀开始了。
现场极为凄惨。 许多人饮下了剧毒的草莓汁，部分人选择了反抗，但他们立即被私人武装强行灌下氰化物，或枪杀、勒死。一名怀抱婴儿的母亲质问：“孩子们有什么罪？”吉姆·琼斯的一名保镖大骂：“少废话！你最好自己来，不然就打死你这母狗！”尽管泪如雨下，她被迫毒死了自己的孩子 [4]。
一名老人极力反抗，最终被按倒在地，掰开嘴，倒入了一杯氰化物。有些深受毒害的信徒自杀前平静地说：“今天我们都要死去，但明天他就会让我们复活。”监督信徒自杀的吉姆·琼斯喃喃自语：“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全都有尊严地死去吧。”
半个小时后，“圣殿”中的绝大多数信众中毒身亡。吉姆·琼斯随即坐在“宝座”上开枪自尽，死前高喊：“妈妈！妈妈！”。此时两名佯装服毒的青年拼死逃走，成为琼斯镇惨案的直接见证者。另外有两名行动不便和耳聋的老人，由于被别的信徒忘却而幸存 [4]。
琼斯镇惨案 [5]
人民圣殿教的创始人是吉姆·琼斯，生于1931年，1953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创立了一个小教会。琼斯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读过《资本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他还在传教过程中，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他的个人行为和他所创立的“人民圣殿教”社会，确实与曾经存在或仍存在于世的某些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的所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有诸多共同之处。
琼斯曾参与其它基督教会的活动，但其后他的教派越来越偏离正统的基督教。琼斯的教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及加州的三个城市以帮助贫民而略有名声，他们设立免费饭堂、日间托儿所、老年人诊所及提供其它社会服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圣殿教在最高峰时曾有数千信众。
因为琼斯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他在印第安纳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和指控，之后人民圣殿教于1965年迁往了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人民圣殿教不断发展壮大，在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地方，包括洛杉矶和旧金山创立了一些分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人民圣殿教将总部移至旧金山。
人民圣殿教移至旧金山后，它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在加利福尼亚的竞选活动中，琼斯逐渐成为一股强大势力的代表。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意识到这一点，就开始不时的拜访他，通过捐赠款项或实物来支持他的宗教组织，以获得大量人民圣殿教教众的选票。至此，人民圣殿教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宗教组织。与那些被认为是邪教领导者的宗教人物不同，琼斯很希望在美国获得公众的支持并与一些最高层的政治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与加州州长埃德蒙·布朗的会面十分频繁，琼斯亲切地称他“杰里”。洛杉矶市长汤姆·布雷德利和旧金山市市长乔治·奠斯考纳也经常邀请琼斯去家中做客，同他保持了十分友好的私人关系。甚至连总统吉米·卡特也对琼斯产生了兴趣，与之保持着间接的联系。卡特的夫人罗莎琳曾在1976年与琼斯共同主持过一次公众集会，数千名与会者向宗教领袖琼斯欢呼鼓掌。当时琼斯已在加利福尼亚担任了公职，负责处理旧金山市的房屋管理工作。
琼斯经常就琼斯镇的安全问题向信徒们发表演说，其间它曾声称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情报机构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猪”要捣毁琼斯镇并伤害它的信徒。完成工作之后，若紧急情况指令下达，人民圣殿有时会进行琼斯所谓的“白夜”活动。在“白夜”中，琼斯有时会给信徒四个选项：（1）尝试逃往苏联；（2）为革命自杀；（3）留在琼斯镇抵抗进攻者；（4）逃往丛林。
“每一个人，包括儿童，都被要求排好队，然后每人拿到一杯红色的液体。他们告诉我们那液体中有毒，喝了之后45分钟内便会死去。我们都照他们说的做了。时间到时我们本应死去，但琼斯说其实液体中没有毒，这么做只是为了测试我们的忠诚度。他也警告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有必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约翰·斯托恩（坐着的孩子）因为害怕自己的命令受到藐视，琼斯虚构了一个狙击手攻击自己的情形，并发动了第一波“白夜”活动，称为“六日围攻”，其间琼斯告诉信徒说，人民圣殿已经被外来的手持刀枪的侵略者包围。琼斯通过广播宣称：“如果我们不能被承诺远离外来骚扰，我们将以死相逼。” 圭亚那副市长托勒密里德最终向琼斯的妻子马赛林保证，圭亚那国防军不会进攻琼斯镇。
再次寻求移民
“六日围攻”事件之后，琼斯不再信任圭亚那政府。他指使信徒向十余个政府写信，询问移民政策，以便将人民圣殿迁离圭亚那。同时他也向美国国务院写信询问北朝鲜情况，以及当时正处在中阿决裂阶段的阿尔巴尼亚的情况。
人民圣殿经常在乔治敦会见苏联、朝鲜、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大使。在与苏联的交涉中，他们广泛地讨论了将人民圣殿迁往苏联的可能性，并将可能的地点写进了备忘录。沙龙·阿莫斯、迈克尔·普罗克斯以及其他圣殿成员在构想“圭亚那-朝鲜友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主办了两个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革命性思想的研讨会。
1978年10月2日，苏联驻圭亚那大使费奥多·季莫菲耶夫在琼斯镇做了两天访问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前，琼斯声明道：“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公开而明确的立场：美国政府不是我们的母亲，苏联才是我们精神的故土。”琼斯镇的信徒们报以持久而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季莫菲耶夫在演讲伊始表明苏联政府愿意向这个美国和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区致以最深切最诚挚的问候。随后群众再次报以热烈掌声。季莫菲耶夫还说道：“我祝福你们，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正在从事的大事业取得成功。”
1978年10月前，人民圣殿成员几乎每周都要与季莫菲耶夫会面，讨论圣殿移民至苏联的事宜。
关注的亲属
与此同时，在1977年末到1978年初，蒂姆和格蕾丝·斯托恩一直与圣殿其他信徒的亲属保持联系，他们在珍妮·米尔斯的家中会面，自称“关注的亲属”。蒂姆·斯托恩参与向国务卿和圭亚那政府写信，并曾到华盛顿呼吁政府对琼斯镇展开调查。 1978年1月，斯托恩向国会写信，详细描述了琼斯镇的问题，并请求众议院向福布斯·伯纳姆（圭亚那总统）写信。91个议员写了信，其中包括议员里奥·瑞恩
琼斯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于1978年2月17日接受了《旧金山稽查报》记者蒂姆·雷特曼的采访。雷特曼第二天便发表文章说斯托恩争取儿子监护权的行为立即引发了与人民圣殿教的诉讼案。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破坏了人民圣殿教的声誉，使得很多曾经的支持者开始对人民圣殿教受到“右派仇杀”的说法产生怀疑。
翌日，也就是二月19日星期日，哈维·米尔克向总统吉米·卡特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人民圣殿教的支持。米尔克写道琼斯具有极高的人格品质。谈及逃亡的圣殿成员极力要求对人民圣殿开展调查，米尔克说他们试图用无耻的谎言诋毁琼斯神父的声誉。
1978年4月11日，关注的亲属组织向人民圣殿教、出版社以及国会成员发布了一份文件，其中包括一些标题为“指控詹姆士·沃伦·琼斯（琼斯的原名）神父侵犯人权”的信件和书面陈述。 1978年6月，人民圣殿教的逃亡者德博拉·雷顿向关注的亲属团体提供了一份更加详细的书面陈述，详细描述了人民圣殿教的犯罪行为，以及琼斯镇人民低标准的生活状况
在1978年的5月和6月，蒂姆·斯托恩曾在与吉姆·琼斯和圣殿教成员的庭审中请三名关注的家属成员出庭作证。查尔斯·加里代表人民圣殿教于1978年7月10日反诉蒂姆·斯托恩，所要1.5亿美元损失赔偿。
挖掘阴谋论
1978年夏天，琼斯聘请了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阴谋论专家马克·雷恩和唐纳德·弗里德，请他们帮构建一套阴谋论，来说明情报部门对人民圣殿教的压制是一场“巨大的阴谋”。琼斯告诉雷恩，他希望像黑豹党逃亡者埃尔德里奇·克里弗那样，在名誉恢复后能够回到美国境内。 1978年9月，雷恩向琼斯镇人民演讲，对琼斯的理论表示支持，并且将他和马丁路德金进行了类比。雷恩随后又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所有对人民圣殿教的指控都是不准确或不真实的，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对人民圣殿教展开一项“巨大的阴谋”，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联邦通信委员会甚至是美国邮局都有参与。尽管雷恩声称他是无偿的，实际上琼斯每个月付给他$6000美金作为建立阴谋论的报酬。
琼斯健康状况下降
在琼斯镇期间，琼斯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下降，有一位医生在1978年为他体检时说他可能有肺部感染。 据称琼斯过量服用安定、安眠酮、兴奋剂和巴比妥类药物。他曾经洪亮的嗓音变得沙哑模糊，以前可以滔滔不绝的讲话，现在却连完整地读完一个句子都困难。
记者蒂姆·利特曼1978年11月17日第一次在琼斯镇见到琼斯时，对他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表示震惊。经过对琼斯18个月的采访，利特曼写道：“亲眼看着他犀利的目光和偏执的思想，联想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1000多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太令人震惊了。”
瑞恩的首次调查
议员里奥·瑞恩1978年11月14日，瑞恩一行18人乘飞机到达离琼斯镇240公里的圭亚那的乔治敦。到访人员包括政府官员、媒体代表以及关注的亲属的几个成员：议员瑞恩、瑞恩的法律顾问杰基·斯贝尔（现在是一名议员）、圭亚那信息部代表内维尔·安妮伯恩、美国驻圭亚那大使馆领事理查德·德威尔、《旧金山稽查报》记者蒂姆·利特曼、NBC记者唐·哈里斯、《旧金山稽查报》摄影师格雷格·罗宾逊、NBC音频技术员史蒂夫·宋、NBC制片人鲍勃·弗里克、《华盛顿邮报》记者查尔斯·克劳斯、《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容·加沃斯、NBC视频操作员鲍勃·布朗、以及包括蒂莫西和格蕾丝·斯托恩、史蒂夫和安东尼·卡萨里斯、贝弗利·奥利弗、吉姆·考博、谢尔文·哈里斯和卡洛琳·休斯顿·博伊德在内的关注的亲属成员。
人民圣殿的律师马克·雷恩和查尔斯·加里一开始拒绝了瑞恩一行人进入琼斯镇。
瑞恩调查团到访
琼斯镇鸟瞰当天晚上，瑞恩调查团在大厅参加欢迎仪式。尽管给瑞恩一行人的接待仪式非常友好，琼斯却说他感觉像是要死了一般，并且咆哮着谴责了政府的阴谋以及媒体与敌人的攻击。弗农·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两位圣殿教徒在当晚迈出了逃亡的第一步。在大厅中，格斯尼向唐·哈里斯递了一张纸条（错把他当成了瑞恩），写道：“敬爱的议员，我们是弗农·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请帮我们逃离琼斯镇。”
通往琼斯镇的路11月18日一大早，11个圣殿教成员冒险走出村庄前往火车站，想要乘车去与凯图马港方向相反的马修斯里奇。这些逃亡者包括伊万一家、威尔逊一家（其中乔·威尔逊在琼斯镇主管安保）。当记者和关注的亲属当天稍晚再次来到琼斯镇时，琼斯的妻子马塞林带他们参观了村庄建设。
琼斯镇入口随着一阵猛烈的暴雨落下，琼斯镇的许多家庭都迸发了情绪。阿尔·西蒙，一个美国印第安人，试图带两个孩子找到瑞恩并完成回美国的手续。阿尔的妻子伯尼在圣殿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通过扩音喇叭大声地谴责了他的丈夫。阿尔恳求伯尼同他回美国，但伯尼拒绝了他的建议。
凯图马港机场枪击事件
里奥·瑞安在凯图玛港被枪杀时将要登上的飞机 [5]就在卡车到达机场前，圣殿教重视教徒拉里·雷顿（德博拉·雷顿的哥哥），要求加入团体。有几名逃亡者质疑了他们上车的动机。
就在卡车离开琼斯镇不久后，圣殿教成员唐·斯莱（昵称“尤佳拉”）手持一把刀绑架了瑞恩。尽管斯莱很快被群众制服，瑞恩毫发未伤，德威尔还是强烈建议瑞恩立即离开琼斯镇。瑞恩照做了，并说之后还会回来解决争端。
于此同时，前往机场的卡车上的人听说了瑞恩受到攻击，将卡车停下等待瑞恩。瑞恩随后也上了卡车，并在下午抵达了机场。
当调查团在下午4:30至4:45抵达凯图马港机场时，两架飞机本应已经到达，不过当时飞机却不在，一次调查团只好在机场等待，直到飞机5:10左右在机场降落。随后人员开始登机。
吉姆·琼斯的亲密追随者拉里·雷顿被当局拘留 [5]与此同时，一部分乘客已经登上了稍大的奥特尔飞机。 一辆由人民圣殿红旅安全队（Red Brigade security squad）人员驾驶的拖车牵引着一辆挂车向飞机靠近。当拖车与飞机距离约9米时，几乎与赛斯纳飞机上的枪击同时，红旅护卫队开始向奥特尔飞机射击。有9名杀手的身份未能得到确认，不过根据各种信息源，多数人认为琼斯的安全主管乔·威尔逊、老托马斯·凯斯以及罗尼·丹尼斯就在其中。
有几秒钟的射击过程被NBC摄影师鲍勃·布朗的电子新闻采集摄像机录下。 议员瑞恩、摄影师鲍勃·布朗、摄像师格雷格·罗宾逊、NBC记者唐·哈里斯和圣殿逃亡者佩特里希亚·帕克斯在数分钟的枪击中身亡。杰基·斯贝尔、史蒂夫·宋、理查德·德威尔、蒂姆·利特曼和安东尼·卡萨里斯等人在枪击中受伤枪击之后，两架飞机的三名飞行员驾驶赛斯纳飞机飞往乔治敦，抛下了受损的奥特尔飞机和受伤的调查团成员。
琼斯镇的死亡事件
琼斯，加里和德威尔当与会者们聚集到一起，有关瑞恩代表团飞回乔治敦这件事，琼斯告诉人们：“那架飞机上的一个人将会枪击飞行员，我知道这一点。我并未作出计划，但我知道这一定会发生。他们将会向飞行员开枪，并使飞机坠毁在丛林里，所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让孩子们离开，因为那些人将会利用降落伞从我们头上落下。” 一名圣殿教成员重复了琼斯之前的言论——敌对势力会把抓获的孩子培养成法西斯：“那些被抓获的（孩子），他们（敌人）将会让他们成长为傀儡。”
在“死亡录音带”的记录中，琼斯曾催促圣殿教成员实施“革命性自杀”。圣殿教之前就已经计划过这种“革命性自杀”，而根据琼斯镇逃亡者的说法，这一理论是：“你将名垂青史；你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拒绝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是你的义务。”
圣殿教成员克莉斯汀·米勒（Christine Miller）发表了意见，认为圣殿教应该选择尝试迁往俄罗斯。吉姆·麦克艾尔万（Jim McElvane），一个才刚到琼斯镇两天的前任临床医师，反驳了米勒对自杀的抵触态度来支持琼斯，声称“让我们创造这美好的一天”（并赢得了公社成员的掌声），接着还引证了自杀后获得重生的可能性。在几轮辩论之后，由于琼斯不断论证集体前往苏联是不可能的，并伴随着其他圣殿教成员敌对的反应，米勒最终败下阵来。然而，米勒或许是在琼斯证实瑞恩已经被杀之时——即琼斯的“红旅”护卫队枪杀了这名国会议员并从机场返回之后——便不再提出异议了。
在琼斯证实了“国会议员之死”后，再也没有反对声出现在“死亡录音带”中。有关枪击了瑞恩的“红旅”护卫队，琼斯马上发表了看法“但无论如何红旅是唯一有所作为的”以及“红旅向他们展现了正义”。除了吉姆·麦克艾尔万，一些其他的圣殿教成员也发表了讲话，赞美琼斯和他所作出的集体自杀的决定，甚至在琼斯停止为此道谢并恳求加快进程之后仍未停止。
根据逃脱的圣殿教成员奥戴尔·罗德斯（Odell Rhodes）所说，第一个喝下毒药的是鲁莱塔·保罗（Ruletta Paul）和她一岁大的孩子。 一个去掉针头的注射器被用于向婴儿口中注入毒药，随后鲁莱塔也向自己口中注入了一剂毒药。斯坦利·克莱顿（Stanley Clayton）也见到带着婴儿的母亲们首先来到放置毒药的桌前。克莱顿说，琼斯来到人群之中以鼓励他们喝下毒药，然而当成年人们看到毒药开始起效时，“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对死亡的抗拒”。
面对人们看到他人的毒药起效时的反应，琼斯安抚他们：“要有尊严地死去，要有尊严地倒下；不要带着眼泪和痛苦倒下。”他还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在乎你们听到了多少尖叫，我不在乎有多少痛苦的人在哭喊……死亡比继续过十天这种日子要强一百万倍。如果你们知道前方是什么——如果你们知道前方是什么，你将会庆幸这一切将在今晚结束。” 幸存者奥戴尔·罗德指出，当毒药被注入一些孩子的嘴里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恐慌或情绪崩溃，人们看上去“处于恍惚的状态中”。这段陈述与作为证物的“死亡录音带”中大部分时间所记录的孩子的哭喊和尖叫相矛盾。
在11月18日的傍晚，在圣殿教位于乔治敦的办事处，圣殿教成员莎朗·阿莫斯（Sharon Amos）收到了来自琼斯镇的通讯消息，指示办事处的圣殿教成员向敌人复仇，然后实施革命性自杀。其后，当警察来到办事处时，莎朗·阿莫斯护送自己的孩子——21岁的莉安、11岁的克里斯塔和10岁的马丁——来到一个卫生间里。她用一把厨刀先杀死了克里斯塔和马丁，随后莎朗在莉安的帮助下用那把刀自杀，最后莉安也自杀了。
幸存者和目击者
三名圣殿教的高层成员称，他们是因为接受了一项任务才幸免于难。30岁的提姆·卡特（Tim Carter）和20岁的迈克·卡特（Mike Carter）两兄弟，以及31岁的迈克·普罗克斯接到了一件装有55万美金和13万圭亚那货币的行李和一个信封，他们奉命要将这些东西送到位于乔治敦的苏联驻圭亚那大使馆。这个信封里包含两个护照和三封说明信，其中第一封给苏联驻圭亚那大使费奥多·季莫菲耶夫的信这样写道：
“敬爱的季莫菲耶夫同志：
以下这封信是一份说明，有关我们想留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所有资产。这里包含了几封信件，可以指示银行将现金支票寄送给您。我以人民圣殿教的名义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希望我们的财产能为帮助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作出贡献，或者以任何您的决策团体认为合适的形式使用。”
这些信件包含了一份账户清单，其中的余额总计超过了730万美金，并将转至苏联共产党的名下。卡特兄弟和普罗克斯很快放弃了这些钱的大部分，并前往停靠在凯图玛港的船只。无从得知他们最后是如何到达150英里（240公里）以外的乔治敦的，因为那艘船在那天的早些时候就已被圣殿教的领导者派遣出去了。
就在大厅中的最终集会开始前，查尔斯·加里和马克·雷恩（Mark Lane）两名律师得知人们对他们感到愤怒。他们被护送到一座过去用来招待来访者的房屋里。根据这两名律师所说，他们成功说服了带有武装的看守并逃到丛林中，最终达到凯图玛港。当他们身处村落附近的丛林中时，他们听到了枪声。这一描述与克莱顿的证词相符——克莱顿在偷偷返回琼斯镇去取回自己的护照时听到了相同的声音。
另有五个原本可能因服毒而死的人最后活了下来。 79岁的葛洛弗·戴维斯（Grover Davis），因为听力障碍而没有听到扩音器播出的集合通知，躺在一条沟里假装已经身亡。 76岁的海亚辛斯·斯拉什（Hyacinth Thrash）意识到当时的状况后躲到了自己的床下，直到自杀活动结束后才走出来。她于1995年11月去世，享年93岁。
26岁的奥戴尔·罗德斯是琼斯镇的教师和手工艺人，他以去取听诊器为由离开后躲在了一座房子中。 25岁的斯坦利·克莱顿（Stanley Clayton）是一名厨房工人，也是休·P·牛顿（Huey P. Newton）的表亲，他骗过了安全守卫人员后逃往丛林。第五位幸存者，一个5岁的被唤做"Michael"的小男孩，通过藏在附近的树林里逃过一劫。他在被圭亚那的政府人员救助后返回了美国，并被收养。
药物检测
首先在琼斯镇现场进行药物检测的唯一一名医师是圭亚那的首席药物检测师莱斯里·穆图博士（Dr. Leslie Mootoo）。穆图目视检查了超过200具尸体之后告诉圭亚那的验尸陪审团，他观察到至少70具尸体上带有针孔。然而，对于这些针孔是注射毒药还是注射加速死亡以缓解痛苦的药物所留下的，并没有得出结论。穆图和美国病理学家林·克鲁克（Lynn Crook）确定一些尸体中呈现出了氰化物，而对大桶中的物质进行的分析显示其中含有几种镇定剂以及氰化钾和氯化钾。
塑料杯、饮料包装和注射器（一些带有针头，另一些则没有）被随意丢弃在尸体附近的区域里。穆图的结论指出，安妮·摩尔（Annie Moore）的枪伤不可能是她自己造成的，尽管她也同样服下了一剂致命的氰化物毒药。
圭亚那当局放弃了他们对这一非自然死亡事件的验尸要求。美国的医生仅仅对七具尸体进行了检查，包括吉姆·琼斯、劳伦斯·夏克特博士（Dr. Lawrence Schact）、安妮·摩尔和卡洛琳·莱伊顿（Carolyn Layton）。安妮·摩尔和卡洛琳·莱伊顿被选为尸检对象，部分是由于摩尔家族，包括两名受害人的姐妹丽贝卡·摩尔（她并非圣殿教成员）的催促。
在机场，记者蒂姆·利特曼用相机记录了这场暴力行动的后果。德威尔在现场承担了领导责任，而后在他的建议下，圭亚那国家警察局逮捕了莱顿。 德威尔在机场的枪击中被一颗子弹擦伤了臀部。经过几个小时，十名伤者和他们队伍中的其他成员才集合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一家咖啡馆中度过了那个夜晚。伤势较重的人则睡在了机场上的一间帐篷里。一架圭亚那政府派来的飞机于次日上午到达以转移伤者。五名帕克斯家族和博格家族的青少年成员以及一名男性朋友，在逃亡者杰拉德·帕克斯的指示下藏在了附近的丛林里，直到援助到达且他们的安全得到保证。此后这几名成员在丛林里迷路了三天，几乎丧命，所幸圭亚那军队最终发现了他们。
逃离琼斯镇后，奥戴尔·罗德斯于1978年11月18日夜晚到达了凯图玛港。那一夜，斯坦利·克莱顿和一家圭亚那当地人待在一起，并于第二天上午到达了凯图玛港。卡特兄弟和迈克·普罗克斯在凯图玛港受到了保护性监禁。他们后来在乔治敦被释放。罗德斯、克莱顿和盖里、瑞恩这两名律师也被带到了乔治敦。迈克·普罗克斯后来在琼斯镇事件发生四个月以后——1979年3月14日自杀身亡。
拉里·雷顿曾经向登上了塞斯纳飞机的数人开火，而利用他遭到了“洗脑”作为辩护，他在最开始被圭亚那法庭认定并未犯下故意杀人罪。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圭亚那的领土上，雷顿无法被美国以企图谋杀弗农·格斯尼、莫妮卡·巴格比、塞斯纳飞行员和达尔·帕克斯的罪行进行审判，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国会法案之下因涉嫌行刺国会议员和受国际保护的人士（即瑞恩和德威尔）而得到审判。他被认定犯有以下罪行：制造阴谋；协助与教唆谋杀国会议员里奥·瑞恩；谋杀理查德·德威尔未遂。直至他于2002年假释出狱时，他是唯一一名因琼斯镇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