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香港”
By 書評之亂
魯迅在《吶喊》自序裏說：“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一個人慣於發掘記憶，沈浸於記憶，便是衰老之征。但是，如果能夠像金魚那樣記憶只有七秒，甚至果真隨時忘卻記憶，大概正常人類是辦不到的。多數人更傾向於對記憶進行選擇、解讀、改寫，然後再記憶，以求得心理上的完滿。
曾經在歷史課本的鴉片戰爭章節裏，讀到過被割讓、被殖民香港；在井噴式的各類港產電影裏，無數次看到過光怪陸離卻又魂牽夢繞的香港；在黃霑、羅文、黃家駒的中國題材歌曲裏，聽到或具象或抽象但態度迥異的香港味道，或者說是香港不同世代的大中華認知。
記得從內地改革開放之初，一直到九十年代，打扮新潮、洋派、風格另類的有錢人，或者看上去有錢的人，都會褒貶不明地半天玩笑地被稱為“港商”。大約正是“港商”的這股風，把蛤蟆鏡、花襯衫、喇叭褲、尖頭皮鞋的流行風潮刮遍神州大地。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當時我還在上小學，學校組織所有學生看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影片制作之精良、特效之逼真、表現技法之嫻熟，讓看慣了《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一類抗戰片的我們，大呼過癮。至少這部“抗英片”裏飾演英帝侵略者的都是真正的高鼻梁、黃頭發、藍眼珠的“英國鬼子”，嘴裏說的是大家聽不懂但至少看起來相當地道的英國片子。
電影的詳細情節已經記不清，有印象的倒是有幾點。其一，片中飾演林則徐的鮑國安，在當時央視熱播的歷史劇《三國演義》中，將曹操狡詐多疑、心狠手辣的奸雄形象，演得極為傳神。以至於，在看《鴉片戰爭》時頻頻出戲，還以為曹操穿越了。其二，片中一位華人男翻譯戴著假辮子上街，被差人識破，隨即被判處絞刑。正要行刑的時候，與翻譯相識的一位英國女孩聽到呼喊，最終拜托英國人將其解救。其三，電影裏一位青樓女子被官府送往英國軍帳，也許是出於對侵略者的義憤，正在寬衣解帶之時，她用剪刀刺傷了一名英國軍官。結果，這名愛國女子被官府綁在一塊大青石上，沈塘。
當然，印象最深的肯定是林則徐虎門銷煙後，英國議會對是否給報復清王朝的軍事行動撥款，而進行的論戰。有人說，英國人從未對清王朝進行宣戰，而只是報復（reprisal）。但是，無論如何，這場“報復”是以戰爭的形式發生了。從此，天朝在國際舞臺上受盡屈辱，百姓自然也是，哪個朝代都是。時隔多年，再次看到電影《鴉片戰爭》中鴉片販子舌戰英國議會的橋段，仍讓人唏噓不已。
議會一開場，反戰派議員頻頻發言：“中國有四億人口，如果在歐洲早就分裂成上百個國家了，但是他們始終都由一個皇帝統治著。說著一種語言，這不很可怕嗎？和他們通商不是比作戰更明智嗎？
“英國有世界上最強的工業，中國有最大的市場。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加長一寸，全英的工廠就要忙上三十年。
“先生們，我知道兩個奇怪的名字，孔子和莊子。他們是兩千年前的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比蘇格拉底和亞裏士多德還要深刻。我們要用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理解他們，理解中國。在北方他們有一道長城，在南方他們有很長的運河，他們是偉大的民族，即使在沈睡時也深不可測。我們也許可以戰勝它，但卻不可能征服它。我這輩子有個願望，要去中國看看，但是我寧可遊過大海，也不願坐軍艦前去。”
可是，正當反戰派占據上風時，電影的核心人物之一鴉片販子登場。
“尊敬的先生們，我來陳述一群英國臣民的困境。中國人用封鎖和饑餓，迫使他們交出貨物，予以銷毀。他們被趕出了廣州，困在海上。船上沒有水、食物和藥品，船在烈日下海上飄流。我不得不把女兒留在那兒，因為她病倒，無法同行，我怕再也見不到她了，但我們的國旗仍在桅桿上高高飄揚。先生們，你們的國民慘遭傷害，期望你們主持正義。”
打悲情牌、煽動民族情緒，這兩招馬上奏效，議員們都安靜了。接下來，鴉片販子拿出了殺手鐧。他給議會送上了三件“禮物”，青銅鼎、玉瓶和瓷瓶，一件一件地向議員們講述它們的含義。
“這是中國兩千年前的青銅器，上面刻有神靈的圖案，代表他們最高的理想。青銅器是當時最堅硬的金屬，從那時起他們稱自己為漢人。
“這個花瓶是整塊玉制成，是唐朝的玉器，那時中國最輝煌的時代，也是世界文明的頂峰。
這是當代中國的藝術品，就像清朝的形象。豐滿、渾圓、驕傲，瞧不起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它身邊的銅器和玉器。它滿身自以為是，但只要輕輕一碰，它就會粉身碎骨。這就是我獻給他們的中國（瓷器）”
“啪——”鴉片販子輕輕一推，瓷瓶被摔得粉碎。最終，1840年4月10日，英國議會以271票贊成，262票反對，通過對華戰爭撥款。
作家陶傑被封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他的文章我常看，融貫中西，話語亦莊亦諧，時不時能讀到一些真假難辨但頗為有趣的典故。但是，同時我又很反感他文中無原則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動不動就把中國的問題歸結於人種不好、基因有問題。這種所謂的極端的“崇洋思想”，抑或他自稱的“崇優思想”，其實是放棄邏輯與思考的犬儒範兒，和五毛黨、自幹五媚上、獻菊一樣懶惰、一樣無節操。不過，如果剔除這些瑕疵、毛刺，陶傑的一言半語倒是不時能讓人產生共鳴。
最近一期《蘋果日報》的副刊上，陶傑發表名為《山本五十六》的專欄文章。同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身劍橋，卻不得不與當局同流合汙的尷尬處境，將其比作日本二戰時期主張和平而不得，最終投入戰爭的太平洋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文末，陶傑說：“在東條英機的內閣中，山本五十六也是局外人，但他可以辭職。不辭職，就要為東條英機一起殉葬了。只要你讀過歷史，就會透澈於世界，因為人性不分世代，其賢愚與優鄙的分別，哈哈，都是一樣的。”想一想自己對香港的認知歷程，再回憶一下《鴉片戰爭》這部電影，我也有此感。
魯迅在《吶喊》自序裏說：“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一個人慣於發掘記憶，沈浸於記憶，便是衰老之征。但是，如果能夠像金魚那樣記憶只有七秒，甚至果真隨時忘卻記憶，大概正常人類是辦不到的。多數人更傾向於對記憶進行選擇、解讀、改寫，然後再記憶，以求得心理上的完滿。
曾經在歷史課本的鴉片戰爭章節裏，讀到過被割讓、被殖民香港；在井噴式的各類港產電影裏，無數次看到過光怪陸離卻又魂牽夢繞的香港；在黃霑、羅文、黃家駒的中國題材歌曲裏，聽到或具象或抽象但態度迥異的香港味道，或者說是香港不同世代的大中華認知。
記得從內地改革開放之初，一直到九十年代，打扮新潮、洋派、風格另類的有錢人，或者看上去有錢的人，都會褒貶不明地半天玩笑地被稱為“港商”。大約正是“港商”的這股風，把蛤蟆鏡、花襯衫、喇叭褲、尖頭皮鞋的流行風潮刮遍神州大地。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當時我還在上小學，學校組織所有學生看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影片制作之精良、特效之逼真、表現技法之嫻熟，讓看慣了《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一類抗戰片的我們，大呼過癮。至少這部“抗英片”裏飾演英帝侵略者的都是真正的高鼻梁、黃頭發、藍眼珠的“英國鬼子”，嘴裏說的是大家聽不懂但至少看起來相當地道的英國片子。
電影的詳細情節已經記不清，有印象的倒是有幾點。其一，片中飾演林則徐的鮑國安，在當時央視熱播的歷史劇《三國演義》中，將曹操狡詐多疑、心狠手辣的奸雄形象，演得極為傳神。以至於，在看《鴉片戰爭》時頻頻出戲，還以為曹操穿越了。其二，片中一位華人男翻譯戴著假辮子上街，被差人識破，隨即被判處絞刑。正要行刑的時候，與翻譯相識的一位英國女孩聽到呼喊，最終拜托英國人將其解救。其三，電影裏一位青樓女子被官府送往英國軍帳，也許是出於對侵略者的義憤，正在寬衣解帶之時，她用剪刀刺傷了一名英國軍官。結果，這名愛國女子被官府綁在一塊大青石上，沈塘。
當然，印象最深的肯定是林則徐虎門銷煙後，英國議會對是否給報復清王朝的軍事行動撥款，而進行的論戰。有人說，英國人從未對清王朝進行宣戰，而只是報復（reprisal）。但是，無論如何，這場“報復”是以戰爭的形式發生了。從此，天朝在國際舞臺上受盡屈辱，百姓自然也是，哪個朝代都是。時隔多年，再次看到電影《鴉片戰爭》中鴉片販子舌戰英國議會的橋段，仍讓人唏噓不已。
議會一開場，反戰派議員頻頻發言：“中國有四億人口，如果在歐洲早就分裂成上百個國家了，但是他們始終都由一個皇帝統治著。說著一種語言，這不很可怕嗎？和他們通商不是比作戰更明智嗎？
“英國有世界上最強的工業，中國有最大的市場。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加長一寸，全英的工廠就要忙上三十年。
“先生們，我知道兩個奇怪的名字，孔子和莊子。他們是兩千年前的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比蘇格拉底和亞裏士多德還要深刻。我們要用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理解他們，理解中國。在北方他們有一道長城，在南方他們有很長的運河，他們是偉大的民族，即使在沈睡時也深不可測。我們也許可以戰勝它，但卻不可能征服它。我這輩子有個願望，要去中國看看，但是我寧可遊過大海，也不願坐軍艦前去。”
可是，正當反戰派占據上風時，電影的核心人物之一鴉片販子登場。
“尊敬的先生們，我來陳述一群英國臣民的困境。中國人用封鎖和饑餓，迫使他們交出貨物，予以銷毀。他們被趕出了廣州，困在海上。船上沒有水、食物和藥品，船在烈日下海上飄流。我不得不把女兒留在那兒，因為她病倒，無法同行，我怕再也見不到她了，但我們的國旗仍在桅桿上高高飄揚。先生們，你們的國民慘遭傷害，期望你們主持正義。”
打悲情牌、煽動民族情緒，這兩招馬上奏效，議員們都安靜了。接下來，鴉片販子拿出了殺手鐧。他給議會送上了三件“禮物”，青銅鼎、玉瓶和瓷瓶，一件一件地向議員們講述它們的含義。
“這是中國兩千年前的青銅器，上面刻有神靈的圖案，代表他們最高的理想。青銅器是當時最堅硬的金屬，從那時起他們稱自己為漢人。
“這個花瓶是整塊玉制成，是唐朝的玉器，那時中國最輝煌的時代，也是世界文明的頂峰。
這是當代中國的藝術品，就像清朝的形象。豐滿、渾圓、驕傲，瞧不起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它身邊的銅器和玉器。它滿身自以為是，但只要輕輕一碰，它就會粉身碎骨。這就是我獻給他們的中國（瓷器）”
“啪——”鴉片販子輕輕一推，瓷瓶被摔得粉碎。最終，1840年4月10日，英國議會以271票贊成，262票反對，通過對華戰爭撥款。
作家陶傑被封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他的文章我常看，融貫中西，話語亦莊亦諧，時不時能讀到一些真假難辨但頗為有趣的典故。但是，同時我又很反感他文中無原則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動不動就把中國的問題歸結於人種不好、基因有問題。這種所謂的極端的“崇洋思想”，抑或他自稱的“崇優思想”，其實是放棄邏輯與思考的犬儒範兒，和五毛黨、自幹五媚上、獻菊一樣懶惰、一樣無節操。不過，如果剔除這些瑕疵、毛刺，陶傑的一言半語倒是不時能讓人產生共鳴。
最近一期《蘋果日報》的副刊上，陶傑發表名為《山本五十六》的專欄文章。同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身劍橋，卻不得不與當局同流合汙的尷尬處境，將其比作日本二戰時期主張和平而不得，最終投入戰爭的太平洋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文末，陶傑說：“在東條英機的內閣中，山本五十六也是局外人，但他可以辭職。不辭職，就要為東條英機一起殉葬了。只要你讀過歷史，就會透澈於世界，因為人性不分世代，其賢愚與優鄙的分別，哈哈，都是一樣的。”想一想自己對香港的認知歷程，再回憶一下《鴉片戰爭》這部電影，我也有此感。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