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來

——淺析《熱帶雨》之人物形象與母性空間

“本片精煉地展現了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與情感悸動，具有穿越地域限制和文化隔閡的魅力。”這是第三屆平遙電影展給《熱帶雨》的評價。作為陳哲藝時隔六年後的第二部電影，沿用了上一部扮演母子的楊雁雁和許家樂，在南國雨季之中，師生之間氤氳出一段禁忌的感情。本文試圖從人物形象和女性主義表達方面來分析這部影片。

女人四十：失語者

影片一開場就是阿玲在大雨盤陀的車中，給自己注射生產激素的景象，這樣的場景在片中多次出現，交待了他們夫妻兩人多年未能成功生育這個重要的故事前提，也暗示著阿玲在故事裡始終作為一個失語者的形象。

阿玲面對的主要是三方面的失語。一是在語言層面表意的“失語”，阿玲在學校所教授的國文不受同學的重視，甚至校長也認為國文成績無足輕重。特別是當她第一次送偉倫回家時，無論她說什麼，偶遇的女教師都只用英文回答她。在家裡則這種“失語”更加明顯，丈夫常年的早出晚歸，加上還要照顧癱瘓在床的岳父，生活的重擔讓他更加寡言少語。從第一次送偉倫回家之前的劇情我們可以看出，阿玲的生活只有家—學校匆忙的兩點一線，每日如此。

二是人際關係的“失語”，除了飽受丈夫的冷落之外，岳父只是每日醉心於看武俠片，親屬嫌棄她抱孩子沒有經驗，在學校難得到學生真正的尊敬...導演有意用複調的鏡頭放大了她的這種空虛，也暗示了她在新加坡“異鄉人”的身份。

三是情感維度的“失語”，特別是和丈夫關係的破裂，本想用懷胎來挽留丈夫的感情，沒想到多次嘗試之後還是配對失敗，這讓崩潰的她只能開著車載音樂，偷偷地躲在車里哭泣，身旁只有補習後的“陌生人”偉倫試圖安慰她。阿玲在這個試圖生子過程中被不斷異化，最終成為承載男性慾望的客體。一直抱有希望態度的阿玲在親眼目睹丈夫出軌後，終於隨著德勒茲的“逃逸線”沖框而出，被迫（或者說部分主動）接受了學生偉倫熾熱又年少的愛戀。

男孩十七：闖入者

男孩偉倫對於阿玲來說，可謂是生活的闖入者，在醫院偶遇之後，兩人生活開始有了交際。阿玲一開始是給全班設置的補習計劃，但最後留下來的只有男孩，雖然男孩的理由是父母要他以後可以在中國大陸做生意，這看起來有點無厘頭。但從偉倫偷拍阿玲，課桌上一起吃榴蓮，可以看出偉倫對阿玲暗生情愫，不僅僅是父母不在身邊的俄狄浦斯情節，還有一種年少不顧一切，完全投入的烈愛。這和十年婚姻的丈夫不溫不火，顧慮，冷漠的態度是大相徑庭的。

偉倫和阿玲關係的轉變在影片裡主要也有三次，一是阿玲第一次帶偉倫回到家裡，練武好動的他目睹了老師的家庭日常，還和阿玲的岳父有了動作上的溝通，這讓原本大部分時間裡的“陰性空間”頓時充滿了男性的力量。從阿玲之前偷看偉倫操練也可以看看出她對於此的嚮往，兩人到此的關係從單一老師—學生轉換成了朋友。

第二次則是偉倫目睹阿玲在車里痛苦後，主動邀約老師來看自己的武術比賽。這是他第一次主動邀約阿玲進入自己的生活的部分，既是想促進兩人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對於自己男性力量的一次展示。而開心的阿玲並不知道他的這種心理轉變，在比賽結束後和偉倫一起慶祝，更多是出於一種老師的母性關懷，也感謝偉倫讓她可以走出單調的婚姻生活。兩人此時的關係更像是母子。

第三次則是全片的一場重頭戲，又是一次爸媽不在家，阿玲為了照顧突然流鼻血的偉倫來到他家，偉倫在阿玲幫他冰敷時感受到了她的女性溫度。於是便和她發生了關係，半推半就之間阿玲接受了偉倫的身體，也感受到了自己主體的存在，女性主體意識從萎靡至復甦。雖然激情之後，迫於倫理壓力，阿玲拒絕了偉倫的牽手以及之後在公交上的接近，但兩人大雨之中“分手”的擁抱，足以證明兩人的關係已經水乳交融，是阿玲釋放內心情感的一次雨中狂歡，沒有了學校和家庭的束縛，偉倫給阿玲提供了年輕的心跳，阿玲也把他納入了克裡斯蒂娃所說的母性空間，這是充滿力量，富與滋養的空間，空間作為母體，始終是流動的，溫柔而無形的載物之域。

總結：南國的雨季與女性主義

導演還在全片中加入了很多女性主義的視角，與劳拉 ·穆尔维所提出的“男性凝視”不同，全片出現的多是“女性凝視”，阿玲在車里打針時看著目鏡是對自我的凝視，看著像雨中霧氣一般難以琢磨的家庭生活。窺視偉倫練武是對美好情感的想象，在車窗前看見丈夫與其他女人的親暱，以及最後在陰雲中看見太陽的出現，則是過去死亡後的一次死而復生。與男性凝視的窺淫，權利建構不同，阿玲的凝視主要是自我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在阿玲批改偉倫作業的一場戲里，看到學生對自己的描寫，內心感到喜悅的她無法動彈，手下的筆水都凝聚成了一個紅點，這種內心的外化與結尾呼之欲出的紅日遙相呼應，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這個相對禁忌的題材中，其實導演的處理是比較克制的，很多時候都是隔著門框遠觀的視角，阿玲所擔心的這段戀情一直到離婚也不為他人所知，唯一知道的校長只是擔心自己的升遷。這樣家庭日常小品的處理，有致敬台灣新電影的意味，也有導演本身獨特的考量。就像導演自己說的“《熱帶雨》就像是一幅女性的精緻畫像，描繪了一位在事業和婚姻上不被認可的女性如何在路途中發現自己、定義自己。”

與其說阿玲對於偉倫，對於懷胎是一種“何日君再來”的等待，不如說她在這場南國春夢中逐漸找到了自己作為女性個體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