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拜登總統啟程前往日本，參加七大工業民主國家的年度首腦峰會，以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發展。

但結果，今年可能對全球經濟穩定產生重大威脅的因素正是美國自己。

在提升聯邦債務上限的問題上與共和黨僵持不下打亂了總統的國際外交部署，迫使他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訪日之後的另外兩站行程：巴布亞紐幾內亞和澳洲。拜登不是在國際舞台上昂首挺胸、一呼百應的最強超級大國的最高指揮官，而是一個焦頭爛額的領導人，被迫要趕回國去避免一場美國自己折騰出來的劫難。

事情在他離開華盛頓之前有了一些向前推進的跡象，總算給了他一點鼓舞，兩黨在週二的白宮會晤後均對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表示樂觀。在七國集團峰會的籌備過程中，美國官員認為其他與會國家的官員並沒有那麼擔心債務違約的可能性，或許是因為他們相信拜登，反正距離緊要關頭還有幾週時間，華盛頓肯定能及時拿出解決辦法。

但這只能凸顯一個事實，那就是動盪已成為華盛頓的新常態。在過去的幾個世代裡，美國被視為全球事務中最關鍵的穩定力量，但最近幾年，盟友對美國出現某種程度的運轉失調愈發見怪不怪。曾幾何時，長期政府停擺、銀行危機、債務上限之爭乃至政治暴力都是不可想像之事，但如今卻讓外國領導人不得不將美國的不可預測性納入他們的考量。

「我相信美國最大的威脅就來自我們自己，」來自加州的前民主黨眾議員、後來擔任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主任的簡·哈爾曼說道。「我們的全球領導地位正在被國內紛爭所侵蝕。市場仍在賭我們不會違約，賭贏的機率還是很高的。但我們若是只能勉強拿出一個短暫延期，並以繁重的預算上限——包括國防——作為代價，那我們就會在烏克蘭最需要我們的時候陷入困頓，而中國則會在全球各地佔據先機。」

白宮警告債務違約只會讓美國敵對勢力更加膽大妄為，並以此來指責共和黨人的玩火行徑。

「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最盼望我們違約，這樣他們就可以指著我們說，『看吧，美國可不是靠譜的夥伴，』」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F·柯比說。

但他試圖淡化債務上限爭端對七國集團峰會的影響，稱他不認為此事將「成為討論主題」，並堅稱他國首腦「無需擔心這方面的問題」。他表示，與總統會談的領導人會理解他縮短行程的必要。

「他們都知道，償付債務的能力是美國維持全球信譽和領導地位的一大關鍵，」柯比說。「因此他們也明白，總統必須集中精力確保我們不違約，並就此問題與國會領導人進行協商。」

即便他國首腦能夠理解，但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分析人士稱，拜登提前回國的決定導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重視程度受到更多質疑，並給了中國可乘之機。美國領導人從未出訪巴布亞紐幾內亞這樣的國家，拜登若能成行，將明示美國外交優先事項所在——而他未能成行，也會帶來同樣的效果。

不過，川普總統上任後不但威脅要瓦解美國的聯盟根基，擁抱長久以來的海外敵對勢力，同時還在國內破壞民主規範和經濟公約，導致華盛頓根深蒂固的危機文化愈演愈烈。

拜登與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在債務上限問題上的針鋒相對也向他國首腦表明，無論他多麼努力想要恢復常態，美國政治還是沒有回到過去的穩定局面——尤其考慮到川普還在尋求在明年大選中重新掌權。

拜登的外交政策遠比他的前一任更符合慣例，為世界各國領導人所熟悉，而外國官員也認為他是位更典型的美國總統。但他們也明白，在拜登所領導的美國，其民主制度已經受到考驗並暴露出脆弱之處。他們還看到了華盛頓的動盪政局將對抗衝突置於折中讓步之上，即使冒上違約這種以往不可想像的風險也在所不惜。

「我認為很多歐洲政府並不是十分擔心，大概是由於這樣的危機時有發生，但從未以災難收場，」倫敦歐洲改革中心主任查爾斯·格蘭特說。「縮短行程是個糟糕的信號，但大多國家對拜登都拿出了巨大的善意，是不會在這件事上為難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