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倖存者、必要行業工作者和專家。他們仍然在試圖理解新冠病毒對身體和情感的影響。以下由各行各業的人為我們展示大流行最初幾個月的情況，以及中國的復甦意味著什麼。

一年前，中國城市武漢因新冠病毒而封城——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嚴苛的一次封鎖，一年後，我們向六個人詢問了他們的經歷，其中一些人在疫情暴發時曾經接受過我們的採訪。

為了表述的清晰與簡潔，訪談經過了編輯和縮減。

8月的一天，我們的經理提醒我們，無論情況有多大改善，騎手都必須戴口罩。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有了陰影，我一直都戴口罩。我可能是公司裡唯一一個仍然在口袋裡放著消毒洗手液，並經常使用的騎手。

我一直以為我不怕死。但是在疫情期間發現，我很怕死。我想念我的妻子，我五歲的雙胞胎兒子，我父親，非常想念他們。我想，如果我活下來，我會怎麼做？

所以，當封城解除後，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回家。我在家住了兩個月。在過去，我會住兩三天，也許一週，然後再趕回來。我賺不到很多錢，總想多賺點。但現在，我的想法變了。錢賺再多，又有什麼用？

我從來沒想過，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所有人學會了說謝謝。太震驚了。難道不是只有專家、學者和名人之類的人才能得到尊重嗎？騎手怎麼也能得到？這讓我特別高興。

現在，情況又變得和去年一樣了。這就是人性。

當時，關於病毒我有四個發現。第一，它就像SARS。第二，它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最重要的是，病毒是通過呼吸道傳播的。我還認為它比流感病毒有更強的傳染力。即使在那會兒，我就認為它肯定會人傳人。

如果更多的專家從一開始就同意我的觀點，那麼我們可能就不需要鍾南山來說了。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我們都需要培養一群批評家——領域裡的真正科學家。中國真的需要。鍾南山年齡大了。誰會是下一個敢說真話的人？你必須要有足夠的勇氣來說出真相。

從那時起，我在工作和項目的研究經費上就遇到了一些困難。但我不後悔做的任何事。我相信我自己。我有這麼多經驗，多年來我的團隊取得了許多發現，因此我們能夠作出準確的判斷。

我希望你能提一下這件事。我妻子於2019年10月13日去世。我們在1989年結婚，在一起生活了30年。如果說我對社會有什麼貢獻的話，那是因為妻子的支持。

武漢封城後，我緊張又焦慮。我聽到有人死去的傳言，事情真的很可怕。有人發給我一份報告，上面說美國正在撤僑，於是我給領事館打了電話。我決定離開，跟媽媽及祖父母告了別。

隔離結束的那天，在聖地牙哥機場，我身後排著一位女士，她不停地咳嗽。我記得當時在想，這可不妙，但是我也覺得病毒不可能在這裡傳播地如此嚴重。一切又恢復了正常。

但是從3月開始，這裡的人開始搶購廁紙，我又感到了恐慌。中國的情況已經穩定下來了，所以我在那裡的朋友都開始嘲笑我說：「你現在後悔回去嗎？」我在武漢的一個大學同學給我寄來了護目鏡和口罩。

我變得更加鎮定，對生活更加謹慎。我信命。我正在努力變得更加環保。

當時醫院不收任何病人，包括我們的女兒。我們非常努力，用盡各種資源和關係，拚命努力才救了女兒的命。所有醫生都去了前線。

不過，總的來說，國家的政策還是挺好的。我還記得所有超市都關門的時候，還有志願者幫我買吃的。不管有什麼不好的傳聞或者謠言，我覺得國家是非常強大的。武漢人現在很安全。這很讓人放心。

中國人應該自豪。不管有多困難，就算別的國家控制不了疫情，只要人民團結起來，我們就能渡過難關。

那時候，我就像主持葬禮的牧師。我也是一個心理學家。我營造了一種氛圍，讓家人表達悲痛。一個是表達自己的悲痛，一個是珍惜回憶。

這拉近了家人之間的距離。他們回憶同樣的事、同一個人，這能讓他們更加親密。他們抱團取暖。

這些家庭建一個聊天群，然後我加入進去。我先放一段葬禮音樂，然後做一段致辭。然後我點名，讓他們一個個發言。他們可以發語音、打字，就算髮表情包也可以。

這是一種社會支持，這樣家人就會覺得，「我不孤單。我有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報導屬實，和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的死亡人數相當低。但在疫情期間，我們不這麼想。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完蛋了。

回想去年上半年，我很憤怒。當地官員威脅我。我離開武漢，他們還是不依不饒。他們騷擾我的親戚。他們想讓人覺得我有精神病。

但是到了下半年，我也有了變化。我一心學佛。信仰能讓你了解人生的道理。我明白冤冤相報何時了。

我心裡平靜多了。我不再憤怒，不再怨恨。但痛苦還在，我經常哭。

我經常祈禱。我盡量給寺廟和其他慈善機構捐錢，幫助武漢周圍的窮人和老人。我用父親的名字捐了10萬多塊錢（約合1.5萬美元），幫他做功德。

我以前賺大錢的夢想都已經沒有了。因為錢到底有什麼用？錢買不回人命。

我以前覺得我能告政府，後來才知道我太無知了。不會有結果的。退一步說，眾生都是有罪的，都會有報應。

現在我只關心身邊的人，只想做我自己。我打算帶我媽去三亞過春節。去年我爸感染之前，我們本來就打算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