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一樹粵港滬文化交融之花

《繁花》:一樹粵港滬文化交融之花

撰文: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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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樓的定勝糕,黃河路的霓虹燈廣告招牌,港式粵菜招牌幹炒牛河,辛芷蕾美到囂張的旗袍,一首接一首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樂……在近日熱播的電視劇《繁花》中,導演王家衛用充滿時代感的細節,摹畫了20世紀90年代前後粵港滬三地文化交織交融的生動景象。

日常煙火的還原和勾勒,離不開細節的支撐。無論是小說原著作者金宇澄,還是影視導演王家衛,都是在細節的堆疊中,以食物、語言以及繁復的日常生活物件建構起90年代的城市記憶與文化景觀。粵港滬三座城的歷史、文化與性格,在市井小民的命運沈浮中交流激蕩,如「亂花迷眼,水銀瀉地」。如果沒有這些豐滿的細節與立體的人物,《繁花》就只是一個空殼的時代劇。

《繁花》官方海報

霓虹燈映射出粵味文化

《繁花》火了。自2023年12月27日開播以來,討論熱度持續攀升:豆瓣開分8.1,央視八套首播10分鐘收視率破2,峰值收視率2.6。滬語版《繁花》不僅喚醒了上海人的城市記憶,還在更廣泛的群體中刮起了香港文化和粵味文化的懷舊復古風。

王家衛的《繁花》,是上海的,也是香港的,更是廣東的。換句話說,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從衣食住行到流行文化,都能看到嶺南文化的影子。

「一九九二年的上海,霓虹養眼,萬花如海。」不到八百米的上海黃河路,是劇版《繁花》的主要拍攝場景。黃河路上最典型、最耀眼的莫過於高低錯落、鱗次櫛比的霓虹燈廣告牌。七彩的霓虹燈不僅帶觀眾重回90年代燈紅酒綠的上海,也讓不少人仿若置身香港的蘭桂坊。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裏寫白流蘇第一眼見到的香港時,就是看到霓虹燈,「顏色濃烈的霓虹燈招牌,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如今,霓虹燈已逐漸成為香港獨特的視覺符號和文化印記。

黃河路上絢爛的霓虹燈廣告招牌 (劇照)

霓虹燈折射的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迅猛發展。早在1920年,霓虹燈就被引入了香港,一些城中的生意人在唐樓上層安裝霓虹燈,借助其獨具創意的燈光吸引客人。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從香港到廣東再到上海,街頭越來越密集的霓虹燈,重構了城市的天際線,尺寸巨大、配色耀眼的招牌成為繁華城市統一的標誌物。

香港電影的巔峰時期,霓虹燈幾乎進入每個著名導演的鏡頭中,王家衛是其中的佼佼者。電影《花樣年華》將鏡頭定格在霓虹燈下,構造了一個幽深夢幻的霓虹世界;《重慶森林》裏梁朝偉坐在霓虹燈炫目的燈光下,在王家衛式抽幀中顯得迷離又夢幻。

霓虹燈同樣大量出現在廣東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影視作品中,包括《雅馬哈魚檔》《公關小姐》《外來妹》等。在電影《雅馬哈魚檔》中,上下九商業街的霓虹燈真實展現了20世紀80年代先行一步的廣州個體經濟的繁榮景象。

粵菜:三地文化的天然紐帶

黃河路的霓虹燈光廣告牌中,有一塊是顯眼的「粵菜館」。上海著名作家、上海作家協會理事馬尚龍介紹,在黃河路最火的時候,一條街上的飯店都以粵菜風格為主。黃河路當年甚至有更豪氣的老板,直接從香港找來大廚掌勺。

在馬尚龍看來,黃河路的走紅和當時上海流行的文化有密切關系,80年代末到整個90年代,港台文化風靡,天生愛趕時髦的上海人開始崇拜港台明星,熱衷於吃廣東菜,「當時香港明星來上海也喜歡去黃河路,因為那裏的廣東菜最正宗。」

港式名菜「仙鶴神針」

唐魯孫曾在《吃在上海》裏寫道:「廣東人在上海的勢力日趨雄厚,廣東人又最團結,飲食又講究清醇淡雅,不像滬幫、揚幫的濃厚油膩,隨後廣東菜館就像雨後春筍一般開起來,在上海灘反而後來居上。抗戰之前到抗戰初期,粵菜反而變成上海飲食界主流了。」學者周松芳也曾在《粵菜北漸記》裏提到,真正唱響「食在廣州」的名號,並不主要在廣州,而是在上海這個大舞台。

在劇版《繁花》裏,阿寶第一次到「至真園」餐館吃港式粵菜時單獨點了「幹炒牛河」這個橋段,正是這一潮流的生動寫照。「幹炒牛河重油,但燒得好的標準,是吃完之後盤子裏不能剩油。」不要小看「幹炒牛河」,這道港式粵菜是粵菜廚師的試金石,也是無數食客的心頭好。

電視劇《繁花》中至真園特色粵菜「乾炒牛河」

以粵菜為代表的飲食文化,不僅是粵港滬三地文化交流的見證,更是鏈接三地文化的天然紐帶。在劇版《繁花》中,王家衛拍攝了大量吃飯的鏡頭,幾乎每個角色都有自己愛吃的美食:汪小姐愛吃排骨年糕,寶總愛吃泡飯,爺叔愛吃定勝糕,葛老師吃豆漿油條。

《繁花》劇中常出現的上海小吃排骨年糕 (劇照)

細心的網友自會發現,爺叔最愛的定勝糕來自杏花樓。這是一家享譽申城的粵菜名館,是廣東人「勝仔」於1851年在上海創辦,廣東番禺人李金海於1888年入杏花樓廚房間當學徒,後成為該店廚房的當家名師。杏花樓的廣式月餅製作技藝如今更是成為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爺爺手中拿著杏花樓的定勝糕 (劇照)

除了粵菜,「港式服務」也一度成為上海潮流。1997年香港回歸,黃河路爭相追趕「港式服務」風潮,最熱鬧時,每晚夜宵都要排隊,一批吃完,立馬翻檯。有時客人太多,桌布根本來不及換洗,客人直接在光桌板上吃,也不以為意。營業結束時,天已經亮了。

「表面是飲食男女,裏面是山河歲月、時代變遷。」從表層看,《繁花》講述著飲食男女,而一家家飯店、一張張餐桌背後,連接著不同人物的生意經,以及隨時代大潮應運而生的「風自南來」的新鮮事物。

王家衛「上海情結」的背後

王家衛還用了大量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樂,57首配樂中不少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歌:《似是故人來》《偏偏喜歡你》《一生中最愛》《遙遠的她》《不再猶豫》……其中《新鴛鴦蝴蝶夢》和《千年等一回》,正是1993-1994年紅極一時的流行歌曲。

香港的本土流行音樂原本是20世紀40年代由上海傳播過去的,但是「移民之初」並沒有形成產業化。到了70年代,在嶺南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香港流行音樂逐步成型,湧現出一大批知名音樂人,包括許冠傑、林子祥、溫拿五虎、譚詠麟、徐小鳳、羅文等,奠定了香港流行音樂的根基。

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港台流行歌曲通過文化交流、商業溝通等方式傳入內地,尤其是以「歌神」許冠傑為代表的香港粵語流行歌曲在廣東地區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轟動,刺激了廣東流行樂壇的發展,再向北傳播。

內地流行音樂史上無數個第一,都由廣東首創:第一家現代音樂茶座、第一家唱片公司、第一個音樂排行榜、第一次拍攝MTV、第一個推行歌手簽約制……從廣東流行樂壇成長起來的音樂人,更是撐起了內地流行音樂的半壁江山。

1980年代紅極一時的廣州東方賓館音樂茶座

「獨上閣樓,最好是夜裏。過去的味道,梁朝偉的《阿飛正傳》結尾的樣子,電燈下面數鈔票,數好放進西裝內袋……然後是梳頭,三七分頭要對鏡子細細梳好,全身筆挺,透出骨頭裏的懶散。最後。關燈。這個片段是最上海,最閣樓的。」

金宇澄在《繁花》的開篇中,就寫出了滬港之間的文化共性:在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影片中,卻看到了最上海、最閣樓的片段。在香港影片中,也從來不缺少這樣的「上海片段」和「上海故事」。

早期的上海電影界也是廣東人居多,鄭君裏、蔡楚生、阮玲玉、胡蝶、黎民偉、張慧沖、嚴珊珊、林楚楚……許多電影院也是由廣東人獨資興建。1934年,在上海創辦天一影業公司的邵氏兄弟將總部搬到香港,開啟了上海與香港間的電影文化融合。這是三地文化血緣關系的一個縮影。

《繁花》劇中常見的上海弄堂 (官方劇照)

王家衛與《繁花》一見如故背後,也隱藏著一份「上海情結」。1958年出生於上海的王家衛,5歲時就跟隨父母移居中國香港。王家衛的電影,本性上又是香港的上海、上海的香港,在潛意識裏上海是那個失落的故鄉,香港只是落腳之地,是戰亂年代從上海流居到香港的文人,構成了王家衛電影的底色,所以《花樣年華》有上海感,他才會對《繁花》一見如故。

身著旗袍的辛芷蕾在《繁花》中飾演至真園老闆李李 (官方劇照)

書寫時代變遷中普通個體的煙火日常

同樣改編自金宇澄《繁花》的同名舞台劇曾在香港上演,該劇藝術總監張翔說:「上海和香港是非常相像的兩座城,有一樣的層層疊疊和嘈嘈切切。」

層層疊疊和嘈嘈切切,非常生動形象地道出粵港滬三地文化的共通之處:來自市井小民的煙火與日常,鑄就了深沈而雋永的文化積澱。遊離於主流歷史之外,卻充滿了活力、詩意和民間智慧。對這種文化的展現,只有回歸具體且普通的生活細節,方能打動人心。

日常生活細節的呈現,是王家衛的拿手好戲。為更好還原當時上海的城市風貌和風土人情,《繁花》劇組籌備數年,其間不間斷地搜集資料和田野采風,探尋上海這座城市的血脈,捕捉時代變革的風向,大至城市變遷,小到日常衣食住行,無不極盡考究。

等比例還原的黃河路以及大量的霓虹燈,1984年結婚時新娘子穿的紅色開襟外套,30多年前的紹興「飛天」黃酒,書報亭裏的郵票,頗具年代感的玻璃花窗……飾演潘經理的佟晨潔在采訪時說,自己在電視劇裏的發型看是有些誇張,但看自己媽媽當年的照片,幾乎是一模一樣。

定格《繁花》的每一幀畫面,都可以看到無數的小物件和細節,這些在日常生活中是容易被忽視的,但重重疊疊地堆累起來,就是有滋有味的生活。

電視劇《繁花》中的小物件,帶著時代的印記。(官方劇照)

現象級熱劇《人世間》也是如此。主創組動用大約14000件老物件,在有限的時間內講述近50年的歷史故事,細節鋪陳有序,經緯可辨,鏡頭裏滿是草根煙火,劇情的精神主旨也因此深紮人性土壤而顯得厚實、結實、真實。

侯孝賢拍《海上花》,請阿城做美工。阿城說,在電影裏,沒有用的東西要多,沒用的東西多了,就有氣氛了。這個氣氛,就是生活的真實味道。這些真真切切的生活,一個小空間,一個小家庭,一個普通人,一個小物件,集合在一起,就是無限的空間,就是千千萬萬的人,就是日常的史詩。

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謝有順看來,寫作有三個條件:經驗、觀察和想象。要想寫好具體的生活和特定的人群,必須要以專業的精神深入生活的細部,「當今文壇很多作品無法讓讀者滿意,很大的原因就是充滿細節的漏洞,在材料和經驗層面上都缺少實證,無法建構飽滿的真實感。」謝有順認為,真實感的建立恰恰源自細節的堆疊,寫作寫到最後,拼的就是細節和經驗。

電視劇《繁花》中寶總最愛吃的泡飯

日常敘事式寫作放棄了以往那種史詩性建構的沖動,由聚焦重大主題轉向關註個體生存,書寫時代變遷中普通個體的日常經歷與生命感受,建構起新的文學空間,催生了新的美學表達,推動著中國文學螺旋式向前發展。

金宇澄的《繁花》是這一轉變的代表作之一。他用無數的細節描寫上海的市井生活,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上,自覺地將文學的觸角伸向所置身的日常生活,用飲食男女的故事,鋪就繁花似錦的人情世態,再現了「現代都市生活的夾層與褶皺」。

在此基礎上,王家衛用精密的細節,還原了一個時代的跌宕起伏和精神風貌,喚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記憶,織就了粵港滬三地文化交融的一樹繁花。

本文獲《羊城晚報》授權轉載,作者孫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