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曹髦不发动“甘露之变”，有什么办法可以打败司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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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是一定会发动的，司马家族从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接手诸权限开始，就彻底表明了该家族意图取曹氏而代之的决心，不是熬到一两代自然死亡能解决的范畴。只不过，泄密与否，发动方式会有很大变化；而且即使是现实时间线上的发动，其实也和一般印象颇有些区别。直接搬运我在 @渤海小吏 文章下的两个评论作答好了：
《魏氏春秋》的记载：
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却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
这里已经和大众印象中的曹髦草率作死颇有出入了：曹髦先意图在朝会时偷袭司马昭，但碰到下雨改期，然后他才忽然想要莽一波。
然而《晋书》的记载与《魏氏春秋》更有些差异：
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
个人以为，《晋书》的记载可能更符合当时情况，因为它解决了《魏氏春秋》两个让人疑惑的问题：一是曹髦从意图伏击到以堂堂之阵出击，转变突然；二是以贾充之阴诡，犹行此暴烈之举，而司马昭仍力保贾充，说明当时对曹髦非杀不可，必要性的由来。
先说一。若认为曹髦决定出击是因为雨天改期，觉得事已不成，唯有将事闹大，以死殉国；我觉得这转得也太硬了些。若是迁延时日长久，或是有报出首者，那也罢了；“有司奏却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一下子就莽上了，不知“遂”在哪里？《晋书》说得就通顺多了：召三王同议事本也在伏击的谋划之一环中，只是其中二王背叛，还“驰告”，大出曹髦意料——王业且不提，王沈本因出身曹爽故吏而被司马一族贬斥，曹髦继位后重新启用，更颇为亲近，所谓“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晋书》）；所以曹髦和王沈商量，按常理而言，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反而是王沈背叛，才真是亮瞎曹髦乃至时人的24K氪金狗眼。因为意料之外的背叛，曹髦无奈才改伏击为明伐，这就很通顺了。
再说二。按《魏氏春秋》的说法，贾充一出现，曹髦的队伍就散了，只有曹髦本人还像个疯子般，挥舞着剑自称天子，吓得众士兵不敢太逼迫——要这样，面对已众叛亲离的曹髦，贾充直接叫小兵慢慢逼近，冷不丁一榔头敲晕收走就是，何须成济痛下杀手？按这记载，贾充、成济都成低能了，尤其是甘冒弑君大罪的成济。
相反，按《晋书》的说法，贾充的痛下杀手就显得当断则断，勇于担当，司马昭对其的庇护也显得理所当然了：在临动身前，曹髦还忙里偷闲地发下诏书，或者说对外公开宣称：只对付司马昭一人，其他人不过问，但要敢相帮司马昭就夷族，所谓“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为什么我这里说是“司马昭”而不是“司马一族”？因为《晋书》里有其他记载，像满长武阻拦司马干，前者敢拦，后者也敢被拦就绕道而不是拼命，那么能够想见的就只有：曹髦的这个“有所讨”，专指司马昭，甚至连其他司马都刻意分开对待了，所以他们才不是特别上心。这个指向度高度专一的斩首行动，带来的结果就是“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而贾充面对如此危急时刻，果断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措施——反斩首行动，因为曹髦已经“称”出去了，仅把他拿下，一来困难——其居车中，且按《晋书》所述，军阵未溃；二来也不足以消除其“称”的号召力，只能让“称”的作出者彻底失去兑现力，也就是消失，才能万无一失。所以司马昭才对贾充如此保全——纵然易地而处，面对曹髦如此专指自己的斩首行动，选择反斩首，也是唯一解。
我之前在另一问题“如果曹髦有曹操的文韬武略，有机会扳倒司马昭吗”下面的回答 ，已经认为曹髦是暗讨不成，无奈之下改明伐，但当时看得不细，认为这个明伐已经是意义重于形式，纯属单车搏摩托，不追求成功率了。如今看来，从《晋书》里曹髦仓促出击之余 ，不忘下分化诏书看，他根本就没打算“马革裹尸还”，而是怀了相当的自信在；现实中也确实成功了一大半，然而，政治家的阳谋，毕竟抵不过刺客死士的变数；他也许能算到 敢对自己 动手 的人 肯定 也活不了 ，这一层能吓退大部分人，却仍没算到有成济这样的无脑死士。自己在第三层了，然而贾充在第五层，懂得利用 第一层的成济 去 干十死无生的脏活 ；此时也命也，夫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