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曾在清华任教或就学。历史学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学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开设有中国史、西洋史等课程。
- 中文名
- 清华大学历史系
- 前 身
- 国学研究院
- 建系时间
- 1925年
- 学科范围
- 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
- 口 号
- 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人才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西方汉学等。国学研究院的教职员有：主任吴宓，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助教梁廷灿、章明煌、陆维钊、赵万里、浦江清等。
国学研究院虽开办仅四年，但在培养国学人才方面卓有成绩，有4届毕业生，共74人，培养出了王力、刘盼燧、刘节、高亨、谢国祯、吴其昌、姚名达、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以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的学术范式影响深远。国学研究院撤消后，教师转入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等系。
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开始设立各系，正式设历史系，著名学者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刘崇鋐、孔繁霱、噶邦福、陆懋德、张荫麟、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孙毓棠、丁则良、周一良、杨联升、王永兴、何炳棣、夏鼐等都先后在历史系执教或学习，并形成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第一流的史学人才。
1952年院系调整，盛极一时的清华大学文、理、法、农学院和工学院的航空系等被全部调走，其中大部分调入北京大学等单位，这次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也使清华元气大伤，其后三十多年，历史系建制在清华不复存在。但清华的历史学科教学与研究并没有中断，如著名历史学学者刘桂生、钱逊、何兆武等人都长期在校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华大学逐渐恢复了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
1985年学校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著名学者张岱年、钱逊、李学勤等先后担任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历史与文献、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下设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文献等研究室，原国际汉学研究所也并入思想文化研究所。1993年，清华历史系恢复建制。2003年，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成立新的历史系，对原有力量进行了整合。在系、所合并基础上，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科研和教学力量显著地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在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清华历史学科依托清华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了以历史系为中心，多学科密切合作，名家汇集，梯队合理，优势集中，特色明显，学术新生长点多，图书资料积累量大，国际化的学术格局。
清华大学历史系具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涵盖历史学下所有二级学科）、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历史学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科研实力强大，人才培养成效日益明显，可以招收历史学一级学科各相关领域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以及留学生。
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建后，历史学从2003年起开始由人文学院统一招收本科生。学生入学后，先在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试验班（自2005年起为人文科学试验班）完成三个学期的人文学科基础训练后，从第三学期末开始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进入历史系学习，再进行历史学的学科专业训练。除各种公共课程之外，人文学科的基础训练，主要是依托中西经典研读方面的课程和文史哲学术入门等课程来进行，学生进入历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之后，则开设历史学的主干课程。
清华大学历史系现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可招收历史学一级学科下所有二级学科专业（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多位年富力强、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知名学者，在历史文献学（含古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如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史学理论等学科领域具有较大优势。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站涵盖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所有二级学科，流动站以历史系为主要依托，部分研究领域与汉语言文字学、哲学史、艺术史、科技史等学科相交叉。
国立清华大学历史学会1936年大礼堂前合影现有专任教授15人、副教授15人，讲师4人，另有兼职教授5人。专任教授中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长1人，历史教学委员会委员1人，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1人，国家级学会会长、副会长等4人。
清华历史学科的核心机构是历史系，下设有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思想文化史教研室，以及国际汉学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经学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近代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旅游文化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
图书资料的收藏也在全国历史系所中名列前茅，历史系拥有面积400余平方米、藏书10万余册的系资料室，科技史与古文献研究所也建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文献数据库。
清华大学在历史时期就素以图书完备、条件优越著称，院系调整时清华绝大部分的文科图书资料均保留在学校。清华大图书馆和人文分管现有各类文史典籍百余万种，其中珍贵古籍有2万8千余种、30万册，外文图书40多万册，电子文献数据库多个。
历史系馆文北楼一是高水平。清华历史学科的重建很大程度上依靠引进人才，而清华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优秀人才，从而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重新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史学队伍。以李学勤、廖名春、赵平安、李守奎为带头人的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以彭林为带头人的古代礼乐文明与经学研究、以王晓毅为带头人的魏晋玄学研究、以葛兆光为带头人的宗教史与思想史研究、以张国刚、侯旭东为带头人的中古史与社会史研究、以秦晖为带头人的农民史与农民学研究、以李伯重、陈争平为带头人的经济史研究、以何兆武、刘北成为带头人的历史理论与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以刘桂生为带头人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与学术思想史研究等，都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二是国际化。清华史学工作者与国外学界具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多位教授有在美、英、法、德、日、澳、韩等国及港台著名大学工作的经历，并有多种学术专著在国外和港台刊出。多位中青年教师拥有国外博士学位或长期留学的经历。 三是多学科交融。清华史学继承发扬了老清华“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优良传统，逐渐凸显了“古今贯通、中西荟萃、文理渗透”的学术特色，从而呈现出较大的学术气象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清华大学历史系 地址：中国 北京 清华园
清华大学
邮政编码： 100084
History Department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ostal code: 100084
开拓新史学
清华历史学系在蒋廷黻、刘崇鋐等主导下，倡导“中外历史兼重”、“考据与综合兼重”、“历史与其它社会科学兼重”的办系理念，聘请陈寅恪、雷海宗等史学名家任教，形成了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治学风气和办学特色，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清华历史学系成立于1926年，之初仅有“教授3人，学生3人，图书费年只数百元”。虽规模不大，但首任系主任是陆懋德，他对历史学系的学术方向和学科发展做出了规划。他认为：“历史为陶铸国民性之工具，亦为养成爱国心之教材”。然而旧制清华由于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在课程设置上“素重西史而轻中史”。针对此弊端，他提出了发展历史学系“宜中西并重”的设想，以期造就中西兼综的“全才”。
三个并重办系理念
1928年8月，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后，对校政进行全面整顿和改革，重新选聘教授和系主任成为重要举措之一。他力排众议，专程前往南开大学邀请蒋廷黻出任历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在蒋未到任之前，罗家伦亲自兼任系主任。
1929年8月，蒋廷黻开始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一职。多年接受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其对中西方在治史方面的差异及中国传统史学的不足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运用西方的近代史学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为现代中国创建“新史学”和培养新式史学家，就成为他主持的历史学系的努力目标和方向。为此，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办系理念。
在课程设置上，实施“中外历史并重”的方针。蒋廷黻认为，外国史与中国史的研究同等重要，因为中国已处在一个中西文化汇流的时代，它的政治、经济、思想、科学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日本和西洋各国的影响，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等于认识我们的邻居”。因此，历史学系每年平均开设的20多门课程中，中外史各占一半。而在开设的外国史中，又特别重视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俄国的历史。
在基础学习阶段，强调“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并重”。蒋廷黻、刘崇鋐都认识到，“多识一种文字就多识一个世界”。而其他人文学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因此，历史系要求学生“多学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
在治学方法上，倡导“考据与综合并重”。蒋廷黻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在考据、校勘方面有很大成就，但在理论综合分析方面非常欠缺。学习外国史学，尤其是他们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提高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
蒋廷黻离任之后，继任系主任刘崇鋐、雷海宗等学者继续倡导上述三个“并重”的方针。在全系师生的努力下，清华历史学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迅速，在推进现代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与培养史学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开创史学新学科育
历史学系在明确办学理念、改革课程的同时，大力延聘名师。这一时期，相继到校任教的著名学者有：陈寅恪（与中文系合聘）、刘崇鋐、雷海宗、孔繁霱、噶邦福、张荫麟、邵循正、吴晗、孙毓棠、周一良等。无论是治中国史还是治外国史的学者大多都有留学欧美日的经历，他们的中西文化学术背景与历史学系所倡导的办系理念和治学方针相符合，为开创史学新学科奠定了基础，并培育出一批史学新人才。
在学术研究上，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研究，不仅为当时中古史研究开启了新方向，而且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学术规范；雷海宗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历史学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中国近代史。此外，刘崇鋐的西洋史研究、张荫麟的宋史研究，在现代中国学术界也具有开拓性意义。
在人才培养上，1930年历史学系开办研究所，考虑到自身特点及优势，仅在中国中古史及清史两个方向指导学生。但即使在这两个领域，当时培养出的杰出学生就有邵循正、朱延丰、王信忠、张贵永、张德昌、姚薇元、王栻、张荫麟、孙毓棠、谷霁光、吴晗、王栻、杨联升、何炳棣、刘广京、李定一、丁则良、丁明楠、王永兴等人。他们均继承了前辈学人的学风和事业，成为一代学术名家。
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历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其后30多年，清华虽历史系不复存在，但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仍继续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清华大学陆续恢复人文学科。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2003年，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成立新的历史系。它在继承老清华历史学系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培养新一代的史学人才而努力奋斗。
组建文物馆
（一）
在清华大学早年实施“通才教育”、创办综合大学的历史上（1925-1952年），相继成立过文、理、工、法（商）、农等多科学院，艺术作为独立学科却是清华大学学科设置的空白。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将清华大学的艺术教育列入“体育与校园文化”专章，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等门类，通过一般的课程设置与校园文化活动来实现美育。然而，这远非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与艺术学科历史的全部。
1947年至1950年间，围绕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主题，清华大学整合校内研究力量（人才、机构、资金、研究对象等方面），先后进行组织“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创设艺术系、组建文物馆等一系列实践，由此开启清华大学收藏、整理与研究并重的艺术史传统。重审这段历史，是对清华大学人文艺术学科设置起源的必要延伸，揭示创设艺术史学科的历程，同样有利于充分认识艺术史研究与人文、科学的内在同一性，领会陈梦家、梁思成等一批清华学术大家的科学人文精神与文化使命。
欧美热衷与中国缺位
清华大学组建艺术系的动意，源自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与国内现实的强烈反差。晚清民国的动荡造成1920年代以来中国古物大量流失海外，欧美各大博物馆多设有远东部，以搜集展览中国古物，一些欧美大学开设课程讲授中国艺术史。1947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举办东方学术国际会议，其中“艺术考古组”以中国的铜器、绘画和建筑为主题。这促使与会的清华大学教授陈梦家、梁思成、冯友兰思考中国学界与社会如何担当研究与传承中国艺术的使命。他们认识到中国艺术品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最佳媒介，赢得世界的尊重在于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国势积弱之时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有赖于此，中国大学与学者亟需担当起保存与研究中国艺术的使命。
然而，当时国内大学或囿于对中国艺术价值的片面认识，或限于经费不足，或缺乏专门人才，尚未组建专门机构从事中国艺术研究。在大学中设立艺术系，创办大学博物馆，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必要途径。清华大学应凭借其独特的人才与资金优势，开创国内的艺术史研究风气。1947年4月至1948年9月间，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的各项工作就此展开。
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
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基于对学校已有资源的科学规划与重组，通过整合教授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调整资金使用方向购置文物建立文物陈列室，筹措艺术研究基金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构建艺术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1、成立“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
清华大学教授中，梁思成专精中国建筑，邓以蛰擅长中国书画，陈梦家深味钟鼎彝器，在1940年代皆负盛名。由于他们分属清华大学营建系、中文系和历史系，共有的中国艺术专长未得充分发挥，造成研究分散未能集中，学生有修业兴趣却没有条件获得统一的指导。1947年11月，梁思成与邓以蛰共同倡议成立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分别聘请中国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地质、社会学、外国语文等系教授十人组成，负责筹设艺术系的工作。12月，梁思成、邓以蛰、陈梦家三位教授联名起草“设立艺术(史)系及研究室计划书”，正式提请校方审议：
其一，设立艺术(史)系，“就校内原有之人才，汇聚一处，合作研究。在校内使一般学生同受中国艺术之薰陶，知所以保存与敬重固有之文物；对外则负宣扬与提倡中国文化之责任。”其二，在设立艺术(史)系条件尚未完备之前，先成立艺术史研究室，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下设的研究机构，它是“同人工作之中心，同时为小班讲堂和实习、阅（览）之处。”在筹备文物陈列室期间，研究室暂时兼理陈列工作。其三，重新整合分散于各系的艺术史相关课程，形成艺术史课程体系，“使有志斯学者得选习此类课程之全套”。其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增设艺术史部，招收该校及其它专门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为其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培养鉴赏与研究中国艺术的专门人才。1947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校评议会议决：“原则通过为促进中国艺术史研究，该校筹设艺术史研究室，并由有关系商设选修学程，以增进学生对于艺术之欣赏。”
2、购书特款移购文物与“文物陈列室”的成立
建立大学博物馆，是组建艺术系进行艺术史研究的必备条件。“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在整体筹划清华大学艺术系成立的同时，筹措资金、利用各种渠道充实文物收藏。清华大学授予各系和图书馆的美金购书特款，是购置文物的主要资金来源，参与艺术史研究的各系可利用购书特款“移购富有示范作用之历代古物”。中文系率先提出三千美金特款购置古物，“备筹设该校美术考古学陈列室，供中文系、历史学系、人类学系教课及研究参考之用。”1947年12月15日朱自清就此事函请校方。各系及图书馆亦陆续出资购办，如社会学系吴泽霖教授委托京城振德兴刘仁政从纽约代购“乾隆御用大织造佛像”两幅。
陈梦家利用曾在欧美游学和收藏的旧识，联系美方捐赠文物。例如纽约最大的古董商卢芹斋将在美国的铜簋选出数件赠予清华；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东西方艺术品公司旧金山GUMP’s公司经理来信，愿将大批近代西方艺术手工艺制品赠送清华。
大学博物馆旨在汇集示范器物用作教学标本和研究对象，因此尤其注重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各种器物、不同形式的示范意义。由于购置文物的款项有限，不能专求精品，但求可供示范的佳品。经过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清华大学所有的文物已初具规模，其中商周铜器122件，玉器15件，石器29件，陶器73件，骨器（包括一大宗私藏甲骨）730件，瓷器4件，木器8件，杂器（漆器铅器等）10件，共计1000件，汉代以后的磁木瓦器亦分门采集。据四十年代欧美诸国收藏中国古物的博物馆记载，当时大学博物馆或自成研究机关的博物馆还不多，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伏克博物馆最著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皆设有美术馆，收藏中国古物，不过数量较少。就当时清华大学的收藏，较欧美中等博物院所藏中国古物已无逊色。
随即于1948年4月29日清华第37个校庆日，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冯友兰任主席，展室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作为艺术系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文物陈列室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文物收藏与艺术史研究事业“从此发轫，渐图开拓”。1948年5月21日，梅贻琦校长在清华大学校评议会上报告“该校成立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及由该会筹设文物陈列室经过”，陈梦家向媒体撰文介绍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的成立经过，力图唤起全社会文物意识的觉醒。
3、唐仲明艺术基金
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同时，还积极筹措艺术发展基金、设立艺术奖学金。1926级清华留美学子唐亮（字仲明）美术成就卓著，四十年代逝世后唐氏遗族将其一部分书画遗作捐赠母校，设立“唐仲明艺术基金”。为此，清华大学组织“唐仲明画品遗作保管委员会”，制定“唐仲明遗作保管办法”，计划时局平定、币制稳定后，陆续出售部分唐氏作品，所得款项全部作为“唐仲明纪念奖学金”。“纪念画家唐仲明奖学基金保管原则”规定：“奖学金之收集除妥为保存外，并期于最短期内集成相当数目以资应用；奖学金之分发限于有志于美术之贫寒学生”，“奖学金由母校培植未来有志于艺术者”。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基金设立者与管理者对于发展中国艺术的执着之情。
（二）
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的运筹下，组建艺术系的相关各系、教授密切配合，不到半年时间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通过专业人才、学术指导机构、学术组织、配套基金等实质性工作的展开，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大学规程，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隶属文学院，以“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对于吾国古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为宗旨。艺术系下设艺术史、考古、音乐三组，艺术史组为教学与研究的核心，与考古组密切合作，扩展校内原有音乐室为音乐组，“训练音乐人才，普及校内美育”。鉴于当时国内艺术学院以艺术品创作为中心而忽视对历代艺术的研究，艺术史组专注于“研究中国艺术史之发展，对于历代艺术作品作学术研究，以养成此方面之专家及中外博物馆所需此方面之人才。”这是清华大学艺术系开创国内艺术史研究风气的关键所在。
艺术史的课程设置，“教授艺术史、考古学及艺术品之鉴别与欣赏，注重历史的及理论的研究。本系以研究中国艺术为主，但为明了中国艺术在全世界艺术中之地位起见，必需与西洋艺术及初民艺术作比较研究，故亦兼授与此两方面有关之课程。”显然，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在于对中国艺术进行历史的、学术的研究，地域上兼及西方艺术，时代上远溯初民艺术，通过跨时空、跨文化的比较，真正获得对中国艺术的理性认知和审美鉴赏。
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工作注重中外交流，从研究材料或展览交流，到延请国外专家讲学，招收研习中国艺术的留学生。清华大学艺术系的筹设者深信，随着中国艺术史研究工作的展开，“必能引起国外之重大注视，将来寻求各方之资助，或非甚为困难之事也。”在有效整合校内已有艺术史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对于清华大学，增设艺术系需要做的是“在该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该校他院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华大学就增设艺术系事宜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11月5日，教育部函复：“应就现有院系力求充实，所请未便照准。”尽管清华大学设立艺术系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最终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后，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作为国民政府的战略重点，高等教育密切围绕这一战略展开。此间，教育部照准清华大学农学院增设四个系(1947.6.28)，资源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国产工程材料试验室(1947.8.13)、北平水泥研究试验室(1948.1.10)，国防科学委员会委托清华大学就煤之氢化、一般食物之除水、士兵营养、穿甲力学、强大电力微波、强力可塑体、轻合金、弹性物体之空气动力学等九项专题进行研究(1948.8.10)。由此看来，艺术史研究之迫切很难纳入国民政府主导发展的专业范畴，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最终难以超离当时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被搁置。
清华大学文物馆：艺术史研究在转向中继续
新中国成立将被搁置的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重新启动，通过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将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史研究同各系教学相结合，增强了文物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利用性。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委会决议成立“文物馆筹备委员会”，由解放前“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而成，梁思成为召集人。 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文物馆筹备委员会”分别召开四次会议，筹备馆舍、经费、组织、人员等各项工作，并成立临时工作组筹办配合新中国成立的展览。1950年7月，“文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解放前“文物陈列室”的收藏、结余经费、原有工作等一概并入文物馆。“文物馆委员会”成为清华大学常设的学术委员会之一。
1、功能与组织
清华大学文物馆是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及形象教学的统一领导机构。《文物馆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其组织构成：文物馆委员会由梁思成、潘光旦、金岳霖、吴晗、袁复礼、邓以蛰、吴泽霖、邵循正、费孝通、陈梦家、王逊11位教授组成，主席梁思成。常务委员会由主席和各研究组(室)主任组成，负责处理实际事务。文物馆委员会下设考古组、民族组、民俗艺术组、档案整理组和综合研究室。原属于清华大学各部门的文物，以不打乱原部门为原则，统一纳入文物馆，分别划归五个专业组室：
“考古组包括原有的文物陈列室及地学系有关考古的一部分；
民俗艺术组包括社会系之各项民俗艺术的收藏（属于少数民族者除外）及营建系收藏之一部分；
档案整理组包括历史系征集之档案，并接受图书馆整理图片拓本之委托；
综合研究室集中过去各系（尤以哲学系及营建系）购置之各种有关考古及美术史的图籍及必要参考书，并将哲学系征集之各种图片加入。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供全馆或有关各系各课之参考、研究及教学。”
与清华大学文物馆直接相关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系、人类学系、地学系、营建系、图书馆，共同参加文物馆的工作，是文物馆与全校各系合作的基础。清华大学文物馆在于配合学校的教学研究，“它是有目的地搜集某一类研究资料，经过研究与整理，作有秩序的排列，以作示例的教材。它使学生得直接从实物上看到制作、艺术、制度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记录。它是用来考验我们理论上的或由书本知识所得到的推论之实物的证明。”
2、研究计划与日常工作
根据文物馆的收藏，结合当时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文物馆的近期研究计划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整理研究八十余箱地质及考古采集品，作为文物馆的首要工作。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清华大学地质系袁复礼教授与同人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科学团体的考察活动，历年在山西、河南、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等地采集到地质及考古材料共约八十余箱，广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但因时间、空间、人力所限，未能整理与研究，抗战中遗失详细的底册和记录。有鉴于此，整理八十箱地质考古资料实已刻不容缓，清华大学文物馆重新启动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予以协助。
其二，继续整理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形象教材。当时文物馆进行“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包括农具和纺织工具，附带研究货币以说明各时代的一般经济状况。文物馆制定了详尽的研究计划，尽可能搜集古今一切有关的形象资料，例如甲骨、金石文字中所表现的耕织工具、工作情形，汉代画像石、唐宋以来历代绘画以及元明清木刻图籍（例如各种农书）中的耕织图像等，搜集相关实物标本，如各种纺织品标本、仍在使用的耕织工具标本。对于体积庞大或不易获得实物的标本，通过仿制模型、模绘或摄影来保存形象资料。1950年下半年，文物馆综合研究室以此为中心工作，与社会系、历史系合作进行。待此项工作完成后，将继续社会发展史其他方面的重点研究。此外，个人可以自行拟定与教学相辅的研究。
文物馆的研究计划透露出一些艺术史研究信息：例如通过“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阐释社会发展史，从各种形式的文物中探寻历代生产工具的演变，从历代艺术品中探寻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这是文物馆综合研究室“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清华大学文物馆定位于全校形象教学的领导机构，以形象教学配合一般教学，研究重点转向适应新中国成立的现实文化需求——通过文物艺术阐释社会发展。显然，1950年文物馆的艺术史研究已不同于筹设艺术系时期的艺术史研究，清华大学“暂于哲学系内设立艺术哲学组，并与其它各系所开有关课程配合，以造就艺术史人材。”这样的安排仅维持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
清华大学文物馆围绕新中国成立的文化宣传，举办各种有现实性的专题陈列及展览。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清华大学文物馆举办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观众达四千余人，京津各主要媒体皆有报导，《光明日报》特发专刊报导。1950年在清华校内文物馆先后举办年画、手工艺、早期社会发展史、石像雕刻等多种专题展览，同时开放西南少数民族、高山族、西藏三个文物陈列室。
3、文物馆发展的阻滞
清华大学文物馆的经费来源于学校划拨的文物购置费，已非此前用购书特款移购文物。文物购置费一般维持原状不做增减，如有特殊需要，向校委会申请“特别补助”。文物的收藏与维护是一项经常性的巨大开支，加上解放之初清华大学物力、财力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馆的发展。据清华大学文物馆成立时各部门收藏文物统计，文物陈列室已有文物2880件，较1948年成立之初1000件藏品扩充了近三倍；社会系各陈列室收藏文物共计5647件，包括民俗艺术文物4228件，人类学及少数民族文物1239件；地学系考古和地质部分藏品有80余箱。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文物馆作为全校性机构，尽管将分散于各系的文物纳入统一管理，却缺少相应的馆址集中保存与展示，藏品分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二院各处。文物馆委员会积极向校委会申请馆舍，力求逐步将文物馆建成拥有房舍、设备、事务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完备而有形的机构。
然而，随着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由综合大学转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与清华文物馆密切相关的历史系、社会系、地学系、哲学系、人类学系以及文物馆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在调整中被调出清华，文物馆的各项工作不得不终止。惟文物委员会主席梁思成作为建筑系主任主持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一直倡导的艺术史研究思想，亦随着梁思成、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后三人曾任文物委员会民俗艺术组成员）诸位教授融入建筑系之建筑美术、建筑历史专业的教学研究中。
清华文物珍藏掠影
幽雅富丽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不仅拥有数量、质量排名全国高校前茅的书刊文献，而且还珍藏着一大批弥足珍贵的文物。它们包括青铜器 1489件；甲骨1755块；兽骨、玉器、贝器、石器共234块；古钱币217件；字画40幅；碑刻墨拓近千幅；各类舆图、阵图、海防图等27幅以及器物拓片、瓷器和古彝文写本等。这批丰富多彩的传世珍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堪称文化瑰宝。
说起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物的历史，必然要提及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 1911-1966）先生。1944至1947年，陈先生讲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此时期他便开始注意收集流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他非常赞赏欧美一些大学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和建立博物馆的做法，并对祖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深感忧虑。1947年回国后，陈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与中文系、历史系、营建系、人类学系的同道发起并于11月间成立了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以此为筹建清华大学美术史考古学系及博物馆（后定名为文物陈列室）做诸项准备工作。
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分工协作，四处搜集各类文物，李济、袁复礼负责史前陶器，吴泽霖在滇、贵等地采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陈梦家负责铜器，并与潘光旦共同总理全局。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短时间内便收集了大批文物。其间还得到了校外热心人士的捐赠，如孙冰如、刘仁政、叶叔重捐献了部分家藏甲骨，芦芹斋斋主岳彬捐赠了令狐君嗣子壶（该壶于 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原为一对，为战国中期重要青铜器。该壶早年流入巴黎和纽约达二十年之久，后经陈梦家先生费尽心血，百般促成，芦芹斋终以重金购得，运回祖国并捐给清华，1959年又由清华大学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另一壶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此外，丁惠康捐赠的台湾高山族文物，也为清华珍藏添色不少，这批宝贵文物包括台湾土著居民的生活用品、建筑构件、民俗崇拜物等，当时在国内尚属罕见。
1948年4月29日，时值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并将藏品公开展出。包括上百件商周青铜器、一千余片甲骨、台湾高山族文物和西南苗、彝、纳西族文物，另外还有金石拓本、数十件六朝隋唐石刻等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乾隆时期的大型织造—乾隆缂丝巨型佛像。它长逾六米，宽约四米，工艺精湛，色彩多至百种以上，极为繁复工致，堪称缂丝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陈梦家先生进一步倡议，在陈列室的基础上筹备建立清华大学文物馆。遗憾的是，由于 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转向，文物馆未能如愿建成。这一时期，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的收藏品亦有所分散：一些珍贵的青铜器被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建筑系；少数民族文物则多被调至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剩余的文物在十年动乱期间也遭到一定的损失。此间，幸赖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和图书馆副馆长徐静贞多方维护，才使这批珍贵的文物得以留存下来。这批文物仍妥善保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文革后，清华还陆续接受了海内外校友的一些私人捐赠，使得图书馆的文物珍藏愈发丰富。
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
我们都是清华历史系40年代的“老学生”，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是对当年在清华园学习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怀念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历史学家，给我们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我们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
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的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清华执教，是我国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上三年级时，他开设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个房间作教室。做毕业论文时，张寄谦请先生担任导师，当时陈先生已双目失明，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仍指挥助手查阅古籍，进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的研究。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和蒙古史专家邵循正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邵先生的体质甚为虚弱，但对教学非常认真。他极有见地地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故意使用意义含糊不清的辞句，为以后扩大侵略设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内容，对清政府进行欺诈。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强在侵华利益中的矛盾与勾结。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给我们授课时，没有讲明史，而是讲了宋史。他用“以历史为镜子”的学风，延续着西南联大教师讲课联系时事的传统，不时地借分析两宋弊政，对蒋家王朝加以抨击。当时吴先生已准备去解放区，他在西院住宅里经常以打桥牌为名，约请邵循正、钱端升、钱伟长等先生谈时事。1948年校庆后，他便去了西柏坡。当时丁则良先生也在专攻宋史，不过没有给我们讲课。
那时，世界史课程的阵容也非常强。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带有浓重俄国语音的英文，给我们讲希腊、罗马的兴衰，听起来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还有一位饱学的孔繁鬻先生，听上过孔先生课的余绳武同志讲，孔先生让他念德文参考书，念得他都感到身体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刘崇?先生讲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授扼要简练、条理清晰，经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导同学，向同学们倾谈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陈寅恪先生离开以后，历史系从外语系聘请周一良先生接替讲授中国中古史。另外，清华历史系一向重视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还兼任了日本史的课程，他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学者超脱，很引人入胜。此外，历史系还曾聘请从美国回来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现代史。
在清华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不复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复建。我们殷切希望历史系的师生继承前辈们“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把历史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