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被帶走的是一名會計事務所職員和一名自由撰稿人。然後是擁有英國文學學位的培訓機構教師。幾天後，警察帶走 了一位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編輯。

這四名被拘留的女性是朋友。她們在中國首都度過閑暇時間的方式與許多有好奇心、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一樣：辦讀書會、看電影，邊吃燒烤邊討論女權主義和LGBTQ權益等社會問題。去年11月，當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各地都出現針對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議時，她們參加了活動。現在，她們是已知的第一批因參加抗議活動而被警方逮走的人。

中國正在對活動抗議者進行恐嚇威脅。這些抗議活動給中共統治帶來了幾十年來的最大膽挑戰，也是令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尷尬的冒犯。

中共似乎決意要警告那些可能會受這次公眾不滿情緒爆發鼓舞的人。中國政府在抗議活動發生後不久，突然決定放棄新冠「清零」，之後政府在國內面臨的挑戰不斷增長：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放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飆升。

當局尚未在官媒宣布這些逮捕行動，並盡力避免提及抗議活動。中共一直愛用祕密鎮壓來平息騷亂，以免進一步激起公眾的憤怒。

但警察抓人的消息，以及許多其他抗議者被詢問和拘留的消息，已在參加過示威的人，還有曾為抗議者鼓與呼、期望公民社會復活的人當中廣為流傳。對許多人來說，鎮壓再次提醒人們，當局對即使是和平地表達異見也不容忍，並讓人們重新意識到挑戰政府所帶來的個人風險。

中共也一直在抹黑抗議者，試圖將他們描述為境外勢力的工具。從呼籲女性權益到倡導民主的活動、再到民族問題引發的騷亂——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國內異見說成是西方支持的顛覆活動，反對新冠「清零」的抗議活動也不例外。一名中國外交官表示，有些抗議者「被外部勢力收買」。

《紐約時報》採訪了幾名了解那四名被捕女性案件的人士。由於擔心遭到報復，這些人在提供有關上述女性被捕和受審的詳細情況時要求不具名。他們一直在密切跟蹤這四名女性的案件進展，包括警方几周前審訊她們的情況。這些人或在四名女性被捕前與她們有聯繫，或在她們失蹤後與和她們關係密切的人有聯繫。

據這些知情者說，警方已詢問了四名女性使用海外即時通訊平台或參與女權活動（如讀書會）的情況。中國宣傳機器把女權主義嘲諷為外國勢力的又一個工具。

被捕的女性則表示，參加活動是受信念驅使，她們相信即使在中國也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其中一名女性是北大出版社編輯曹芷馨，她在去年12月被抓前錄製了一段影片，並委託朋友在她失蹤後將影片發到網上。

「我們關注這個社會，」26歲的曹芷馨在影片中說。她還表示，另外三名已被警方帶走的女性是會計事務所職員李元婧、27歲的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以及之前學文學專業的翟登蕊。

「在現場，我們遵守秩序，沒有與警方發生任何衝突，」曹芷馨繼續說道。「為什麼還要悄無聲息地帶走我們？」

目前完全不清楚的是，這四名女性成為打擊對象是否因為她們對女權主義感興趣。可能還有其他的抗議者被捕。一些中國社群媒體用戶試圖公布抗議活動發生後失蹤者的姓名，幾個靠群力搜集的名單上有大約20名失蹤者。

但中國的法律系統不透明，社群媒體受嚴格審查，這讓將所有失蹤者統計出來困難重重。按照中國法律，警方能在不正式逮捕的情況下將人拘留一個多月。

但即使當局一開始不是因為這幾名女性的女權活動而將她們挑出來，警方對她們進行調查後，這些活動也有可能讓她們成為打擊目標，現居美國、曾在國內遭到警方騷擾的中國女權活動人士呂頻說。

「中國政府一定要去尋找一個按照他們理解的邏輯來理解這個事情，他們不相信人們是自發的組織起來的，是基於他們的政治感組織起來的，他們背後一定有一個某後的黑手，」呂頻表示。「在中國女權已經是最後的一個活躍的，可見的一個社會運動。」

北京去年11月27日的抗議活動是以燭光守夜活動開始的，以悼念當月新疆一場公寓樓火災中死亡的至少10名遇難者。許多中國人認為，新冠「清零」措施阻礙了遇難者逃出公寓樓，儘管政府否認了這個說法。

曹芷馨在影片中說，她們參加活動是出於悲痛。

「我們的同胞遇難時，有合理的情緒想要表達，我們對失去生命的人充滿同情，所以我們才去了現場，」曹芷馨說。

抗議活動當晚，北京警方的做法相對克制，即使是在守夜活動變成了要求結束新冠「清零」和要求更多政治自由的街頭抗議後。雖然警察對參與者進行了拍攝，但沒有在現場聲勢浩大地抓人。

時報記者當時曾聽到一名警察對抗議者說，他也哀悼在火災中喪生的人。另一名警察提醒遊行者，「沒有人跟你們動過手。」

但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在之後的幾天裡，據參加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抗議活動的人描述，他們被警察傳喚或登門，警察問他們為什麼參加示威，和誰一起去的。有些人被告知，警察用他們手機的定位數據對他們進行追蹤。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稱抗議者受了「外部勢力」操縱，但在記者的追問下拒絕提供證據。

據了解這四名女性情況的人士，類似的說法也許貫穿在警方對她們的審訊中。

警察詢問了讀書會的情況，她們曾在那裡讀了日本著名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的書。警方指出她們使用了即時通訊應用程序Telegram，這個應用在中國被屏蔽，需要翻牆軟體才能使用。至少一些參加了抗議活動的女性有在海外念書的經歷。

了解情況的人說，警方指控這幾名女性的罪名是「尋釁滋事」，這個模糊的罪名是當局為了使批評者噤聲常用的指控，最高可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記者通過電話聯繫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官員，他說，在為期一週春節假日期間，沒人能對本文置評。

呂頻說，警方顯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這些不是主要組織者，甚至看來不屬於任何更大群體的人身上，凸顯出當局已把中國的公民社會摧毀到了什麼程度。

「經過所有的打擊之後，這些人在警察看來已經成了最危險的勢力，」她說。「吃飯看電影，談藝術或者文學，這個社群平時幾乎都不帶政治標籤，但在關鍵的時候成了一種潛在的政治上面的激活。」

當局對她們進行辦案處理的主要動機可能不是專門為了打擊這些女性，而是為了警告那些可能從這次示威活動中受到啟發的人。

雖然在去年年底帶有政治色彩的抗議活動後並沒有再發生類似的大規模活動，但小規模的、針對更具地問題的零星示威活動仍在最近幾週繼續上演。政府在新冠「清零」政策上的180度大轉彎導致之前的防疫人員聚集起來，要求把拖欠的工資發給他們。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銳生說，突然放棄「清零」後出現的死亡人數和感染人數激增也可能引發人們的憤怒。

「從長遠來看，我認為，這對中共和習近平的聲譽和合法性有很大損害，」曾銳生說。他還表示，在看到損害變成了政治抗議後，「對抗議者們進行恐嚇威脅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確保抗議活動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