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季馬諾夫斯卡婭(Kristina Timanovskaya)引發了東京奧運會最大的政治危機，但她並不想成為祖國白俄羅斯鎮壓的象徵。她只想跑步。

24歲的季馬諾夫斯卡婭是一名200米短跑的專業運動員。在白俄羅斯代表團試圖強行將她從奧運會遣送回國後，她成了一場國際醜聞的焦點。她在Instagram上發影片抱怨，教練為她報名參加了她沒有受訓過的4x400米接力賽，因為其他運動員的反興奮劑檢測次數不足。

「我不會說政治進入了我的生活，因為總的來說沒有政治，」她在電話採訪中說。出於安全考慮，她拒絕透露自己目前的位置。

「我只是表達了我對教練組的不滿，他們沒有提前告訴我，也沒有問我是否準備好了，就決定讓我參加接力賽，」她說。她擔心在不熟悉的項目中表現不好會導致她受傷或遭受創傷。

季馬諾夫斯卡婭當時不知道情況會迅速升級，把一場體育糾紛變成重大外交事件，使她成為國際知名人士，並把她推向新國家的生活。波蘭提出為她提供一個安全港，遠離白俄羅斯和她熟悉的生活。

季馬諾夫斯卡婭在Instagram上發布影片後（她後來將其刪除），白俄羅斯國家隊田徑隊主教練尤裡·莫伊塞維奇(Yuri Moisevich)以及該國田徑訓練中心副主任阿圖爾·舒馬克(Artur Shumak)來到她在奧運村的房間，勸說她放棄比賽回國。他們說，命令來自他們的上級。

「把你的驕傲放在一邊，」莫伊塞維奇在她錄製的部分對話錄音中說。「你的驕傲會告訴你，『不要這樣做，你一定是在開玩笑』，然後它就會開始把你拉進魔鬼的漩渦，扭曲你。

「不幸的是，這就是自殺事件的結局，」他總結道。

從錄音中可以聽到季馬諾夫斯卡婭在哭泣。在其他時候，她的聲音帶有挑釁意味，不相信如果她默認這一決定並回國，以後還能繼續自己的運動生涯。

季馬諾夫斯卡婭不太可能是異見人士。她出生在白俄羅斯東部，她說她小時候部分失聰，經歷了幾次手術，直到12歲才恢復聽力。

那時她才被允許可以開始上體育課了。很快，老師意識到她有跑跳方面的天賦。15歲時，她被送到一所專為奧運選手開設的特殊訓練學校，這對一名頂級運動員來說相對較晚。18歲時，她代表白俄羅斯參加了在英國、義大利、波蘭、卡達和瑞典舉行的比賽。

去年秋天，長期執政的白俄羅斯鐵腕人物亞歷山大·G·盧卡申科(Aleksandr G. Lukashenko)宣布其在廣受爭議的選舉中獲勝，引爆抗議活動，季馬諾夫斯卡婭沒有和數十萬人一起示威。她大部分時間都在為東京之行做艱苦的準備，和她的丈夫，一位前跑步運動員一起從早上9點訓練到下午兩三點。

「是的，有抗議，」她說。「我在電視上看到了發生的事情，我很擔心。這對我來說非常困難，我甚至不得不休息兩週，因為這些事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沒有訓練，因為太困難了。」

隨著政府對抗議活動展開鎮壓，大約1000名運動員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重新選舉，結束對和平示威者的酷刑和逮捕。結果，35名運動員和教練被逐出國家隊。

季馬諾夫斯卡婭不在其中。

「我只是想為奧運會做準備，」她說。「我沒有簽任何東西，所以沒有人打擾我。」

當她到東京參加她的第一次奧運會時，她震驚地發現，除了200米短跑之外，她還被報名參加了4x400米接力賽。她拚命聯繫教練和代表團，但沒有人接電話，她在Instagram上對此感到憤怒。

「我說得有點情緒化，」她在談到後來撤下的Instagram影片時說。「但這太讓人沮喪了，因為一開始他們對我的態度並不尊重。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斷地給我施加壓力。」

隨著關於影片的新聞在白俄羅斯傳開，官員們要求她道歉，後來又要求她回國，她開始擔心事情的後果。

「從我被送到機場的那一刻起，我們國家的電視上就開始播放有關我的新聞，他們說我不健康，應該讓我退出奧運會，」她說。「父母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不要回國，因為不安全，他們已經開始在電視上說我精神有問題。很明顯，到了機場，我回不了家，他們會馬上帶我去別的地方。」

週日，當官員來告知她打包行李時，她說她知道自己必須採取極端措施尋求庇護了。她在週二的講話中說，她從未想到她對教練組的咆哮會成為國際事件。

「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她說。「我完全沒有說什麼政治，我只是表達了我不同意教練組的決定。」

她拒絕談論盧卡申科以及他的兒子、白俄羅斯國家奧委會主席維克托(Viktor)。她沒有發表任何政治聲明，可能是為了避免危及留在白俄羅斯的父母的安全。她的丈夫、同為短跑運動員的阿爾謝尼·茲達涅維奇(Arseniy Zdanevich)在她的案件開始佔據新聞頭條時逃到了烏克蘭。

然而，她確實希望自己的故事能給其他運動員樹立榜樣。

「我真的希望運動員們不要再害怕了，」她說。「不尊重他們的情況不應該被允許，因為他們在做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他們做了大量訓練。領導們必須尊重我們這些運動員，因此，運動員必須停止害怕，開始公開談論正在發生的事情。」

季馬諾夫斯卡婭週一提交的參加200米短跑比賽的緊急申請被體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駁回，她對此表示失望。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在東京設立了一個臨時辦公室，負責審理與奧運會有關的上訴。

「即使發生了那麼多事情，我還是做好了上跑道的準備，」她說。

在仲裁法庭上，運動員對奧委會提出的上訴很少能勝訴。仲裁法庭的部分資金來自國際奧委會。

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前檢察長米格爾·馬杜羅(Miguel Maduro)批評了這一決定。馬杜羅曾擔任管理全球足球事務的國際足聯的高層負責人。馬杜羅說，法院拒絕給予季馬諾夫斯卡婭司法救助是「前後不一」。

他將這一裁決與俄羅斯運動員在東京受到的待遇相比，後者在俄羅斯奧委會的庇護下參賽。此前俄羅斯因國家支持的興奮劑計劃而被禁止參賽，這是懲罰的一部分。

「這建立了一個不正當的激勵機制，保護無賴國家的運動員，但前提是他們繼續遵守這些國家的規定，」馬杜羅說。

季馬諾夫斯卡婭從小到大隻認識盧卡申科一個總統。她說，她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政治，儘管政治妨礙了她迄今為止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刻。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運動，」她說。「政治對我來說不是首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