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第一線的所有防疫人員說聲，您辛苦了！謝謝你們！」

55歲女台商，經過16天隔離治療，3次採檢病毒皆呈陰性，痊癒出院，親手寫下了對台灣防疫人員及醫護人員的感謝：

「您試想：明明知道有被傳染，會有危險的事，你會去做嗎？但一線的護士、防疫人員，為了要治療我，要幫助我，他們卻必須接觸我、面對我，甚至天冷為我多拿一床被子，幫我拿熱水，飯冷了微波了，熱了才為我送過來。我的嘴唇裂了，馬上幫我連絡醫生幫我拿藥拿棉棒。醫生也不厭其煩的為我說明我的病情，給我鼓勵，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謝謝你。」

她是台灣第一起個案，也是目前肺炎最嚴重的一名個案。參與診治的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執行長王必勝說，這名女台商只有微微的發燒、咳嗽有痰、會喘，但兩側肺炎狀況不輕。

第一線的治療團隊透露，最近熱門的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干擾素等都沒有用上，除了抗生素外，只有用了止咳、輸液、供氧等支持性療法，「但每天都與指揮中心及防疫專家通話，確認病人的狀況、使用哪些藥物，每一步都萬分謹慎。」

這一例，算是成功守住了！王必勝表示，女台商不僅痊癒出院、也未進入社區，對全體防疫人員有莫大的鼓舞，這背後台灣防疫至少做了6層防護：

每一道關卡和體系，都是17年前SARS震撼教育後逐步建置、經年扎下了根基。SARS前，有些醫護人員連N95口罩都沒看過；如今對指揮作戰、專責醫院、院內感控、負壓隔離病房設置等，年年操兵、演習。台灣更是少數在SARS後未取消機場發燒篩檢站措施的國家，入境防疫和檢疫持續維持警戒。

然而，SARS迄今，台灣已有H1N1、H7N9新型流感、登革熱、ＭERS等6度嚴重的傳染病爆發，但台灣防疫醫師其實比例偏低、還在立法院冰櫃裡的《公共衛生師法》又讓公衛師難產，防疫人力布建，只完成了半套。

眼前的 COVID-19 疫情，需要居家檢疫人數高達數千人，WHO專家評估，疫情才剛進入大爆發期、真正高峰期還沒到，靠著有限的防疫兵力和急診、感染科與加護病房的醫療院所人員，苦撐住延緩病毒社區感染的防線。

距離桃園機場最近的衛福部部立桃園醫院（簡稱部桃），便是新興傳染病的應變醫院，也是這次武漢肺炎疫情中，負責接收最多疑似個案的醫院。他們鎮守台灣疫情的大門，機場入境的發燒個案，直接由專門通道直送到這裡，盡力把個案「絕殺在境外」不要進入巿區。

連同新屋分院在內，部立桃園醫院共13間負壓隔離病房，從1月至今，已接獲約70例新型冠狀病毒疑似個案，是全台收治最多的醫院，4名感染科醫師加上4位感管師，從春節前一週就進入戒備狀態、輪流值班，沒有喘息。

43歲的部桃感染科主任鄭健禹，未趕及SARS一役，但站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最前線，十分沉著。「因為我們年年演習，其實滿熟練，」他說。

這些演習包括：由專業的「假病人」演出傳染疾病的病徵，考驗相關人員的因應與處置，這些人員不僅是急診、住院的醫護人員，甚至保全和清潔班都是重要的一環，都要被「抽考」，反覆練習SOP（標準作業流程）。

例如，醫院接獲機場篩檢出的疑似個案，急診室接獲消息要通知到感控室、清潔班等各單位。病患搭救護車到醫院時，要進入獨立的發燒篩檢站，依基本診斷後，輕症、重症分別送往ICU（加護病房）和負壓隔離病房，沿途經過的路線、電梯都是專門通道，確保從機場到病房僅接觸到最少的民眾及醫護人員。而負壓隔離病房的稽核，護理師穿脫防護衣訓練、保全拉封鎖線、清潔班清潔流程等訓練也在內。

目前全台灣有1,028張負壓隔離病床，但截至2月6日，通報個案已達1,307名，每人在檢驗排除之前，都得要先隔離，負壓病房的承載量挑戰愈來愈嚴峻。

春節後，部桃收治的疑似病人倍增，緊急清空15間病房，以預防當負壓隔離病房超載時，病人仍能在第一時間被妥善安置。

不過，COVID-19臨床表徵變化日漸增多，有些病人低燒或甚至沒有發燒，而同時間也在流行期的流感也一樣；隨著兩個疾病灰色地帶愈來愈大，診斷挑戰變大，也因為症狀相近，對第一線醫護人員來說，也難以徹底消除心中的恐慌。鄭健禹說，當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出現感冒發燒症狀時，恐懼的心情就會開始蔓延。

「我們每天開會，和全院報告每一項準備，即使繁瑣的事項也天天檢討，再用院內LINE群組公告，就算如此，還是會有同仁擔憂，只能不斷接電話解釋。」從春節前至今，部桃已有3名醫護人員出現發燒症狀，醫院也不敢輕忽，立刻通報住院，從照顧者變成隔離者。所幸後來皆是流感，排除確診可能。

「喂？XXX先生嗎？你今天還好嗎？體溫幾度？」平日上午9點，彰化縣衛生局的防疫隊早已全部上工。11個防疫隊成員一人一支電話，盯著電腦螢幕上長長的名單，撥出一通通電話。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須在家自我隔離14天，不得外出。居家隔離者，衛生局防疫隊會透過一天兩次電話，隨時確認隔離者狀況；居家檢疫者，則由縣市公所民政課下派各村里幹事負責，一天一次聯繫後回報。

目前全台被居家隔離者超過500人、居家檢疫者更是數千人。以彰化而言，居家隔離、檢疫者共32人，從衛生局、警政、里幹事，至少就動員5、60人配合防疫。

「這兩類隔離民眾都屬於待觀察、無症狀的族群，」彰化縣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科長王曉琪說，一旦民眾在隔離期間出現症狀，防疫隊、里幹事就會立刻通知到衛生局，再由疾病管制科人員與醫院聯繫，將疑似個案轉介到醫療端。

一天8小時以上的上班時間，除了電話監測、轉介個案之外，《報導者》從旁看到的，是衛生局人員眼裡盯著螢幕資料、歪頭撐著電話，而電話總是掛了又響，幾乎沒有間隔。每天得處理數十通民眾的詢問電話，以及抱怨情緒。

聯合里幹事辦公室裡，里幹事們每天上午10點前，都得完成「關心」自己村里的居家檢疫者，再上報資料給市公所。「你今天有沒有發燒？咳嗽？全身痠痛？再撐一下，不要跑出去噢！」一位里幹事說。她負責的里內，有一對夫妻需要檢疫14天，因為住得近，是原本就認識的朋友，更容易關心。「電話打到第二天，我才開口，她就打斷我、跟我說很健康，一切都好，就是很無聊。」

另一位里幹事則表示，「我的里有一個台商在隔離，到2月5日（解除隔離），他今天（4日）就問我，明天能不能出去，悶太久了！」他們都說，這項防疫工作，最大心力都在安撫躁動的民眾，說服他們乖乖隔離14天。

「衝來衛生局罵買不到口罩的、照三餐打來說為什麼要隔離的⋯⋯跟民眾溝通是我們防疫人員的工作，但這段時間，所有的同仁真的都沒有休息，算不清一天要接多少電話，真的很需要民眾配合，也給防疫人員多一點鼓勵和信心，」王曉琪嘆。

儘管派了不少一線人力透過電話監控隔離民眾，仍然偶有傳出隔離者失聯的消息。1月28日，指揮中心宣布，將首次針對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增加「智慧監控」。對全台灣一共2,000多人提供手機，並透過定位系統，督促民眾確實隔離。

但是，由於手機廠商臨時需要大量提供手機、還得設置定位系統，從中央宣布到地方實際執行，仍有4天的時間差。《報導者》實際走訪地方衛生局，發現28日中央宣告啟用的手機設備，直到2月1日晚間才送達。

第一線要將手機送到隔離民眾手上的，除了衛生局和里幹事，還有警政單位。彰化縣警察局行政科科長陳世面解釋，民政單位、衛生局都會第一時間提供需隔離民眾名單，警察局再依照民眾居住地，分派給各地方分駐所，由所長、副所長等警局同仁，協同其他單位，親自前往民眾家中，設定手機定位、LINE群組等。

如此一來，隔離便多了一層強度。除了電話確認民眾是否在家之外，指揮中心監測應變官、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說，透過手機的SIM卡，與離家最近的基地台定位連線，民眾一旦離開基地台所匡列的範圍，系統就會出現警示通知。

陳世面說，警局裡都有支與此次手機監控系統連動的公務手機。「只要民眾跑出去、把電話關掉，公務手機就會傳出『不可能的任務』登登～登登登登～音樂，為了以防萬一，我們就會一起出動去現場訪視，看看到底在不在家。」

不過，隨著疫情由中國傳散到國際，邊境管制擴及港澳，現在有中港澳旅遊史者來台都需居家檢疫14天，「居家檢疫量會太龐大，手機無法全都發送，防疫政策將做調整，」莊人祥坦言。

隔離的配備、規格都升級，但仍無法避免防疫人員要與隔離者接觸。尤其對非醫療體系的警政、里幹事而言，難免會有擔憂。里幹事回憶拿到手機那天，他和警察單位、民政課，3、4個人戴著手套口罩，浩浩蕩蕩又引人注目，前往隔離者的家。「要親自拿手機給他、設定測試定位系統，還要給他簽隔離書，待在他家一段時間，這怎麼會是讓里幹事來做？」他質疑。

陳世面則說，警政單位執勤，要跑到民眾家中，大家一開始難免會有恐懼，因此都會全面配套口罩手套，執勤結束也會洗手、酒精消毒。「但我們現在也一個頭兩個大，因為口罩不足。整個警察局2,900人，只拿到中央配給我們的8,400個口罩，很快就會用光了！大家都窮盡一切找口罩，這是迫切要處理的問題。」

讓民眾最有感的，是疫情指揮中心幾乎全天候開記者會，透過直播即時宣布最新疫情，也讓衛福部長陳時中也成為近來知名度與好感度上升最快的內閣首長，而疾管署署長周志浩、輪值發言莊人祥等，也是24小時待命。網友更發起「陳時中部長去休息」活動。

衛福部更動員流病專家的副總統陳建仁、台大副校長張上淳、台大感染科醫師黃立民、李秉穎等，輪番替衛福部錄製衛教影片，教大家如何勤洗手、什麼人才需要戴口罩。

統一發言、開記者會、上電視、拍影片，和媒體溝通，也是SARS學來的經驗。

「我們這輩子最『紅』的時候，應該就在SARS了！」當年抗煞指揮中心副總指揮官、馬偕兒童醫院名譽顧問醫師的黃富源打趣說道。SARS時，政府直接徵用電視台時段，中午、晚間和深夜3個時段，每天全國聯播5分鐘《防疫最前線》，他和李明亮、陳建仁等輪流上線，結果創下極高收視率，當年爆紅的程度，不亞於如今的陳時中。這更讓他們了解到，與民眾直接溝通和宣導多麼重要，這個寶貴經驗，延用在這次COVID-19防疫上。

黃富源表示，「我認為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防疫資訊傳遞以及和民眾的溝通，非常重要。」同時也能防止假消息的散播，提升對政府的信任度。

SARS隔年，大幅修正了《傳染病防治法》，確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權限，中央得視疫情嚴重程度，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視急迫情況逕由中央代為執行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事項。17年來，從H1N1新型流感到此次的COVID-19，立即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全權負責疫情與政策發布，不再出現多頭馬車的亂象。

新興傳染病往往是社會集體恐懼更大於疫病本身，疫情不明確或各種「假訊息」對防疫極具殺傷力。SARS時，曾有媒體報導馬偕醫院院內超過80個院內感染、員工丟出「瓶中信」求救的烏龍事件，萬華華昌社區水染毒致感染的誇張消息，都令當時的防疫中心在焦頭爛額之際，還要分身忙著滅火。

2019年《傳染病防治法》也再修正，將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的謠言或不實訊息的罰則，從50萬元以下大幅提高到300萬元。截至2020年1月底，全國警察單位已偵辦了30多起的新型冠狀病毒網路假訊息案件，已有16人被送辦。

SARS時由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衛生顧問一職、返台抗煞的疾管署前署長、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認為，這一次的媒體溝通，比SARS時還要進步，「當年我們是各部會開完會，就讓發言人跟指揮官出來講話；這次不一樣，各部會通通露臉，這是安定民心很重要的方法，讓民眾知道整個政府都在開會、處理危機。」

防疫流程、政策、社會溝通及資訊透明，目前為止在COVID-19的因應與執行上，都四平八穩，獲得社會與多數民眾的信任。但台灣防疫體系仍有隱憂，專業防疫人力布建不足、經費不夠，多數是疫情急性期上場打仗，但對抗傳染病，特別是像SARS、MERS、 COVID-19等人畜共通新興疾病，更需要的是長期的是「敵情偵察」，隨時找出來「潛藏的恐怖分子」，那就是要做流行病學的田野的防疫醫師、公衛師等，不只是要做人的疫調和監測、還包括動物。

「大家都說防疫視同作戰，可是我們並沒有給這個體系視同打仗一樣的配置。美國疾病管制局7,000多人中，近一半不是醫師、就是PHD；台灣疾管署將近1,000人，一直到SARS之後才編列了30多名防疫醫師，」郭旭崧說。

目前防疫醫師更僅剩下24人。台灣做防疫的最高機關裡，防疫專業人才比例明顯偏低。

所謂的「防疫醫師」和臨床醫師差別在，防疫醫師不是對個別人看病，而是「一群人的醫師」，疫調就是去釐清一群人為什麼會感染疾病，從整體找出原因，透過做問卷、統計分析，比對生病與沒生病的人之間的不同，再輔以臨床症狀、發病時間，以及糞便或嘔吐物的檢驗結果，最終找到原因，才能知道怎麼改善、預防。

人的防疫醫師已偏低，動物的防疫醫師更吃緊。疾管署的《108年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病學訓練研究報告》中指出，人畜共通新興傳染病是主要威脅全球衛生安全的重大公衛事件，而盤點台灣的防疫體系，結果是「人類及禽畜農牧業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的專業人才量能仍有不足。」

報告中按照《全球衛生安全綱領》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中對防疫人力的評估，台灣的防疫團隊至少需要118名田野流行病學家、12名受過訓練之獸醫師。台灣現有人力多少？疫管署的回覆是「無法掌握」，因為「流動太大」。

人力配置問題，肇於經費的窘迫。防疫工作要在沒有疫情時就開始準備，有些投資可能平時看不見，養兵千日就為用於緊急時刻，「我們的防疫經費長年來都是不足的，常常過幾年沒有疫情，經費就砍掉了，」郭旭崧指出。

郭旭崧說，防疫等級分成三種，第一是像美國「可以自救，也能救人」；第二是日本，可以自保；第三則是台灣，自保有些難，必要時也須他人救援。「蔡英文總統曾說＂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想要台灣從第三等國家躍升，做到幫助整個東南亞、亞洲的防疫人力，但確實是不夠的，」郭旭崧認為。

防疫不只要醫師、也需要公共衛生的人才。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長、台大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教授陳保中說，公衛師就像民間防疫醫師，是從「社區群體」中找出風險問題與解方，補足防疫中可能出現的破口。這個專業不容易被看見，有時是零碎的建議，卻在防疫過程中尤其重要。

台灣從2000年開始，推行《公共衛生師法》，盼能建立公衛師證照制度，讓公衛師專業進入社區。SARS後法案曾過一讀，最終失敗，隨後近20年都未能成功，新會期又將送立法院一讀。延宕20年，而英美早已陸續在2003年建立公衛師執照制度。

陳保中指出，當社區接獲大量的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名單，公衛師能快速整理、找出監測重點；機場的檢疫站人員，除了固定配置的醫師、護理師之外，公衛師也能在其中發揮角色，觀察旅客從各地來的比例、風險多高、是否提升監測標準等。

在醫院裡，當病人去診間看診，插上健保卡就會出現是否具有武漢旅遊史。「但公衛人看到的是，陪病的人呢？醫院裡除了病人、醫護人員，還有志工、清潔人員、賣場、停車場⋯⋯如何針對整個醫院的人流，設計相關的防疫措施。」

另一個重點，是公衛師更能在社區做「民眾溝通」，讓民眾更能接收中央的訊息、進而配合。「中央向民眾宣導，對疫情要有警覺，跟造成他們恐慌，這結果往往是一線之隔，」陳保中說，公衛師就能適時在社區，例如協助居家檢疫時，安撫民眾、給予信心。

可惜的是，由於沒有證照，真正有這方面專業的公衛人才，多半不會留在公衛體系工作。10年來，公衛科系的學生從4,000多人，剩下一半不到，這類的工作，目前也幾乎都由護理背景居多的衛生局人員、公衛替代役負責。陳保中說，「現有人力不是做得不好，而是公衛師能透過專業，做更多、更進一步的判斷，減少防疫中可能漏掉的缺口。」

除了公部門的防疫及公衛專業人力應逐步到位，其實在傳染病防疫上，每一個人都是「防疫體系」的一環，除了建立良好的衛生習慣，也需有誠實通報症狀、旅遊史、接觸史、配合相關自我管理或檢疫政策等社會責任意識，因為保護別人、其實就是保護自己。

郭旭崧認為，過去SARS期間，人民的普遍想法是「政府會保護我」，但現在民智提升、民眾接收資訊較多且廣，開始懂得自己也有責任參與防疫。「這次有很多民眾，主動打1922電話通報，這在SARS期間是沒有的！」這便是很好的改變。

但非理性的口罩搶購和囤積，這次仍然失控了。「我在疾管署這麼多年，唯一的感覺是，每一次覺得可以做得很perfect，但總是沒辦法十全十美，又得到一個教訓可以學。民眾普遍都很好，但這次的口罩搶購就是不足，就改進。」

郭旭崧為了帶頭壓抑「口罩慌」，以校長身分在2月6日發布陽明大學公告，以百萬獎金擔保，台灣在社區感染前，健康者不必時時刻刻戴口罩。「為鼓勵陽明師生配合政府呼籲，在政府宣布社區感染前，若師生因配合政策感染武漢肺炎，本人給予補償新台幣一百萬元。」身為前防疫官員，他率先表達配合與信任政府的判斷。

「防疫體系」、就算用再新、再高科技的方式嚴密管控，還是要靠民眾的配合，才能讓防疫真正做到滴水不漏。定位手機，如果民眾偷跑出門不帶在身上，依然是徒勞無功。

「⋯⋯我想跟國人說，大家要做一件事情：聽話。防疫不是打口水戰，就有答案，而是要照著疾管署給大家的建議，防疫漏洞大家一起補起來。生病不舒服就照實說，可以救自己、救家人也救身邊的人。」

台灣首名COVID-19痊癒出院的女台商，在給大眾的錄音檔中，誠心地呼籲。

17年前一場SARS，讓台灣人從此把「勤洗手、戴口罩」作為再日常不過的衛生習慣；17年後的今天，防疫動作大升級，但政府對於防疫體系必須持續強化，更需要全民配合，人人都成為堅實的防疫一環，才可能在未來不斷來襲的新興疾病戰役中，讓受害程度和風險降到最小。

（2020.5.15更新）

《報導者》2月6日提出台灣面對COVID-19疫情，從醫療院所、地方衛生局、警政、里幹事，動員數千數萬雙手，層層建立起防疫網。點出防疫體系缺失的一角，便是公衛師的角色，在社區中進行監測、找出群體的風險。今（15日）上午立法院院會不須黨團協商，三讀通過《公共衛生師法》。

台灣從2000年開始，推行《公共衛生師法》（後稱《公衛師法》），希望透過建立公衛師證照制度，讓公衛師專業進入社區。SARS後法案曾過一讀，最終失敗。受COVID-19疫情影響，終於讓推動20年的《公衛師法》重現曙光，3月3日一讀、4月23日行政院版草案送入立院，與4黨團、12個版本草案一起審議，今三讀通過。

公衛領域因長期沒有專業認證，難以留住人才。這次法案重點即在於透過公衛師認證，肯定專業，並明定執業範圍、場域，以及應考資格，盼能讓公衛相關學生願意留下，發揮所長。

20年前就擔任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秘書長、現任學會理事長的陳保中一路看著《公衛師法》起起落落，終於在今天通關，直呼一切：「好不容易！」他表示：「這是亞洲首例公衛師制度，這也是台灣公衛界的一大步！公衛師絕對不只是一個職業，而是真的可以對民眾健康有所提升。不過，持續發展專業，讓民眾認同公衛師這個職業，才是未來要不斷努力的目標。」

多位立委在三讀通過後發言，其中民進黨立委蘇巧慧表示，台灣在1972年成立公衛學系，培養專業公衛人才不計其數，但相較於醫學相關科系，有明確教、考、訓、用制度，公衛卻沒有。雖然20年來朝野對立法有高度共識，但是對應考資格、執業範圍都有不同意見，今終於建立了公衛專業服務體系，也保障既有從業人員權益不受影響。民進黨立委、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邱泰源也表示，醫護界很肯定支持公衛專業發展，也努力解決10多年爭議，希望未來更多人投入公衛工作，各專業也都能共同合作。

陳保中說，公衛師就像民間防疫醫師，是從「社區群體」中找出風險問題與解方，補足防疫中可能出現的破口。公衛師也不只能傳染病發揮角色，其他像空氣污染防治、環境、食品、氣候變遷，都可借重公衛師專業，提供健康影響評估、統計數據分析等。

不過，正因為「通才」的訓練，一不小心就可能重疊、排擠其他醫事人員專業，讓公衛師的執業範疇成為法案難產2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陳保中說，法案立意在於「專業不專屬」，意即公衛師可與其他醫事人員採「共存合作」模式，工作並不只限於公衛師可做，可同時保障公衛師，也不排擠其他醫事人員的工作。

《公衛師法》第13條也在草案初審協商後明定業務範圍，包括社區、場域的環境健康風險方案、疫病調查、民眾健康狀態調查、健康促進、食品安全風險調查及品質管理等。

另一爭議則是應考資格限制。陳保中說，原先行政院版草案將應考資格侷限在全國5萬多名「公共衛生相關學系畢業生」，與多數黨團主張相同。不過公衛學會認為，公衛師應該要歡迎其他醫事人員加入。幾經協商後，在法案第4條放寬條件，未來「其他醫事相關科系畢業，且修習公共衛生18學分者」，以及「現已從事公共衛生工作3年以上者」，都能參加考試。

法案通過後，大家最關心的是在防疫期間，公衛人才何時能加入戰場？雖然公衛師法甫通過，還沒來得及舉辦任何考試，考試內容也都還沒規劃，要開出公衛師職缺，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為了防疫應急，陳保中已先提出計畫，結合國內所有公衛相關系所一同參與防疫。

「其實上週四（7日）陳時中部長來找過我，希望我們可以協助進行防疫新生活的健康行為監測。」陳保中說，目前已集結傳染病、大數據等5位專家，正共同研擬計畫、驗證好的工具，預計下週提報給指揮中心。

主要的做法，陳保中解釋，希望透過即時資料監測，包括可能與警政系統合作攝影機影像、臉書輿論的文字收集等，去做民眾的健康行為監測。屆時除了即時系統，也會配合公衛人力，到社區去做驗證。

「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過去做健康監測，針對的都是慢性病，你會問抽煙、吃檳榔、喝酒、運動習慣；但傳染病是即時、急性的，因此我們要找出好工具，快速監測、提醒民眾在某個時間點多加注意。」陳保中說。

「這個計畫希望可以讓民眾適時放鬆，同時可以隨時監測，口罩要戴，但不用365天都戴，一旦有警訊就調回來。」未來，這也可望成為長期的監測工具，不管是目前的COVID-19，或是每年都來的流感，都能透過即時數據，臆測疫情變化。

《公衛師法》通過後，除了肯定公衛人才專業，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表示，未來公衛師執業類型可分成三大類：公家機關、私人企業、自行開業。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司長石崇良解釋，公家機關在人事進用上，若有需要公衛領域的人才，在開出資格條件時，除了學歷、執照等，也能加上「具公共衛生師資格為佳」。

至於是否要新增一個「公衛師」的職系，薛瑞元說，目前類似的職系有衛生行政、衛生技術，未來若要視需求辦理考試，還得跟考試院銓敘部進一步討論。

陳保中認為，第一批可以補充傳染病防治的公衛人力。不少衛生單位都將工作交給替代役，這代表政府確實有需求，尤其在防疫急需用人時期，更應補充更多公衛人才來發揮所長。

此外，以疾病管制署為例，陳保中說，疾管署分局、研究單位、檢驗人員約800多人，其中邊境檢疫佔一大部分。最近也徵召了不少護理人員，「像這種機場邊境檢疫，其實可以採雙職系，意即不只護理師，公衛師也可以做，幫忙規劃策略、統計分析數據，與護理師互相搭配。」同時，疾管署分局也可搭配公衛人力，從事社區疫病防治，像是健康行為監測，若有發病就需疫調，疫調也有社區醫院的傳統感染管制，所有資料的分析、整理、決策，甚至防疫物資的管理，都可以由公衛師來著手。不過，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目前忙於防疫，還沒有正式聘用公衛師相關的規劃。

未來除了衛福部，環保署、勞動部、甚至教育部體育署也主管學生健康促進，都可以考慮將公衛師加入團隊。

除了公家單位，薛瑞元說，公衛師也可在私人企業上班，例如職場安全、食品安全等，若這些相關事業體有需求，就能聘用具有公衛師資格的人才。

最後是自行開業。薛瑞元說，台灣應該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公衛人才來發揮專長，很期待看到公衛師拓展新的領域。「例如辦一個公共衛生示範社區，社區中大樓裡頭的硬體設計，到居民生活準則、飲水監測、餐廳管理，都由公衛師來監督執行，未來這一區就是最安全的社區。」

（閱讀英文版，請點：COVID-19 Frontline: The Supportive Network and Weaknesses Behind Taiwan’s First Coronavirus Recov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