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汉族民系）_百度百科

客家

[kè jiā]

汉族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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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又称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汉族民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1]^[213]。客家这一称谓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189-190]。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称为客家人。

客家先民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至宋朝逐渐南迁的汉人在赣江、汀江、梅江冲击而成的三江平原上形成了客家民系^[2]，发展成了赣州^[3]、汀州（今分属龙岩^[4]和三明^[5-6]）、梅州、河源^[7-9]、惠州^[10-11]、韶关^[12-13]、深圳^[14-19]等客家主要聚居地^[20]。据统计，全球约有8000万客家人，约5000万人分布在广东（2500万）、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海南、湖南、浙江、台湾（500万）、香港、澳门等19个省的180多个市县，约1500万人散居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聚居在印尼^[21-22]、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牙买加、荷兰^[23]、缅甸、法国、毛里求斯、南非、留尼旺等^[24]，其中印尼^[22]^[25]、沙巴州、英国、牙买加^[26]、毛里求斯^[27-29]、留尼汪、塔希提岛^[30-32]等华人社区以客家人为主。客家语成为苏里南法定语言。

客家既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更是文化层面的概念^[33]。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客家语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能与《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等古代韵书记载的发音对应，保留大量文言文字眼，如客家语发音的你、我、他就是尔、吾、其的古音^[34]。客家学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191]。至2017年，已设有3个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92]。

中文名: 客家
外文名: Hakka
使用语言: 客家话
人口数量: 8000 万
文化盛会: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197]

主要分布地区: 广东、江西、广西、福建、台湾、香港^[188]
主要聚居地: 赣州、梅州、惠州、龙岩、河源、韶关、深圳
围屋: 关西新围、东生围、满堂围、碧滟楼、鹤湖新居
古村落: 白鹭村、培田古民居、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206]
文化保护区: 梅州、赣南、闽西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92]

历史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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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甘坑客家小镇

名称由来

参见：洛阳客家之源纪念馆、开封客家源文化广场、大谷关客家小镇

客家说法起源于客家一词由于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知，并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少人开始欣然受之，自称客家人。客家人之根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35]。时序越千年，五胡乱华，朝纲倾裂，战祸频仍。生灵涂炭，颠沛游离，“人慌慌而游走，风飒飒以南迁”，举家携儿带女，跨黄河、过长江，万里迁徙，天远路长。客家人的故事始自千年以前，客家文化在一代代客家人的万里迁徙中，孕育、扎根、绵延、播迁。一部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客家文化的成长史，客家文化的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映射了中华文化的璀璨多样、生生不息。

“清河堂张”、“陇西堂李”、“颍川堂陈” ^[204]或“江夏堂黄”堂号、姓氏的红灯笼挂在大门前，大门二边门柱上贴有“清河世泽，唐相家声” 、“ 龙门世德，柱史家声”、 “ 颍川世德，大史家声”、“江夏源流远，颍川世泽长”的堂联，就这堂联记录着这些姓氏人家的迁移、繁衍和发展的历程。客家先民由北南迁的千百年中，他们把客家姓氏、堂号写在红灯笼上是以怀念先祖之情和强烈族缘的一种体现^[150]。门匾起源于汉魏时期的“门第阀阅”，本是达官显贵用来标榜门户的功状，东晋以后被客家先民带到南方，演变为一种崇尚祖训、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历经千百年^[151]。

洛阳偃师客家先民南迁圣地记念碑

“洛阳读书音”是客家人千年传承不变的语言，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共同使用的语言，又称“唐音”、“客方言”、“客话”或“客家话”。人们一般认为是魏晋时流传下来的，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最终在唐朝定型。古汉语研究专家认为，客家方言是魏晋一直到唐宋流行的古代普通话，是以洛阳方言为基础的“洛阳读书音”。客家人对于自己的语言有着独特的情感“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是客家人穿越千年在精神上与故乡、先祖联系的文化密码^[157]。“忠爱家国”在客家家规家训中是重点强调的内容，如《陈氏家训》载有“仕于朝也，为忠为良，神则佑汝，汝福绵长。”在朝为官，要做忠臣良将，这样的人，上天也会护佑，人生也将幸福长久。《邱氏家训》有“崇忠义”条目“忠臣义士，世所罕稀。赤胆真心，毫法莫欺。光争日月，气贯虹霓。凛冽万古，为世表仪。”忠臣义士赤胆真心，与日月同辉，其精神万古长青，其形象为世人仪则。《何氏家训八则》有“训忠”条目“尽己为忠，中心为忠，忠之时，义大矣哉。故不忠为省身之首务，效忠乃匡国之要图。”效忠国家是大义所在，首先要反省自己是否忠心，最要思考的是如何匡正国家。

在客家人看来，“子孙务宜忠孝为先”，为子而孝，为民而忠，是每个客家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美德精神。《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客家先辈们总是“嘱后裔继志述事，毋忘忠孝初心”而“忠于国，孝于家”，这正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家国情怀”的深厚积淀。对于客家人来说，“亲善仁厚”“相让有礼”的传统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一直遵循着先辈们的遗训，睦宗族，和乡邻，明礼让。淳朴的好客之风、宽厚的待人之礼一直保留在客家人的日常言行当中。客家人深知传家当以亲善和气致祥，而睦族之道也在于和善礼让，不和善礼让就不足以敦宗。在客家家规家训中睦族和邻的条目比比皆是，如《彭氏家训》载“虽有外亲，不如族人，荣辱相关，利害相及，宗谊为重，财器为轻，危急相济，善恶相正。”认为族人与族人之间荣辱与共，利益相关，彼此应该相互帮助，钱财事小，情谊为重。《邱氏家训》有“敦宗族”条目“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姓利不迁。一本万殊，瓜延瓞笃。敦睦宗族，和善宗亲。不违天道，不悖人伦。利而勿害，与而勿夺。尊强扶弱，尚富恤贫。雍睦一堂，和蔼千秋。”认为只有敦睦宗族，家族才能和气，传家才能久远。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先祖制订的家规、家训，其中一些家族还把家训以楹联的形式镌刻，教育族中子弟奋发^[156]。留于堂内的对联“孝友传家诗书礼乐，文章报国秋实春华”“结庐老梅树下，读书深柳堂中”“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润字生香”，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气，透露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振纲立纪，成德达材”“能不为息患挫志，自不为安乐肆志，在官无傥来一金，居家无浪费一金”。这些传家楹联，大都旨趣高远，意义深刻，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其主要内容包含立业、报国、修养、处世、气节等方面。楹联的字里行间无不传达着忠孝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理，为其裔孙确立了为人处世的规范，树起了自我修养的标杆^[155]。

迁移过程

西晋永康元年，距今1700多年前的公元300年。当时发生了历史上的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此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 413 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此次迁徙，远达江西中部、南部等地，近则仍徘徊颖水、淮水、汝水、汉水一带^[187]。

第一次大迁徙之后百年时光中，人们生活相对稳定。直到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惟有赣南、闽西和广东东北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此次迁徙少数人远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人则留居福建汀州，以及赣州东南各地。

历经两次大迁徙的人口在地域继续繁衍生息，直到北宋都城开封，于公元1127年被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元人入侵中原后，强占民田，推行奴隶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人，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随后由于元兵向南进逼，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文天祥起兵抗元，率义军进抵梅州，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转战于闽粤各地，仅松口卓姓家族就有800多人，男执干，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自此客家民系在此次大迁徙中形成。

客家第四次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出面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的；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二是人口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乃思向外发展。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于是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辗转征战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在此期间粤中地区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清政府为解决土客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以安置客家人。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迁徙，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客家人向海外迁徙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的同时，又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凼家冲等港口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陆路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越南等地。其中包括宋末抗元、清初反清复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早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志士，以及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骗、招雇为契约华工到南洋等地从事苦役。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民系形成

1、形成时间

关于客家形成时间，主要观点有：五代宋初；宋明时期^[186]。

汉代《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俗鄙朴。”
汉代《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唐代《晋书·地理志》“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
唐代《晋书·卷一百·苏峻传》“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聚保于山泽险阻形成的坞堡，或叫垒壁、堡壁、屯坞、壁坞等等。《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早在汉代坞堡已是宗族用于防范秋冬南下劫粮的游牧民族，《晋书·卷一百二·载记第二》“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直到永嘉年间发生的匈奴刘聪遣人攻击坞堡的事件，可见豫州地区坞堡分布数量众多，加上胡族政权也必须出动上万人的军队来对付，可见坞堡的武装力量也不弱，客家围屋的建筑技术就是源于汉晋坞堡。
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人南渡到江淮间，流亡的人据险自保，江淮间的坞堡势力都没有大到足以影响南北两地政局。而这些势力也并不完全听命于东晋朝廷，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能够在两大政权的夹击下生存，甚至还能进一步发展成可以影响流移之地的地方势力，大多是拥有强大宗族势力的集团。
唐代《史通·邑里》“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士族是具有时间纵度的血缘单位，高门华胄，强调郡望以区别于其他家族，郡望与士族相始终。《十驾斋养新录》“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
唐代《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安史之乱造成的南奔有如永嘉之乱般。
五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唐末大小军阀在江淮混战，此战彻底摧毁了江淮社会。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黄巢死后，大唐各军回归本镇，在这个战争的空隙间，秦宗权收拢黄巢残军迅速崛起，在短短几月之间其麾下军队达十数万人，秦宗权继承黄巢的传统，如果说黄巢建立的黄齐政权是无头苍蝇，只会四处乱撞的话，那么秦宗权建立的秦齐政权则是一头吃人的魔兽。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逾江、湖，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具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硙，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
宋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自光启末，高骈失守之后，行密与毕师铎、秦彦、孙儒递相窥图，六七年中，兵革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用暴力强拆着唐朝的门第社会，用鲜血揭开了五代十国的大幕，用尸骨宣示着丛林法则的残酷，江淮从人烟最盛之地突然变成了人烟稀少之地，除了战死、饿死、病死之外，很多人逃往了江西成为了客家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九国志·卷三·安仁义传》“儒军大败，破五十余寨，以功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剌史....初儒之乱，士庶多奔豫章。”唐末江淮大混战，杨行密、朱温、孙儒等人长期在江淮之地割据厮杀，来回反覆践踏，导致东晋迁居江淮的大量人口逃往距离江淮最近相对安宁的江西，改变了江西的居民结构，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础。
宋代《九国志·卷一·秦斐传》“天祐三年，洪州钟传率州人立其子匡时，江州刺业延规传之养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纳款。因授裴西南面行营招讨，使攻匡时。”镇南军节度使钟传立其子钟匡时，钟传养子江州刺史钟延规忿而投奔杨行密之子南吴第二位国君杨渥，杨渥使秦裴率军进占洪州。
宋代《九国志·卷二·谭全播传》“遣使诣梁，俄授万胜军防御使、五岭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检校太尉、开国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由于防守严密，兵灾和战火很少波及赣南，成为了承接大量人口涌入的地区。
宋代《九国志·卷四·周本传》“指授诸将戮力急攻，大破其军，擒全讽，诸郡之兵皆溃。”周本在象牙潭擒获危全讽，彭玕逃往湖南，而虔州维持了十二年才被南吴征服，其间有很多人从赣北迁往赣南，使得虔州在唐宋之际人口增幅较大。
宋代《舆地纪胜．赣州景物条》“官人石，在宁都县西北十里，石崖环之，无路可到，游者扪萝凿磴以上，唐末巢寇为扰，官吏避难于此。”宁都即唐代的虔化县，当地避难到峻岭之上，有些人会迁往宁都周边地区，如赣中偏东的抚州再往东走建州、邵武军。赣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虔州则往东走汀州。
宋代《新五代史．卷四十一》“卢光稠、谭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状貌雄伟，无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识略。”唐末群雄纷争，盗贼蜂起，民不聊生。赣南卢光稠与邑人谭全播高举义旗，组织义军，兴兵捍敌，保境安民。为客家先民在赣南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及远播闽粤桂及海外等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兵火之余，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八世纪中期所发生的安史之乱，战火连年，哀鸿遍野，黄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迁。唐代韩愈《考功员外郎卢君墓志铭》“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不久到了唐末在此定居未安，杨行密和孙儒争夺淮南频繁的战争，使人口又一次渡江而南。《旧五代史·王潮别传》“黄巢犯阙，江、淮间群盗蜂起。”
安史之乱后，唐朝末年的战乱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长时间的战乱使人口的南下脚步继续深入，比如福建汀州在唐代初辟，户口稀少，唐代中晚期元和年间《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户数2618户，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太平寰宇记》所载汀州增至24007户，增幅高达817％。这是汀州户数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长，与唐末至五代战乱时期人口的批量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梅州共1568户，比唐代元和年间414户增长了278%，但不及唐代开元年间1979户、唐代天宝年间2189户。说明梅州的户数自唐末五代以来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汀州，主要是属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比闽西汀州要低得多。
而汀州在北宋太宗时期到北宋神宗时期《元丰九域志》所载汀州户数增到81454户，是汀州户数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到南宋中期庆元年间，历时七十年户口增幅达168%，而这个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正是后世福建客家土楼的主要分布地区。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此外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南下的军民也是客家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末年，这两兄弟率军从江淮地区下江西入闽，唐朝灭亡后，割据福建。并留部分军民官吏在汀州善后，可见当时大量人口的涌入是客观存在的。随着人口不断迁入，宋太宗淳化五年，汀州下属的长汀县武平场和上杭场，升格为武平县和上杭县，足以说明汀州人口的增长态势。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克而归。其将包洪实、陈望，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由于王延羲继位后，骄傲奢侈，荒淫无度，猜忌宗族，王延政因此多有规劝，然而王延羲反而回信怒骂，又差人探听王延政的隐私，二人因此结怨。闽国永隆二年王延羲攻建州，开启了闽国内战，二人于数年争战中互有胜负。王延政发兵攻汀州，福州远离汀州，汀州也没有人趁乱起兵，这是因为汀州外来人口增幅最大，汀州的矿产比赣州丰富，更加吸引移民进入。宋代《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三》指汀州的上坑县原是冶钟寮场，《元丰九域志》指钟寮场是金场。
宋代《舆地纪胜》汀州引北宋陈轩的诗作《咏汀州》“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
在唐代之前赣南是偏远荒僻的地区，唐人白居易《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白居易把赣南比作是天涯的尽头。唐人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唐人刘商《送人往虔州》“莫叹乘轺道路赊，高楼日日望还家。人到南康皆下泪，唯君笑向此中花。”这些诗句道出了当时赣南社会荒凉的景象。
而到了北宋时期，宋人苏轼《答苏伯固三首》“至虔州日，往诸刹游览，如见中原气象，泰然不肉而肥矣。”随着唐末人口的涌入，赣南改变了之前率以荒服视之的局面，在北宋时期已发展成中原气象的社会面貌。
江苏泰州人，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客、赣、同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提出赣语、客家话有一些特点和江淮最东部的泰州、南通一带的方言类似，源自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因为江淮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偏僻，所以语言变化较慢，而江淮中西部人口变动很大，很多人从江淮地区迁江西，把江淮方言的特点带到了江西。
润州刺史安仁义是来自塞外的胡人，生性残暴，大量润州人和其他江淮人口逃奔江西，唐代的南京多数属润州，自唐高祖武德九年到唐肃宗至德二年的一百三十一年间金陵属润州，直到至德二年置江宁郡。江苏镇江附近的人在唐末战乱中大量迁居江西。《同治泰和县志·卷六》“当五季干戈之扰，四方大姓之避地者辐辏竟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遂倍蓗于旧。”统计赣南近五成家谱记载先祖是在唐末五代南迁，而闽西有三成半家谱记载先祖在唐末五代南迁，吉安、赣州的一些家谱之所以记载金陵为迁出地，应确有所本。
靖康之难后南北分裂，在此期间，两淮地区又成为南北政权争夺要地。金人南侵，两淮是必经之地，南宋北伐，也多由江淮北上。元末明初两淮为义军首发之地，太平天国时期，江淮间战争尤烈，即以国共内战而言，三大战役也以淮海战役为最大。综观历史，两淮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战略地位。北方势力占有，可以进而取东南。南方政权占有，进可以问鼎中原，退可以固守东南，这就决定了在乱世江淮地区不安定。
赣州和汀州是南宋朝廷安排自金朝南迁的归正人的地区之一，汀州仅宋室宗子便至少有五人，三人居住在宁化，二人居住在长汀。嘉定十二年，宗子赵汝舟一家被安置在长汀。除了赵汝舟外，还有赵希玛安置在宁化、赵汝求安置在长汀、赵与堂安置在宁化、赵与岗安置在宁化，他们分别是庆元二年、开禧元年、宝庆二年和嘉熙二年进士。赵汝愚在《论汀赣利害奏》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居住汀州的“养老归正等人”、“宗室”和“忠顺官”。南宋隆兴二年，汀州的户数为174517户，比北宋元丰年间户数增长了114%，到南宋宝佑年间汀州户口数增到223433户。北宋后期靖康以来，汀州户数的持续增加，与这一时期中原和江淮大量人口迁入相吻合。
《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记载的人口数来看，唐朝末年，赣南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赣州府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赣州的户数是120985户，淳熙年间赣州户数增至193339户。在汀州，崇宁年间汀州的移民户数达到172432户，庆元年间的汀州户数是达到218570户。
《宋史．食货志》“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靖康之难后，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宋人庄绰《鸡肋编》“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当时江西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地之一，宋人李纲《梁溪集》“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南宋初年，迁入江西的移民甚多，宋人陆九渊《象山集》“江东、西无旷土”至南宋中期，竟出现江东、江西无旷土的情况。据《元史·地理志五》记载赣南户数为127298，其中赣州路有71287户，南安路有50611户，赣南户口数的增加，与南宋以来大量移民的迁入有着直接关联。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完成区域土地开发的必要前提，赣南最早设置的郡县是赣县和雩都，所以中部地区的发展相应的要领先于其他地区。然而南宋初中期，中部地区的户口数增长率最慢。其中原因很多，关键的因素在于中部地区发展程度高，人口基数大，所以增长率低。南宋时期，大量移民迁入赣南，超过了中部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也有战乱等原因外迁，过剩人口沿着大庾岭线路和章江、贡江向四周迁徙，从而促进了其他地区的开发。宋宁宗嘉泰二年，宋人朱梦龙《庄明府生祠记》“通天下大县四十，其隶于江西之赣者二，而兴国居其一。”其中虽然不乏褒奖过溢之词，但在全国四十个大县中，兴国能有一席之地，也反映了当地良好的发展趋势。
唐宋之际赣南与闽西的人口与政区增长迅速，宋代中期之后，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文化区。随着靖康之难后的南宋移民持续进入赣南、闽西，聚集的人口达到上百万人，并大量迁居粤东，进入客家人的扩散期。
宋代《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宋嘉祐七年二月·己卯朔·更江西盐法》“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这段话，证明大量人口从赣南迁到广东一带掳掠钱财和盐，最后甚至结成一个团体对抗官府的事实。
唐代的循州到北宋初已拆分为循州、惠州二州，宋代的循州只领龙川、兴宁二县。唐代元和时期兴宁、龙川户数为1224户。循州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增至8339户，据此北宋初龙川、兴宁二县户数比唐代元和户数净增了7115户，增幅为581%。到元丰年间，循州更增到47192户，比北宋初又净增了38853户，增幅为466%。而梅州增到12372户，净增10804户，增幅高达689%，显然是外来移民的结果。
比较二则同出于宋人之笔的描述，陈一新《跋赡学田碑》中言汀州“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息颇类中州。”而刘克庄《木绵铺》中言漳州“风烟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宋人眼中汀、漳二州虽境土相连，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现象已十分明显，汀州客民类中州，而闽南漳民却和中原有明显差异。早在唐代《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可见直到唐代闽南泉州还有大量闽越人。
宋代《方舆胜览》“汀州虽居南粤之穷辄，实有中州之雅俗。”
在汉唐时期赣南的文化名人只有邓德明、钟绍京、綦毋潜、谢肇、赖裴等人较为知名。到了宋代情况改观，赣南开始文风郁然，涌现出大批人才。其中著名的饱学之士有南康刘元亨、石城温革、雩都王鸿、会昌赖克昌、赣县阳孝本、龙南钟伷、大庾何大正、赣县池梦鲤等人。
依据《江西通志·选举表》标明的乡贯，指出赣南在宋代共有进士227人。其中北宋时期赣南有进士88人，虔州76人、南安军12人。南宋时期，赣南有进士139人，其中赣州进士86人、南安军进士53人。依据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和顺治年《江南通志》提供的材料宋代赣南进士有229人，其中赣州有155人，北宋有59人，南宋有96人。南安军有65人，北宋有12人，南宋有53人。依据同治年《赣州府志》、同治年《南安府志》和道光年《宁都直隶州志》有关进士的记载，两宋时期，赣南共有进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大致反映出宋代赣南进士的情况，南宋嘉定年间的赣州知州王楠在遍谕耆老时指出“赣人在元祐党十有四”可见宋代是赣南文化发展的较快时期。
宋代《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已有很多逃难人顺赣江到达了郁孤台所在的赣南地区。
同时远离战乱的岭南也是避乱的良所，宋人庄绰《鸡肋编》“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南下岭南的人，主要是从江西虔州度大庾岭至岭南。之前由于赣南的土地开发还没有达到饱和，因而吸引了大量移民定居赣南，绍兴二十三年秘书省校书郎董德元指出“虔州有十县，地广人稠”经过三十余年的移民流入，绍兴末年时的赣南已是人口稠密地区。
南宋时期赣州、汀州大量人口向广东迁徙《方舆胜覧·卷三十六·梅州图经》“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农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给废。”可知梅州的汀、赣客民侨寓之多，而对旁边使用闽方言的潮州《方舆胜览》则描述为“潮州夷獠遂生”。
而广西东南成为宋代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南宋为躲避战乱迁入岭南西部的移民很多。《舆地纪胜》“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这些移民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亦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们是较早迁入广西东南的客家移民。《容县志》“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而《南齐书·州郡志》“广州，镇南海....而狸獠猥杂。”直到南宋《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州风俗形势》“逖彼番禺，去都万里，境接群蛮，地居海淞”可见岭南不同族群间方言文化等差异很早就已经存在。
南宋时期广西东南户口增长迅速，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甚至多次出现老虎因栖息地缩小而四出伤人的事件。据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复甦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阿富汗篱笆，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不断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
元末明初期间，复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赣二府转徙广东境内垦殖定居《嘉应州志》“故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自来，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言语声音皆与汀赣为近，其传次亦相上下，约在二十余世之间。”
明代永乐年《永乐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三》“汀人言北语，非类闽语。”早在五代韩偓《过汀州》“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间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棒。”，人们就发现汀州方言和福建其他地方不同，若以现代方言的分布来看，福建多数地区为闽语，而汀州方言是客家话，舆明代官话相对接近些。
明代永乐年《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与梅阳之人等。”此段叙述表明潮州虽属于广南东路，但语言跟福建漳泉类似，粤中的广州、粤东的惠州、循州、梅州的话都跟潮州不通。只有惠州滨海的海丰县语音接近潮州。
明代嘉靖年《惠州府志》“崇山复岭，盘回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惠州在明代尚未得到全面开发，仍有许多可供开发的“草莱之地”。加上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广东通志初稿》“唯广东铁冶，自宋以前言英韶，自国朝以下言潮惠。”因此惠州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好去处，明代中叶，大批来自汀州、赣州等地的移民进入惠潮从事矿产开采活动。
明代嘉靖年《广东通志》“若夫博罗、河源近于府，则语音相同，海丰近于潮，则类潮音，龙川、兴宁、长乐联络于赣，则类赣音，此又言语之殊云。”今天的客家方言在各大方言中与赣方言相近，可以看出这里的与赣相类的方言是指客家话。
明代万历年《闽部疏》“建邵之间，人带豫章音，长汀以南，杂虔岭之声，自福至泉，鴃舌弥甚，南尽漳海，不啻异域矣。”明人王世懋的《闽部疏》从侧面提及汀、虔一带的方言，王世懋将福建方言大略分成三部分，建邵之间是边际话，移民从江西来，故带豫章音。福州至泉州是闽方言区，对于说吴语的太仓人王氏来说有如鸟语，故称鴃舌弥甚。至于汀州一带则和赣南方言一致，故云其杂虔岭之声，可见在明代时客家方言的分布已很明确。
明代万历年《永安县志·俗产志》“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石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永安居民近的来自附近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自江西、福建。
清代康熙年《永安县次志》，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真正意义上客家的文献。该志由永安知县张进箓修，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风俗》“宽得人习勤俭，衣裘罕缺，然不无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
在屈大均《入永安县记》一文中，另有如下记载“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泒。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
《入永安县记》记载了屈大均受邀编纂县志，在永安各地走访的见闻。正因为是见闻，更能代表作者的所见所想。在这里，名曰客家变成了诸客家，并不具有自称的含义。考虑到受迁海复界的影响，当地人已形成对于来自惠、嘉地区外来者“客”的观念。
屈大均在完成《永安县次志》的编纂后，对其业已完成的《广东新语》进行了增补，继续论述永安的风土人情。与《广东新语》并称为清代岭南史料笔记两大名著的《岭南杂事诗钞》中同样论及客家，文后自注中写到“惟语音与土著迥不相同，故谓之客家。”
赣南方志中的客籍与《永安县次志》成书几乎同时，赣南地区的方志中也出现了客的称谓。康熙五十年《潋水志林》中，兴国知县张尚瑗：“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买田则立户，立户则充役。侨寓流移，襁负担簦，春来秋去，着之以名籍，惴惴乎？”
清代雍正年《归善县志．卷二．邑事纪》“明万历二十三年，两广都御史陈大科下檄令有司拘客民入约。为督抚地方事，照得惠州府属如归善、永安、河源、海丰等县，土旷人稀，近有隔府异省流离人等蓦入境内，佃田耕种。”
清代乾隆年《石城县志》“邑大户土著为多，万干恐势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侯，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将移民称为客纲、客户，再次表明了在清前中期的赣南，客是作为一种他称而存在。
清代嘉庆年《新安客籍例案录》“新安县复界后，地广人稀，招徕异籍民人，佃垦地亩，其时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闽省漳、汀各府属民人，亦各先后踵至就耕。”
清代嘉庆年《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一．寄籍入学》“查客童等祖父于顺治年间，因招垦军田，自惠潮来莞，入籍一百余年，滋生已七千余户。”
清代嘉庆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八．流寓异地》“同治五年奏准，江苏铜、沛两县，自黄河近涸变为荒田。山东曹济等属各县客民，陆续前往，创立湖园，相率垦种。铜沛土民，于水退归乡后，因旧产被客民占垦，日相控鬪，叠酿巨案。....遇有土客控案，但当分别良莠，不得复存土客之见，以期永息争端。”外来移民就是“客”江苏亦出现了“客民”的名称，而于明清时期移入西南地区使用西南官话的汉族移民在当地亦被称为客家。
广东和平人徐旭曾作于嘉庆二十年的《丰湖杂记》被认为是客家人的宣言。文中写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徐旭曾为嘉庆四年进士，辞官归里后先后掌教广州越秀书院和惠州丰湖书院。他称客家人为中原衣冠旧族，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是客家文化精英主动论述自身的开始。
清代道光年《佛冈县直隶军民厅志．卷三．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时立籍者，为土著。国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清代同治年《客说》“而客于是乎滥觞焉。递于东晋元嘉，五胡乱华，冠带数千里之区，腥膻塞路，于是乎豪杰之徒，相与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及帝昺南迁，遗民益蔓延于南海之疆，与土人望衡对宇，往来交际，迭为宾主，或联婚媾，长其子孙，盖既千数百年于兹矣。由是观之，大江以北，无所谓客，北即客之土，大江以南，客无异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遗风流俗，客其一线之延也。”
嘉应州人黄遵宪《梅水诗传》序言中写到“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也。”此外，在《己亥杂诗》《古香阁诗集序》等著作中，黄遵宪反复论述客家的来源和历史。
《己亥杂诗．二十四》“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尤留三代前。”
《己亥杂诗．二十五》“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清代光绪年《石窟一征》“大埔自晋置义招安置流民，中州民族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诸臣息从行在，播荡闽粤间椒聊于以蕃衍，变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复，故物人才辈出，始为国人所注目。”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卷三十二》“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流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随文天祥，起而勤王，与元兵凄战，至宋帝已沉海，仍无一降元者。《乞将所部义兵赴阙申状》“天祥所统，纯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义感激使行，又有官资在前，为之劝励。”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方言》“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中，直揭当时接受韩山文传教而信道的客方言人群为客家“惟瑞国有一韩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与弟相善，其人并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羡其为人焉，爱弟独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县地也。”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兴宁县乡土志·人类篇》是一篇极具客家意识的论述“邑中人类，本中原衣冠旧族。宋南渡时，播迁转徙，多由闽赣而来，语言风俗与土著异，故当时土著称为客家。厥后由县转徙他方者，遂自称客家，而并无改其语言风俗，示不忘本也。考据家谓其语言多存古音，风俗犹有古礼焉。”
清代光绪年《清稗类钞·客族》“四川成都多广东嘉应人，其入蜀也，始于粤寇石达开之率众西行石败，众溃散，石军多嘉应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于土著矣。惟其语言则数十年来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称之曰客族，然嘉应人在其本州岛所操之语，粤人谓为客家话，盖亦非嘉应土著也。”
清代光绪年《清稗类钞·方言类》“广东有客话，广东之南雄州，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州五属，及广州之花县，龙门，清远，潮州之大埔，丰顺等县，均操客话。盖土著以其后至，故称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为客话。其语之节凑句度，较之内地不甚相远，实与六朝音韵相合。”

2、形成地域

主要分布、大本营：赣闽粤边区（赣州、汀州、梅州、河源、惠州、韶关、深圳一带）

惠州客家围屋-秋长谷里(80张)

客家腹地：粤东、粤北、珠三角东南部、赣南、闽西等

客家侨都：惠州

世界客都：梅州

客家摇篮：赣州

客家首府：汀州（明末清初以前）

客家古邑：龙川（河源、兴宁、五华）

客家吾州：韶关（客家第五州）

客家通衢：石城

客家驿亭：石壁

客家五州

惠州

梅州

赣州

汀州

综述

惠州-发现客家时尚

深圳甘坑客家小镇汉服秀(80张)

早在清末学者徐旭曾所撰著的《丰湖杂记》里已经提到：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今梅州）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而客家四州则为惠州、梅州、赣州、汀州。福建宁化石壁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被称为客家祖地。梅州则因其为海外客籍华侨的主要祖籍地而被称为世界客都；赣州则与客家民系形成有着密切关系，被称为客家摇篮；韶关是名扬海内的客家第五州的主要继承者。

惠州

惠州府（今属惠州、河源、汕尾、韶关等）是最大的客家侨乡。惠州是客家学的最初萌生地，从客家学研究客家文化发育机制的意义上看，惠州是客家文化的试金石、表演场之一。惠州文化是客家文化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梅州

梅州是客家人聚居地之一，曾举办过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客商大会、央视中秋晚会、全球客家妹形象使者大赛、客家文化创意产品博览会等^[36]，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约700万，遍布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同胞200多万，而台湾约500万客家人中约180万祖籍梅州^[205]。

赣州

赣州（原名虔州）在客家人迁入之前，除有少量当地土著居住外，大部分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经历了中原汉民向南方的五次大迁徙以后，赣州成了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全市18个县（市、区），除章贡区部分和信丰县的嘉定镇以及其他几个居民点外，其余均属客家语地区，客家人占全市总人口95%以上。这里既有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也有明清时期从粤东和闽西回迁到赣州的新客家。赣州方言包括本地话（老客话，属客语于桂片）、广佬话（新客话，属客家语宁龙片）、府城话（又称赣州话，属西南官话）。赣州地区被誉为孕育客家民系的第一块热土、客家文化的摇篮。

汀州

汀州各地客家居民大多都溯宁化县为先祖曾居处。汀州籍华侨尤以籍贯永定县最多。可惜汀州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原来的汀州各县，分别由三明市和龙岩市代管，故以汀州与惠州、梅州、赣州并称客家四州，有时空错乱之感，而古汀州的宁化县被誉为客家祖地。闽西长汀，有“客家首府”之称，也被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179]。

韶州

古韶州（粤北地区，今主要为韶关市继承，但不限于韶关市。）是名扬海内的客家第五州，地处北江流域，（韶关、清远）的人口，80%左右应该是客家，包括英德、南雄，基本上都是客家属地。北江文化这种族群文化的归属，基本属于客家文化。韶关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地级市，是客家民系的聚居地之一，区内以客家方言为母语的人口超过九成，虽然现韶关市区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使用广州话，但非常明确的是，相对于讲客家方言的居民而言，讲广州话的才是客，因为他们并非韶关较早的居民，他们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为躲避战乱，方由广州附近北迁而来。

客家地区景点(80张)

隋开皇九年（589）改东衡州始设韶州，治所在曲江县（今武江西岸），韶州范围最广时包括今韶关地区（仅新丰县原属循州）、清远地区（仅清远市区原属番州）。韶州对于客家民系而言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客家原乡之一，客家大本营即由包括韶州在内的五大州府构成。古韶州地域北连赣州，东接惠州，西挟广西贺州，南扼广州，韶州所连接的赣州、惠州都是重要的客家文化盛行地区，所以韶州在客家大本营中起到重要的御接作用。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提到：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

在清代古韶州分属韶州府、南雄府、连州府，南韶连三府州源出古韶州，都是客家大本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均是《丰湖杂记》所记客家原乡。古韶州客家渊源历史悠久，上可溯秦统一岭南之后的横浦、湟溪、阳山三关；中可探盛唐名相张九龄开凿梅岭梅关，引中原移民入籍岭南。

政治

播报

编辑

综述

梅州义兵统督蔡蒙吉故居

客家是汉民族中颇具血性的族群^[37]。从南宋末期开始，客家登上历史舞台（如蔡蒙吉），从宋末勤皇抗元，明末抗清，收复台湾，再到清末抗日抗法，无不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身影。近现代客家六次崛起，大批人杰促进了中国历史进程。这六次崛起，指的是：第一次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是客家人作为中坚之一的戊戌变法运动；第三次是客家人作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第四次是发生在客属地的土地革命；第五次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部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第六次则是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开国元戎中有一大批客家领袖与战将^[34]。

河源文天祥屯兵遗址，甘泉胜迹

客家作为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占有着重要地位^[38]，并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土地革命及抗日战争中逐步崛起，连戊戌变法这种一般人认为与客家关系不大的维新运动都有客家人在主事，不仅菜市口喋血的六君子中，有章京行走的刘光第是客家人，而当日唯一呼应变法的省份，即湖南新政，则完全是客家人在主事，其主帅为陈宝箴、黄遵宪，为湖南日后出了一大批革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黄遵宪与戊戌变法的主帅梁启超，更有不同一般关系。陈宝箴被赐死，黄遵宪也差点被杀。而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先驱即有客家人洋务派代表丁日昌。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十大战区司令长官有六位是客家人（张发奎、薛岳等），共产党两大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是客家人在主事，八路军总指挥为朱德，参谋长为叶剑英，香港办事处主任为廖承志，新四军军长为叶挺，重建后的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185]。

太平天国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由客家人组织发动，首领洪秀全以及六位最高决策的核心人物（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洪仁玕）均是客家人，后期主将陈玉成、李秀成也是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宣传、发动和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以广西东南地区的客家人为基础。而客家人大批加入太平军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势力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38]。太平天国之始终，浓缩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编》，太平天国的思想甚至比稍后的洋务运动的思想还要先进，这代表了客家人从历史的“自在”走向了“自为”,第一次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崛起。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851年，洪秀全发动了金田起义，并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引发的天京事变大伤了太平天国的元气；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新时代农民战争的特点。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147]。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紧密联系，必然影响到太平天国的方方面面，使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烙印^[38]。太平天国失败后，部分参加太平军的客家人被迫外徙东南亚，一部分则隐于乡间继续从事反清活动。两广会党当中有不少人曾与太平天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孙中山在初期筹划革命时，已经注意到这一反清力量^[198]。在孙中山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客家人加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组织，在以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98]。

中法战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当法国侵略者吞并越南，威胁南疆安全的严重时刻，出现了一个震动中外，影响中、越、法三国政局的奇迹，一度偃旗息鼓，避居越境的黑旗军，奋起抗法。黑旗军和法国侵略者交锋频繁，较大的战役共有六次。尽管具体情况不同，他们都能结合实际制定有效作战方案战胜敌人。

甲午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事起，丘逢甲出面号召，成立以客家人为主的团练，义不帝日，率领台湾同胞英勇抗击日本入侵^[193]。

戊戌变法

客家人在近代三大革命运动中有出色的表现，这些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文史资料中记述颇丰，可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业绩却鲜有提起。其实在京百日维新以及在地方上惟一呼应即湖南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客家人均不曾缺席，有的甚至担当起领导与骨干角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变革创新精神，历史应当为他们添补上浓重的一笔^[39]。如刘光第、陈宝箴、黄遵宪及其《日本国志》、陈炽在戊戌变法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40-43]。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及重要成员廖仲恺、胡汉民、邓仲元、何贯中、邹鲁、温靖侯（温仲和之子）、谢良牧等都是客家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首先得到广大客籍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当时在同盟会的领导核心成员中，客籍留日学生占46%，绝大部分是嘉应州、大埔、惠州等地的留学生^[214]。

此外海外革命经费的筹措也主要是在客籍华人华侨中进行；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主要集中在客家人的地区或以客家人为主。在1911年广州起义壮烈牺牲的72烈士中，有林修明、陈文褒、饶辅廷、周增、张学龄、陈文友等24名客籍人士，他们有的既是海外回国的客籍华侨青年，同时又是留日学生。可以说客家人对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宣传发动、筹措经费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事例不胜枚举。如郑士良领导惠州起义，何子渊、丘逢甲领导黄冈起义，邓子瑜、陈纯领导七女湖起义，胡汉民、姚雨平、胡毅生、邹鲁领导黄花岗起义。

客家人逐渐在中国政治舞台崛起，对民国时期广东革命形势演变至关重要，也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160]。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黄绍竑任第7军党代表。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张发奎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黄琪翔^[44]更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4月17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介石、柏文蔚等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

土地革命

客家人聚居地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生地，客家人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45]。土地革命中客家表现突出，中央苏区所在地是赣南的客家地区，朱德^[46]、叶挺、叶剑英、卢德铭、朱云卿、袁文才^[47]等皆为客家人。

抗日战争

客家人在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5日）中的表现
事件	客籍代表人物
第二次国共合作	朱德^[46]、叶剑英、叶挺
淞沪会战	张发奎、廖磊、薛岳、罗卓英；阵亡的客籍高级将领：黄梅兴、姚子青、谢晋元、宫惠民、李友梅
太原会战	朱德
平型关战役	朱德
忻口战役	朱德（八路军总指挥）、黄绍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娘子关战役	黄绍竑（总指挥）
南京保卫战	罗卓英（副司令）；阵亡的客籍高级将领：罗策群、姚中英、刘国用、谢承瑞、黄纪福、陈节、朱赤
徐州会战	阵亡的客籍高级将领：王铭章
兰封会战	薛岳（总指挥）
南昌会战	薛岳、罗卓英、参谋长罗为雄
第一次长沙会战	总指挥：薛岳
桂南会战	总指挥：张发奎
枣宜会战	中央集团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
百团大战	总指挥：朱德
上高战役	总指挥：罗卓英
第二次长沙会战	正副总指挥：薛岳、罗卓英
第三次长沙会战	总指挥：薛岳
鄂西会战	吴奇伟
缅北滇西战役	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副参谋长温鸣剑
常德会战	吴奇伟
豫湘桂战役	张发奎
豫中会战	第一战区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
长衡会战	薛岳、张发奎
桂柳会战	总指挥：张发奎
湘粤赣战役	总指挥：薛岳
备注：客家人邓演达坚持中间线路观点^[48-49]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58]。张发奎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以伺候孙中山的虔诚来效忠汪精卫，但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氏叛国投敌。虽然张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159]。

1937年7月7日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在海外各地的客属华侨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些旨在团结海外客属侨胞为抗战服务的客属团体也相继建立，而在此之前建立的客属华侨组织也更好地发挥了其组织作用。其中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马六甲客属公会、爪哇三宝垄客属公会、苏门答腊巨港客属公会、旅美纽约崇正会以及香港崇正总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大作用的客属团体。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是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会长胡文虎的领导下，明确提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即“以团结的精神，一致的动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表现吾属人士救亡进行的热烈”。

客家华侨参加的回国抗战飞行员和技师有多人，在国民政府空中占有较大比重，比如驾驶驱逐机的飞行员几占同类飞行员的3/4。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等国，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62人，美国超过100人。1940年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就有145人报名。另外在美国，还有华侨创办的衣馆飞行学校、旅美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波兰特航空学校等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和技师，先后有多批回国参战，以“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

经济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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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翘楚张弼士槟城故居

种植业

农业以种植粮、油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次之，稻米生产以水稻为主，兼有旱稻。还积极引种番薯、玉米、小麦等优良作物。赣南种茶业始于唐代，明清两代更盛^[50]。

矿冶业

闽西是客家地区矿冶业主产地，宋朝时已开采，明清渐盛^[50]。马坑铁矿是华东第一大铁矿；紫金山铜矿是中国第二大铜矿；东宫下高岭土矿是中国四大优质高岭土矿之一。江西赣州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之称。

手工业

闽西汀州在明代中叶已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纸区，四堡地区所出产的玉扣纸是中国最富盛名的书画印刷纸，四堡与北京、汉口、浒湾并称中国古籍雕版四大基地^[51]。

商业

赣州、汀州在明代，粤东的兴宁在清初，先后成为客家地区最大的商埠^[52]。客家人从中国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遍布港台及东南亚，产生了一大批创富成功的客家商人。张裕集团张弼士，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早期客商的代表人物；化工大王田家炳，领带大王曾宪梓，东南亚钢铁大王何侨生，毛衫大王吴惠权，国货大王余国春等则是当代客商翘楚^[53]。

兰芳共和国

客商翘楚胡文虎香港虎豹别墅

参见：兰芳公司、兰芳大统制、兰芳共和国

曾与兰芳公司多有接触的荷兰学者高延也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说“涌入婆罗洲西部的移民，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在炎热的赤道，日复一日起早摸黑在金矿里从事一种连当地人也难以忍受的苦，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他们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副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一个接一个或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难道这不是值得称道的勇气以及肉体、道义上的力量吗？”。

罗芳伯原是读书人，后因科试不第而“怀壮游之志”，于乾隆三十七年漂洋过海来到婆罗洲。不久罗芳伯在东万律建立了一个名为“兰芳会”的组织，一方面参与金矿的挖掘，另一方面也用以自保。后来在苏丹平定土著人的叛乱中，罗芳伯因率领部众参与平叛而受嘉奖，加之兰芳会的势力已大，东万律遂被划归罗芳伯管辖。在此基础上，罗芳伯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即所谓“兰芳公司”。

印尼兰芳公馆

公司成立后，罗芳伯将此前互不统属的各华人团体、商会、村寨等加以整合，兰芳公司也由之前的帮会性质转为政权性质。按罗香林在《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中的说法“芳伯乃为之奠都邑，定官制，修军备，开商场，兴矿冶，抚民庶，建元兰芳，建国号曰兰芳大总制。受推为大唐总长，盖为一有土地、人民与组织，及完整主权之共和国焉”。

罗芳伯以东万律为首府，建立了"兰芳公司"，组织"兰芳大总制"，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早建立的民主政体雏型。罗芳伯在位期间，施行德政，领导人民改进落后的农耕技术、扩大矿产的开采，发展交通事业，创办学校，巩固防务，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

客商

客商翘楚郑景贵槟城故居

参见：客商、张弼士博物馆

“客商”，是客家人中的商人，以这个民系命名的商帮，以福建、广东、江西三地的商人为主，这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帮，以文化为纽带，保留着中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守望互助，共同守护精神家园。客家人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球的每个角落，他们不畏困难，艰苦创业，大胆创新^[183]。

客家商帮在明清时期就已漂洋过海到世界许多国家去经商贸易，1840年以后，客商足迹逐渐遍布全球，并且诞生了不少佼佼者，张弼士便是杰出的客商代表，他下南洋办实业、搞航运、开铁路，创立了历经百年不衰的“张裕葡萄酒”著名品牌^[184]。客商以诚信为道、知识为本、家国为魂、四海为商，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成为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劲旅^[182]。

梅州大埔张弼士博物馆

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张弼士是客商文化的开拓者。他成功的一生和客商文化“崇名务实”的职业品质、“仕”“商”相济的人生理念、鲜明的儒商情怀以及深沉的家国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张弼士是近代敢于国际竞争并且取得成功的中国实业家之一。他是中国葡萄酒制造、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是中国近代航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海外华商组织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他是中国最早注重营销策划和品牌效应的企业家之一^[203]。

客商由传统商帮发展成为今天跨国界的实业家组织,在近现代为国家复兴与建设作为了杰出贡献。客商不仅是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者;客商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202]。

社会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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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

参见：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甘坑客家小镇、雅溪古村、吾乡石屋、秋长谷里

穿越万顷碧波，在深圳这座奇迹般崛起的城市，那瞬间凝固的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和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景象。就在这块版图的中北部，有一方钟灵毓秀的山水，龙华区观澜版画基地，那里仍保存着水塘、古井、宗祠、碉楼等客家村落的遗迹，呈现了一幅田园式的原生态美妙图画^[164]。

深圳客家围屋-鹤湖新居

深圳市龙华区的观澜版画村是深圳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建筑群，建筑年代从清朝中晚期至民国初期。至2012年05月存有古建筑200余间，包括两座碉楼及附属民房、祠堂等，由不同姓氏形成不同的自然村。屋内客家文化的细节也保存完好。

盛会

主要有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客商大会^[54]、全球客家妹形象使者大赛、客家文化创意产品博览会、世界客属青年大会^[55]、第九届中山客家家年华^[56]、客家桐花祭^[209]、台北客家义民嘉年华^[216]、世界客家博览会^[207]。

世界客家博览会吉祥物亮相台北时装周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是海内外客属乡亲联络乡谊和进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载体，也是各国各地区客家人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缘起于一九七一年，基本上每隔两年在世界各地有关城市举行一届^[199]。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自举行以来，大会的规模、活动、内容和社会影响等都逐届扩大，其功能也由单纯的恳亲联谊，发展为融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等于一体的活动载体^[199]。

深圳客家文化节

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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