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日语汉字：石原莞爾 [8]；假名：いしはら かんじ/いしわら かんじ [8]；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者，信奉“日莲教”。 [1]“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关东军作战参谋，“一夕会”骨干， [2]是日本青年军国主义分子集团的一分子。 [3]
石原莞尔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以第21期步兵课第6名成绩毕业。1915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18年以第2名的成绩毕业。从1920年开始，石原莞尔前往中国勘测地形及刺探情报。后赴德国研究军事史，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 [1]
石原莞尔报考陆军幼年学校时的报名照1902年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学习，以第三名的身份毕业，在此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尤其是喜欢读拿破仑的相关书籍，在考试时他总是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答题，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们的眼中也是一个另类，被称为“7号”（精神病患者之意），当时的学习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能轻松拿到高分，而在术科上成绩一般，这与他身体素质不出众有关。
在没有航空兵的时代，各兵种中最让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们神往的就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了。但石原莞尔没有选择骑兵，选择的是步兵。因为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石原已经开始形成了将来的作战是在中国大陆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刚刚露头，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
石原莞尔在纪律严明的军校里，石原莞尔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在同学们都埋头苦读的时候，他的课余时间基本花在与考试无关的“闲书”上。平时，石原就到处找同学侃大山，甚至设赌局坐庄，顽劣捣蛋之极，让老师们又头疼又没办法。 [5]
1918年从陆大毕业后，先是担任了陆大教官，然后出差去德国 [8]，被分到训练总监部的石原莞尔仍然是一个另类。第二师团师团长马奈木敬信回忆说：“聚在石原莞尔的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就这样，在训练总监部干了不到一年，石原就被派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去了。那是1920年4月。 [5]
1920年4月，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用一年多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形成“大陆扩张”侵略战略思想，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石原到了中国以后，最热衷的就是化装去四下侦察。最夸张的一次，他装扮成扛大包的苦力，生活了大半个月，中途还被国民党警察扒光了衣服，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差点命丧码头。这些经历让石原逐渐摸清了中国底层的脉搏。 [5]
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在此前后，他通过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理论和主张，形成所谓“石原构想”，其要点是：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一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只有下一次世界大战才是人类最后的决战，它将以日美为中心进行。如果准备对美国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如果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这样才能使“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 [6]
石原莞尔认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东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原声称，日本和美国将分别代表东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他要求东方各国要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而准备大决战的苦心，即为“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人类，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而作战。他强调其结果将决定“是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纵有全世界的压逼也不需要害怕”。 [3]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真正让石原和板垣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两个高度膨胀的军事野心和政治狂热。1929年7月，当时还任中佐的石原莞尔向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宣扬要用武力占领满蒙。听到这个言论的板垣十分赞同，回奉天后立即找来石原莞尔，两个臭味相投的家伙迅速凑成了一伙。
几个有着相同野心的军官—中佐石原莞尔，大佐板垣征四郎，少佐花谷正和大尉今田新太郎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组织，每星期都聚会一到两次，专门研究如何侵略和统治满洲的问题。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计划逐渐成型。 [5]
9月17日上午，今田新太郎、川岛等人被石原叫去，告知要趁前来劝阻的建川刚到，火速发动“事变”，已经决定于9月18日动手，而花谷正则因为酒后泄密和主张中断行动，被石原视为“危险分子”，直到17日下午才得知这个消息。
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尉片仓衷接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电话。电话中称：“军机电报第一号，晚上10点钟，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北大营西侧破坏满蒙铁路，袭击守备队，双方正冲突中。”接到电话，片仓惊慌失措地给参谋们都打了电话，通知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到三宅光治参谋长的官邸集合。到了司令部，参谋们面面相觑，大家都是匆忙而来，所以都像片仓一样衣冠不整，有的人甚至只穿了件浴衣，只有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一个人穿戴整肃，“甚至连勋章都戴得整齐”。 [5]
石原是所谓的“行动派”， 当上作战部长以后甚至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机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使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机能，这样的改组以后，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为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参谋次长）。
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些玩意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二二六兵变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的军人生命的，就是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6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石原莞尔在东北1937年9月，在前任关东军参谋长兼好友板垣征四郎的推荐下，石原调任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父”，他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这个“满洲国”的，他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可是对东条英机来说，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虽然东条英机把所有有关军事的事项移交给了石原莞尔。但石原要的不是这个，石原要的是对“满洲国”的政治控制权，而东条英机不肯放弃恰恰就是这个权力。所谓“满洲国”已经成了东条英机的私人天下。当时伪满有一个“二KI三SUKE”的说法，是指实际上在操纵伪满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松冈洋佑（满铁总裁），鲇川义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后三个人名字的最后读音是“SUKE”，所以有这个说法。前三个是上了审判台的甲级战犯，后两个也在巢鸭监狱住了一阵。
石原莞尔墓协和会的来历和石原莞尔密切相关。9.18事变以后，在石原莞尔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泽开作把原来自发的“满洲青年联盟”解散而代之以关东军资助的“协和党”，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亲批了两万大洋的第一笔经费。石原莞尔不信任政党，认为所有政党到最后都会被财阀收买而不利于军部的统治，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代表军部的“政党”。
石原莞尔：“溥仪是什么东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驹井德三：“道理是这样，但名义上怎么着他是‘满洲国执政’，他不同意也没办法。”
石原莞尔：“溥仪为什么不同意成立协和党？”
驹井德三：“溥仪反对‘党’的称呼，他原来就是被革命党赶下皇位的，所以对‘党’这个字过敏，什么都行，就不能党”。
从此以后就叫“协和会”，不叫“协和党”。
在对政党的看法上，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完全一样。东条英机也是支持近卫内阁解散全部政党而代之以“大政翼赞会”的主张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协和会在满洲事变帮了关东军大忙的石原莞尔不同，东条英机觉得那就是一伙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流氓才会和他们情投意合。东条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协和会是比共产党更加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石原这个协和会后台还一直在企图通过北京大学教授鲍明铃想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取得联系以便打开日蒋谈判的路子。
对于石原莞尔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东条英机一个人。所以在1938年5月东条英机走马上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由石原莞尔代理了半个月，但最后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担心的那样由石原莞尔接任，而是由和东条英机私交甚厚的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来接任，因为对日本陆军来说，石原莞尔已经没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尔向矶谷廉介提出包括加强协和会，约束日本人官吏和废除关东军第四课（就是那个片仓衷中佐为课长的主管满洲国事务的部门）这三个构想的改革方案，被矶谷廉介拒绝，一怒之下，来了个不请而辞，脱下军装留下一份辞职报告就回日本了，为减少此事影响，在板垣征四郎安排下，住进了东大医院（当时的东条次长估计还想把他弄进精神病院呢）。出院后任舞鹤要塞司令（手下一个兵都没有，完全一个闲职）。
1939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在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推荐下出任第16师团司令官。石原与东条英机等关系继续恶化，多次公开宣扬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对于这种挑衅，东条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1941年3月，石原被编入预备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东条英机划界，鉴于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关系非常恶劣、水火不容，且反对扩大战争，不追究其战争责任。石原莞尔觉得自己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很没面子，又开始为自己凑战犯素材。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向他调查时，石原莞尔竞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石原莞尔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成了甲级战犯，其他人也大部分成为战犯．就他没有列入战犯名单。 [7]
《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
《战争史大观》
《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
《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
《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
《满蒙问题我见》
石原莞尔没有子女，他去世后，整理他遗物和办丧的都是他的弟弟石原六郎操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