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和乌克兰两个国家关系怎么样?

感觉很相似啊,都是前苏联的一部分,都在东欧,个头也都不小,都跟现在的俄罗斯有矛盾。这俩有联合吗?网上搜都说是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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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仇啥的,之前不清楚

不过从波二建立到灭亡乃至德占时期,波兰和乌克兰族关系算是相当“和谐”

现在的话,两国关系倒是不坏,毕竟波兰战后的领土调整和民族迁移让其民族单一化,内部的民族冲突算是通过调整边界解决了;冷战后又有合作反俄的需要。双方主要也就历史问题扯扯皮撕撕逼,不影响大局

ps:卢克瓦斯基是站在波兰立场上进行述事的,请各位读者自行结合俄媒和乌媒的观点综合考量

首先纠正一下问题,波兰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但不是苏联的一部分。

波兰乌克兰两国之间的确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我不认为可以用“世仇”来形容。乌克兰国内有关波兰这个国家的看法是分裂的(就像乌克兰这个国家一样)。而且乌-波两国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乌-俄两国关系的影响,对很多乌克兰人来说,俄罗斯是最大的敌人,是民族独立的主要威胁,而西方,包括波兰则是可以团结的盟友。如今乌克兰西部地区大多倾向于融入西方,对俄罗斯采取比较敌对的态度,乌克兰现政府正是由亲西方派掌控。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占人口比例更高,顿涅茨克(Donetsk)和卢甘斯克(Lugansk)更是直接要求脱离乌克兰,也就有了乌克兰政府镇压两地叛乱的顿巴斯战争(War in Donbass)。


第聂伯河从北向南流,根据《安德鲁索沃条约》,波兰占领河流右岸,即西部,基辅则一分两半,波、俄两国各占一半,非常类似二战后对柏林的划分。

波兰同乌克兰的关系总体来说更取决与乌克兰一方。因为乌克兰这一边的变量更多,乌-波关系可以说完全和乌-俄关系成反比,而以乌克兰获得独立开始来算,从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到亚努科维奇、波罗申科和现在的泽连斯基,每一任总统在位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各有不同。很明显,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上台时,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最多也只能用冷淡来形容。而在最近这两任总统期间,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交往肉眼可见地愈加频繁起来了。这的确不太取决于波兰一边的态度。波兰只不过是对乌克兰不同的“面向”(dimension)、不同的外交政策做出反应罢了,当乌克兰亲欧派上台时,波兰政府当然会采取行动来去更多向乌方示好。毕竟就像一战后苏(联)-波(兰)战争表现的那样,乌克兰是波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一个有力屏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腹地。苏联在镇压了彼得留拉和马赫诺之后,理所当然地要继续向西扩张。尽管波兰民族主义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波兰的历史叙事和乌克兰历史叙事都会把对方当做假想敌。但是俄罗斯这个更大的威胁必然会将两个相对弱小的民族团结在一起。乌克兰由于距离这个“威胁”更近,面临更迫切的安全问题,所以是选择“事大”,还是选择“独立”,不像波兰有更大的选择权。现在来看,乌克兰是由“亲欧派”、或者说“西乌克兰派”所控制,且可能会较为长期地保持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波-乌关系一定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这篇回答想要再多谈一谈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历史恩怨,那由于双边关系更多取决于乌克兰一边,所以本文会大概以乌克兰的历史为一个轴线,来去探讨两国关系的历史沿革。

如今乌克兰的分裂,部分要追溯到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Treaty of Andursovo),当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和沙俄以第聂伯河为界瓜分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西方)归波兰,左岸(东方)归俄罗斯,尽管这一条约并非一劳永逸划定了波-俄两国疆界,之后乌克兰的领土又经历过多次划分,但这次土地分割正体现了乌克兰的两种属性,西方性和东方性。在长期的波兰统治后,乌克兰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很大影响,比如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看起来与一个波兰或是奥地利、捷克的城市相差无几,似乎更像是中欧,而非东欧的城市。乌克兰境内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Catholic)和希腊礼天主教徒(Uniate,尊崇罗马教皇的权威,但是保留东正教的教会礼仪)同样也是西方-波兰文化影响的结果。

可以看出利沃夫的城市风格更接近中欧,而与俄罗斯的建筑特色少有相似之处,除了波兰的影响外,这与该城市在波兰被瓜分后由奥地利统治也有很大关系。

波兰从1569年(卢布林联合)到1795年灭亡(第三次瓜分)的200多年时间里统治着乌克兰全部或部分地区。某种意义上,现代乌克兰的民族意识正是在1648年反抗波兰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中产生的。这场起义可以说是乌克兰实现民族建构的一个“民族神话”(National myth)。通过这次起义建构起来的哥萨克精神、哥萨克盖特曼国(Cossack Hetmanate)都成为后代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精神源泉,成为他们在追溯乌克兰光辉历史时必然谈及的主题。乌克兰的历史起源于基辅罗斯,甚至可以说乌克兰才是“罗斯历史的正统”。现在俄罗斯叙述自己历史的时候总是会讲到基辅罗斯,讲到弗拉基米尔一世,当然这是东斯拉夫一支共同的历史,但我们不能忽视乌克兰历史绝不是俄罗斯的从属,乌克兰的历史一样可以溯源到基辅罗斯的伟大传统。但随着基辅罗斯内部的矛盾和蒙古人的入侵,基辅罗斯最终陷入四分五裂。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克(Vladimir Monomach)的后代在加利西亚-沃伦(Galicia-Volhynia)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权,而当时该政权同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一样,是基辅罗斯最主要的几个继承者之一。到了15世纪,蒙古人的入侵给公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立陶宛大公国在抗击蒙古入侵的同时,也在侵蚀乌克兰的领土,并最终与波兰瓜分了加利西亚-沃伦。当时大部分领土(公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由立陶宛大公国占领的。波兰只占据了西南部的小部分地区。但波兰首先是与立陶宛在1385年实现了克雷沃联合(Union of Krewo),进入了雅盖隆王朝的统治,随后又于1569年与立陶宛达成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这次联合实现了两国之间的全面的合并,立陶宛在此次联合中将乌克兰的统治权交给了波兰。此后,波兰贵族开始大批进入乌克兰进行拓殖,很多波兰大贵族在此之后大批获得了在乌克兰的田产,由于彼时乌克兰领土广阔而人口稀少,波兰贵族有时甚至可以在乌克兰兼并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所吞并土地有时几乎相当于一整个国家的面积。

乌克兰今天推崇的哥萨克精神,追溯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幅列宾创作的世界名画《扎波罗热哥萨克写给奥斯曼苏丹的信》当中可以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波兰在乌克兰的统治并不能理解为一种民族压迫,因其在不同阶层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民主制对于乌克兰的鲁塞尼亚(Ruthenian,可以理解为当时对乌克兰人的称呼)贵族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另外,波兰整体的文化氛围较为开放,对不同的民族、宗派持宽容态度(只是在齐格蒙特三世统治期间才对东正教实施短暂的压迫性政策)。因此,如同立陶宛贵族一样,鲁塞尼亚贵族很快就融入了波兰的社会,并且在语言、文化、审美上都渐渐波兰化,其中很多人的后代完全就成了波兰人。但另一方面,波兰对于乌克兰土地上的鲁塞尼亚农民采取了极为严苛的压迫制度。因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经济基础完全是一种农业经济,国内的商业得不到发展,城市规模都比较小,几乎没有产生中产阶级。波兰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中欧、西欧国家对于粮食的大规模需求,而波兰作为东欧土地平旷、农产品充足的农业大国,成为中欧到西欧众多国家的主要农业供应商。但也正因为如此,波兰缺乏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商贸的经济动力。依然依赖着比较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通过利用人力资源来发展农业。随着大贵族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大贵族在所占土地上的行为越发不受联邦中央和法律的约束。尽管波兰著名政治家扎莫伊斯基(Adam Zamoyski)曾经在16世纪后期发起针对大贵族的改革(Executionist Movement),要求国家夺取大贵族非法占据的土地,将大贵族纳入到法律约束下。但正是由于波兰占领了乌克兰,大贵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权力不受制约的趋势渐渐变得难以遏制。随着波兰国内的战乱与衰败,大贵族在乌克兰土地上的压迫政策更加严重,鲁塞尼亚农民沦为农奴,其中很多不堪压迫的农奴逃亡东部、南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成为哥萨克,这为后来的哥萨克起义埋下了隐患。

这也就说到了上文中提到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其实在Bohdan Khmelnytsky之前,波兰境内就爆发力很多次哥萨克起义,只是影响较小,不常被提及而已。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哥萨克军团(host)并不能说是波兰统治下的受压迫者。他们甚至可以说是波兰统治的获益者。乌克兰面积广大,而其东部和南部是浩瀚无垠的大草原,但在大草原的另一头则充满了威胁与挑战。在今天克里米亚半岛及其附近有一个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克里木汗国(Crimean Khanate)政权,克里木汗国臣服于奥斯曼帝国为其藩属,常常起到为奥斯曼帝国劫掠并贩卖奴隶的“功能”。克里木汗国定期会向波兰-立陶宛联邦或向莫斯科公国发起劫掠性军事行动,使得两国苦不堪言。波兰-立陶宛联邦为应付这一可怕的威胁,采取了雇佣哥萨克兵团的政策。因此,波兰不需要出动正规军应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洗劫,只需依赖哥萨克即可。哥萨克与鞑靼人的战争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很像是波兰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当然哥萨克和鞑靼人经常出于其自身劫掠的需要和尚武的文化自行发动战争,也使双方各自的“宗主”不堪其扰,波兰和奥斯曼每次缔结盟约时都会要求对方控制好各自的“藩属”,但总是有哥萨克或鞑靼人不守盟约,在和平时期突入对方境内劫掠的情况。总的来说,哥萨克在波兰境内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哥萨克军团长不会低于一个波兰军团长的地位。在众多哥萨克军团中,最有名的就是在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地区的哥萨克队伍,该地又有一个类似于哥萨克首都的地方,即扎波罗热谢契(Zaporozhian Sich)。

赫梅利尼茨基油画像

赫梅利尼茨基本来只是哥萨克军团中的一个书记官,在一次被一位波兰军官羞辱之后冲冠一怒,决定发动叛乱,竟被推选为整个扎波罗热军团的盖特曼(Hetman 即军事长官),领导了波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哥萨克起义。赫梅利尼茨基在获得几次胜利之后,在兹巴拉日城(Zbarazh)遭到了波兰官军的顽强抵抗,而波兰国王又与成功地其盟友克里木汗国达成了盟约。失去了克里木汗国及其背后的奥斯曼帝国的有力支持,赫梅利尼茨基很清楚以其自身实力无法与波兰对抗,因而只得向沙俄求助,由是在1654年与俄国签署了乌克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佩列亚斯拉夫条约》(Pereyaslav Agreement),俄罗斯历史将这一条约视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联合,是赫梅利尼茨基将乌克兰的主权让渡给俄罗斯。而乌克兰历史则并不视该条约为乌克兰臣服俄罗斯的标志,而只是通过交换部分权利获取俄罗斯的帮助。无论今天乌克兰史学家是否将这一条约的签订看作引狼入室,当时俄罗斯站在起义方一边参战毕竟拯救了赫梅利尼茨基,让起义者得以支撑下去,直到1657年赫梅利尼茨基的去世。

火与剑改编电影剧照,图中两人即为男主人公斯科热图斯基与女主人公海伦娜。该电影是波兰官方赞助的“主旋律电影”,规模宏大,观赏性很强。而《火与剑》小说在波兰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自不必言,《火与剑》是显克维奇卫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很多人认为最出色的一部。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究竟是一场乌克兰民族反抗运动,还是出于其本身的野心和贪欲的一次叛乱,在波兰和乌克兰各有定论,这也是双方争吵不休的一个主题。显克维奇的名著《火与剑》(Ogniem i mieczem)就是以大起义为背景,该书中的赫梅利尼茨基就是一个凶恶的、贪婪的、野心膨胀的叛乱者形象,他破坏了波兰和乌克兰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给乌克兰大草原带了灾难。2008年,乌克兰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赫梅利尼茨基》,这部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自然是光辉伟岸的,是为乌克兰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毫无个人私欲的。电影中有趣的一点是把赫梅利尼茨基向俄国求援描述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想来若是电影在前苏联时期拍摄,其内容、主旨又会有所不同。

但正如上文所言,哥萨克军团显然不能说是波兰统治下的受压迫阶层,而真正的受压迫阶层——土地的农奴却恰恰是这次起义的受害者。1657年赫梅利尼茨基去世以后的时期在乌克兰历史叙述(historiography)中被称为“大毁灭时期”(The Ruin),这与波兰的“大洪水时期”(Potop)的说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出波-乌两民族历史的关联性。这一时期乌克兰遭受巨大的破坏,主要原因就是哥萨克领袖间彼此争权夺利。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去世前本想将盖特曼之位留给自己的儿子尤里·赫梅利尼茨基(Yurii Khmelnytsky),但即便他本人拥有无上的威望,向往自由的哥萨克显然不会轻易认可世袭制。因此尤里在1657年短暂地被推选为盖特曼后,很快就被推翻,博格丹之前的部下伊凡·维霍夫斯基(Ivan Vyhovsky)被选为领导。上文提到,波兰的统治在乌克兰贵族这里并非不受欢迎,而扎波罗热哥萨克内部的贵族通用波兰语,有些贵族也会效仿波兰贵族文化,维霍夫斯基就是亲波派的哥萨克之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干涉行为引发了哥萨克上层贵族的反感,在上层贵族与教会的支持下,维霍夫斯基被选为盖特曼。他在成为领袖后面临哥萨克内部其他各大军团长的权力挑战,俄国在支持哥萨克对抗波兰方面又总是三心二意。在艰难地击败了两位哥萨克大军团长发起的叛乱后,维霍夫斯基试图同波兰达成妥协,借以稳固其统治,最终与波兰达成《哈蒂亚奇条约》(Treaty of Hadyach)。根据这一条约,乌克兰将和波兰、立陶宛一样,成为联邦(Commonwealth)平等的第三个成员,并且享有自己的军队、立法权和财政权,波兰也承诺尊重东正教信仰。尽管这一条约对乌克兰总体是有利的,但波兰的统治长期以来受到下层贵族和农奴的厌恶,维霍夫斯基亲波兰的政策遭到了下层哥萨克和农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相比起来对东正教的俄罗斯同胞兄弟更有好感。维霍夫斯基在担任盖特曼三年中遭到了哥萨克内部的多次挑战,最终不得不放弃盖特曼之位,逃亡波兰。因此《哈蒂亚奇条约》从未落实。尤里·赫梅利尼茨基在重新担任盖特曼后与俄罗斯重新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但重新签订的条约对乌克兰而言更加苛刻,将哥萨克盖特曼国纳入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同时也将俄国更为残酷的农奴制介绍到了乌克兰。此外,哥萨克内部的纷争也没有随之而结束,一直到1687年伊凡·马泽帕登上盖特曼之位,最终结束哥萨克内乱,才最终为乌克兰历史上所谓的“大毁灭时期”划上了句点。

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11世纪,曾为基辅罗斯时期的宗教中心,在伊凡·马泽帕时期重建。

在伊凡·马泽帕之前,哥萨克盖特曼国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彼德罗·多罗申科(Petro Doroshenko)。多罗申科依靠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一度接近于“统一”第聂伯河左岸、右岸。上文已经提及,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结束了十三年的波-俄战争,但也彻底分裂了乌克兰。对哥萨克来说,这体现了俄国人可耻的背叛,他们当然无法接受在多年的起义和战争后,依然无法获得独立的领土。多罗申科通过向奥斯曼帝国称臣,获得奥斯曼苏丹承认其是两岸乌克兰的领导,而乌克兰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sancak)。但不同于奥斯曼帝国惯常的统治模式,哥萨克无需向帝国中央上缴贡税(haraç),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乌克兰从未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帝国实质上是想让哥萨克成为一个安插在乌克兰境内,对抗波兰和俄罗斯的棋子,在必要时协助奥斯曼帝国作战。在1672年的波兰-奥斯曼战争中,多罗申科就站在奥斯曼一边作战,帮助奥斯曼帝国最终战胜,获得了第聂伯河右岸的波多利亚地区(Podolia),但这一占领持续并不很久。1683年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在维也纳战役中率领一万翼骑兵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最终通过在1699年签署的《卡萨洛维茨条约》收复了波多利亚。波兰将继续统治右岸乌克兰直至最后被瓜分。左岸乌克兰则是在沙俄的主权之下,作为一个自治的“哥萨克盖特曼国”继续存在,直到伊凡·马泽帕在大北方战争中加入瑞典一方,最终被彼得大帝击败。沙俄在其后实际上吞并了左岸乌克兰。

圣米哈伊尔金顶大教堂,伊凡·马泽帕出资修建,乌克兰巴洛克时期建筑的代表

伊凡·马泽帕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被描绘成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叛徒。在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中,马泽帕的形象就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卑劣小人。但在今天乌克兰的历史叙事中,马泽帕成为了一个典型的乌克兰民族英雄,哥萨克精神的代表,其重要性和地位甚至超过了赫梅利尼茨基。因为赫梅利尼茨基毕竟和俄国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埋下了俄国吞并乌克兰的种子,而马泽帕则是反抗俄国暴政的代表。但事实是,马泽帕并非从一开始就积极反抗俄国在哥萨克盖特曼国的渗透,他原本是俄国的盟友,是俄皇彼得大帝亲密的朋友。据说彼得大帝曾说过,任何人都可能背叛他,除了马泽帕。不过马泽帕确实是一个出色的统治者,他结束了哥萨克的内乱,给乌克兰(指左岸乌克兰,右岸乌克兰在波兰统治之下)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他大力发展教育,当时乌克兰基础教育的程度超过俄罗斯和波兰这两个更为强大的邻国。18世纪40年代,乌克兰1099个定居点当中,866个都有小学。伊凡·马泽帕还是艺术和建筑的热心赞助者,他的统治开启了所谓的“乌克兰巴洛克”时期,马泽帕出资赞助了基辅圣米哈伊尔金顶大教堂的修建,也为基辅圣索菲亚教堂的修缮提供了资金。这两座基辅地标性文化建筑都归功于马泽帕的功劳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