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有多少工业？苏联156项目之前有多少？清朝和民国工业怎么样？

一、民国成立后曾有提出过实业救国不少在日本经商的侨胞聘日本工程师回国开设火柴工厂，不过这些火柴工厂主要是靠日本技术与日本机械和日本原料等来维持生产，公元1920年时刘鸿生建立了苏州鸿生火柴厂，公元1927年时瑞典火柴到民国倾销，鸿生火柴厂难以与洋火抗衡于是联合另外两家民族企业合建了上海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公元1931年时大中华火柴公司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火柴企业，公元1933年5月时大中华火柴公司生产的国产火柴亮相芝加哥世博会高质量的火柴与富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火柴盒使很多参观者对民国火柴工业刮目相看，日本侵华后将大中华火柴公司定为敌产对其实行军事管理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迫停工；公元1912年时方液仙创办了民国第一家最具有规模的日用化工品工厂民国化学工业社生产闻名全国的三星蚊香与民国第一代牙膏三星牙膏和箭刀牌洗衣肥皂等，与洋货轻工产品相抗衡被誉为国货大王；公元1940年7月25日上午时方液仙遭日伪当局特务杀害终年47岁。

公元1915年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从德国与丹麦等国聘请军事工程师，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军工厂订购制造机器设立巩县兵工厂，公元1919年（民国八年）时正式投产制造成为当时民国四大兵工厂之一，公元1938年时巩县兵工厂遭日军飞机轰炸制造步枪的第五厂成为废墟全厂停工；公元1921年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设立奉天军械厂，公元1922年4月时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之一，公元1931年时试制10发自动步枪成功，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公元1919年时官商合办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成立后即决定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公元1922年初时石景山炼厂已设有250吨化铁炉2座与热风炉4座工程80%告竣，但由于资金短缺被迫停建，公元1938年后时日本控制的兴中公司抢占石景山炼铁厂更名为石景山制铁所将其变成了日军的后方钢铁基地，从公元1919年到公元1949年期间石景山钢铁厂30年仅产出生铁28.6万吨。

公元1928年时民国国民政府当局公布《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使度量衡制与国际标准接轨，当时民国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等均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虽有内忧外患民国经济还是得到长足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呈现蓬勃发展与快速上升的趋势，工农业产值达近代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雏形；不计东北公元1927年至公元1936年期间交通增8.4%至17.1%，公元1931年至公元1936年期间民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这时期电力业年平均增长9.4%，煤矿业为7%，水泥业为9.6%，钢为40%，除此之外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与合作社和平民教育等为三大主体的乡村建设提供广大的原物料及食品，并开始享受到市场整合的现代经济制度。

二、公元1930年代时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委任白崇禧为军训部部长与参谋总部参谋总长和桂林行营主任及广西民团总司令同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与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和安徽省省政府当局主席，李济深为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与广西省省军政府当局名誉主席和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黄绍竑为内政部部长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广西省省军政府当局名誉副主席及浙江省省政府当局主席同湖北省省政府当局主席并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旭初为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主任与第十五军军长和广西省省军政府当局主席及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是为白李李黄黄等桂粤系两广军军国集团五大巨头体制；到公元1949年底时黄旭初实际主政广西省19年其最卓越之成就是开办广西大学与在广西实现了高小全民义务教育。自公元1932年至公元1936年期间桂粤系两广军军国集团经营广西完善民团制度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桂粤系一改数千年来历朝历代官府当局对于盗匪剿抚并重的政策只剿不抚；民团保甲制度使广西治安大幅好转亦能最大幅度的征集后备兵员支持军队作战。

桂粤系的治理使得广西从边远落后省份逐渐近代化其主要政策有三自政策与三寓政策，时称东方斯巴达亦获誉三民主义模范省，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截止抗战爆发新开公路24000多公里，成人受教育人数由不到3万人增至近100万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桂粤系在广西创设了10间大型兵工厂进口德国步枪6万支，成立广西航空军事学校并附大型飞机配件厂；到抗战爆发前有各式日英战机60架，抗战期间广西空军将士全部殉国。

三、东北地区物产丰富有广阔肥沃的可耕地与大量的林业资源、渔业资源，煤矿、铁矿等多种原材料储量丰富进而成为工商业与商贸业和交通业等发展的重要基础，例如哈尔滨市就是因中东铁路的通车在苏俄工业原料需求等强烈影响下而兴起原是一座以商贸业为主的都市，建市之初工业体系主要以食品与纺织等轻工业和对苏俄工业原料输出为主，公元20世纪初期时哈尔滨市即成为仅次于天津市的北方第二大重要的国际性商贸金融中心大都会城市，大批国际知名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远东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龙口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等2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曾进驻哈尔滨，华资银行如交通银行、大清银行等也在早在公元1910年代时即在哈尔滨开设分行；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控制东北地区之后为满足其战争经济的需要实行满日一体政策伪满成立后经济增长较快，公元1933年至公元1936年期间为发展第一期日本对东北投资总计11亿6千万日圆当中有百分之80都是投资满铁，公元1937年至公元1941年期间为第二期进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本投资达到50亿日圆，公元1941年强制推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发展重点为钢铁与煤炭与农产品等，在公元1945年时由于民国与日本大部分地区都已基本被二战摧毁偏安一方的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事实上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东北地区建立了当时亚洲相对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道、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军工等工业门类。当时原日本商工省官员时任伪满实业部总务司司长的岸信介对关东军说要是没有财阀与资本家就无法进行初期建国工程而从日本引入财阀投资，此后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东北地区，例如借此进入东北地区之鲶川义介之日产财阀旗下拥有日立制作所、日产汽车、日本矿业、日本化学工业等130家公司，是拥有15万名员工之大财阀，伪满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即垄断性的公司；满铁之所以接受改组主要是由于时任满铁总裁之松冈洋右是岸信介叔叔之妻舅，与鲇川义介为姻亲，由于战争的进行导致物资奇缺伪满末期时制定《金属类回收法》。

东北地区的钢铁与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与本溪湖和阜新，油页岩与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与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与鸭绿江，机械与军火和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与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东北地区矿物资源丰富据公元1936年时伪满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矿、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伪满建成的丰满发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公元1943年时的发电能力为22亿度，由于伪满政府当局内次官级官员都是日本人在负责汇整会议，所以当日本要与伪满政府当局合办产业时无论是重工业或轻工业都能简单达成一致意见，在日本推行的满日一体的政策下伪满的工业生产完全从属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以钢铁为例由满铁完全控股的昭和制钢所理事长小日山直登明白无误地指出满日一体政策下例满铁生产的殖民地属性：“如从日本政策角度考察东北地区炼铁事业的特点则在以开发东北地区钢铁资源为重点将其生产的生铁与钢尽可能多地输往日本以加强和扶植日本产业，……东北地区……从通常的炼铁技术与炼铁企业的经营上来看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划也是一种畸形的炼铁方式，……这也是东北为了日本所不得不忍受的畸形经营方式。”—— 昭和制钢所理事长小日山直登《从钢铁国策方面来看的东北与日本》公元1939年（昭和14年）时，第7-17页；东北大量的煤炭与木材等工业原料被输送到日本，大部分生铁被运往日本炼钢，在东北炼制的钢材除了少量在本地使用其他都以钢坯的形式运往日本轧制，昭和制钢所理事长久保田省三在《东北地区与铁》一文中明确表示东北地区炼铁业有着丰富的原料与特殊的优越性担负着大东亚战争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东北地区原有的工业垄断企业为跨行业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根据一业一社政策东北还设有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伪满机械制造会社、伪满炭矿会社、伪满航空会社、伪满人造石油会社、伪满纺织会社、伪满毛织会社、伪满化学工业会社、伪满林业会社、伪满采金会社、伪满畜产会社、伪满水产会社、伪满烟草会社、伪满农产公社、伪满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会社，特殊会社由日本投资者与伪满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伪满政府当局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另外还设立六十多家类似于特殊会社的准特殊会社，公元1937年时日本投入税金26亿日圆启动《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培育东北地区重工业经济统制政策从依靠以国家资本为主的满铁转向技术与资本全面依靠垄断资本集团即财阀，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而开始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统制大致区别出38家特殊公司与21家准特殊公司和其他自由企业，对于重要产业实施一业一公司制度；11月20日时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日产）决定将总部迁入伪满新京，12月27日时改为伪满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日语文：満州重工業開発）（简称：满业），日本财阀出资2亿2千5百万日圆，伪满则从满铁取得之工厂与矿山以相同金额之实物出资，满日双方各出一半资金，其半官半民之型态与满铁相同，经此满铁仅辖有铁路部门与抚顺煤矿，其调查部门则因此缩减。

满业是抗战期间日本帝国掠夺东北地区工矿事业机构名为伪满与日本合办，实为日本产业股份公司（通称：日产）所控制，公元1937年时在长春成立接管原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重工业，满业从满铁手中收取重工业向伪满政府当局保证一年付予6分利息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产业界中心经过重新组合发展成为庞大的康采恩，满业并创设新工矿事业拥有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众多子公司，满业的目标是实行从钢铁与煤炭等基础工业，到飞机与汽车（年产10万辆）和其他制造工业的一条龙综合经营，但终未完全实现，当时满业几近垄断东北境内所有的钢铁、轻金属、化工、电力、煤炭采掘业（抚顺煤矿除外）成为超越满铁地位的最大公司，抗战胜利后机构瓦解所属厂矿大部被毁，自此特殊会社制度从一业一社转向一业多社与一业一社同时并存；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在公元1936年时为8.07亿日元，公元1940年时达到26.47亿日元，生产力指数上升幅度超过60%形成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东北地区曾经是亚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在二战末期时一度超越日本，公元1937年时伪满实施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公元1939年5月时又推出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工程与建筑工程和军事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然而自从公元1937年7月时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原来东北地区的主要劳工来源之一的华北地区成为战场由华北地区进入伪满的劳工急剧减少，由于劳动力的匮乏满日当局开始考虑打破惯例刻不容缓地从东北地区本地招募男工与杂役，公元1941年9月10日时伪满政府当局颁布《劳务新体制要纲》，10月22日时又颁布修改的《劳动统制法》，将劳动力的征募与配置置于国家的直接统制之下，从此伪满劳务政策由依赖华北地区劳动力的进口向本地自给体制转变进而强制民众服劳役实现全民皆劳，早在公元1938年时伪满协和会就以奉公或奉仕为名强制民众徭役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公元1942年5月4日时伪满政府当局设立的勤劳奉公制度审议委员会通过《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提出以勤劳奉公队实施勤劳奉公制度强迫被征兵者以外剩余的青壮年劳力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满日工矿与军事工程劳动，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人平民满族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除了无偿强迫东北地区劳力劳动外在工矿企业中东北地区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公元1931年时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东北地区本地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佣员、准佣员四个级别，其中职员与雇员和佣员每年收入164元、109元、80.99元、而东北地区本地人则分佣员、常雇方、常雇夫、承包工、临时工五个级别，最高的佣员年收入也仅仅15.73元，远低于日本人；（《满洲地区统计年报》，昭和6年度，第738—741页）。东北地区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伪满时期。

东北地区境内铁路线稠密铁道运输较发达，铁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公元1935年时东清铁路由伪满向苏俄收购，再由满铁继续铺设铁路，伪满以1.6亿日元的价格收购长春至哈尔滨与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新京（长春）至图们的京图线、四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到公元1939年时路线全长已超过一万公里，公元1945年时达到11479公里成为当时世界铁道运输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相较之下包括东北地区公元1949年时整个民国铁路总里程仅22000公里，在大连与哈尔滨之间运营的超特急列车亚细亚号为当时满铁的象征；公元1943年时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公元1949年时整个民国（含东北）公路总里程仅有8.09万公里；航运部分主要港口有大连港（属关东州）与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流域；空运部门则以伪满航空株式会社为主要经营者，公元1932年时航空线总里程为1.5万公里，当时民国航空线总里程无数据可以参考，而公元1950年时的整个中国大陆地区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

四、以使用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西北地区近代工业虽然起步不晚，不过由于长期受封闭与交通阻塞和战乱之害规模很小发展十分缓慢，从晚清至公元1949年期间在长达近百多年的岁月里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萌芽与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至公元1930年代中期时是近代工业的萌芽时期，当时发展近代工业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多为官办或军政要员创办，其后才逐渐发展一些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生产一些民用产品，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正月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西安机器局，这是西安也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近代工业企业，当时驻陕清军达120营清廷为镇压回民起义军与捻军所需大量军火由上海洋行采办，不仅运输困难费用很高而且购买也费周折缓急难济，因此左宗棠奏请清廷拨银30余万两招募工匠购置机器创立西安机器局生产洋枪铜帽与开花子弹和火药等，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时西安机器局随左宗棠行营迁往兰州改称兰州制造局，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时陕西巡抚鹿传霖等奏请清廷批准将兰州机器局停办后的旧存设备运回西安在西安办起专造子弹的陕西省省机器制造局，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到民国23年（公元1934年）期间长达65年的时间里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极为缓慢稍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屈指可数；例如当时西北地区主要工业城市西安其中仅有：机器工业4户，即西安机器局（后演变为陕西省机器制造局，除生产子弹外还修造枪械兼产农工器具），庆泰铁工厂建于民国12年（公元1923年）时，陕西汽车修理厂建于民国18年（公元1929年）时，华兴厚铁工厂建于民国21年（公元1932年）时，制革工业1户即新履革履股份有限公司建于民国13年（公元1924年）时，电力工业1户即张丹屏于民国6年（公元1917年）时在开元寺（今钟楼附近）开办的1个小发电厂，供电区域很小不久即停办，化学工业1户即西安集成三酸厂建于民国22年（公元1933年）时，医药工业1户即关中制药社建于民国18年（公元1929年）时，印刷工业1户即秦中书局建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时，印染工业1户即西安利秦工艺社机器漂染厂建于民国23年（公元1934年时），此外还有面粉、造胰（肥皂）、火柴等工厂，以上各企业投资总额约为60万银元，职工人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拥有各种机器约300余台，动力设备有小型发电机、锅炉等，主要产品有子弹、火药、步枪、手枪、轧花机、弹花机、抽水机、水车、汽车配件、缝纫机零件、皮革、皮件、皮鞋、硫酸、盐酸、硝酸、药品、书报印刷品等，产品产量除军火外都很有限，手工业产品仍占工业品市场的主要地位。第二阶段是公元1930年代中期至公元1940年代初期间这一阶段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时期，民国23年（公元1934年）12月时陇海铁路通车西北地区主要城市西安，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外地客商纷纷到西北经商办企业，本地人士也踊跃投资兴办各类企业，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纺织厂——大兴纺织公司第二厂（后改名长安大华纺织厂）与规模较大的机械化面粉厂——华峰、成丰两个面粉公司就是在此时期建成投产的，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时抗战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民国大片领土沿海的民族工业遭敌破坏或被敌占有，西北地区原来从外地与海外输入的物资由于交通受阻来源锐减，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当局迁都重庆无论军需或民用产品均需在后方组织生产与供应，西北地区更成为军需、民品生产、运输供应等的重要枢纽，在此形势下沦陷区的资金与人员大量流入西北地区兴办各类企业使西北近代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以西安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时间里共兴建各类工业企业79户，其中机器工业39户，化学工业8户，医药工业7户，机器纺织业8户，机器面粉业6户，机器制革业6户，火柴业1户，机器造纸业2户，机制烟草业1户，电力工业1户，投资总额约1177万元（法币），其中机器工业与机器纺织业合计占50％以上，化学、面粉、电力工业各占8％～9％，职工总数约8200人，其中机器工业与机器纺织业合计占70％以上，企业性质有官办的与官商合办的各2户，其余都是私人独资、合资、集资开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据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时调查各企业拥有动力设备78台，各种机械加工设备672台，纱锭3万枚，织布机905台，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如生铁、熟铁、钢、钢材、有色金属、颜料、香料、烤胶等主要依赖进口，小麦、棉花、棉纱、食盐、硫磺、皮张、木材等基本上在西北地区当地采购，少量为西北地区自产或在邻近地区采购，各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主要有棉纱、棉布、针织品、军装被服、面粉、皮革、皮件、皮鞋、火柴、西药、香烟、纸张、肥皂、硫酸、盐酸、硝酸、枪支弹药、印刷机械、造纸机械、机砖、机瓦、棉布等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当地销售，产品质量较好的企业有西京机器厂（原陕西省机器制造局）与大华纺织厂，盈利最多的是大华纺织厂，该厂民国28年（公元1939年）时盈利470万元，相当于当时陕西省省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在这一阶段手工业仍有较大发展以西安为例据民国29年（公元1940年）时调查全市手工业有23个行业，1270多户，从业人员9490人，同时还出现手工业合作社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据统计民国31年（公元1942年）时有26个手工业合作社主要产品有布匹、服装、铁器、木器、竹器、铜器、针篦、雨伞、皮件、笼篓等与部分军需品。第三阶段是公元1943年代初至1949年代末期间这一阶段是近代工业的衰落时期，民国31年（公元1942年）时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山西省、河南省，直抵晋豫两省与西北地区交界的风陵渡，与民国军队在潼关隔黄河对峙西北地区成为日军进攻与空袭的目标，一些重要工厂（如大华纺织厂）遭日机轰炸破坏严重，在此形势下新的投资者却步，正生产的企业也人心恐慌经营困难从而逐步向陇海铁路、川陕公路、西兰公路沿线的中小城镇转移，这一时期在西北新建的工业企业仅有利民米厂、福豫面粉公司等少数厂家，而外迁与倒闭的工业企业数则大大超过新建企业数以西安为例据统计民国32年（公元1943年）年底时全市共减少21户企业，约占原有企业的30％，手工业者有不少外流或外迁，手工业日趋衰落；抗战胜利后外地工业品与外国货大量涌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地方工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生产愈加衰退，不久国民政府当局发动内战西北成为前哨阵地除军需生产畸形发展外其他工业均不景气，加之交通受阻物价飞涨临近解放时一些资本家或抽走资金外逃或运走设备或关厂停产西北地区地方工业奄奄一息，大量手工业者也流散各地谋生以西安为例据民国37年（公元1948年）时西安市市政府当局统计室的调查当时西安共有工业企业69户，其中棉纺织6户，印刷16户，面粉与机器各9户，火柴6户，碾米7户，肥皂5户，玻璃4户，卷烟3户，翻砂、三酸、毛织、染整各1户，全部产业工人为6863人，其中棉纺织3714人占54.1％。西北地区工业主要的特点有四：一、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衰落与战争有密切关系最早建立的主要工业就是军火工业，例如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时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9万余人围攻西安城，当时杨虎城、李虎臣等率领的守军仅万余人，城内的军火企业——陕西省机器制造局为守军提供大量军械弹药支持守军坚守西安达8个月直到配合援军胜利解围；民国24年（公元1935年）时以后历经抗战等西北地区的军工、机械、面粉、纺织、制革、医药、服装等工业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主要为战争服务，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比重很小。

多数企业设备简陋规模小全能企业少手工业作坊多产品主要为消费资料（占87％），生产资料产品很少，大华纺织厂虽是企业中的佼佼者，但该厂3万枚纱锭中的1.3万枚还是民国10年（公元1921年）时出厂的，多数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如火柴没有规格标准废支很多，面粉含水量大杂质多颜色不白，产品成本大多高于沿海城市如大华纺织厂公元1949年时每件纱需要42人，每枚纱锭日产0.34公斤，每台布机日产布只有6.2寸，而同期上海纱厂每件纱需工只有21人，每枚纱锭日产0.45～0.55公斤，每台布机日产布11.7寸；管理水平低多数企业采购与保管不分原材料损失浪费严重如中南火柴厂每日踩在脚下的碎火柴有时竟折合100箱以上，有的企业机构臃肿如裕大面粉厂在46名职工中工人只有32名，职员达14人占职工总数的30％。另外西北地区情况相对较为独特的新疆其近代工业是始于公元1897年时是年甘肃与新疆巡抚饶应祺创办新疆机器局，至公元1911年时全疆约计建立了20家左右近代工业企业，不过这些企业终因办理未能合法无论官办民办靡不亏折以致实业无人过问，民国时期新疆近代工业一度得到发展其间新疆省省政府当局曾提出振兴实业与防止利权外溢的口号，以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为首的省政府当局对工业建设都较为重视，公元1918年时创设的吐鲁番模范纺织工厂是新疆近代史上第一家规模较大的机器纺织厂，阜民纺织有限公司是新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公元1928年时投产每月可产棉布2000匹，合股线6000斤，公元1928年时迪化商人从伊犁苏俄人手中购回旧式发电机一部建立起迪化电灯公司开始向市民供电这是新疆电力工业商业化的开端，公元1934年时新疆省省政府当局成立省设计委员会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经济建设发展计划，从公元1937年到公元1942年在第一期三年建设计划与第二期三年建设计划期间新疆在电力、石油开采、食品加工、机械修理、纺织、煤炭和有色金属开采等行业建立和发展了一批近代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一三计划期间全疆各类新设的较具规模的工厂达39家这还不包括全省各地的纺织厂（共有棉纺织机66000锭，毛纺织机10000锭），二三计划期间又新设与扩充了22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同时民间小厂也纷纷设立增幅较快，公元1942年后时盛世才在政治上与苏联关系恶化苏联对新疆提供的支援全面断绝导致第三期三年建设计划无果而终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公元1944年后时由于战乱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加剧新疆近代工业企业经营日益低迷，公元1949年时全疆仅剩下简陋的官办工厂14家，产值176万元，职工总数不到1100人，整个工业体系已接近崩溃边缘。

五、民国时期西藏的手工业在承续清代以来传统手工业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前进而略有发展，但是其手工业的基本格局与机制和技术等主要方面仍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仍以个体家庭经营为主，手工业产品大部分为满足寺院与贵族和一般人民的需要自产自销，只有小部分行业的产品在内地或国外市场上销售，西藏手工业行业门类甚多涉及人们生活包括重要的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据上世纪50年代的初步统计共有40多个门类主要有纺织（主要是氆氇）、缝纫、制帽、制革、金银器皿、铜铁、木石（建筑）、制陶、造纸、印刷、雕塑绘画、磨面、造酒、屠宰等，手工业者与各行业主要是集中在拉萨、日喀则、噶尔、昌都、江孜等主要城市，但在各宗谿庄园也有大量半农半工的手工业特别是有些手工业门类在某些地区成为一些具有特色的传统行业，比如墨竹工卡、澎波、林芝、乃东、札囊、江孜、日喀则、拉孜等地的制陶业，江孜、噶尔、昌都、日喀则、拉萨等地的藏刀、宗教用品（制香、绘画等），普兰、尼木、山南、林芝等地的木制品（木碗、酥油桶等），林芝、山南、噶尔、昌都、日喀则、拉萨等地的造纸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工布等地的酿酒业，拉萨、日喀则等地的印刷业，拉萨、日喀则、昌都、噶尔等地的金银器皿，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的制毯业等，近代西藏手工业与手工业者是从传统的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虽然逐渐从最下层的贱民地位有所上升，但实质上与从事农牧业农奴的身份与地位相当或更为低下，还没有摆脱三大领主（地方政府当局、贵族、寺院）的控制，并非是自由的手工业者；近代西藏的手工业者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脱离农业、离开庄园到城镇专门从事手工业的手工业者，他们仍然要向主人交纳人头税或服一定天数的劳役，另一种类型的则是仍在庄园内半工半农者；据上世纪50年代初时的统计西藏从事手工业者大约有8250户，25000人，占西藏总人口约2.5％左右，正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与人口、财力少，因此往往为社会所忽视，在所谓西藏通的英人贝尔的著作《西藏的人民（英语文：The People of Tibet）》(汉语中文译本作《西藏志》）中专章讲了牧人、农民、本地商业，而于手工业与手工业者竟然未提及。关于西藏在城镇从事手工业者的组织有行会其性质是西藏地方政府当局管理与控制下的手工业各行业的组织，主要存在于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其最早产生于公元18世纪初第五世达LL嘛时，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当局之下设置一个名为雪堆拜的机构统管手工业包括九个工种（铜匠、镂刻、铸造、内胎、镶嵌、画工、旋工、木工、铁匠），这些工种的手工业者与匠人修葺和扩建了布达拉宫及札什伦布寺，到第十三世达LL嘛在任时期手工业行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如在上世纪40-50年代时拉萨与日喀则至少有十个行会即泥木石行会（藏语文称作多辛集巴）、缝纫行会（索康）、画雕行会（进索）、鞋业行会（桑假巴）、五金行会（雪堆白），在江孜有织毯业的行会（错巴）等。

拉萨与日喀则的十个手工业行会均在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噶厦与囊玛岗和有关机构如阿波列空（建设局）等直接管辖下十个行业的主要负责人勒参巴、仲多等多由噶厦及囊玛岗或第十三世达LL嘛同第九世班C额尔D尼等直接任命，有官衔与俸禄负责税收、调派差役，统计各行业生产情况、人员变动，评定职称、待遇等，行会另设有相当于领班的乌钦、乌穷与管理账目、技术、支差跑腿的基巴、基约等，这些职务则多由行会内推选一般由技艺较好的手工业者担任，此外行会所有会员又可分为三种：一种系地方政府当局所属之手工业者，他们都要向地方政府当局支差，没有人身自由一般是每年1-3个月左右，如有特殊情况可随意延长，只付给很低的酬劳，第二种是属贵族或寺院的手工业者，他们除每年要向所属领主交纳人头税（货币）之外还要支差，第三种是既不属地方政府当局又不属贵族的手工业者则又要交税又要支差负担最重；不论哪种行会会员除支差或缴纳货币之后其余时间则可自由受雇生产出的产品售出后盈利归自己所有再不交纳税金，因此近代西藏的手工业行会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是政府当局用以管理、控制手工业者的组织机构，不是维护手工业者利益的群众组织，这同中世纪欧洲出现的行业会不同”，实际上西藏行会的手工业具有半官方的手工业的性质；至于谿卡（庄园）的手工业者的情况以上世纪50年代时拉萨西北12公里的东噶宗调查资料为例此宗岗根布滴及谿卡有1户铁匠、觉布根布甲拉谿卡有2户铁匠、甲拉谿卡有2户铁匠，岗根布有氆氇匠30人，流动的成衣匠，屠宰户14家，有6个榨油作坊等，以上这些手工业者一般没有行会组织如种贵族或寺院土地的还必须支差，如未有差地者则需向领主纳人头税及其他杂税其余时间劳动所得报酬则归自己。

近代西藏手工业的生产工艺一般说来均系传统的、较为原始的生产技术与方式，生产工具较为简单、原始，如从事缝纫业的工具即针、线，铁匠工作为锤、钳、炭炉、砧子（大块坚石）与牛皮风箱，氆氇匠有一架木制机与羊毛梳子，熟皮张原料用硝石、石炭与毒草等，而且有部分铁制工具还是从巴印地区或内地购买的，而生产技术是世代传承下来的，虽然有本民族之特色，但是陈旧与保守效率不高，比如做衬衣与裤子每天只能做3-5件每件利润得藏银7两，做藏袍每人每天只能做一件得工资70-80两，又如制革一般手工业户每户每月平均熟皮15张其中缝纫业据调查在公元1930年左右时拉萨与日喀则已有12台近代缝纫机，到公元1950年时增至26台，但均为拉萨与日喀则的回族人所有，藏族从事缝纫业者仍为手工制作且一般为来料加工，又如造纸手工业中心在工布的景车宗，这里所造纸张较好技术含量较高，但全为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噶厦与囊玛岗所控制，民间个体产的纸质量较差且不够需要，每年还有大批不丹纸输入，近代西藏手工业生产的落后还表现在其生产方式上西藏手工业者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小规模个体生产，大规模的作坊式的分工与技术根本没有，故其生产质量与数量和生产率均较为低下不能大批生产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除个别行业外一般不雇用工人，而技术含量与工艺水平较高的一些行业如金银器皿（首饰与佛像等）的制作大多掌握在尼泊尔匠人手中，西藏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大多是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城镇中行会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者的劳动或产品大多是为满足地方政府当局、贵族、寺院的需要，有一部分是属来料加工，也有一些属自产自销如铁器、鞋、皮匠、制帽等，又如制氆氇据民国在藏的学者估计，“每年氆氇的产量约为五万匹每匹只够做一件衣服，其中约有五分之三要运到拉萨与日喀则来经过染制后再销到西康与青海去，五分之二是由农奴自织自染自用根本到不了市场上”。但也有的具有特色的产品甚至销售到内地或国外如藏靴曾销至康区与巴印地区噶伦堡、锡金、不丹，氆氇销售到云南、康区、青海，藏香与一些宗教用品销售到内地藏传佛教流行地区等，但是数量不多且在外国工业制品的竞争之下日渐减少，尽管近代（包括民国时期）西藏手工业总的说来是较为落后、原始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与西藏和外界接触、交往的增多近代化的工业也有所萌芽，事实上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公元1907年）期间清廷任命查办藏事的张荫棠在西藏提倡与实行改革推行新政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即发展西藏近代化的工商业，在其咨外务部为西藏议设交涉等九局并附办事草章的奏折中于工商局应办事宜一项就有买机器将羊毛制精细毡毯，巴印地区织呢绒洋布、俄国加拉杨器宜购习等发展近现代工业的措施，但因张荫棠很快离职以上的措施并未施行，至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时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在拉萨城北扎什（又译作扎齐、扎谿等）建立一座以水为动力的机器铸造银币、铜币的造币厂这可能是西藏使用近代机器工业之始，到公元1913年时第十三世达LL嘛返回拉萨之后曾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其中内容之一即派遣留学生与引进外国近代工业技术，同年7月达LL嘛借助克什米尔技师额斯巴拉首先恢复与扩建清末拉萨札什造币厂制造枪支弹药，后又改作造币厂与印刷厂铸造银和铜币及印刷纸币，同时达LL嘛还首次派遣四名留学生到英国分别学习地质工矿、机电、邮电、军事由四品官龙夏·多吉次仁带领，公元1921年时四名英国留学生返回他们对西藏近代工业的兴建有一定的贡献，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还于公元1917年时建梅吉造币厂，公元1918年时建洛堆金币厂，公元1922年时建夺底造币厂，公元1924年时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强俄巴·仁增多杰（学电机者）运回噶厦从英国基尔斯机器厂订购的一部125马力的发电机与一台铸造货币的机器，次年在强俄巴的带领下在拉萨夺底建成一座藏式四柱电机房，公元1927年时开始运转发电，到公元1931年时达LL嘛亲自主持将梅吉、洛堆、夺底三个厂合并与迁到札什命名为无限美妙智慧宝库扎什电机厂任命扎萨擦绒·达桑占东和亲近侍从土登贡培为该厂负责人，该厂除发电外还铸造银与铜币和印刷纸币外也仿造英式步枪（因质量太差，不久即停止生产）；公元1935年时强俄巴将夺底电厂的电通过高压线输送到拉萨新建的吉布岗小电站于是八角街贵族、商民群众都安装电灯，此后擦绒在扎什电机厂内还建了一个毛纺厂雇用男女织工约30多人，并从巴印地区购回小型毛纺机与西藏自制的土纺机一起进行生产，主要产品有花氆氇（名色章氆氇）、毛毯等，质量尚佳。尽管上述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近代机器工业不仅数量少设备也落后而且大多用于铸造货币，然而它毕竟在西藏近代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英人贝尔在其著作中一再说全藏人民皆不时从事于商业西藏人实天赋有商人才能者也，商业在民国时期西藏的经济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得到了一些发展并有所变化，这与西藏农牧业存在与发展状况需要通过交换才能满足农牧民各自生活的需求和西藏教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各阶层包括地方政府当局、贵族、寺院均从事商业贸易等有关，这一时期西藏商品的市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历史上形成的大中城镇有的是西藏教政的中心或重地，有的是交通发达的枢纽地方如首府拉萨、后藏的日喀则、藏西的噶尔、藏东的昌都、江孜、亚东、帕里、聂拉木、吉隆等；这些城镇从历史上即是商业较为发展的地方已形成固定的商业市场聚集了一批从事商业的西藏商人与外商，他们当中有较雄厚的资本、固定的店铺的大商人，也有一批在市场上摆摊或游动的中小商人；二是广大农村牧区在西藏基巧或宗一级的地方普遍都形成有季节性的集市或庙会没有固定市场，商品主要是农牧民自产的粮食、畜产品（羊毛、皮张、酥油等）与自产的手工业品大多是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这种集市是定期的并且习惯上利用当地的寺庙重大节日，或按季节进行交换，届时各地商贾（包括外商）云集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农牧民之间的交换，也有三大领主、外商的贸易，这种集市虽是一种较为落后的商品流通形式，但对广大农牧民生活与生产而言仍有着积极的作用；在西藏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1）农业品以粮食（青稞、小麦、大麦、荞麦、土豆、玉米等）为大宗，虽然西藏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不高，但是农牧区产品的交换与每年大量从不丹、锡金、尼泊尔进口粮食（西藏生产的土豆、玉米较少）等原因使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西藏进口粮食主要从亚东入关据统计在公元1953年时进口粮食达2，359，620斤，有学者估计上世纪50年代初西藏投入市场流通的粮食每年约计1700万斤；（2）畜产品包括羊毛、牦牛尾、酥油、皮张、麝香、骡、马等多为出口商品其中尤以羊毛为大宗，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初时西藏羊毛的产量每年约为1000万斤左右有一半以上为出口之商品，在公元1913年-公元1933年期间西藏羊毛的收购与出口全由地方政府当局委托代理人邦达昌家族所垄断，公元1934年时后商人始准许经营，但也为一些贵族、寺院经营的大商号所控制如邦达昌、三多昌、热振昌与擦珠昌、德尼昌、珠结昌、甘孜商人恩珠昌、昌都商人达萨昌、群珠昌、阿洛昌等，其次酥油也是市场上重要商品之一据公元1952年时有关部门调查拉萨酥油年营业额为11，530银元，黑河（那曲）营业额为80，000银元，日喀则为10，000银元，三地合计为101，520银元，其时酥油每克价4银元左右计25，380克共177，660斤，牦牛尾为西藏的特产，或运至巴印地区或经由巴印地区而运销他处，有若干巴印地区庙宇需用此物，而牦牛毛可制蝇拂可供骑马行于热带者之用，蝇拂运销于德国为数亦多；（3）食盐是西藏市场上重要商品之一故专门列为一类，在西藏那曲、噶尔、昌都等地盛产池盐与井盐是各阶层人民生活必需品，除了农区群众需要通过市场将自己生产的粮食换回食用盐而外还有部分食盐喂牲畜，同时还有相当数量食盐出口到邻近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换取粮食，有学者将上述盐与粮的交换称之为盐粮贸易（交换），据公元1956年时编写的《西藏商业调查》一书记载西藏盐年产量估计在1000万斤左右其中有420万斤出口至尼泊尔与锡金和不丹；（4）茶与盐一样是西藏市场上重要商品之一藏族人民生活中离不开茶，而茶又主要是从四川（川茶茶砖）、云南（紧茶）、巴印地区（巴印茶）输入西藏各地的，民国时期虽然巴印茶入藏对内地川滇茶叶入藏销售有很大的影响，但川滇茶入藏的数量仍然大据公元1940年时奚伦的统计每年输入西藏之滇茶约有7000驮折合为7700担，有人估计这一数字偏低每年滇茶入藏在10，000担以上，公元1944年时前后滇茶入藏则每年为11，100公担运销康藏之茶民国初年定额为十万引（每引重百斤，配茶五包，每包计茶净重16斤）销路甚畅，后时有增减至公元1939年6月时康藏茶叶公司成立所有康藏茶叶统由该公司经营、承包，茶自六万九千余引增至十二万引，公元1943年时民国国民政府当局实行通税废除引票旧制茶商得以自由贸易边境；（5）西藏手工业产品与土特产也是市场流通商品之一如前所述西藏手工业较为落后与原始，其产品主要是农牧民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只有部分的手工业产品才进入商品市场或成为出口的商品，如氆氇、围腰、长毛被、藏靴、藏纸、石锅、漆器、木碗、藏帽、陶瓷用具、镰刀、犁、锹、马鞍用具、各种藏衣、鞋底皮、藏香、木制家具、酱醋、粉条、牛胶等，此外还有西藏一些土特产如各种兽皮（水獭皮、旱獭皮、狐皮、沙狐皮、猞狮皮），各种药材如麝香、知母、贝母、虫草、黄连、江山荠等；（6）由西藏境外输入西藏市场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由内地四川、云南、青海等地输入的商品除上述茶为大宗之外传统的商品还有丝绸、哈达、瓷器、丝带、干果、粉丝、骡马、酱醋、酒等，从国外尼泊尔、锡金、不丹、巴印地区等进入西藏市场的商品则时有变化如公元1915年-公元1930年期间输入的主要有团茶、棉布、礼帽、棉织品、烟叶、铝制品、铁锅、马镫、马掌、铁钉等。公元1930年-公元1945年期间有棉线、棉花、布伞、棉线袜子、毛巾、皮靴、肥皂、镜子、蜡烛、火柴、铁箱、锁、小刀、化学梳子、煤油、大米、面粉与枪械等，公元1945年后时则有被面、人造丝、绒布、各种毛织品、牙膏、牙刷、胭脂、化学装饰品、洗脸盆、瓷碗、玻璃杯、热水瓶、筷子、鞋油、电筒、墨水、钢笔、练习本等；西藏真正从事商业的商人据学者统计在上世纪50年代时至少不少于3000户其中如拉萨一地公元1951年时共有各行业商户1297户流动资金约7701760银元，如按其民族成分划分上世纪50年代前后时总商户2230户中有藏商1318户，回商42户，汉商21户，尼泊尔商104户，卡赛尔（尼泊尔与藏族通婚的后代）21户，巴印商724户，其中藏商占总数的59.1％人数最多，其次是巴印商人占32.5％，回商主要包括由克什米尔、拉达克、阿富汗等地来藏的穆斯林商人与内地入藏的回族商人，尼泊尔与卡塞尔商人到藏经商历史悠久早在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69年）时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时廓尔喀（尼泊尔王朝名）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其借口均与西藏抽取商税有关，在西藏的汉商主要是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四川、安徽、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诸商帮，经营绸缎、瓷器、玉器、小手工艺品（京沪粤等商帮）与茶叶（云贵川渝皖鄂等商帮)、骡马、杂货、枪支、酒（甘宁青商帮）等，在拉萨与日喀则的北上广等商帮开办有文发隆、兴记、德茂永等商号经营以绸缎为主，云贵川渝皖鄂等商帮在拉萨与日喀则设有会馆以经营茶叶为主，此外西康与甘宁青等地回族人也多有在西藏经商者，据公元1935年时入藏的黄慕松报告书中说汉商往昔营业状况甚好金融地位巩固，近来以藏方不时有人来国内购物所有关税、运输等费均可取得经过国家之优待，而到藏之后即廉价倾销此事影响汉帮在藏市场者至大；至于人数最多的藏商势力最大、资本最为雄厚的自然是地方政府当局官员、寺庙、贵族构成的三大领主如以三大寺为首的寺院、热振、擦绒、索康（噶伦）、夏格巴等均派有专人经营商业，因而形成了近代西藏一些大商号如邦达昌、三多昌、热振昌、擦绒、桑多昌、喜马伦公司等。据公元1955年时的估计其中邦达昌、三多昌的资金约100万银元、热振昌（热振事件后）资金约50万、擦绒资金约50万、功德林约70万、索康噶伦约15万、大金寺约10余万等，而西藏商业资金总共约1500万元其中外商资金约为200万。

货币是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虽然在近代西藏广大农牧地区仍然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但是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在西藏历史上商品交换中长期使用碎银大致到公元18世纪后时又曾一度使用尼泊尔银币，到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时清廷中央政府当局于西藏铸造银币面值有一钱五分、一钱、五分三种，正面为汉字乾隆宝藏，背面为藏文亦此四字，此后又铸嘉庆宝藏、道光宝藏等银币流通，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时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后东印度公司制造之巴印卢比开始在西藏流通并逐渐通行，清廷又有仿卢比藏元（四川卢比）的铸行，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时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在拉萨扎什建水力机器造币厂开始用机器铸币有银元二种（桑冈郭母，意为一两银元）、银币二种（雪阿，意为五钱；格桑章噶，值一钱五分）、铜币四种（噶启介、噶阿、噶启松两种），至民国时期公元1913年时第十三世达LL嘛返拉萨后恢复扎什造币厂继续铸造雪阿银币与噶阿、噶启松（俗称卡冈）铜币外开始印制五种面额的纸币（五章噶、十章噶、十五章噶、二十五章噶、五十章噶），公元1917年时梅吉造币厂建立后又继续铸造发行雪冈、噶启介、噶阿、卡冈四种铜币，公元1918年时罗堆金币厂建立后又仿巴印地区金币铸造发行一种名为色章郭母（意为金元）的金币，只造了三年即停铸，后又改铸一钱的雪阿铜币直到公元1928年时，公元1922年时夺底造币厂建立后继续铸造一钱铜币，公元1926年时又开始用机器印制五十章噶套色纸币一直印刷到公元1941年时共发行119，000张计为8，392，500两，到公元1931年时梅吉、罗堆、夺底三造币厂合并为扎什电机厂后继续印制五十章噶的套色纸币，次年又铸造一种新铜币民间称为雪冈撒巴（意为新雪冈），公元1933年时又铸一种三两银元名桑松郭母（意为三两银元）与一两五钱的银币名桑冈雪阿（意为一两五钱），公元1937年时热振摄政批准开始印制面值一百的两套色纸币此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占全部套色纸币发行量的80％）的纸币，公元1941年-公元1949年达札摄政期间先后又印制十两与五两套色纸币（公元1941年）时，五两银币（民间称为章噶噶布撒巴，公元1946年-公元1948年期间铸）三钱铜币雪松、五钱铜币雪阿与十两镀银铜币（公元1947年）时，二十五两套色纸币（公元1949年）时；从上述民国时期西藏地方铸印与发行货币的情况可看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已基本完成了货币价值符号的过程各种材料、形制、面值的货币齐全，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商业有所发展的事实。但是西藏货币的发行特别是纸币的滥印、滥发既无准备金制度，又无丰富的物质作保证其结果是造成货币的不断贬值物价上涨，事实上这不过是地方政府当局为筹措军费、购买枪支弹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方式是对广大藏族人民的一种掠夺。

西藏征收商税的历史也很早公元18世纪时境外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商人入境就要抽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时廓尔喀入侵西藏最后双方在塔帕塔利（英语文：Thapathali）签订的和约（藏尼条约）内第三条规定嗣后廓尔喀商民在西藏不抽商税、路税与他项税捐，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时张荫棠查办藏事成立甲察列空（盐茶局）遂开始征收盐、茶、土碱、牛尾、羊毛等五种商税，以后又扩大了征税的范围，至公元1933年时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又将盐茶局收取部分商税的业务交给了成立不久的扎西列空（即扎西电机厂）管理，截止到公元1947年时据噶厦颁布的新税法征税的范围已达119个品目，在以盐茶局下设之税卡遍布西藏各地达40余处，设卡的地区主要是沿国境之主要城镇与乡省交界地区的主要城镇，其收税的种类有：（1）进出口税，凡从巴印地区进口茶与锡不地区进口粮食和其他物品及出口之土特产皆于抵达第一道税卡时按商品数量征税，如巴印地区进口茶税率为5％（大部分商品免税），其余税率则时有变化各地不等，噶厦与囊玛岗有时也将一些税卡包租给贵族官员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2）西藏与内地交换的税收据公元1948年时噶尔与昌都颁布的商品税率金绒、皮类等每驮收税金100两藏银、布匹每驮收170两、染料、氆氇、虫草、呢、帽等每驮收170两，盐、酵母等每驮6两，肥皂、冰糖、酒、铁器等每驮收15两等；（3）摊贩、小商贩的征税西藏地方政府当局一般对坐商不收营业税，对小商摊贩则收差役性质或地皮性质之税如上世纪50年代初时拉萨每摊贩每年给朗仔厦（拉萨市市政府当局）交地皮税1钱5分藏银，此外还有各种杂税大约占其全年营业额的7.4％右。

民国时期西藏的交通与运输仍然十分落后近代的公路和铁路一无所有，上世纪30年代时仅在拉萨至罗布林卡有一小段行驶汽车的公路有两辆进口的小汽车分别由第十三世达LL嘛与土丹贡培使用，其余西藏所谓的道路也只是骡马能通行的小道而已，因此当时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牲口如骡、马、牛、驴、羊群（主要在阿里地区），也有少量的车；有些地方如藏南边境地区因无牲口所行之道路而只有靠人力背运，而雅鲁藏布江等水运工具也仅有皮筏、小划船渡人、马而已，由墨竹工卡经拉萨到江孜，则可用小划行驶。骡马是当时商品长途运输的主要工具，京沪粤与皖鄂云贵川渝和甘青宁等各商帮均有骡帮，除自运外还替人驮运收取运费。正因为如此运输费用极高据公元1940年时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LL嘛转世坐床的吴忠信的报告中说：“由海道入藏沿途均为现代交通工具行旅甚便，惟一过锡金入藏境后亦须使用乌拉牛马计二十一站而抵拉萨，共力价亦与上同”。又据公元1951年时的统计由拉萨至噶伦堡（全程800多里）用骡马驮运（每驮120多斤）运费要39.80银元一驮，折合今人民币59.20元，以当时大米价折算运输费占售价的70％。至于交通道路无论西藏境内或与境外的道路都是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公元1935年时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LD师报告书中所记西藏道路最能代表民国时期的情况：（1）通内地道路有四：一是由四川经康定、甘孜、德格渡金沙江入昌都赴拉萨，此即黄慕松入藏时所走的道路，报告中有其详细行程表，此道即川藏之北道，此路山少人烟亦稀地方尚安静。二是由成都经康定、巴安（今四川巴塘）、理化（今四川理塘）到昌都入拉萨，清代驻藏大臣与军队多由此入藏又称为南道，公元1929年时民国国民政府当局特使刘曼卿入藏即走此路，此路山较多人烟稍稠密，但人民强悍匪风甚盛。三是由青海西宁经塔里木河（应为柴达木河）黄河发源地越当拉岭到旁多城入拉萨，此为青海入藏传统道路之一，沿途草木繁茂山川纵列行人稀少所谓草地是也，北平与甘青宁等贸易商人均取道于此。四是由云南昆明或其他地方经丽川（应为丽江）、中甸、阿敦子过宁静到昌都入前藏拉萨，此也是自唐代以来云南入吐蕃主要道路之一，此路多系西康与皖鄂云贵川渝等商人取道之地。（2）通巴印地区之道有二：一是由拉萨经江孜、帕里，到亚东越龙头山到喀伦堡（今译作噶伦堡）计程二十一站，此为英属巴印地区官员与商人入藏的主要道路，黄慕松返程即经此道；二是由拉萨经江孜、帕里越纳都岭、昌谷到哲孟雄（锡金，时已为英国所控制）都城江都（今甘托克），山陡而平英人在山脚中下已筑有汽车路为巴印地区与卫藏地区交通往来孔道，但在农历一月至四月大雪封山即不易通行。事实上黄慕松报告中此通巴印地区二道与下述通尼锡不地区之道均可通巴印地区，且其漏记一条传统通巴印地区的重要道路（也是重要的商道）即从拉萨西行至阿里到拉达克再到克什米尔与巴印地区。（3）通尼泊尔之道，由拉萨经江孜到札什伦布、定日、聂拉木到尼都加岛曼图（今译作加德满都）。（4）通不丹之道，由阿拉萨至帕里越米咱里山入尼境到布那克哈（廷布）。（5）通新疆之道有二：一是由拉萨经达木、隆马绒、那克藏、萨里、巴喀尔到新疆于田、和田，此路系由拉萨向北经达木蒙古后向西经腾格里海（纳木错）、阿里地区（今阿克赛钦）再北至新疆于田、和田。二是由拉萨经隆马绒、公占、翁波、于喀尔、古鲁克（古格）到新疆各地，此系由拉萨向西南经阿里再经班公湖北上入新疆的道路。

与交通密切相关的西藏邮电业在民国时期获得一些发展，根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时清英签订的不平等的《清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条约的有关规定英国取得了在西藏兴办邮政（包括电报）的权利并规定一俟民国电线已由民国内地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巴印地区界至江孜之电线移售予民国（第六款），驻寓西藏现在已开与将来新开各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得安排往来巴印地区边界传递邮件所用传递夫役，于凡所经过之处应由地方官尽力相助，与藏官所用传递之夫役受一律保护（第八款），此为英国在西藏筹办近代邮电之始。西藏本身的邮政也在清末由清政府当局开办，清宣统元年至二年（公元1909年-公元1911年）时在拉萨设邮政总局在日喀则、江孜、帕里、亚东设分邮局，全年经办的邮件共23，600件，故每一邮局每日收发的邮件仅十余件而已。公元1912年时民国政府当局建立后第十三世达LL嘛遂在西藏自行筹办邮政发行邮票（公元1912年-公元1913年时初版邮票六枚、公元1914年时增版印初版高值两枚、公元1933年时又印有齿与无齿邮票多枚）设总局于拉萨。又据公元1913年6月17日时暂代亚东税务司事宜的汪曲策忍致英亚东总税务司安格联（英语文：F·A·Aglen）函称：“最近西藏政府当局在拉萨与江孜之间建立独立邮政服务设施其间距离为一百五十英里，发行十一种不同价值的标有藏英两种文字邮票，除纸张外全由西藏印制。邮政服务设施不成系统工作效率甚低。现附上西藏邮票数枚供阁下审视”。邮政干路有五：一为中路由拉萨至穹科至扬则再由尼尔、曲水、江孜、帕里（帕克里）、干坝（康马）、亚东，以达巴印的噶伦堡老人岭直通巴印地区，二为西路由江孜至札什伦布，三为南路拉萨至巴印地区，与那里的英国邮路衔接，四为东路由拉萨至昌都，昌都以下分两路，一由武成至宁静，一由武成至同普，五为北路由拉萨至那曲（拉克楚加）……全长计一万余公里；开办业务有普通、挂号、小包裹与汇兑四种。而通邮地区几乎覆盖西藏主要大中城镇。但是由于当时西藏驿传交通落后没有近代的铁路、公路，仍然是使用过去驿站办法骑马传递效率颇低。至于近代电报、电话的通信设施大约在民国初时英国已完成架设由巴印地区到西藏江孜的电线，设邮政、电报局，公元1914年时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当局代表夏扎背着民国中央政府当局代表签订的《英藏通商章程》中允许英国永远保持在西藏长期拥有电报、电话线路的特权，无需按公元1908年时章程在民国电线架至江孜时英国将巴印地区边界至江孜的电线移售给民国的规定。公元1922年8月时因贝尔入藏活动促使英国将电报线由江孜延伸到了拉萨，并在拉萨建立了一个电话系统联结罗布林卡至布达拉宫，达LL嘛与噶厦官员从此使用电话。而由江孜至拉萨一线的电报则由西藏管理，由英人培训藏族人员操作，在拉萨设电报局（与邮电局在一起，即丹吉林第穆呼图克图寺院旧址）。公元1935年时入藏的黄慕松报告中也说至电报、电话可谓英人为便利其商业与易通藏情而设。江孜以北至拉萨属藏人范围，江孜、帕里至亚东关归英人经营，这应是西藏近代邮电事业的开端。到公元1935年时黄慕松入藏时曾携有一部无线电台装备入拉萨，11月时黄慕松返回后留刘朴忱、蒋致余驻拉萨将此部无线电台也留于拉萨，归国民政府当局交通部管辖，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向中央发电免收报费，这部电台在以后西藏与内地联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元1942年-公元1943年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派遣的托尔斯泰（英语文：I·Tolstoy）为首的赴藏代表团因噶厦的请求通过美国政府当局无偿向西藏提供三套无线电台设备。英国则早在公元1919年时得知日本正积极谋求在民国全境（包括西藏）建立无线电通信工程后有关方面再次提出向西藏提供两部无线电台的建议，一部准备安装于拉萨，另一部安装于昌都。但是直到公元1944年时英国派遣驻锡金官员古德尾随国民政府当局派驻拉萨的沈宗濂出访西藏大肆活动，在其离藏后英国遂援例要求其驻江孜商务代表移住拉萨，在代表处也设立无线电台。同时西藏向英国购置无线电机四部由英人架试并训练报务员。从此民国中央政府当局、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均在拉萨设置无线电台。到公元1949年后时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在昌都地区也设置了一部无线电台聘用英人福特为报务员。

早从公元18世纪时以来英国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战争）打开了民国西藏的通商的大门，通过强迫清政府当局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免税、治外法权等一系列通商的特权，开关亚东、江孜、噶大克，建立商埠掠夺工业原料（如羊毛等）倾销工业产品等，使西藏半殖民地化逐渐加深，这种情况到民国时期更是有增无减；公元1914年7月3日时英国诱迫西藏地方政府当局代表在《西姆拉条约》与秘密的《英藏通商章程》上签了字，尽管这两个条约根本没有得到民国中央政府当局的签字与承认，甚至英国政府当局也不认为这两个条约是合法有效的因而不敢将其公布，但是英国却以这两个条约为依据扩大了对西藏的经济掠夺。在民国政府当局成立的前一年（公元1910年-公元1912年）期间亚东商路藏印贸易总额为2，018，840卢比，到公元1914年时英藏秘密签订《英藏通商章程》后一年（公元1914年-公元1915年）时即增至2，614，785卢比，到公元1924年-公元1925年期间亚东商路巴印地区与卫藏贸易总额竟增至7，264，760卢比，其中除去商人携带的金银货币额实际商品交易额为5，322，260卢比，十五年内增长了200％左右。民国时期英属巴印地区从西藏进口的商品仍然是工业原料以羊毛为大宗，如公元1911年时前十年里英国经亚东商路进口的西藏羊毛数量大约在40，000至45，000蒙德，民国以后西藏羊毛几乎绝大部分都出口巴印地区，其中亚东商路的年出口量约在80，000蒙德左右最高年份达148，779蒙德；据英国官方对公元1908年-公元1947年期间西藏羊毛经亚东商路出口至巴印地区数量的统计民国时期西藏输出至巴印地区的羊毛数量每年度有所变化，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加，其中最高一年（公元1939年-公元1940年）达148，779蒙德，一般每年也在60，000至80，000蒙德以上，又据公元1935年时入藏的黄慕松报告中统计每年由南路运巴印地区者（指羊毛一项）约在六七万驮左右（每驮两包，每包六十斤）即约为360万至420万公斤，这些羊毛主要产自藏北地区与藏西地区，其中西藏西部羊毛经过拉达克销售到克什米尔与北巴印地区，这乃18世纪以来传统的贸易，当时闻名世界的开司米（克什米尔）披肩就是以西藏西部羊毛织成的。公元1914年-公元1915年期间西藏西部对巴印地区进出口总额为2，500，000卢比其中进出口额各占一半，羊毛占西藏方面出口商品总值80％，按每蒙德羊毛价格为20卢比计算仅西藏西部每年输入巴印地区的羊毛当在40，000蒙德以上。

在民国时期除羊毛外西藏向英属巴印地区出口的商品还有农牧土特产品如牦牛尾、皮张、紫胶等也有所增加，如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期间经亚东到巴印地区的西藏牦牛尾达1，268蒙德价值66，718卢比，公元1924年-公元1925年期间经亚东出口至巴印地区的皮张价值为80，256卢比，牦牛尾价值69，830卢比，紫胶价值68，230卢比，均比民国以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以上三项产品共占当年经亚东出口至巴印地区与西藏产品输出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西藏当年输出到巴印地区的羊毛价值2，315，847卢比，四项产品的价值额共占该年经亚东出口至巴印地区商品值总额2，528，579卢比中的90％，由此可知西藏已成为英属巴印地区轻工业重要的原料供应地。英属巴印地区的一些大贸易公司如卡茨曼达斯·珀鲁克·钱德公司（英语文：The Firm of Kachmamdas Puruk Chand）为了在西藏搜售羊毛在江孜、亚东等地建立分公司，拉茨曼达斯·兰姆钱德公司（英语文：Lachmandas Ramchanbra）、珀鲁克钱德·列克米钱德公司（英语文：Purukh chand and Lekhmichand）等则雇佣大批西藏商人作为其代理人深入西藏各地用低价收购羊毛与土特产，公元1933年时英国迫使西藏取消羊毛的专营权后英属巴印地区大贸易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几乎垄断了西藏羊毛与土特产品的贸易。如公元1929年-公元1930年年度期间拉茨曼达斯·兰姆钱德公司与珀鲁克钱德·列克米钱德公司两家收购的西藏羊毛达40，993蒙德，占当年经亚东至巴印地区羊毛总额（49，552蒙德）的80％以上，因此这些英属巴印地区的大贸易公司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如在公元1926年-公元1927年年度它们在噶尔、日喀则、江孜以每蒙德16-18卢比的低价收购羊毛，运到噶伦堡后以每蒙德35卢比高价出售，除去运费纯利润70％以上；至于从噶伦堡再将羊毛等土特产品运到英国与世界各地销售其利润则更为增加。

民国时期英属巴印地区向西藏输入的商品基本上仍是工业制品，如公元1924年-公元1925年年度巴印地区经亚东输入西藏的棉纺织品价值855，979卢比，毛纺织品价值282，550卢比，丝织品价值300，122卢比，仅此三种商品就占当年巴印地区输入西藏商品总额（2，793，681卢比）的41％，其余输入西藏的商品也多是金属制品、火柴、五金百货等工业产品与茶叶、烟草（此为西藏明令禁止入口商品）。关于巴印地区茶民国初在藏销路不旺，因其茶藏民不习惯饮用且滇茶由海路入藏销售尚可，但至上世纪40年代后时巴印地区茶改良仿川滇茶制作，藏民渐多饮用且滇茶由海路入藏多受阻，故巴印地区茶入藏增多销路畅旺。

向西藏出售武器弹药也可算是英属巴印地区政府当局向西藏输入的一种特殊商品，民国时期英国为支持西藏地方对抗中央向川康、青海进攻多次出售武器弹药给西藏，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公元1932年-公元1942年期间与公元1947年-公元1950年期间噶厦用于购买英国武器弹药的开支共计4，556，506卢比，平均每年约160，000卢比，约占噶厦外汇财政支出的40％左右，实际情况应超过这个数字，因此噶厦长期为此负债于英国，由于英国轻纺工业需要西藏大量的原料羊毛致使巴印度方面与西藏一般商品贸易中往往有一定数量的赤字，出售武器弹药也有利于平衡贸易赤字。此外英属巴印地区向西藏还输入机电器材设备，从公元1931年时起噶厦平均每年用于购买巴印地区机电器材设备费用约为170，000卢比，约占其每年外汇支出的45％左右；这些机电器材设备用于西藏造币厂与发电厂等设施。总之从上述民国时期西藏与巴印地区贸易的增长和进出口商品的分析可知英属巴印地区向西藏倾销的是工业制成品，而输入的则是羊毛等轻工业原料，这仍然是这一时期西藏与巴印地区贸易的特征，也即是西藏半殖民地化加深的经济的特征。

民国时期西藏与巴印地区贸易的增长和西藏地方半殖民地化经济的加深对民国（包括西藏地方）的影响及后果至为严重，其中最为严重者莫过于它严重削弱了民国内地与西藏地方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紧密的经济联系，使西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英国，从而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民国领土的完整与传统汉藏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民国对西藏的主权，关于此当时国民政府当局也有所认识。公元1935年12月21日时国民政府当局蒙藏委员会致函甘青川康滇（西康建省委员会）等电中说：查西藏与边区各省商务关系在昔本甚密切，由内地入藏之货如甘青川康滇之茶糖，岭南之药材，沪苏杭之绸缎，北平之佛教与法器饰物，皖鄂赣湘之瓷器，皆为藏人所乐用，由藏输出之货如毛皮、麝香、药材等类销路亦广，商贾贸易甚为繁盛民族情感因以敦睦；鼎革以还（即民国建立以来）情势变迁在藏汉商多数被迫出境，藏商亦裹足不来内地，西藏与边省商务除茶叶一项尚能源源畅销外其余货物均被英属巴印地区起而垄断，加以频年康藏多事盗贼充斥即茶叶一项销路亦远不如前；影响所及不但西藏经济之权操于外人之手且使边省与西藏关系日渐隔绝。公元1944年10月14日时国民政府当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官员赵恩钝在一份致贸易委员会报告中说得更为透彻：“西藏与内地经济之联系其重要性远在政治以上，而经济关系之转变则又以边茶与羊毛二者为其关键。”尽管上述西藏与内地经济关系削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英国对西藏经济的垄断与掠夺则是主要的原因，据英国官方收集的情报资料在公元1913年时汉藏贸易额还比巴印地区与西藏贸易额大约高一倍：即公元1913年时英属巴印地区孟加拉省等地与西藏贸易总额为134，000英镑，由四川康定入藏的贸易总额为263，313英镑，两者相差一倍左右。可是到公元1914年后时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公元1924年-公元1925年年度英属巴印地区经亚东输入西藏商品交易额达5，332，260卢比，比1913年英藏贸易总额（1，692，299卢比）增加了约四五倍，而同期的汉藏贸易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量减少；据公元1943年时国民政府当局财政部视察员李如霖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报告说：“边区贸易年来渐就衰零即以茶、毛而言，边茶向销康藏各地每年数十万包，近受巴印茶倾销影响减至十万以内，羊毛尤被巴印吸收每年入关者极少，以是康藏商民与内地之关系渐疏对国家之感念益薄”。公元1924年后时民国内地商品有部分改由海路先到巴印地区再由巴印地区转入西藏，据公元1926年时英驻江孜商务委员的年度报告中说：“由于通往民国的陆路商道不靖大量民国货物是由海路经巴印地区进行运销西藏的”。公元1935年时入藏的黄慕松报告书中也说：“盖因康藏交通不便年来战事时起内地货物多改海道入藏，因之无论英属巴印地区与日本和内地各货物大半由亚东关进口，经江孜分转各地”。公元1933年时第十三世达LL嘛圆寂以后至抗战爆发西藏与内地贸易因种种原因稍有恢复和起色，但英属巴印地区商品仍充斥西藏地方，这种情况必然使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严重削弱而更加依赖于英国从而影响到民国对西藏主权的行使，也严重损害了内地邻藏各省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1951年以后时才开始改变。其次英属巴印地区对西藏贸易的垄断与掠夺严重损害了西藏地方政府当局的经济利益和财政收入，并给西藏社会带来严重后果，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时英国强迫清廷签订的《清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规定了英属巴印地区商品入藏概不抽税（附《拉萨条约》第四款）从而取消了原西藏传统收取什一税的惯例；民国以来随着西藏与巴印地区贸易的增加西藏地方仅在这方面的财政损失就十分巨大，如按公元1924年-公元1925年年度由亚东输入英属巴印地区商品价值总额2，792，681卢比计算此年西藏仅亚东商路就损失入口税约280，000卢比（总额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巴印地区从西藏入口商税的损失，此年度情况如此按年累计西藏地方财政损失更为巨大；与此相关的是民国内地输入西藏的茶与其他商品因巴印地区茶和藏边形势等原因在民国时期大幅度减少，西藏的税收也大幅度减少，如西康茶叶（炉茶）入藏税率为二十之一，如上所述由原来销藏的数十万包减至十万以内，则西藏损失此项茶税也是很可观的；特别是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多次向英国购买武器弹药扩军备战因而负债累累。

以上种种情况使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只有加重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增加各种捐税，甚至对贵族与寺院也不放过，公元1923年时第九世班C额尔D尼北上入内地其直接的原因即噶厦一再加征班C额尔D尼领地租税徭役，因此可以说英属巴印地区对西藏的贸易即经济上的掠夺是近代西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近代巴印地区与西藏贸易的发展促使西藏上层中一部分逐渐转化为英国的买办和亲英派核心，这是半殖民地西藏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民国以来随着巴印地区与西藏贸易的增加一些原从事汉藏贸易的贵族和商人及寺院也参与巴印地区同西藏贸易或向巴印地区贩运羊毛并土特产或成为英属巴印地区大公司的代理人于藏地经营英属巴印地区商品，从而集聚了大量财富逐渐变成西藏政坛上层人物，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邦达昌家族曾一度承包了西藏羊毛出口贸易其家族中的邦达养璧曾任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负责西藏与巴印地区贸易事务的亚东总管，又如擦绒·达桑占东曾先后担任藏军总司令与噶伦有札萨头衔曾主管扎什电机厂并积极参与巴印地区和西藏贸易逐渐售累了大量财富成为西藏最富有的人之一，其余如贵族柳霞家族与桑珠家族和拉鲁家族及索康家族同一些大寺院等均卷入巴印地区与西藏贸易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已与英国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均倾向于英国，成为民国时期西藏亲英派的核心。

六、清代晚期据《京师总商会各行商号》清宣统年间刊本记载公元1909年至公元1911年期间北京市共有40个行业与4541家商铺，民国初期根据《冀察调查统计丛刊》第一卷中记载：公元1935年时北京有商业行业92个与商铺1.2万家，公元1937年时北京人口达到百万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北方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

抗战时期公元1937年时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京强行霸占了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清河制呢厂等企业，此后八年时间里日本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北京的经济模式由原来的以商业为中心转为以战争服务为中心，期间日本在北京投资建设了一批与战争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企业如公元1939年时建立的北京第一座水泥厂等；到公元1944年时北京重工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资本总额的50％左右，使北京成为北方的主要重工业中心之一。从公元1937年到公元1942年期间北京民营工厂的数量由140家增至200家资本总额增长了13.1倍，年产值增加了4.3倍，公元1949年时北京市商业行业共有128个，商铺7万余家。

七、公元1949年以前时上海是民国的商业金融中心当时上海汇集着号称四行两局一库的中央银行、民国银行、交通银行、民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等的全国性资本金融机构，与数量众多的外资、私有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当时总部设在上海的国内银行占银行同业公会注册会员的81%，经过国民政府当局黄金十年的发展至抗战爆发前上海的各类私有银行、钱庄、信托已经达到了105家，在华外资银行共32家；与外滩平行的江西路则因坐落大批金融机构如金城、盐业、浙江兴业等银行所收存款额占全国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被誉为东方华尔街。上海金融市场曾非常发达、金融工具品类繁多，除了证券市场以外还拥有同业拆借、贴现等货币市场，内汇、外汇市场与标金（黄金）市场和大条银（白银）市场，在资本市场方面上海当时是仅次于纽约与伦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和第三大债券市场；上海当时既是全国资金调剂中心，也是远东国际交易活跃的金融中枢：公元1936年时上海的黄金市场全年成交数实际达到3116万条折合美元1100余万元，这一数字超过日本的东京与大阪之和，也超过了法国的巴黎，每日交易额之巨虽不足与纽约、伦敦媲美，然凌驾印日法之上。公元1949年以后时不少上海的资本家已经迁移至到美港澳台星巴澳等地或者是海外其他地方，也有极少数留在上海继续经营，最后在公元1956年初时都被公私合营取代，公元1950年代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因参与投机与外汇交易被关闭，公元1952年年底时上海私营金融机构的数量减至60余家，公元1956年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最后全部合并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所有资本市场也被关闭，上海的亚太金融中心地位后被香港、台湾台北、星加坡、巴西圣保罗、澳大利亚悉尼、韩国汉阳汉城首尔、日本东京等所一起共同联合取代。轻工业是上海发展最早也是最为成熟的工业部门丝绸与纺织行业是自明代就已经颇具规模，上海开埠后由于倚靠的江南地区的富庶加上轻工业投入相对较少资金回笼快，中外资本纷纷在沪开设轻工业的工厂并形成激烈竞争。上海自洋务运动伊始便成为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江南制造总局则是上海重工业的起点，国民政府当局时期上海的工业发展水平就已在全国遥遥领先当时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到民国的10%。

上海是近现代以来的商业中心自建城开始由于处于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区加之自身传统自然经济手工业的发达因而早在辽金元明时期便已经是有名的商埠，元代政府当局在上海设市舶司使得上海的商业与海外贸易得到了极大发展，明代时松江府成为全国纺织手工业与棉布贸易中心，清康熙年间由于海禁解除加之江海关的设立上海棉布贸易迅速扩大，至嘉庆与道光年间每年销往英国的上海棉布就多达80万匹；上海开埠后海外商品源源不断的由上海进入内地上海的进口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到公元1850年代中期时起上海已经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上海的市面也变得异常繁华，庚申之劫之中上海由于租界的保护未受到严重破坏而周边的苏杭等江南城市则经历了一场浩劫，因此吸引了苏杭等地大批商户到此躲避战乱上海的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此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到公元1908年时据《上海华商行名簿册》记载租界内共有包括银行、钱庄、商店、工厂、交通等各类企业、店铺在内总数已达10534户，如今世界知名的南京路在此时已经初具规模。一战爆发后民族商业也得到飞速发展一些日后知名的如环球百货公司在此时入驻南京路与上海其他地区，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公司被合称为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销售许多全球各地最新颖的百货，甚至在孤岛时期上海商业仍呈现出了畸形的繁荣。

八、早在秦代时广州已是南方的门户，汉代起逐步成为对外贸易中心，隋唐辽金时期广州客商云集经济繁荣遂成为外贸第一港，到元代时由于泉州的兴起外贸数量退居泉州之后，但仍为重要外贸港口与繁荣港口城市，明代时广州迅速恢复为全国第一大外贸港口城市，到清代的公元1844年五口通商之前时广州是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与仅次于北京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都会城市经济地位突出，鸦片战争后屡遭战患经济发展缓慢随着上海与天津等港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广州对外贸易逐渐下滑，不过仍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贸中心。古代广州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船舶业、冶铸、五金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中成药业、陶瓷业、美工等都享誉全国，广州清初所产棉花以轻暖出名号广花与广之线纱，于广州十三行之财富积累也有助推，由于本埠棉布价廉物美于英国布出口甚多；在巨大利益驱使下棉花来料加工迅速兴起，西关农田被大量开发修筑厂房街道，锦华、经纶、麻纱等地方便于此时期出现。广州纺织业带之形成带动了印染、机具、浆缎、制衣、制帽、鞋袜、绒线等行业的兴盛，下西关涌郊区也被发展为高尚住宅区，业主有不少是因纺织业大旺而获益的洋行买办；西关在当时有所谓八桥之盛（汇源、蓬莱、三圣、志喜、永宁、牛乳、大观、德兴）。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清廷展开洋务运动广州近代工业开始起步官办企业有广州机器局制造洋枪弹药与轮船，广东钱局则是国内首家以机器铸币的企业，民办企业包括继昌隆缫丝厂、泰安大药房、华兴织造总公司等；清代末期广州附近已经集中了大量各种轻工业工厂。民国开始海外华侨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带动了导致广州轻工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大幅增长使广州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全国第二大较为发达的城市，同时吸引不少外地人到此创业，公元1929年至公元1936年期间陈济棠主粤时利用南方相对稳定的政经环境与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局势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善的轻重工业体系，令广州成为整个民国时期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中心城市，对广东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抗战期间广州被日军占领工业遭受彻底破坏，内战期间物价飞涨大半工厂停工或半停工失业者众。

六朝时期的广州对外贸易已相当兴旺外国海商久停广州往来求利，隋唐辽金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到一个顶峰作为唐代唯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外国人数量一度达到全城人口的30%以上成为当时全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经过元代的短暂沉寂后明清两代广州再次崛起，在清廷一口通商政策下成为当时仅次于北京与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都会城市与全国唯一的对外口岸，成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全国商业中心；上海开埠后随着全国逐渐开放广州逐渐失去唯一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但在晚清与整个民国大陆时期广州仍然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最重要的第二大经贸中心和商业城市。

九、历史上佛山是全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也是全国四大聚之一（北京、汉口、苏州、佛山并称为明清时代全国工商业最为繁荣的四大聚），佛山城市因水而兴其工业（包括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工业）发达是典型的从贸易发展出来的市场与镇，佛山营商环境开放包容工商业者充分利用佛山航运方便的条件在长期经营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思路与模式助推佛山工业持续繁荣，研究佛山工业发展的历史寻找其中发展的脉络对于认识佛山解读佛山的企业文化很有意义，首先区位优势是佛山工业保持长期繁荣的基本条件，纵观历史佛山工业发展脉络上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辽金至前清时期的佛山工业发展——依托方便的航运条件工商业逐步发展繁荣，一般认为佛山成为工商业城镇是从辽金时代开始的，佛山能够成为工商业城镇得益于它良好的区位条件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辽金以后珠江干流西江与北江通往广州的主航道改经佛山涌或经石湾和澜石取道佛山南部支流到广州，便利的交通为佛山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资金、技术等催生了佛山工商业；随着人口的增加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大修堤围开垦沙田出产也日渐丰富，这也是佛山能够崛起为工商业中心的物质基础，由金而元而明而清佛山依托方便的航运条件工商业逐步发展繁荣。金元两代因为年代久远现存资料很少当时手工业的具体情况已很难判断，但是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仍可窥见一斑，例如佛山的名牌产品铁锅金代已经大规模生产了，从南海1号沉船打捞出数量很大的已经锈蚀在一起的成叠的铁锅可以想见当时佛山铸造业规模之大，石湾的制陶业金代也已有相当规模，石湾发现辽代时期的烧陶窑址中斜坡龙窑达20多条。明代佛山手工业中首推铸造业，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期间佛山铸造业已经远近闻名人称南海县佛山堡，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恒辐辏焉，佛山铸造业不断发展其产业链不断延伸出现了炒铸七行，据王宏均、刘如仲先生的研究炒铸七行是指铸锅行、铸造铁灶行、炒炼熟铁打造军器行、打拔铁线行、打造铁锁行、打造农具杂器行、打造铁钉行。中成药业也兴起了，在明代中后期有史可证的佛山中成药商号就有梁仲弘、黄恒庵、潘务本、冯了性4家，此外佛山的丝织业、棉布业、纸扎业、剪纸、家具业也有相当规模。在清代佛山工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铸造业仍然是佛山最重要的行业，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期间佛山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铸造业雇用工人数万人，在生产技术上此时创造了红模铸造法，铁锅仍然是佛山的招牌产品。清康熙《南海县志》记载南海物产中说：“铁锅出佛山。”清康乾盛世社会太平人口增加佛山手工业得以长足发展，铸造、纺织、成药、纸业等全面开花，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时佛山有220多行的手工业，70多行商业与服务业，有3000～4000种商品生产，有3000多家商店；佛山位列四大名镇富甲一方天下闻名。（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佛山工业发展——原有的岭南地区的广州、佛山、肇庆的三元经济中心被香港、澳门、广州的新的三元经济中心所替代，佛山的区位优势在公元1840年后时有所下降，其原因是《清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与香港的港岛和九龙先后割让给英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香港及澳门为据点推销西方工业品，内地的市场体系受此冲击而逐步萎缩与解体，原有的岭南地区的广州、佛山、肇庆的三元经济中心被香港、澳门、广州的新的三元经济中心所替代；来自香港、澳门、广州的西方公司通过开辟轮船航线推销工业产品收购土产佛山手工业的传统市场逐步受到侵蚀直至被完全挤出市场，进入民国后军阀混战佛山营商环境极其恶劣现代工业艰难地成长，当地的民族工商业或者倒闭或者向香港与澳门和广州迁移。

自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如潮涌入且西北江通广州的主航道不再经佛山，佛山手工业迅速衰退，加上民国后又有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军又占领6年，因此民国27～34年（公元1933年～公元1945年）期间佛山商业走向下坡路，因社会生活与市场环境变化走向衰落以致淘汰的主要行业有：找换业、平码业、槟榔业、客寓业、京布业、绸缎业、新衣业、水客业、玉器业、铜镜业、黑白铅业、土靛木膏业、木雕业、顾绣业、铜线业、铜纽业、骨纽业、铁针业、绒线业、金线业、头绳业、制帽业、布袜业、灯笼业、皮箱业、棕箱业、箩斗业、制墨业、秤戥业、火石业、鼓业、毛扇业、苏扇业、葵扇业、玩具业、淘沙业、牌匾业、泥塑业、角梳业、木梳业、眉抿业、烟袋业、门神业等；因时代需要而新兴的行业有碾米业、香烟业、西药业、电影业、戏院业、旅店业、车辆业、邮务业、报刊业、煤油业、钟表业、电器业、眼镜业、墨水业、照相业、车衣业、革履业、棉胎业、理发业、银行业、火柴业、印刷业、凉茶业、牙刷业、豆腐业、鲜奶业、化妆品业、洋伞业、毛巾业、烟嘴业、打银业、玻璃业、纸扇业、赌具业、保险业、消防业等。民国时期的主要行业与较有影响的商号有：金饰业专营金饰买卖及加工订制首饰，商号集中在公正路有40余家，主要商号有西成、安成、李天华、裕和隆、黄广成、巨昌、黄天盛、福成、大成、兴祥、永成、宝成、裕成、宝生、信兴、华信、宏信、天福、南盛、公记等；当押业有店号26家散布在大街小巷，其中大押有忠信、万全、和安、生合、安福、德和、晋恒、永隆、安昌、绍和、公和、昌源、恒升、裕兴、忠诚、利益、昌盛、阜安、福生、公生、致安、洪昌等，小押有用亨，按有忠兴，当有悦束等；米业店号200多家，最有影响的商店是莲花路的恒昌，上沙金兰桥的福成、同发，三元市的民生、宏信、广安，普君圩的和泰、瑞昌、华丰、裕丰，晚市的朱公昌，早市的瑞记、其昌等；茶楼业有近百家遍布全镇各个角落；酒家业多设在升平路、公正路、普君圩等地，较有名的店铺是三品楼、笑尘寰、一品升、英聚、新嘉馨、德昌、南园、均乐、南聚、琼乐、兴合等等；小食业包括粥面、甜品、炖品、西餐、地方名食等店铺散布全镇，著名粥店有林记，著名面食店有三楚馆、应记、黄二记，著名甜品店有谈强记、大可以、神化，炖品店有补生记1家，西餐馆有西便巷1家，地方名食店有北味村等；杂货业店铺很多经营酱料、油、糖、海味、人们常用食品等有影响的店号10余家，以安泰、永隆最大；海味京果业店铺有10余家多集中在永安路，较大商号是忠泰、昌泰、源利；百货业店号近百家分布在升平路、锦华路、公正路、福贤路、普君圩等地，较有名的有华新、物华斋、广安、宝化、远东、绍昌、天星、广昌、中国、大亨、同兴、大吉昌、万兴、合兴、同发、太昌、永发、宏粉、华昌等等；药材业熟药店铺有40多家其中保滋堂、王家园、集兰堂、瑞芝堂、再生堂、杏济堂、赞生堂最有名，参茸批发有同丰泰，著名的生药行有广寿堂、同福堂、大同等，草药名店有叶茂枝、百草堂等，大药店设在升平路、汾宁路、莲花路、普君圩、福贤路，成药店有100多家以黄恒庵、梁仲弘、刘怡斋、李众胜、黄祥华、冯了性、源吉林、迁善堂、黄世昌、朱炳昌、马百良、罗恕斋、芝兰轩、招禄合、敬寿阁、林治平、钱树田、蛇王满、阮时和、梁家园、梁谦益、陈家园、释济堂等为最著名；炮竹业有20多家店铺，福宁路有万益泰、万祥、宝祥；福禄路有兴发祥、义安、泰兴、万昌盛、均安、义信、天兴、黄信利、吴永记等，栅下有李巨济专造烟花，此外还有炮竹洋庄1家，设在鹰沙咀市场；洋纸业有天无与承德2家，均在福禄路；酱料业店家分布在鹰沙、文昌沙、上沙、普君圩、大基尾、低街、三元市、筷子市、早市等地大小店铺数十家，著名店号有余同和、余德昌、余奇新、广兴隆、协和园、五行、诚昌、汇隆、常春园、西栈、福记、和香、金隆、海天、恒和、顺馨、诚隆、万兴、升元、恒丰隆、天珍、品新等；菜栏业民国时菜栏业繁荣主要栏头设在栅下天后庙前、村尾通济桥前、村尾白花社前、文昌沙尾、上沙金兰桥侧、大基尾、中山路尾、上沙菜市等处，著名的菜栏有愿丰、协成、扶丰等；染纸业染馆分设于舍人街、同兴街，主要商号有泰安、老荣合、永茂、永茂昌、广源、协昌、梁三兴、生茂、大元、有信、有合、万兴隆、黄永合、梁六合、泰昌、和茂、广福、霍溢记、洪亿昌等等；铁镬业民国时，先后开业的有致全、大信、永德、捷成、广发、大同、大生、李辉记、德记、迪隆、建成、苏记、广成、天生、生源、广泰、沛记、泰生、长德等，加上清代开业的永祥、永顺、永昌、永德、源利等共有30多家商号，但经常营业的实际只有20家左右；绸布业约200户以经营布匹为主也兼营绸缎、莨纱并承接车缝衣服，店铺多在公正路、福贤路、普君圩，布摊多在南堤，主要店铺有：公平公司、公荣、公安、公亨、公纶、德记、广信、天成、诚信、诚兴、成昌、永昌盛、美亚、广同生、广纶、许登记、陈六记、明记、钱珠记、公兴、华美公司、就兴隆、公生、同安、明德、永生、永成、永兴、和科、同发、泰生、新隆记、其昌、顺安、永亨、源盛、三元、信生、天生、广东、大兴、大生等；陶瓷业清末至民国先后开业的商号有：大盆行110多家，缸瓦行30多家，埕行100多家，边钵行70多家，横耳行20多家，钵行50多家，古玩行50多家，扁膊行六七家，高膊行三四家，塔行六七家，水石兆行五六家，金箱行七八家，大冚行八九家，茶壶行约10家，脸盆行约10家，盏碟行七八家，生金行五六家，尾灯行七八家，洋瓦行数家，瓦镬行数家，电具行三四家，陶釉行五六家，金釉行二三家，红釉行10家，白釉行约30家，黑釉行40余家，全行业均在石湾，陶业人员占石湾人口的十分之六七，全盛时有龙窑107座，衰落时仅余17座；金银箔业民国34年时有13家：黄允全、黄万全、协全、广全、广盛、黄允元、有全、昌盛、金全、美全、源昌、茂全、曹桃记等，产品多销往省港澳；金花业业务不如前，但仍有宜兴、昌泰等约10家商号生产，产品主要销往南洋各地；大料业专营建筑大木材如栋梁、柱、板、枋、桷等，商号多设在华丰街、华康街一带，大店有招茂记、招同新等五六家；凉果业集中在文昌沙，主要商号有余记、生记、调记和等；腐乳业专营南乳与腐乳等是产销一体的商业，大基尾有新兴祥，庆宁路有维丰隆，鲤鱼沙有正豫官，南堤有千记，升平路有张唐记，文昌沙有桂香斋，莲花路有天香斋等等；花生业店铺多在普君圩花生街较有名的店号是公正路广茂香，它的咸脆花生最畅销还兼营红黑瓜子与批发珠豆花生；宰猪业以自宰自销猪肉为主冬季兼营腊肉、腊肠，著名的猪肉店有筷子市义合、德昌，普君圩广聚、义聚等数家；烧卤业以鸡鸭鹅与猪下料为原料用烧卤腊法制成产品出售，有名的店号是莲花路的陈潮记，筷子市的晏然，永安路的得心斋等，得心斋的酝扎蹄很有名；纸盒业专营各种大小纸箱、纸盒，较大的店号是青云大街标记，皮箱街张满记；数簿业经营中、西式帐簿兼售信封、烟纸，大商号有谢全利，中商号有坤记、合隆等均在福禄路；毛笔业民国初期业务仍旺盛，外国的自来水笔输入后业务便衰落，主要店铺有福禄路的生花轩、兆文明、张高文、建大元，福新街的黄文用，南擎街的潘捷元，仁厚里的陆焕记等；乌烟业产品供应建筑、制墨、生产烟花炮竹用，店铺只有欧大吉1家设在竹栏（即现普君北路）；鼓业民国初期业务比清代时大为衰落店号只有雅巷大街厚昌等四五家，民国中期只存厚昌1家；丝织业民国27年时舍人街有大来丝织厂；纸伞业民国时期温易合、温合昌两厂由南海深村迁来栅下，后陆续有周佑兴、马三兴、福隆、民艺、恒兴、叶兴、全盛、冠华、连益、安益联兴、等厂设于栅下；角梳业民国初期因男子多已剪辫业务衰落，但仍有沙洛铺的浩记，太平街的培记，青云街的湘记、陈大塘、黄焯记等数家经营。民国3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场在欧洲，亚洲局势较为稳定且因外国机器工业发展国际市场对生丝的需要量增加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的桑蚕生产发展，这时佛山附近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情况，佛山、南海、顺德等珠江三角洲一带以蚕为生的有300万人，桑园占沃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据民国8年时统计广东出口生丝达65590包，比清末增加近20000包（每包80司斤，下同），当时每包价格为2400元，桑蚕的丰熟与销路好不但佛山市场兴旺整个广东市场都兴旺。民国10年时佛山人口342107人，各圩市呈现繁荣景象尤以银业、茶楼、洋杂、绸布等行业特别活跃，据民国17年时统计佛山有商业店户3770户；各业的情况如下：民国17年时始日本货大量排挤民国货，据统计当年民国输出生丝9000吨，日本却达27000吨，日本人学了民国的养蚕方法并加以改良所产的丝质好，当时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每公斤30元，民国的每公斤只值17元左右，民国18年时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丝织品销路锐减，民国19年时广东省生丝出口68389包，到民国20年时减至33283包，民国21年时再减为32735包，丝价最低时每公斤只4元左右，当时桑价每吨仅值12元蚕农纷纷破产。民国20年时广东遭大水灾米价暴涨人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以前高两三倍，此时工商业凋零农业衰落失业者日增乞丐载途，广东人出洋谋生的日众。

佛山商业此时也大受打击，据民国23年时《城市经济概况》载：“佛山银号有50余家历年营业平稳，惟去年亏折者竟十居其九倒闭的有亿安、元发、永昌、合益等13家；按押业共有35家迩年营业均遭亏折，主要税捐日重，皮费日高入息未能相抵，查去年因亏折歇业者有鸿泰、恒升、安昌、公和、广安、福来、怡安等多家；京果海味业有20余家因近年税捐倍增销路又滞价格暴跌各店趸存货物过多致遭全行亏折，营业最大的忠泰、昌泰、源利等数家亦仅勉强维持；土布业近年最为发达全盛时文昌沙、舒步街、山紫村、朝市街等处的厂号数百家职工达15000余人放机外做的还有二三千人，迨至去年因洋货贬价倾销四乡谷贱伤农购买力弱致冷淡非常，退缩者十分之六七致布积如山无法销售，出口市场又为日货占夺办洋庄者也无不亏蚀；平码行、锡箔业等其营业状况亦甚不景。”此外当时的茶楼、酒食行也有不少蚀本倒闭的，石湾陶瓷业也受着极沉重的打击，《广东建设》五卷六期载：“石湾陶瓷在民国17年时的产值仍有300多万元，民国18年时降为200多万元，民国19年时降到80万～90万元，到民国23年时就只有44万元了。”据南海县档案资料民国23年时佛山歇业的商号有385家，连前两年已歇业的共1400余家。民国24年冬时南京政府当局改革币制将民间白银收归国有继而滥发纸币，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民国27年10月时佛山沦陷，石湾陶瓷窑从100多座减至17座，生产工人从五六万人减为1000多人；棉纺业从1万多台机生产到仅剩20多台机断断续续地生产；铸造业在沦陷前大小商号有30多家，沦陷后只存四五家并且处于停工状态，不少铸工流落他乡有些改行有些饿死；当时米珠薪桂商品奇缺货币贬值，从前繁荣的火车站、文昌沙、平政桥、通济桥、西竹、直义、北胜、承隆等街巷成了瓦砾荒地市面萧条民不聊生，当时只有汉奸、恶霸们搞的英栈、花纱公会、利农公司、烟赌公司等大发横财。英栈是日本三井洋行开办的通过买花办法垄断纱绸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伪花纱公会的理事们囤积居奇炒买炒卖棉纱发了大财；利农公司通过粪溺官办剥夺小农生计而激起民变；烟赌公司招商承投使佛山赌场林立，烟馆——谈话室遍地；沦陷时对人民生活的惨状有顺口溜说：“把柴角米确难挨，数粒而炊吃竹花，沽儿卖女维生活，大好栋梁作废柴；人亡家破真悲惨，有病无钱命难挨，妇女迫于为娼妓，陷区可称鬼门关。”民国34年8月14日时日本投降后市场一度恢复生气。据南海县档案资料民国35年时佛山各类商户数如下：各行业的商店合计2305户，比民国23年时减少3314户，后美国剩余物资大量涌入，美国面粉、罐头、丝袜、花布、机恤、塑料牙刷等等随处可见，加上国民政府当局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滥发货币使通货膨胀，大天二（土匪）恶霸又勒收行水，很快又使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时佛山成药业须缴纳成药税、专卖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出口税、联防费、灯油费、门牌税、灶头税、自卫费、壮丁费、警费等等，河道上大天二设卡勒收行水不到6平方公里的石湾就设立了3道关卡，渡船还常遭土匪抢劫，民国36～37年时国民政府当局又连续发行250元、500元面额的关金券与以300万元法币换1元的金圆券致使黑市金银买卖盛行物价飞涨。民国35年时物价上升指数是5199倍，民国36年时达到123763倍（均与公元1937年时比），民国37年时16万元法币只抵民国26年时的1元，民国38年初时12万元金圆券的价值只抵1个铜仙，1只鸡蛋卖96万元，粮柴价格变化尤其惊人旬日间价格升数倍，民国38年时佛山染磨、纸伞、寿坊、杉榫、竹业、板箱、家具等7个行业因工资问题发生过纠纷；当时佛山人口143113人，从事工商业的26600多人。

十、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当局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此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包括周学熙等实业家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性质的大型产业，到公元20世纪初期时全国民间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永利碱厂在公元1926年时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与证书，证书中称其为发展民国主要化学工业的象征；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天津租界的建设促使天津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北方最大的城市与工商业中心和全国仅次于上海及广州的第三大工业同金融商贸城市。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日占时期等四个阶段，由于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繁荣天津市在三岔河口修建了天津近代工业博物馆以资纪念。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是开埠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从公元1866年时开始受洋务运动影响清政府当局在天津与周边地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产业为应付对外通商事务，清政府当局又于天津设置三口通商大臣（公元1870年时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天津成为李鸿章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初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代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开始兴办近代以军工产业为代表的官办产业，公元1867年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贾家沽道附近觅得土地22顷在周围挖壕沟建造长1500余丈的围墙建成天津机器局东局，即天津机器局火药厂俗称为东局子是当时全国北方最早与最大的军工产业，该局为北方诸省提供军需的枪支、弹药，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又负责提供北洋舰队所需的军需物资。在崇厚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持天津机器制造局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机器制造、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基本化学、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的东局子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局之一。清政府当局为加强海防又于公元1880年时由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大沽船坞是近代全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用于修理北洋水师的军舰，公元1890年时始造军火。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当局在天津修建了最早的电报线与全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和创办开平铁路公司及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是全国最早的机械化大型煤矿以保证军工产业所需要的能源物资；公元1878年时由李鸿章委派买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起初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当局财政支绌才改为官督商办；公元1879年时以直隶总督府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子与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之间架设电线之间的电报线是全国最早的电报线，此后又铺设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后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下设电报东局、电报北局、电报南局三个分局，天津电报局虽是官督商办，但凡洋务、军务电报等均为头等官报发报顺序又定为先官后商。而始建于公元1880年时的唐胥铁路后经李鸿章建议延长至大沽与天津主要用于开平煤炭的运输和北洋海防调兵运输军火，公元1887年时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更名为全国天津铁路公司（又称津沽铁路公司），津唐铁路建成后李鸿章考虑到北洋防务以天津为中心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除上述为军工产业服务的官督商办近代产业为方便南北贸易往来李鸿章早在公元1872年时就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设津局位于天津的紫竹林南。外资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是公元1874年时英国的大沽驳船公司，但比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要稍迟一些，外国资本是在公元1871年时才获准在天津经营驳船运输业务，须经清政府当局规定试办年限，公元1874年5月时英商集资兴办的大沽驳船公司成立了，资本为33000美元，公元1889年9月时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50万两，至公元1900年时天津共19家外资企业英德两国占16家，在19家外资企业中以对外贸易的企业为主其中打包厂有11家；此外其他早期的外国资本多为小型民用工业。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较外资产业还晚公元1878年时由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在公元1900年以前时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此后又有民间资本添设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两足见销路日旺；这些在公元19世纪90年代时新设的机器磨坊缺乏具体的历史记载，目前可以明确考证的有大来生机器磨坊与天利和机器磨坊和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3家。公元1884年时广东商人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是天津第一家民间资本创建的铁工厂，机器制造产业方面天津还有公元1886年时天津英租界内开办的万顺铁厂，此外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都设在毗邻租界的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公元20世纪初时这里又设有炽昌铁工厂等，因此与当时天津租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海大道一带是天津早期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天津早期民间资本创建的机器加工产业还有三条石大街公元1897年时建成的金聚成铁厂；其他的产业则如公元1886年时成立的天津自来水公司、公元1897年时创办的北洋织绒厂、公元1898年时创办的北洋硝皮厂，都是当时的著名买办吴懋鼎在天津投资兴办的，也是当时天津乃至北方同类行业中最早的。天津近代工业初始期重要产业有三十余家十九家为外资企业，其余十七家家民族工业中六家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产业，这六家产业多与军事相关，即使为官督商办性质也多为官僚所控制；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较晚规模较小类型也并不多。天津早期的近代工业主要以军工产业为主规模较大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具有开创性价值，如全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全国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北塘—大沽—天津军用电报线，全国北方第一座船坞等都与天津息息相关。

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是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至民国成立初年时，公元1902年前后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大力推行新政至民国成立前后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突出表现在河北新区的建设与近代工业教育的繁荣和民间资本产业的发展。公元20世纪初时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公1902年时周学熙受袁世凯之托创办北洋银元局，取得成功后又于公元1906年时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等重要的官督商办产业，河北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工业区；同时河北新区还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教育机构，成为重要的工业教育基地。周学熙又于公元1906年时接手唐山因产品质量差而倒闭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前身为公元1889年时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是李鸿章委派招募民间资金创办的，周学熙接手后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泥生产设备——丹麦史密斯公司的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创了全国水泥工业的先河。公元1900年时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大型的官办军工产业受到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局子被八国联军占领后被用作法国兵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西局子海光寺机器局则被完全破坏在公元1901年时被日军占领，西局子的旧址被作为日本兵营之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于公元1900年至公元1902年期间被俄国占领达两年之久；公元1906年时大沽船坞作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投入生产并将原大沽船坞的炮厂划为宪兵学堂之用，大沽船坞此时已成为官助商办的产业。新政时期天津的民间资本得到了发展河北新区的建设与天津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劝业铁工厂等相继建成加上天津的机器工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三条石大街一代逐渐发展成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同时工业区的范围由河北新区沿三条石大街向天津旧城西部蔓延，从公元1902年至公元1911年期间天津出现过的工业企业总计为139家涉及矿业、水泥、机器制造、纺织、化工、食品等行业，其中纺织行业居首41家，化工行业（含火柴、皮革、化妆品、榨油）居次31家，食品加工行业（含烟草）居三20家，天津的支柱产业结构初步形成，著名产业如大红桥附近的天津造胰公司建于公元1905年时，纪钜汾公元1908年时创办卷烟公司；这一时期的稳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后民间资本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商办产业的兴盛，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北方的工业中心与全国仅次于上海和广州第三大工商业经贸中心城市。天津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与天津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畜产品出口口岸密切相关，公元1897年时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懋鼎投资25万两白银投资兴建生产毛织品的北洋织绒厂被誉为天津第一家现代工厂，此后他又创办了北洋织呢厂；自北洋新政期间起周学熙作为北洋实业的奠基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与倡导大兴工艺和大力开办工厂及工业教育，公元1904年时实习工场下设织机、染色、提花等科目开始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与周边地区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公元1915年时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建成，公元1916年时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公元1916年时周学熙退出北洋政府当局后致力于实业创办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元1918年时建成天津华新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设分厂，公元1918年至公元1922年期间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六大纱厂初具规模，此外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至此天津已成为民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公元1931年时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公元1934年时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仁立、东亚是天津驰名的两大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取抵制洋货谐音的抵羊牌毛线成为民国第一个国产毛线著名品牌，也是当时实业救国的代表。公元1878年时天津已经出现使用机器磨面的磨房，公元1915年时民日合资在天津意租界内创办寿星面粉公司产品旺销，直到1919年时抵制日货活动兴起该公司因有日资介入遭抵制而停产，公元1925年时该公司重组更名为寿丰面粉公司，后逐渐发展成华北规模较大的面粉企业下设三个分厂；大丰面粉公司建于公元1921年时为二分厂，民丰面粉公司建于公元1923年时为三分厂，其他较为著名的面粉企业还有福星面粉公司建于公元1919年时生产蝙蝠牌面粉，嘉瑞面粉公司建于公元1924年时生产牧牛牌面粉。天津是全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祥地，全国近代的制碱工业与制酸工业主要集中在天津与广州和上海三地，天津地区古代就有盐业属长芦盐，但传统的食盐制作粗糙、质量较差，精盐制作已成必然趋势，公元1914年时在北洋政府当局的允可下在盐务专家景韬白的支持下集资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大力支持，发起与赞助人有梁启超、范源濂、李思浩、王家襄、景学钤、胡浚泰、刘揆一等，范旭东从日本采购机器购地建厂；起初购盐为原料，后自置盐田作为原料，使用重结晶法工艺生产出精盐，产品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纯碱与硫酸的生产水平是公元20世纪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指标之一，范旭东另一贡献就是创建了永利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国进口碱的数量急剧下降，全国人民只能食用土碱，并且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也被迫停工，范旭东等人决定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苏尔维制碱技术生产纯碱，公元1917年时着手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于公元1923年时完成碱厂基本建设，于公元1926年6月29日时生产出雪白的纯碱定名红三角牌，精盐与纯碱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填补了民国化学工业的空白，其中，红三角牌纯碱是民国最早出口的化工产品；公元1926年时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与证书，证书中称永利碱厂为发展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公元1874年时清政府当局为了军火工业的需要在天津机械局开始筹建淋硝厂即硫酸厂，公元1876年时淋硝厂日产能力约2吨专为军火工业服务，公元1926年时范旭东在塘沽创办的渤海化学工厂采用电化技术制造酸类产品开辟民国近代制酸技术的先河，公元1929年时得利三酸厂在天津创办是民国第一家民办制酸工厂年产量4000吨，公元1934年时为打破民国工业用酸市场被日货等进口渠道垄断实业家赵雁秋在天津海河东岸创办天津利中酸厂，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参与设计建造；酸厂竣工后年产量达8000吨奠定了天津近代制酸工业的基础。公元1898年时吴懋鼎在天津创办北洋硝皮厂后各地纷纷设厂，到民国9年时农商部统计全国有新式制革厂31家，公元1931年时统计天津有新式制革厂11家以裕津为最大，华北、鸿记为次之，裕津厂虽为民日合资产业，但厂内主要权力归日本人，产量占天津皮产量半数以上，主要产品有花旗、法兰、箱皮、马具皮等，华北厂在天津是华商经营的最大皮革厂，初期以马皮为主年产约2万张，后来专心研制花旗，法兰两种皮革；鸿记厂建于公元20世纪30年代时主要有花旗、法兰、鹿皮3种产品，是天津的名牌产品；利生厂是民国第一家皮革制球工厂，该厂从制革开始自己缝制篮球、足球等皮制球类产品，后逐步增设木工部、制革部、制弦部、营业部，是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天津制皮作坊约有三、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西南城角、太平庄、南开大街、南大道、华家场一带。清末时机器加工业就开始萌芽的三条石地区经过新政时期的发展到公元1914年时这一地区有铁业作坊、工厂17家，到公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发展到鼎盛时期；到公元1937年前时三条石地区从事铸铁与机器制造的工厂已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三条石地区鼎盛时期较为著名企业的有公元1918年时建成的郭天祥机器厂，在当时已经注册了商标，与公元1926年时建成的福聚兴机械厂。天津近代民族资本产业在兴盛期除了纺织业、粮油加工、机器加工、海洋化工等的大型规模产业外还有很多类型与著名产业品牌，如天津丹华火柴公司是公元1917年时华昌公司与北平丹凤火柴厂合并形立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丹华火柴公司与同时期的天津北洋、中华、荣兴等三家较大的火柴公司共同占领了国内各地主要市场；公元1921年时周学熙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是民国第一家民外合资玻璃企业，董事会与总事务所设在天津由民方出股本，由比利时方出专利权，工厂设在秦皇岛；公元1929年时陈调甫等人创办天津永明油漆厂首先制成酚醛清漆永明漆，公元1931年以后时经研发陆续生产醛酸纤维素漆、硝基纤维素漆，公元1948年时又研制成功醇酸树脂漆即可刷、可喷、可烘的三宝漆，天津油漆工业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期间天津民营资本厂家就有2471家，总资本额约8242.7万元，涉及66个行业；其中纺织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万元，占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额均居首位；化工企业有280余家，资本总额1100余万元；食品工业130余家，资本总额855万元。从公元1900年至公元1937年期间外资企业在天津也得到发展，公元1901年至公元1928年期间外商在天津设厂约90家，资本总额约3000万元，公元1928年至公元1937年期间共有11个国家在天津投资建厂217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外资企业有公元1904年时建成的比利时的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法国电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

公元1937年时日军占领天津与华北各地后成立专门统筹华北地区内城市建设事务的华北建设总署，多次制订华北开发计划并强调资源的开发与交通运输事业建设两大原则，而天津在计划中被规划成向日本本国输送物资的交通枢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战略为适应战争需要发生了改变，天津除了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之外也成为华北进行长期工业建设的城市之一，为此日本先后在天津制订了《天津都市计划大纲》、《塘沽都市计划大纲》、《大天津都市计划》等规划；公元1939年时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别市公署下达的《天津市都市计划大纲》，其方针是使天津成为华北贸易大港与商业都市和工业基地。在天津沦陷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启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被日本侵华军队占领，永利碱厂、久大精盐拒绝与侵华日军合作，永利公司总部被迫由天津暂迁香港，工厂便带领技职人员与工人技术骨干撤往四川，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军事劳工监狱，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西两厂，东厂系新建，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天津六大纱厂先后被官僚资本与日资所兼并，恒源纱厂与北洋纱厂分别于公元1925年时与公元1936年时被官僚资本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裕大纱厂与宝成纱厂先后于公元1933年时和公元1935年时被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会社及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之大福公司，裕元纱厂与华新纱厂也于公元1936年时被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分别改为公大六厂与公大七厂，此外日资在天津又新建成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家纱厂。在抗战时期天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日本因此在天津建设了部分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钢业所等6家钢铁企业，在此期间日本设立的重要企业还有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等；侵华日军占领时期天津机器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结构提高了技术构成，直到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300余家机械厂。日后这些工厂与下属的研究机构成为新中国初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商中山钢业所解放后更名天津钢厂，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更名为天津化工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天的动力机车厂，原日本在华的纺织企业被接收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日后将社中一切财产与所有工作人员并归中国科学院，成为新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历史上天津的商业起于水上运输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时隋炀帝为东征高丽命令开凿永济渠，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连成一片使得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航运之便的天津地区的商业地位更趋重要，明代时天津坐拥的南粮北运的繁重任务也更加强得天独厚的盐业生产条件，河漕与海运和芦盐之利推动了整个天津商业的发展，天津最早的商业区也由此应运而生，天津最早的集市与商业区出现于明宣德年间，到弘治年间天津已成为北方的商品集散地，天津商业沿河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商业行会集中的估衣街等都集中在沿河西岸；到了清康熙年间执行多年的海禁被取消，天津商业重新回到了河海并重的局面，天津商业也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民国时期天津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劝业场、中原百货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会场。天津历史上有八大家之称，从明代初年到清代中叶时期随着天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天津粮商与盐商积累了大量财富；附天津八大家：清咸丰年间1.天成号韩家、2.正兴德穆家、3.益照临张家、4.振德黄家、5.长源杨家、6.土城刘家、7.杨柳青石家、8.益德裕高家，清光绪年间1.天成号韩家、2.正兴德穆家、3.益照临张家、4.振德黄家、5.长源杨家、6.益德王家、7.高台阶华家、8.李善人家，民国年间1.瑞兴益金家、2.瑞兴益潘家、3.同益兴范家、4.隆顺卞家、5.元隆胡家、6.元隆孙家、7.敦庆隆乔家、8.敦庆隆纪家；天津的老字号有一百余家如桂发祥、狗不理、耳朵眼、谦祥益、风筝魏、泥人张等。

自元代漕运以来天津逐渐形成水旱交通枢纽成为商品集散地，当时盐业作为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促进了天津向周边与三北地区腹地的辐射能力，为金融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朝的乾隆年间在现今的古文化街一带就开办了天津最早的钱局；当时天津已有数十家钱庄、票号，其中最早的就是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时山西人雷履泰在天津开办的日升昌票号，它以首创全国汇兑业务而闻名。天津出现的第一家现代银行是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该行于公元1882年时正式开业，其后是公元1895年时在天津开业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公元1896年时开业的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公元1897年时开业的德国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公元1898年时出现了最早的民族资本资银行—清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公元1899年时开业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此外还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天津分行与中法工商银行天津分行、美国花旗银行天津分行、意大利华义银行天津总行、比利时华比银行天津分行等，到公元1900年时天津有银行、钱庄、票号300多家，公元1902年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全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官银号成为天津第一家新式银行，公元1905年时开设大清银行，至公元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天津有民国的银行与钱庄103家，其中设总行的10家，设分行的93家，外国银行17家占外国在华银行资本总额的16%；公元1935年时天津共有民国资本银行29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四行：即公元1915年时成立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公元1917年时成立的金城银行天津总行、公元1918年时成立的大陆银行天津总行、公元1922年时开业的中南银行天津分行，这四家银行中除大陆银行外其余三家银行的总行都设在天津，其中金城银行是北四行的重要支柱；在公元1921年2月7日时天津创设了当时民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在公元20世纪40年代时解放北路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上海与广州的金融中心和保险业中心。

十一、民国初期日本的东亚同文会曾著有《民国省别全志》，其中《安徽省》部分对合肥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详细的描述，关于工业本地的工业虽然不发达，但因为附近产棉花与麻特别多，因此有毛巾制造厂与麻布织造厂，竹器、铁器也不错，其中最发达的还是织布业，每年出品有十七万匹。公元1920年时洋袜从国外传入，当年仁华针织袜厂兴办职工一百多人，有数十台手摇织袜机。公元1921年时义和铲头店（崇德街90号，今长江东路）与鸿群藤器号（后大街295号，今安庆路）相继开业，分别生产铸铁犁头与藤制用品，公元1923年时方恒兴铁铺在崇德街100号开业打制建筑铁件。合肥的电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公元1926年（一说公元1923年）9月1日时叶斗南在东门外木滩街成立了合肥耀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仅5间机房与1台50千瓦发电机和1台100马力柴油机，供电区域也仅东大街（今淮河路）、前大街（今长江中路）、后大街（今安庆路），日供电18—24小时，主要用户是政府机构及巨商大佬。

关于商业它统计了民国初期的商业机构有商务总会（商会）、钱业公所、布业公所等，另据商会调查统计布业八十户、广货铺十七户、纱业三十户、杂货铺八十户、钱铺四户、米行三十户，共计500户；其中杂货与钱铺资本最雄厚，东门外的米店粮行则相对较少。当时的著名商号有杨裕发、沈德丰、沈鸿昌、厚丰、鸿福兴、益兴隆、永康、沈余庆、同宏泰、杨丰泰等，公元1921年时合肥产的麻饼、烘糕、寸金、白切、方片糕等精细糕点已经享誉大江南北，公元1927年时合肥布业公会有成员78家，资金约占18个同业公会资金总和的20%，当然这一时期洋货大肆传入物产贸易频繁。银行业方面仅有民国银行合肥支行（公元1916年时设，公元1927年时裁撤）、交通银行芜湖支行合肥汇兑所（公元1916年时设）等与几家钱庄。

陆路交通方面此时继续沿用清代传统驿站与管道，出东门向东至店埠分两路，向北至定远，向东至全椒、滁州，出西门向北有两条，一条通六安，中途吴山庙分一道至正阳关，另一条通寿州，出南门至舒城、桐城、安庆；公元1927年时合肥开始有公路汽车业务，但发展极为缓慢，那年合六、合安公路动工兴建，分别于公元1931年时与公元1932年时竣工通车。水运交通则是由南淝河经施口过巢湖通过裕溪河、裕溪口到达长江，当时主要是小火轮运输，还有一些摆船、江船、划子船等普通民船，进行旅客、货物运输。当时合肥县设有庐州邮务局，主要乡镇设有邮政代办处，村镇设有信柜。城内还设有无线电台，呼号XHF，波长66米，电力15瓦特。

十二、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与中国三大内河航运中心之一，黄金水道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块区域隔江鼎立的格局，史上统称之为武汉三镇；武汉市古有夏汭与鄂渚之名，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前时的新石器时代，公元1956年时湖北省省博物馆对东湖之滨的放鹰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石斧与石锛和鱼叉等新石器时代遗存经认定属于屈家岭文化，武汉最早的传说是关于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汉汉阳江边的禹功矶上建有禹王庙，在黄陂区发现的距今约3500年前时的盘龙城遗址是迄今全国极少数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商代古城之一；春秋战国时代武汉属于楚国范畴留下一些遗迹传说，《列子·汤问》所记载的俞伯牙与锺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锺子期是楚国汉阳（今武汉蔡甸）人，至今汉阳仍存有北宋留下的古琴台与锺子期墓等建筑遗迹和琴断口等历史地名，武汉也因此被称为知音故里；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武汉新洲地区文化昌盛，成为儒家重地之一，《论语》载：孔子周游列国至楚国时使子路问津于长沮与桀溺，西汉时期有庶民在邾县（即新洲区）孔子山掘出一块石碑上刻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秦隶大字，淮南王刘安遂就地建庙征召学士讲学是为问津书院，被喻为全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史上曾与岳麓书院与东林书院等齐名。东汉末年时军阀刘表命江夏太守黄祖在今汉阳月湖附近所建的卻月城与东吴孙权于公元223年时在今武昌蛇山所筑的夏口城，卻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址，孙权筑夏口城时在蛇山附近的城墙上修筑一座瞭望塔，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黄鹤楼，公元208年时武昌附近的赤壁（今咸宁赤壁，一说在江夏区赤矶山）曹操军与孙权和刘备联军爆发赤壁之战，公元222年时为对抗曹魏入侵孙权在武昌（今鄂州）设立都城，公元265年至公元266年期间孙吴曾将首都迁于此地使武昌与其周边第一次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南北朝时期夏口城扩建为郢州城与成为郢州的治所；隋置江夏县与汉阳县分别以武昌和汉阳为治所，唐代时江夏与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期间武汉经济文化逐步繁荣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其中位于武昌长江之滨黄鹄山巅的黄鹤楼被崔颢、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苏轼、陆游、黄庭坚等无数唐代乃至后代著名诗人吟诗颂赞，一时之间使武昌成为全国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其中崔颢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与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黄鹤楼名扬天下，而李白的另外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更是使武汉从此拥有了江城的别称。辽金时期武昌属鄂州，汉阳与汉口属汉阳郡，金代时期武昌再次成为南宋仅次于首都地区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军事据点，抗金英雄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伐金，因此岳飞也被朝廷封为鄂王，武汉也曾遍布岳王庙的遗迹，金代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辽金时期武汉的制瓷业极为发达，经过发掘在武昌城区马房山与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砖和灰陶十二生肖俑等，在市郊江夏区湖泗与梁子湖等地发现了宋代大型瓷窑群100多座，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时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湖广行省为全国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重庆东南部，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也是武汉正式成为全国中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开始。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在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武昌一地继续成为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政治中心明楚王之布政使司衙门驻武昌府，明代中后期武汉的汉口崛起，由于明成化年间时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在此前后武汉成为长江中游的最主要商贸金融中心之一历史上流传着货到汉口活的说法；明末清初时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被世人称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美誉，也因汉口扼长江与汉水两大水道咽喉成为天下商贾聚集之地，历史上也被称为三大茶市与天下四聚之一。

清代后期直至二十世纪初时的武汉三镇经济繁荣位居亚洲前列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是全国仅次于北上广而与天津并驾齐驱的超级大都会城市，也是全国主要几个经济、金融、工业、交通、文化中心之一，公元19世纪中叶时清俄万里茶道源于汉口，从公元18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中叶期间汉口一直是全国三大茶市之一，公元1900年时汉口茶仅出口俄国就达39万担占全国输出俄国茶叶的80.9%，由于茶叶贸易的带动汉口也成为全国近代最大的农业轻工产品加工出口中心被中外茶商称为东方茶港；公元1858年时清廷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公元1861年3月时汉口正式开埠，由此汉口开始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国际大都市的转型，此后汉口先后开辟俄日德比法英等六国租界40余个美欧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外国各路商人先后来汉通商从此武汉的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成为全国沪穗津汉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仅次于上海与广州，天津同居全国第二位呈现出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态势，随着汉口在商贸更趋国际化大批外商在此兴修码头设立银行成立公司极大提升汉口的国际辐射能力，至清末时外商在汉开办的经营土洋货销售、金融、航运、房地产的洋行剧增，就具体的实业经济而言制茶是当时汉口最大的工业出口占全国6成；公元1889年时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与湖北枪炮厂使汉阳造成为闻名东亚的品牌，进一步刺激武汉近代工业兴起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在原有以商贸金融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基础上拓展为近现代全国的工业发源地之一，他主持修建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全国的南北交通枢纽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他还兴办西式现代教育创建两湖书院与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进一步推动武汉成为全国的教育文化重镇，公元1905年时张之洞修筑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10万亩基本奠定现代汉口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轮廓，公元1907年时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后城马路与成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这条路也是民国大陆时期全国各方政治势力在武汉地区角逐的主要舞台。甲午战争后全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势力纷纷进驻全国最大经济与交通中心之一的汉口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并进一步推动汉口等全国大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公元1906年时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之一，公元1909年时该公司为调节供水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修建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时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爆发，革命成功后起义军宣布脱离清廷建立军政府成立民国成为民国诞生地，随后全国各省响应清廷被推翻东土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宣告结束，于是每年十月十日时的武昌起义纪念日与每年一月一日被一起共同定为是民国的两个国庆节，其后以黎元洪为大都督的湖北省省军政府当局暂时代理行使民国中央的军政府当局职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武汉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武汉持续作为全国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存在，但是工业的迅速崛起也带来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与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公元1923年2月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最有影响的事件。随着北伐的推进公元1926年9月时北伐军攻占汉口，民国国民政府当局于公元1926年10月7日时成立汉口市市政府当局，刘文岛为汉口市第一任市长，公元1926年11月21日时国民政府当局迁都武汉与决定将汉口和汉阳及武昌合并为民国的第一个中央直辖城市设为京兆区（首都）定名武汉，这也是武汉三镇首次在行政上统一于一个城市之内，次年3月24日时民国武汉中央国民政府当局正式成立，武汉随即成为全国政治与军事中心，自公元1927年11月时起桂粤系两广军军国集团建立在武汉的统治直到公元1929年时被蒋中正黄埔系中央军军国集团攻克，公元1920年代直至抗日战争前夜期间武汉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到公元1936年末时有民营近代工厂516家，人口超过120万。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将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据此抵抗日军入侵为国民政府当局内迁争取时间，公元1937年11月时国民政府当局军事委员会与行政院等部门陆续迁至武汉，蒋中正来到武汉指挥全国抗战，武汉作为GMD与国民政府当局中央各重要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成为全国政治和军事及文化中心，公元1938年6月时武汉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大大消耗日军的力量粉碎日本三个月亡华的图谋，此战也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与时间最长和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也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焦点城市。公元1938年6月时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将武汉的各类工业与军事设施或内迁或破坏，武汉工业的损失达到70%，10月27日时武汉全境被日军占领全国抗日战争全面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公元1940年9月日本扶植的汪兆铭伪国家政权政府当局将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特别市，期间武汉人口锐减常有骚乱发生，公元1944年11月时美军为报复日军对武汉进行轮番轰炸，武汉市市区遭到严重破坏。

公元1945年9月时国民政府当局收复武汉后将武昌与汉阳组建武昌市，汉口仍为直辖市，国民政府当局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行营由白崇禧大元帅坐镇，公元1946年10月时仅管辖武昌地区的武昌市市政府当局成立，汉阳市区划为汉阳县，公元1947年8月时汉口市成为民国行政院院辖市，公元1948年秋时白崇禧大元帅在武汉谋求划江而治同时向武汉工商业募捐以备战。公元1949年5月17日时武汉三镇全境解放，公元1949年5月24日时武汉市市人民政府成立，直到公元1954年6月以前时武汉市是中央直辖市，并且是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海南省（当时属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初期为广西省）、广东省等地在内的中南大军政区的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公元1954年6月时武汉市被并入湖北省与被改为湖北省省会，一五计划时期武汉被确定为重点城市进行建设，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新建大型国营企业32个奠定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自此武汉由工商金融与近代工业中心迅速的转变为全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与科教基地和综合性交通枢纽之一，到公元1956年时公有制经济在武汉取得主导地位。

1、有资料说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工业能力十分强大-----------------------------------------------------------------

有资料？

是网文吧，

这要看强大跟谁比，跟过去中国历史比，强大，

跟越南比较，工业能力强，

跟日本比，连现代化工业入门级都没有进。

跟欧美比较，那就是火星到地球的距离了。

2、造飞机-------------------------------------------------------------------------------------------

这首先要明确什么叫造飞机？造飞机的标准是什么？

是我们村老王大哥造的那架汽油机飞机标准吗？

还是波音造飞机的标准？

我们经常说的造飞机，是指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方式制造的飞机，

不是指我们村王大哥鼓弄出的一家飞机。

冯如最早造出了一架飞机，历史上第一架，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吗？

仅此一架。

民国还弄出个这个飞机，那个飞机，都是仅此一架的概念，

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吗？

如果对飞机缺乏感观认识的读者，可以去北京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下，

看看当年二战前的飞机何其简单。

所以，清朝和民国不具备制造飞机的能力，

仅仅有散件组装的能力，可当年的飞机非常简陋。

3、轮船---------------------------------------------------------------------------------------------------

这里就要说下，江南制造局了，

也就是现在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江南制造局是清朝给后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之一，

也是民国的重要工业基础之一，

1868年江南制造局就造出第一条轮船。

虽然技术不先进，但是也算进入了制造轮船时代，

是清朝、民国造船技术能力最强的工厂。

新中国以后，

改名叫江南造船厂，

百年留给新中国的不是设备（设备很落后），不是技术（技术很落后），而是熟练工人的延续，

新中国以后，江南造船厂购入大量苏联设备和技术，

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无数个“第一”：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自行研制的国产万吨轮“东风”号，第一代航天测量船“远望”1号、“远望”2号和首艘大型远洋调查船“向阳红”10号，第一个代表中国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国际著名品牌“江南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第一艘液化气运输船……......................

所以，如果在清朝或者民国具备生产制造能力的工厂，肯定能传承到新中国之后，传承到今天，

鞍钢也是这个例子。

4、化工原料--------------------------------------------------------------------------------------------

这又要说到上海了，

因为，上海是我国化学工业最早发展地区，是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祥地。

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火药、军用船只、并逐步自制无烟火药的基本原料硫酸、硝酸以及硝化棉等化学品，历时已130年。

中国第一家电解化学工厂，中国第一个生产轮胎的工厂，中国最早生产合成氨的工厂，最早生产塑料的工厂，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的涂料工厂，

抗战前夕，上海的化学工业有90余家（不含医药行业），外商企业5家，

截止1949年，上海化工系统有436家工厂（含医药工业126家），产品大类有99种之多，工业总产值8168万元，全部固定资产814万元，全部从业人员2.8万人（不含医药工业为20982人），企业户数之多，门类之齐为全国化工之最。

但是，企业的规模很小，大多数是小型的加工企业。

基本化学工业的比重极少，基础极为薄弱，碱总产量仅6600吨／年。

塑料工业品种很少，发展缓慢，染料工业品种单一，全市47家染料生产厂，其中29家生产硫化元染料，其他兼产杂色品种。

民国37年，硫化元总产量达5969吨，涂料总产量2780吨。

橡胶工业仅能生产普通胶鞋，力车胎、轮胎，1949年轮胎总产量8000条。

民族资本的化学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所需原料除原盐、石粉和桐油等外，其他都依赖进口。

有机化工10种基本原料均为空白。

所以，民国时期的化工业一点也不强大，

而是十分薄弱。

5、摄影器材。------------------------------------------------------------------------------------------------

照相机，最关键的地方是镜头和镜片，

这两样民国都生产不了，

新中国还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获得了生产技术和设备。

实际除了这两样以外，

也没有啥太技术性的东西了。

所以，民国在摄像器材方面也就是个组装性质。

根本谈不上强大二字，

连大字都远远谈不上。

中国最早生产照相机是仙乐牌120相机。

1935年由上海义昌机器厂厂长兼工程师郑崇兰设计开发，因抗日战争被迫搁浅，后于1947年由上海维纳氏电影照相器材公司（前身即义昌机器厂）生产。

产量是200台左右。

上海还有双龙照相机，万林照相机。

题主念念不忘认为张作霖的奉军能生产摄影器材，就因为辽宁日报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

但是拿不出任何证据。

那就说说中国的照相机生产历史，

民国时期，北京有个叫大来精机厂，不生产照相机，维修能做，

建国后，改名叫北京照相机厂，一直到今天。

上海相机厂，海鸥相机的生产厂，

起源于民国时期的上海钟表修理公司的相机修理部，

上海市第一照相器材生产合作社。

还有天津相机厂，

这些厂是跟民国有传承关系的，

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到国营，

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一些地区成立了照相机厂，

南京相机厂等等。

这些厂生产相机都是建国七八年以后的事了，

完全是新中国的产物。

6、156个项目是中国进入现代工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中国的航空工业，造船工业，机电工业，钢铁工业等等都来自于这156个项目，

张作霖所谓的造飞机就是水中月，

如果张作霖所谓的造飞机有实力，为什么日本不利用？

日本占领上海后，一直利用江南制造局进行生产制造，轮船维护，因为江南制造局有这个实力，日本人怎么可能放弃不利用呢？

新中国成立后，江南制造局马上恢复生产，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生产企业之一。

鞍钢解放后，因为战乱被破坏一番，因为苏军大肆掠夺战利品被破坏一番，高炉都被破坏了，就这样新中国还是进行了修复，重新引进设备和技术恢复生产，因为鞍钢还是有价值。

张作霖的所谓造飞机能力有啥？

啥也没有，

要说有，那也是奉军在沈阳的一座飞机场原址，被新中国做为156个项目之一的沈阳飞机厂厂址使用了。

仅此而已。

清朝只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启蒙阶段，

民国只是苟延残喘的延续，

新中国才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的开始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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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项目部分是无偿援助的，但是坐实了苏中的从属关系，----------------------------------------------------------------------

说是苏中是从属关系，那是扯淡。

2、其中50 项目是以承认外蒙古维持现状为条件的，-------------------------------------------------------------------------------------

造谣！

根本不存在，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跟所谓的承不承认外蒙独立无关。

从民国法律上，外蒙独立是在完全符合民国法理的情况下实现，

从政府上，代表中国的民国南京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认可外蒙自决独立的要求，

所以，完全符合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

新中国从法理上，也没有权力对外蒙提出要求，

新中国作为民国南京政府的替代者，有义务承担国际条约和承诺，

苏联政府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新中国讨价还价。

因为这已经是解决的事情。

3、另外的项目也包含了维持中苏（外兴安岭，库页岛，外西北，唐努乌梁海等）边境现状等条件。-------------------------------------------

造谣！

这些地方在清朝或者在民国就已经得到清朝或者民国从法律上承认不属于中国领土。

把156个项目硬往这扯，恶心。

4、部分项目无偿，部分项目低息贷款，部分项目加价提供，本质上与50年代美国对西欧日本的援助，80年代美日对华的援助，或00年代中国对非洲部分国家的援助是无异的。苏联既做了好人，又得了实惠。----------------------------------------------------------------------------------------------------------------

没有廉耻的造谣！

156项工程”的意义

第一、规模大。

“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5年内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达197亿元，为1949年以前全中国原有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54％。按照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保存的资料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的资金额总计达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1015亿卢布，这些大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7.7%。

马歇尔计划受援国和其接受的马歇尔援助的金额如下，单位为：亿美元。

奥地利4.88，比利时和卢森堡7.77，丹麦3.85，法国22.96，德国14.48，希腊3.66，冰岛0.43，爱尔兰1.33，意大利12.04，荷兰11.28，挪威3.72，葡萄牙0.70，瑞典3.47，瑞士2.50，土耳其1.37，英国32.97。

这根苏联援助中国是一个级别的吗？！

第二、成体系。

多个领域同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齐头并进。 156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使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56项工程使中国有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产业，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一举由手工跨越近50年代水平。

1956年，中国生产出第一辆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第一个电子管、磁控管、雷达和指挥仪。重炮、高炮、航空炮、中型坦克、炮弹及引信、炸药、发射药、光学仪器、防毒面具、喷气歼击机、轻轰炸机、教练机、涡喷发动机、潜艇、驱除舰等都陆续实现制造。

156项工程使我国当时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达60%以上。“一五”时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9%，其中工业18%、农业4。5%、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

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据刘少奇当时的估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完全投产后，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致就能与1936、1937年的日本相当。

美国给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得到成体系的工业？

第三、技术转移彻底。

为了搞好156个项目的建设，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施工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供应新产品技术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援助。

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还直接参与了工程建设工作（周恩来在1959年10月2日的文章里说，在十年里苏联先后派遣了经济、文教专家10800多人来华工作）。陈云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那们的情谊。”（当援助“１５６项工程”建设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时，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

美国人援助欧洲和日本做到了苏联这样了吗？

“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不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这是美国人对苏联援助中国的评价！

据1957年的中方统计，当时中方已经得到了3646种技术资料。据统计，1952—1957年，中国生产的51000台金属切削机床中，有43500台是按照从苏联得到的工艺资料生产出来的），这样苏联的工业技术就大规模地转移到了中国。

这是当年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项目最珍贵的东西——知识产权的转移。

苏联是大规模无偿转移知识产权，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和日本有这样大规模无偿转移知识产权吗？！

马歇尔计划的内容主要是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作为战后复兴经济之用，

援助条件是：

受援国必须购置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使用美援要受美国监督，受援国要把本国和殖民地出产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设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弃“国有化”计划，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接受这一计划的国家需要遵守美国订立的相关的附加条件。

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目有这样的出让国家权益、干涉接受国内政的附加条件吗？！

从美国马歇尔计划中这些附加条件看，美国实在是取得了非常多的好处，不仅仅商品有了倾销地，而且保证了自己战略物资的供给，从经济上美国对受援助国有了一定的控制权，经济上的控制也可以达到政治上控制，

所以美国在战后就这样轻而易举的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经济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有着极大的帮助。

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项目存在这样的事情吗？！

5、大清和民国，就是接受了过多的欧美日的友邦援助，才使得自身处处受掣肘，很长时间无法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强大的工业体系。-----------------------------------------------------------------------------

造谣！！

清朝的洋务运接受了欧美日啥援助了？！

民国接受了欧美日啥援助了？！

清朝和民国工业有吗？！

这样没有底线的造谣？！

6、50年代的中国同样因所得而有所失，失去了被占领土的索回权力，---------------------------------------------------------------------------------

造谣！

外蒙独立等，新中国有啥法理权利要求索回？！

7、失去了22年的五常席位（苏联也长期扺制中国入常）------------------------------------------------------------------------------------

无耻的造谣！

新中国自建立以后，是自己决定不加入联合国，因为新中国的条件是，新中国加入，必须驱逐老蒋的，而美国拒绝驱逐国民党的代表。

一直到七十年代。

8、延迟了与欧美日韩的建交。-------------------------------------------------------------------------------------------

制造两个中国，支持国民党，大规模制裁中国，新中国跟谁建交啊？！看过别了，司徒雷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