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控涉嫌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国家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进行立案侦察、审判并给予刑事制裁的案件 。
刑事案件一般都是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在受害人或者群众报案、举报后，公安、检察机关即会介入侦查。然后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由法院作为法律的裁判者进行公正的审判从而达到制裁犯罪人和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
- 中文名
- 刑事案件
- 刑事制裁
- 有期徒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等
- 构成要素
- 作案时间、空间、行为人、相关性
- 示 例
- 3·14拉萨打砸抢案件
- 拼 音
- xíng shì àn jiàn
- 代表事件
- 杜少平涉黑涉恶团伙杀害邓世平案件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犯罪审判中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
（法发〔2010〕22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今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标准二》）。《标准二》规定了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86种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为切实做好经济犯罪审判工作，及时、准确打击经济犯罪，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现就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参照适用《标准二》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可以参照适用《标准二》的规定。 二、各级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标准二》的过程中，如认为《标准二》的有关规定不能适应案件审理需要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本地实际，依法审慎稳妥处理好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最高人民法院将在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审判实践中亟需的相关经济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在此之前，拟通过有关工作会议、司法文件、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人民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加强指导，以不断提高经济犯罪案件审判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工作的需要。
特此通知。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自诉刑事案件立案程序问题的电话答复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８６）沪高法办字第５号《关于自诉刑事案件立案程序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关于自诉刑事案件中，对那些经人民法院初步调查，明显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不能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是不予立案还是驳回起诉的问题，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即：
一、自诉刑事案件的立案和开庭前的审查是刑事诉讼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对于自诉刑事案件的控告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决定是否予以立案。然后对立案的自诉刑事案件再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开庭前的审查。
二、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自诉刑事案件的控告材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自诉刑事案件立案程序问题的请示
（（８６）沪高法办字第５号）
最高人民法院：
当前，当事人因家庭、邻里等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自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对于那些经过初步调查，明显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经劝说后仍坚持要求起诉的，是否应予立案，本市各基层法院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予立案受理。理由是：公民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既然控告人坚持要求起诉，法院就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立案审查。如果确实查无证据或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说服自诉人撤诉；不愿撤诉时，可以裁定驳回。如果不予立案，实质上是剥夺了他的诉讼权利。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不予立案，并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允许他申请复议。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有无犯罪事实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刑事案件立案与否的基本条件。
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哪种意见正确，请示。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一）侦查
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极少数案件由检察院侦查，这里只讲公安侦查的问题。公安机关发现犯罪行为时应当立案侦查，接到报案时需要审查，经审查发现可能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立案之后可以传唤嫌疑人录口供，调查案件。之后可以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如果决定刑事拘留就会将人送进看守所，不刑事拘留的话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期为三天，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到期之后对不需要逮捕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对需要逮捕的必须要向检察院申请批准逮捕，检察院有七天的时间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拘留期三十天加上批准逮捕期七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刑事案件“黄金37天”的由来。这个时候案件并不是真正移送检察院，只是申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很多人一听到送到检察院就容易和审查起诉搞混。检察院决定逮捕的，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之所以我们说这是“黄金37天”，是因为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候相比于刑事拘留会更加审慎，很多情节都可能成为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理由，比如犯罪证据不充分有可能不构成犯罪、犯罪情节比较轻微或者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被害人谅解等情节，都可能影响检察院的逮捕决定。而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话，不仅嫌疑人可以不在看守所羁押，后期不起诉或者最终法院判处缓刑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刑事辩护过程中，申请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
批准逮捕之后，公安机关有两个月的侦查时间，两个月期满之后可以申请上一级检察院延长一个月，期满之后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省级检察院再延长两个月，期满之后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案件可以申请省级检察院再延长两个月。
（二）审查起诉
侦查阶段结束之后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之后，将所有案件证据材料进行提取、固定、装卷，然后将案件卷宗移送到检察院，由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需要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个阶段在整个刑事案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是可以调阅全案卷宗的，在卷宗中最重要的是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这个文书可以全面展示公安机关的侦查思路以及案件事实。辩护人可以以起诉意见书为纲，对照全案卷宗审查案件证据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充分，是否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并依据案件证据设计辩护思路。
审查起诉时限一个月，情况特殊可以延长半个月。而且检察院认为案件证据不是非常充分的时候，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每次补充侦查时间是一个月，最多可以退查两次。
（三）审判阶段
检察院经过审查之后认为嫌疑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将案件卷宗移送法院，同时将起诉书一并提交给法院。
辩护人在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应该及时跟承办法官取得联系，递交委托手续，领取起诉书，根据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和案件事实有针对性地组织辩护观点。审判阶段嫌疑人就改称被告人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环节是庭审。
（一）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的内容
1.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一章中明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
2.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规定。包括侦查机关告知诉讼权利和将认罪情况记录在案；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案件处理听取意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如何采纳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具结书真实性合法性等。并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
3.增加速裁程序。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被告人认罪认罚，民事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的案件。规定速裁程序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应当当庭宣判。同时，对办案期限和不宜适用速裁的程序转化作出规定。
4.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对诉讼权利告知、建立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将认罪认罚作为采取强制措施时判断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等作出规定。
（二）“软暴力”刑事案件侵害民事主体人身权的法律适用
2019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软暴力”的概念。根据第1条规定，“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根据第2条规定，“软暴力”违法犯罪表现形式有：（1）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财物等；（2）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办公区、经营场所等；（3）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4）其他符合该意见规定的“软暴力”手段。通过信息网络或者通讯工具实施，符合该意见规定的违法犯罪手段，应当认定为‘软暴力’。该意见特别指出：“采用‘软暴力’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威胁’、《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软暴力”同时侵害了民事主体人格权益的，受害者有权依据《民法典》规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救济其民事权利。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一条
（一）涉卖淫类刑事案件的证明重点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行为本身，而不是卖淫事实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等（以下此类犯罪简称涉卖淫类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特别是社会风化（当然，其中的强迫卖淫罪、传播性病罪还同时侵犯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因此，法律所要惩处的行为是组织、强迫卖淫等行为，而不是卖淫嫖娼本身。卖淫嫖娼在此类犯罪中，只是行为的对象。虽然卖淫嫖娼本身也是违法的行为，但在涉卖淫类犯罪案件中，卖淫嫖娼属于犯罪对象性质。因此，在涉卖淫类犯罪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明的对象主要是组织、强迫等行为。卖淫嫖娼只能作为犯罪对象而存在（传播性病罪除外，在传播性病犯罪中，卖淫嫖娼是犯罪手段）。据此，在审查涉卖淫类刑事案件“证据充分”问题上，需要明确，犯罪行为的证据必须充分。
总体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确认犯罪事实，在犯罪的客观方面需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包括：犯罪行为是否发生；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等；犯罪造成的后果，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但各类案件，因犯罪性质的不同，证明的重点是不同的。对于涉卖淫类刑事案件，《刑法》打击的重点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行为，而不是卖淫违法活动。作为此类犯罪行为的对象即卖淫活动，当然也是案件事实的一个部分，一般而言，属于必须查清楚的事实。但相对而言，此类案件的证明重点在于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行为。因此，在审查认定证据时，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证明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对涉卖淫类犯罪事实审查的前提和基础。
具体到个罪，《刑法》分则规定了各类涉卖淫类犯罪的实行行为。犯罪的实行行为是不同犯罪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不同涉卖淫类犯罪有不同的犯罪客观方面及其表现形式，具有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才具备了构成涉卖淫类犯罪的基础。审查证据时只有证实被告人实施了涉卖淫类犯罪的实行行为，才能认定其构成涉卖淫类犯罪。所以要准确把握不同涉卖淫类犯罪的实行行为。
例如，组织卖淫刑事案件，其行为表现为手段行为和组织行为。手段行为主要体现在“招募、雇佣、纠集”等，当然实践中还有许多，如容留、介绍卖淫等。组织行为主要体现在“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因此，在审查证据时，不仅要审查手段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更要审查组织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如果组织行为的证据不充分，那么，在实务中，只能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根据手段行为定罪处罚。如某被告人容留卖淫的证据充分，但如果被告人在容留的基础上对卖淫人员实行了管理和控制的行为，则应当以组织卖淫罪定罪。组织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关系到对被告人定重罪（组织卖淫罪）还是轻罪（容留卖淫罪）的问题。
又如，强迫卖淫案件，其手段行为主要体现为强迫。强迫卖淫的强迫性主要表现为：（1）在他人不愿意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其从事卖淫活动；（2）他人虽然原本从事卖淫活动，但在他人不愿意继续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强迫其继续从事卖淫活动；（3）在卖淫者不愿意在某地从事卖淫活动或者为某人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在某地或为某人从事卖淫活动。这里所说的“强迫”，既包括直接使用暴力手段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也包括使用其他非暴力的逼迫手段，如以揭发他人隐私或者以可能使他人某种利害关系遭受损失相威胁，或通过使用某种手段和方法，形成精神上的强制，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愿从事卖淫活动。无论行为人采取哪一种强迫手段，都构成强迫他人卖淫罪。如《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17集）》刊登的被告人刘革辛强迫卖淫案，认定刘革辛实施强制手段迫使黄某某、朱某某卖淫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是有被害人陈述证实，二是有同案被告人陈华林、孔新喜供述及同伙陈华远的证言相印证，三是书证欠条、医院病历等证据补强了上述言词证据，四是被告人刘革辛在侦查阶段也作了与上述证据相印证的供述。
其他类型的涉卖淫类刑事案件，审查证据的重点也都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如引诱卖淫案件的重点在引诱行为的证据上，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重点在容留、介绍行为的证据上。当然，不同的案件还要因案件具体情况体现出不同的审查重点。如一般情况下，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因其构罪要件必须容留、介绍二人以上才构成犯罪，故容留、介绍的人数也就成了此类案件证据审查的重点。引诱幼女卖淫罪要求引诱的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故被引诱卖淫者是否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就成了此类案件证据审查的重点。
（二）涉外刑事案件执行的规定
对判处独立适用驱逐出境刑罚的外国人,省级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的副本后,应当指定罪犯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一级公安机关执行。被判处徒刑的外国人,其主刑执行期满后应执行驱逐出境附加刑的,省级公安机关在收到原执行监狱的上级主管部门转交的原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副本或者复印本后,应当指定罪犯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一级公安机关执行。我国政府已按照国际条约或《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的规定,对实施犯罪,但享有外交或者领事特权和豁免的外国人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或者不可接受并拒绝承认其外交或领事人员身份,责令限期出境的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自动出境的,由公安部凭外交部公文指定该外国人所在的省级公安机关负责执行或者监督执行(《公安规定》第361条)。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一般不公开进行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有两层含义:其一，被告人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进行审查时，应当对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认真进行核实。如果该被告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不公开审理。对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既不允许除诉讼参与人以外的其他人员旁听案件审理，也不允许媒体对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报道。其二，是关于对不公开审理原则例外的规定，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规定上述人员到场，主要是为了便于他们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在审判结束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法制教育。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法庭判决后对未成年人教育进行了探索，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有利于这种教育的开展。但是，这些人员到场必须取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如果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于保护隐私等原因，不同意其他人员到场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其意见。
（二）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及原则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是指在依法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时，必须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通过教育、感化、增加法制观念，认识错误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指在处理教育与惩罚的关系时，要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而不能以刑罚作为目的，刑罚也是对其教育的一种手段，服从于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这就要求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查清犯罪事实，确保法律正确适用，保护其合法权利，同时根据犯罪原因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法制教育，以矫正其犯罪心理和不良行为习惯，促其改过自新，重新融人社会。
在刑事诉讼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上述方针和原则不仅仅体现在刑事审判和刑罚执行环节，而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例如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押分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预审工作，由专门办案人员或者侧重办理未成年人犯刑事案件的人员进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应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注意了解未成年人作案的动机和成因等。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阶段，应同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充分了解案件情况，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还要加强对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和未成年监所的监督，保证准确执行法律，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必须处理好惩罚与教育的关系。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并不意味着对其犯罪行为的纵容和不处罚。既要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尽可能多地给予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机会，但同时也要防止对未成年犯罪人盲目减轻处罚，甚至不处罚的错误做法。对那些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予以必要的惩罚，以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原则
1.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2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77条）第1款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2.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2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77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3.通知指派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78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4.全面调查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79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5.慎用逮捕措施
《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80条）第1款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6.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80条）第2款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7.法定代理人在场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27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8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8.不公开审理
《刑事诉讼法》第27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85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
9.犯罪记录封存
《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后第286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案例名称：林某彬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案例类别：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二审
（一） 案例要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依法可以适用该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检察机关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要积极履行主导责任，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查明案件事实、提升指控效果、有效追赃挽损等方面的作用。
（二）关键词
认罪认罚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宽严相济 追赃挽损
（三）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某彬，男，1983年8月生，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胡某某等其他51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被告人林某彬自2013年9月至2018年10月，以实际控制的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某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通过招募股东、吸收业务员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以林某彬为核心，被告人增某、胡某凯等9人为骨干，被告人林某强、杨某明等9人为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老年人群体为主要目标，专门针对房产实施系列“套路贷”犯罪活动，勾结个别公安民警、公证员、律师以及暴力清房团伙，先后实施了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活动，涉及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等11个区、72名被害人、74套房产，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8亿余元。
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拉拢公安民警被告人庞某天入股，利用其身份查询被害人信息，利用其专业知识为暴力清房人员谋划支招。拉拢律师被告人李某杰以法律顾问身份帮助林某彬犯罪组织修改“套路贷”合同模板、代为应诉，并实施虚假诉讼处置房产。公证员被告人王某等人为获得费用提成或收受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给予的财物，出具虚假公证文书。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主持下，全案52名被告人中先后有36名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19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全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林某彬等人上诉后，2020年7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检察履职情况
1.通过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教育转化同案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梳理全案证据基础上，引导侦查机关根据先认罪的胡某凯负责公司财务、熟悉公司全部运作的情况，向其讲明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促使其全面供述，查清了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诈骗被害人房产所实施的多个步骤，证实了林某彬等人以房产抵押借款并非民间借贷，而是为骗取被害人房产所实施的“套路贷”犯罪行为，推动了全案取证工作。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胡某凯认罪认罚以及根据其供述调取的微信股东群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对股东韩某军、庞某天等被告人进行教育转化。同时开展对公司业务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后业务人员白某金、吴某等被告人认罪认罚。审查起诉阶段共有12名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通过被告人的供述及据此补充完善的相关证据，林某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结构、运作模式、资金分配等事实更加清晰。庭前会议阶段，围绕定罪量刑重点，展示全案证据，释明认定犯罪依据，促成14名被告人认罪认罚，在庭前会议结束后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开庭前，又有10名被告人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根据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认罪认罚的阶段，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一是将被告人划分为“三类三档”。“三类”分别是公司股东及业务员、暴力清房人员、公证人员，“三档”是根据每一类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三档量刑范围，为精细化提出量刑建议提供基础。二是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坚持区别对待。一方面，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林某彬从严惩处，建议法庭依法不予从宽；对积极参加者，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另一方面，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时间先后、对查明案件事实所起的作用、认罪悔罪表现、退赃退赔等不同情况，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量刑建议。
3.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作用，提升出庭公诉效果。出庭公诉人通过讯问和举证质证，继续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取得良好庭审效果。首要分子林某彬当庭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在暴力清房首犯万某春当庭否认知晓“套路贷”运作流程的情况下，林某彬主动向法庭指证万某春的犯罪事实，使万某春的辩解不攻自破。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不认罪的被告人受到触动，也向被害人表达了歉意。
4.运用认罪认罚做好追赃挽损，最大限度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强化对认罪认罚被告人的讯问，及时发现涉案房产因多次过户、抵押而涉及多起民事诉讼，已被法院查封或执行的关键线索，查清涉案财产走向。审判阶段，通过继续推动认罪认罚，不断扩大追赃挽损的效果。在庭前会议阶段，林某彬等多名被告人表示愿意退赃退赔；在庭审阶段，针对当庭认罪态度较好，部分退赔已落实到位或者明确表示退赔的被告人，公诉人向法庭建议在退赔到位时可以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幅度以下判处适当的刑罚，促使被告人退赃退赔。全案在起诉时已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的基础上，一审宣判前，被告人又主动退赃退赔人民币400余万元。
（五）法院评论
1.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提升指控犯罪质效。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流程适用，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有针对性地收集、完善和固定证据，同时以点带面促使其他被告人认罪认罚，完善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涉案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案件，通过对被告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组织，提升指控犯罪的效果。
2.将认罪认罚与追赃挽损有机结合，彻底清除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尽力挽回被害人损失。检察机关应当运用认罪认罚深挖涉案财产线索，将退赃退赔情况作为是否认罚的考察重点，灵活运用量刑建议从宽幅度激励被告人退赃退赔，通过认罪认罚成果巩固和扩大追赃挽损的效果。
3.区别对待，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案件，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要根据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具体情况，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的犯罪分子，即使认罪认罚也不足以从宽处罚的，依法可不予以从宽处罚。
民事那件
2024年1月9日，记者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全国查处治安案件数与2022年基本持平，刑事案件立案数比2022年下降4.8%，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保持稳定。 [1]
公安机关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打掉涉黑恶犯罪组织1900余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9万起。
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破获刑事案件56.6万起，查处治安案件204.2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7.5万名。严打遏制严重暴力犯罪，现行命案破案率保持在99.9%。 [2]
