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旅店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道水东社区上塘街70号，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为惠州爱国人士翟雨亭所建，坐西北朝东南，三层半砖混结构、青砖墙体，建筑占地面积299平方米，是惠州民国时期西式风格建筑经典之作。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入侵惠州后，屋主将该建筑开辟为东湖旅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滞留香港的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于1942年被陆续转移内地。通过惠州东湖旅店转移至大后方的有茅盾、邹韬奋、张友渔等100余人。
东湖旅店作为中国文化名人秘密大营救的惠州接送站，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地，为研究近现代革命史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实物资料。 [3]
- 中文名
- 东湖旅店
- 风 格
- 欧式建筑
- 特 点
- 香港秘密大营救惠州接送站
- 位 置
- 惠城区桥东街道办事处上塘街70号
1942年的春天，在中共中央、广东党组织精密部署下，东江抗日游击队营救出茅盾、廖沫沙、韩幽桐、胡绳、张友渔、邹韬奋等数百位文化名人，他们中有100多人途经惠州东湖旅店沿东江北上。这场大营救后来被茅盾评价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
从香港沦陷区抢救文化人，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东湖旅店作为接待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爱国人士基地，历时半年之久。
在周边高楼和旧房子的掩映下，东湖旅店显得别致而典雅，古朴的青砖墙和绿色的琉璃瓦错落有致。作为粤港秘密大营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东湖旅店被惠州市打造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
走进旅店内，文字、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呈现手段仿佛带人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东湖旅店最开始并不是一家旅店，而是民国时期惠州商会会长的私人别墅。”东湖旅店馆长袁美霞说，抗战期间，整个城区几乎被炸毁，幸运的是东湖旅店屹立在战火之中，保存完好。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占香港，封锁了港九交通要道，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等800余人被困在香港。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周恩来很快给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下达了紧急命令：要尽一切努力，不惜任何代价，将困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抗日人士和国际友人营救出来。
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1942年1月开始，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的粤港秘密大营救上演。按照广东党组织的部署，撤退路线分陆路、水路，并且分段、分区，沿途设置秘密接待站，惠州就是其中一站。
“作为香港秘密大营救惠州站，中共地下党员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板的身份住进了东湖旅店，柳亚子、张澜、邹韬奋、茅盾等著名人士都曾入住过。”参与撰写东湖旅店布展大纲的惠州市作协主席陈雪介绍说，当年廖安祥带着廖承志的密令来惠州开办“源吉行”，秘密协助卢伟如开展工作。
在东湖旅店二楼的大厅，还原了茅盾夫妇当年在“东和行”烹饪年夜饭的场景。记者留意到，这个场景之外还设有一块电子阅览屏，从故事、人物、小吃三个角度讲述大营救行动惠州中转站的一些趣事，如廖安祥的新店“源吉行”开张、古城商家迎“贵客”、东江历险长留念，生动体现了他们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
“在这场大营救中，100多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宝安白石龙转移到惠州，其中大部分人入住东湖旅店，再沿江北上抵达老隆、韶关等地。”陈雪说，这场悄无声息又震惊中外的秘密大营救行动，历时200余天，行程2万余里，遍及十几个省市，没有一人走失或被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九龙。党中央及周恩来同志曾指示广东党组织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滞留香港的几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广东抗日游击队等立即投入秘密大营救中。当时困难很大，惠州、淡水都被日军占领。为了安全护送这批文化人士脱险，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筹建一个接待护送交通站，并解决好吃、住、行等比较棘手的问题。县委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让共惠阳县委指派组织部长卢伟如扮成“香港业昌公司”经理，由香港来惠州做买卖。并且以香港商人身份包下惠州东湖旅店2楼，作为秘密交通站。3楼住着国民党驻军187师师长张光琼。数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通过惠州中转，安全转移到内地。其中茅盾、廖沫沙、胡绳、胡风、邹韬奋等都曾入住东湖旅店。
卢伟如与妻子叶锦珠、交通员刘茂仔等3人，带着货物到了惠州，把货囤积在东和行。东和行是个商号，由农工民主党开设，我们利用它做买卖，来掩护革命工作。
东湖旅店一楼展厅与此同时，香港亚洲公司经理廖安祥按照廖承志的部署，亦到惠州水东街开办“白皮红心”的“源吉行”，以梅州老乡和谈生意为由请张光琼等人吃饭，送东西拉关系，很快成为“老朋友”。在香港时，廖安祥就经常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做事。“源吉行”这张“白皮”，对掩护我们行动非常有利。我兼做“源吉行”老板，也与张光琼疏通了关系。
在香港党组织及进入港九地区的游击队员舍生忘死的掩护下，6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从九龙先后到达抗日游击队控制的宝安县白石龙，然后再分批转移。1942年春节前一天，从香港撤出来的第一批文化人，在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等护送下，从惠阳沙坑经永湖、三栋到达惠州。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副主任连贯也随同过来领导转移文化人工作。我们同时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第一批文化人有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他们都打扮成从香港逃难来的有钱人，被秘密安排住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里。由于三楼住着张光琼，连贯要求大家说话、行动都要小心，不要引起他人的怀疑。这些文化人士都是比较知名的，特别是茅盾，许多人认识他。为了安全起见，廖承志订了两条纪律：一、不许上街；二、把笔记本收起来统一保管。本来上级规定，文化人每到一地，应尽快设法送走，可是这些人到达惠州的当天是大年三十，接连几天都没有车船开出，只好等到春节后再走。
把文化人从惠州送往“后东”，主要是走水路。有时买船票搭客走，有时通过打入国民党惠阳县税局的一位同事的关系，乘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走。茅盾等这批人人数多，专门包了一条船。这条船从船长到水手全是自己人或进步群众。上船的码头在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时，有一段小插曲：上船前茅盾看到中山公园里矗立着廖仲恺先生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时，诗兴大发，拿出笔记本就作起诗来。卢伟如等人怕群众围观而暴露其身份，曾进行劝阻。他发起脾气来，说不上这条船了。后来经过廖承志、连贯的劝说，茅盾最后还是上了船。
此后，胡绳、胡风、宋之的等一批批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共100多人，都在东湖旅店秘密接待护送下离开惠州，到达下一站龙川老隆。邹韬奋是最后一批。当邹韬奋到达东江游击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来电：国民党已秘密下令通缉邹韬奋，并命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其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南方局指示各地务必保证邹韬奋的安全。因此，邹韬奋延至5月才从游击区到惠州。为了保证邹韬奋的安全，我们除了让他住东湖旅店，还安排他到交通站副站长陈永家里住。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惠州，城里的国民党特务也经常突击搜查。为防不测，卢伟如安排爱人叶锦珠和另一地下党员涂夫，每天一大早就领着邹韬奋到野外隐蔽。涂夫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187师政工队副队长，卢伟如爱人身份是“香港阔太太”，与化名为香港商人“李尚清”的邹韬奋同行，即使碰到国民党特务，也不易引起怀疑。邹韬奋在惠州停留了10天，卢伟如派人将他护送到龙川，经老隆转赴梅州。
从香港撤来惠州的人员有好多批，除文化人士外，还有党的干部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如陈策（国民党驻香港代表）与夫人、邹鲁夫人等。
中共惠阳县委、惠州区委接待护送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我们胜利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1942年5月，粤北省委受破坏，组织上通知卢伟如赶快撤离惠州。于是，卢伟如在这年8月离开了惠州。
东湖旅店的主人名为翟雨亭，原籍惠州，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后受同学之邀赴福建工作，后兴办建筑公司。1935年，翟雨亭全家迁回惠州，受友人之约成立得生行车公司，参与惠樟公路修建，事业蒸蒸日上。翟雨亭后与友人共同出资合办农场，准备建一些经典建筑，作为西湖的配套景点，后因日军侵占惠州，计划泡汤。
抗战期间，翟雨亭受各行业公推当选商会理事长。1938年10月，惠州沦陷。其间，桥西和桥东的旅店几乎被烧光，原有的酒店和旅店无法复业。于是，部分有钱人家将幸免的房屋改为旅店，翟雨亭也把自己的洋楼改成了东湖旅店。
1941年香港沦陷后，很多难民逃回内地，而惠州成为一个重要中转站，惠州旅店业一时兴旺。因地理位置好，整体布局高雅抢眼，具有欧式风格的东湖旅店全店20多间住房常常客满。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即封锁交通，大肆搜捕抗日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爱国人士。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过问，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市委等部门负责人分头组织港九地区及交通线上各级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全力投入秘密大营救。
在整个营救路线中，惠州交通站地位重要。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受命到惠州建立接待护送交通站，并以香港某公司经理的身份包下了东湖旅店二楼整层作为秘密交通站。
2022年7月，列入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
2023年5月，东湖旅店（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城接送站旧址）被核定为广东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