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聯邦大選，由中間偏左的在野黨「澳洲工黨」（ALP） 擊敗右派的執政黨「聯盟黨」（the Coalition）。工黨自從 2013年失去政權以後，臥薪嘗膽、於九年間經歷連續三次大選挫敗，如今終於再度贏得政權。展望未來的印太區域格局，工黨政府理應代表延續性多過於改變。在中美關係的立場上，澳洲親美屬於兩黨共識，澳洲兩大黨之間僅有風格差異，幾無戰略差異，工黨政府將可望延續既有戰略方針，惟在戰術和修辭層次稍作調整。

工黨政府的外交議題

展望未來，在澳洲工黨政府執政下，戰略上，澳美同盟屬於澳洲自二戰之後延續長達七十年的外交關係基石，無論何者執政都難以改變此根本基礎。政治氣候上，由於北京對於澳洲產業實施的多種經濟制裁延續至今，澳洲民意反彈至今猶存，澳洲政治領袖無論黨派，也都將受此牽制。

差別主要體現在戰術層次，工黨將會更加重視耕耘東南亞以及大洋洲。此一邏輯源於工黨在內政層次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述。工黨的選票基礎為經濟弱勢、移民和女性選民，其多元文化主義論述投射到外交議題上，便會引領工黨政府關注於移民來源國的發展問題以及涉及國際公共財的議題，例如氣候變遷。工黨可望在經貿議題上尋求加強與東南亞區域主義整合，並在太平洋島國論壇國中傾注更多的援外發展以及氣候變遷預算，例如準新任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 已經宣布將以4年為期，撥款5億2500萬澳幣援助太平洋島國與東帝汶（East Timor）。

此一思路也 5月21日選舉當晚，等到選舉結果明朗之後，工黨的開票派對在由準總理艾班尼斯上場發表勝選演說之前，先由工黨總部由準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 上台做引言人。黃英賢在講話時闡述澳洲選民已經做了決定，選擇授權工黨政府帶來改變。哪些改變？黃英賢列舉的幾項改變之中，開宗明義提到的頭一項便是氣候變遷，此一議題代表著西方選民開明精神的神主牌，也是西方國家從事太平洋島國外交時重中之重的投名狀。

同樣的，在軟實力方面，工黨政府的準外交部長黃英賢於2021年11月於澳洲國立大學（ANU） 發表的工黨外交政策演說中，再次根據工黨的多元文化主義宗旨，宣布將建構忠實反映「當代澳洲面貌的外交政策」（projecting modern Australia… [as] foreign policy starts with who we are）。工黨宣布將會盡快創建一個新職位「第一民族大使」（Ambassador for First Nations Peoples），以深化澳洲與包含南島民族乃至於世界各國的原住民社群的文化交流，以社會對社會的方式讓外交關係向下扎根。

對華思路

以 2017年為分水嶺，中澳關係近年急轉直下。原先澳洲在美中關係之間，尋求「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政經分離策略。然而自從 2016年起，澳洲媒體關於中國於澳洲政商界從事統戰行為的報導層出不窮，因而 2017年時任澳洲總理 Malcolm Turnbull 在接受電視採訪時，為了展示抵抗政治干預、維護政治主權態度，不只使用英語，還特意使用中文呼籲「澳洲人民站起來」（"the Australian people stand up"），從此帶動澳洲對華政策轉向。

此後雙邊關係急轉直下，澳洲對中國的定位也逐漸從經貿夥伴轉化成了安全威脅。舉 2021年澳洲智庫 Lowy Institute 的民調為例，分別有壓倒性的 93% 的澳洲民眾認為中國在亞太區域的軍事活動是負面影響，同時也有 79% 認為中國在澳洲的經濟投資是負面影響。之後中澳雙方的外交辭令攻防逐漸升級到經濟制裁。隨著美中關係惡化，澳洲也更加和美國對華競爭的戰略主軸綁定，此發展最後集大成於 2021年9月簽署的 AUKUS 澳美英三邊安全協議。

結構上，在美中之間澳洲一直面臨著兩條外交路線的拉扯。一方面，澳洲會嘗試延續當事事做表率的急先鋒，加深自己對於美國和西方陣營的不可或缺性，以鞏固後者對澳洲的支持，一旦區域安全急轉直下，澳洲不至於孤立無援。

另一方面，按照工黨親亞洲的外交傳統，工黨政府原本可能會渴望在美中關係之間會尋求避險，以求即便美中局勢惡化，澳洲亦不需被捲入其中。拋棄美國既不划算也不必要，所以按照 2013年下台的上一屆澳洲工黨政府，其方法便是採取所謂「中等強國外交」（middle power diplomacy），探索轉型成為美中雙方之間的調人的可能性，最好能夠協助印太區域從兩強競逐的緊張局勢，轉向「一超多強」的「美國為主‧多極共治」的穩定格局。果能如此，則澳洲可以鞏固美國支持，溫和化中國地緣戰略擴張，同時對印度、日本示好。

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實戰上，美中關係近年的戰略競爭越演越烈，成為調人的空間被壓縮，工黨政府實際上只能夠選擇延續近年澳洲政府的既有親美戰略方針。

軍事上，AUKUS 建軍的剛需是保持未來澳洲親美路線延續的另一重要誘因。AUKUS 協議涉及澳洲單方廢棄與法國的柴油潛艇合作協議，轉而向英美兩國尋求技術轉移核能潛艇技術與澳洲。核能潛艇項目的工程浩大，即便按照樂觀評估，也得來到 2040年前後方可有成。政治上，這也就確保在此之前，澳洲在戰略上必然和美國同行。 AUKUS 潛艇計畫的時程長、已投注成本高，若因外交失策而再次搞砸此一澳洲建軍計畫，無論是任何政黨的澳洲總理，在政治上都必然將難以為繼，對於中間偏左出身，容易被批評國防問題過於軟弱的澳洲工黨政府而言尤然。

工黨政府的對華外交的差異將會主要體現在外交修辭的緩和化。舉例來說，面對未來中國拓展海外安全存在感，例如共用第三國軍港設施協議時，工黨未必會習慣性時常直指其為「威脅」（threat），而會參雜以相對委婉地的詞彙例如「嚴重關切」（concern），以保留檯面下低調外交的交流空間。

北京當然亦有可能會有意願改善中澳關係，然而實際操作上存在路障。首當其衝的議題是中國對澳洲的多項經貿制裁措施，是否退場的問題。若不停止制裁，則澳洲政治領袖不分政黨，都難以有主動對華示好的下台階。換句話說，中澳關係的改善，動能將主要來自於北京（黃英賢：it’s a question for Beijing），若啟動雙邊關係的正向循環，有賴於北京首先釋出善意。然而北京有內部政治時間表的考量，時機上恐怕需要等候到秋季的二十大過後，才有政治空間改弦易轍。屆時距離澳洲大選已經曠時日久，「重置」關係的機會之窗是否依然敞開，有待觀察。

澳洲政府雖然換黨執政，考量到近年中澳關係緊張的小氣候、中美二元競逐的大結構、乃至於 AUKUS 影響澳洲一整代人的實際政策利益，都將決定即便換黨當家，在可見的未來澳洲工黨政府都將會延續親美戰略，在推動印太戰略上持續扮演積極角色。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