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国时期的避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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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避皇帝讳好像没啥不同，通常因为避讳改郡县，山水，地点，器具，官职名，在文书落实中用代字等等。避讳名字的当然也有，不过物极必反，一旦讳字太多，实难避讳，就只能请皇帝改名。
比如常道乡公曹璜，本来是去做皇帝的：
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后。
考虑到曹璜“讳字甚难避”，于是改名曹奂：
六月癸丑，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
这与汉宣帝下诏给自己改名是一个道理。经鱼公（@浔阳咸鱼）提醒，确实该有孙休一席之地：
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知。
孙休想杜绝这种现象，于是他开始造字，并给四个儿子使用：
孙休一顿操作猛如虎，奈何天不假年，他去世后这四个儿子谁也没坐上龙椅，算是“白费苦心”。
等曹奂做了皇帝，他的父亲燕王曹宇也因获得避讳的官方待遇：
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以彰殊礼，加于群后。
汉章帝时有杜伯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名为“操”，到了曹魏时期因为避讳曹操之名，只称其字伯度，后来又省“伯”字，直接叫杜度。“操刀”改称“捉刀”也是避讳曹操之名。《魏略》记载的许攸呼曹操“某甲”也是避讳曹操的小字的做法。
史家为了避讳而采纳的代用词有时也直接用“讳”字：
后笑答之曰："【讳】叡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后之贤明以礼自持如此。”
这是避讳曹叡的名字。
曹丕时有芳林园，裴松之认为为了避讳曹芳之名，所以后来改名为华林园。
魏书曰：十二月丙寅，赐山阳公夫人汤沐邑，公女曼为长乐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户。是冬，甘露降芳林园。臣松之按：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
鱼豢著《魏略》中有孙宾硕，而孙宾硕在范晔的《后汉书》中称孙嵩，这是鱼豢在著述中为了避讳曹嵩之名而称孙氏表字。
魏国给司马懿父子定谥时，亦有避讳曹操父子：
魏朝初谥宣帝为文侯，景王为武侯，文王表不宜与二祖同，于是改谥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晋王之号，魏帝又追命宣文为宣王，忠武为景王。
孙权立太子孙和，可能是因为谐音，所以改禾兴县为嘉兴县。因此我们也知道朱桓本来是禾兴侯，后来随之改为嘉兴侯。还有孙权因为祖名“钟”而改“钟山”为“蒋山”的说法。
也存在因为讳字而改姓的状况，比如汉桓帝时的司徒盛允，本姓“奭”，家族因为避讳汉元帝刘奭而改姓为“盛”。还有说法“庄氏”为了避汉明帝刘庄的名，改为“严氏”。又如为了避讳司马师，所以“师姓”改“帅姓”。
孟达避讳刘备叔父这件事，个人感觉属于自发行为，应当不是什么硬性要求，无非表现孟达对刘备和刘备叔父的尊敬。孙权的叔父是孙静，而吴国有卜静、全静啥的，好像也没人觉得需要避讳。而且“子敬”看起来更像是表字，而非名。
蜀汉有汶山太守王嗣，他的皇帝刘禅表字公嗣，似乎也没人要求王嗣改个名啥的。可吴国的孟宗就因为避讳孙皓的表字元宗而改名为“仁”。
丁密为避孙皓滕夫人父亲滕密之名，改名丁固。孙皓滕夫人父亲滕密为避丁密之名，改名滕牧，又有点互相谦让的节奏，最后谁也没用本名。
总体来说，除了官方的硬性规定，因为避讳而改名这件事，一般还是看民俗风气和当事人的态度，因人而异，比较随机。邓艾本来自名“范”字“士则”，后来族人有相同者，就改名“艾”，字“士载”。
避讳名字也体现在交往称呼中，常林七岁时就有“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之语，司马朗九岁时也有“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的说法。高堂隆为了府主薛悌而按剑怒斥“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关羽和张飞因为马超呼刘备表字怒而欲杀之，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着儿子称呼父亲的表字，当着臣子称呼君主的名或字，都可以被视为不敬和侮辱，这也该算是避讳的一种。
当然也存在戏谑的情况，比如钟毓“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之类。若是遇到陆机反怼卢志这种事情，必是另外一种气氛。
何晏写《论语集解》时说“融依《周礼》，包依《王制》”，融指马融，包指包咸，前者称名，后者呼姓。《论语集解义疏》对此的解释是“何集注皆呼人名，唯包独云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
何晏的父亲名“咸”，所以只能称包咸为包氏。
虞翻答王朗时称“上虞魏少英”而非“上虞魏朗”，孙策对袁术称“河北异谋于黑山”而非“袁绍异谋于黑山”同样是一种避讳。
其实三国时代的史料比较有限，这种事情有个大概认知也就够了。
杨督 @杨文理 和 @贝蒙斯坦 说的够多了。我补充一部分不重样的内容，丰富一下认识。
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孙吴政权的避讳制度（或习惯）或许经历过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嘉禾年间的避讳
走马楼吴简所显示，孙权父、兄、子之名坚、策、登均未避讳，长沙临湘侯国的普通百姓仍然在使用其字为名，临湘侯国下辖的地名中同样也有上述字眼，官文书遇之也未避讳：
坚字的避讳
民朱堅年六十踵兩足 □ 14·8987
囊從小父堅年六十三 14·8913
上述是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各里的人名年纪簿的内容（下列举出的简文基本也出自此类文书），从中可见这些由汉入吴的老人名字并未因犯武烈皇帝之讳追改。当然嘉禾年间也有小朋友叫坚的：
男弟堅年十一 捌·2193
但从《三国志》来看，坚字除用于孙坚名以外不见于吴志其他用例，或许此后孙吴加强了该字的避讳。如周广业《汇考》指出的改为牢字，如“城牢粮足”。
策字的避讳
断策丘男子李澡，佃田五町，凡卅亩，皆二年常限。旱田亩收布六寸六分。凡为布一丈一尺二寸二分，五年二月十日付库吏番仓，旱田亩收钱卅七，凡为钱六百廿九钱，五年二月六日付库吏番仓。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曹史赵野、张惕、陈通校。 4·504
有一说一这地名在小说里的破坏性不亚于“落凤坡”、“断密涧”……
人名嘛也有黄策、何策。
五日瑭丘男子黃策（？）付三州倉吏谷漢受 5·1538
策妻大女年卅三12•5466
即便当地人不识字，我想他们或基层官吏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孙策是谁，毕竟长沙桓王庙就在当地，种完地、下完班就能晃悠过去：
萬三千桓王廟所出负一萬三千八百曹掾[典][校]書 12·6880
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以《顾潭传》“疏上权曰：贾谊陈治安之计（策）”，《朱异传》：‘建计破其外围’。认为有改策为计也避讳的可能。“建计”一词同样见于魏、晋的诏册奏表，似为当时时语。而《吴志》的奏文中，策字从始至终都没怎么被避讳，薛综、诸葛恪的文书有“神策内授”等语，虞翻、陆凯、陆抗及群臣上奏也有“奉承策命”等语，吴末还有以策为名者。孙吴是否严格避讳孙策之名讳，或许还值得考量。
建衡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处士徐州广陵堂邑口口，买丹杨江策口口口地三项，直钱三百万。伍知都监许祀，他如律令。
同样，有关太子的避讳制度应该也还没起步，太子孙登起初可能还没享受到此待遇（诶，我为什么要说“起初”？原因还在后面），比如走马楼吴简中男女老少都有叫登的人群，文书也不避此字：
□弟仕伍庄年七歳 庄女弟登年四歳 贰·1891
□□里户人陳登年六十六 柒·643
斛數錢米列登更真吏者乘里□詣在所計□□ 肆•1291
从上述材料可见，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对吴帝父兄、太子的名讳并没有形成严格避讳，而从文书制作的角度来看，制作文书的官吏与上报名姓的百姓均未注意避讳名讳，可见此时孙吴对上述名例的避讳并不严格。
权字的避讳
当然，吴国当今皇帝的名讳“权”字，在走马楼吴简中几乎找不到使用例，无论是公文书用语，亦或是地名、人名，仅在简捌中疑似有两例人名使用，是不是本字还另说：
（土有）子女權（？）年六歲752
權男弟生年二歲1624
这个同样为户口簿的内容，为嘉禾年间的簿书。整理者不确定是否即权字，故标注了“？”。
但不管是与不是，从数万枚官文书简中仅见一枚疑似案例，足中可见对于现任老板，孙吴地方政府和普通百姓，还是很懂得避讳的，有意识的避开这个字。
《吴志》中常见避讳法，是用威来代势，避开使用权字。如“今委以聪明之任，假以专制之威”、“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诸将专威於外”等。与夏侯霸（仲权）同名的孙霸字子威，也是出于同理。
《乐律全书》则有六朝避权讳，改权为秤锤的说法。不知出于何处，姑且看个乐。
二、嘉禾之后的避讳
反之，从现有材料来看。赤乌年间以后，国家逐渐步入正轨，孙吴的避讳制度似即有所强化。
传世文献方面的反映
如孙权将嘉禾县改为嘉兴县、孙休将休宁改为海宁县，并改诸子名字以便群下避讳，孟宗甚至需要避讳孙皓之字之类。史料易查，兹不赘述，均可提现孙吴地名、人名发展到乃至字的避讳需要，且这些行为均是赤乌之后发生的。从中不难看出，自嘉禾以降，孙吴避讳制度开始稍趋严格，风气益涨。但如孙亮之讳，或由于其被废，避讳之处并不明显，暂未发现。
而从孙和之名而改“嘉禾”为“嘉兴”一例，陈垣即指出吴有避讳同音字的可能性[1]，高山亮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故我们从命名背景开始思考。考虑上述避讳事例与孙休的命名诏，其实看似有矛盾之处。孙权立孙和为太子时，将禾兴改为嘉兴，应在孙休命名之前。就此事陈垣认为是回避同音字倾向的开始。照此，孙休造字也都是以同音字为避讳的对象，就没有特意为避讳而造字的意义了。考虑到这一矛盾，和是禾声的字。因和而避开禾字，并非因为它是同音字，而是避开了与和相同的以禾为声符的文字吧。这样一想，矛盾就消失了。孙休造字是不是也创造了构成要素和字音完全没有关系的文字，从而消除了应该避免的同声符字呢?这种既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声音的要素组合，或许是有意为之。[2]
他认为此例是避开同声字的事例，认为这类名字或是孙休在避讳有扩大倾向的时代中，有意将“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要素”组合起来，创造了字音、字形没有关系的新字，以此减少犯讳。
史学方面或许也受此影响，如该时期谢承所撰《后汉书》也似乎有避吴讳的痕迹。孙权纳谢夫人在建安六年，《吴志》云“后十馀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馀卷。”，苏仙桥吴简中有“赤乌五年正月甲子朔一日东部都尉谢君顿首死罪”云云，当即其人，可知其撰述作时间还可能在嘉禾之后。
从其书辑本可见，如《王霸传》“冰牢可渡”，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均作“冰坚”。《范滂传》“升车揽辔”，范《书》、袁《纪》均作“登车”。
（需要注意的是谢承《书》由于散佚及撰述的需要，很多处并无明显避讳，故而借谢《书》考察避讳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能作为辅助考察的手段）
而至于孙皓时期群臣聚会“时有愆过，或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於诛戮。”，这种惩罚应当并非常态，但也可体现在吴末的高压环境下避讳风气的形成之由。
出土文献
不得不提苏仙桥吴简（或称郴州吴简），该批简的时间范围大致在赤乌二年到赤乌六年前后（239-243），地点则是在桂阳郡，其中一枚简V7提到：
右嘉諱六年判（叛）户口食人 已還故居
该简当系“叛走”简册中的首简。叛走即逃亡此类簿书是作为统计记录而存在的。走马楼吴简中也有类似的“叛吏名籍”。简文中提到的“嘉讳”，整理者未给出解释，也有学者认为是书写错误，黎石生先生即认为此属笔误，原为“嘉禾”。[3]窃以为不然，理由如下：
基层簿书的书写年份未必就是簿书本身的造作年份，存在追书的情况，如居延简中既有不少追书年份的简文。且簿书本身统计统计的即为已有之数据，该简提到“已还故居”，则该簿书统计的内容当为嘉禾六年叛走户口之后的处置情况，并非当年的情况。故而不能像黎所言将其作为纪年简来认识。
既如此，为何年号要书写成“嘉讳”而非“嘉禾”。黎认为是笔误，但从簿书作成的角度推断，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简册制作于于赤乌五年八月之后，因为年月之后孙和被立为太子。而与太子名讳相关的地名等也受影响被改名，如嘉禾县：
《孙权传》载：“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
皇帝老子都发话了，如此推波助澜，地方官府只怕得一并遵守。故而基层官吏再追书大吴过去年号之事物的同时，还得不忘记把“嘉禾”写成“嘉讳”，以此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惜孙登早早立为太子，却没提前享受到，让孙和捡漏。
想来基层官吏也是颇为纠结，皇帝老子的年号，却撞上太子的名讳，照写吧，不敬。不写吧，不符合文书。只能苦了基层官吏，嘉禾x年一律得写成个嘉讳x年，好在不影响史书记载，不然留多大一坑。在自己的国家还不能痛快的用自家的年号，皇帝还要替太子避讳，古今也算头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