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白澳政策
- 外文名
- White Australia Policy
- 定 义
- 澳大利亚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
- 执行时间
- 1901年-1972年
许多澳大利亚白人埋怨中国人的到来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同时迁怒于他们带来的中国文化传统，遂连续发生了许多起排华暴乱（诸如Lambing Flat暴乱）。刚建立起的以白人为主的自治政府亦持排华态度，陆续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法案。到1888年，澳大利亚的所有中国人都遭到驱逐，总理埃德蒙多·巴顿得意洋洋地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澳大利亚人之间，澳大利亚人跟中国人之间则不遵循这条原则。”该政策的另一源头是阻止美拉尼西亚人（被蔑称为“Kanaka”）进入昆士兰的甘蔗园工作。当时因为许多医学专家认为白人的体质不适合从事这种热带地区的工作（恐怕低廉的成本和温顺的性格才是引入美拉尼西亚人的主要原因），故引进了很多美拉尼西亚劳工，付给他们报酬很低的工资。也有些美拉尼西亚人是被劫掠到澳大利亚的（这种行为白人自己戏称“捉黑鸟”）。为了阻止这种行为的继续以及非欧劳力的继续涌入，18世纪90年代有大约7000美拉尼西亚劳工被政府驱逐，随后政府和贸易联盟达成协议，只允许白人劳力从事农场的工作。这项政策宣称的基本意图是保持种族的“纯净”。“为了保证澳大利亚一直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我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英联邦议会纪录，1901年9月12日 4845页）贸易联盟和它操持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是白澳政策的主要促动者。克里斯·沃森（时任工党领袖）宣称，“我反对将有色种人与白人混杂——当然我承认它跟工业化有关——主要由于种族污染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白人普遍相信种族纯净有助于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澳大利亚的统一将毫无意义，如果不是用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相互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阿尔弗雷德·狄金，英联邦议会纪录，1901年9月12日，4807页）。其它有关种族纯净的观点参看“被偷走的一代”。对中国移民的敌视可从“黄祸”一词中得到反映，而这种态度在澳大利亚最为明显。1901年的澳大利亚人口为370万，和亚洲相差很远，所以别有用心的人“担心”中国移民的涌入会“吞没”欧裔澳人。联邦政府担心难以控制的移民潮流会大幅度降低工资水平，这不是无稽之谈：许多雇主公开声称他们会那样做。这种情绪在亨利·劳森（澳大利亚著名诗人）1906年写的一首诗“to be amused”中有所反映。
1901年，新的联邦政府所进行的第一项立法举措，“白澳政策（whiteAustralia policy）”中的第一部法律《移民控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南非已有类似的移民限制法案。最早的草案明令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进入，但由于英国政府出于对在印度的权益和与日本的关系的考虑的反对，巴顿政府只得取消这种公开的规定，代之以“听力测验”来排除不要的移民。所谓“听力测试”也有人称为“欧洲语言测试”，是由移民官阅读一段50字的英语文章段落，要求移民申请人听写如式，不得有误。对于有色人种，移民官便特意选择一段英语法律条款中最冗长费解的句子，或科技论文中充满专业术语的段落，以保证有色移民的申请人不能过关。如果一个有色人种的移民申请人竟能通过测验，便给他用另一种欧洲语言再安排一次测验，直到他测验失败为止。在1901年后的十几年间，当时人口不足400万的澳大利亚竟然把将近1万太平洋群岛族裔的居民驱逐出境。墨尔本的唐人街从4个街区缩小到1个街区。亚洲家庭和其它有色人种因此流离失所，夫妇母子天人永隔的不知凡几。
当时，澳大利亚不是唯一采取这种移民政策的英国属地，白人们相信种族之间有天生的差异，并认为自己的种族优于其他。这种观点常常导致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出台，比如吉姆·克劳法案。南非、加拿大和新西兰甚至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种族限制移民政策。1905年的英国政府通过了有利于犹太移民的法案。（参看Komagata Maru事件和1919年的红色夏天）澳大利亚士兵在1919年参与了攻击威尔士州卡迪夫市黑人英裔社区的事件。
1919年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日本代表团由牧野伸顕带领，针对当时如日中天的“白人至上主义”，日本代表团坚持在筹备中的“国联（Leagueof Nations）章程”里加入一“种族平等条款（racial equality clause）”，否则日本拒绝签字。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大多数与会国，包括中国代表在内，都投票赞成，各国投票结果是17票中11票赞成。可是英国和美国两个代表团却一致反对，又以英国代表团内距离亚洲最近的的澳大利亚联邦反对态度最为强烈，澳大利亚总理Billy Hughes的名言“在澳大利亚每100人里95个都反对（种族）平等”就是在这时发表的。和会的终局，是起草的“国联章程”拒绝了“种族平等条款”，消息激起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白澳政策”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炸弹轰开了澳大利亚朝野人士的心胸和眼界，才慢慢对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有了新的认识。保卫菲律宾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率领残兵败将退下来，日本飞机将北疆边城炸瘫了，日军潜水艇侵入近水海域，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东京玫瑰”日夜不停地向“太平洋孤儿”招降，澳大利亚人民才从迷悯中醒悟过来。原来文化血缘同系的宗主国，毕竟是远隔重洋鞭长莫及，一旦大难临头便自顾不暇，可恃而不可待了。反之一直在心理上疏离久久的地缘人种，近在咫尺之间，却有唇亡齿寒的依傍关系。澳大利亚在战火的威迫下，一面协助麦克阿瑟将军重整联军，一面调整自己的心理意识，确认远亲不如近邻的现实形势。尤其中国是抵抗日本侵略最久牺牲最大的盟国之一，仅以利害关系衡量，也没有理由再歧视华人而坚持“白澳政策”了。于是到大战后期，接受在太平洋英属岛屿上饱尝炮火蹂躏的华裔千余人，疏散至澳大利亚各地，这无疑是在默默中以行动突破“白澳政策”的先声。
澳大利亚外长D.C.斯宾德在1950年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援助亚洲国家的计划，即著名的“科伦坡计划”。科伦坡计划有种种不是之处，但它对澳大利亚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极大地冲击了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想。按照科伦坡计划，亚洲国家的学生可以到澳大利亚的大学读书，这一举措有助于瓦解歧视非白人种族的态度。甚至比孟席斯总理还保守的A.R.道纳移民部长都受到了反种族主义的影响，他对旧移民政策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到1957年，居住在澳大利亚15年以上的非白裔人口已有资格获取得公民权，而1958年的移民法废除了听力测试代之以更简单的入境考核。
澳大利亚出现了废除白澳政策的呼声，这表现在墨尔本大学建立了移民政策改革小组。该小组对移民状况进行了调查，出版了小册子，宣传用有限制有选择地从亚非国家接受移民的政策以取代白澳政策。墨尔本大学讲师肯尼斯·利韦特是移民政策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在50年代，他领导移民政策改革小组多次进行有关移民问题的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详见下表：①
年代 主张禁止有色人种入境% 主张允许有色人种入境% 无意见%
1954 61 31 8
1956 51 42 7
1957 55 36 9
1958 45 44 11
1959 34 55 11
移民政策改革小组的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白澳政策已不得人心，势在必改。但从确立白澳政策到这时已有六十年之久，种族主义情绪根深蒂固。在种族主义情绪严重存在的条件下，将其彻底废除，还需要时日，也需要斗争。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又在两个问题上战胜了种族主义：一个是关于巴布亚自治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公民权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70年代工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础。1962年7月，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在细致地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问题后提出了一个报告。报告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展情况过于缓慢，严厉谴责了澳大利亚政府“顽固地坚持渐进主义政策”和在旧法方面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报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到1964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起100名议员的国会和一所大学，而且议员要由选举产生。这些要求使澳政府大吃一惊。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行动起来，1962年修改了旧法，废除了旧法中白人和黑人区别对待的条款，建立起一个调查该托管区三级教育状况的委员会。1963年中期，澳大利亚国会通过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立法会议扩大权限和建立议会的决议。决议规定立法会议对托管区行政长官有咨议权。决议还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议会如何组成做了详细的规定：议会由64名议员组成，其中的44名由拥有选举权的成年人普选产生，10名由非土著人选举产生，另10名为官方指定的议员。于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程得以加速，澳大利亚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居民（土著人）亦比过去重视得多了。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完全自治，还有一段历程。到1964年6月才选出本地的议会。显然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块托管地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进步的速度，即自治的进程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心目中，甚至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太缓慢了，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尤其其领土部长G.E.巴恩斯经常受到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批评。该委员要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政党，要立即取消10名白人议员和另10名指定的议员。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又一次打击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主义的残余。
在1972年澳大利亚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曾答应如工党执政便以最短时间实现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工党政府上台后立即实践其诺言。但巴布亚新几内亚组建一个国家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当地不同部落的相互仇视和已分裂成若干个单一的相互对立的州，并且在布干维尔岛出现了强大的分离运动。尽管有种种困难，惠特拉姆政府加紧工作，并果断地宣布从1973年12月1日起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完全的自治。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席部长M.索麦尔宣布英国女王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元首，从而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诞生了，并且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自治和独立的过程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受到冲击并衰落的过程。这对消除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思想大有裨益。从此，澳大利亚政府开始考虑解决澳大利亚本土上的土著人的问题了。根据澳大利亚宪法，澳大利亚土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宪法第127条规定：“在计算联邦人口数目，……土人将不计算在内。”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关怀下加速了自治的进程，这必然影响到澳大利亚人考虑本国土人的政治权利问题。1966年新上台的赫尔特总理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政府通过国会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借以授权联邦政府在计算人口时也计算土著人，并给以法律权利。1967年5月27日举行公民投票，并得以通过，从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获得到了公民权。但是在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以自治权和公民权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斗争还是有的。有一个由种族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组成的“右派同盟”，因来自南非的一批白人移民加入该组织而使其力量壮大起来，自称“澳大利亚纳粹党”并进行种族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自动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1961年大选时，澳大利亚的大学生，尤其是维多利亚州的大学生去游说议员反对白澳政策。几乎所有政党的政治家们都被提问过对待白澳政策的立场，因而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到70年代初这一斗争出现了新高潮。1971年6月末，一个南非白人斯普灵保克球队到达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当即在澳大利亚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游行示威，并且球队到达哪里，示威就在哪里出现，南非球队在澳大利亚成了过街的老鼠。同年末，一个南非白人板球队到澳巡回表演。澳总理为避免再发生对抗，要求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布莱德曼想办法解决，并提出政治与体育分开的原则。布莱德曼虽然答应总理的要求，但又向他提出意见，说南非搞种族隔离制度名声太臭，希望今后澳大利亚政府拒绝接纳南非种族主义的体育队。
1972年5月，皇家调查委员会向政府建议应向那些被牧场主从其渔猎区赶走的土著人提供土地。为了争回失去的土地，土著人第一次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对面草坪上建立了土著人“大使馆”，发誓要长期驻扎下去直到土著人获得“土地权”。但乡村党和自由党坚决反对给土著人以土地，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政府颁布派警察强制驱逐和搬迁土著人“大使馆”篷帐的法令，但未奏效，相反却招致大批土著人涌进首都，使政府十分被动，从而再次出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高潮。
冲击种族主义事件的不断发生，迫使各政党不得不改变自己种族主义的内外政策，首先带头的是过去一贯维护“白澳政策”的工党，它在60—70年代成了抛弃种族主义政策的急先锋，例如1965年，工党从其政纲中删去了白澳政策。又如1971年6月，在工党第29届年会上，代表们以44票对1票通过了修改党的移民政策的决议，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有种族歧视。
1966年3月，在回顾了过去的非欧洲移民政策后，移民局长胡伯特·欧佩尔曼说，那些条件适合、被认为能够马上融入澳大利亚文化且会对澳国发展有所助益的非欧裔申请人将被许可移民到澳大利亚。与此同时，霍尔特的自由党政府选定了一批有“暂住资格”的非欧裔澳人，这些人在五年后（同欧裔移民一样）可以按自愿成为永久住民和澳国公民。
白澳政策的真正有效废除通常被认为在1973年，当惠特兰的工党在移民法中增加了一系列阻止强化种族观点的修正案后。这些修正案确保了所有移民无论出生都有权在居住三年之后获取公民权，并认可所有关于移民与种族的国际协定。1973年移民有2.5万人，其中1/12为非欧洲移民。1975的种族歧视法案则使得官方制定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规则为非法。
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大部分属于欧裔，约占总人口的85%的，其中又以英裔最多（33.9%），然后是爱尔兰裔（10.2%），意裔（4.3%），德裔（4.0%），苏格兰裔（2.9%）和希腊裔（2.0%）。剩下的有12%是亚裔（包括土耳其、阿拉伯、伊朗、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和东亚的移民），还有3%是本土原住民及其他。
澳大利亚统计局预测，到2100年，英-爱裔的澳人所占比重将会大幅度下降，因为新近的移民生育率相对较高。本地澳大利亚人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移民的种族限制有成为某些政治团体的话题，诸如一国党（One Nation），19世纪80—90年代，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东亚和东南亚移民。许多人将统一国家党的胜利视作白澳政策的再度抬头。近年来，这种情结的指向则部分转移到中东地区的移民。2005年悉尼的种族暴乱被认为是多元文化政策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多元文化政策的缺少所造成的。
然而，从大众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白澳政策更深远的影响。许多政治集团都公开声称白澳政策不是种族政策，这种断言的根据是认为非欧洲种族比欧洲种族要劣等，当然对经济竞争和失去白人的主导控制权也是其理由之一。事实上，在白澳政策的高峰期，许多澳大利亚政治家，如同他们的南非“同仁”一样，将反对的声音用上述的理由打发。比如，总理埃德蒙多·巴顿声称，“我不认为人类平等的原则包括种族平等。种族间是没有平等的，只有根本上的不平等。那些种族同我们白种人相比是较低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