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12汶川地震災區從未遠離人們視野。
逝者墳前樹苗幾經枯榮;
震後嬰兒已長成學童;
重建的校舍和城鎮拔地而起…
自災難降臨那一刻,眾多遙遠的「局外人」的人生,亦已改變。
在他們的凝視和惦念中,十年已逝,他們在哪裏?
他們經歷了什麼?
他們曾傾力關注的問題,在今日之中國,是否還有意義?
汶川地震十年, BBC中文希望以更廣闊的視角,更冷靜的心態,退一步,寫一組關於「局外人」的故事,回顧反思十年間的中國社會的變與不變。
我們相信,在修復社會與人文精神建構的長路上,質疑、問責和反思才能激發出最好的進步力量,才是最具普世精神的人類文明價值。
呂秉權,時任香港有線新聞記者,最早播報重災區情況的境外電視記者之一。
十年之後,他仍記得現場的慘狀。
他見到一個男孩,腿被壓住,救援者在他嘴裡放一條毛巾咬著後,舉起殘舊的鋸子,割腿。
「『救命啊、救命啊』四面八方傳來,像環迴立體聲一樣…」他們嘗試抬石,紋絲不動。
他見到100多個家長,手捧孩子遺照,集體跪著。
「我也跪了下來。」
汶川地震一發生,台灣人歐晉德馬上應台灣紅十字會的邀請,準備趕赴災區。台灣隊伍在地震當天就集結完畢。
第三天,中國紅十字會發來求助。抵達災區已是第五天。
錯過黃金72小時,現場滿鼻腐爛氣味,挖到的都是屍體。
「第六、七天,大家都已經覺得沒什麼存活的希望了。」
搜救犬Bailey也情緒低落。「Bailey一開始動靜很快,但後來很安靜走出來,我們就知道,『唉,又失望了』。」
第七天,應災民馬先生請求,他們到了一棟大樓。
Bailey興奮搖尾。隊員們挖到天黑,只能救出兩隻小狗,是馬家的寵物。未能看到親人,馬先生謝過隊員,抱著小狗離開了。
沒能救出活人,在隊員心中留下遺憾。
那年10月台灣紅會成立重建辦公室,救援隊的陳大誠在災區一待三年。
他認為中國地震救災進步很快:
歐晉德已年過70,從高鐵公司退休。
陳大誠當年是志願者,如今已是台灣紅會老員工。
Bailey在寄養家庭終老,高齡去世。
災區資源不均,「明星災區」的幼兒園一個孩子收到六個書包,偏遠災區的一個都沒有。
混亂中,民間力量開始學習。曾任香港紅會的林傳芃說,境外NGO的操作專業而規範,草根NGO學得很快,「進步神速」。
潛藏的民間力量,在汶川震後走入主流;此後數年,「公民社會」、「公益」成為熱詞,民間力量蓬勃發展。但風向很快轉變。
一些地方官員開始認為志願者是「攪局」。震後一年內,政府接管大部份NGO庇護、重建項目。
2012年,「公民社會」成為敏感詞。
2014年,大批NGO遭針對性打擊,多人被關押。
2016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
公益工作者寇延丁在「極重災區」青川,幫助近200個因震傷殘青少年。其中一個女孩生於5月12日,在13歲生日當天因震失去左腿。
因為當地人的偏見,她一度失學;寇的NGO幾經波折,幫她再就學。女孩後來給志願者寫信說,地震讓他們相識,令她感到幸福。
「這就是很多人在這條路上,九死不回的原因。」
那為什麼繼續?
在地震的廢墟中,關注環保與社會公共事業的活動人士譚作人看見被砸爛的文具。譚作人撿起一把爛笔,對同行記者說「我一定要對得起這些筆。」
2008年12月,譚作人開始細查校舍倒塌原因,四個月後他被逮捕,判刑五年。
四川政府公佈的遇難學生情況,只有人數,沒有名字。
2014年,譚作人出獄。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決定繼續調查學校建築質量。
他發出《公民建議書》,多次投書不同的國家機關和部門,不是被拒收就是無人認領。
他勸家長不再上訪,通過司法途徑去討公道;三四年里,沒有一宗案子被法院立案。
「由於堅持為孩子討個公正,家長們成了影響穩定份子、重點管控對象。」他說。
十年後的譚作人,剃光了絡腮鬍。他繼續調查校舍質量,只做這一件事。
妻子王慶華說,他們是戰友。
社會沒有放棄對捐款去向的追蹤。
清華大學一項研究指,652億捐款中,八成流入政府賬戶。
從極其有限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媒體發現,652億款項中,只有151億元被公佈使用明細,其餘501億元流向不可考。
2008年,設計師西蒙(化名)25歲。他捐了自己半個月工資,1000元人民幣。「我第一次捐那麼多,也是最後一次捐那麼多。」
三年後,一名為郭美美的女子在網上炫富,她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引發對中國紅會的信任危機;當年中國紅會獲得的社會捐贈,較上一年少近六成。
同時遭遇信任危機的,還有台、港地區捐款的流向。
專家認為,未來中國慈善還是要發展平民慈善;但在捐款流向未透明、信任不斷被挑戰的現狀下,這條路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